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纪念黄仁宇逝世六周年：人到中年再读《万历十五年》之 ...

纪念黄仁宇逝世六周年：
　　人到中年再读《万历十五年》之断想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白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据说人人读了都说好，但读了之后感觉很茫然，也很漠然，不过，那个时候的黄仁宇远远没有现在名气之大。
　　中国的很多文人要承担这样的命运，生前寂寞，死后容光。
　　丙戌暮春，重新拾起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慨良多。
　　
　　古人说：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稀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
　　确实是阅尽人生之语。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境有不同的心得。有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也就是人生的体验影响着读书的感受。
　　
　　黄仁宇不算是书院派史学家，但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一直名列畅销书之榜，黄创造了现代史学的一种写法，拓宽了中国史学范畴、视野和治史方法。黄一生的经历可谓复杂，从军、求学，年过而立后，赴美读研究生，颠沛流离，动荡不安，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穷困潦倒，没有这样的特殊的经历，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就不会有黄的成就。
　　
　　《万历十五年》从1997年5月第一版到2005年9月，共版出20次，在历史学术日渐边缘化的今天，可谓是异数，这也许是已故的黄仁宇先生未曾想到的吧！回想当年，《万历十五年》出版行销之艰难，不禁有白云苍狗变幻无常，世事如棋局局新之感觉。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这样写道：
　　“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首先要解释明白大历史观，不是单独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由于生活的折磨和熬煎才体现出来的。因为我有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观点雷同。
　　况且，二战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筷，在客栈作小工。整天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边嗡嗡有声。
　　深感风卷云海后，我已步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
　　以后更结识了诸多名流，遍览诸家著作，漫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歧视的窘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候在短时间之内还不能看清，而须在长时间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由此可见，任何史学作品都是史学家们个人人生阅历、经验、人格和感受的拓展，可以确切的说，没有司马迁早期的游历和被宫刑的刻骨铭心之痛，就不会有《史记》得以传世，司马迁写历代先贤之挫折，其实就是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没有黄仁宇一段波折，他的作品很难为传世之作。
　　
　　所以说只有将个人的人生体验溶入历史，真正达到历史是放大的自我，自我是历史的浓缩之时，方可入治史之藩篱。
　　
　　从次也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演变，中国文化的重心一再迁移，最初，在黄河流域，晋室南迁后，逐渐南移，到南宋之后，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也随之转移到南方。1949年之后，在隆隆炮声中，中国延续几千年文化的读书人，薪火相传的火种，去台，代表人物有傅斯年、胡适、钱穆，而留在大陆者，在反右、文革中，真正体会到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的专制铁拳，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形成断层，，而“西学东渐”之后所学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只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文化在今日为知识分子所诟病。
　　从中国文化的演变来看，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在大陆，反而在台湾和美国，这对于国人来说，倒是绝妙的讽刺，革命，没有把别人的命革倒，倒是把自己的文化之根革掉了。正如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只是一家一姓之亡，而亡天下，却是文化之亡，从而引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题。
　　
　　而黄仁宇即是美籍华人，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而我们今天所读的《万历十五年》，只是所有美籍华人中的代表作而已，只是冰山之一角。
　　
　　另一：中国的学术，到底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府，是在朝，还是在野。是在体制之内，还是在体制之外。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中国第一位大圣人孔子，是在野而非在朝，是民间学术而非官方学术，并且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民办教师，他编纂六经，官方没有给他一分的经费。从孔子、朱熹到王阳明、王船山，中国的学术大抵的走的这样跌跌撞撞、踉跄而艰难之路，学术从江湖之远走向庙堂之高。今人评判金庸的小说能否走进文学殿堂如同几百年前《红楼梦》被作为禁书一样的荒谬和可笑。
　　
　　中国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度，老年人挥舞着棒子，有计划或无意识的扼杀着异己者和异端，他们垄断着各种政治、财富、暴力、知识资源，致使中国的新鲜血液不能很快的新陈代谢，这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黄仁宇的文风比较开阔，叙事论史，娓娓道来，论从史出，而绝无晦涩之感，这是大别于大陆教条之史书。其实，黄仁宇所延续的是中国已经发生断裂的《二十四史》一脉相传传统写法。从二十四史一路看来，司马迁开中国纪传体史书之先河，以人物为中心，很难相信司马迁中所记载的人物的言论是实录，想一想，陈胜、吴广、项羽这些失败的英雄，又有谁来记录他们的言行，
　　
　　但是，司马迁中的故事有人物，人物有性格，他们的性格栩栩如生，他们的言行跃然纸上，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比司马迁来说，恢复了中国的史学传统，这如同韩愈的古文化运动一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而黄仁宇在今日对于历史之作用，与韩愈一样，这就是黄仁宇治史对于史学的贡献，一是对于传统史学的继承，义理、词章的继承，二是重考据、重实录，严谨的治史，二是新颖的独具特色的研读。今日，虽然经院派史学万马齐喑，而市场上的史学作品生机盎然，这与黄仁宇开先河之功功不可灭。正是“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比较黄仁宇与钱穆
　　钱穆的学养是不错的，但是其治史有严重的缺陷，其中存在着读书人普遍具有的方巾气、书呆子气，很显然受读书之毒害，有些常识性的问题认识不明，显得迂阔而不通事务，这是躲进书斋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的学者存在的弊端，不是从实际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认识历史，从人性的角度，从人生的经验，而是从书本对书本，空对空，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斯言。
　　而黄仁宇避免了钱穆的流弊，这与黄仁宇的经历很有关系。
　　我倒是看过大陆学者回忆黄仁宇，说黄之言行有时根本没有学者的温柔敦厚桌之气，倒象个土匪和兵痞，我认为此言非虚，从黄的作品里倒也能流露出一些草莽气、江湖气，但这是一种有生气的文字。
　　
　　闲话易中天
　　黄仁宇与易中天，都是湖南人，这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湖湘文化的影响所致。
　　易中天对于历史走进民间，以大话的形式使历史平民化、学术化，开辟历史文化讲学之先河，对于历史的贡献功不可灭，有人说医中天不够严谨，其实大谬，历史不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大家闺秀，应该是走出闺房适应市场化的历史，很好！
　　
　　《万历十五年》以公元1587年中国历史普通的一年为切入点，反思中国近代史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所写的是当时左右历史人物的失败命运的总记录，而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一、 中国政治是一种粗放式的经营，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鞭长莫及，只好以道德代替制度，这是中国政治的流弊，而道德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二、 中国应实行数字化管理。
　　三、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的赋税太重，而是因为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四、 每一个人，包括皇帝，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他的影响毕竟的有限的。
　　五、 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有今日以及中国近代史改造之机缘。
　　
　　不过，王小波读黄仁宇提出了异议，写在他的杂文集《不新的万历十五年》，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开阔视野之感，读了这本书受益非浅。纪念黄仁宇逝世六周年：
　　人到中年再读《万历十五年》之断想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白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据说人人读了都说好，但读了之后感觉很茫然，也很漠然，不过，那个时候的黄仁宇远远没有现在名气之大。
　　中国的很多文人要承担这样的命运，生前寂寞，死后容光。
　　丙戌暮春，重新拾起不新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慨良多。
　　
　　古人说：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 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稀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
　　确实是阅尽人生之语。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境有不同的心得。有人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也就是人生的体验影响着读书的感受。
　　
　　黄仁宇不算是书院派史学家，但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一直名列畅销书之榜，黄创造了现代史学的一种写法，拓宽了中国史学范畴、视野和治史方法。黄一生的经历可谓复杂，从军、求学，年过而立后，赴美读研究生，颠沛流离，动荡不安，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穷困潦倒，没有这样的特殊的经历，而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也就不会有黄的成就。
　　
　　《万历十五年》从1997年5月第一版到2005年9月，共版出20次，在历史学术日渐边缘化的今天，可谓是异数，这也许是已故的黄仁宇先生未曾想到的吧！回想当年，《万历十五年》出版行销之艰难，不禁有白云苍狗变幻无常，世事如棋局局新之感觉。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这样写道：
　　“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首先要解释明白大历史观，不是单独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
　　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由于生活的折磨和熬煎才体现出来的。因为我有这些经验，开始立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观点雷同。
　　况且，二战来美后，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筷，在客栈作小工。整天劳动后，退居斗室，无人对谈，耳边嗡嗡有声。
　　深感风卷云海后，我已步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询人生意义的趋向，这还不过是初步。
　　以后更结识了诸多名流，遍览诸家著作，漫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歧视的窘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候在短时间之内还不能看清，而须在长时间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由此可见，任何史学作品都是史学家们个人人生阅历、经验、人格和感受的拓展，可以确切的说，没有司马迁早期的游历和被宫刑的刻骨铭心之痛，就不会有《史记》得以传世，司马迁写历代先贤之挫折，其实就是写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没有黄仁宇一段波折，他的作品很难为传世之作。
　　
　　所以说只有将个人的人生体验溶入历史，真正达到历史是放大的自我，自我是历史的浓缩之时，方可入治史之藩篱。
　　
　　从次也折射出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和演变，中国文化的重心一再迁移，最初，在黄河流域，晋室南迁后，逐渐南移，到南宋之后，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也随之转移到南方。1949年之后，在隆隆炮声中，中国延续几千年文化的读书人，薪火相传的火种，去台，代表人物有傅斯年、胡适、钱穆，而留在大陆者，在反右、文革中，真正体会到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梁谋”的专制铁拳，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形成断层，，而“西学东渐”之后所学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只是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文化在今日为知识分子所诟病。
　　从中国文化的演变来看，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不在大陆，反而在台湾和美国，这对于国人来说，倒是绝妙的讽刺，革命，没有把别人的命革倒，倒是把自己的文化之根革掉了。正如顾炎武所说的亡国只是一家一姓之亡，而亡天下，却是文化之亡，从而引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题。
　　
　　而黄仁宇即是美籍华人，延续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而我们今天所读的《万历十五年》，只是所有美籍华人中的代表作而已，只是冰山之一角。
　　
　　另一：中国的学术，到底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府，是在朝，还是在野。是在体制之内，还是在体制之外。从历史发展的线索来看，中国第一位大圣人孔子，是在野而非在朝，是民间学术而非官方学术，并且孔子是中国第一位民办教师，他编纂六经，官方没有给他一分的经费。从孔子、朱熹到王阳明、王船山，中国的学术大抵的走的这样跌跌撞撞、踉跄而艰难之路，学术从江湖之远走向庙堂之高。今人评判金庸的小说能否走进文学殿堂如同几百年前《红楼梦》被作为禁书一样的荒谬和可笑。
　　
　　中国是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度，老年人挥舞着棒子，有计划或无意识的扼杀着异己者和异端，他们垄断着各种政治、财富、暴力、知识资源，致使中国的新鲜血液不能很快的新陈代谢，这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黄仁宇的文风比较开阔，叙事论史，娓娓道来，论从史出，而绝无晦涩之感，这是大别于大陆教条之史书。其实，黄仁宇所延续的是中国已经发生断裂的《二十四史》一脉相传传统写法。从二十四史一路看来，司马迁开中国纪传体史书之先河，以人物为中心，很难相信司马迁中所记载的人物的言论是实录，想一想，陈胜、吴广、项羽这些失败的英雄，又有谁来记录他们的言行，
　　
　　但是，司马迁中的故事有人物，人物有性格，他们的性格栩栩如生，他们的言行跃然纸上，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比司马迁来说，恢复了中国的史学传统，这如同韩愈的古文化运动一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而黄仁宇在今日对于历史之作用，与韩愈一样，这就是黄仁宇治史对于史学的贡献，一是对于传统史学的继承，义理、词章的继承，二是重考据、重实录，严谨的治史，二是新颖的独具特色的研读。今日，虽然经院派史学万马齐喑，而市场上的史学作品生机盎然，这与黄仁宇开先河之功功不可灭。正是“陈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比较黄仁宇与钱穆
　　钱穆的学养是不错的，但是其治史有严重的缺陷，其中存在着读书人普遍具有的方巾气、书呆子气，很显然受读书之毒害，有些常识性的问题认识不明，显得迂阔而不通事务，这是躲进书斋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的学者存在的弊端，不是从实际生活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认识历史，从人性的角度，从人生的经验，而是从书本对书本，空对空，尽信书不如无书，诚哉斯言。
　　而黄仁宇避免了钱穆的流弊，这与黄仁宇的经历很有关系。
　　我倒是看过大陆学者回忆黄仁宇，说黄之言行有时根本没有学者的温柔敦厚桌之气，倒象个土匪和兵痞，我认为此言非虚，从黄的作品里倒也能流露出一些草莽气、江湖气，但这是一种有生气的文字。
　　
　　闲话易中天
　　黄仁宇与易中天，都是湖南人，这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湖湘文化的影响所致。
　　易中天对于历史走进民间，以大话的形式使历史平民化、学术化，开辟历史文化讲学之先河，对于历史的贡献功不可灭，有人说医中天不够严谨，其实大谬，历史不是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大家闺秀，应该是走出闺房适应市场化的历史，很好！
　　
　　《万历十五年》以公元1587年中国历史普通的一年为切入点，反思中国近代史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所写的是当时左右历史人物的失败命运的总记录，而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一、 中国政治是一种粗放式的经营，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鞭长莫及，只好以道德代替制度，这是中国政治的流弊，而道德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二、 中国应实行数字化管理。
　　三、 “民穷”的根本原因不是国家的赋税太重，而是因为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
　　四、 每一个人，包括皇帝，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他的影响毕竟的有限的。
　　五、 正因为中国的政治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有今日以及中国近代史改造之机缘。
　　
　　不过，王小波读黄仁宇提出了异议，写在他的杂文集《不新的万历十五年》，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给人一种耳目一新，豁然开朗，开阔视野之感，读了这本书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