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日的精英、狗日的台湾——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作者 ...

万历十五年之时，首辅是申时行。那时，张居正已过世五年。可从《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得知，申时行任上却一直活在其前任巨大的阴影之中。黄仁宇先生对这两位首辅的总结大意是：张居正像个倾心经济建设的现代CEO，力图通过加强管理、贯彻绩效考核等办法，来提高死气沉沉的官僚系统的工作效率；而其继任者申时行，注重的则是用儒家的道德观来统一文官队伍的思想，并藉此弥消皇帝与文官组织之间的分歧。前一位首辅，让人联想起朱镕基；后一位，则让人想到了周恩来。
　　
　　明朝的首辅只须在皇帝和文官系统这两者之间和着稀泥，而我们现在的总理，相比之下难度要大得多。除了“古已有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要调和之外，他还需要调和好三方面的利益平衡——党、政府和军队。
　　
　　我们从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得知：明代军队的编制是170～200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关于军队的后勤供应，开始是让农户和军户一一对口——指定某家农民把租米直接送到某军人家中。这方法自然行不通，没多久，就不了了之了。其后，军队建立卫所，实行军屯制——每个士兵分五十亩地，操练执勤之余，自种自吃。按说也就罢了，偏偏明朝的皇帝们太贪心，居然规定每位士兵还得交余粮十二石。前文中已经讲过，即使是农户耕种官田，田赋也不过是每亩0.0535石。而军人，操练、巡逻之余，以所余之力去耕五十亩地已是力不从心，还要交十二石的“余粮”，其赋税竟接近官田的五倍，让军人们怎么活？余粮自然是交不上的，政府便堂而皇之地拖欠军饷。有的卫所九年没开过饷。还有的军人运气好些——总算开点儿，可又被政府折成各种稀奇古怪的物资冲抵。有的士兵，一年下来，领到的居然是四两胡椒。到了1511年，政府才算解决了军饷拖欠问题，但因为宝钞贬值的因素，士兵实得的，只是他们应得的5％。
　　
　　这样一来，当兵的自然是大批大批地跑掉。朱元璋还没死，广西的兵就只剩下15％了。到了十六世纪，金华千户所编制1225人，操场上只剩下34个人在操练。难怪一小股八十人的倭寇，竟然可以从宁波登陆，一路烧杀劫掠到南京城外，然后再杀回去，一直热闹到常州的武进，才被拿下。再到后来，满清男女老少加起来才一百万人，居然能把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明给灭了。这其中责任，全推到李闯王和陈圆圆身上，怕不合适吧？
　　
　　军费不足，自然就得想办法。明朝皇帝的办法是让军人们自己去想来钱的道儿。比如，允许在大运河上运粮的部队在空船南归的时候夹带私货，以此牟利。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空车配货”了吧？军队要学会赚钱养活自己，自此成为一大中国特色。
　　
　　北洋军阀割据之时，各大帅自己想办法筹粮筹饷，自是当然。咱八路在陕甘宁那会儿，蒋的国民政府是不给军饷的，也只能自己筹集。王震的三五九旅不就在南泥湾种高梁、种南瓜吗？没想到的是，解放后王震还是那么喜欢种地。弄了一大批军人去新疆，就地脱了军装之后，却依然按部队编制组建了十个农垦师。可想而知的是，这十个师打下的粮食，是归军队所有的。
　　
　　八十年代开始，军队开始轰轰烈烈地搞三产。成立起赚各种各样钱的各种各样的公司。这样赚来的钱，军队自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只是不能花在买武器装备这个正地方。于是，首长们便有了各种各样花钱的方法。如今，军队里面应有尽有，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我们的军队有若干粮库、油料库、数不清的公司、医院、宾馆、工厂、农场、大学、文工团、各种体育项目的运动队——前些年，光是后勤装备部，就有女子篮球半职业化的联赛，还主客场呢！另外，部队在各个地方还有数不清的地产。这样一来，钱是国家拨来的还是自己赚来的就弄不太清楚了。总之，左兜右兜掏出来的票子都好用就是了。一个字：花！
　　
　　全世界看下来，听说只有中国和缅甸的军队可以自己赚钱。这样的军队如何现代化？军队在财政上的自主，虽然阻碍了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却使得军队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与党和政府一起，构成党、政、军三驾马车。探讨中国政局，忽略这一层是不行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自是党和军队密切些，使得政府成为弱势。此次换届之后，江以一个非中央委员的身份继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成了建党以来未曾有过的创举。有人说这是江恋栈使然，此等看法幼稚至极。这个位置，是谁想恋栈就可以恋着不走的吗？或许，江的留任，是三方都不想见到任何一方坐大的唯一选择吧？！
　　
　　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也正在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上。按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不言自明：土地私有化和省级分权。可是，现实情况下，这两条路却都不可行。
　　
　　一、土地私有化
　　
　　人民一个个都无立锥之地，谈什么民权，谈什么民主？有报道说，现在贪官们外逃严重，每年带走的钱比引进的外资还多。以下是引自《世界经理人》的数据：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
　　这么多贪官们，带着跑掉的钱自然不会是小数字。没捞够的时候，他们也不跑。但即便如此，他们带走的钱却仍然占资金外流的小部分。贪官的钱是脏钱，自然要跑。更要命的是，生意人发了财之后，也一个个急着办经济移民，带着干净钱往外跑。这就得让人琢磨琢磨了。土地不让私有化，你让先富起来的那些人花钱买点儿什么好呢？生意人建的厂子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死了之后的遗产税还高得吓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讲诚信，办百年企业，那不是傻子是什么？自然是怎么来钱快怎么干，捞到一票就往国外跑。在国内打拼这几年，恨不得连自己的亲娘老子都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自是难免。
　　
　　有人说，有钱人可以买股票呀，买债券呀。可中国的股市不过是个笑话。上市公司一个个都打定了主意捞一票就跑，股市又不许卖空，能运作成什么样子？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散户们自然成了大户们案板上的鱼肉。因为不许卖空，眼看见人家刀往下落都跑不掉，那才叫一个惨。当然，他们之所以被斩，也怪不得别人，谁叫这些傻子都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呢？
　　
　　七十年代末，农村公社没有了，耕地实行包产到户，还规定了五十年不变。但一户人家把女儿嫁到邻村，份地却带不走；娶了媳妇回来之后，村里又不再给地。虽然后来又说“大原则不变，小调整不断”，可三十年下来，当初的土地分配方案与今天的人口构成已经严重不吻合。一些考上大学的、办农转非的或是绝了户的家庭，空出来的地却没有再分配，村长们以“大原则不变”做幌子，把这些地当成村里的“公地”，给谁种不给谁种上下其手，大谋私利。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村的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出路何在呢？有人说，以后别五十年一包了，改三年一包得了。呵呵，五十年的期限，农民都不爱用农家肥呢。改三年一包，农民更不肯往地里投钱投力了。
　　
　　那么，私有化呢？又不可行——这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难题所在——一个完全彻底的方法，完全彻底地行不通！
　　
　　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势必造成土地兼并。在河南、江苏等人口密集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一亩是多大？两个网球场那么大。你说，农民种什么能温饱？所以，虽然现在中国农民穷得不像个样子，可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却已经比国际市场高了。中国的农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没别的原因，完全就是因为人太多。
　　
　　如果土地私有化、造成兼并之后，效率提高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可是，多出来的人怎么办？现在，民工已经达到8400万，满大街都是，城里人受不了。一些活得很惨的，比如背煤的、卖菜的，照片发在网上，让人见了不忍卒睹，大骂共产党。可是，还有1亿5000万多余农业劳动力没进城呢。如果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多出来的劳动力又何止1亿5呢？再把城里的民工数翻两番，谁受得了？！早抢到城里人的家里去了，估计连下岗工人家都放不过。
　　
　　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民，又有什么资格谈民主呢？农民种的地不是自己的，城里人住的房子地基不是自己的，民主个屁！看看蒋介石的命运就明白了。蒋玩的是资本主义路子。土地私有化了，那时才四亿人口，就产生了那么多贫农。另外，他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下层社会无法进行数字化管理的痼疾依然存在。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他的上半身是钢铁做的，下半身却是沙子做的。”毛主席在湖南做了个农民运动调查，决定“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搞土改之后，喊了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蒋介石就去台湾混了。黄仁宇这位前国民党军官由衷地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唯一的选择。”用咱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所以说，中国人口降到七亿以下之前，土地私有化想都别想，西方式民主谈都不要谈。
　　
　　二、省级分权：
　　
　　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的冲突，以及资金分配方案的非商业化、不合理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贪污要大得多。国税过重，造成地方收税不积极。收税面积不普遍，板子盯着一个屁股打。一方面，是有些百万富翁不但不交所得税，反而在吃低保；另一方面，又造成上税企业负担过重。外资企业不敢多收，怕把人家收跑了。于是，鞭子一个劲儿地朝国营企业的屁股上抽。目前，合资企业的税率是13％，而国营企业的税率却是25％——高出近一倍。本来底子就不如人家，这么弄下去，还会有民族工业吗？别的不说，P&G这些年从广州到上海，已经吞并了多少家国营日化厂啊？
　　
　　美国的法律这么健全，还两级制呢。从人家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权力主体在什么地方——the United States。咱中国各省千差万别，中央却在大统大包，自然搞不好。
　　
　　可是，真的让各省管各省的事情，行得通吗？这样一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省长得本省自下而上地选，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如果省长是中央派来的，省如何自主得了？不听招呼？撤了再换一个。
　　
　　这么一来，就是民主化了。可这又行不通。
　　
　　大陆不说了，看看台湾和新加坡就知道。台湾的议会，比肥皂剧还热闹。而新加坡，李光耀居然有办法把权力传到李显龙手上，说它是西方民主，谁信啊？历史积淀和国民素质摆在那儿，选举制度不是糊几个投票箱子就能搞得起来的。如果现在咱也和美国一模一样地搞选举，给河南人每人发一张票，在两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个省长来：
　　
　　某甲竞选纲领：照美国的内华达州学，人家什么样儿，咱什么样儿；
　　
　　某乙竞选纲领：把郑州、洛阳、新乡等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全都推平了，每位农民以户口本上的农业人口身份为凭，每人再多分三亩地。农产品价格照日本看齐。NND，一个西瓜咱卖他个六十美元，让城里人也过过咱农村人的苦日子！
　　
　　你说，谁能当上河南省省长？
　　
　　我们必须为过去付出代价；我们必须为未来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西方民主即便适用于我们，也只是未来式，而不是现在。
　　
　　要说政治体制改革，咱也不是没有过机会。如果89不闹学潮，说不定还真能做点儿什么。可学潮一起，这机会也就丧失了。
　　
　　89学潮，直接起因就是反腐败。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穷，但大家都一样，平等意识很强。可是，要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有多难，现在的人听起来都不会相信。举个例子吧：
　　
　　88年冬，那时我还在上海念书。家父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军工厂的厂长，到上海来看病。安顿下来之后，自然要请我这个穷学生打个牙祭。酒酣耳热之际，他畅叙今年的生产任务：“今年军品任务不足，产值还有300万的缺口。这次养好病之后，我打算去北京部里要它十几吨铜，回去做它十万个火锅。就按40块钱一个火锅算吧，产值就是400万，还能超额完成100万的任务呢。”
　　
　　我问：“这么多火锅，卖给谁？”
　　
　　他瞪了我一眼：“卖不卖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这是工厂，又不是物资公司，只要做出来十万个火锅，完成产值就行了呀！”
　　
　　这不过才十五年之前的事情，现在听起来完全是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法。
　　
　　当时的总理赵紫阳，采用双轨制的办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一吨钢材，按计划经济的批条拿到手，1700块。拿到市场上卖，2300块。于是，手上有条子的和有钢的，自然合起伙来发大财。吏制的腐败，也正是缘于这个双轨制，如今弄到不可收拾。今天这么说，赵紫阳或许会委屈：我弄双轨制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呢——高薪养廉！你们不听，能全怪我吗？
　　
　　说到学潮，当时就不看好。不为别的，就因为领头人是严家其。看过他的一本书——好像叫《首脑论》。里面两、三百字的篇幅一字不差地抄袭罗素的，居然有好几段。如果非要我选一个领导人，我宁可选一个下半身没道德的，也不选他这种上半身没道德的。
　　
　　上海的大学生们公开责问市领导人——电视直播。完全不是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而只是满怀恶意地想让对方难堪。而北京，上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却毫无组织，像一锅热粥乱冒泡，与政府形不成对话——本方没有什么技术上可操作的主张，与政府无法达成沟通的平台。终于吾尔开希见着了李鹏，第一句话：共产党下台。第二句话：别秋后算账。看看，这都是什么混账话。你又要把人家往死里整，又紧接着露了怯。还能有好？！
　　
　　李鹏果然说话算数——没秋后算账——夏天还没到，账就算完了。众人做鸟兽散，头目里没一个谭嗣同，早撒丫子跑美国去了，方励之居然跑进了美国大使馆，丢人现眼。被抓的，只有一个叫王丹的，没几年就放了。
　　
　　现在想一想，89简直就是瞎胡闹。人多顶屁呀！明白事儿的有几个？6.4前夜，赵紫阳跑到天安门广场，老泪横流地说了那句名言：“我老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电视直播，全国人民都看见。次日一早，某高校学生们紧急出动，手举着连夜赶制的大幅标语游街去了。标语上书：鳄鱼的眼泪！出校门没多远，一晨练的大爷说了句：“傻X啊你们，赵紫阳和你们一伙儿的！”众学生面面相觑，把标语卷巴卷巴回去了。
　　
　　89让我们看清两样东西：
　　
　　1、 西方式民主在中国之不可行；
　　
　　2、 所谓精英阶层的丑陋和愚蠢。
　　
　　89的那些精英们今天这主义、明天那主义的，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食洋不化。不是傻就是别有用心。和执政的共产党相比，政治智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这才是这些精英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既拿不出可行的主张，也拿不出可操作的技术手段。整个一瞎胡闹。
　　
　　自唐朝开科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便分成了两类——已经中举的和明年有希望中举的。这么一来，中国知识分子便只能在对先秦诸子的缅怀中，依稀遥望先辈们独立人格的影子。而至于他们自己，则只有两种选择：得意的时候便做儒家、做统治阶级的宠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失意的时候便做道家、做统治阶级的弃妇——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躲得不远，嗓门可够大，心里还是盼着能让人听见。
　　
　　所以，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健全的在野心态。当他骂共产党的时候，完全是失宠小老婆骂负心老爷的口吻。哪天老爷再给个笑脸，比谁都孙子。别看现在有人骂得凶，万一哪天共产党公开招聘个副科级干部，丫跑得比谁都快，准保排在第一个填表。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一直以来，他们以丫环自居——党的喉舌，所以堂而皇之地没人格。可89那会儿，他们煽阴风、点鬼火，蹦得比谁都欢实。自打那儿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资格拿丫环这块遮羞布盖着下身了——婊子而已！看见白岩松之流在焦点访谈里玩深沉就恶心，什么东西！
　　
　　如果89那会儿，红十字会出面一呼吁，学生们就散伙。然后借着大好形势先弄个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慢慢壮大力量、在斗争中长长本领，今天之中国何至于此？二、三腐儒至今腆着个脸，拿五四比自己。怎么比？五四运动学生们争回了山东主权，你们争到什么了？一堆麻烦！
　　
　　89给我们带来的危害，远不止政治改革进程的倒退、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坏影响。最大的麻烦，还在于台湾问题！
　　
　　89之前，中美关系可谓是蜜月。82年，八·一七公报签订，此后美对台军售一直逐年减少。88年，李登辉上台，首次记者会上他这样说：“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统一。”即使是到了90年，李登辉还曾做过这样的表示：“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须统一，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自外于统一的责任，也不应自外于统一的努力。”可等到94年美国通过《对台关系法》之后，他就说自己是日本人了。
　　
　　如果没有89这么一闹，我们有机会找一个最有利的机会，给台湾开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统一应该有戏。毕竟统一台湾，不过是个面子，大陆又不想要什么实惠。可现在，统一台湾无疑是一句梦话。支持祖国统一的台湾人，打89之后再没超过20％，你统一人家干什么？就算打了，还打赢了，把台湾人都拿下了，这样的统治又算什么事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本土化越来越严重，有大陆背景的人势力越来越弱。统一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把八·一七公报、李登辉言行的变化、《对台关系法》、阿扁的上台这几件事和89学潮连在一起一看，就能明白我们丧失的是什么——台湾人的认同感。这，才是比美国人态度的转变更可怕的事情。共产党为了守一个维持现状的底线，一次次受到美国的讹诈，如何不知道个中原因。有苦说不出罢了。倒是我们的这些精英们，现在倒回过头来拿台湾问题攻击共产党，要不要脸了还？！
　　
　　按说，台湾要独立就独立吧，为什么偏拦着人家？台湾是一个省也好，是台湾共和国也好，关我们大多数人什么事儿？至少如果台湾独立了，彼此间互相承认之后，福建人要比现在便宜。记得好象是88年，魁北克也闹过一次独立。人家加拿大就很潇洒——魁北克全民公投，过半数赞成独立，你们就自己单过去。那一次公投，魁北克赞成独立的是49.4％，差点儿过半数。可人家西方人就这点儿好：没过半数，也就不再闹了。拿我们自己来说，承认蒙古共和国不也才五十多年？怎么到了台湾就不行了呢？
　　
　　如果蒋介石不做“光复大陆”的美梦，49年到了台湾就闹台独，倒也罢了。如今，可能早就“关系正常化”了。偏偏弄到这个时候，大陆承受不了的时候才开始闹！
　　
　　如果现在允许台湾独立，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90年苏联一夜之间解了体，始作俑者不过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地海的弹丸小国。谁知整个国家就像多米诺一样倒下去了。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看看明朝的版图就明白，有一半领土划在中国名下的时间只有400多年。谁敢保证中国能分成个什么样子？广西壮族分裂了，广东会不会跟着起哄？吉林独立了，能保证延边就一定跟它混？指不定最后分成多少块呢！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正好打破中央集权制，可以数字化管理、实施西方民主了吗？说这话的无疑是疯子。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与西方民主政体不匹配暂且不说，现在，各省之间的贫富差距也着实太大了。一个上海白领的年收入是一个安徽农民的多少倍？50倍不止吧？！哪年闹起水灾来，敢保安徽共和国不联合河南共和国，请几个民工来一段在上海打工时的忆苦思甜，全当是战前动员，然后一起杀向江苏，直指上海？烧杀掳掠不说，怕是上海、南京的MM们也有好日子过了吧？！
　　
　　这么看来，89的精英和今天的台湾，真他妈是狗日的。让人无法可想。
　　
　　说到底，我们应该承认49年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至于解放后的四清、反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种运动的惯性使然，是我们不得不为历史付出的代价。总结这五十年来共产党的执政业绩，总的看来相当不错，就是算上文革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名列前茅的。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一、它是49年时唯一的选择，至今仍然是；二、它越来越成熟和理性了。就凭这两点，知识阶层们还在天天骂个不停，有什么意思呢？推倒一个房子是容易的，而且推的时候还有快感。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又不会建新房子，而且，你又推不倒人家。天天瞎嚷嚷什么呀？知识阶层与其天天叫喊着要人家共产党反思文化大革命，不如自己闷头反思一下89呢。
　　
　　腐败问题和低保问题，是现在所有中国人心头之痛。如何解决？如果有答案，它一定在共产党手里，而不在所谓的精英手里。把天说破了，这二十多年，经济大发展，不容否认吧？看看现在共产党正在做些什么：
　　
　　1、 推行农村选举法，健全村一级的民主制度，以弱化乡镇一级的功能，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为农民减负；
　　
　　2、 建立城市商业银行系统，为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做铺垫；
　　
　　3、 废除遣返制度，建立救助站；
　　
　　4、 三个代表写进宪法，彻底甩掉意识形态的包袱；
　　
　　谁还有更聪明、更现实的做法？如果没有狗日的89精英、也不会有现在这狗日的台湾；如果没有这两个软肋，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很多。
　　
　　相比之下，我们的知识分子除了骂，是不是应该再做些另的什么？布尔迪厄有言：“知识的积累并不产生优越。它，只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事儿，与其问精英们，到不如听从组织安排！
　　
　　
　　



作者：一笑又天涯　回复日期：2004-01-06　15:13:54　　这文章写的好
　　
　　有时也觉得中国的对外关系在89以后就变了很多



作者：赵六　回复日期：2004-1-6　15:48:36　　政府不也是自89之后更成熟了吗，
　　看过名为the gate of heaven的记录片，当时学生们提不出可操作性的主张自不待言，但是政府当时不也一样手足无措吗？
　　89确实让党内改革派失去了很多时间。



作者：大少爷2004　回复日期：2004-01-06　19:37:38　　我说你个老肉，怎么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反了你。
　　不过文章写得不错，不得不承认
　　三个代表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好像也没有人喜欢，写进宪法有什么意义？



作者：大少爷2004　回复日期：2004-01-06　19:43:09　　在89动乱以后到胡温上台以前，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却没什么作为。
　　直到现在，看到网络上那么多的不理智的声音，只怕稍微放开一点言论自由，天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作者：肉唐僧__　回复日期：2004-1-6　21:18:12　　万历十五年之时，首辅是申时行。那时，张居正已过世五年。可从《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得知，申时行任上却一直活在其前任巨大的阴影之中。黄仁宇先生对这两位首辅的总结大意是：张居正像个倾心经济建设的现代CEO，力图通过加强管理、贯彻绩效考核等办法，来提高死气沉沉的官僚系统的工作效率；而其继任者申时行，注重的则是用儒家的道德观来统一文官队伍的思想，并藉此弥消皇帝与文官组织之间的分歧。前一位首辅，让人联想起朱镕基；后一位，则让人想到了周恩来。
　　
　　明朝的首辅只须在皇帝和文官系统这两者之间和着稀泥，而我们现在的总理，相比之下难度要大得多。除了“古已有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要调和之外，他还需要调和好三方面的利益平衡——党、政府和军队。
　　
　　我们从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中得知：明代军队的编制是170～200万——这是个庞大的数字。关于军队的后勤供应，开始是让农户和军户一一对口——指定某家农民把租米直接送到某军人家中。这方法自然行不通，没多久，就不了了之了。其后，军队建立卫所，实行军屯制——每个士兵分五十亩地，操练执勤之余，自种自吃。按说也就罢了，偏偏明朝的皇帝们太贪心，居然规定每位士兵还得交余粮十二石。前文中已经讲过，即使是农户耕种官田，田赋也不过是每亩0.0535石。而军人，操练、巡逻之余，以所余之力去耕五十亩地已是力不从心，还要交十二石的“余粮”，其赋税竟接近官田的五倍，让军人们怎么活？余粮自然是交不上的，政府便堂而皇之地拖欠军饷。有的卫所九年没开过饷。还有的军人运气好些——总算开点儿，可又被政府折成各种稀奇古怪的物资冲抵。有的士兵，一年下来，领到的居然是四两胡椒。到了1511年，政府才算解决了军饷拖欠问题，但因为宝钞贬值的因素，士兵实得的，只是他们应得的5％。
　　
　　这样一来，当兵的自然是大批大批地跑掉。朱元璋还没死，广西的兵就只剩下15％了。到了十六世纪，金华千户所编制1225人，操场上只剩下34个人在操练。难怪一小股八十人的倭寇，竟然可以从宁波登陆，一路烧杀劫掠到南京城外，然后再杀回去，一直热闹到常州的武进，才被拿下。再到后来，满清男女老少加起来才一百万人，居然能把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明给灭了。这其中责任，全推到李闯王和陈圆圆身上，怕不合适吧？
　　
　　军费不足，自然就得想办法。明朝皇帝的办法是让军人们自己去想来钱的道儿。比如，允许在大运河上运粮的部队在空船南归的时候夹带私货，以此牟利。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空车配货”了吧？军队要学会赚钱养活自己，自此成为一大中国特色。
　　
　　北洋军阀割据之时，各大帅自己想办法筹粮筹饷，自是当然。咱八路在陕甘宁那会儿，蒋的国民政府是不给军饷的，也只能自己筹集。王震的三五九旅不就在南泥湾种高梁、种南瓜吗？没想到的是，解放后王震还是那么喜欢种地。弄了一大批军人去新疆，就地脱了军装之后，却依然按部队编制组建了十个农垦师。可想而知的是，这十个师打下的粮食，是归军队所有的。
　　
　　八十年代开始，军队开始轰轰烈烈地搞三产。成立起赚各种各样钱的各种各样的公司。这样赚来的钱，军队自然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只是不能花在买武器装备这个正地方。于是，首长们便有了各种各样花钱的方法。如今，军队里面应有尽有，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我们的军队有若干粮库、油料库、数不清的公司、医院、宾馆、工厂、农场、大学、文工团、各种体育项目的运动队——前些年，光是后勤装备部，就有女子篮球半职业化的联赛，还主客场呢！另外，部队在各个地方还有数不清的地产。这样一来，钱是国家拨来的还是自己赚来的就弄不太清楚了。总之，左兜右兜掏出来的票子都好用就是了。一个字：花！
　　
　　全世界看下来，听说只有中国和缅甸的军队可以自己赚钱。这样的军队如何现代化？军队在财政上的自主，虽然阻碍了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却使得军队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与党和政府一起，构成党、政、军三驾马车。探讨中国政局，忽略这一层是不行的。三者之间的关系，自是党和军队密切些，使得政府成为弱势。此次换届之后，江以一个非中央委员的身份继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成了建党以来未曾有过的创举。有人说这是江恋栈使然，此等看法幼稚至极。这个位置，是谁想恋栈就可以恋着不走的吗？或许，江的留任，是三方都不想见到任何一方坐大的唯一选择吧？！
　　
　　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原因也正在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上。按说，中国的政治改革方向不言自明：土地私有化和省级分权。可是，现实情况下，这两条路却都不可行。
　　
　　一、土地私有化
　　
　　人民一个个都无立锥之地，谈什么民权，谈什么民主？有报道说，现在贪官们外逃严重，每年带走的钱比引进的外资还多。以下是引自《世界经理人》的数据：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66名、自杀死亡74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9名、自杀死亡145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16名、自杀死亡72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204名、自杀死亡112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42名。
　　　　北京市：失踪112名、外逃44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97名、自杀死亡44名。
　　　　上海市：失踪187名、外逃35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27名、自杀死亡51名。
　　　　天津市：失踪60名、外逃182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45名、自杀死亡17名。
　　　　重庆市：失踪160名、外逃22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86名、自杀死亡27名。
　　　　河北省：失踪249名、外逃24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17名、自杀死亡70名。
　　　　山西省：失踪240名、外逃281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162名、自杀死亡102名。
　　这么多贪官们，带着跑掉的钱自然不会是小数字。没捞够的时候，他们也不跑。但即便如此，他们带走的钱却仍然占资金外流的小部分。贪官的钱是脏钱，自然要跑。更要命的是，生意人发了财之后，也一个个急着办经济移民，带着干净钱往外跑。这就得让人琢磨琢磨了。土地不让私有化，你让先富起来的那些人花钱买点儿什么好呢？生意人建的厂子只有几十年的使用权，死了之后的遗产税还高得吓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讲诚信，办百年企业，那不是傻子是什么？自然是怎么来钱快怎么干，捞到一票就往国外跑。在国内打拼这几年，恨不得连自己的亲娘老子都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自是难免。
　　
　　有人说，有钱人可以买股票呀，买债券呀。可中国的股市不过是个笑话。上市公司一个个都打定了主意捞一票就跑，股市又不许卖空，能运作成什么样子？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情况下，散户们自然成了大户们案板上的鱼肉。因为不许卖空，眼看见人家刀往下落都跑不掉，那才叫一个惨。当然，他们之所以被斩，也怪不得别人，谁叫这些傻子都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呢？
　　
　　七十年代末，农村公社没有了，耕地实行包产到户，还规定了五十年不变。但一户人家把女儿嫁到邻村，份地却带不走；娶了媳妇回来之后，村里又不再给地。虽然后来又说“大原则不变，小调整不断”，可三十年下来，当初的土地分配方案与今天的人口构成已经严重不吻合。一些考上大学的、办农转非的或是绝了户的家庭，空出来的地却没有再分配，村长们以“大原则不变”做幌子，把这些地当成村里的“公地”，给谁种不给谁种上下其手，大谋私利。这些因素，都使得农村的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出路何在呢？有人说，以后别五十年一包了，改三年一包得了。呵呵，五十年的期限，农民都不爱用农家肥呢。改三年一包，农民更不肯往地里投钱投力了。
　　
　　那么，私有化呢？又不可行——这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难题所在——一个完全彻底的方法，完全彻底地行不通！
　　
　　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势必造成土地兼并。在河南、江苏等人口密集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一亩是多大？两个网球场那么大。你说，农民种什么能温饱？所以，虽然现在中国农民穷得不像个样子，可主要粮食作物的价格，却已经比国际市场高了。中国的农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没别的原因，完全就是因为人太多。
　　
　　如果土地私有化、造成兼并之后，效率提高了，价格自然会降下来。可是，多出来的人怎么办？现在，民工已经达到8400万，满大街都是，城里人受不了。一些活得很惨的，比如背煤的、卖菜的，照片发在网上，让人见了不忍卒睹，大骂共产党。可是，还有1亿5000万多余农业劳动力没进城呢。如果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多出来的劳动力又何止1亿5呢？再把城里的民工数翻两番，谁受得了？！早抢到城里人的家里去了，估计连下岗工人家都放不过。
　　
　　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民，又有什么资格谈民主呢？农民种的地不是自己的，城里人住的房子地基不是自己的，民主个屁！看看蒋介石的命运就明白了。蒋玩的是资本主义路子。土地私有化了，那时才四亿人口，就产生了那么多贫农。另外，他没有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分权，下层社会无法进行数字化管理的痼疾依然存在。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他的上半身是钢铁做的，下半身却是沙子做的。”毛主席在湖南做了个农民运动调查，决定“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搞土改之后，喊了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蒋介石就去台湾混了。黄仁宇这位前国民党军官由衷地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唯一的选择。”用咱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所以说，中国人口降到七亿以下之前，土地私有化想都别想，西方式民主谈都不要谈。
　　
　　二、省级分权：
　　
　　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的冲突，以及资金分配方案的非商业化、不合理性，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贪污要大得多。国税过重，造成地方收税不积极。收税面积不普遍，板子盯着一个屁股打。一方面，是有些百万富翁不但不交所得税，反而在吃低保；另一方面，又造成上税企业负担过重。外资企业不敢多收，怕把人家收跑了。于是，鞭子一个劲儿地朝国营企业的屁股上抽。目前，合资企业的税率是13％，而国营企业的税率却是25％——高出近一倍。本来底子就不如人家，这么弄下去，还会有民族工业吗？别的不说，P&G这些年从广州到上海，已经吞并了多少家国营日化厂啊？
　　
　　美国的法律这么健全，还两级制呢。从人家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权力主体在什么地方——the United States。咱中国各省千差万别，中央却在大统大包，自然搞不好。
　　
　　可是，真的让各省管各省的事情，行得通吗？这样一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省长得本省自下而上地选，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如果省长是中央派来的，省如何自主得了？不听招呼？撤了再换一个。
　　
　　这么一来，就是民主化了。可这又行不通。
　　
　　大陆不说了，看看台湾和新加坡就知道。台湾的议会，比肥皂剧还热闹。而新加坡，李光耀居然有办法把权力传到李显龙手上，说它是西方民主，谁信啊？历史积淀和国民素质摆在那儿，选举制度不是糊几个投票箱子就能搞得起来的。如果现在咱也和美国一模一样地搞选举，给河南人每人发一张票，在两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个省长来：
　　
　　某甲竞选纲领：照美国的内华达州学，人家什么样儿，咱什么样儿；
　　
　　某乙竞选纲领：把郑州、洛阳、新乡等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城市全都推平了，每位农民以户口本上的农业人口身份为凭，每人再多分三亩地。农产品价格照日本看齐。NND，一个西瓜咱卖他个六十美元，让城里人也过过咱农村人的苦日子！
　　
　　你说，谁能当上河南省省长？
　　
　　我们必须为过去付出代价；我们必须为未来付出代价。这，就是我们的处境。西方民主即便适用于我们，也只是未来式，而不是现在。
　　
　　要说政治体制改革，咱也不是没有过机会。如果89不闹学潮，说不定还真能做点儿什么。可学潮一起，这机会也就丧失了。
　　
　　89学潮，直接起因就是反腐败。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穷，但大家都一样，平等意识很强。可是，要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时有多难，现在的人听起来都不会相信。举个例子吧：
　　
　　88年冬，那时我还在上海念书。家父的一个朋友，是一个大军工厂的厂长，到上海来看病。安顿下来之后，自然要请我这个穷学生打个牙祭。酒酣耳热之际，他畅叙今年的生产任务：“今年军品任务不足，产值还有300万的缺口。这次养好病之后，我打算去北京部里要它十几吨铜，回去做它十万个火锅。就按40块钱一个火锅算吧，产值就是400万，还能超额完成100万的任务呢。”
　　
　　我问：“这么多火锅，卖给谁？”
　　
　　他瞪了我一眼：“卖不卖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这是工厂，又不是物资公司，只要做出来十万个火锅，完成产值就行了呀！”
　　
　　这不过才十五年之前的事情，现在听起来完全是个笑话。但在当时，却是绝大多数人的思维方法。
　　
　　当时的总理赵紫阳，采用双轨制的办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也是无可奈何之举。一吨钢材，按计划经济的批条拿到手，1700块。拿到市场上卖，2300块。于是，手上有条子的和有钢的，自然合起伙来发大财。吏制的腐败，也正是缘于这个双轨制，如今弄到不可收拾。今天这么说，赵紫阳或许会委屈：我弄双轨制的时候，还有一句话呢——高薪养廉！你们不听，能全怪我吗？
　　
　　说到学潮，当时就不看好。不为别的，就因为领头人是严家其。看过他的一本书——好像叫《首脑论》。里面两、三百字的篇幅一字不差地抄袭罗素的，居然有好几段。如果非要我选一个领导人，我宁可选一个下半身没道德的，也不选他这种上半身没道德的。
　　
　　上海的大学生们公开责问市领导人——电视直播。完全不是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而只是满怀恶意地想让对方难堪。而北京，上百万人集聚在天安门广场，却毫无组织，像一锅热粥乱冒泡，与政府形不成对话——本方没有什么技术上可操作的主张，与政府无法达成沟通的平台。终于吾尔开希见着了李鹏，第一句话：共产党下台。第二句话：别秋后算账。看看，这都是什么混账话。你又要把人家往死里整，又紧接着露了怯。还能有好？！
　　
　　李鹏果然说话算数——没秋后算账——夏天还没到，账就算完了。众人做鸟兽散，头目里没一个谭嗣同，早撒丫子跑美国去了，方励之居然跑进了美国大使馆，丢人现眼。被抓的，只有一个叫王丹的，没几年就放了。
　　
　　现在想一想，89简直就是瞎胡闹。人多顶屁呀！明白事儿的有几个？6.4前夜，赵紫阳跑到天安门广场，老泪横流地说了那句名言：“我老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电视直播，全国人民都看见。次日一早，某高校学生们紧急出动，手举着连夜赶制的大幅标语游街去了。标语上书：鳄鱼的眼泪！出校门没多远，一晨练的大爷说了句：“傻X啊你们，赵紫阳和你们一伙儿的！”众学生面面相觑，把标语卷巴卷巴回去了。
　　
　　89让我们看清两样东西：
　　
　　1、 西方式民主在中国之不可行；
　　
　　2、 所谓精英阶层的丑陋和愚蠢。
　　
　　89的那些精英们今天这主义、明天那主义的，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食洋不化。不是傻就是别有用心。和执政的共产党相比，政治智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这才是这些精英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既拿不出可行的主张，也拿不出可操作的技术手段。整个一瞎胡闹。
　　
　　自唐朝开科举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便分成了两类——已经中举的和明年有希望中举的。这么一来，中国知识分子便只能在对先秦诸子的缅怀中，依稀遥望先辈们独立人格的影子。而至于他们自己，则只有两种选择：得意的时候便做儒家、做统治阶级的宠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失意的时候便做道家、做统治阶级的弃妇——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躲得不远，嗓门可够大，心里还是盼着能让人听见。
　　
　　所以，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健全的在野心态。当他骂共产党的时候，完全是失宠小老婆骂负心老爷的口吻。哪天老爷再给个笑脸，比谁都孙子。别看现在有人骂得凶，万一哪天共产党公开招聘个副科级干部，丫跑得比谁都快，准保排在第一个填表。
　　
　　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的媒体从业人员。一直以来，他们以丫环自居——党的喉舌，所以堂而皇之地没人格。可89那会儿，他们煽阴风、点鬼火，蹦得比谁都欢实。自打那儿之后，他们就再也没资格拿丫环这块遮羞布盖着下身了——婊子而已！看见白岩松之流在焦点访谈里玩深沉就恶心，什么东西！
　　
　　如果89那会儿，红十字会出面一呼吁，学生们就散伙。然后借着大好形势先弄个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慢慢壮大力量、在斗争中长长本领，今天之中国何至于此？二、三腐儒至今腆着个脸，拿五四比自己。怎么比？五四运动学生们争回了山东主权，你们争到什么了？一堆麻烦！
　　
　　89给我们带来的危害，远不止政治改革进程的倒退、在国际社会上造成的坏影响。最大的麻烦，还在于台湾问题！
　　
　　89之前，中美关系可谓是蜜月。82年，八·一七公报签订，此后美对台军售一直逐年减少。88年，李登辉上台，首次记者会上他这样说：“只有一个中国而没有两个中国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必须统一。”即使是到了90年，李登辉还曾做过这样的表示：“中国只有一个，应当统一，也必须统一，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自外于统一的责任，也不应自外于统一的努力。”可等到94年美国通过《对台关系法》之后，他就说自己是日本人了。
　　
　　如果没有89这么一闹，我们有机会找一个最有利的机会，给台湾开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统一应该有戏。毕竟统一台湾，不过是个面子，大陆又不想要什么实惠。可现在，统一台湾无疑是一句梦话。支持祖国统一的台湾人，打89之后再没超过20％，你统一人家干什么？就算打了，还打赢了，把台湾人都拿下了，这样的统治又算什么事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本土化越来越严重，有大陆背景的人势力越来越弱。统一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把八·一七公报、李登辉言行的变化、《对台关系法》、阿扁的上台这几件事和89学潮连在一起一看，就能明白我们丧失的是什么——台湾人的认同感。这，才是比美国人态度的转变更可怕的事情。共产党为了守一个维持现状的底线，一次次受到美国的讹诈，如何不知道个中原因。有苦说不出罢了。倒是我们的这些精英们，现在倒回过头来拿台湾问题攻击共产党，要不要脸了还？！
　　
　　按说，台湾要独立就独立吧，为什么偏拦着人家？台湾是一个省也好，是台湾共和国也好，关我们大多数人什么事儿？至少如果台湾独立了，彼此间互相承认之后，福建人要比现在便宜。记得好象是88年，魁北克也闹过一次独立。人家加拿大就很潇洒——魁北克全民公投，过半数赞成独立，你们就自己单过去。那一次公投，魁北克赞成独立的是49.4％，差点儿过半数。可人家西方人就这点儿好：没过半数，也就不再闹了。拿我们自己来说，承认蒙古共和国不也才五十多年？怎么到了台湾就不行了呢？
　　
　　如果蒋介石不做“光复大陆”的美梦，49年到了台湾就闹台独，倒也罢了。如今，可能早就“关系正常化”了。偏偏弄到这个时候，大陆承受不了的时候才开始闹！
　　
　　如果现在允许台湾独立，新疆怎么办？西藏怎么办？90年苏联一夜之间解了体，始作俑者不过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地海的弹丸小国。谁知整个国家就像多米诺一样倒下去了。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看看明朝的版图就明白，有一半领土划在中国名下的时间只有400多年。谁敢保证中国能分成个什么样子？广西壮族分裂了，广东会不会跟着起哄？吉林独立了，能保证延边就一定跟它混？指不定最后分成多少块呢！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正好打破中央集权制，可以数字化管理、实施西方民主了吗？说这话的无疑是疯子。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与西方民主政体不匹配暂且不说，现在，各省之间的贫富差距也着实太大了。一个上海白领的年收入是一个安徽农民的多少倍？50倍不止吧？！哪年闹起水灾来，敢保安徽共和国不联合河南共和国，请几个民工来一段在上海打工时的忆苦思甜，全当是战前动员，然后一起杀向江苏，直指上海？烧杀掳掠不说，怕是上海、南京的MM们也有好日子过了吧？！
　　
　　这么看来，89的精英和今天的台湾，真他妈是狗日的。让人无法可想。
　　
　　说到底，我们应该承认49年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至于解放后的四清、反右，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种运动的惯性使然，是我们不得不为历史付出的代价。总结这五十年来共产党的执政业绩，总的看来相当不错，就是算上文革十年，经济发展速度也是名列前茅的。更为重要的还有两点：一、它是49年时唯一的选择，至今仍然是；二、它越来越成熟和理性了。就凭这两点，知识阶层们还在天天骂个不停，有什么意思呢？推倒一个房子是容易的，而且推的时候还有快感。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又不会建新房子，而且，你又推不倒人家。天天瞎嚷嚷什么呀？知识阶层与其天天叫喊着要人家共产党反思文化大革命，不如自己闷头反思一下89呢。
　　
　　腐败问题和低保问题，是现在所有中国人心头之痛。如何解决？如果有答案，它一定在共产党手里，而不在所谓的精英手里。把天说破了，这二十多年，经济大发展，不容否认吧？看看现在共产党正在做些什么：
　　
　　1、 推行农村选举法，健全村一级的民主制度，以弱化乡镇一级的功能，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为农民减负；
　　
　　2、 建立城市商业银行系统，为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做铺垫；
　　
　　3、 废除遣返制度，建立救助站；
　　
　　4、 三个代表写进宪法，彻底甩掉意识形态的包袱；
　　
　　谁还有更聪明、更现实的做法？如果没有狗日的89精英、也不会有现在这狗日的台湾；如果没有这两个软肋，共产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的回旋余地就会大很多。
　　
　　相比之下，我们的知识分子除了骂，是不是应该再做些另的什么？布尔迪厄有言：“知识的积累并不产生优越。它，只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事儿，与其问精英们，到不如听从组织安排！
　　
　　
　　



作者：一笑又天涯　回复日期：2004-01-06　15:13:54　　这文章写的好
　　
　　有时也觉得中国的对外关系在89以后就变了很多



作者：赵六　回复日期：2004-1-6　15:48:36　　政府不也是自89之后更成熟了吗，
　　看过名为the gate of heaven的记录片，当时学生们提不出可操作性的主张自不待言，但是政府当时不也一样手足无措吗？
　　89确实让党内改革派失去了很多时间。



作者：大少爷2004　回复日期：2004-01-06　19:37:38　　我说你个老肉，怎么胆子越来越大了。你反了你。
　　不过文章写得不错，不得不承认
　　三个代表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好像也没有人喜欢，写进宪法有什么意义？



作者：大少爷2004　回复日期：2004-01-06　19:43:09　　在89动乱以后到胡温上台以前，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却没什么作为。
　　直到现在，看到网络上那么多的不理智的声音，只怕稍微放开一点言论自由，天知道又会发生什么事情。



作者：肉唐僧__　回复日期：2004-1-6　21: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