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王朔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二．这本书开拓了我的治学思路。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治学的一句话说：先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
     当时以为不过是认识再认识的往复过程，后来慢慢明白，这也可以用来表述分析综合两个过程的联用。分析，注重微观，讲究精细；综合，力求宏观，重在通达。比如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今文重在达意，不求训诂；古文侧于小学，力求一字一句的准确。由薄到厚不易，但从厚中全身而退由厚到薄更不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辛格的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沙》，里面的那个老哲学家菲谢尔德博士，对斯宾诺沙的《论理学》研究的不可谓不精，从其中的每一句话里面都能发现内含的深意，而这又是随便哪一个斯宾诺沙的研究者所不曾探索过的。为此他写下了几抽屉的笔记和草稿，可是他的大作似乎没有完成的一天。他的成就，不过就是发现哲学杂志上那些教授的概念的模糊和对斯宾诺沙引文的错误。这种“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研究只能使他越埋越深，更难抽身。研究历史，故纸堆更高更深，盯着细微，也许更易迷失。乾嘉之学，本来是因为迫于统治者的高压，不敢在历史研究中加入现实关怀，只好可以埋首故纸堆，消磨因为参透历史而炼就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后世人却往往不察，在前人无奈的岔路上愈走愈远，甚而迷失。后人津津于考据之学的不在少数。胡适热衷考证，从《西游记》到《红楼梦》，后来又提倡“整理国故”。陈寅恪学贯中西，见识广博，但仍不免“治学囿于咸丰同治年间，而议论近于湘乡南皮之间”。钱钟书的学问渊博精深，《管锥编》煌煌巨著，却又被人讥为乾嘉之学加西学的现代版。



        具体到历史研究。其实中国的历史研究向来史才史识史德并重。其中，史才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史识就是见识高深，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能见每一事的隐微处。能够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启示当今，预测未来。但是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又有这种传统：善于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这种研究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往往着眼小处的专史考证多，而像汤因比“大历史观”高瞻远瞩考察的少。这也造成历史研究者史才俱备，但史识欠缺。所以吕思勉先生屡屡感叹“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而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自吉本始，到斯特夫里诺斯、汤因比、费正清、李约瑟等人，都惯于从大处居高临下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三．关于稳定问题和体制改革。

       关于稳定的政策我们听到看到的应该不少，因为时政书上与党和国家的大小会议上经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必需确保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这种避免变动太大太快而出现动荡，为保证持续发展而牺牲一定速度的稳定政策当然有它的苦衷所在，但是是不是总是对症，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把稳定放在首位就很值得商榷了。《谁与争锋》里面的大师兄时时刻刻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但最终还是要在为安全而逃避和忍无可忍中作出惨烈的选择。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四．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明朝和新中国经济人事制度的比较？

       朱洪武虽然学识不高，但毕竟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他及其谋士刘基、朱升、宋濂、叶深、章溢、李善长等构筑的明朝经济政治框架，大体也不脱前朝窠臼。新中国的构建，虽然有了不同以往指导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借鉴，但是由于毛泽东一直浸淫于传统文化，熟知二十四史，又一直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适应中国国情”，所以构建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以前各朝代经济政治结构的影响。



         比如说吏治问题。朱元璋起身穷苦人家，看惯了贪官酷吏横抢掠夺压榨百姓。这种印象一直左右着他，所以他对自己帝国下的官吏薄、狠且不信任。又加上明朝承袭了宋以来的冗官制度，官吏设置名目繁多。由于这样老朱对待官吏的刻薄和官吏之多，明朝的官吏俸饷甚低。比如，明朝一个县官月俸五石米，其中一石实发，其余的发钱，发钱的部分一半是银子，两石米官价只合一两银子，另两石是纸币。这种低薪，甚至还不足以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准。那么，在这么低的薪水下，对那些握有特权，受着种种诱惑，又有着种种便利条件的官吏，用什么手段来杜绝贪污呢？靠的就是道德约束和峻刑。


         因为自汉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直是道德，是儒家伦理礼仪。儒家经典里充斥着“君子谋道不谋食”、“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鄙夷物质的标语。儒家经典是文官集团立身处世的标准。在这种浸淫和鞭策下，文官集团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与此相类似，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精神支柱是马克思主义。为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同样要求他们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新中国的干部们同样用精神力量补助这体制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精神约束力的急速削弱和诱惑力的增加，这个问题日益凸现。由于国家领导人对此的认识不足，所以其后补救式提倡“以德治国”、“讲学习，讲正气，讲作风”来增强精神约束力，然而收效甚微。



         再比如均衡问题。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因此传统政治决不愿大力发展商业资本，使个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危及朝廷。与此相对应，新中国创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在均衡问题上费了很多脑筋。


       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加以论述。毛泽东还在政治局委员人事安排上考虑“三三制”的均衡问题，什么革命老同志占三分之一，中青年干部占三分之一，地方干部占三分之一等等。经济政策上，领导人也考虑均衡问题，并没有一味的学习苏联模式，狠命发展重工业，而是较均衡的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再比如对土地的重视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这些相同不同的比较或许可以看出新中国政治体制对传统政治的借鉴，看出传统政治对新中国的影响。另外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地位的显赫，其个人影响也成为新中国构建之初的重要因素，将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政治经济制度与毛泽东影响主创下的新中国制度相比较，也可能会析出一些特别的脉络来。囿于个人的见识短浅，只是罗列了几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胡思乱想。猜测本就穿凿，事例又没有经过校验。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王朔


    说来惭愧，《万历十五年》这本写于1978年、1982年即在大陆发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书，我在93年、94年才知其名，95年才得于一观。


          记得在《书屋》杂志上有一篇谢冕先生的文章，谈到自己喜爱的书，其中就有《万历十五年》，并且他还强烈推荐大家一读。当时年轻，读书甚为偏狭。虽然有先哲的教训说：“读史使人明智”，又有伟大领袖因为通读历史而明了人事国情进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终掌国柄的故事，但我早有成见，以为历史不过是零碎事件的堆积，是用来寻找论据的故纸堆，以为研究历史不过就是乾嘉之学，加上中学大学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


       除了几本我党领袖发家史，为了猎奇；范文澜的几本《中国通史》随便翻翻；一本韦尔斯的《世界通史》，作为培养大局观而用；一本《史记》当作“无韵之离骚”的散文读；一本《东周列国志》还只能称为历史小说；几本新旧《唐书》是为了和《唐才子传》、《唐诗故事》两相参照。当时自己的感觉是：正史太凌乱琐碎，而历史小说又太浅显无意味；将来也许会读一些历史书，但那也是为了更好的寻找论据和利用论据；总之，历史书给我的阅读体验是很差的。既然看到谢冕先生的推崇，自然心中多了一分留意。恰恰自己所在的学校图书馆小，里面竟然找不到这本书，新华书店里也未见到。大半年过去，遍觅不得，好奇心渐渐淡去。


      95年一次千里访友，途经一小镇，适逢大集，随眼一扫，竟然在一不起眼的旧书摊上发现此书，急忙买下，正是三联书店的正版书。如此巧遇，实是有缘。那一次的阅读体验是强烈的冲击：原来历史书可以这么写，原来历史可以是这个样子。这种震惊和耳目一新的感受相信很多人有过。此后这本书便留于枕边，时时闲翻，每每给人新的感触，但因为烦于冗务，对此未能深究。现在看来，感触只是感触，还是风吹即散的胡思乱想，真辜负了当时眼界为之一开的欣喜若狂的感觉。



一．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是枯燥无味的，是只需要背一背的课程，相信这是很多人从中学时代得来的印象。
       翻翻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帝王将相，如果不是看看故事，寻些典故，学点立身处世的狡黠，谁还会将它看作历史专业书籍以外的读物呢？通过浅翻，我对历史的模糊印象一直是：历史不过是一些事实的简单堆积，是对历史史实的冰冷客观的描述，是陈腐的，无趣味的。
       这种从受过的历史教育、从国内历史书籍中得出的印象，如果不是机缘巧合看到一些外国的新鲜的东西，很难想象历史也可以写心态、写文化、写地理并且写得鲜活。



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需要历史教育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那么历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识结构不致欠缺，掌握一些应知的历史史实？还是使我们明了老祖宗文明的博大精深，增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答案当不应如此，“读史以明智”（李世民）、“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列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从历史中寻求历史之教训”（陈寅恪）、“不了解一国之历史则不配为一国之国民”（钱穆），我们当应从历史教育中锻炼我们的史识，明事理，切时用，而不是学些常识，记几个知识点。


      目的决定手段，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历史教育？研究政治史，满眼的帝王将相，充斥的是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意义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这种干瘪枯燥的历史教材又能够让我们提高多少洞察力呢？早在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J·H·鲁滨逊就提出：要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法国的年鉴学派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人类学、人口史、社会史、生态文化地理史、心态史以及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在年鉴学派的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详尽的探讨起文明由生到亡的发展历程；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提出了“全球历史观”……


      这些二十世纪初的史学革命在西方早已如火如荼，但似乎一点也没有反映到我们的历史教育上，依然岿然不动波澜不惊的是僵化的八股，干瘪的教条，使人望而生烦。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也许在历史专业里面不算什么，但是似乎对国内的普通读者却一直圈着高墙，没有几本普及读物涉及这片万紫千红勃勃生机的花园，似乎历史普及只限于“戏说”、“帝国”、“王朝”之类披着历史外衣的现代剧。


     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这可以算作一个原因。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故作高深的理论和生硬搬用的各种术语，又刻意给学术著作和论文垒起高墙。



         学术著作似乎和自由活泼的文风势成水火，文字生动流畅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就没有学术价值，而那些佶屈聱牙只能由少数人看懂得才是学术著作。这种刻意营造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似乎可以遍见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


       同时，作茧自缚故作清高的虚荣和自由思想挥洒文字能力的欠缺，使历史学者们鄙视通俗写作，因而也造成了高质量通俗历史读物的缺乏。我们能够面对的要么是干瘪乏味，要么是胡编乱造，也就渐渐消淡了对历史的兴趣。让“普通大众”所接受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就必然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吗？历史学一定要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吗？历史学家可不可以具备一些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呢？




        同时我被《万历十五年》打动的还因为作者的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具体的史实考据，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会仅仅满足于钻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


        伟大的史家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


        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示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作者截取一个断面，仔细析清当时社会脉络，深刻剖析其经济社会结构，所为的不过就是为了揭露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反而保护落后经济以维持王朝的安全……等种种体制上的弊端，其目的还在于通过“技术的角度”、“数目字管理”，为中国发展寻出路。且不论他所提倡的“中国革命的的目的，无非跟随着世界趋势，以商业组织的办法，代替昔日农业生产方式里以多数小自耕农为基干组织的办法，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否绝对正确。为什么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不能从传统社会的架构中脱胎出来？以现代商业组织代替传统的农业组织其具体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的剖析已经激发了我们的共同的思索。



       《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通过《万历十五年》及随后读到的一些有关历史的书籍，我明白了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不仅仅是那些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可以涉及平凡人物的心态和性格；对历史事实，不仅仅是说明“是什么”，也能够通过分析和剔别，说出“为什么”；不仅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个别人物的历史，也可以是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我知道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写法，可以写的生动流畅活泼有趣。只是可惜，这种类型的书太少了。



二．这本书开拓了我的治学思路。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治学的一句话说：先把书读薄，再把书读厚。
     当时以为不过是认识再认识的往复过程，后来慢慢明白，这也可以用来表述分析综合两个过程的联用。分析，注重微观，讲究精细；综合，力求宏观，重在通达。比如汉代经学中的今古文之争，今文重在达意，不求训诂；古文侧于小学，力求一字一句的准确。由薄到厚不易，但从厚中全身而退由厚到薄更不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辛格的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沙》，里面的那个老哲学家菲谢尔德博士，对斯宾诺沙的《论理学》研究的不可谓不精，从其中的每一句话里面都能发现内含的深意，而这又是随便哪一个斯宾诺沙的研究者所不曾探索过的。为此他写下了几抽屉的笔记和草稿，可是他的大作似乎没有完成的一天。他的成就，不过就是发现哲学杂志上那些教授的概念的模糊和对斯宾诺沙引文的错误。这种“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研究只能使他越埋越深，更难抽身。研究历史，故纸堆更高更深，盯着细微，也许更易迷失。乾嘉之学，本来是因为迫于统治者的高压，不敢在历史研究中加入现实关怀，只好可以埋首故纸堆，消磨因为参透历史而炼就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后世人却往往不察，在前人无奈的岔路上愈走愈远，甚而迷失。后人津津于考据之学的不在少数。胡适热衷考证，从《西游记》到《红楼梦》，后来又提倡“整理国故”。陈寅恪学贯中西，见识广博，但仍不免“治学囿于咸丰同治年间，而议论近于湘乡南皮之间”。钱钟书的学问渊博精深，《管锥编》煌煌巨著，却又被人讥为乾嘉之学加西学的现代版。



        具体到历史研究。其实中国的历史研究向来史才史识史德并重。其中，史才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史识就是见识高深，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能见每一事的隐微处。能够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启示当今，预测未来。但是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又有这种传统：善于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以阐发清特定历史时期之特定历史事件为目的。这种研究如从显微镜中看历史，细腻明晰，有时则难免困于一隅，不能旁通，使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往往着眼小处的专史考证多，而像汤因比“大历史观”高瞻远瞩考察的少。这也造成历史研究者史才俱备，但史识欠缺。所以吕思勉先生屡屡感叹“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而西方的历史学研究，自吉本始，到斯特夫里诺斯、汤因比、费正清、李约瑟等人，都惯于从大处居高临下看，大刀阔斧而不纠缠于细枝末节，试图厘清历史发展之大脉络。


       黄仁宇先生在谈到自己写作的《万历十五年》时曾说：“不仅可把历史看做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做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切开某段历史的横断面，我们不仅可以把握到它的主脉，也可看清它的细节；不仅可以了解它的外观，更可发现它的深层结构。这就要求作者要充分占有资料，并有高明的史识，这样才能洞察因果，厘清脉络，找准头绪。从小就习惯于看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师沉心书堆中研究琐碎精微的学问，现在猛然看到黄仁宇先生大作，虽然也是描述“小节”，但一管而窥全豹，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切中要害，看出黄仁宇先生已是对数千年社会发展脉络清晰得可以把握，历史大走势了然于胸，自然大开眼界，佩服不已。




三．关于稳定问题和体制改革。

       关于稳定的政策我们听到看到的应该不少，因为时政书上与党和国家的大小会议上经常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必需确保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的发展。”这种避免变动太大太快而出现动荡，为保证持续发展而牺牲一定速度的稳定政策当然有它的苦衷所在，但是是不是总是对症，是不是每时每刻都要把稳定放在首位就很值得商榷了。《谁与争锋》里面的大师兄时时刻刻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但最终还是要在为安全而逃避和忍无可忍中作出惨烈的选择。稳定安全当然重要，但是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不过是延缓了体制上的尖锐冲突，并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从《万历十五年》中可以看出例子。黄仁宇说：“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政府为什么宁愿维护落后，也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呢？原因当然就是安全。发展商业资本，扶助先进的经济，当然可以增益全国财富，但是发展先进经济引起的贫富差异，不免带来动荡；而私人财富一旦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又为王朝安全之累。有着这种种风险，视帝国为一己私物的皇帝和力求保位升迁的官吏们，自然宁愿因循守旧；即使偶一有了深远见解的勇夫稍稍迎合了这种变革的趋势，也会立马淹死在“祖宗之法一字不可易”的唾沫星子之中。政事上也是如此，注重的是体制的安定，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了少数人，只要能维持大局就行。军事上也是如此，落后陈旧的卫所和军户制度早就应全盘放弃，代以先进的募兵制度；零碎的补给，也早应集中管理。但是泱泱帝国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部分的修补。反观我们当今，是不是也有着这种隐忧呢？为了稳定，我们放弃激进有力的改革措施；为了稳定，我们只周旋于政治体制外围做小修小补的敲打，而不敢触及根本；为了稳定，我们宁愿翦灭异己听到整齐划一的颂歌，而不愿听到真实的叫喊……



       万历十五年，表面看去，四海升平，不过是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在黄仁宇先生锋利的剖析下，各种陈旧腐烂的病因毕呈。正如先生所说：“表面的安宁永远是虚幻的。”我不知道，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



       1587年，欧洲文明正摆脱着中世纪阴影而焕发出勃勃生机；1587年，中华帝国却在歌舞升平中走向死亡。中国不是在有清三百年才衰落下来的，但是中国同样不是在1587年才开始衰落。一种制度，在形态完全展开的一瞬已走向腐朽。而其后的表面摇曳，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腐朽的制度束缚了经济，大帝国渐渐衰弱老去，气息奄奄，日薄西山。僵化的体制使社会发展已至山穷水尽地步，没有全面改革和全社会参与，任何个人行为都属无济于事的小小敲打。


         《万历十五年》中也写到力图振作的皇上、精明强干的首辅、勇猛老练的将军，但是这些努力在与腐朽的制度的冲突中无异鸡卵，于是这些人或身败或名裂或郁郁而终，无不作为牺牲品遭殃受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在此显露无疑。体制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其后经济发展的爆发或衰败，决定了国家实力的变化和地位升降，甚至使一种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较量中毁灭死亡……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我们在外围敲打半天，最终还是无可避免的要动真章。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




四．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明朝和新中国经济人事制度的比较？

       朱洪武虽然学识不高，但毕竟一直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他及其谋士刘基、朱升、宋濂、叶深、章溢、李善长等构筑的明朝经济政治框架，大体也不脱前朝窠臼。新中国的构建，虽然有了不同以往指导思想和苏联模式的借鉴，但是由于毛泽东一直浸淫于传统文化，熟知二十四史，又一直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适应中国国情”，所以构建过程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以前各朝代经济政治结构的影响。



         比如说吏治问题。朱元璋起身穷苦人家，看惯了贪官酷吏横抢掠夺压榨百姓。这种印象一直左右着他，所以他对自己帝国下的官吏薄、狠且不信任。又加上明朝承袭了宋以来的冗官制度，官吏设置名目繁多。由于这样老朱对待官吏的刻薄和官吏之多，明朝的官吏俸饷甚低。比如，明朝一个县官月俸五石米，其中一石实发，其余的发钱，发钱的部分一半是银子，两石米官价只合一两银子，另两石是纸币。这种低薪，甚至还不足以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准。那么，在这么低的薪水下，对那些握有特权，受着种种诱惑，又有着种种便利条件的官吏，用什么手段来杜绝贪污呢？靠的就是道德约束和峻刑。


         因为自汉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直是道德，是儒家伦理礼仪。儒家经典里充斥着“君子谋道不谋食”、“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提倡操守，提倡精神追求，鄙夷物质的标语。儒家经典是文官集团立身处世的标准。在这种浸淫和鞭策下，文官集团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与此相类似，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精神支柱是马克思主义。为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同样要求他们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新中国的干部们同样用精神力量补助这体制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精神约束力的急速削弱和诱惑力的增加，这个问题日益凸现。由于国家领导人对此的认识不足，所以其后补救式提倡“以德治国”、“讲学习，讲正气，讲作风”来增强精神约束力，然而收效甚微。



         再比如均衡问题。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因此传统政治决不愿大力发展商业资本，使个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危及朝廷。与此相对应，新中国创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在均衡问题上费了很多脑筋。


       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加以论述。毛泽东还在政治局委员人事安排上考虑“三三制”的均衡问题，什么革命老同志占三分之一，中青年干部占三分之一，地方干部占三分之一等等。经济政策上，领导人也考虑均衡问题，并没有一味的学习苏联模式，狠命发展重工业，而是较均衡的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再比如对土地的重视问题，比如对知识分子的使用问题……这些相同不同的比较或许可以看出新中国政治体制对传统政治的借鉴，看出传统政治对新中国的影响。另外由于毛泽东在党和国家地位的显赫，其个人影响也成为新中国构建之初的重要因素，将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政治经济制度与毛泽东影响主创下的新中国制度相比较，也可能会析出一些特别的脉络来。囿于个人的见识短浅，只是罗列了几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胡思乱想。猜测本就穿凿，事例又没有经过校验。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