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同学关于国学的辩论（续一）

关于国学商业化的回应
     我很反对国学市场化，但有人回应我说：“对于“西学东渐”和“商业化”对国学的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想用一个例子类比的方法来解释。比方说：古今中外很多的罪恶——几乎是绝大多数，都与金钱、财富的争夺有关。于是乎，有人就认为：金钱是罪恶的。我在这里替金钱摇头叹息。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与金钱相关的罪恶哪里是金钱本身的罪恶，那只不过是掌握这些金钱的人的罪恶而已。。。。。。”   
     既然国学是一种学术，就容不得其他的事物去掺和与玷污。特别是市场化、商业化。我从两点去论证我的想法：
      一：自教育产业化后，某位仁兄还觉得大学的校园内还有学术气氛嘛？各大名校前停泊的是名车，围观的是美女。有多少人围坐在草坪上拿着书静静阅读，有多少人去为学术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和某人到有这样的程度）。或许这种场面只有80年代的校园才有。学生的素质也大大不如以前，其他不论，现在的学生还有“同桌的你”这首歌描述的清纯和善良吗？这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结果。大学时国家人才的支柱点，学术是大学的精神与灵魂，在这样的气氛中怎么能给国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氛围呢。
      二：之所以古人能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创造出那么多的大学问，就是没有市场去影响，人是有欲望的动物，只有“隐士”才能如此美妙的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精华。清心寡欲的心，平淡的生活，浓浓的书香是国学培养的沃土。社会到处都是诱惑，有多少的文人变成了老板甚至文化流氓，他们去比比古人难道不羞愧吗，真正怕晚上做梦遇到孔子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严谨何在、道德何在。当然也不是说学者一定要穷才能有研究的境界，鲁迅不就拿着国民政府300大洋的俸禄，但他不是因为自己的日子好过，就不说民众的心声与疾苦，这就是境界。

我同学的回复
     仁兄实在是有点坐而论道的清高，但是没有脚踏实地的现实。
现实是两方面：
     其一，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全面复兴，中国政府需要自己的国学复兴来发展软实力，中国国民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自信，急需有引路的专家学者，将他们正确地引导到了解、理解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而不是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的状态。毕竟国学的衰落和不兴已经数百年。而且从国学衰落之后，它就是一个小众的学问，国学大师是有的，但是只是极少数，从而使得国学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人民大众是无缘窥见真章的。
     人民大众能看到的只是官方选定的编译和解释。文科不同于理工科，一篇文章就应该有不同的解释，而一个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无论谁来解释都是一样的。从这点来看，只能读到一种解释和没有解释是没有本质差别的。
     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可以将一家或数家之言迅速地在广大人群中推广，是国学复兴的重要手段。国学要真正复兴，必须要借助大众的创造力，而不是闭门造车就可以的。否则那点经史典籍，读来读去，不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更新，又一个1840就会出现在不久的将来了。
     现实之二，是现在这个时代，知识的传播能不能不收费。从我个人的取向来说，我当然赞成不收费；但是如果不收费，那么那些叫兽、砖家们吃用什么呢？当然不能让他们饿死吧，所以我们得容忍合理收费。其实谭兄对于在百家讲坛讲课的各位先生的商业化大光其火，无非是觉得做学术的人应该“无私奉献”，或者至少不该赚这么多钱。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赚这些钱是不是多？
     我们以大学教师一堂课的带课津贴来衡量，一般大学老师一周每一课时，教授数十名学生，津贴为两百元，假设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该津贴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当然也有国家的补贴。
     然后我们来看看商业化诸公，以百家讲坛全国收视率5%左右计算，这些先生们每次授课有7000万人听课，如果以听课人数作相同比例收费的话，那么他们的收入应该上亿。这就是他们所做贡献的等效价值，这是应该尊重的。但是事实上，这些学术超男、超女们通过各种渠道（讲课、写书、签售）总共才不过弄到数百万而已，我觉得不是收得多了，而是收得太少。贡献与收入不成比例么。为全中国数千万人开启心灵的窗户，不应该只是这点价值。所以如果有学校里的教授对此作种种抨击，那么请他先把自己的带课津贴捐出来，或者降到跟易中天、于丹等人在百家讲课相同的听课/收费比。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我相信这样的先生是值得尊敬的，否则只能说他们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谭兄的激动也就显得遭人蛊惑，没有实质意义了。
     说完现实情况，我再重申一下思想方法的问题。
     因为兄看待商业化有过分偏激的倾向，一棍子把它打死，认为它只是一种单纯牟利的手段，和低俗、堕落种种贬义联系在一起。其实，就像我在上一回文中提到的，商业化不过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产生什么结果，是由用这种手段的人决定的。如果使用者道德高尚，那么商业化具有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比拟的推广速度和运动能量，因为有利可图，不管君子小人都会趋之若鹜。如果使用者心术不正，那么它就是加速堕落的源泉。
     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庙里的小和尚和小尼姑有私情，违反了戒律，你不去追究人的责任，光说佛祖的佛经有问题——你看！两个读经的人违戒了么。
     这是很搞笑的逻辑，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好处的。因为商业化所产生的问题来源于人的素质低下，而不是商业化本身的问题。要使得人们的素质提高，从而避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的缺陷，讲究修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是一剂良药。所以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正是解决你所提出问题的最好方法之一。而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利用商业化手段是最有效的。
     从而，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做了，通过利用商业化的优点，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就可以逐步地减少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从而得到社会文明螺旋上升发展的结果。就像西方文明的入侵，压抑了国学的发展，但是西方文明的成果提升了中国经济，翻过了促使国人对国学爆发出学习的热情一样。
     从上面第三点的论述，我们可知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好的事物，也没有绝对好的，一种手段之在于如何应用它而已。用得好，趋利避害，得到好的结果。用的不好，弊大于利，得到反面的效应。所谓思想方法的问题，就是要客观地看待在处理一个问题中所有可以选择的手段和方法，不要偏激地把一种手段和它的负面影响连接在一起，如果真得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只是用这种手段的人无能而已。
     最后，提醒一下阿谭。比方东面有一座断桥，西面有一座好桥。由于种种原因，大家都说该往东走，这时候你说往东走，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要是第一个迈步往东走，那就是你的问题了。^_^

我的回复：
洋洋洒洒数千字
汝的观点很固执
偏要和吾论明白
需等哪天云开日
送打油诗一首，用于回应，哈哈

同学的回复：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淫者见淫，
固执者见固执。
尊驾的写照。哈哈

同学的回复：
赠兄日记所书
日记连篇述愤情，
错依梧桐装凤鸣；
讨伐不绝震天地，
只缘见解尽偏激。

我的回复：
日记一篇叙心情，
谁知遭来乌鸦鸣，
叫声不断吵人烦，
何时鸦雀能宁静。

同学的回复：
我本来就只是对你的一篇日记有兴趣，看看，发点感想。
你自己关于这个论题发了好几篇帖子，纯粹是挑战，叫号！
我要是不应战，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

我的回复：
哈哈，大家都是好战份子，你是鸦我是雀，不知何时能宁静啊

同学的回复：
大家为了各自的观点争论其实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而且我们都是纯粹的学术讨论，不带攻击这个比较好。

再论国学商业化
     自上星期的一篇《国学的悲哀》激起了不小的浪花。连续一个星期的唇枪舌战，飞沫四溅，同时引得鸦雀都来鸣叫几声，致使我的日记已不堪入目，我不能不请求休战半日，来整理下思路的同时看看飞沫中是否有燕窝（精华）遗漏。
     按马斯诺的需求原理来分析，随着我们国家的富强，老百姓温饱问题的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同时国家也为了增加软实力，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想起了被堆满灰土的文学、宗教等等。国学也不例外，其实百家讲坛、文化中国这样的节目是顺应国人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的，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关于西方文化和国学的关系是不矛盾的，而是互补的。两着的碰撞并不是战火，而是灿烂的火花，每一种文明都有共性和个性的存在，共性是都推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个性是由于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造就的，鲁迅先生早就谈到过拿来主义，我们不能去扼杀西方文明，更不能把西方文明看做是邪恶的。但问题是怎么个拿来方法，就像上一篇中所描述的我们的子孙喝着可乐看着论语或者喝着绿茶品着柏拉图之恋，这是一种多美好的意境啊。
     以上两点其实是没什么好再去论的了，这些观点或许就是我找寻的燕窝吧，但今天继续要论的还是国学商业化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时时刻刻看到商业这个双刃剑的威力，我不否认商业化、市场化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对不少的领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最好的例子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确教育产业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反向的是什么，是教育质量和学生素质的问题，特别是学生素质问题，现在的教育就像做月饼，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生有多少有独立思考能力，全是一个样，放在盒子里就就是一个个中秋月饼，更可叹的是，最近的多个“门”事件已经把学生的素质弄得千疮百孔，“同桌的你”那种学生应有的清纯都快变成同居的你中的老练了，试问这是什么造成的，就是商业化市场化。除此之外，就连学术界也开始变得唯利是图，“汉芯”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更为可笑的是少林寺也蹦出个和尚CEO，我也不知佛祖对此有何看法。好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某人有要说我偏激、愤青之类的话了。
     其实国学商业化不是不可行，而是时机与方法的问题。就我个人观点，现在商业化过早了，同样，教育产业化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自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我们国家的教育才渐渐走上正轨，如要比起国外的教育体制与机制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就像某人所说，路还没学会走，就要跳跃了，怎么能不摔跤啊，问题不但奔跑手里还要拿着钱，那不是摔得更惨啊。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原因，国民素质普遍低下，同样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种种原因导致我们的教育产业化的失败。国学也同样，今天如不叫停商业化、市场化，后果是严重的。
     在今天国民刚拾起容易破碎的东西时候，我们更应该小心。给国学的研究有个相对纯洁和安静的环境。试想下，某个学者应商业化的需求，今天去个签售会，明天参加个宴会。那他还有时间去更深入的研究吗。因此我们的国学商业化还需时日，另外怎么样的商业化也是值得探讨的，就像某人所阐述的，商业是很好的载体，可以推动学术的推广，但商业同样是双刃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对于社会来说，国学不商业化也不可能，趋势和环境放在哪里了，问题就是这么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去协调的。就算杞人忧天吧，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是不知某人会给我什么样的回复，期待中。。。。。。

我同学的回复
     首先抱歉，今天整天忙，晚上加班，刚刚回家，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回复你的问题。
     因为每一次的回复都是在工作间隙时信手拈来，没有谭兄这样休战半日殚精竭虑思考的时间，所以每次都只能谈若干问题，也基本上都是根据你提的问题做一个分析和解答。
     这里，第一个问题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你论述的那样——没有什么问题可谈。因为从你的论述当中很轻松的可以看出，你还是采用偏执一端的方法，认为两者之间就是互补的关系。而且匆忙作了断语，试图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把它作为一个结论确定下来。这是一种搞笑的思维方式。
     一种中肯的观点是这样的，两种文明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同时两种文明也是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相互借鉴方面，你引用了鲁迅的拿来主义，我在之前的回复中也作了详细的论述，这方面我们都没有疑义的。但是反过来，有一点必须明确的，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的宗教（其实西方文明的主体是宗教，科学是在基督教新教的宗教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YSL教都有明显的排外性质，而西方的整个文明是建立在上述宗教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具有明显的排斥其他文明的特征。因此当西方文明进入一个它从未进入过的新地区时，都会与该地区原先的文明产生激烈的冲突。激烈的如宗教战争，缓和的如非法传教，此外像“自由”，“民主”，“人权”（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宣传者言不由衷，目的不在于理念，而在于争夺话语权），和外语喧宾夺主等等——综合起来称为文化侵略。
     历史事实是有大量的土著文明在西方的文化侵略中灰飞烟灭。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被彻底征服，正是在于我前次所说的中华文明的本质——开放与包容。正因为开放包容，所以虽然有冲突，但是可以在理性重建之后将两种文化统一到一个新的整体之中，并重新冠之以“中华文化”之名。这样使得“中华文明”取得了对其他排斥性文明的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记录于书籍的中华文明——国学，不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所以它们受到排他性文明的冲击是必然的。
     空口无凭，阿谭如果有外地朋友的话，你可以比较一下上海和外地在各个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你就能明确地知道什么叫文化侵略，什么叫传统的沦陷。
     综上述第一点所述，西方文明和中华古典文明（也就是你要研究的国学）之间，既可以互补，从而形成新的中华文明；也会相互冲突，相互抑制，这是随着双方经济实力此消彼长而相应消长的。而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互补共赢。当代中国就是一厢情愿的人太多，所以中国常常在国际交往中吃亏。
另外，从现在回头来看，鲁迅先生是上个世纪前期的“大愤青”，他的杂文，建设性的东西少，砸烂性的东西多，有盲目鄙视中国，盲目崇洋的嫌疑。原先，执政当局对其推崇，多是出自“同一战壕战友的情谊”，（而且早期的执政党本身也是舶来文化，对传统文化也采取敌视态度，把孔家店最终打倒的不是五四运动，而是文革，由此可见一斑。当然现在的执政党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所以开始努力保护、宣传和发展，但愿不是太晚。）而实质上，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过分贬低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是罄竹难书。这个.......兄，你没想过吧。
     第二，你提到的教育产业化的例子，并不能够作为反对商业化的有力例证。
     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商业化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其中包含太多官僚利益和政府干预。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在种种羁绊和干预下，弄到四不像，太正常了。
以教育产业化为例。何为产业化？就是向消费者提供令其满意的商品或者服务。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而言，产业化的教育应当满足的是每一个求学者“想把自己培养成什么人”的需要。在满足求学者需求的前提下，收取学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学费略高，相信求学者也无怨言，因为他学到了他想学的。但是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什么呢？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按照国家教学大纲、教育部的学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来千人一面地教育学生，满足国家政府的用人需要。至于求学者本人的需要，不属于考虑之列。这种教育方式，应该由国家花钱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但是现在却是民众花钱培养国家所需人才。无论收多少钱，因为求学者没有学如所愿，当然就是失败和不满。事实上是挂了产业化的羊头，买计划教育的狗肉，而且还要涨价。这就是你所抨击的商业化，事实上是伪商业化。之所以成为伪商业化，正是因为大多数操作者素质缺乏，如何尽快提高素质？只有通过有效的手段普及教育。如何尽快普及教育？真正商业化！让学者学其所欲学！
     第三个问题，谭兄好像谈的是他并不了解的问题。为何？
     首先，兄不懂得研究和普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教育也好，公众讲座也好，都是属于普及的范围。这是大众化的知识传递。并不牵涉到研究的范畴，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某一种专业知识的门外汉，他们需要的是知识的普及，是学习而不是研究。
而研究者，通常是专业人士，随着人类社会专业化的分工，外行加入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理工农医的专业壁垒自不待言，就算是历史哲学之流的文科，也都有本专业约定俗成的论述方式和方法。外行入门研究该领域，谈何容易。少数外行入道，变成内行，也就是与专业人士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本身就转变为专业人士了。因而，研究是少数人的小众行为。
     事实上不管是百家讲坛也好，东方大讲坛也好，都是做大众宣传普及的媒体工具。它们本身不是起研究作用的，它们所公布的是研究的成果。它们所起的作用是普及相关知识，启发有志之士，吸引他们加入到研究者的行列中。事实上，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至于讲坛上的布道者，你可以去探寻一下，他们有几个是真正搞国学研究的？易中天不过是对历史有兴趣的美学教授而已！真正的“大家”不屑于来讲，而且通常这个层次的“大家”来普及，往往效果很差，因为太专业，入门者往往听得不知所云，而布道者因为反响差，所以也会讲的索然无味。（百家曾经请过专业人士讲道，结果收视率暴降，就是证明。）所以，这样的商业化，怎么会影响国学的研究者治学呢？
      对于研究者而言，他是否贪财，是否放弃研究，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成败决定于他自身的品质，与商业化的手段有什么决定性的关系呢？商业化不过是个外部的次要因素罢了，主要因素还是研究者个人的素质。
因为研究者素质差，所以就不商业化，就让亿万人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因为研究学术是要为社会所用的。如果毫无用处，那么这种学术面临的只能是消亡。
     最后，发现谭兄现在有把学术二字盲目拔高的倾向。学术就是学术而已，和做工、管理、经营等等一样，是一种事业，也仅仅只是一种事业。它并不高于其它一切。只有古代的书呆子，才会说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蠢话来。想必，谭兄是不会如此迂腐的。
我同学再次回复
     昨晚一批，意犹未尽，今天再来鞭尸。
     第一点，还是讨论你那个教育产业化的例子。我首先要请阿谭回忆一下，你说的教育产业化的弊端，最初的出处是什么？这些说法有没有经过你自己的考察认证，或者是否是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我从你行文的表述来看，你所提到的教育产业化的种种不好，都不是认真考虑过的表述，都更接近于发牢骚的口头表达。所以我的推测是：这些所谓不好，都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老师在言谈中提到的时候，你记忆下来的。因为你虽然在校园里学习，但是却不是那种吃撑了去关心人家开什么车，吃什么东西的人。从而，问题就在于那些老师朋友们为什么对教育产业化那么反感？
     下面我从教育产业化的前因后果来分析一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进行的是极少数的精英化教育，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只有千分之几，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看，千分之几的比例保证在校学生的素质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在那个时代，翘课不听然后考试拿个好成绩过关，是常有的事情。这也是老师们最怀念的——省力又省心。当时，大学生的学杂费是国家财政包办的。（所以学生和老师都很怀念——省心又省钱）但是即使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校园里面，也早就学风不正了。经常有全年都不上课的学生，也有在外面醉生梦死的人。课堂上教授的东西食古不化，听得学生昏昏欲睡。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教育体制保留到现在，你看到的一切不正之风，依然很有可能都会看到。当时之所以看不到是当时中国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已。这是当时的校园事实，曾经听很多人叙述过。（当时老师们说的很神往，但是我只听这个事件背后的客观事实）
后来的教育产业化的初衷，主要是国家改变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变精英教育为普及教育，试图通过扩大高等教育的受教人数来提高全民素质。但是如果扩大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国家财政无力承担（时至今日都不能），所以便以产业化为名，开始收费教育。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也大幅提高到接近百分之四十。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目前同一年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85%以上。这事实上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变化的是入学学生的素质。按照原先千分之几的入学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应该在校门之外的。但是他们现在都在校园里。
     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产业化所显示出来的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入学学生素质的下降，虽然他们现在做的是80年代学生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无法保证自己像前辈学长那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而商业化引起的问题，实在客观上提供了降低学者和学生治学热情的条件，增加了抵抗种种诱惑的成本。但那只是次要的外部因素。因为上述因素嫁接到80年代的话，那时的消极大学生也会像今天的学生那样香车美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是当时全中国的精英，可以这么做。
     所以，教育产业化并不是商业化对教育负面影响的好例子。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很难找到。因为你在找出由于个人因素而堕落的个例的同时，只要你愿意，你还可以找到一大堆在同样条件下，认真治学硕果累累的事例（问题是你不找，或者不知道，但是却自信而又不负责任地就批判开了），从而在证明商业化有负面影响的同时，却提供了更多的正面反例。
      还是那句话，堕落不是商业化的错，是那个堕落的人本身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停下历史的脚步去等待那些灵魂深处有问题的人解决了问题以后再前进。所以学术的推广，毫无问题，应该商业化，这样能使学术推广更成功，更迅速。至于学术研究本身，可以借助商业化，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质量。也可以躲在昏暗的小楼里继续小国寡民的研究，不问窗外世事。
     在之前的几次回文中，我都提到谭兄的思想方法有以偏概全的谬误。例如上文中兄举到的四、五个例子。从例子本身而言，都是仅看到表面现象，没有分析其来龙去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盲目引用的结果。例子对论点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只看到若干不具有普遍性的反面个例的情况下，未作详细思考分析，就得出负面的结论，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谓以偏概全，是之也。
     第三，依然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也是原著《国学的悲哀》中最大的问题——作者正在讨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众所周知，要评论，要著述，必须对自己要评论和著述的对象有深入的研究，或者至少有明确的了解。但是谭兄在写该文时，第一并不清楚知道国学的含义和意义所在，第二并不清楚什么是商业化它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是什么，第三并不清楚研究和普及两者之间的差别，第四罔顾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空想存在一个可以潜心研究学术的乌托邦（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学术，从来就没有可以完全潜心研究的环境，远的如被革命党斩首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死于法国大革命。近的如鲁迅先生遭到民国政府通缉，因为他的杂文抨击民国弊政（周先生是国学家，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化颇有研究）。之所以依然有那么多学术成果出现，那是研究者排除了种种环境干扰，潜心研究得到的）。
     第五单纯而不实际地妄想不商业化，可以有效阻挡思想堕落者的堕落（这个，兄没有丝毫论述涉及，所以我只能从你的行文的思想中判断你是这样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兄对于这个话题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真知灼见，绝大多数的篇幅除了一厢情愿的抱怨和抨击以外，没有足够的有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兄最好还是先对自己要讲述的事情有个基本的了解，不要在社会上听到一些没有价值的牢骚，就作为自己的论证依据和立论基础，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没有建设性的意见。看问题的方法还是要更完整全面一些。关于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因为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待兄有所改进之后，我再奉陪。^_^关于国学商业化的回应
     我很反对国学市场化，但有人回应我说：“对于“西学东渐”和“商业化”对国学的发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想用一个例子类比的方法来解释。比方说：古今中外很多的罪恶——几乎是绝大多数，都与金钱、财富的争夺有关。于是乎，有人就认为：金钱是罪恶的。我在这里替金钱摇头叹息。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与金钱相关的罪恶哪里是金钱本身的罪恶，那只不过是掌握这些金钱的人的罪恶而已。。。。。。”   
     既然国学是一种学术，就容不得其他的事物去掺和与玷污。特别是市场化、商业化。我从两点去论证我的想法：
      一：自教育产业化后，某位仁兄还觉得大学的校园内还有学术气氛嘛？各大名校前停泊的是名车，围观的是美女。有多少人围坐在草坪上拿着书静静阅读，有多少人去为学术而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和某人到有这样的程度）。或许这种场面只有80年代的校园才有。学生的素质也大大不如以前，其他不论，现在的学生还有“同桌的你”这首歌描述的清纯和善良吗？这是什么导致的呢？就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结果。大学时国家人才的支柱点，学术是大学的精神与灵魂，在这样的气氛中怎么能给国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氛围呢。
      二：之所以古人能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创造出那么多的大学问，就是没有市场去影响，人是有欲望的动物，只有“隐士”才能如此美妙的创造出中华文明的精华。清心寡欲的心，平淡的生活，浓浓的书香是国学培养的沃土。社会到处都是诱惑，有多少的文人变成了老板甚至文化流氓，他们去比比古人难道不羞愧吗，真正怕晚上做梦遇到孔子的不是我，而是他们，严谨何在、道德何在。当然也不是说学者一定要穷才能有研究的境界，鲁迅不就拿着国民政府300大洋的俸禄，但他不是因为自己的日子好过，就不说民众的心声与疾苦，这就是境界。

我同学的回复
     仁兄实在是有点坐而论道的清高，但是没有脚踏实地的现实。
现实是两方面：
     其一，随着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全面复兴，中国政府需要自己的国学复兴来发展软实力，中国国民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自信，急需有引路的专家学者，将他们正确地引导到了解、理解如何学习传统文化的道路上，而不是使他们不得其门而入的状态。毕竟国学的衰落和不兴已经数百年。而且从国学衰落之后，它就是一个小众的学问，国学大师是有的，但是只是极少数，从而使得国学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传播。人民大众是无缘窥见真章的。
     人民大众能看到的只是官方选定的编译和解释。文科不同于理工科，一篇文章就应该有不同的解释，而一个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无论谁来解释都是一样的。从这点来看，只能读到一种解释和没有解释是没有本质差别的。
     利用商业化的手段，可以将一家或数家之言迅速地在广大人群中推广，是国学复兴的重要手段。国学要真正复兴，必须要借助大众的创造力，而不是闭门造车就可以的。否则那点经史典籍，读来读去，不随着历史的前进而更新，又一个1840就会出现在不久的将来了。
     现实之二，是现在这个时代，知识的传播能不能不收费。从我个人的取向来说，我当然赞成不收费；但是如果不收费，那么那些叫兽、砖家们吃用什么呢？当然不能让他们饿死吧，所以我们得容忍合理收费。其实谭兄对于在百家讲坛讲课的各位先生的商业化大光其火，无非是觉得做学术的人应该“无私奉献”，或者至少不该赚这么多钱。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赚这些钱是不是多？
     我们以大学教师一堂课的带课津贴来衡量，一般大学老师一周每一课时，教授数十名学生，津贴为两百元，假设这是一个合理的价格。该津贴来自于学生的学费，当然也有国家的补贴。
     然后我们来看看商业化诸公，以百家讲坛全国收视率5%左右计算，这些先生们每次授课有7000万人听课，如果以听课人数作相同比例收费的话，那么他们的收入应该上亿。这就是他们所做贡献的等效价值，这是应该尊重的。但是事实上，这些学术超男、超女们通过各种渠道（讲课、写书、签售）总共才不过弄到数百万而已，我觉得不是收得多了，而是收得太少。贡献与收入不成比例么。为全中国数千万人开启心灵的窗户，不应该只是这点价值。所以如果有学校里的教授对此作种种抨击，那么请他先把自己的带课津贴捐出来，或者降到跟易中天、于丹等人在百家讲课相同的听课/收费比。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我相信这样的先生是值得尊敬的，否则只能说他们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而谭兄的激动也就显得遭人蛊惑，没有实质意义了。
     说完现实情况，我再重申一下思想方法的问题。
     因为兄看待商业化有过分偏激的倾向，一棍子把它打死，认为它只是一种单纯牟利的手段，和低俗、堕落种种贬义联系在一起。其实，就像我在上一回文中提到的，商业化不过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产生什么结果，是由用这种手段的人决定的。如果使用者道德高尚，那么商业化具有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比拟的推广速度和运动能量，因为有利可图，不管君子小人都会趋之若鹜。如果使用者心术不正，那么它就是加速堕落的源泉。
     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庙里的小和尚和小尼姑有私情，违反了戒律，你不去追究人的责任，光说佛祖的佛经有问题——你看！两个读经的人违戒了么。
     这是很搞笑的逻辑，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好处的。因为商业化所产生的问题来源于人的素质低下，而不是商业化本身的问题。要使得人们的素质提高，从而避免商业化的负面影响的缺陷，讲究修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是一剂良药。所以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正是解决你所提出问题的最好方法之一。而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利用商业化手段是最有效的。
     从而，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做了，通过利用商业化的优点，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就可以逐步地减少商业化的负面影响，从而得到社会文明螺旋上升发展的结果。就像西方文明的入侵，压抑了国学的发展，但是西方文明的成果提升了中国经济，翻过了促使国人对国学爆发出学习的热情一样。
     从上面第三点的论述，我们可知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好的事物，也没有绝对好的，一种手段之在于如何应用它而已。用得好，趋利避害，得到好的结果。用的不好，弊大于利，得到反面的效应。所谓思想方法的问题，就是要客观地看待在处理一个问题中所有可以选择的手段和方法，不要偏激地把一种手段和它的负面影响连接在一起，如果真得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只是用这种手段的人无能而已。
     最后，提醒一下阿谭。比方东面有一座断桥，西面有一座好桥。由于种种原因，大家都说该往东走，这时候你说往东走，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要是第一个迈步往东走，那就是你的问题了。^_^

我的回复：
洋洋洒洒数千字
汝的观点很固执
偏要和吾论明白
需等哪天云开日
送打油诗一首，用于回应，哈哈

同学的回复：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淫者见淫，
固执者见固执。
尊驾的写照。哈哈

同学的回复：
赠兄日记所书
日记连篇述愤情，
错依梧桐装凤鸣；
讨伐不绝震天地，
只缘见解尽偏激。

我的回复：
日记一篇叙心情，
谁知遭来乌鸦鸣，
叫声不断吵人烦，
何时鸦雀能宁静。

同学的回复：
我本来就只是对你的一篇日记有兴趣，看看，发点感想。
你自己关于这个论题发了好几篇帖子，纯粹是挑战，叫号！
我要是不应战，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

我的回复：
哈哈，大家都是好战份子，你是鸦我是雀，不知何时能宁静啊

同学的回复：
大家为了各自的观点争论其实是好事，真理越辩越明。而且我们都是纯粹的学术讨论，不带攻击这个比较好。

再论国学商业化
     自上星期的一篇《国学的悲哀》激起了不小的浪花。连续一个星期的唇枪舌战，飞沫四溅，同时引得鸦雀都来鸣叫几声，致使我的日记已不堪入目，我不能不请求休战半日，来整理下思路的同时看看飞沫中是否有燕窝（精华）遗漏。
     按马斯诺的需求原理来分析，随着我们国家的富强，老百姓温饱问题的解决，随之而来的就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同时国家也为了增加软实力，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们想起了被堆满灰土的文学、宗教等等。国学也不例外，其实百家讲坛、文化中国这样的节目是顺应国人和国家发展的需要的，这点是不容置疑的。
     另外关于西方文化和国学的关系是不矛盾的，而是互补的。两着的碰撞并不是战火，而是灿烂的火花，每一种文明都有共性和个性的存在，共性是都推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个性是由于不同的地理历史环境造就的，鲁迅先生早就谈到过拿来主义，我们不能去扼杀西方文明，更不能把西方文明看做是邪恶的。但问题是怎么个拿来方法，就像上一篇中所描述的我们的子孙喝着可乐看着论语或者喝着绿茶品着柏拉图之恋，这是一种多美好的意境啊。
     以上两点其实是没什么好再去论的了，这些观点或许就是我找寻的燕窝吧，但今天继续要论的还是国学商业化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时时刻刻看到商业这个双刃剑的威力，我不否认商业化、市场化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对不少的领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最好的例子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确教育产业化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反向的是什么，是教育质量和学生素质的问题，特别是学生素质问题，现在的教育就像做月饼，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的学生有多少有独立思考能力，全是一个样，放在盒子里就就是一个个中秋月饼，更可叹的是，最近的多个“门”事件已经把学生的素质弄得千疮百孔，“同桌的你”那种学生应有的清纯都快变成同居的你中的老练了，试问这是什么造成的，就是商业化市场化。除此之外，就连学术界也开始变得唯利是图，“汉芯”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更为可笑的是少林寺也蹦出个和尚CEO，我也不知佛祖对此有何看法。好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某人有要说我偏激、愤青之类的话了。
     其实国学商业化不是不可行，而是时机与方法的问题。就我个人观点，现在商业化过早了，同样，教育产业化就是个很好的证明，自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我们国家的教育才渐渐走上正轨，如要比起国外的教育体制与机制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就像某人所说，路还没学会走，就要跳跃了，怎么能不摔跤啊，问题不但奔跑手里还要拿着钱，那不是摔得更惨啊。另外，由于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的原因，国民素质普遍低下，同样人是有欲望的动物。种种原因导致我们的教育产业化的失败。国学也同样，今天如不叫停商业化、市场化，后果是严重的。
     在今天国民刚拾起容易破碎的东西时候，我们更应该小心。给国学的研究有个相对纯洁和安静的环境。试想下，某个学者应商业化的需求，今天去个签售会，明天参加个宴会。那他还有时间去更深入的研究吗。因此我们的国学商业化还需时日，另外怎么样的商业化也是值得探讨的，就像某人所阐述的，商业是很好的载体，可以推动学术的推广，但商业同样是双刃剑，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对于社会来说，国学不商业化也不可能，趋势和环境放在哪里了，问题就是这么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去协调的。就算杞人忧天吧，谈谈自己的看法，就是不知某人会给我什么样的回复，期待中。。。。。。

我同学的回复
     首先抱歉，今天整天忙，晚上加班，刚刚回家，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回复你的问题。
     因为每一次的回复都是在工作间隙时信手拈来，没有谭兄这样休战半日殚精竭虑思考的时间，所以每次都只能谈若干问题，也基本上都是根据你提的问题做一个分析和解答。
     这里，第一个问题是：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你论述的那样——没有什么问题可谈。因为从你的论述当中很轻松的可以看出，你还是采用偏执一端的方法，认为两者之间就是互补的关系。而且匆忙作了断语，试图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把它作为一个结论确定下来。这是一种搞笑的思维方式。
     一种中肯的观点是这样的，两种文明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同时两种文明也是相互冲突，相互竞争的。相互借鉴方面，你引用了鲁迅的拿来主义，我在之前的回复中也作了详细的论述，这方面我们都没有疑义的。但是反过来，有一点必须明确的，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的宗教（其实西方文明的主体是宗教，科学是在基督教新教的宗教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YSL教都有明显的排外性质，而西方的整个文明是建立在上述宗教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具有明显的排斥其他文明的特征。因此当西方文明进入一个它从未进入过的新地区时，都会与该地区原先的文明产生激烈的冲突。激烈的如宗教战争，缓和的如非法传教，此外像“自由”，“民主”，“人权”（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宣传者言不由衷，目的不在于理念，而在于争夺话语权），和外语喧宾夺主等等——综合起来称为文化侵略。
     历史事实是有大量的土著文明在西方的文化侵略中灰飞烟灭。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被彻底征服，正是在于我前次所说的中华文明的本质——开放与包容。正因为开放包容，所以虽然有冲突，但是可以在理性重建之后将两种文化统一到一个新的整体之中，并重新冠之以“中华文化”之名。这样使得“中华文明”取得了对其他排斥性文明的优势，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记录于书籍的中华文明——国学，不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了，所以它们受到排他性文明的冲击是必然的。
     空口无凭，阿谭如果有外地朋友的话，你可以比较一下上海和外地在各个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你就能明确地知道什么叫文化侵略，什么叫传统的沦陷。
     综上述第一点所述，西方文明和中华古典文明（也就是你要研究的国学）之间，既可以互补，从而形成新的中华文明；也会相互冲突，相互抑制，这是随着双方经济实力此消彼长而相应消长的。而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互补共赢。当代中国就是一厢情愿的人太多，所以中国常常在国际交往中吃亏。
另外，从现在回头来看，鲁迅先生是上个世纪前期的“大愤青”，他的杂文，建设性的东西少，砸烂性的东西多，有盲目鄙视中国，盲目崇洋的嫌疑。原先，执政当局对其推崇，多是出自“同一战壕战友的情谊”，（而且早期的执政党本身也是舶来文化，对传统文化也采取敌视态度，把孔家店最终打倒的不是五四运动，而是文革，由此可见一斑。当然现在的执政党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所以开始努力保护、宣传和发展，但愿不是太晚。）而实质上，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过分贬低所产生的恶劣影响，实在是罄竹难书。这个.......兄，你没想过吧。
     第二，你提到的教育产业化的例子，并不能够作为反对商业化的有力例证。
     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商业化活动，都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其中包含太多官僚利益和政府干预。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在种种羁绊和干预下，弄到四不像，太正常了。
以教育产业化为例。何为产业化？就是向消费者提供令其满意的商品或者服务。从市场营销的角度而言，产业化的教育应当满足的是每一个求学者“想把自己培养成什么人”的需要。在满足求学者需求的前提下，收取学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学费略高，相信求学者也无怨言，因为他学到了他想学的。但是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什么呢？无论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按照国家教学大纲、教育部的学籍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来千人一面地教育学生，满足国家政府的用人需要。至于求学者本人的需要，不属于考虑之列。这种教育方式，应该由国家花钱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但是现在却是民众花钱培养国家所需人才。无论收多少钱，因为求学者没有学如所愿，当然就是失败和不满。事实上是挂了产业化的羊头，买计划教育的狗肉，而且还要涨价。这就是你所抨击的商业化，事实上是伪商业化。之所以成为伪商业化，正是因为大多数操作者素质缺乏，如何尽快提高素质？只有通过有效的手段普及教育。如何尽快普及教育？真正商业化！让学者学其所欲学！
     第三个问题，谭兄好像谈的是他并不了解的问题。为何？
     首先，兄不懂得研究和普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教育也好，公众讲座也好，都是属于普及的范围。这是大众化的知识传递。并不牵涉到研究的范畴，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某一种专业知识的门外汉，他们需要的是知识的普及，是学习而不是研究。
而研究者，通常是专业人士，随着人类社会专业化的分工，外行加入研究的难度越来越大，理工农医的专业壁垒自不待言，就算是历史哲学之流的文科，也都有本专业约定俗成的论述方式和方法。外行入门研究该领域，谈何容易。少数外行入道，变成内行，也就是与专业人士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本身就转变为专业人士了。因而，研究是少数人的小众行为。
     事实上不管是百家讲坛也好，东方大讲坛也好，都是做大众宣传普及的媒体工具。它们本身不是起研究作用的，它们所公布的是研究的成果。它们所起的作用是普及相关知识，启发有志之士，吸引他们加入到研究者的行列中。事实上，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
至于讲坛上的布道者，你可以去探寻一下，他们有几个是真正搞国学研究的？易中天不过是对历史有兴趣的美学教授而已！真正的“大家”不屑于来讲，而且通常这个层次的“大家”来普及，往往效果很差，因为太专业，入门者往往听得不知所云，而布道者因为反响差，所以也会讲的索然无味。（百家曾经请过专业人士讲道，结果收视率暴降，就是证明。）所以，这样的商业化，怎么会影响国学的研究者治学呢？
      对于研究者而言，他是否贪财，是否放弃研究，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成败决定于他自身的品质，与商业化的手段有什么决定性的关系呢？商业化不过是个外部的次要因素罢了，主要因素还是研究者个人的素质。
因为研究者素质差，所以就不商业化，就让亿万人民翘首以盼、嗷嗷待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因为研究学术是要为社会所用的。如果毫无用处，那么这种学术面临的只能是消亡。
     最后，发现谭兄现在有把学术二字盲目拔高的倾向。学术就是学术而已，和做工、管理、经营等等一样，是一种事业，也仅仅只是一种事业。它并不高于其它一切。只有古代的书呆子，才会说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蠢话来。想必，谭兄是不会如此迂腐的。
我同学再次回复
     昨晚一批，意犹未尽，今天再来鞭尸。
     第一点，还是讨论你那个教育产业化的例子。我首先要请阿谭回忆一下，你说的教育产业化的弊端，最初的出处是什么？这些说法有没有经过你自己的考察认证，或者是否是不证自明的客观事实？我从你行文的表述来看，你所提到的教育产业化的种种不好，都不是认真考虑过的表述，都更接近于发牢骚的口头表达。所以我的推测是：这些所谓不好，都是你身边的朋友或者老师在言谈中提到的时候，你记忆下来的。因为你虽然在校园里学习，但是却不是那种吃撑了去关心人家开什么车，吃什么东西的人。从而，问题就在于那些老师朋友们为什么对教育产业化那么反感？
     下面我从教育产业化的前因后果来分析一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进行的是极少数的精英化教育，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只有千分之几，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来看，千分之几的比例保证在校学生的素质都是出类拔萃的。所以在那个时代，翘课不听然后考试拿个好成绩过关，是常有的事情。这也是老师们最怀念的——省力又省心。当时，大学生的学杂费是国家财政包办的。（所以学生和老师都很怀念——省心又省钱）但是即使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校园里面，也早就学风不正了。经常有全年都不上课的学生，也有在外面醉生梦死的人。课堂上教授的东西食古不化，听得学生昏昏欲睡。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教育体制保留到现在，你看到的一切不正之风，依然很有可能都会看到。当时之所以看不到是当时中国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已。这是当时的校园事实，曾经听很多人叙述过。（当时老师们说的很神往，但是我只听这个事件背后的客观事实）
后来的教育产业化的初衷，主要是国家改变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变精英教育为普及教育，试图通过扩大高等教育的受教人数来提高全民素质。但是如果扩大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国家财政无力承担（时至今日都不能），所以便以产业化为名，开始收费教育。而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也大幅提高到接近百分之四十。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目前同一年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85%以上。这事实上引起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变化的是入学学生的素质。按照原先千分之几的入学率，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应该在校门之外的。但是他们现在都在校园里。
     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教育产业化所显示出来的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入学学生素质的下降，虽然他们现在做的是80年代学生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们无法保证自己像前辈学长那样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而商业化引起的问题，实在客观上提供了降低学者和学生治学热情的条件，增加了抵抗种种诱惑的成本。但那只是次要的外部因素。因为上述因素嫁接到80年代的话，那时的消极大学生也会像今天的学生那样香车美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是当时全中国的精英，可以这么做。
     所以，教育产业化并不是商业化对教育负面影响的好例子。事实上，这样的例子很难找到。因为你在找出由于个人因素而堕落的个例的同时，只要你愿意，你还可以找到一大堆在同样条件下，认真治学硕果累累的事例（问题是你不找，或者不知道，但是却自信而又不负责任地就批判开了），从而在证明商业化有负面影响的同时，却提供了更多的正面反例。
      还是那句话，堕落不是商业化的错，是那个堕落的人本身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停下历史的脚步去等待那些灵魂深处有问题的人解决了问题以后再前进。所以学术的推广，毫无问题，应该商业化，这样能使学术推广更成功，更迅速。至于学术研究本身，可以借助商业化，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质量。也可以躲在昏暗的小楼里继续小国寡民的研究，不问窗外世事。
     在之前的几次回文中，我都提到谭兄的思想方法有以偏概全的谬误。例如上文中兄举到的四、五个例子。从例子本身而言，都是仅看到表面现象，没有分析其来龙去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盲目引用的结果。例子对论点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只看到若干不具有普遍性的反面个例的情况下，未作详细思考分析，就得出负面的结论，那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谓以偏概全，是之也。
     第三，依然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也是原著《国学的悲哀》中最大的问题——作者正在讨论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众所周知，要评论，要著述，必须对自己要评论和著述的对象有深入的研究，或者至少有明确的了解。但是谭兄在写该文时，第一并不清楚知道国学的含义和意义所在，第二并不清楚什么是商业化它的正面和负面作用是什么，第三并不清楚研究和普及两者之间的差别，第四罔顾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空想存在一个可以潜心研究学术的乌托邦（事实上，任何时代的学术，从来就没有可以完全潜心研究的环境，远的如被革命党斩首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死于法国大革命。近的如鲁迅先生遭到民国政府通缉，因为他的杂文抨击民国弊政（周先生是国学家，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化颇有研究）。之所以依然有那么多学术成果出现，那是研究者排除了种种环境干扰，潜心研究得到的）。
     第五单纯而不实际地妄想不商业化，可以有效阻挡思想堕落者的堕落（这个，兄没有丝毫论述涉及，所以我只能从你的行文的思想中判断你是这样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兄对于这个话题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真知灼见，绝大多数的篇幅除了一厢情愿的抱怨和抨击以外，没有足够的有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兄最好还是先对自己要讲述的事情有个基本的了解，不要在社会上听到一些没有价值的牢骚，就作为自己的论证依据和立论基础，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没有建设性的意见。看问题的方法还是要更完整全面一些。关于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因为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待兄有所改进之后，我再奉陪。^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