不战而屈人之兵——春秋战争的时代特色（书摘）

核心提示：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的文化瑰宝，作者孙子曾在此书中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后世人读到此句，难免难以理解，从战史来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例后世不是没有，但是不过凤毛麟角，谈不上是作战方式中的“善之善者”。但是，假如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就可能考察出孙子当时如此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缘由。

“军礼”传统的延续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尽管已遇到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尖锐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即狐堰）就曾认为“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但从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这里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晋楚部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悬之脱扁，少进，马还，又悬之拔筛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是太不合乎情理了。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奇怪。又如，在晋楚鄙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涸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日：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部至从郑伯，其右莽翰胡日：谍格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那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晋军将领韩厥、邵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手逃逸。不仅如此，谷阵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胃而趋风”, 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回报以礼物和慰问。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郁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而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 周语中》 明确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总的来看，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的温和一面。即便是在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并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象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当时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当时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43 年，参与战争20 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孔子称赞他“正而不橘”的缘由。

         应该说，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这在《 左传》 中有很多的例子：如《左传• 隐公元年》 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隐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 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 左传• 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像公元前770 年，屈瑕率领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 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眼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 阂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暖，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 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行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为是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班固《汉书• 艺文志• 兵书略序》 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 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可谓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木特征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和揭示。

当时指导战争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 左传• 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 国语• 周语上》 云：“伐不祀，征不享”；《 左传• 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 司马法• 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

         第二，军事行动“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③ ，《 左传• 文公十二年》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都是本“礼”宗“仁”的意思。部至之所以在郡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④ ，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则之一。覆按史实，可谓信而有征，《 左传• 襄公四年》 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 襄公十九年》 载：“晋士丐侵齐，及毅，闻丧而还，礼也”。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司马法》 、《 左传》 、《 谷梁传》 、《 公羊传》 中均有相当具体的反映。《 司马法• 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司马法》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谷梁传• 隐公五年》 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 司马法》 、《谷梁传》 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即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堰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 等典籍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司马法• 仁本》 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左传，嘻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左传• 文公七年》 云：“叛而不讨，何以表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 左传• 宣公十二年》 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层意思。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工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参之以《左传》 ，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 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吴归于陈，礼也”。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真切含义，终于藉此而昭白。

          历史表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就是在“军礼”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中的旧“军礼”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无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走向式微。  
         
(本文摘自《中国军事通史——春秋军事卷》作者：黄朴民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核心提示：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的文化瑰宝，作者孙子曾在此书中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后世人读到此句，难免难以理解，从战史来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例后世不是没有，但是不过凤毛麟角，谈不上是作战方式中的“善之善者”。但是，假如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春秋时期的作战方式，就可能考察出孙子当时如此推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缘由。

“军礼”传统的延续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尽管已遇到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尖锐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即狐堰）就曾认为“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但从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这里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晋楚部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悬之脱扁，少进，马还，又悬之拔筛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是太不合乎情理了。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奇怪。又如，在晋楚鄙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涸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日：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部至从郑伯，其右莽翰胡日：谍格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那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晋军将领韩厥、邵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手逃逸。不仅如此，谷阵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胃而趋风”, 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回报以礼物和慰问。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郁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而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 周语中》 明确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总的来看，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的温和一面。即便是在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并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这是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象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当时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当时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43 年，参与战争20 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孔子称赞他“正而不橘”的缘由。

         应该说，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这在《 左传》 中有很多的例子：如《左传• 隐公元年》 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隐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 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 左传• 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像公元前770 年，屈瑕率领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 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眼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 阂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暖，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 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行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为是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班固《汉书• 艺文志• 兵书略序》 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 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可谓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木特征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和揭示。

当时指导战争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 左传• 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 国语• 周语上》 云：“伐不祀，征不享”；《 左传• 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 司马法• 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

         第二，军事行动“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③ ，《 左传• 文公十二年》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都是本“礼”宗“仁”的意思。部至之所以在郡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④ ，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则之一。覆按史实，可谓信而有征，《 左传• 襄公四年》 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 襄公十九年》 载：“晋士丐侵齐，及毅，闻丧而还，礼也”。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司马法》 、《 左传》 、《 谷梁传》 、《 公羊传》 中均有相当具体的反映。《 司马法• 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司马法》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 谷梁传• 隐公五年》 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 司马法》 、《谷梁传》 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即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堰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 等典籍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司马法• 仁本》 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左传，嘻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左传• 文公七年》 云：“叛而不讨，何以表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 左传• 宣公十二年》 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层意思。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工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参之以《左传》 ，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 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吴归于陈，礼也”。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真切含义，终于藉此而昭白。

          历史表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就是在“军礼”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中的旧“军礼”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无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走向式微。  
         
(本文摘自《中国军事通史——春秋军事卷》作者：黄朴民    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