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沉船”上的卢汉——解放大西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3:01:30
彭荆风
1.暗暗思量怎么办
1949年初的云南，虽然还远离解放战争的战场，但当时担任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卢汉，却从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平津等大战役的溃败，有着山雨欲来之感。他是位彝族将军，本来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云南主持政务达18年之久、被人称为“云南王”龙云的部属，同是昭通炎山的彝族。虽然一个是“纳吉”（龙姓）支系，一个是阿普（卢姓）支系，但卢汉的祖母是龙云的外婆，他们是表兄弟。龙云比卢汉大11岁，在滇军中发展快，也就处处提携卢汉。卢汉是个感悟力很强又处事果断的人，在龙云的带领下，2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下级军官升到军长，到1945年初又升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统率着5个军外加4个暂编师。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蒋介石急于除掉在他看来已是“独立王国”的龙云，利用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其中包括全部滇军的两个军又3个师）去越南河内主持接受日本投降事宜、云南兵力空虚之时，命令当时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指挥第五军突然袭击昆明，用武力强行改组了云南省政府，龙云被迫去到重庆，领受了一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空头衔，实际被软禁；但蒋介石又要维持所谓“滇人治滇”，原先代理省主席的CC派政客李宗黄不得民心，只好把卢汉派回云南，而把他指挥的几个军全部调往东北战场，以致卢汉这位省主席，有段时期手下只有一个警卫营。
在国民党集团，没有军队就难以发号施令进行实际的统治。那些年，为了一步步争取兵权，重建云南地方军队，他对蒋介石集团的人明争暗斗，真是煞费苦心。到1949年初，卢汉已经白手起家建立了17个保安团，约两万余人的兵力。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统治者全都一片慌乱，深有朝不保夕之感，各省市的军政大员，都在暗中思忖今后的出路!卢汉也曾经忧心忡忡地对他的亲信哀叹：“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着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然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这一年来，他就是在观望形势，暗暗思量怎么办？
已经从南京的软禁中逃到香港的龙云，在香港公开宣布反蒋，也不断托人带信给卢汉，叫他早日起义，他周围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也不断用各种方式暗示或劝说他早日脱离蒋介石阵营。他也知道，既然蒋介石那么多拥有美式装备又经过抗日战争的精锐部队都一败涂地，他这十几个刚组建的、装备简陋的保安团怎么抵抗得住？如果不愿去海外当“白华”，迟早都得走这条路。但他终究是长期在国民党阵营中身居高位的军政大员，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更害怕这种反叛意图被蒋介石知道了会对自己下毒手，只能暗中逐步试探寻找出路。
抗战时期的昆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西南联大这些学术团体中的进步人士就经常有活动，加上云南的统治者龙云已经暗中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常给民主运动以保护，使昆明形成了一块民主运动的基地，如今战争即将临近西南，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人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卢汉靠拢人民。
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游击战争，正如燎原之势展开。这支游击武装，“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经过几年艰难斗争，已发展成了几万人，解放了三迤（滇东、滇西、滇南）不少城乡，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1949年1月又由中共中央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由庄田为纵队司令员、林李明为政委，朱家璧为副司令员，郑伯克为副政委。
过去卢汉对“边纵”游击队是采取武力围剿，但兵力不够，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人民怨恨很深，多数是支持代表正义力量的“边纵”游击队，以致每次进剿都收效甚微，到了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卢汉的政治态度也在逐渐转变。
彭荆风
1.暗暗思量怎么办
1949年初的云南，虽然还远离解放战争的战场，但当时担任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的卢汉，却从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平津等大战役的溃败，有着山雨欲来之感。他是位彝族将军，本来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云南主持政务达18年之久、被人称为“云南王”龙云的部属，同是昭通炎山的彝族。虽然一个是“纳吉”（龙姓）支系，一个是阿普（卢姓）支系，但卢汉的祖母是龙云的外婆，他们是表兄弟。龙云比卢汉大11岁，在滇军中发展快，也就处处提携卢汉。卢汉是个感悟力很强又处事果断的人，在龙云的带领下，20多年的时间从一个下级军官升到军长，到1945年初又升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统率着5个军外加4个暂编师。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蒋介石急于除掉在他看来已是“独立王国”的龙云，利用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其中包括全部滇军的两个军又3个师）去越南河内主持接受日本投降事宜、云南兵力空虚之时，命令当时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的杜聿明指挥第五军突然袭击昆明，用武力强行改组了云南省政府，龙云被迫去到重庆，领受了一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空头衔，实际被软禁；但蒋介石又要维持所谓“滇人治滇”，原先代理省主席的CC派政客李宗黄不得民心，只好把卢汉派回云南，而把他指挥的几个军全部调往东北战场，以致卢汉这位省主席，有段时期手下只有一个警卫营。
在国民党集团，没有军队就难以发号施令进行实际的统治。那些年，为了一步步争取兵权，重建云南地方军队，他对蒋介石集团的人明争暗斗，真是煞费苦心。到1949年初，卢汉已经白手起家建立了17个保安团，约两万余人的兵力。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引退”，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统治者全都一片慌乱，深有朝不保夕之感，各省市的军政大员，都在暗中思忖今后的出路!卢汉也曾经忧心忡忡地对他的亲信哀叹：“我们都坐在国民党这只船上，由于这只船的管理人员太不行太坏，使这只船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眼看着就要沉没了。不过，它既然是一只大船，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沉下水去，还得慢慢地沉。沉是注定的了，问题是坐在船上的人各自怎么办？”这一年来，他就是在观望形势，暗暗思量怎么办？
已经从南京的软禁中逃到香港的龙云，在香港公开宣布反蒋，也不断托人带信给卢汉，叫他早日起义，他周围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也不断用各种方式暗示或劝说他早日脱离蒋介石阵营。他也知道，既然蒋介石那么多拥有美式装备又经过抗日战争的精锐部队都一败涂地，他这十几个刚组建的、装备简陋的保安团怎么抵抗得住？如果不愿去海外当“白华”，迟早都得走这条路。但他终究是长期在国民党阵营中身居高位的军政大员，对共产党并不了解，更害怕这种反叛意图被蒋介石知道了会对自己下毒手，只能暗中逐步试探寻找出路。
抗战时期的昆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西南联大这些学术团体中的进步人士就经常有活动，加上云南的统治者龙云已经暗中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常给民主运动以保护，使昆明形成了一块民主运动的基地，如今战争即将临近西南，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人也在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卢汉靠拢人民。
特别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云南游击战争，正如燎原之势展开。这支游击武装，“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经过几年艰难斗争，已发展成了几万人，解放了三迤（滇东、滇西、滇南）不少城乡，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1949年1月又由中共中央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区纵队由庄田为纵队司令员、林李明为政委，朱家璧为副司令员，郑伯克为副政委。
过去卢汉对“边纵”游击队是采取武力围剿，但兵力不够，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人民怨恨很深，多数是支持代表正义力量的“边纵”游击队，以致每次进剿都收效甚微，到了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卢汉的政治态度也在逐渐转变。
2.透露了准备靠拢共产党的意向
当昆明的一些进步人士公开进行拥护共产党的宣传活动时，卢汉也不敢像从前那样残酷镇压，还说出了“我现在怕共产党八分，怕（国民党）中央只两分”的话。他还从那些在东北战场起义或被俘后释放回云南的人员中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新华社的广播他不敢相信，这些从前在战场上共过生死的亲信部属的话，他却不能不相信几分，听得多了，对他也有所触动。1949年5月，他的旧部张秉昌从武汉回来了。张秉昌原是第六十军的一名团长，1946年随军前往东北作战，1947年5月在吉林省的梅河口战斗中，重建的一八四师再次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他与师长陈光斗一起被俘，经过学习教育后，被释放回驻守长春的滇军第六十军。六十军在长春被围困时，他担任了与人民解放军联络的事宜，有力地促成了这个军的起义。
按照常情，对于这样一个“叛变”的军官，应予缉拿捕捉，卢汉却一反常态，秘密地召见，详细询问张秉昌起义后在人民解放军中的生活，以及中共方面对起义的滇军将领张冲、潘朔端、曾泽生等人是如何安排的。
张秉昌如实地告诉卢汉，他起义后担任过第六十军的代理参谋长，张冲由于早在1946年就去了解放区，更被重用，被任命为松江省副主席，潘朔端率第一八四师起义后，升为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曾泽生现在担任由原六十军改编的第五十军军长……
这些人从前都与中共兵戈相见过，如今还能被委以重任，使卢汉深为感慨，看来中共方面宣称的“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话并非骗人。张秉昌又趁机劝说卢汉也走起义的道路，卢汉没有答应，但也不认为这是对他的冒犯，只是表示，他会慎重考虑，而且把张秉昌留下来担任保安团团长，以后第九十三军成立，又把张秉昌提升为第二七九师师长。
不过这些军官都是中下级人员，在卢汉看来，话虽可信，却缺乏权威，要他这个封疆大吏倒戈，总得中共中央方面地位更高的人士出面郑重许诺；他想找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人，却苦于无门可入。所以他还处于犹豫彷徨中，颇焦虑也很愁苦。这时候，他想到了在“边纵”中的老部下、曾在他手下担任过警卫团长、如今“边纵”的副司令员朱家璧。离昆明不过百余公里的弥勒西山、路南圭山，是“边纵”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卢汉从前为了剿灭“边纵”，派去的保安第一团就驻扎在弥勒县城。
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云南保安第一团团长朱家修，接到卢汉发来的一封“务必亲译”的绝密电报，命令他把全团带回昆明，在密室中与他谈话时，向他透露了准备靠拢共产党的意向，要他派人就近去和“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卢汉敢于把这样重大的秘密任务交给朱家修，因为朱家修是他的心腹，而朱家修过去又和朱家璧共过事，私人交情也不错，保安一团又驻在弥勒，可以比较方便地就近进入“边纵”根据地，不致被“军统”特务们发现。朱家修深感事关重大不敢马虎，再三选择后，派了手下一名也是与朱家璧熟悉的上尉军官周耀祖拿着他的名片，化装成农民去了西山。
西山位于弥勒城以东约20公里处，与路南的圭山相联结，是彝族支系能歌善舞的撒尼人聚居的地区，多是巍峨险峻的石山，易守难攻，勇敢的撒尼人又全力支持游击队的斗争。所以“边纵”能在云南中心城市昆明的“卧榻之旁”建立根据地，并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朱家璧虽然与卢汉有旧，但这事重大，忙把这事向当时的“桂滇边工委”书记周楠、“边纵”司令员庄田，以及潜入昆明的中共云南工委书记郑伯克作了报告。郑伯克久在云南从事地下斗争，深知卢汉与蒋介石集团关系密切，一时难以相信卢汉有此诚意，他要人转告朱家璧：“卢汉这个人一支香烟没有抽完，就杀了二十几条人命，是杀人不眨眼的，是很反动的。他来找你，是布置一着闲棋；可与他联系，但要提高警惕。”周楠、庄田也在4月28日把这事电告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卢汉派人携亲笔函找朱（家璧）等接洽。庄（田）郑（敦）拟同意起义，并把游击队主力调集向昆明靠近，配合起义。”
当昆明的一些进步人士公开进行拥护共产党的宣传活动时，卢汉也不敢像从前那样残酷镇压，还说出了“我现在怕共产党八分，怕（国民党）中央只两分”的话。他还从那些在东北战场起义或被俘后释放回云南的人员中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新华社的广播他不敢相信，这些从前在战场上共过生死的亲信部属的话，他却不能不相信几分，听得多了，对他也有所触动。1949年5月，他的旧部张秉昌从武汉回来了。张秉昌原是第六十军的一名团长，1946年随军前往东北作战，1947年5月在吉林省的梅河口战斗中，重建的一八四师再次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他与师长陈光斗一起被俘，经过学习教育后，被释放回驻守长春的滇军第六十军。六十军在长春被围困时，他担任了与人民解放军联络的事宜，有力地促成了这个军的起义。
按照常情，对于这样一个“叛变”的军官，应予缉拿捕捉，卢汉却一反常态，秘密地召见，详细询问张秉昌起义后在人民解放军中的生活，以及中共方面对起义的滇军将领张冲、潘朔端、曾泽生等人是如何安排的。
张秉昌如实地告诉卢汉，他起义后担任过第六十军的代理参谋长，张冲由于早在1946年就去了解放区，更被重用，被任命为松江省副主席，潘朔端率第一八四师起义后，升为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曾泽生现在担任由原六十军改编的第五十军军长……
这些人从前都与中共兵戈相见过，如今还能被委以重任，使卢汉深为感慨，看来中共方面宣称的“既往不咎、一视同仁”的话并非骗人。张秉昌又趁机劝说卢汉也走起义的道路，卢汉没有答应，但也不认为这是对他的冒犯，只是表示，他会慎重考虑，而且把张秉昌留下来担任保安团团长，以后第九十三军成立，又把张秉昌提升为第二七九师师长。
不过这些军官都是中下级人员，在卢汉看来，话虽可信，却缺乏权威，要他这个封疆大吏倒戈，总得中共中央方面地位更高的人士出面郑重许诺；他想找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人，却苦于无门可入。所以他还处于犹豫彷徨中，颇焦虑也很愁苦。这时候，他想到了在“边纵”中的老部下、曾在他手下担任过警卫团长、如今“边纵”的副司令员朱家璧。离昆明不过百余公里的弥勒西山、路南圭山，是“边纵”武装起义的根据地。卢汉从前为了剿灭“边纵”，派去的保安第一团就驻扎在弥勒县城。
1949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云南保安第一团团长朱家修，接到卢汉发来的一封“务必亲译”的绝密电报，命令他把全团带回昆明，在密室中与他谈话时，向他透露了准备靠拢共产党的意向，要他派人就近去和“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联系。卢汉敢于把这样重大的秘密任务交给朱家修，因为朱家修是他的心腹，而朱家修过去又和朱家璧共过事，私人交情也不错，保安一团又驻在弥勒，可以比较方便地就近进入“边纵”根据地，不致被“军统”特务们发现。朱家修深感事关重大不敢马虎，再三选择后，派了手下一名也是与朱家璧熟悉的上尉军官周耀祖拿着他的名片，化装成农民去了西山。
西山位于弥勒城以东约20公里处，与路南的圭山相联结，是彝族支系能歌善舞的撒尼人聚居的地区，多是巍峨险峻的石山，易守难攻，勇敢的撒尼人又全力支持游击队的斗争。所以“边纵”能在云南中心城市昆明的“卧榻之旁”建立根据地，并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朱家璧虽然与卢汉有旧，但这事重大，忙把这事向当时的“桂滇边工委”书记周楠、“边纵”司令员庄田，以及潜入昆明的中共云南工委书记郑伯克作了报告。郑伯克久在云南从事地下斗争，深知卢汉与蒋介石集团关系密切，一时难以相信卢汉有此诚意，他要人转告朱家璧：“卢汉这个人一支香烟没有抽完，就杀了二十几条人命，是杀人不眨眼的，是很反动的。他来找你，是布置一着闲棋；可与他联系，但要提高警惕。”周楠、庄田也在4月28日把这事电告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卢汉派人携亲笔函找朱（家璧）等接洽。庄（田）郑（敦）拟同意起义，并把游击队主力调集向昆明靠近，配合起义。”
3.这次会谈颇融洽
这等大事，华南局的负责人方方也不敢答复，又电报党中央。中共中央当时对卢汉是否真正有诚意起义也持怀疑态度，担心远在云南又兵力单薄的“边纵”游击队上当受骗、吃亏！
几天后，周耀祖回到昆明向朱家修复命，详细叙述了他见到朱家璧的过程，还带回了一封藏在竹筒里，用棉纸写的、没有抬头和落款的朱家璧亲笔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希望先送些食盐，再给几幅五万分之一的军用云南地图……
云南山区一向缺盐，在国民党军队封锁下，游击队根据地的军民常是艰难地淡食度日。要盐要军用地图既是实际需要，也是试探卢汉的诚意。卢汉见第一次联系成功，很高兴，立即派人去准备食盐和军用地图，并把周耀祖从保安一团调到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直接差遣。
卢汉以后又把这事交给他的妻弟、当时担任保安第三旅少将旅长的龙泽汇去与朱家璧会谈。龙泽汇与朱家璧是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同学，毕业后一起回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工作，同时担任区队长，两人私交一向很好。抗战初期，朱家璧悄悄去了延安，1941年朱家璧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陈云的派遣于1月间以探亲为名从延安经西安、重庆返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在昆明他首先去看望了当时在卢浚泉旅长那里担任中校团长的龙泽汇，龙泽汇甚念旧情，对他仍然欢洽如故，力劝他不要再回延安，并把他介绍给卢浚泉，被卢浚泉任命为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营长，使得他能按照党的要求顺利进入滇军。朱家璧的家庭在云南也算得名门望族，不少亲属是大官僚、大商人，如南屏街旁边那条布满吃食、舞厅、电影院，极为繁华的晓东街，就是他堂叔所有。也就便利了他在云南的上层社会活动，并以他的干练才能逐步接近卢汉，深为卢汉信任，在1945年4月担任了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特务（警卫）团团长。
所以后来“军统”特务在1945年向蒋介石报告，朱家璧是共产党人，蒋介石密电卢汉予以逮捕，卢汉由于平日对朱家璧印象极好，怎么也难以把他与他想象中的要搞颠覆活动的共产党人联系起来，关押了几天还是以“保外就医”为名把朱家璧放了，帮助朱家璧渡过了一大劫难。这当中当然有龙泽汇在帮忙说情……如今，虽然兵戈相见多日，但坐下来面谈，还是容易心平气和的。
朱家璧与龙泽汇第一次会谈是1949年5月下旬，地点选在离昆明不远，嵩明与寻甸接壤的羊街磨盘寺。这既是“边纵”的游击区，附近的新春邑又驻有一个卢汉的保安第十团，龙泽汇可用来这一带视察防务为名以遮人耳目。对这次会谈，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都很重视这事，也想通过龙泽汇这位能影响卢汉的重要人物，对卢汉进一步做工作，让他更坚定地靠拢人民，除了朱家璧外，还有曾在龙海山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杨守笃、许南波参加。
这次会谈颇融洽。龙泽汇是带着诚意来的，对于“边纵”方面提出的要求，都愿答应带给卢汉。在这以后（5月至8月），卢汉曾命令龙泽汇分两批秘密送给“边纵”步枪3000支、轻机枪220挺、重机枪12挺，子弹20余万发，军服10000套，半开银币20000元，还有两部电台和一批报务人员。这是相当于一个步兵师的装备，卢汉出手的大方，也显示了他急于起义的心情。
1949年夏秋的“边纵”已有12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其中两个支队活动于广西的左江、右江），近3余万人，只是武器简陋、残缺不齐，多是从战斗中缴获的，卢汉送来的这一批武器相当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作战能力，有利于云南的游击战争的发展。
这年5月间，与卢汉关系密切的宋一痕从香港回来了。宋一痕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如今是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于云南政界上层，两年前的1947年9月，他以送妻子席淑英去香港医病为名，被卢汉派往香港了解形势（席淑英的妹妹席淑芳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后在1950年与朱家璧将军结婚）。
这等大事，华南局的负责人方方也不敢答复，又电报党中央。中共中央当时对卢汉是否真正有诚意起义也持怀疑态度，担心远在云南又兵力单薄的“边纵”游击队上当受骗、吃亏！
几天后，周耀祖回到昆明向朱家修复命，详细叙述了他见到朱家璧的过程，还带回了一封藏在竹筒里，用棉纸写的、没有抬头和落款的朱家璧亲笔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希望先送些食盐，再给几幅五万分之一的军用云南地图……
云南山区一向缺盐，在国民党军队封锁下，游击队根据地的军民常是艰难地淡食度日。要盐要军用地图既是实际需要，也是试探卢汉的诚意。卢汉见第一次联系成功，很高兴，立即派人去准备食盐和军用地图，并把周耀祖从保安一团调到云南省保安司令部，由他直接差遣。
卢汉以后又把这事交给他的妻弟、当时担任保安第三旅少将旅长的龙泽汇去与朱家璧会谈。龙泽汇与朱家璧是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同学，毕业后一起回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工作，同时担任区队长，两人私交一向很好。抗战初期，朱家璧悄悄去了延安，1941年朱家璧受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陈云的派遣于1月间以探亲为名从延安经西安、重庆返回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在昆明他首先去看望了当时在卢浚泉旅长那里担任中校团长的龙泽汇，龙泽汇甚念旧情，对他仍然欢洽如故，力劝他不要再回延安，并把他介绍给卢浚泉，被卢浚泉任命为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营长，使得他能按照党的要求顺利进入滇军。朱家璧的家庭在云南也算得名门望族，不少亲属是大官僚、大商人，如南屏街旁边那条布满吃食、舞厅、电影院，极为繁华的晓东街，就是他堂叔所有。也就便利了他在云南的上层社会活动，并以他的干练才能逐步接近卢汉，深为卢汉信任，在1945年4月担任了卢汉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特务（警卫）团团长。
所以后来“军统”特务在1945年向蒋介石报告，朱家璧是共产党人，蒋介石密电卢汉予以逮捕，卢汉由于平日对朱家璧印象极好，怎么也难以把他与他想象中的要搞颠覆活动的共产党人联系起来，关押了几天还是以“保外就医”为名把朱家璧放了，帮助朱家璧渡过了一大劫难。这当中当然有龙泽汇在帮忙说情……如今，虽然兵戈相见多日，但坐下来面谈，还是容易心平气和的。
朱家璧与龙泽汇第一次会谈是1949年5月下旬，地点选在离昆明不远，嵩明与寻甸接壤的羊街磨盘寺。这既是“边纵”的游击区，附近的新春邑又驻有一个卢汉的保安第十团，龙泽汇可用来这一带视察防务为名以遮人耳目。对这次会谈，中共桂滇边工委和中共云南省工委都很重视这事，也想通过龙泽汇这位能影响卢汉的重要人物，对卢汉进一步做工作，让他更坚定地靠拢人民，除了朱家璧外，还有曾在龙海山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杨守笃、许南波参加。
这次会谈颇融洽。龙泽汇是带着诚意来的，对于“边纵”方面提出的要求，都愿答应带给卢汉。在这以后（5月至8月），卢汉曾命令龙泽汇分两批秘密送给“边纵”步枪3000支、轻机枪220挺、重机枪12挺，子弹20余万发，军服10000套，半开银币20000元，还有两部电台和一批报务人员。这是相当于一个步兵师的装备，卢汉出手的大方，也显示了他急于起义的心情。
1949年夏秋的“边纵”已有12个支队、两个独立团（其中两个支队活动于广西的左江、右江），近3余万人，只是武器简陋、残缺不齐，多是从战斗中缴获的，卢汉送来的这一批武器相当有力地提高了他们的作战能力，有利于云南的游击战争的发展。
这年5月间，与卢汉关系密切的宋一痕从香港回来了。宋一痕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如今是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于云南政界上层，两年前的1947年9月，他以送妻子席淑英去香港医病为名，被卢汉派往香港了解形势（席淑英的妹妹席淑芳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后在1950年与朱家璧将军结婚）。
4.可以策动卢汉起义了
宋一痕既然负有使命，也就在香港积极奔走，通过各种关系先后见到了中共中央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并且与冯乃超、吴获舟等共产党人有接触，从而对这场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他曾经把这些见闻以及他对云南今后该怎么办的看法，秘密函告卢汉。
当时（1947年下半年），国共双方在兵力对比上，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初起时的430余万降为370万，仍占优势，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山东战场还处于艰难斗争中，虽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3大主力已在7月挺进中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原逐鹿，但鹿死谁手，还一时难见分晓，远在万里云南的卢汉，当时还不能迫切感受到大溃败的压力，所以虽然收到了宋一痕的信，并不完全为这些劝告所动，仍然保持着观望状态。
战争的第二年（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均已招致惨重失败，东北、华北、中原的广大地区陆续丢失；被人民解放军紧紧围困，龟缩在锦州、沈阳、长春、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秦皇岛、济南、新乡、太原几个孤立据点的国民党军队正逐一被歼或起义，蒋介石的所谓“战略性进攻”已彻底失败。特别使卢汉感到震惊的是被他视为从政和统治云南本钱的滇军两个军（第六十军、九十三军）在东北战场的先后被歼，那些军师团营长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旧部，不少人还是他的亲戚朋友，他既为这些人的命运担心，滇军的全部覆没，也使他失去了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1946年7月，卢汉奉蒋介石之命去东北宣慰滇军，他就在暗中对第六十军将领说过：“我这个主席是靠你们当上的，能当多久，就靠你们了。希望你们在外边努力效劳，但又不能丢老本，老本没了，就一切都完了。”）如今这些消息传来，他忧心如焚地终夜绕室彷徨，长吁短叹地难以入睡。
紧接着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国民党损失12个兵团、46个军，154万精锐部队而结束；再随之而来的是1949年初蒋介石的被迫“引退”，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强渡长江，风卷残云地横扫皖、苏、浙、赣、闽……
云南虽然离战地还有三千余公里路程，有乌蒙山系、横断山脉之险，卢汉作为军人却很明白，兵败如山倒，颓势已成，整个大陆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日期也将为期不远！
他深感不能再拖延观望了，在1949年5月间向在香港的宋一痕发出了急信，请宋一痕立即回昆明共商大事。
宋一痕明白这是卢汉思变的前兆，拿着卢汉的信去向中共华南局汇报，华南局又把这事电告中共中央；中央领导认为：人民解放军正在长江以南作战，进军华南、西南只是今年底明年初之事，可以策动卢汉起义了。华南局也就建议宋一痕迅速返回昆明。
卢汉虽然不知道宋一痕与中共华南局有多深的关系，但他也能猜到，宋一痕在香港这两年必然与中共方面有过接触，了解许多那边的情况，所以才急匆匆地把宋一痕请回来。从前他在那些起义后归来的部属面前，虽然听得多问得多，却谨慎地不表态，如今对宋一痕却大不一样，平日在部属面前的威严、矜持都没有了，是这样平和，谦逊，敞开心地来商量询问；在与宋一痕的几次密谈中，对宋一痕建议他适时起义一事，完全同意。据宋一痕回忆，卢汉曾这样对他说：“我也曾经多方考虑过，并同一些老部下商议过，为了三迤父老，已决定走起义这条路，现在正准备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但缺乏适当的人选。考虑到你在香港两年多，没有人注意，而且你以前加入过共产党，他们会信任你。想请你去与他们联系，行吗？”
这正是宋一痕所希望的，他见卢汉决心已定，才坦率地说出他这次就是被中共方面派回昆明与卢汉商议云南起义的事。并爽直地回答：“主席有此决心，我当全力以赴。”
卢汉听了很是高兴。这段时间他曾经派人暗中找中共地下党的人，没有线索哪里找得到？还几乎受了假冒共产党的“军统”特务的骗。
宋一痕既然负有使命，也就在香港积极奔走，通过各种关系先后见到了中共中央华南局负责人潘汉年、夏衍，并且与冯乃超、吴获舟等共产党人有接触，从而对这场解放战争的发展趋势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他曾经把这些见闻以及他对云南今后该怎么办的看法，秘密函告卢汉。
当时（1947年下半年），国共双方在兵力对比上，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初起时的430余万降为370万，仍占优势，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山东战场还处于艰难斗争中，虽然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3大主力已在7月挺进中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原逐鹿，但鹿死谁手，还一时难见分晓，远在万里云南的卢汉，当时还不能迫切感受到大溃败的压力，所以虽然收到了宋一痕的信，并不完全为这些劝告所动，仍然保持着观望状态。
战争的第二年（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各个战场均已招致惨重失败，东北、华北、中原的广大地区陆续丢失；被人民解放军紧紧围困，龟缩在锦州、沈阳、长春、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秦皇岛、济南、新乡、太原几个孤立据点的国民党军队正逐一被歼或起义，蒋介石的所谓“战略性进攻”已彻底失败。特别使卢汉感到震惊的是被他视为从政和统治云南本钱的滇军两个军（第六十军、九十三军）在东北战场的先后被歼，那些军师团营长都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旧部，不少人还是他的亲戚朋友，他既为这些人的命运担心，滇军的全部覆没，也使他失去了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1946年7月，卢汉奉蒋介石之命去东北宣慰滇军，他就在暗中对第六十军将领说过：“我这个主席是靠你们当上的，能当多久，就靠你们了。希望你们在外边努力效劳，但又不能丢老本，老本没了，就一切都完了。”）如今这些消息传来，他忧心如焚地终夜绕室彷徨，长吁短叹地难以入睡。
紧接着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国民党损失12个兵团、46个军，154万精锐部队而结束；再随之而来的是1949年初蒋介石的被迫“引退”，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强渡长江，风卷残云地横扫皖、苏、浙、赣、闽……
云南虽然离战地还有三千余公里路程，有乌蒙山系、横断山脉之险，卢汉作为军人却很明白，兵败如山倒，颓势已成，整个大陆被人民解放军占领的日期也将为期不远！
他深感不能再拖延观望了，在1949年5月间向在香港的宋一痕发出了急信，请宋一痕立即回昆明共商大事。
宋一痕明白这是卢汉思变的前兆，拿着卢汉的信去向中共华南局汇报，华南局又把这事电告中共中央；中央领导认为：人民解放军正在长江以南作战，进军华南、西南只是今年底明年初之事，可以策动卢汉起义了。华南局也就建议宋一痕迅速返回昆明。
卢汉虽然不知道宋一痕与中共华南局有多深的关系，但他也能猜到，宋一痕在香港这两年必然与中共方面有过接触，了解许多那边的情况，所以才急匆匆地把宋一痕请回来。从前他在那些起义后归来的部属面前，虽然听得多问得多，却谨慎地不表态，如今对宋一痕却大不一样，平日在部属面前的威严、矜持都没有了，是这样平和，谦逊，敞开心地来商量询问；在与宋一痕的几次密谈中，对宋一痕建议他适时起义一事，完全同意。据宋一痕回忆，卢汉曾这样对他说：“我也曾经多方考虑过，并同一些老部下商议过，为了三迤父老，已决定走起义这条路，现在正准备派人与共产党方面联系，但缺乏适当的人选。考虑到你在香港两年多，没有人注意，而且你以前加入过共产党，他们会信任你。想请你去与他们联系，行吗？”
这正是宋一痕所希望的，他见卢汉决心已定，才坦率地说出他这次就是被中共方面派回昆明与卢汉商议云南起义的事。并爽直地回答：“主席有此决心，我当全力以赴。”
卢汉听了很是高兴。这段时间他曾经派人暗中找中共地下党的人，没有线索哪里找得到？还几乎受了假冒共产党的“军统”特务的骗。
5.看到了一线光亮
如今终于有个与中国共产党有来往的宋一痕来和卢汉商量起义大事，使他在瞎摸乱撞中看到了一线光亮。不过他仍然不放心地询问宋一痕：“我和部下们都是国民党军的将领，以前都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我担心，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
这是老实话，作为云南地方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蒋介石统治集团虽然有矛盾，但从前在反共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在他任职云南省主席这几年间，他的保安团队曾多次向中共的游击武装进行围剿，如1948年2月保安一团的围攻泸西县的农民暴动，1948年8月派保安团独立大队进攻元江“反三征”的“云南人民反蒋自救军”，招致失败后，又加派保安第七团、第十团、第十六团配合中央军第二十六军再次进攻；特别是1948年7月，昆明爱国师生3万多人举行反美爱国行游，卢汉指派军警宪特打死打伤表威行游的学生150多人，逮捕关押了400多名学生和教师，造成著名的“七一五”惨案。卢汉虽然当时杀戒大开时毫不手软，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对学生的镇压，自己“将成为云南文化之罪人，而永为反对党所借口”。想起这些事，他当然不能安心起义。
宋一痕理解卢汉的顾虑，又向他解释共产党的政策确实是既往不咎，列举了他的旧部、在东北战场和人民解放军有过激烈战斗的滇军将领潘朔端、曾泽生等人起义后都受到重用，特别是内战初起首先率部进攻解放区，并通电全国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打了第一枪”的“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傅作义，如今在北平也是被中共礼遇有加。
这些人的情况，卢汉也早有所闻，如今经宋一痕说来，更使他放心，但他仍然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保证；为了主动表示他愿意起义的决心，他让机要秘书钟启痕代他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然后由他亲笔签名盖章，请宋一痕转道香港带往北平。
这是昆明初夏，雨季还没有完全开始的一个微略有些燥热的晚上，暗淡灯光下，街头那宽阔的梧桐树枝叶显得宽大墨绿。街上行人稀少，不时有军、警、宪的巡逻队走过，维持治安并缉查可疑的人。但他们却不知道在翠湖边上那栋被他们严密卫护的豪宅里，他们的首脑正在悄悄地策划改弦更张、弃暗投明的大事。
卢汉也明白，他虽然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这云南他并不能完全控制，“军统”、“中统”特务密布，日夜都在用各种手段监视、了解他的动向，所以他再三叮嘱宋一痕，这信一定要妥为送达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千万不能落在别人手里。为了安全，他派自己的副官用车把宋一痕送回青龙巷家中，第二天又派专人护送他乘上飞往香港的班机。机场上虽然有“军统”特务严密检查来往的乘客，却不敢去骚扰这位卢主席的客人。
宋一痕深知此行关系甚大也不敢麻痹，那天晚上回到家后，请老母亲拆开他的西装背心，把卢汉这封表达起义决心的信缝进去。
飞机起飞了，卢汉的心仍在不安地悬着，几小时后，他得知宋一痕已安全降落香港，才放心了。这种秘密行径比指挥军队作战还紧张呵！
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局很满意宋一痕这次昆明之行，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后，在6月16日派专人把宋一痕护送往北平。那时候，华南还没有解放，北上都得从海上绕行，乘轮船穿越台湾海峡，经东海、黄海、渤海，在东北营口上岸，再乘火车进入华北。奔波万里，途中很是辛苦。如果是宋一痕自己活动，那是寸步难行的。这一路上，他不能不深深佩服中共地下交通线的周详细密。组织能力这样强，当然能成为战胜之师！
解放后的古都北平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安居乐业，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建立；久在杂乱、暮气沉沉的昆明、香港生活的宋一痕，进入这即将成为新的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城市，处处觉得新鲜，真是耳目一新。
如今终于有个与中国共产党有来往的宋一痕来和卢汉商量起义大事，使他在瞎摸乱撞中看到了一线光亮。不过他仍然不放心地询问宋一痕：“我和部下们都是国民党军的将领，以前都做过一些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我担心，起义后，能不能得到中共方面的谅解？”
这是老实话，作为云南地方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蒋介石统治集团虽然有矛盾，但从前在反共立场上却是一致的，在他任职云南省主席这几年间，他的保安团队曾多次向中共的游击武装进行围剿，如1948年2月保安一团的围攻泸西县的农民暴动，1948年8月派保安团独立大队进攻元江“反三征”的“云南人民反蒋自救军”，招致失败后，又加派保安第七团、第十团、第十六团配合中央军第二十六军再次进攻；特别是1948年7月，昆明爱国师生3万多人举行反美爱国行游，卢汉指派军警宪特打死打伤表威行游的学生150多人，逮捕关押了400多名学生和教师，造成著名的“七一五”惨案。卢汉虽然当时杀戒大开时毫不手软，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这次对学生的镇压，自己“将成为云南文化之罪人，而永为反对党所借口”。想起这些事，他当然不能安心起义。
宋一痕理解卢汉的顾虑，又向他解释共产党的政策确实是既往不咎，列举了他的旧部、在东北战场和人民解放军有过激烈战斗的滇军将领潘朔端、曾泽生等人起义后都受到重用，特别是内战初起首先率部进攻解放区，并通电全国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打了第一枪”的“华北剿匪总部”总司令傅作义，如今在北平也是被中共礼遇有加。
这些人的情况，卢汉也早有所闻，如今经宋一痕说来，更使他放心，但他仍然希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保证；为了主动表示他愿意起义的决心，他让机要秘书钟启痕代他写了一份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信，然后由他亲笔签名盖章，请宋一痕转道香港带往北平。
这是昆明初夏，雨季还没有完全开始的一个微略有些燥热的晚上，暗淡灯光下，街头那宽阔的梧桐树枝叶显得宽大墨绿。街上行人稀少，不时有军、警、宪的巡逻队走过，维持治安并缉查可疑的人。但他们却不知道在翠湖边上那栋被他们严密卫护的豪宅里，他们的首脑正在悄悄地策划改弦更张、弃暗投明的大事。
卢汉也明白，他虽然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这云南他并不能完全控制，“军统”、“中统”特务密布，日夜都在用各种手段监视、了解他的动向，所以他再三叮嘱宋一痕，这信一定要妥为送达中共方面的负责人，千万不能落在别人手里。为了安全，他派自己的副官用车把宋一痕送回青龙巷家中，第二天又派专人护送他乘上飞往香港的班机。机场上虽然有“军统”特务严密检查来往的乘客，却不敢去骚扰这位卢主席的客人。
宋一痕深知此行关系甚大也不敢麻痹，那天晚上回到家后，请老母亲拆开他的西装背心，把卢汉这封表达起义决心的信缝进去。
飞机起飞了，卢汉的心仍在不安地悬着，几小时后，他得知宋一痕已安全降落香港，才放心了。这种秘密行径比指挥军队作战还紧张呵！
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局很满意宋一痕这次昆明之行，向中共中央报告和请示后，在6月16日派专人把宋一痕护送往北平。那时候，华南还没有解放，北上都得从海上绕行，乘轮船穿越台湾海峡，经东海、黄海、渤海，在东北营口上岸，再乘火车进入华北。奔波万里，途中很是辛苦。如果是宋一痕自己活动，那是寸步难行的。这一路上，他不能不深深佩服中共地下交通线的周详细密。组织能力这样强，当然能成为战胜之师！
解放后的古都北平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人民安居乐业，新的社会秩序正在建立；久在杂乱、暮气沉沉的昆明、香港生活的宋一痕，进入这即将成为新的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城市，处处觉得新鲜，真是耳目一新。
6.中共中央很重视卢汉的这位“特使”
中共中央很重视卢汉的这位“特使”，周恩来副主席和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负责敌工的李克农等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周恩来看了卢汉的信，又听了宋一痕汇报这两年几次返回昆明劝导卢汉的过程，高度评价了卢汉愿率部起义的决心，也表扬了宋一痕为了云南的解放，不惧个人危险而不倦地奔走所取得的成绩。当时，南进的人民解放军还停留在江西、湖南一线，不可能立即逼近西南地区，面对还受着蒋介石集团严密控制的云南该如何动作？可不能轻举妄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蒋介石重兵的扑杀，所以，中共中央还要对卢汉的起义慎重讨论安排，周恩来嘱咐宋一痕不要着急，在北平多住几天，看看这城市和平解放后的变化，回云南时也可以把这些感受告诉卢汉和他的部属们。
这期间，朱德总司令又接见了宋一痕。朱老总是191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的“重九”武装起义，还担任过滇军旅长，与云南众多的军政要员和耆宿，如李根源等人都有旧，对云南感情很深，他亲切地与宋一痕谈论云南的过往和未来，要他回去转告卢汉应该坚定地走和平解放之路，以免三迤人民受战乱之苦……
8月初，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接见宋一痕，把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他：1.欢迎卢汉将军起义；2.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既往不咎；3.但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不能盲动……这些都合乎实情，也为卢汉考虑得很周到。宋一痕深感此行不虚，高兴地从北平经香港返回昆明。离开北平前，李维汉、李克农把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方式、暗语、代号交代给他，以便必要时直接联系。他回到香港后，又把这些告诉了妻子席淑英、妻弟席宣，作为他回昆明后，在香港的“转运站”。
宋一痕来往于昆明、北平的这3个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新疆、福建已经解放，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卢汉被这急剧变化的战局所惊愕，深感这条“大船”的沉没速度在加快，处在“船尾”的云南也很快要被浪涛淹着了，更是望眼欲穿地等待宋一痕的回来。8月中旬那天，宋一痕一下飞机，就被卢汉派往机场等候的人直接接往卢宅；卢汉平日处事一向沉着，这时候却显得很焦急。宋一痕被引入内室详细报告了几次谒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过程，周恩来副主席传达的3点指示。卢汉边听边点头，很是兴奋，深感中共方面对他的处境既理解又关怀。他也确实不敢过早行动，李弥的第八军将从川黔边境进入云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还有中央系统的宪兵团、第十三编练司令部等军队，约10个师的兵力分驻在昆明附近以及滇西南的公路线上，对昆明形成半包围之势监视着他，如第二十六军的精锐一九三师就驻在安宁，车行一个多小时就可进入昆明；卢汉的十几个保安团都是近年才组成，还来不及训练，又缺乏军事骨干，哪是这些中央军的对手！
如今已经和中共中央联络上，卢汉也就放心多了，起义的事，该怎么做？如何动手都得细细商量，宋一痕当然是他紧紧倚靠的智囊。从这时候起，宋一痕化名“白云”，以云南省政府“参议”的名义留在昆明，每天晚上由卢汉派车把他从青龙巷家中接往翠湖边卢汉的私宅密商，第二天早上再派车送回。
卢汉还想利用“边纵”的武装力量制约蒋介石在云南的嫡系部队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使他们难以全力对付自己。但又担心会遭到两面夹攻，“边纵”会利用他和国民党中央系统军队周旋之时，趁机出击抢占他的地盘。他这些顾虑也被中共地下党了解到，为了解除卢汉的顾虑，中共昆明地下党按照上级指示，在这年（1949年）8月派出了当时以学者、省参议员身份活动于云南政界的马曜，由民主人士吴少默陪同去见卢汉。马曜是滇西洱源县白族，与卢汉的军事副手、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锳是堂兄弟，他的胞兄马昶则是云南绥靖公署的上校监察官。他在云南参议会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活动，反蒋、反内战观点和锋利话语常常声震四座，使得卢汉早就怀疑他可能是中共党员，还要利用马曜的参议员身份来支持他制抵蒋介石对云南地方势力的挤压，不仅不想逮捕他，还对他尊敬有加。
中共中央很重视卢汉的这位“特使”，周恩来副主席和主管统战工作的李维汉、负责敌工的李克农等领导人都接见了他。周恩来看了卢汉的信，又听了宋一痕汇报这两年几次返回昆明劝导卢汉的过程，高度评价了卢汉愿率部起义的决心，也表扬了宋一痕为了云南的解放，不惧个人危险而不倦地奔走所取得的成绩。当时，南进的人民解放军还停留在江西、湖南一线，不可能立即逼近西南地区，面对还受着蒋介石集团严密控制的云南该如何动作？可不能轻举妄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蒋介石重兵的扑杀，所以，中共中央还要对卢汉的起义慎重讨论安排，周恩来嘱咐宋一痕不要着急，在北平多住几天，看看这城市和平解放后的变化，回云南时也可以把这些感受告诉卢汉和他的部属们。
这期间，朱德总司令又接见了宋一痕。朱老总是1911年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云南的“重九”武装起义，还担任过滇军旅长，与云南众多的军政要员和耆宿，如李根源等人都有旧，对云南感情很深，他亲切地与宋一痕谈论云南的过往和未来，要他回去转告卢汉应该坚定地走和平解放之路，以免三迤人民受战乱之苦……
8月初，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接见宋一痕，把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他：1.欢迎卢汉将军起义；2.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是既往不咎；3.但现在还不是起义的时候。不能盲动……这些都合乎实情，也为卢汉考虑得很周到。宋一痕深感此行不虚，高兴地从北平经香港返回昆明。离开北平前，李维汉、李克农把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方式、暗语、代号交代给他，以便必要时直接联系。他回到香港后，又把这些告诉了妻子席淑英、妻弟席宣，作为他回昆明后，在香港的“转运站”。
宋一痕来往于昆明、北平的这3个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新疆、福建已经解放，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卢汉被这急剧变化的战局所惊愕，深感这条“大船”的沉没速度在加快，处在“船尾”的云南也很快要被浪涛淹着了，更是望眼欲穿地等待宋一痕的回来。8月中旬那天，宋一痕一下飞机，就被卢汉派往机场等候的人直接接往卢宅；卢汉平日处事一向沉着，这时候却显得很焦急。宋一痕被引入内室详细报告了几次谒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过程，周恩来副主席传达的3点指示。卢汉边听边点头，很是兴奋，深感中共方面对他的处境既理解又关怀。他也确实不敢过早行动，李弥的第八军将从川黔边境进入云南，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还有中央系统的宪兵团、第十三编练司令部等军队，约10个师的兵力分驻在昆明附近以及滇西南的公路线上，对昆明形成半包围之势监视着他，如第二十六军的精锐一九三师就驻在安宁，车行一个多小时就可进入昆明；卢汉的十几个保安团都是近年才组成，还来不及训练，又缺乏军事骨干，哪是这些中央军的对手！
如今已经和中共中央联络上，卢汉也就放心多了，起义的事，该怎么做？如何动手都得细细商量，宋一痕当然是他紧紧倚靠的智囊。从这时候起，宋一痕化名“白云”，以云南省政府“参议”的名义留在昆明，每天晚上由卢汉派车把他从青龙巷家中接往翠湖边卢汉的私宅密商，第二天早上再派车送回。
卢汉还想利用“边纵”的武装力量制约蒋介石在云南的嫡系部队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使他们难以全力对付自己。但又担心会遭到两面夹攻，“边纵”会利用他和国民党中央系统军队周旋之时，趁机出击抢占他的地盘。他这些顾虑也被中共地下党了解到，为了解除卢汉的顾虑，中共昆明地下党按照上级指示，在这年（1949年）8月派出了当时以学者、省参议员身份活动于云南政界的马曜，由民主人士吴少默陪同去见卢汉。马曜是滇西洱源县白族，与卢汉的军事副手、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锳是堂兄弟，他的胞兄马昶则是云南绥靖公署的上校监察官。他在云南参议会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活动，反蒋、反内战观点和锋利话语常常声震四座，使得卢汉早就怀疑他可能是中共党员，还要利用马曜的参议员身份来支持他制抵蒋介石对云南地方势力的挤压，不仅不想逮捕他，还对他尊敬有加。
7.卢汉心头的沉重感减除了不少
谈话中，卢汉告诉马曜，他对滇西和滇西北方面局势颇忧虑，那里的“边纵”游击队和驻军保安团的冲突正在加剧，这不利于将来和平解决云南的问题……马曜亲切地对卢汉表示，活动于滇西的“边纵”领导人，多是他的熟人，从前的同事、同学或学生，私人交情很好，也了解到那边的人很愿意与卢汉合作，如果卢汉同意，可以由他出面联系约定地点会谈，相互加强了解和信任……
卢汉当然明白，这是中共地下党方面让马曜来传话，也就坦率地告诉他，他已经派龙泽汇和活动于弥勒、路南、寻甸一带的朱家璧有过两次接触，也希望马曜能去大理会见驻在那里的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当面商量与“边纵”七支队领导人会面的事。马曜欣然表示，愿作大理行。9月1日，卢汉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送马曜去往大理。他怕手下的驾驶员在昆明熟人多容易泄密，特意挑选了一个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云南的日军战俘来开车。临行前的头一天，卢汉在家里设宴为马曜饯行，同时要马曜转告“边纵”方面：现在昆明到大理的交通沿线都有蒋介石派出的“军统”、“中统”特务活动，监视云南省政府的动态，调查他们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因此，希望“边纵”不要进占公路沿线的城市和据点，使他们为难。游击队需要武器弹药，他已通知余建勋旅长，可以支援赠送……马曜的这次行动是得到了正在昆明潜伏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兼“边纵”副政委郑伯克的批准，还派了也藏在昆明的“边纵”第七支队副政委陈柏松和马曜同车西行，以便到了大理后，陈柏松先回剑川的七支队驻地联系，预作安排。当时这条“滇缅公路”的路况不好，从昆明到大理仅400公里的路程，小吉普车却两头见黑地跑了一整天。幸好小车挂着云南绥靖公署的军用牌照，沿途的军警宪特不敢盘查刁难，得以顺利通行。在大理，马曜被安排在余建勋的参谋长陶任之家中住下。他和陶任之是熟人，老朋友来访，也不会引起人怀疑，当地特务也不敢上门来搜查。余建勋已经得到卢汉通知，立即赶来会谈。余建勋旅长和马曜那几位在军界任职的兄弟也是熟人。他表示，一切愿遵照卢主席的指示办事，谈判也就很顺利。
与“边纵”关系的走向和洽，使卢汉心头的沉重感减除了不少，他很明白蒋介石派驻云南的那些将领，早期在昆明的霍揆彰、关麟征、何绍周，现在的李弥、余程万等人，都在窥伺自己的省主席位置，只是时机不成熟，蒋介石没有发话，而迟迟不敢动手；如今有“边纵”对付这些中央军，更加重了云南地方的复杂性，使得他可以“边纵”势力日益壮大为名，进一步向蒋介石要权要兵。
“边纵”经常用小股部队对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袭扰，袭击仓库、军营，伏击来往军车和零散人员，破坏公路桥梁道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出没无常的战术，使得装备比游击队精良，人数也多得多的国民党军队难以安宁；守护昆明至沾益100多公里铁路线的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就满腹牢骚地说：“我不应该叫石补天，应该改为石补路；我天天补路都补不过来，哪里还能去补天。”这条铁路离昆明这样近尚且如此，其他边远地带，他们就更难以守卫了！
卢汉有着这样多向“边纵”送枪送钱的事，加上他在这以前的七八月间，公开在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起义的措施，如不经国民党中央批准自行撤销主管征兵的省军管区、师管区，不给驻扎在云南的中央军提供兵源，但又加快扩充云南的保安团队，还成立了省训团，由他亲自兼任团长，用他的言行来训练县长和基层官吏，停止以镇压民主活动为主旨的“党政联席会报”，限制在云南的“军统”特务人数……再加上在香港的龙云急于促使卢汉起义，不断向新闻界宣扬：卢汉是他的老部下，是会听从他的指使迅速加入反蒋阵线，香港、广州、重庆的一些报纸，也就不断发表消息大肆渲染云南将易帜，以致国民党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一再主张立即用武力解决卢汉，以保全云南……这也就是怀有异心、又担心被蒋介石知道的卢汉，不肯在1949年的8月应蒋介石的电召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之故。
谈话中，卢汉告诉马曜，他对滇西和滇西北方面局势颇忧虑，那里的“边纵”游击队和驻军保安团的冲突正在加剧，这不利于将来和平解决云南的问题……马曜亲切地对卢汉表示，活动于滇西的“边纵”领导人，多是他的熟人，从前的同事、同学或学生，私人交情很好，也了解到那边的人很愿意与卢汉合作，如果卢汉同意，可以由他出面联系约定地点会谈，相互加强了解和信任……
卢汉当然明白，这是中共地下党方面让马曜来传话，也就坦率地告诉他，他已经派龙泽汇和活动于弥勒、路南、寻甸一带的朱家璧有过两次接触，也希望马曜能去大理会见驻在那里的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当面商量与“边纵”七支队领导人会面的事。马曜欣然表示，愿作大理行。9月1日，卢汉派了一辆军用吉普车送马曜去往大理。他怕手下的驾驶员在昆明熟人多容易泄密，特意挑选了一个抗日战争胜利后留在云南的日军战俘来开车。临行前的头一天，卢汉在家里设宴为马曜饯行，同时要马曜转告“边纵”方面：现在昆明到大理的交通沿线都有蒋介石派出的“军统”、“中统”特务活动，监视云南省政府的动态，调查他们和中共地下党的关系。因此，希望“边纵”不要进占公路沿线的城市和据点，使他们为难。游击队需要武器弹药，他已通知余建勋旅长，可以支援赠送……马曜的这次行动是得到了正在昆明潜伏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兼“边纵”副政委郑伯克的批准，还派了也藏在昆明的“边纵”第七支队副政委陈柏松和马曜同车西行，以便到了大理后，陈柏松先回剑川的七支队驻地联系，预作安排。当时这条“滇缅公路”的路况不好，从昆明到大理仅400公里的路程，小吉普车却两头见黑地跑了一整天。幸好小车挂着云南绥靖公署的军用牌照，沿途的军警宪特不敢盘查刁难，得以顺利通行。在大理，马曜被安排在余建勋的参谋长陶任之家中住下。他和陶任之是熟人，老朋友来访，也不会引起人怀疑，当地特务也不敢上门来搜查。余建勋已经得到卢汉通知，立即赶来会谈。余建勋旅长和马曜那几位在军界任职的兄弟也是熟人。他表示，一切愿遵照卢主席的指示办事，谈判也就很顺利。
与“边纵”关系的走向和洽，使卢汉心头的沉重感减除了不少，他很明白蒋介石派驻云南的那些将领，早期在昆明的霍揆彰、关麟征、何绍周，现在的李弥、余程万等人，都在窥伺自己的省主席位置，只是时机不成熟，蒋介石没有发话，而迟迟不敢动手；如今有“边纵”对付这些中央军，更加重了云南地方的复杂性，使得他可以“边纵”势力日益壮大为名，进一步向蒋介石要权要兵。
“边纵”经常用小股部队对第八军、第二十六军袭扰，袭击仓库、军营，伏击来往军车和零散人员，破坏公路桥梁道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种出没无常的战术，使得装备比游击队精良，人数也多得多的国民党军队难以安宁；守护昆明至沾益100多公里铁路线的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就满腹牢骚地说：“我不应该叫石补天，应该改为石补路；我天天补路都补不过来，哪里还能去补天。”这条铁路离昆明这样近尚且如此，其他边远地带，他们就更难以守卫了！
卢汉有着这样多向“边纵”送枪送钱的事，加上他在这以前的七八月间，公开在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起义的措施，如不经国民党中央批准自行撤销主管征兵的省军管区、师管区，不给驻扎在云南的中央军提供兵源，但又加快扩充云南的保安团队，还成立了省训团，由他亲自兼任团长，用他的言行来训练县长和基层官吏，停止以镇压民主活动为主旨的“党政联席会报”，限制在云南的“军统”特务人数……再加上在香港的龙云急于促使卢汉起义，不断向新闻界宣扬：卢汉是他的老部下，是会听从他的指使迅速加入反蒋阵线，香港、广州、重庆的一些报纸，也就不断发表消息大肆渲染云南将易帜，以致国民党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一再主张立即用武力解决卢汉，以保全云南……这也就是怀有异心、又担心被蒋介石知道的卢汉，不肯在1949年的8月应蒋介石的电召赴重庆参加军事会议之故。
8.去不去呢
卢汉没有去重庆，蒋介石又在召开那次军事会议前命张群亲自打电话给卢汉，卢汉仍以“身体不适”为由委婉地推辞。使得张群颇惊愕，卢汉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今正是西南形势危急的时刻，面对蒋介石亲自传召，不是有异心，哪敢这样抗拒。如果是从前，早撤职查办了，但当前局势艰危非同往昔，他这位“华阳相国”又善于处人待事，仍然在电话中恳切地劝说：“蒋先生与你有要事相商，你还是来吧！各方面人士都来了，就等你呀！贵体不适，开完会后在重庆休息几天，这里有名医也可治疗……”
卢汉一向尊敬比他年长、地位比他高、为人又宽容谦和的张群，两人私交也不错，卢汉许多事都是靠张群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转圜，给了他不少方便，他也知恩图报；1949年初蒋介石准备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前，先征求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意见，四川那些地方势力领头人多数沉默地软顶着，只有卢汉率先表示支持，从而打破了僵局，这使张群很感动，与卢汉的关系比过去更为密切；张群字岳军，卢汉亲切地把张群尊称为“岳公”。如今见张群亲自出面又说得这样恳切，他一时间抹不下面子，只好答应再考虑。
去不去呢？去了怕被扣留，不去又怕惹翻蒋介石，为这事他很焦躁，只好分别找亲信部属商量。事关重大，那些人又摸不透卢汉的心意，不知该怎么说好，搞得他周围的人也都心神慌乱，这样的事怎好贸然献策？
在众多部属中，卢汉特别想听听当时的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锳的看法。马锳是滇军宿将，1919年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与叶剑英元帅以及国民党的总参谋次长肖毅肃都是同学；他的哥哥马轸担任过昆明市第一任市长、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弟弟马崟担任过滇军第十一师师长，在云南官绅中，声势显赫，有着“一门三将”之誉。1937年滇军开赴台儿庄作战，他就担任卢汉的少将参谋处处长、中将参谋长，参与了大小战斗的谋划，他处理军事周密，详尽，常有奇策，一向为卢汉所倚重。这天卢汉问马锳：“昨晚张长官来电话，要我去重庆见蒋总裁，你看去不去？”马锳不知卢汉的真实心意，也就不好回答，反而问：“你决定了没有？”卢汉说：“还没有。”
作为卢汉军事上的主要助手，马锳对这事的考虑也习惯从军事角度出发，他担心蒋介石发觉了卢汉有异心，说：“是不是他们将有所行动呢？照我们的情形来看，不去，就要立即起义；但我们的保安团大部分都在滇西，共产党的军队还离我们很远，一时间还难以支援我们。现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去一趟……”当时，卢汉的3个保安旅，余建勋的第二旅在大理、保山，陇生文、龙泽汇的第一旅、第三旅在昆明，但更主要是这些新组建的保安团装备不全缺乏战斗力。卢汉想从马锳这里找出一些能敷衍蒋介石的理由，见马锳没有高招，还主张他去，这很不合他的心意，也就沉闷地说：“我再考虑考虑吧!”
卢汉被蒋介石催促，处于不想去又不敢不去的两难境地的情况，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共地下党那里，郑伯克担心卢汉此去难以回来。利用开会扣留政敌，这是蒋介石的常用手段。更担心卢汉去了重庆，被蒋介石软硬兼施后，又转向反动派那一边，继续拥蒋反共，回云南后又大抓共产党人士，镇压民主运动，使得有可能的云南起义化为泡影。他派了当时担任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地下党员杨青田去劝阻卢汉。杨青田为了掩盖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又约了当时的省参议会议长、政治上反动的徐继祖等人，以看望的名义去见卢汉。如今，卢汉正处于焦急中，见他们来了，也就急切想听听他们的主意，杨青田先故意探问：卢主席是否将有重庆之行？卢汉却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诉说：蒋介石那边催促得紧，推托再三，都不答应，看来不去不行了……徐继祖是忠实于蒋介石的人，主张去，杨青田则明确反对：“你去到那里，多半会被扣留，太危险了，一定要设法推辞，不能去。”并详细分析了蒋介石的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以及他们久欲清除卢汉的意图……卢汉越听越怕，更是不愿去重庆了。
卢汉没有去重庆，蒋介石又在召开那次军事会议前命张群亲自打电话给卢汉，卢汉仍以“身体不适”为由委婉地推辞。使得张群颇惊愕，卢汉是军人，应该明白“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今正是西南形势危急的时刻，面对蒋介石亲自传召，不是有异心，哪敢这样抗拒。如果是从前，早撤职查办了，但当前局势艰危非同往昔，他这位“华阳相国”又善于处人待事，仍然在电话中恳切地劝说：“蒋先生与你有要事相商，你还是来吧！各方面人士都来了，就等你呀！贵体不适，开完会后在重庆休息几天，这里有名医也可治疗……”
卢汉一向尊敬比他年长、地位比他高、为人又宽容谦和的张群，两人私交也不错，卢汉许多事都是靠张群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转圜，给了他不少方便，他也知恩图报；1949年初蒋介石准备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前，先征求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意见，四川那些地方势力领头人多数沉默地软顶着，只有卢汉率先表示支持，从而打破了僵局，这使张群很感动，与卢汉的关系比过去更为密切；张群字岳军，卢汉亲切地把张群尊称为“岳公”。如今见张群亲自出面又说得这样恳切，他一时间抹不下面子，只好答应再考虑。
去不去呢？去了怕被扣留，不去又怕惹翻蒋介石，为这事他很焦躁，只好分别找亲信部属商量。事关重大，那些人又摸不透卢汉的心意，不知该怎么说好，搞得他周围的人也都心神慌乱，这样的事怎好贸然献策？
在众多部属中，卢汉特别想听听当时的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锳的看法。马锳是滇军宿将，1919年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二期，与叶剑英元帅以及国民党的总参谋次长肖毅肃都是同学；他的哥哥马轸担任过昆明市第一任市长、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弟弟马崟担任过滇军第十一师师长，在云南官绅中，声势显赫，有着“一门三将”之誉。1937年滇军开赴台儿庄作战，他就担任卢汉的少将参谋处处长、中将参谋长，参与了大小战斗的谋划，他处理军事周密，详尽，常有奇策，一向为卢汉所倚重。这天卢汉问马锳：“昨晚张长官来电话，要我去重庆见蒋总裁，你看去不去？”马锳不知卢汉的真实心意，也就不好回答，反而问：“你决定了没有？”卢汉说：“还没有。”
作为卢汉军事上的主要助手，马锳对这事的考虑也习惯从军事角度出发，他担心蒋介石发觉了卢汉有异心，说：“是不是他们将有所行动呢？照我们的情形来看，不去，就要立即起义；但我们的保安团大部分都在滇西，共产党的军队还离我们很远，一时间还难以支援我们。现在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去一趟……”当时，卢汉的3个保安旅，余建勋的第二旅在大理、保山，陇生文、龙泽汇的第一旅、第三旅在昆明，但更主要是这些新组建的保安团装备不全缺乏战斗力。卢汉想从马锳这里找出一些能敷衍蒋介石的理由，见马锳没有高招，还主张他去，这很不合他的心意，也就沉闷地说：“我再考虑考虑吧!”
卢汉被蒋介石催促，处于不想去又不敢不去的两难境地的情况，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共地下党那里，郑伯克担心卢汉此去难以回来。利用开会扣留政敌，这是蒋介石的常用手段。更担心卢汉去了重庆，被蒋介石软硬兼施后，又转向反动派那一边，继续拥蒋反共，回云南后又大抓共产党人士，镇压民主运动，使得有可能的云南起义化为泡影。他派了当时担任省参议会副议长的地下党员杨青田去劝阻卢汉。杨青田为了掩盖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又约了当时的省参议会议长、政治上反动的徐继祖等人，以看望的名义去见卢汉。如今，卢汉正处于焦急中，见他们来了，也就急切想听听他们的主意，杨青田先故意探问：卢主席是否将有重庆之行？卢汉却情不自禁地向他们诉说：蒋介石那边催促得紧，推托再三，都不答应，看来不去不行了……徐继祖是忠实于蒋介石的人，主张去，杨青田则明确反对：“你去到那里，多半会被扣留，太危险了，一定要设法推辞，不能去。”并详细分析了蒋介石的言而无信、反复无常，以及他们久欲清除卢汉的意图……卢汉越听越怕，更是不愿去重庆了。
9.蒋介石仍然不肯放过卢汉
第二天早上，卢汉又召集他的高级僚属们来开会。参加会的人虽然都知道惹火了蒋介石不好办，搞得不好会给卢汉引来杀身之祸，但见卢汉不愿去，也只好顺从卢汉的主张派代表去。
这不是一般的应酬活动，是蒋介石最高当局召见，不经批准哪能自行派代表，但卢汉对此行实在是太害怕了，也只有这样做。于是派出了云南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和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朱景暄第二天飞往重庆。他们走后，卢汉还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处于极度烦躁中，担心蒋介石会因为他的拒绝到会而不择手段地制裁他，也就紧张地等待着重庆方面的信息。
蒋介石虽然恼怒卢汉的公开抗拒，但还是威严而又不动声色地命令杨文清和朱景暄：“你们告诉卢汉主席，我要他亲自来。”杨文清和朱景暄不敢违拗，忙打长途电话回昆明报告。卢汉还是那句话：“病了，不能去。有何指示让杨文清、朱景暄带回传达，当遵谕照办。”杨文清、朱景暄夹在这当中，穷于应对，只好如实地把卢汉的话报告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
蒋介石的话更重了：“卢汉一定要来，如果不放心，我可以让经国去昆明当人质……”杨文清、朱景暄深感这话分量之重，也为之颤抖了，忙把这话传回给卢汉，卢汉那肤色微黑的脸孔也顿时变得苍白，他怎敢接受蒋“太子”做人质？那岂不是明白表示自己与中央对立。但蒋介石这样威逼他，他更是不敢去重庆了。
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他仍然不肯放过卢汉，在第二天（8月29日），又派俞济时飞来昆明坐催卢汉启程。卢汉性格刚毅，一向是自制力极强，喜怒不溢于外，俞济时的到来，虽然使他有被逼到墙角落里难以动弹之感，但他还是从容笃定地把俞济时迎进自己在翠湖边的私宅住下，以上宾之礼殷勤款待，以示他对蒋介石派来的“钦差大臣”的尊敬，同时让俞济时在他家中就近观察，他确实是有病，并没有任何图谋不轨的特异举动。他一向有鸦片烟瘾，一天不吸就会精神萎靡有如处于大病中，那两天，他不吸鸦片烟，也不上五华山办公，睡衣拖鞋一脸病容地静养于内室，与俞济时见面也是这副形状，给俞济时的感觉他确实有病，而且市区内外一切如常没有调动军队图谋不轨的迹象，也就相信卢汉确实是难以带病远行。暗中，卢汉仍在与亲信们商量，这事怎么办？他的部下见他执意不去重庆，也不敢劝他，还为他打掩护，对俞济时说，卢汉主席这段时间确实身体不好……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黄埔一期学生，1942年从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的职位上调来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位近似宫中内务府总管大臣的显赫人物的到来，中央军系统在昆明的军长、师长们纷纷前往拜谒，以求亲近并得到青睐。
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和俞济时是黄埔一期同学，两人又有着亲密的上下级关系，抗战期间他作为第五十七师师长驻守常德，就属于俞济时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指挥，1948年又由俞济时保荐，来云南担任第二十六军的前身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如今，俞济时飞临昆明了，余程万无法在左右小心侍候，只能大摆宴席盛情款待。
这天晚上，余程万在福照街的昆明总商会内宴请俞济时，还邀请了卢汉以及在云南的军政要员一百多人作陪，饭后还有平剧（京剧）助兴，著名红生刘奎官，以及这个月刚从长沙来昆明的刀马旦关肃霜，从香港来的花旦于素秋，丑角梁次珊都被约来演出。
离宴会还早的下午二时，第二十六军的警卫部队已开进福照街，把附近的武成路、如安街都控制起来，那窄小的石板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负责警戒的军官士兵都是头顶钢盔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一带本来是繁荣的商业区，商店林立，有特色的云南汽锅鸡、牛肉面饭馆和有滇戏、花灯清唱的茶馆都在这一带，平日是人头拥挤热闹极了，如今却吓得行人绝迹，商店关门。
第二天早上，卢汉又召集他的高级僚属们来开会。参加会的人虽然都知道惹火了蒋介石不好办，搞得不好会给卢汉引来杀身之祸，但见卢汉不愿去，也只好顺从卢汉的主张派代表去。
这不是一般的应酬活动，是蒋介石最高当局召见，不经批准哪能自行派代表，但卢汉对此行实在是太害怕了，也只有这样做。于是派出了云南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和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朱景暄第二天飞往重庆。他们走后，卢汉还是如热锅上的蚂蚁，处于极度烦躁中，担心蒋介石会因为他的拒绝到会而不择手段地制裁他，也就紧张地等待着重庆方面的信息。
蒋介石虽然恼怒卢汉的公开抗拒，但还是威严而又不动声色地命令杨文清和朱景暄：“你们告诉卢汉主席，我要他亲自来。”杨文清和朱景暄不敢违拗，忙打长途电话回昆明报告。卢汉还是那句话：“病了，不能去。有何指示让杨文清、朱景暄带回传达，当遵谕照办。”杨文清、朱景暄夹在这当中，穷于应对，只好如实地把卢汉的话报告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俞济时。
蒋介石的话更重了：“卢汉一定要来，如果不放心，我可以让经国去昆明当人质……”杨文清、朱景暄深感这话分量之重，也为之颤抖了，忙把这话传回给卢汉，卢汉那肤色微黑的脸孔也顿时变得苍白，他怎敢接受蒋“太子”做人质？那岂不是明白表示自己与中央对立。但蒋介石这样威逼他，他更是不敢去重庆了。
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他仍然不肯放过卢汉，在第二天（8月29日），又派俞济时飞来昆明坐催卢汉启程。卢汉性格刚毅，一向是自制力极强，喜怒不溢于外，俞济时的到来，虽然使他有被逼到墙角落里难以动弹之感，但他还是从容笃定地把俞济时迎进自己在翠湖边的私宅住下，以上宾之礼殷勤款待，以示他对蒋介石派来的“钦差大臣”的尊敬，同时让俞济时在他家中就近观察，他确实是有病，并没有任何图谋不轨的特异举动。他一向有鸦片烟瘾，一天不吸就会精神萎靡有如处于大病中，那两天，他不吸鸦片烟，也不上五华山办公，睡衣拖鞋一脸病容地静养于内室，与俞济时见面也是这副形状，给俞济时的感觉他确实有病，而且市区内外一切如常没有调动军队图谋不轨的迹象，也就相信卢汉确实是难以带病远行。暗中，卢汉仍在与亲信们商量，这事怎么办？他的部下见他执意不去重庆，也不敢劝他，还为他打掩护，对俞济时说，卢汉主席这段时间确实身体不好……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黄埔一期学生，1942年从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的职位上调来蒋介石身边担任侍卫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一位近似宫中内务府总管大臣的显赫人物的到来，中央军系统在昆明的军长、师长们纷纷前往拜谒，以求亲近并得到青睐。
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和俞济时是黄埔一期同学，两人又有着亲密的上下级关系，抗战期间他作为第五十七师师长驻守常德，就属于俞济时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指挥，1948年又由俞济时保荐，来云南担任第二十六军的前身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如今，俞济时飞临昆明了，余程万无法在左右小心侍候，只能大摆宴席盛情款待。
这天晚上，余程万在福照街的昆明总商会内宴请俞济时，还邀请了卢汉以及在云南的军政要员一百多人作陪，饭后还有平剧（京剧）助兴，著名红生刘奎官，以及这个月刚从长沙来昆明的刀马旦关肃霜，从香港来的花旦于素秋，丑角梁次珊都被约来演出。
离宴会还早的下午二时，第二十六军的警卫部队已开进福照街，把附近的武成路、如安街都控制起来，那窄小的石板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负责警戒的军官士兵都是头顶钢盔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这一带本来是繁荣的商业区，商店林立，有特色的云南汽锅鸡、牛肉面饭馆和有滇戏、花灯清唱的茶馆都在这一带，平日是人头拥挤热闹极了，如今却吓得行人绝迹，商店关门。
10.城内外一片巷战将临来的紧张氛围
卢汉早就知道蒋介石给过第二十六军监视云南军政的密令，他对余程万的一举一动也是严密注视，余程万派兵警戒福照街的情况立即传到了卢汉那里，他手下人认为，余程万从前宴请客人都是在城外北校场军部的驻地，而且气氛祥和，没有派出过警戒部队，今晚怎么啦？难道是奉了蒋介石的密旨，利用俞济时来昆明，重演1945年杜聿明的第五军武力解决龙云的故伎？这可不能麻痹大意！
云南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都被紧急通知：“这是‘鸿门宴’，不能去！”卢汉也借口自己当晚要宴请俞济时，不去赴宴，只派了他的副手、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去应酬并从中观察虚实。
针对这一异常动向，当天下午，卢汉的保安旅、宪兵、警察也全部出动，在城内外各据点进入临战状态，特别对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翠湖青莲巷卢汉公馆周围加强警戒，以防止二十六军袭击。卢汉的手下人还提醒他，以商谈要事为名缠住俞济时，不让他去参加余程万的宴请，如果第二十六军发起攻击，可扣押俞济时做人质。在卢汉与余程万的两个宴会之间，俞济时当然只能去卢汉处赴宴，婉辞了余程万。
这个昆明初秋雨季的傍晚，乌黑的雨云不断从滇池上空掠过城市，虽然卢公馆里似乎是很热闹欢快，城内外却是一片巷战将临来的紧张氛围。
主要贵宾俞济时、卢汉没有来参加，余程万在福照街的这场宴会也就显得极为冷落。他自觉没趣，特别是听说有人怀疑他将利用这个机会收拾卢汉，更使他惊讶，怎么会从那个方面去想？虽然事后他一再解释，他是出于一片诚心恭请俞济时、卢汉等人，并没有任何企图。但越解释，给人的感觉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不相信。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叹气：“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但当晚出现了这一类似“鸿门宴”的迹象，又加重了卢汉的疑心。他不认为这是巧合，而是有人授意余程万这样做，更不肯去重庆了。
俞济时临走时，卢汉叫人写了一个报告请俞济时带给蒋介石，信中既表达他的忠心，也委婉陈述，他除了有病难以启程外，更担心在时局动荡的今天，他走了，云南会发生变故。俞济时被卢汉盛情款待，又接受了厚礼，也明白，自己只是奉命来催促，都是老熟人了，犯不上唱红脸，也就客气地答应转达，返回重庆去复命了。
蒋介石见卢汉仍在抗拒，更是不放心，也不愿在卢汉对他的威严挑战中服输，继续软硬兼施地加强了逼迫。张群给卢汉的秘书主任杨适生打来了电话，用又关心又威胁的语气说：“卢主席怎么哪，再有病也不能扫蒋总裁的面子嘛！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加重外界对卢主席的谣传。你告诉卢主席，总裁对他一向器重，约他来重庆面谈，为的是澄清外间的谣传和误会，别无他意。”接着又语气一变，用透露内情的口吻，实际是在郑重警告：“你告诉他，他如不来，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已决定加派两个军，60架飞机去云南……”张群过去都是直接与卢汉通话，如今，他转拐个弯，也就是好把他的威胁话语倾泻出来，但他也怕把卢汉这个彝族汉子逼得豁出命来拼，又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愿保证卢汉的安全，“定保将军去，将军回”。
在这同时，蒋介石驻扎在云贵高原的3个军确实已开始行动，第二十六军在昆明北校场的军部，从9月3日起突然进入临战状态，军直属队的官兵一律禁止外出，军炮营的十几门大炮都卸去了炮衣，炮口朝向五华山和翠湖边的卢公馆。这个军的第九十三师先头部队己从开远开抵宜良狗街附近，驻文山的第一六一师进抵盘溪附近，驻安宁的第一九三师更是集中了车辆准备随时驶入昆明。李弥的第八军也从四川泸州经贵州的毕节往云南宣威推进；驻贵阳的刘伯龙第八十九军的先头部队已开抵云贵交界的盘县。这3个军向昆明进逼的情报，一天几次传到五华山上，卢汉和他周围的军政要员们也就焦急得不知所从。
卢汉早就知道蒋介石给过第二十六军监视云南军政的密令，他对余程万的一举一动也是严密注视，余程万派兵警戒福照街的情况立即传到了卢汉那里，他手下人认为，余程万从前宴请客人都是在城外北校场军部的驻地，而且气氛祥和，没有派出过警戒部队，今晚怎么啦？难道是奉了蒋介石的密旨，利用俞济时来昆明，重演1945年杜聿明的第五军武力解决龙云的故伎？这可不能麻痹大意！
云南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都被紧急通知：“这是‘鸿门宴’，不能去！”卢汉也借口自己当晚要宴请俞济时，不去赴宴，只派了他的副手、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去应酬并从中观察虚实。
针对这一异常动向，当天下午，卢汉的保安旅、宪兵、警察也全部出动，在城内外各据点进入临战状态，特别对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翠湖青莲巷卢汉公馆周围加强警戒，以防止二十六军袭击。卢汉的手下人还提醒他，以商谈要事为名缠住俞济时，不让他去参加余程万的宴请，如果第二十六军发起攻击，可扣押俞济时做人质。在卢汉与余程万的两个宴会之间，俞济时当然只能去卢汉处赴宴，婉辞了余程万。
这个昆明初秋雨季的傍晚，乌黑的雨云不断从滇池上空掠过城市，虽然卢公馆里似乎是很热闹欢快，城内外却是一片巷战将临来的紧张氛围。
主要贵宾俞济时、卢汉没有来参加，余程万在福照街的这场宴会也就显得极为冷落。他自觉没趣，特别是听说有人怀疑他将利用这个机会收拾卢汉，更使他惊讶，怎么会从那个方面去想？虽然事后他一再解释，他是出于一片诚心恭请俞济时、卢汉等人，并没有任何企图。但越解释，给人的感觉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是不相信。他只好无可奈何地叹气：“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是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但当晚出现了这一类似“鸿门宴”的迹象，又加重了卢汉的疑心。他不认为这是巧合，而是有人授意余程万这样做，更不肯去重庆了。
俞济时临走时，卢汉叫人写了一个报告请俞济时带给蒋介石，信中既表达他的忠心，也委婉陈述，他除了有病难以启程外，更担心在时局动荡的今天，他走了，云南会发生变故。俞济时被卢汉盛情款待，又接受了厚礼，也明白，自己只是奉命来催促，都是老熟人了，犯不上唱红脸，也就客气地答应转达，返回重庆去复命了。
蒋介石见卢汉仍在抗拒，更是不放心，也不愿在卢汉对他的威严挑战中服输，继续软硬兼施地加强了逼迫。张群给卢汉的秘书主任杨适生打来了电话，用又关心又威胁的语气说：“卢主席怎么哪，再有病也不能扫蒋总裁的面子嘛！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加重外界对卢主席的谣传。你告诉卢主席，总裁对他一向器重，约他来重庆面谈，为的是澄清外间的谣传和误会，别无他意。”接着又语气一变，用透露内情的口吻，实际是在郑重警告：“你告诉他，他如不来，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已决定加派两个军，60架飞机去云南……”张群过去都是直接与卢汉通话，如今，他转拐个弯，也就是好把他的威胁话语倾泻出来，但他也怕把卢汉这个彝族汉子逼得豁出命来拼，又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愿保证卢汉的安全，“定保将军去，将军回”。
在这同时，蒋介石驻扎在云贵高原的3个军确实已开始行动，第二十六军在昆明北校场的军部，从9月3日起突然进入临战状态，军直属队的官兵一律禁止外出，军炮营的十几门大炮都卸去了炮衣，炮口朝向五华山和翠湖边的卢公馆。这个军的第九十三师先头部队己从开远开抵宜良狗街附近，驻文山的第一六一师进抵盘溪附近，驻安宁的第一九三师更是集中了车辆准备随时驶入昆明。李弥的第八军也从四川泸州经贵州的毕节往云南宣威推进；驻贵阳的刘伯龙第八十九军的先头部队已开抵云贵交界的盘县。这3个军向昆明进逼的情报，一天几次传到五华山上，卢汉和他周围的军政要员们也就焦急得不知所从。
11.只有不顾危险，舍身入虎穴了
如发生战斗，卢汉的3个保安旅是无法招架的，卢汉也深知，一旦打起来，不仅他的地位、生命难保，昆明也将因战火的燃及而糜烂。那几天昆明的街头巷尾也就谣言满天飞，市民怕战火降临，更是一夕数惊，终日惶恐。
焦虑中的卢汉只好再召集部属和有关人士聚会商量。除了省府、绥署要员、省参议会议长，还请了云南政界的一些元老参加。这些平日颇有见识的高层人士面对这复杂情况，由于看法不同而议论纷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两派，朱景暄、杨文清刚从重庆回来，受了蒋介石的影响和压力，深知不去不行，朱景暄说：“主席，如果不去，那就比公开通电反蒋还厉害。”民政厅长安恩溥一向反对蒋介石，立即反驳他：“去了，比发通电拥护蒋介石打内战还厉害，必然会大失人心。”杨文清则说：“蒋总裁很诚恳，原因是卢主席一向对总裁忠诚。而且张长官都说了，他愿担保，请主席不必过虑。”当过省参议会议长的龚自知是主张起义的进步人士，反对地说：“卢先生是国家的封疆大吏，这一年多来，拒用银元券，截留国税，处处与中央不一致，这只差插一捍反旗了。我看，去了是凶多吉少。”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莫衷一是，更是说得卢汉心绪烦乱没了主意，这个会也是难以作出决定。
来自蒋介石那边的压力太重了，卢汉一反常态地失去了往日的镇定，整天心事重重焦躁不安，动辄脸红耳赤地大发脾气，吓得周围的人更是不敢多言。形势越来越紧，就连他的妻子龙泽清也认为，蒋介石逼得这样紧，不去，怕难以过关，她对马锳说：“十个说客，不如一个戳客。你们不要听安恩溥的主张，还是劝他去一去。”
卢汉见妻子都这样说，又经过再三比较，心想只有不顾危险，舍身入虎穴了，他终于决定飞赴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作了精心布置，把省政府的政事交给民政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的军事交给他的妻弟、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绥靖公署的指挥交给副主任马锳。并叮嘱他们：“我到重庆后，如果被扣留，你们就赶紧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放人，他若不准，你们就起义……”他的3个保安旅都接到了做好战斗准备的密令，昆明市的1300余名警察也奉令昼夜加强巡逻。在卢汉赴重庆期间，云南绥靖公署还对昆明市实行戒严，夜间12时至次晨6时禁止通行。
离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南进的战线还有几千里，中间还有四川、贵州等阻隔的云南，如今却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把这边远的昆明城渲染得如同大战前夕的战场！卢汉还与几名亲信部属约定，他到重庆后，将每天与昆明用电报联系一次，若电文末尾署名卢汉，表明一切平安，如果电报是用卢汉之号“永衡”发出，那就是被扣押了！他们却没有想到，若真的被扣押，那是什么电报也发不出来的，而且这次与他同行的秘书长朱景暄（又名朱丽东）就是CC派的成员，能不把他的言行告密？朱景暄早就给蒋介石有密电表示：“我可以掌握卢汉，有朱丽东在，请蒋总统放心。”
中共地下党还想阻止卢汉的重庆行，再次派杨青田去劝说，卢汉黯然地表示：“蒋介石非要我去不可，如果再坚持下去，他就要命令桂系的两个军会同在云南的二十六军和即将进入云南的第八军来解决我。我怎么抵挡得住？不去不行呀！”
9月6日卢汉带着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和朱景暄飞往重庆了。这天，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有说不出的紧张和压抑，这虽然是个昆明多雨的凉爽秋天，送行时也没有素车白马，却给人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的凄凉悲壮之感。卢汉从前出行过多次，从来也不像这一次惶恐茫然，不知这一去会如何，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只是神情凝重地与人们道别。
在卢汉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宋一痕曾赶来看望。他的见解与中共地下党不同，他劝卢汉不必过于紧张。他认为：蒋介石还是想拉拢卢汉，不至于下毒手！
是吗？但愿如此。卢汉略感宽慰，但想到蒋介石的心狠手辣，仍然是半信半疑。他只能心里祈求苍天保佑，但愿此行平安。
如发生战斗，卢汉的3个保安旅是无法招架的，卢汉也深知，一旦打起来，不仅他的地位、生命难保，昆明也将因战火的燃及而糜烂。那几天昆明的街头巷尾也就谣言满天飞，市民怕战火降临，更是一夕数惊，终日惶恐。
焦虑中的卢汉只好再召集部属和有关人士聚会商量。除了省府、绥署要员、省参议会议长，还请了云南政界的一些元老参加。这些平日颇有见识的高层人士面对这复杂情况，由于看法不同而议论纷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两派，朱景暄、杨文清刚从重庆回来，受了蒋介石的影响和压力，深知不去不行，朱景暄说：“主席，如果不去，那就比公开通电反蒋还厉害。”民政厅长安恩溥一向反对蒋介石，立即反驳他：“去了，比发通电拥护蒋介石打内战还厉害，必然会大失人心。”杨文清则说：“蒋总裁很诚恳，原因是卢主席一向对总裁忠诚。而且张长官都说了，他愿担保，请主席不必过虑。”当过省参议会议长的龚自知是主张起义的进步人士，反对地说：“卢先生是国家的封疆大吏，这一年多来，拒用银元券，截留国税，处处与中央不一致，这只差插一捍反旗了。我看，去了是凶多吉少。”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莫衷一是，更是说得卢汉心绪烦乱没了主意，这个会也是难以作出决定。
来自蒋介石那边的压力太重了，卢汉一反常态地失去了往日的镇定，整天心事重重焦躁不安，动辄脸红耳赤地大发脾气，吓得周围的人更是不敢多言。形势越来越紧，就连他的妻子龙泽清也认为，蒋介石逼得这样紧，不去，怕难以过关，她对马锳说：“十个说客，不如一个戳客。你们不要听安恩溥的主张，还是劝他去一去。”
卢汉见妻子都这样说，又经过再三比较，心想只有不顾危险，舍身入虎穴了，他终于决定飞赴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作了精心布置，把省政府的政事交给民政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的军事交给他的妻弟、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绥靖公署的指挥交给副主任马锳。并叮嘱他们：“我到重庆后，如果被扣留，你们就赶紧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放人，他若不准，你们就起义……”他的3个保安旅都接到了做好战斗准备的密令，昆明市的1300余名警察也奉令昼夜加强巡逻。在卢汉赴重庆期间，云南绥靖公署还对昆明市实行戒严，夜间12时至次晨6时禁止通行。
离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南进的战线还有几千里，中间还有四川、贵州等阻隔的云南，如今却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把这边远的昆明城渲染得如同大战前夕的战场！卢汉还与几名亲信部属约定，他到重庆后，将每天与昆明用电报联系一次，若电文末尾署名卢汉，表明一切平安，如果电报是用卢汉之号“永衡”发出，那就是被扣押了！他们却没有想到，若真的被扣押，那是什么电报也发不出来的，而且这次与他同行的秘书长朱景暄（又名朱丽东）就是CC派的成员，能不把他的言行告密？朱景暄早就给蒋介石有密电表示：“我可以掌握卢汉，有朱丽东在，请蒋总统放心。”
中共地下党还想阻止卢汉的重庆行，再次派杨青田去劝说，卢汉黯然地表示：“蒋介石非要我去不可，如果再坚持下去，他就要命令桂系的两个军会同在云南的二十六军和即将进入云南的第八军来解决我。我怎么抵挡得住？不去不行呀！”
9月6日卢汉带着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和朱景暄飞往重庆了。这天，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有说不出的紧张和压抑，这虽然是个昆明多雨的凉爽秋天，送行时也没有素车白马，却给人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兮，一去不复还”的凄凉悲壮之感。卢汉从前出行过多次，从来也不像这一次惶恐茫然，不知这一去会如何，也就不想多说什么，只是神情凝重地与人们道别。
在卢汉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宋一痕曾赶来看望。他的见解与中共地下党不同，他劝卢汉不必过于紧张。他认为：蒋介石还是想拉拢卢汉，不至于下毒手！
是吗？但愿如此。卢汉略感宽慰，但想到蒋介石的心狠手辣，仍然是半信半疑。他只能心里祈求苍天保佑，但愿此行平安。
12.坐在飞机上一直紧绷着脸
蒋介石在8月24日从广州飞抵重庆，住到9月6日已经在这座被长江、嘉陵江围绕的山城停留了14天。夏末初秋的重庆，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气温常在39摄氏度、40摄氏度以上，白天黑夜都如火炉般烤人，他住的林园官邸又没有空调，只靠几架电风扇来缓解热浪。为了稳定西南局势，这样酷热，他还是不肯返回台北，仍在等待着卢汉来重庆。他很明白，如果这次不能使卢汉驯顺就范，自己一离开重庆，云南这大片土地就有可能变色易帜！
张群已经给卢汉打过多次电话，俞济时也去了云南，这样多人费尽口舌劝告，卢汉仍不为所动，使得蒋介石又急又气，他虽然密令李弥的第八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分路向昆明移动，但他很明白，如今已不是1945年，不能再像收拾龙云那样，用武力来解决云南的问题，目前的云南乱不得，也没有可代替卢汉的适宜人选，诸葛亮平南，虽然是重在军力，最后还是用的安抚之策。他如今也只能如此！
9月6日上午传来消息，卢汉从昆明起飞了，他才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看来，云南可以转向安定了！他只是希望卢汉能守好云南这块战略要地，并不想改组云南军政，卢汉却一再推辞不肯来重庆，这是什么缘故？“军统”和CC派“中统”送上来的有关卢汉暗中与共产党交往的情报，难道是真的？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你挤我压，明争暗斗激烈，他在充分利用这些派系矛盾以巩固自己统治权的同时，却不愿为派系所利用，从不肯完全听信一方面的小报告；如今卢汉是不是受了某个派系的挑拨离间，而对他产生了惧怕？他曾经向那些与卢汉常有来往的军政要员，如张群、徐永昌、萧毅肃、萧化之等了解过，卢汉生活上奢侈，很讲究享受，在国内外存有巨额黄金美钞，两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这些年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捕杀共产党人也颇卖力，这也可看出卢汉是不会轻易倒向共产党，去过那种失去兵权的清苦生活。这使他猜想，卢汉一再婉言辞谢来重庆，是不是出于地方实力派在战乱时对中央势力的猜疑恐惧？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大妨碍，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法，恩威并施，还是能够使卢汉继续俯首听命！
如今卢汉将要来重庆了，“军统”方面力主趁这机会把卢汉抓起来，蒋介石这时候反而变得冷静，不愿像几个月前对待浙江省主席陈仪那样下毒手，杀卢汉很容易，杀了卢汉，叫谁来管云南呢？第八军军长李弥虽然是云南腾冲人，又是黄埔四期学生，但这些年作为军长、兵团司令屡战屡败，威信不高，而且离开云南太久，又缺乏治理地方政务的经验，目前还不合适；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早想当这主席，但这个广东军人去云南后，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更不合适；云南地方实力派中还能挑出谁来代替卢汉？他想了半天，没有，把云南交给谁都会弄得一塌糊涂，那次把龙云搞下台，派了也是云南人的CC派李宗黄去代理省主席，只干了60天，就被云南人赶下台，他只好让卢汉回去；如今，共产党军队进犯西南在即，还得依靠卢汉组织力量来共同拒敌呢！
卢汉坐在飞机上一直是紧绷着皮肤微黑的脸，也不与随行人员多说话，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颇有正在积蓄怒气准备爆发又视死如归，从容就义之态。飞机抵达重庆上空盘旋着往下降时，机舱内气温急剧上升，这里与夏天多雨凉爽如秋的春城昆明大不相同，军用飞机上又没有空调，天热心烦，卢汉更是浑身冒汗。
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地面上的热浪扑来，更像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可以熔解一切的火炉中，卢汉心情沉重地从座位上站起，整理了一下衣装，缓缓走出机门，也似乎准备投身于烈火中。出乎他的意料，机场上很平静，没有戒严，也不见军队来包围飞机，火热的阳光下站满了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蒋介石的特派代表、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总参谋次长萧毅肃、航空司令晏玉琮、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都站在飞机前，热情地向他招手。
蒋介石在8月24日从广州飞抵重庆，住到9月6日已经在这座被长江、嘉陵江围绕的山城停留了14天。夏末初秋的重庆，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气温常在39摄氏度、40摄氏度以上，白天黑夜都如火炉般烤人，他住的林园官邸又没有空调，只靠几架电风扇来缓解热浪。为了稳定西南局势，这样酷热，他还是不肯返回台北，仍在等待着卢汉来重庆。他很明白，如果这次不能使卢汉驯顺就范，自己一离开重庆，云南这大片土地就有可能变色易帜！
张群已经给卢汉打过多次电话，俞济时也去了云南，这样多人费尽口舌劝告，卢汉仍不为所动，使得蒋介石又急又气，他虽然密令李弥的第八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刘伯龙的第八十九军分路向昆明移动，但他很明白，如今已不是1945年，不能再像收拾龙云那样，用武力来解决云南的问题，目前的云南乱不得，也没有可代替卢汉的适宜人选，诸葛亮平南，虽然是重在军力，最后还是用的安抚之策。他如今也只能如此！
9月6日上午传来消息，卢汉从昆明起飞了，他才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看来，云南可以转向安定了！他只是希望卢汉能守好云南这块战略要地，并不想改组云南军政，卢汉却一再推辞不肯来重庆，这是什么缘故？“军统”和CC派“中统”送上来的有关卢汉暗中与共产党交往的情报，难道是真的？但他也知道自己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你挤我压，明争暗斗激烈，他在充分利用这些派系矛盾以巩固自己统治权的同时，却不愿为派系所利用，从不肯完全听信一方面的小报告；如今卢汉是不是受了某个派系的挑拨离间，而对他产生了惧怕？他曾经向那些与卢汉常有来往的军政要员，如张群、徐永昌、萧毅肃、萧化之等了解过，卢汉生活上奢侈，很讲究享受，在国内外存有巨额黄金美钞，两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这些年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捕杀共产党人也颇卖力，这也可看出卢汉是不会轻易倒向共产党，去过那种失去兵权的清苦生活。这使他猜想，卢汉一再婉言辞谢来重庆，是不是出于地方实力派在战乱时对中央势力的猜疑恐惧？如果是这样就没有什么大妨碍，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法，恩威并施，还是能够使卢汉继续俯首听命！
如今卢汉将要来重庆了，“军统”方面力主趁这机会把卢汉抓起来，蒋介石这时候反而变得冷静，不愿像几个月前对待浙江省主席陈仪那样下毒手，杀卢汉很容易，杀了卢汉，叫谁来管云南呢？第八军军长李弥虽然是云南腾冲人，又是黄埔四期学生，但这些年作为军长、兵团司令屡战屡败，威信不高，而且离开云南太久，又缺乏治理地方政务的经验，目前还不合适；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早想当这主席，但这个广东军人去云南后，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更不合适；云南地方实力派中还能挑出谁来代替卢汉？他想了半天，没有，把云南交给谁都会弄得一塌糊涂，那次把龙云搞下台，派了也是云南人的CC派李宗黄去代理省主席，只干了60天，就被云南人赶下台，他只好让卢汉回去；如今，共产党军队进犯西南在即，还得依靠卢汉组织力量来共同拒敌呢！
卢汉坐在飞机上一直是紧绷着皮肤微黑的脸，也不与随行人员多说话，他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颇有正在积蓄怒气准备爆发又视死如归，从容就义之态。飞机抵达重庆上空盘旋着往下降时，机舱内气温急剧上升，这里与夏天多雨凉爽如秋的春城昆明大不相同，军用飞机上又没有空调，天热心烦，卢汉更是浑身冒汗。
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地面上的热浪扑来，更像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可以熔解一切的火炉中，卢汉心情沉重地从座位上站起，整理了一下衣装，缓缓走出机门，也似乎准备投身于烈火中。出乎他的意料，机场上很平静，没有戒严，也不见军队来包围飞机，火热的阳光下站满了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蒋介石的特派代表、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总参谋次长萧毅肃、航空司令晏玉琮、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都站在飞机前，热情地向他招手。
13.没有想到这次的谈话会这样开头
黄少谷首先趋近刚下扶梯的卢汉，传达蒋介石的关切。张群也走近前含笑握手：“永衡兄，一路辛苦，贵体痊愈了吧？”那些全副戎装的中将、少将们都整齐地排成一列，肃然地把手举到军帽边沿向他敬礼。
这使卢汉既惊讶又有些受宠若惊。他前些年几次赴南京“述职”，哪有这样隆重的礼遇？看来蒋介石对自己并没有加害之心，但他又想到1945年10月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在10月6日把龙云“请”到重庆时，也是军政大员如军政部长陈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以及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都来机场隆重迎接，但龙云到达重庆后也就失去了自由。想到这些，卢汉又忧虑重重。
他们在机场贵宾室休息时，张群见卢汉的随从们从飞机上搬下来十几件大小箱子，就问：“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卢汉含蓄地说：“准备多住一些时候。”张群明白了卢汉的忧虑，笑着说：“何必多虑。”话虽轻缓，却使卢汉心头的重压减轻不少。他确实是为被软禁或成为囚徒而准备，不仅带够了冬夏衣物用品，单是银元就装满了三大箱，还有他准备在重庆上下打点的礼物：宣威火腿、云南烟土……他们略事休息后，就由黄少谷陪同驱车去往山洞林园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统治国民党中央政权多年，平常时候，军政大员想谒见都要事先向侍从室登记，然后按官职大小，事情是否紧急，排列次序呈报，等待批示什么时候可接见，召见时，还要在客厅里等候良久，那年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恰好他的妻舅、担任过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也在上海，前往晋见，却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获得召见，气得本来就傲气十足的宋子文愤然离去。今天，卢汉的汽车刚驶进林园，蒋介石却早在客厅门口等候。
卢汉也不敢含糊，疾步趋向前，以军人晋见上级长官的姿态肃然立正敬礼，然后默然地静待蒋介石质问训斥，为什么迟至今天才来重庆……蒋介石却好像毫无芥蒂，满脸含笑，把卢汉拉到身边的沙发上坐下，关切地询问：病好了吗？长途飞行可适应？
这时候的蒋介石正沉湎于一场角力后获得胜利的喜悦心情中，卢汉来了，这就行了，这充分显示了自己威信还在，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看着神情朴实的卢汉，也就觉得这仍然是从前那个对他恭顺服从的卢汉，使他又想起了1945年冬，他曾经把正率领滇军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卢汉召到重庆，试探地问：“现在东北急需兵力，把你的部队调一个军去东北，好不好？”卢汉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部队是国家的，既然是东北需要兵力，全部调去好了！”当时使得蒋介石很感意外，没有想到这个也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人物、而且和龙云关系十分密切的卢汉，却是如此顺从，高兴得连连夸奖卢汉是“难得的模范军人”，于是把滇军8个师（六十军、九十三军6个师以及第十九师、二十三师）全都调往东北打内战，作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手下只剩下了一个警卫营。
卢汉爽快地交出兵权的表现，给了蒋介石很深印象，也就把他和龙云区别开，而不想搞掉他；这也是卢汉在中央各方面势力挤压下，还能够在云南站住脚，并能用各种借口重建和发展自己军事力量之故。在蒋介石看来，这个卢汉是不会反叛他的，如果有所动摇，也是受了周围与龙云有关系的军政人员的影响，他先前的恨意也就转向了那些人，因此，在屏去左右，开始了只有他们的密谈时，他的第一句话却是问：“安恩溥那样的坏人，你为什么不处理？”卢汉在飞机上准备了多种应对蒋介石的话，却没有想到这次的谈话会这样开头，心里很是吃惊，蒋介石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把确实有反蒋言行的安恩溥盯上了！
当时担任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的安恩溥，是卢汉的昭通老乡，也是滇军中的老资格军人。1937年10月，卢汉率第六十军出滇抗战，安恩溥是第一八二师师长，两年后的1939年春接替卢汉升任第六十军军长，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滇军当中后来担任过军师长的曾泽生、潘朔端、余建勋等人都比他军阶低，当时还只是团长一级军官。
黄少谷首先趋近刚下扶梯的卢汉，传达蒋介石的关切。张群也走近前含笑握手：“永衡兄，一路辛苦，贵体痊愈了吧？”那些全副戎装的中将、少将们都整齐地排成一列，肃然地把手举到军帽边沿向他敬礼。
这使卢汉既惊讶又有些受宠若惊。他前些年几次赴南京“述职”，哪有这样隆重的礼遇？看来蒋介石对自己并没有加害之心，但他又想到1945年10月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在10月6日把龙云“请”到重庆时，也是军政大员如军政部长陈诚、海军总司令陈绍宽、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以及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都来机场隆重迎接，但龙云到达重庆后也就失去了自由。想到这些，卢汉又忧虑重重。
他们在机场贵宾室休息时，张群见卢汉的随从们从飞机上搬下来十几件大小箱子，就问：“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卢汉含蓄地说：“准备多住一些时候。”张群明白了卢汉的忧虑，笑着说：“何必多虑。”话虽轻缓，却使卢汉心头的重压减轻不少。他确实是为被软禁或成为囚徒而准备，不仅带够了冬夏衣物用品，单是银元就装满了三大箱，还有他准备在重庆上下打点的礼物：宣威火腿、云南烟土……他们略事休息后，就由黄少谷陪同驱车去往山洞林园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统治国民党中央政权多年，平常时候，军政大员想谒见都要事先向侍从室登记，然后按官职大小，事情是否紧急，排列次序呈报，等待批示什么时候可接见，召见时，还要在客厅里等候良久，那年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恰好他的妻舅、担任过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也在上海，前往晋见，却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获得召见，气得本来就傲气十足的宋子文愤然离去。今天，卢汉的汽车刚驶进林园，蒋介石却早在客厅门口等候。
卢汉也不敢含糊，疾步趋向前，以军人晋见上级长官的姿态肃然立正敬礼，然后默然地静待蒋介石质问训斥，为什么迟至今天才来重庆……蒋介石却好像毫无芥蒂，满脸含笑，把卢汉拉到身边的沙发上坐下，关切地询问：病好了吗？长途飞行可适应？
这时候的蒋介石正沉湎于一场角力后获得胜利的喜悦心情中，卢汉来了，这就行了，这充分显示了自己威信还在，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看着神情朴实的卢汉，也就觉得这仍然是从前那个对他恭顺服从的卢汉，使他又想起了1945年冬，他曾经把正率领滇军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卢汉召到重庆，试探地问：“现在东北急需兵力，把你的部队调一个军去东北，好不好？”卢汉却毫不犹豫地回答：“部队是国家的，既然是东北需要兵力，全部调去好了！”当时使得蒋介石很感意外，没有想到这个也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人物、而且和龙云关系十分密切的卢汉，却是如此顺从，高兴得连连夸奖卢汉是“难得的模范军人”，于是把滇军8个师（六十军、九十三军6个师以及第十九师、二十三师）全都调往东北打内战，作为云南省主席的卢汉，手下只剩下了一个警卫营。
卢汉爽快地交出兵权的表现，给了蒋介石很深印象，也就把他和龙云区别开，而不想搞掉他；这也是卢汉在中央各方面势力挤压下，还能够在云南站住脚，并能用各种借口重建和发展自己军事力量之故。在蒋介石看来，这个卢汉是不会反叛他的，如果有所动摇，也是受了周围与龙云有关系的军政人员的影响，他先前的恨意也就转向了那些人，因此，在屏去左右，开始了只有他们的密谈时，他的第一句话却是问：“安恩溥那样的坏人，你为什么不处理？”卢汉在飞机上准备了多种应对蒋介石的话，却没有想到这次的谈话会这样开头，心里很是吃惊，蒋介石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把确实有反蒋言行的安恩溥盯上了！
当时担任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的安恩溥，是卢汉的昭通老乡，也是滇军中的老资格军人。1937年10月，卢汉率第六十军出滇抗战，安恩溥是第一八二师师长，两年后的1939年春接替卢汉升任第六十军军长，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滇军当中后来担任过军师长的曾泽生、潘朔端、余建勋等人都比他军阶低，当时还只是团长一级军官。
14.才发觉浑身的衣裤都湿透了
安恩溥治军严格，清廉自守，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妓，因为看不惯龙云的儿子龙绳武借父势抓权敛财，才愤而辞去军长职务。抗战胜利后，以立法委员身份滞留南京，1948年12月才应卢汉之约返回云南当民政厅长。这次，安恩溥是坚决反对卢汉去重庆，还在几次会上直率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没想到都被蒋介石知道了！
卢汉只好解释：安恩溥是个无能的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与龙主席历史关系虽久，矛盾也深……
蒋介石仍然严厉地表示：“那也不能用。”见卢汉恭顺地点头表示服从，才转入其他话题，殷切慰问卢汉这些年撑持云南局势的一片忠心，希望他在云南继续维持和建设反共基地，等待即将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一再着重指出，苏联没有原子弹，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苏俄支持，也必然会垮台。那时候就可以收复大江南北的失地了……
卢汉肃然地听着，同时也貌似诚恳地表示，他对总裁一向是忠心不渝，这三四年，中央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仅把滇军仅有的两个军送去东北，单是壮丁就抽调了10万之众，弄得云南劳力缺乏民穷财尽，但是还难以得到中央众多人的体谅，特别是驻滇的中央系统军队将领和“军统”人员骄横跋扈，不仅不服从他这个绥靖公署主任，还处处排挤刁难他。他这次迟迟不能启行，既是有病，也是怕那些人背着总裁暗算他，他已决定辞职，请求批准……说到动情处，卢汉声音颤抖呜咽地泣不成声，颇有英雄有泪不轻弹，如今才到伤心处之状。
蒋介石已从在机场迎接的人那里知道，卢汉带了许多箱子行李准备在重庆久住，从这情况来看，不像有反叛动作；也就安慰他，过去的事算了，如今大敌当前，应该全党精诚团结挽救党国于危难。为了军令、政令真正统一，他决定把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都交给卢汉直接指挥，还同意卢汉的请求，把云南的3个保安旅升格为3个军，立即发给两百万银洋作军费……
见蒋介石如此亲切、和蔼，卢汉也从极度紧张中逐渐放松。不过他后来走出蒋介石的林园官邸时，才发觉浑身的衣裤都湿透了。这终究是“虎穴”呀！
他的顾虑也并不是多余，除了“军统”、“中统”不想放过他，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听说卢汉到了重庆，急于借刀杀人，请行政院长阎锡山飞往重庆见蒋介石，要求扣押卢汉。
广西与云南接壤，李宗仁的桂系势力早就觊觎云南这块地盘。抗日战争以前，两省的军阀曾经多次兵戎相见，1930年的第二次滇桂战争，卢汉作为云南“讨逆军第十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15个团打进广西，包围南宁3个多月；如今在湘桂线上的白崇禧军队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准备退回广西老巢，然后把云南也夺过来，形成一大块桂系的反共基地。不久前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拟定了一个三路围攻云南的计划，第一路以张光炜兵团从广西百色进入云南文山，第二路空运鲁道源兵团在云南沾益机场降落，第三路由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从开远进攻昆明，逼迫卢汉下台后，让原来属于滇军系统、如今已投靠桂系的鲁道源来担任云南省主席。
蒋介石当然不肯让桂系得逞，如果让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夺得云南，那比卢汉还麻烦呢！他不仅阻止李宗仁那样办，还把李宗仁命令余程万指挥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的电报，以及阎锡山来重庆的意图都告诉卢汉，以表示他对卢汉的关心和保护，使卢汉深为惶恐，自己真是处于一个杀机四伏的险地，也就颇感激蒋介石，再次向蒋介石郑重保证，他并无二心，愿在云南继续反共，并答应蒋介石批示的几点：一、整肃取消云南省参议会，按名单逮捕一百余名共产党分子，查封报馆、学校。二、围剿“边纵”。
卢汉飞往重庆了，他在昆明的亲信也处于焦炙中，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但当天下午，接到朱景暄打回来的电话，一切平安，备受欢迎。他们才放心。
安恩溥治军严格，清廉自守，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妓，因为看不惯龙云的儿子龙绳武借父势抓权敛财，才愤而辞去军长职务。抗战胜利后，以立法委员身份滞留南京，1948年12月才应卢汉之约返回云南当民政厅长。这次，安恩溥是坚决反对卢汉去重庆，还在几次会上直率指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没想到都被蒋介石知道了！
卢汉只好解释：安恩溥是个无能的人，起不了什么作用，与龙主席历史关系虽久，矛盾也深……
蒋介石仍然严厉地表示：“那也不能用。”见卢汉恭顺地点头表示服从，才转入其他话题，殷切慰问卢汉这些年撑持云南局势的一片忠心，希望他在云南继续维持和建设反共基地，等待即将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一再着重指出，苏联没有原子弹，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失去了苏俄支持，也必然会垮台。那时候就可以收复大江南北的失地了……
卢汉肃然地听着，同时也貌似诚恳地表示，他对总裁一向是忠心不渝，这三四年，中央要人给人，要粮给粮，不仅把滇军仅有的两个军送去东北，单是壮丁就抽调了10万之众，弄得云南劳力缺乏民穷财尽，但是还难以得到中央众多人的体谅，特别是驻滇的中央系统军队将领和“军统”人员骄横跋扈，不仅不服从他这个绥靖公署主任，还处处排挤刁难他。他这次迟迟不能启行，既是有病，也是怕那些人背着总裁暗算他，他已决定辞职，请求批准……说到动情处，卢汉声音颤抖呜咽地泣不成声，颇有英雄有泪不轻弹，如今才到伤心处之状。
蒋介石已从在机场迎接的人那里知道，卢汉带了许多箱子行李准备在重庆久住，从这情况来看，不像有反叛动作；也就安慰他，过去的事算了，如今大敌当前，应该全党精诚团结挽救党国于危难。为了军令、政令真正统一，他决定把第八军、第二十六军都交给卢汉直接指挥，还同意卢汉的请求，把云南的3个保安旅升格为3个军，立即发给两百万银洋作军费……
见蒋介石如此亲切、和蔼，卢汉也从极度紧张中逐渐放松。不过他后来走出蒋介石的林园官邸时，才发觉浑身的衣裤都湿透了。这终究是“虎穴”呀！
他的顾虑也并不是多余，除了“军统”、“中统”不想放过他，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听说卢汉到了重庆，急于借刀杀人，请行政院长阎锡山飞往重庆见蒋介石，要求扣押卢汉。
广西与云南接壤，李宗仁的桂系势力早就觊觎云南这块地盘。抗日战争以前，两省的军阀曾经多次兵戎相见，1930年的第二次滇桂战争，卢汉作为云南“讨逆军第十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15个团打进广西，包围南宁3个多月；如今在湘桂线上的白崇禧军队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准备退回广西老巢，然后把云南也夺过来，形成一大块桂系的反共基地。不久前李宗仁和白崇禧就拟定了一个三路围攻云南的计划，第一路以张光炜兵团从广西百色进入云南文山，第二路空运鲁道源兵团在云南沾益机场降落，第三路由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从开远进攻昆明，逼迫卢汉下台后，让原来属于滇军系统、如今已投靠桂系的鲁道源来担任云南省主席。
蒋介石当然不肯让桂系得逞，如果让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夺得云南，那比卢汉还麻烦呢！他不仅阻止李宗仁那样办，还把李宗仁命令余程万指挥第二十六军进攻昆明的电报，以及阎锡山来重庆的意图都告诉卢汉，以表示他对卢汉的关心和保护，使卢汉深为惶恐，自己真是处于一个杀机四伏的险地，也就颇感激蒋介石，再次向蒋介石郑重保证，他并无二心，愿在云南继续反共，并答应蒋介石批示的几点：一、整肃取消云南省参议会，按名单逮捕一百余名共产党分子，查封报馆、学校。二、围剿“边纵”。
卢汉飞往重庆了，他在昆明的亲信也处于焦炙中，真怕他有个三长两短，但当天下午，接到朱景暄打回来的电话，一切平安，备受欢迎。他们才放心。
15.不要让特务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两天，卢汉在重庆可说是极为风光，当天，蒋介石与他一起共进午餐，在平日的四菜一汤上多加了两个菜，以示宠幸，重庆报纸都奉令在头版头条用特大标题刊载他抵达重庆，受到蒋总裁接见和军政要员欢迎的消息。这是让人们知道，云南方面的卢汉很可靠，可安心坚守四川不要怕没有退路。文武大员也都纷纷来拜会、宴请、叙旧，卢汉表面很高兴，心里仍然惴惴不安，不知下一步会怎样。
第二天，卢汉托俞济时向蒋介石请示，云南事务太多，他想明天（9月8日）回去，是否可以？他这是有意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哪知道，蒋介石却很干脆地答应，“好，好，早点回去也好！”当晚蒋介石又亲切召见，慰勉了一番，叮嘱卢汉回到昆明后，务必立即解散那有共产党潜伏、一再与中央作对的省参议会，按他列的名单逮捕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封闭那些左倾亲共的报馆……
卢汉看着这些名单，又吓出了一身汗，蒋介石怎么对云南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连一些知名度并不是太高的人都知道？可见特务们把云南的一切监视得很严密，自己以后更要小心。他只有恭敬地答应，一定会遵照办理。
9月8日，卢汉去白市驿机场乘飞机返回昆明，欢送场面仍然很热烈。他表面沉静地和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心情仍很紧张，直到在机舱中坐定，飞机起飞了，进入白云飘浮的高空了，他的身心才缓缓趋于清凉；这仅仅是短短的两天，他却觉得如在12级台风的风口浪尖中被冲撞了漫长的几年，自己虽然是身经百战的军人，在这残酷的政坛风云中还是难以做到无所畏惧。
他把这两天蒋介石布置的事仔细回忆了一遍，很明白这都是深渊般险恶的陷阱，不照着做难以交代，照办了就把靠向共产党的起义道路堵死了。他靠在座椅上假装闭目养神，却一直在思考对策。
3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来欢迎的人很多，情绪热烈，与前两天送别时那黯然凄苦状大不一样，卢汉被自己的亲信部属所围绕，心情颇舒畅，也觉得这秋日的金色阳光格外灿烂妩媚，又回到昆明这座春城了，真好！
卢汉的飞机降落不久，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就载着“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一大批特务赶来昆明了。他们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昆明具体执行镇压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行动。这是蒋介石集团的一箭双雕阴谋，杀戒一开，既可把潜伏在云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扑灭，也可断掉卢汉的后路，使他失去向左转的可能；如果这次再促使他多杀一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中共方面肯定不会放过他。
卢汉下了飞机，和来迎接的官员略事寒暄，就驱车直接返回翠湖边的青莲巷公馆，进了屋，衣服鞋子也来不及换，就立即把他的妻弟、云南保安旅扩编后即将升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的龙泽汇，招来内室，悄悄告诉他，这次要按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逮捕的“整肃”，要龙泽汇迅速设法通知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员，别让“军统”的特务们抓着了。龙泽汇颇惊愕。他这段时期奉卢汉之命和“边纵”暗中来往，深知时局的发展已到转折关头，如不靠拢人民是不会有出路的，如今卢汉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来搞“整肃”，共产党方面会怎么看待？以后又怎么办？
卢汉坦率告诉他，如今起义还不是时候，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只能暂时敷衍着。当前最要紧的是赶紧通知那些在省参议会和社会各界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可能是共产党的人士，如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等人，尽快躲起来，不要让特务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
龙泽汇虽然与“边纵”有来往，却与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没有联系，怎么通知？情况紧急，特务们明天就要进行大搜捕了。他寻思再三，才想起了与杨青田来往密切的昆明晓东街南屏电影院经理刘淑清。
刘淑清是原滇军旅长刘柏君的妻子。1928年刘柏君在盐津家乡被当地县长万景增所杀，当时年仅25岁的刘淑清，只好拖着3个女儿返回昆明，依靠龙云夫人顾映秋的帮助，在经营旅社赚了一些钱后，又在护国路创建了家规模较大的西南大旅社。
这两天，卢汉在重庆可说是极为风光，当天，蒋介石与他一起共进午餐，在平日的四菜一汤上多加了两个菜，以示宠幸，重庆报纸都奉令在头版头条用特大标题刊载他抵达重庆，受到蒋总裁接见和军政要员欢迎的消息。这是让人们知道，云南方面的卢汉很可靠，可安心坚守四川不要怕没有退路。文武大员也都纷纷来拜会、宴请、叙旧，卢汉表面很高兴，心里仍然惴惴不安，不知下一步会怎样。
第二天，卢汉托俞济时向蒋介石请示，云南事务太多，他想明天（9月8日）回去，是否可以？他这是有意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哪知道，蒋介石却很干脆地答应，“好，好，早点回去也好！”当晚蒋介石又亲切召见，慰勉了一番，叮嘱卢汉回到昆明后，务必立即解散那有共产党潜伏、一再与中央作对的省参议会，按他列的名单逮捕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封闭那些左倾亲共的报馆……
卢汉看着这些名单，又吓出了一身汗，蒋介石怎么对云南情况了解得这么清楚，连一些知名度并不是太高的人都知道？可见特务们把云南的一切监视得很严密，自己以后更要小心。他只有恭敬地答应，一定会遵照办理。
9月8日，卢汉去白市驿机场乘飞机返回昆明，欢送场面仍然很热烈。他表面沉静地和来送行的人一一握手，心情仍很紧张，直到在机舱中坐定，飞机起飞了，进入白云飘浮的高空了，他的身心才缓缓趋于清凉；这仅仅是短短的两天，他却觉得如在12级台风的风口浪尖中被冲撞了漫长的几年，自己虽然是身经百战的军人，在这残酷的政坛风云中还是难以做到无所畏惧。
他把这两天蒋介石布置的事仔细回忆了一遍，很明白这都是深渊般险恶的陷阱，不照着做难以交代，照办了就把靠向共产党的起义道路堵死了。他靠在座椅上假装闭目养神，却一直在思考对策。
3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来欢迎的人很多，情绪热烈，与前两天送别时那黯然凄苦状大不一样，卢汉被自己的亲信部属所围绕，心情颇舒畅，也觉得这秋日的金色阳光格外灿烂妩媚，又回到昆明这座春城了，真好！
卢汉的飞机降落不久，紧接着第二架飞机就载着“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一大批特务赶来昆明了。他们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昆明具体执行镇压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行动。这是蒋介石集团的一箭双雕阴谋，杀戒一开，既可把潜伏在云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扑灭，也可断掉卢汉的后路，使他失去向左转的可能；如果这次再促使他多杀一些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中共方面肯定不会放过他。
卢汉下了飞机，和来迎接的官员略事寒暄，就驱车直接返回翠湖边的青莲巷公馆，进了屋，衣服鞋子也来不及换，就立即把他的妻弟、云南保安旅扩编后即将升任第九十三军军长的龙泽汇，招来内室，悄悄告诉他，这次要按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逮捕的“整肃”，要龙泽汇迅速设法通知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员，别让“军统”的特务们抓着了。龙泽汇颇惊愕。他这段时期奉卢汉之命和“边纵”暗中来往，深知时局的发展已到转折关头，如不靠拢人民是不会有出路的，如今卢汉又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来搞“整肃”，共产党方面会怎么看待？以后又怎么办？
卢汉坦率告诉他，如今起义还不是时候，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只能暂时敷衍着。当前最要紧的是赶紧通知那些在省参议会和社会各界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可能是共产党的人士，如杨青田、唐用九、马曜等人，尽快躲起来，不要让特务抓到真正的共产党员。
龙泽汇虽然与“边纵”有来往，却与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没有联系，怎么通知？情况紧急，特务们明天就要进行大搜捕了。他寻思再三，才想起了与杨青田来往密切的昆明晓东街南屏电影院经理刘淑清。
刘淑清是原滇军旅长刘柏君的妻子。1928年刘柏君在盐津家乡被当地县长万景增所杀，当时年仅25岁的刘淑清，只好拖着3个女儿返回昆明，依靠龙云夫人顾映秋的帮助，在经营旅社赚了一些钱后，又在护国路创建了家规模较大的西南大旅社。
16.如今只有找她了
刘淑清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是个有见识的能干女人，她利用丈夫原来在滇军中的地位，以及她和云南各方面上层人士的关系，集资创建了当时西南地区放映条件和剧场设施都数一流的南屏电影院，接着又筹建安宁温泉宾馆和昆明汽车修理厂。她又在1946年竞选上省参议员。她平日常与进步人士来往，思想也日渐开明，1948年，中共地下党员杨青田奉组织之命竞选省参议会副议长，托人找刘淑青帮助，她慨然允许，在南屏电影院楼上的客厅里大摆宴席，把省参议员80余人请来，劝说他们投杨青田的票，使得杨青田能冲破反动派的阻力顺利当选。
龙泽汇想了又想，如今只有找她了。他在卢汉公馆打电话给刘淑清，约请她立即来见面。这时候，中共地下党也急于想知道卢汉从重庆回来后的动向，也托人找刘淑清，让她去卢汉夫人龙泽清那里打听。刘淑清也急于去卢汉公馆呢！
听了龙泽汇简单扼要的吩咐，刘淑清明白这可不是小事。告别了龙泽汇后，不敢怠慢，忙赶回家中，请她的好友、也在南屏电影院任职的余明慧女士去通知杨青田、唐用九等人。其实刘淑清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他不断与进步人士往来，早就被“军统”、“中统”特务盯上了。如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被捕牺牲后，妻子、共产党员马冰清也被捕，马冰清是刘淑清的盐津同乡，她多方营救，并为马冰清的保外就医作担保人；这些年，她还把南屏电影院楼上的会客室提供给有反蒋倾向的参议员作为聚会的场所。这次“整肃”她也被“军统”特务列上了黑名单，送到卢汉那里时，卢汉却说：“她是个做生意的人。”提起笔就把她的名字勾掉了。特务们本来想把她抓起来后，从她那里审问出中共地下党或民主人士的活动，还可趁机狠狠敲诈这个富婆一笔钱，如今见她有卢汉这座大靠山庇护，也只好暂时作罢。
当天晚上，卢汉又悄悄把安恩溥找去，把蒋介石要收拾他的事说给他听；安恩溥很紧张，他怕连累卢汉，表示要辞去民政厅长和省训团教育长兼职。卢汉却说：“理他做什么，各人照常工作。”
卢汉抢在“军统”特务动手之前布置了那些事后，才到五华山省政府去办公，为了表示他是忠实执行蒋介石布置的整肃，亲自写了张手令，派人送给负责这次大镇压的“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命令他逮捕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曜、金汉鼎、李群杰等20余人，并查封有亲共言论倾向的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复兴日报、现代报、朝报等民营报纸……
他也不知道这黑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共产党员，但既然是蒋介石指名要抓的，他也只好明令执行。这当中实际只有杨青田、马曜、李群杰是潜伏在省参议会的中共党员。
李群杰是1937年入党的纳西族第一位共产党员。1937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遣回云南，担任中共地下党云南特委书记，为了更好地隐蔽工作，他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政府部门，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政府秘书科长，昆阳、邓川县长和省参议员；金汉鼎不是共产党员，却是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过讨伐袁世凯护法之役的滇军名将，担任过第九军上将军长，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抗战后退役回云南，也加入了反蒋行列；马伯安也是讨袁护法运动元老，倾向进步的回族领袖……如今，他们都将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遭到追捕，有的还要经受酷刑的折磨。
卢汉将执行“整肃”的消息，经由各种渠道很快地传到了中共云南地下党，他们奔走相告，血雨腥风将降临昆明了！并紧急进行了转移疏散。
在“军统”特务手中，还有一份蒋介石指名要立即捕杀的进步人士，第一名是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参谋长、安徽省主席、陆军大学校长、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将军。杨杰出生于1888年，是云南大理白族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09年又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蔡锷将军手下的威武团团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过去和蒋介石关系密切，才能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
刘淑清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是个有见识的能干女人，她利用丈夫原来在滇军中的地位，以及她和云南各方面上层人士的关系，集资创建了当时西南地区放映条件和剧场设施都数一流的南屏电影院，接着又筹建安宁温泉宾馆和昆明汽车修理厂。她又在1946年竞选上省参议员。她平日常与进步人士来往，思想也日渐开明，1948年，中共地下党员杨青田奉组织之命竞选省参议会副议长，托人找刘淑青帮助，她慨然允许，在南屏电影院楼上的客厅里大摆宴席，把省参议员80余人请来，劝说他们投杨青田的票，使得杨青田能冲破反动派的阻力顺利当选。
龙泽汇想了又想，如今只有找她了。他在卢汉公馆打电话给刘淑清，约请她立即来见面。这时候，中共地下党也急于想知道卢汉从重庆回来后的动向，也托人找刘淑清，让她去卢汉夫人龙泽清那里打听。刘淑清也急于去卢汉公馆呢！
听了龙泽汇简单扼要的吩咐，刘淑清明白这可不是小事。告别了龙泽汇后，不敢怠慢，忙赶回家中，请她的好友、也在南屏电影院任职的余明慧女士去通知杨青田、唐用九等人。其实刘淑清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他不断与进步人士往来，早就被“军统”、“中统”特务盯上了。如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被捕牺牲后，妻子、共产党员马冰清也被捕，马冰清是刘淑清的盐津同乡，她多方营救，并为马冰清的保外就医作担保人；这些年，她还把南屏电影院楼上的会客室提供给有反蒋倾向的参议员作为聚会的场所。这次“整肃”她也被“军统”特务列上了黑名单，送到卢汉那里时，卢汉却说：“她是个做生意的人。”提起笔就把她的名字勾掉了。特务们本来想把她抓起来后，从她那里审问出中共地下党或民主人士的活动，还可趁机狠狠敲诈这个富婆一笔钱，如今见她有卢汉这座大靠山庇护，也只好暂时作罢。
当天晚上，卢汉又悄悄把安恩溥找去，把蒋介石要收拾他的事说给他听；安恩溥很紧张，他怕连累卢汉，表示要辞去民政厅长和省训团教育长兼职。卢汉却说：“理他做什么，各人照常工作。”
卢汉抢在“军统”特务动手之前布置了那些事后，才到五华山省政府去办公，为了表示他是忠实执行蒋介石布置的整肃，亲自写了张手令，派人送给负责这次大镇压的“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命令他逮捕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曜、金汉鼎、李群杰等20余人，并查封有亲共言论倾向的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复兴日报、现代报、朝报等民营报纸……
他也不知道这黑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共产党员，但既然是蒋介石指名要抓的，他也只好明令执行。这当中实际只有杨青田、马曜、李群杰是潜伏在省参议会的中共党员。
李群杰是1937年入党的纳西族第一位共产党员。1937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遣回云南，担任中共地下党云南特委书记，为了更好地隐蔽工作，他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政府部门，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政府秘书科长，昆阳、邓川县长和省参议员；金汉鼎不是共产党员，却是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过讨伐袁世凯护法之役的滇军名将，担任过第九军上将军长，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抗战后退役回云南，也加入了反蒋行列；马伯安也是讨袁护法运动元老，倾向进步的回族领袖……如今，他们都将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遭到追捕，有的还要经受酷刑的折磨。
卢汉将执行“整肃”的消息，经由各种渠道很快地传到了中共云南地下党，他们奔走相告，血雨腥风将降临昆明了！并紧急进行了转移疏散。
在“军统”特务手中，还有一份蒋介石指名要立即捕杀的进步人士，第一名是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参谋长、安徽省主席、陆军大学校长、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将军。杨杰出生于1888年，是云南大理白族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09年又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蔡锷将军手下的威武团团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过去和蒋介石关系密切，才能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
16.如今只有找她了
刘淑清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是个有见识的能干女人，她利用丈夫原来在滇军中的地位，以及她和云南各方面上层人士的关系，集资创建了当时西南地区放映条件和剧场设施都数一流的南屏电影院，接着又筹建安宁温泉宾馆和昆明汽车修理厂。她又在1946年竞选上省参议员。她平日常与进步人士来往，思想也日渐开明，1948年，中共地下党员杨青田奉组织之命竞选省参议会副议长，托人找刘淑青帮助，她慨然允许，在南屏电影院楼上的客厅里大摆宴席，把省参议员80余人请来，劝说他们投杨青田的票，使得杨青田能冲破反动派的阻力顺利当选。
龙泽汇想了又想，如今只有找她了。他在卢汉公馆打电话给刘淑清，约请她立即来见面。这时候，中共地下党也急于想知道卢汉从重庆回来后的动向，也托人找刘淑清，让她去卢汉夫人龙泽清那里打听。刘淑清也急于去卢汉公馆呢！
听了龙泽汇简单扼要的吩咐，刘淑清明白这可不是小事。告别了龙泽汇后，不敢怠慢，忙赶回家中，请她的好友、也在南屏电影院任职的余明慧女士去通知杨青田、唐用九等人。其实刘淑清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他不断与进步人士往来，早就被“军统”、“中统”特务盯上了。如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被捕牺牲后，妻子、共产党员马冰清也被捕，马冰清是刘淑清的盐津同乡，她多方营救，并为马冰清的保外就医作担保人；这些年，她还把南屏电影院楼上的会客室提供给有反蒋倾向的参议员作为聚会的场所。这次“整肃”她也被“军统”特务列上了黑名单，送到卢汉那里时，卢汉却说：“她是个做生意的人。”提起笔就把她的名字勾掉了。特务们本来想把她抓起来后，从她那里审问出中共地下党或民主人士的活动，还可趁机狠狠敲诈这个富婆一笔钱，如今见她有卢汉这座大靠山庇护，也只好暂时作罢。
当天晚上，卢汉又悄悄把安恩溥找去，把蒋介石要收拾他的事说给他听；安恩溥很紧张，他怕连累卢汉，表示要辞去民政厅长和省训团教育长兼职。卢汉却说：“理他做什么，各人照常工作。”
卢汉抢在“军统”特务动手之前布置了那些事后，才到五华山省政府去办公，为了表示他是忠实执行蒋介石布置的整肃，亲自写了张手令，派人送给负责这次大镇压的“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命令他逮捕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曜、金汉鼎、李群杰等20余人，并查封有亲共言论倾向的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复兴日报、现代报、朝报等民营报纸……
他也不知道这黑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共产党员，但既然是蒋介石指名要抓的，他也只好明令执行。这当中实际只有杨青田、马曜、李群杰是潜伏在省参议会的中共党员。
李群杰是1937年入党的纳西族第一位共产党员。1937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遣回云南，担任中共地下党云南特委书记，为了更好地隐蔽工作，他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政府部门，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政府秘书科长，昆阳、邓川县长和省参议员；金汉鼎不是共产党员，却是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过讨伐袁世凯护法之役的滇军名将，担任过第九军上将军长，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抗战后退役回云南，也加入了反蒋行列；马伯安也是讨袁护法运动元老，倾向进步的回族领袖……如今，他们都将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遭到追捕，有的还要经受酷刑的折磨。
卢汉将执行“整肃”的消息，经由各种渠道很快地传到了中共云南地下党，他们奔走相告，血雨腥风将降临昆明了！并紧急进行了转移疏散。
在“军统”特务手中，还有一份蒋介石指名要立即捕杀的进步人士，第一名是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参谋长、安徽省主席、陆军大学校长、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将军。杨杰出生于1888年，是云南大理白族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09年又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蔡锷将军手下的威武团团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过去和蒋介石关系密切，才能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
刘淑清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是个有见识的能干女人，她利用丈夫原来在滇军中的地位，以及她和云南各方面上层人士的关系，集资创建了当时西南地区放映条件和剧场设施都数一流的南屏电影院，接着又筹建安宁温泉宾馆和昆明汽车修理厂。她又在1946年竞选上省参议员。她平日常与进步人士来往，思想也日渐开明，1948年，中共地下党员杨青田奉组织之命竞选省参议会副议长，托人找刘淑青帮助，她慨然允许，在南屏电影院楼上的客厅里大摆宴席，把省参议员80余人请来，劝说他们投杨青田的票，使得杨青田能冲破反动派的阻力顺利当选。
龙泽汇想了又想，如今只有找她了。他在卢汉公馆打电话给刘淑清，约请她立即来见面。这时候，中共地下党也急于想知道卢汉从重庆回来后的动向，也托人找刘淑清，让她去卢汉夫人龙泽清那里打听。刘淑清也急于去卢汉公馆呢！
听了龙泽汇简单扼要的吩咐，刘淑清明白这可不是小事。告别了龙泽汇后，不敢怠慢，忙赶回家中，请她的好友、也在南屏电影院任职的余明慧女士去通知杨青田、唐用九等人。其实刘淑清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他不断与进步人士往来，早就被“军统”、“中统”特务盯上了。如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被捕牺牲后，妻子、共产党员马冰清也被捕，马冰清是刘淑清的盐津同乡，她多方营救，并为马冰清的保外就医作担保人；这些年，她还把南屏电影院楼上的会客室提供给有反蒋倾向的参议员作为聚会的场所。这次“整肃”她也被“军统”特务列上了黑名单，送到卢汉那里时，卢汉却说：“她是个做生意的人。”提起笔就把她的名字勾掉了。特务们本来想把她抓起来后，从她那里审问出中共地下党或民主人士的活动，还可趁机狠狠敲诈这个富婆一笔钱，如今见她有卢汉这座大靠山庇护，也只好暂时作罢。
当天晚上，卢汉又悄悄把安恩溥找去，把蒋介石要收拾他的事说给他听；安恩溥很紧张，他怕连累卢汉，表示要辞去民政厅长和省训团教育长兼职。卢汉却说：“理他做什么，各人照常工作。”
卢汉抢在“军统”特务动手之前布置了那些事后，才到五华山省政府去办公，为了表示他是忠实执行蒋介石布置的整肃，亲自写了张手令，派人送给负责这次大镇压的“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命令他逮捕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伯安、马曜、金汉鼎、李群杰等20余人，并查封有亲共言论倾向的正义报、观察报、大观报、复兴日报、现代报、朝报等民营报纸……
他也不知道这黑名单上的人有多少人是共产党员，但既然是蒋介石指名要抓的，他也只好明令执行。这当中实际只有杨青田、马曜、李群杰是潜伏在省参议会的中共党员。
李群杰是1937年入党的纳西族第一位共产党员。1937年5月被中共中央派遣回云南，担任中共地下党云南特委书记，为了更好地隐蔽工作，他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政府部门，先后担任了云南省政府秘书科长，昆阳、邓川县长和省参议员；金汉鼎不是共产党员，却是追随蔡锷将军参加过讨伐袁世凯护法之役的滇军名将，担任过第九军上将军长，因为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抗战后退役回云南，也加入了反蒋行列；马伯安也是讨袁护法运动元老，倾向进步的回族领袖……如今，他们都将在这黎明前的黑暗中，遭到追捕，有的还要经受酷刑的折磨。
卢汉将执行“整肃”的消息，经由各种渠道很快地传到了中共云南地下党，他们奔走相告，血雨腥风将降临昆明了！并紧急进行了转移疏散。
在“军统”特务手中，还有一份蒋介石指名要立即捕杀的进步人士，第一名是曾经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陆海空军总参谋长、安徽省主席、陆军大学校长、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将军。杨杰出生于1888年，是云南大理白族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09年又赴日本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蔡锷将军手下的威武团团长、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过去和蒋介石关系密切，才能担任一系列重要职务。
17.已是人去楼空
后来因为政见不合而矛盾日深，蒋介石又独裁成性容不得敢于拂逆他的意旨的人，日益冷落排斥杨杰，使得他愤慨地走上了反蒋道路，在1948年加入了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组织的“民革”，并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策动云南军政要员来反对蒋介石。他是军事家，经常对人讲解分析国共战局，早在1948年初就公开宣布：“不出三年，优劣之势即将转化；中共必胜，国民党必败！”他的话是有影响的，因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指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这次来到昆明后，务必迅速逮捕杨杰，可不必审讯报批即刻就地枪决。
特务们也就决定把杨杰作为这次大“整肃”的祭旗物。9月9日下午4时，徐远举亲自率领“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以及几十个“军统”杀手，赶往西门外的靖国新村杨杰家中。踢开门进去，使他们颇为意外，屋内一片零乱，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哪里知道，杨杰昨天获悉大逮捕即将开始，已在这天上午乘飞机飞往香港。
出师不利，第一趟就扑空，气得徐远举暴跳如雷，大骂住在杨杰住宅斜对面、靖国新村51号的沈醉没有严密监视，沈醉又责怪也是“军统”特务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百先不按他的指示及时布控……
特务们抓不到杨杰，只好把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以及恰好在这时候赶上门来为杨杰收拾书信文件的民主人士陈复光抓起来，一起押到沈醉的家中审问。陈复光是个学者，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留学，杨杰担任驻苏联大使时，他是使馆秘书，以后回云南大学教书。特务对他还算客气，对张德尊则残忍地施用电刑来拷问，痛得张德尊呼天喊地的惨叫。陈复光虽然平日奔走于昆明各界从事反蒋活动，演说起来也颇为慷慨激昂，但那只是书生意气，哪里见过这种酷刑拷打？如今亲临地狱，却被吓坏了，不待特务们拷打，就把杨杰的出走是由杨杰的侄女婿、云南纺纱厂副厂长朱健飞在头一天8日晚上帮助弄到了飞香港的机票，又在这天（9日）上午亲自用汽车送往机场，并且买通了机场人员，不经过检查直接送上飞机的事供了出来。朱健飞被逮捕后，又供出杨杰在香港的住处。徐远举把这一情况用加急电报报告在重庆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发来指示，让特务命令朱健飞亲笔写封信给杨杰，然后让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带着信和几个杀手从台湾飞往香港，在9月19日以送朱健飞的信为幌子，引开了杨杰家的门，把杨杰将军枪杀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303号寓所。
特务们还根据陈复光的招供，捕获了另外一些民主人士，其中就有当时的云南“民革”负责人、解放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天放。特务们连续几天的大逮捕，虽然抓住了不少人，却没有清查出一个共产党员，在重庆的蒋介石怪罪徐远举办事不力，又责令毛人凤亲自出马。毛人凤只好在9月12日上午率领“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高级法官徐钟奇、“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赶来昆明，指挥这场大逮捕。
飞机一降落，毛人凤就劈头盖脸地臭骂来迎接的徐远举、沈醉对这次的大逮捕组织得不够严密，行动也不及时，以致成效不大。徐远举和沈醉则委屈地诉说，云南地方军警不积极配合，以致他们势单力薄……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由昆明各部门的军警宪特一起来进行这场大逮捕。
这天下午，他以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局长的身份（“军统”的特务自从戴笠以少将军衔坠机去世后，再也没有人敢超越这一军衔），在昆明环城东路的太和街560号、原昆明市警察局长王巍的住宅召集会议，主持指挥部的成立。按照他的布置，总指挥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担任，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智正和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任副总指挥，下设行动、审讯几个组，组长则由“军统”特务们具体负责。这是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这一场血洗昆明的大屠杀由云南地方实力派来公开担纲，“军统”的特务们只在暗地里杀人抓人。
后来因为政见不合而矛盾日深，蒋介石又独裁成性容不得敢于拂逆他的意旨的人，日益冷落排斥杨杰，使得他愤慨地走上了反蒋道路，在1948年加入了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组织的“民革”，并利用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策动云南军政要员来反对蒋介石。他是军事家，经常对人讲解分析国共战局，早在1948年初就公开宣布：“不出三年，优劣之势即将转化；中共必胜，国民党必败！”他的话是有影响的，因此，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指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这次来到昆明后，务必迅速逮捕杨杰，可不必审讯报批即刻就地枪决。
特务们也就决定把杨杰作为这次大“整肃”的祭旗物。9月9日下午4时，徐远举亲自率领“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以及几十个“军统”杀手，赶往西门外的靖国新村杨杰家中。踢开门进去，使他们颇为意外，屋内一片零乱，已是人去楼空。他们哪里知道，杨杰昨天获悉大逮捕即将开始，已在这天上午乘飞机飞往香港。
出师不利，第一趟就扑空，气得徐远举暴跳如雷，大骂住在杨杰住宅斜对面、靖国新村51号的沈醉没有严密监视，沈醉又责怪也是“军统”特务的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百先不按他的指示及时布控……
特务们抓不到杨杰，只好把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以及恰好在这时候赶上门来为杨杰收拾书信文件的民主人士陈复光抓起来，一起押到沈醉的家中审问。陈复光是个学者，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留学，杨杰担任驻苏联大使时，他是使馆秘书，以后回云南大学教书。特务对他还算客气，对张德尊则残忍地施用电刑来拷问，痛得张德尊呼天喊地的惨叫。陈复光虽然平日奔走于昆明各界从事反蒋活动，演说起来也颇为慷慨激昂，但那只是书生意气，哪里见过这种酷刑拷打？如今亲临地狱，却被吓坏了，不待特务们拷打，就把杨杰的出走是由杨杰的侄女婿、云南纺纱厂副厂长朱健飞在头一天8日晚上帮助弄到了飞香港的机票，又在这天（9日）上午亲自用汽车送往机场，并且买通了机场人员，不经过检查直接送上飞机的事供了出来。朱健飞被逮捕后，又供出杨杰在香港的住处。徐远举把这一情况用加急电报报告在重庆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发来指示，让特务命令朱健飞亲笔写封信给杨杰，然后让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带着信和几个杀手从台湾飞往香港，在9月19日以送朱健飞的信为幌子，引开了杨杰家的门，把杨杰将军枪杀于香港湾仔轩尼诗道303号寓所。
特务们还根据陈复光的招供，捕获了另外一些民主人士，其中就有当时的云南“民革”负责人、解放后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天放。特务们连续几天的大逮捕，虽然抓住了不少人，却没有清查出一个共产党员，在重庆的蒋介石怪罪徐远举办事不力，又责令毛人凤亲自出马。毛人凤只好在9月12日上午率领“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高级法官徐钟奇、“军统”贵州站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赶来昆明，指挥这场大逮捕。
飞机一降落，毛人凤就劈头盖脸地臭骂来迎接的徐远举、沈醉对这次的大逮捕组织得不够严密，行动也不及时，以致成效不大。徐远举和沈醉则委屈地诉说，云南地方军警不积极配合，以致他们势单力薄……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由昆明各部门的军警宪特一起来进行这场大逮捕。
这天下午，他以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局长的身份（“军统”的特务自从戴笠以少将军衔坠机去世后，再也没有人敢超越这一军衔），在昆明环城东路的太和街560号、原昆明市警察局长王巍的住宅召集会议，主持指挥部的成立。按照他的布置，总指挥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担任，市警察局副局长李智正和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任副总指挥，下设行动、审讯几个组，组长则由“军统”特务们具体负责。这是他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这一场血洗昆明的大屠杀由云南地方实力派来公开担纲，“军统”的特务们只在暗地里杀人抓人。
18.特务们只能暗暗生气
曾恕怀是卢汉的亲信，抗战期间当过卢汉的副官长，又是儿女亲家。据曾恕怀回忆：卢汉曾在1949年1月向他袒露过反蒋念头，并向他交代，要设法保全地方上的力量不受损失，将来才好向共产党交代。卢汉还对他说：“现在我们无论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困难。中央在云南的耳目多，凡事必须审慎。蒋的特务组织对我们妨碍甚大，如何削弱他们的力量，极为重要，今后要细密研究，采取有效的对付办法。”
曾恕怀心领神会，在他的建议下，这年7月，卢汉借故撤掉了“军统”特务王巍的市警察局长，改由曾恕怀来兼任，并以明升暗降或寻找过失的各种手段，把警察局内的一些“军统”特务逐一换掉，大大削弱了“军统”特务在警界的力量。这些措施把“军统”特务们恨得牙齿痒痒的，但因为曾恕怀都是用卢汉的手令来宣布人事的变动，卢汉还在位，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背后不断向蒋介石那边状告卢汉、曾恕怀有勾结共产党的嫌疑。没有确切证据也只能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而下不了撤换卢汉的决心。特务们只能暗暗生气。如今毛人凤亲自来了，可以大展身手了！
曾恕怀见这些大特务先后涌来昆明，早就暗中加紧了防范，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也很明白毛人凤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在昆明实行大逮捕，以镇压进步势力，还想把卢汉他们公开推上遭人怨恨的杀人犯席位。他当然得小心应对。这天他本来想借故不去开会，狡猾的毛人凤也料到了他可能会这样做，专门派了与曾恕怀熟悉的大特务、前警察局长王巍去曾宅坐催。曾恕怀怎敢公开得罪毛人凤这杀人魔王，只好在王巍“陪同”下赴会。
据当时担任曾恕怀的副手、昆明警察局副局长李志正回忆：与会人员入座后，毛人凤脸色阴沉地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来了一段话语充满威胁的开场白：“此次奉总统的命令，到昆明来进行整肃工作，希望当地治安机关大力协助。现在要抓几个人，我们不便出面，打算由宪兵、警察出面执行，我们的人予以配合。这是总统的命令，非完成不可，如果执行不好，那就很难复命了。”
曾恕怀在这种场合，虽然表现得极为恭谨，但遇见这种责任重大的事，却不敢含糊，他斟字酌句地回答：“总统的命令，我们是应当执行的，但是由我们出面抓人的问题，还要请示卢主席后才能决定。”
“军统”特务组织在蒋介石集团内一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政大员哪个不惧怕他们几分？当年戴笠管着“军统”时，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上将有事求见，戴笠还不理会呢!毛人凤的声威虽然不如戴笠，这几年也是炙手可热，不久前就是他逮捕了浙江省主席陈仪，并在6月18日枪毙于台湾的；如今哪会把一个小小市长放在眼里，本想发作，但又忍住了。如今时势不同，卢汉去重庆，蒋介石都给予隆重的礼遇，他这条“强龙”也只好暂时让一让“地头蛇”了。
徐远举还想说服曾恕怀：“逮捕工作，由宪兵警察出面执行比较恰当。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实际工作由我们来做。我们从前到各省去，也都是配合当地治安机关执行的。”曾恕怀还是委婉地表示：“事情虽然是这样，但卢主席不点头，我不敢做主。”生性残忍又一向横行惯了的周养浩火了，愤然地说：“卢主席的态度我们有点搞不清楚，要抓几个人，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徐远举早来了几天，对云南的复杂情况已有所了解，他怕周养浩会骂出更难听的话，惹翻了卢汉就麻烦了，在人家管辖的地盘上活动，还是不要撕破脸皮为好，忙打断周养浩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再和卢主席商量，以后再谈好了。”周养浩自恃也是少将军衔，又一向受毛人凤器重，这次又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大逮捕，就把一腔怒火喷向徐远举：“执行总统的命令要坚决，这样别扭，你才受得了！”顶撞得徐远举目瞪口呆不知该怎么说好。
见他们吵开了，曾恕怀更乐得装佯，悠然地喝茶、抽烟，仍然是不点头答应。
曾恕怀是卢汉的亲信，抗战期间当过卢汉的副官长，又是儿女亲家。据曾恕怀回忆：卢汉曾在1949年1月向他袒露过反蒋念头，并向他交代，要设法保全地方上的力量不受损失，将来才好向共产党交代。卢汉还对他说：“现在我们无论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困难。中央在云南的耳目多，凡事必须审慎。蒋的特务组织对我们妨碍甚大，如何削弱他们的力量，极为重要，今后要细密研究，采取有效的对付办法。”
曾恕怀心领神会，在他的建议下，这年7月，卢汉借故撤掉了“军统”特务王巍的市警察局长，改由曾恕怀来兼任，并以明升暗降或寻找过失的各种手段，把警察局内的一些“军统”特务逐一换掉，大大削弱了“军统”特务在警界的力量。这些措施把“军统”特务们恨得牙齿痒痒的，但因为曾恕怀都是用卢汉的手令来宣布人事的变动，卢汉还在位，他们也无可奈何。只能在背后不断向蒋介石那边状告卢汉、曾恕怀有勾结共产党的嫌疑。没有确切证据也只能引起蒋介石的怀疑，而下不了撤换卢汉的决心。特务们只能暗暗生气。如今毛人凤亲自来了，可以大展身手了！
曾恕怀见这些大特务先后涌来昆明，早就暗中加紧了防范，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也很明白毛人凤此行的目的，不仅是在昆明实行大逮捕，以镇压进步势力，还想把卢汉他们公开推上遭人怨恨的杀人犯席位。他当然得小心应对。这天他本来想借故不去开会，狡猾的毛人凤也料到了他可能会这样做，专门派了与曾恕怀熟悉的大特务、前警察局长王巍去曾宅坐催。曾恕怀怎敢公开得罪毛人凤这杀人魔王，只好在王巍“陪同”下赴会。
据当时担任曾恕怀的副手、昆明警察局副局长李志正回忆：与会人员入座后，毛人凤脸色阴沉地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来了一段话语充满威胁的开场白：“此次奉总统的命令，到昆明来进行整肃工作，希望当地治安机关大力协助。现在要抓几个人，我们不便出面，打算由宪兵、警察出面执行，我们的人予以配合。这是总统的命令，非完成不可，如果执行不好，那就很难复命了。”
曾恕怀在这种场合，虽然表现得极为恭谨，但遇见这种责任重大的事，却不敢含糊，他斟字酌句地回答：“总统的命令，我们是应当执行的，但是由我们出面抓人的问题，还要请示卢主席后才能决定。”
“军统”特务组织在蒋介石集团内一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军政大员哪个不惧怕他们几分？当年戴笠管着“军统”时，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上将有事求见，戴笠还不理会呢!毛人凤的声威虽然不如戴笠，这几年也是炙手可热，不久前就是他逮捕了浙江省主席陈仪，并在6月18日枪毙于台湾的；如今哪会把一个小小市长放在眼里，本想发作，但又忍住了。如今时势不同，卢汉去重庆，蒋介石都给予隆重的礼遇，他这条“强龙”也只好暂时让一让“地头蛇”了。
徐远举还想说服曾恕怀：“逮捕工作，由宪兵警察出面执行比较恰当。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实际工作由我们来做。我们从前到各省去，也都是配合当地治安机关执行的。”曾恕怀还是委婉地表示：“事情虽然是这样，但卢主席不点头，我不敢做主。”生性残忍又一向横行惯了的周养浩火了，愤然地说：“卢主席的态度我们有点搞不清楚，要抓几个人，这也不准，那也不准……”
徐远举早来了几天，对云南的复杂情况已有所了解，他怕周养浩会骂出更难听的话，惹翻了卢汉就麻烦了，在人家管辖的地盘上活动，还是不要撕破脸皮为好，忙打断周养浩的话：“这个问题，我们再和卢主席商量，以后再谈好了。”周养浩自恃也是少将军衔，又一向受毛人凤器重，这次又是蒋介石亲自布置的大逮捕，就把一腔怒火喷向徐远举：“执行总统的命令要坚决，这样别扭，你才受得了！”顶撞得徐远举目瞪口呆不知该怎么说好。
见他们吵开了，曾恕怀更乐得装佯，悠然地喝茶、抽烟，仍然是不点头答应。
19.中共地下党早就加紧了策反工作
毛人凤很欣赏周养浩的敢于冲撞，也用威胁和训斥的语气说：“我这个人是最服从命令的，但卢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为难之处……”说到这里，他才想起来临行前蒋介石有交待，既要逮捕人又不要激怒卢汉。忙把话打住，停顿了一下，才对默坐吸烟的曾恕怀说：“请你回去报告卢主席，请他在工作上给我们一些方便。”“好、好。”曾恕怀急于脱身，显得很顺从地点头。
这次会议因卢汉临时来电话约见毛人凤而没有开下去，但“军统”与云南地方势力难以融合的矛盾却已公开化了。这些“军统”特务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不顺手的事，气得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就把卢汉、曾恕怀都拖进暗室施以酷刑，但见他们的主子毛人凤都在忍让，也只好强把怒气往下压！
曾恕怀也知道惹怒了“军统”特务会引来杀身之祸，忙去找卢汉请示。卢汉却胸有成竹地说：“关于‘整肃’问题，既然已和老蒋商定，是要敷衍一下的。他们要抓哪个，由他们决定，我们警察可以配合执行，但是不能多事，不是他们决定要抓的人，就不能乱抓，没有他们的人去，也不要单独去搞。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特别要注意毛人凤的动态，摸清楚他来昆明到底想干什么？”
卢汉很明白，他在重庆声泪俱下地向蒋介石表忠心，蒋介石对他百般安慰允诺许多好处，都是用粉墨遮掩自己的真面目在政治舞台上做戏，如今是曲未终人未散，还得随着紧锣密鼓扮演下去，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在他看来，抓些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批准杀人的权还在他手里，被抓的人只要不杀掉，关押一段时期，将来起义了再释放。但他最担心的是蒋介石以“整肃”为幌子，从各方面进一步控制云南，并对他下毒手，如今，在毛人凤带着大批特务来到的同时，总参谋次长萧毅肃也以整编云南军队为名，率领一批将校级军官飞来昆明，这相互呼应是否蒋介石收拾云南的整体计划？
有了卢汉的具体指示，曾恕怀这才敢于放心地去“配合”，不过仍然担心实际负责昆明市警察局事务的副局长李志正不明白卢汉的真正用心，或被这次“整肃”的来势所吓倒而在行动上完全服从毛人凤。但又不好明说，只是在这天晚上布置工作时用诉苦的口吻对李志正说：“我认为毛人凤的来临，给昆明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灾难。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我们警察局既要公开出面抓人，又不能多事，更要监视毛人凤的活动，实在难于应付，真伤脑筋。”其实李志正这几天对毛人凤与卢汉的明暗争斗都看得很明白，只是恪守官场规矩，上下有别，他不能说，也不能多做。如今曾恕怀与他密室相谈，这开场白也还只是顶头上司在对僚属闲聊式的倾诉，并没有明确垂询，也就恭敬地听着，不立即回答，他在等待曾恕怀把话挑明白。
曾恕怀又说：“我们一切事情，都要秉承卢主席的指示去办，凡事我们先商量，我虽然兼警察局长，由于其他事情太多，对警察局工作不能完全照顾，你是负实际责任的，对卢主席的意旨要很好地执行，不能多事。”这是指示，李志正还是恭敬地点头。
曾恕怀又用商量的语气询问：“你看我们对于‘整肃’问题，是听卢主席的命令好呢？还是有其他办法？”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快速发展，不仅卢汉这“龙头”在谋求出路，他手下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在悄悄为今后打算。中共地下党早就通过各种关系加紧了对这些人的策反工作。前些日子李志正已经在暗中与一些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他表示愿听从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他也确实是这样做。后来由于他在“整肃”中倾向革命的表现，很快地在1949年10月加入了由昆明中共地下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警盟”。如今见曾恕怀对他还有所顾虑，也就明确地表示，他会完全听从卢汉和曾恕怀的指示去办事。
曾恕怀这才放心，又具体作了些布置，要李志正把卢汉的指示悄悄地分别传达给亲信的各分局局长，但不能让“军统”特务知道，尤其是对担任刑警大队长的“军统”特务周百先要严加防范……
毛人凤很欣赏周养浩的敢于冲撞，也用威胁和训斥的语气说：“我这个人是最服从命令的，但卢主席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为难之处……”说到这里，他才想起来临行前蒋介石有交待，既要逮捕人又不要激怒卢汉。忙把话打住，停顿了一下，才对默坐吸烟的曾恕怀说：“请你回去报告卢主席，请他在工作上给我们一些方便。”“好、好。”曾恕怀急于脱身，显得很顺从地点头。
这次会议因卢汉临时来电话约见毛人凤而没有开下去，但“军统”与云南地方势力难以融合的矛盾却已公开化了。这些“军统”特务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不顺手的事，气得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就把卢汉、曾恕怀都拖进暗室施以酷刑，但见他们的主子毛人凤都在忍让，也只好强把怒气往下压！
曾恕怀也知道惹怒了“军统”特务会引来杀身之祸，忙去找卢汉请示。卢汉却胸有成竹地说：“关于‘整肃’问题，既然已和老蒋商定，是要敷衍一下的。他们要抓哪个，由他们决定，我们警察可以配合执行，但是不能多事，不是他们决定要抓的人，就不能乱抓，没有他们的人去，也不要单独去搞。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特别要注意毛人凤的动态，摸清楚他来昆明到底想干什么？”
卢汉很明白，他在重庆声泪俱下地向蒋介石表忠心，蒋介石对他百般安慰允诺许多好处，都是用粉墨遮掩自己的真面目在政治舞台上做戏，如今是曲未终人未散，还得随着紧锣密鼓扮演下去，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在他看来，抓些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批准杀人的权还在他手里，被抓的人只要不杀掉，关押一段时期，将来起义了再释放。但他最担心的是蒋介石以“整肃”为幌子，从各方面进一步控制云南，并对他下毒手，如今，在毛人凤带着大批特务来到的同时，总参谋次长萧毅肃也以整编云南军队为名，率领一批将校级军官飞来昆明，这相互呼应是否蒋介石收拾云南的整体计划？
有了卢汉的具体指示，曾恕怀这才敢于放心地去“配合”，不过仍然担心实际负责昆明市警察局事务的副局长李志正不明白卢汉的真正用心，或被这次“整肃”的来势所吓倒而在行动上完全服从毛人凤。但又不好明说，只是在这天晚上布置工作时用诉苦的口吻对李志正说：“我认为毛人凤的来临，给昆明带来了不可想象的灾难。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棘手，我们警察局既要公开出面抓人，又不能多事，更要监视毛人凤的活动，实在难于应付，真伤脑筋。”其实李志正这几天对毛人凤与卢汉的明暗争斗都看得很明白，只是恪守官场规矩，上下有别，他不能说，也不能多做。如今曾恕怀与他密室相谈，这开场白也还只是顶头上司在对僚属闲聊式的倾诉，并没有明确垂询，也就恭敬地听着，不立即回答，他在等待曾恕怀把话挑明白。
曾恕怀又说：“我们一切事情，都要秉承卢主席的指示去办，凡事我们先商量，我虽然兼警察局长，由于其他事情太多，对警察局工作不能完全照顾，你是负实际责任的，对卢主席的意旨要很好地执行，不能多事。”这是指示，李志正还是恭敬地点头。
曾恕怀又用商量的语气询问：“你看我们对于‘整肃’问题，是听卢主席的命令好呢？还是有其他办法？”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快速发展，不仅卢汉这“龙头”在谋求出路，他手下的一些大小官员也在悄悄为今后打算。中共地下党早就通过各种关系加紧了对这些人的策反工作。前些日子李志正已经在暗中与一些以民主人士面目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他表示愿听从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他也确实是这样做。后来由于他在“整肃”中倾向革命的表现，很快地在1949年10月加入了由昆明中共地下党“对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的外围组织“警盟”。如今见曾恕怀对他还有所顾虑，也就明确地表示，他会完全听从卢汉和曾恕怀的指示去办事。
曾恕怀这才放心，又具体作了些布置，要李志正把卢汉的指示悄悄地分别传达给亲信的各分局局长，但不能让“军统”特务知道，尤其是对担任刑警大队长的“军统”特务周百先要严加防范……
21.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
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得到要“整肃”的信息后，已经从城南的柿花桥住处躲到他的腾冲同乡王少岩在复兴新村开设的茂桓商号内。王少岩是云南的著名富商、实业家，龙云、卢汉这些当政者都对他尊敬有加。他和也是腾冲人的第八军军长李弥颇友好，李弥每次来昆明都是住在他家中，平日军警宪特也不敢来干扰他。
这隐藏处本来较为安全，但“军统”特务们在暗中对杨青田妻子监视时，见她那天出了家门后，抱着一包衣服进了茂恒商行。从这行迹分析出杨青田可能藏在那里，她是去探视送衣服。抓不抓？特务们开始颇踌躇，因为杨青田是蒋介石点名的要犯，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还是不惜得罪王少岩这位富绅，派人冲进去把杨青田逮捕了。杨青田幸好被关在市警察局的刑警队拘留所，卢汉又有过“要予以优待”的指示，这才没有遭到急于对他下手的“军统”特务杀害。
在这前后被逮捕的省参议员还有张天放、马伯安、李耀庭、万寿康、赵延康、张守玉、惠国钧、康良藩，陈炳、张广兴等十余人。另一位被“军统”特务指名务必抓到的参议员马曜，还在大理与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会谈。余建勋听说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进行“整肃”，黑名单上有马曜，他不明白卢汉的真实意图，与马曜不敢再接触了，但既不敢抓又不敢放，就以“有些事还要一同回昆明请示卢主席”为名，把正往剑川走的马曜电话请回来，却不告知昆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在9月11日同车返回昆明。马曜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门街家中，才知道有“整肃”之事，特务们正在四处搜捕他。使他大吃一惊，好在马家也是名门大族，各方面关系多，在他大哥马昶的掩护下，先在他大哥同事阎蔚若家躲了几天，然后在9月17日穿上军服化装成保安团的军官逃出昆明，先在安宁附近的草铺隐蔽，然后辗转经由祥云等地，去到剑川的“边纵”第七支队，从而躲过了这次大逮捕。
卢汉在下手令抓这些进步人士时，以趁机造谣、惑乱人心的罪名把实际是“军统”大特务的邱开基也抓了起来。邱开基当过云南绥靖公署警保处处长，对云南各界人士的情况熟悉，抓了他，实际是堵塞了特务们的信息来源。毛人凤虽然知道这是卢汉借刀杀人，也无可奈何。
昆明市的报纸，除了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继续出版外，其他的十几家民营报纸，如《正义报》《观察报》等，因为刊登过新华社电讯，常刊发文章讽刺、责骂过国民党当局，全部被查封。那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已悄悄溜走了，只有一些没有关系，不知会有大逮捕之事的编辑、记者恰好在报社内上夜班，写稿、编报，全部被特务抓走。这些无辜的人很惨，被审讯拷打，饱受折磨。由于是昆明警察出面抓人，这些不知内情的受难者，也就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到卢汉身上，咒骂他反动，反复无常。但卢汉自己却认为，他在这场不得已而为之的“九九整肃”中，却是用心良苦。他只好先背负着已彻底投向蒋介石集团，变得更凶残的骂名！
正在昆明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获悉省参议会被查封后，当天晚上在高山铺致果巷召开紧急会议，与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商讨应变事宜。这条小巷位于市中心热闹的南屏街后侧。正在附近街巷搜共产党的特务们，却不知道这里边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却聚集着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决定通知各系统的党组织，立即撤离和隐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盟员、积极分子，工作由第二线还没有暴露的人接替。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是早被特务盯上了的地方，必须于9月11日下午4时前撤离。并指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党员、盟员们要坚定地保卫组织，保卫机密，坚持革命气节。会后他根据当前的形势，赶往滇南、滇中召集“边纵”九支队、十支队等游击武装的负责人开会，部署把滇南与滇东南的几个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以便抗拒敌军即将开始的“扫荡”……有这些紧急措施才减少了不少损失。
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得到要“整肃”的信息后，已经从城南的柿花桥住处躲到他的腾冲同乡王少岩在复兴新村开设的茂桓商号内。王少岩是云南的著名富商、实业家，龙云、卢汉这些当政者都对他尊敬有加。他和也是腾冲人的第八军军长李弥颇友好，李弥每次来昆明都是住在他家中，平日军警宪特也不敢来干扰他。
这隐藏处本来较为安全，但“军统”特务们在暗中对杨青田妻子监视时，见她那天出了家门后，抱着一包衣服进了茂恒商行。从这行迹分析出杨青田可能藏在那里，她是去探视送衣服。抓不抓？特务们开始颇踌躇，因为杨青田是蒋介石点名的要犯，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还是不惜得罪王少岩这位富绅，派人冲进去把杨青田逮捕了。杨青田幸好被关在市警察局的刑警队拘留所，卢汉又有过“要予以优待”的指示，这才没有遭到急于对他下手的“军统”特务杀害。
在这前后被逮捕的省参议员还有张天放、马伯安、李耀庭、万寿康、赵延康、张守玉、惠国钧、康良藩，陈炳、张广兴等十余人。另一位被“军统”特务指名务必抓到的参议员马曜，还在大理与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会谈。余建勋听说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进行“整肃”，黑名单上有马曜，他不明白卢汉的真实意图，与马曜不敢再接触了，但既不敢抓又不敢放，就以“有些事还要一同回昆明请示卢主席”为名，把正往剑川走的马曜电话请回来，却不告知昆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在9月11日同车返回昆明。马曜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门街家中，才知道有“整肃”之事，特务们正在四处搜捕他。使他大吃一惊，好在马家也是名门大族，各方面关系多，在他大哥马昶的掩护下，先在他大哥同事阎蔚若家躲了几天，然后在9月17日穿上军服化装成保安团的军官逃出昆明，先在安宁附近的草铺隐蔽，然后辗转经由祥云等地，去到剑川的“边纵”第七支队，从而躲过了这次大逮捕。
卢汉在下手令抓这些进步人士时，以趁机造谣、惑乱人心的罪名把实际是“军统”大特务的邱开基也抓了起来。邱开基当过云南绥靖公署警保处处长，对云南各界人士的情况熟悉，抓了他，实际是堵塞了特务们的信息来源。毛人凤虽然知道这是卢汉借刀杀人，也无可奈何。
昆明市的报纸，除了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继续出版外，其他的十几家民营报纸，如《正义报》《观察报》等，因为刊登过新华社电讯，常刊发文章讽刺、责骂过国民党当局，全部被查封。那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已悄悄溜走了，只有一些没有关系，不知会有大逮捕之事的编辑、记者恰好在报社内上夜班，写稿、编报，全部被特务抓走。这些无辜的人很惨，被审讯拷打，饱受折磨。由于是昆明警察出面抓人，这些不知内情的受难者，也就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到卢汉身上，咒骂他反动，反复无常。但卢汉自己却认为，他在这场不得已而为之的“九九整肃”中，却是用心良苦。他只好先背负着已彻底投向蒋介石集团，变得更凶残的骂名！
正在昆明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获悉省参议会被查封后，当天晚上在高山铺致果巷召开紧急会议，与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商讨应变事宜。这条小巷位于市中心热闹的南屏街后侧。正在附近街巷搜共产党的特务们，却不知道这里边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却聚集着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决定通知各系统的党组织，立即撤离和隐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盟员、积极分子，工作由第二线还没有暴露的人接替。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是早被特务盯上了的地方，必须于9月11日下午4时前撤离。并指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党员、盟员们要坚定地保卫组织，保卫机密，坚持革命气节。会后他根据当前的形势，赶往滇南、滇中召集“边纵”九支队、十支队等游击武装的负责人开会，部署把滇南与滇东南的几个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以便抗拒敌军即将开始的“扫荡”……有这些紧急措施才减少了不少损失。
21.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
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得到要“整肃”的信息后，已经从城南的柿花桥住处躲到他的腾冲同乡王少岩在复兴新村开设的茂桓商号内。王少岩是云南的著名富商、实业家，龙云、卢汉这些当政者都对他尊敬有加。他和也是腾冲人的第八军军长李弥颇友好，李弥每次来昆明都是住在他家中，平日军警宪特也不敢来干扰他。
这隐藏处本来较为安全，但“军统”特务们在暗中对杨青田妻子监视时，见她那天出了家门后，抱着一包衣服进了茂恒商行。从这行迹分析出杨青田可能藏在那里，她是去探视送衣服。抓不抓？特务们开始颇踌躇，因为杨青田是蒋介石点名的要犯，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还是不惜得罪王少岩这位富绅，派人冲进去把杨青田逮捕了。杨青田幸好被关在市警察局的刑警队拘留所，卢汉又有过“要予以优待”的指示，这才没有遭到急于对他下手的“军统”特务杀害。
在这前后被逮捕的省参议员还有张天放、马伯安、李耀庭、万寿康、赵延康、张守玉、惠国钧、康良藩，陈炳、张广兴等十余人。另一位被“军统”特务指名务必抓到的参议员马曜，还在大理与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会谈。余建勋听说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进行“整肃”，黑名单上有马曜，他不明白卢汉的真实意图，与马曜不敢再接触了，但既不敢抓又不敢放，就以“有些事还要一同回昆明请示卢主席”为名，把正往剑川走的马曜电话请回来，却不告知昆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在9月11日同车返回昆明。马曜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门街家中，才知道有“整肃”之事，特务们正在四处搜捕他。使他大吃一惊，好在马家也是名门大族，各方面关系多，在他大哥马昶的掩护下，先在他大哥同事阎蔚若家躲了几天，然后在9月17日穿上军服化装成保安团的军官逃出昆明，先在安宁附近的草铺隐蔽，然后辗转经由祥云等地，去到剑川的“边纵”第七支队，从而躲过了这次大逮捕。
卢汉在下手令抓这些进步人士时，以趁机造谣、惑乱人心的罪名把实际是“军统”大特务的邱开基也抓了起来。邱开基当过云南绥靖公署警保处处长，对云南各界人士的情况熟悉，抓了他，实际是堵塞了特务们的信息来源。毛人凤虽然知道这是卢汉借刀杀人，也无可奈何。
昆明市的报纸，除了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继续出版外，其他的十几家民营报纸，如《正义报》《观察报》等，因为刊登过新华社电讯，常刊发文章讽刺、责骂过国民党当局，全部被查封。那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已悄悄溜走了，只有一些没有关系，不知会有大逮捕之事的编辑、记者恰好在报社内上夜班，写稿、编报，全部被特务抓走。这些无辜的人很惨，被审讯拷打，饱受折磨。由于是昆明警察出面抓人，这些不知内情的受难者，也就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到卢汉身上，咒骂他反动，反复无常。但卢汉自己却认为，他在这场不得已而为之的“九九整肃”中，却是用心良苦。他只好先背负着已彻底投向蒋介石集团，变得更凶残的骂名！
正在昆明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获悉省参议会被查封后，当天晚上在高山铺致果巷召开紧急会议，与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商讨应变事宜。这条小巷位于市中心热闹的南屏街后侧。正在附近街巷搜共产党的特务们，却不知道这里边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却聚集着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决定通知各系统的党组织，立即撤离和隐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盟员、积极分子，工作由第二线还没有暴露的人接替。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是早被特务盯上了的地方，必须于9月11日下午4时前撤离。并指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党员、盟员们要坚定地保卫组织，保卫机密，坚持革命气节。会后他根据当前的形势，赶往滇南、滇中召集“边纵”九支队、十支队等游击武装的负责人开会，部署把滇南与滇东南的几个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以便抗拒敌军即将开始的“扫荡”……有这些紧急措施才减少了不少损失。
省参议会副议长杨青田得到要“整肃”的信息后，已经从城南的柿花桥住处躲到他的腾冲同乡王少岩在复兴新村开设的茂桓商号内。王少岩是云南的著名富商、实业家，龙云、卢汉这些当政者都对他尊敬有加。他和也是腾冲人的第八军军长李弥颇友好，李弥每次来昆明都是住在他家中，平日军警宪特也不敢来干扰他。
这隐藏处本来较为安全，但“军统”特务们在暗中对杨青田妻子监视时，见她那天出了家门后，抱着一包衣服进了茂恒商行。从这行迹分析出杨青田可能藏在那里，她是去探视送衣服。抓不抓？特务们开始颇踌躇，因为杨青田是蒋介石点名的要犯，毛人凤自恃有蒋介石的手令，还是不惜得罪王少岩这位富绅，派人冲进去把杨青田逮捕了。杨青田幸好被关在市警察局的刑警队拘留所，卢汉又有过“要予以优待”的指示，这才没有遭到急于对他下手的“军统”特务杀害。
在这前后被逮捕的省参议员还有张天放、马伯安、李耀庭、万寿康、赵延康、张守玉、惠国钧、康良藩，陈炳、张广兴等十余人。另一位被“军统”特务指名务必抓到的参议员马曜，还在大理与保安第二旅旅长余建勋会谈。余建勋听说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进行“整肃”，黑名单上有马曜，他不明白卢汉的真实意图，与马曜不敢再接触了，但既不敢抓又不敢放，就以“有些事还要一同回昆明请示卢主席”为名，把正往剑川走的马曜电话请回来，却不告知昆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在9月11日同车返回昆明。马曜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门街家中，才知道有“整肃”之事，特务们正在四处搜捕他。使他大吃一惊，好在马家也是名门大族，各方面关系多，在他大哥马昶的掩护下，先在他大哥同事阎蔚若家躲了几天，然后在9月17日穿上军服化装成保安团的军官逃出昆明，先在安宁附近的草铺隐蔽，然后辗转经由祥云等地，去到剑川的“边纵”第七支队，从而躲过了这次大逮捕。
卢汉在下手令抓这些进步人士时，以趁机造谣、惑乱人心的罪名把实际是“军统”大特务的邱开基也抓了起来。邱开基当过云南绥靖公署警保处处长，对云南各界人士的情况熟悉，抓了他，实际是堵塞了特务们的信息来源。毛人凤虽然知道这是卢汉借刀杀人，也无可奈何。
昆明市的报纸，除了国民党系统的《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继续出版外，其他的十几家民营报纸，如《正义报》《观察报》等，因为刊登过新华社电讯，常刊发文章讽刺、责骂过国民党当局，全部被查封。那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已悄悄溜走了，只有一些没有关系，不知会有大逮捕之事的编辑、记者恰好在报社内上夜班，写稿、编报，全部被特务抓走。这些无辜的人很惨，被审讯拷打，饱受折磨。由于是昆明警察出面抓人，这些不知内情的受难者，也就把全部怨恨都集中到卢汉身上，咒骂他反动，反复无常。但卢汉自己却认为，他在这场不得已而为之的“九九整肃”中，却是用心良苦。他只好先背负着已彻底投向蒋介石集团，变得更凶残的骂名！
正在昆明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获悉省参议会被查封后，当天晚上在高山铺致果巷召开紧急会议，与中共昆明地下党负责人商讨应变事宜。这条小巷位于市中心热闹的南屏街后侧。正在附近街巷搜共产党的特务们，却不知道这里边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却聚集着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决定通知各系统的党组织，立即撤离和隐蔽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盟员、积极分子，工作由第二线还没有暴露的人接替。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是早被特务盯上了的地方，必须于9月11日下午4时前撤离。并指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党员、盟员们要坚定地保卫组织，保卫机密，坚持革命气节。会后他根据当前的形势，赶往滇南、滇中召集“边纵”九支队、十支队等游击武装的负责人开会，部署把滇南与滇东南的几个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以便抗拒敌军即将开始的“扫荡”……有这些紧急措施才减少了不少损失。
22.向卢汉提出了7条要求
这次“整肃”中，先后有近千名党员、盟员及时潜出昆明去往农村和游击队根据地，但各学校的疏散还是晚了一步，特务在这天（9月10日）下午7时，比查封省参议会还早一个小时就开始了对学校的搜查和查封，重点是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建国中学、天祥中学、南菁中学等民主空气较浓厚的学校。虽然卢汉在下令“整肃”前，曾通过省教育厅和昆明市教育局通知各个学校师生“回避”，卢汉还作了“只查封学校，不逮捕学生”的指示，但那些官僚机构办事效率极低，仍然在用原来的公文逐层下发，特务和警察们已经出动了，一些只有进步倾向并非共产党和盟员的老师学生们还逗留在学校里面不知大祸来临，以致大批师生被逮捕；有的人只是因为持有一本鲁迅著作或几张印有进步歌曲的歌页，就被当作“通匪”的罪证。
那些天，昆明完全陷入了腥风血雨中，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便衣特务，杀气腾腾地四处乱窜，在追捕共产党的同时，也趁机敲诈勒索可怜的市民，人们一夕数惊，不知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到9月下旬，被捕人数已达到480余名，警察局和各个监狱塞得满满的，一间窄小的囚室挤着20多个人，不能睡也不能坐，白天黑夜只能站着。
中共云南地下党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及时对局势作出分析，认为卢汉今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进一步靠拢人民；三是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保存实力，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他们认为，应该动员各种力量，通过各种渠道，避免第一种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必要时准备动用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卢汉警卫营中的力量举行“兵谏”，迫使卢汉起义。
卢汉把他的警卫营作为最可靠的护卫力量，但他却想不到，被他信任和器重的警卫营营长李焕文却是共产党员。经过李焕文几年的培养和发展，士兵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共产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军盟”的盟员。卢汉如靠拢人民，这支队伍会全力保护他，如决心走向反动，这批潜伏在他周围的革命志士也将在关键时刻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在9月11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云南的形势时，也认为，虽然蒋介石步步逼迫卢汉向其靠拢，但是蒋介石和卢汉之间的矛盾还是不能根除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卢汉“尚有向人民靠拢之一线希望”。这些分析都很正确，但也可看出，由于中共地下党的人员只能在卢汉外围活动，还不能打入卢汉的腹心，卢汉又过于谨慎地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也就无法具体了解卢汉在这场“整肃”中的内心动向，难免有所隔膜。
这时候隐藏在青龙巷家中的宋一痕，也被昆明突然发生的“整肃”活动惊住了，担心卢汉有变，忙赶去见卢汉，要求卢汉采取措施释放这些被捕的人，卢汉坦率地回答：“你放心，他们不会被杀的。近来特务活动很猖狂，你不要轻易出来，等风声平息些，再工作。”他只是要求宋一痕设法电告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迅速派人来“共商挽救保护之策”。这都表明卢汉的“整肃”是被迫而为之，还没有彻底倒向蒋介石，宋一痕才放心离去。但不知为什么卢汉却没有请宋一痕去向中共云南地下党联系解释。还是怕泄密么？
几天后（9月19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又派执行委员郑敦从滇东南潜入昆明，与刚从滇中游击区返回的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以及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等人会商，分析研究形势，决定按照中央“仍须争取卢汉”的指示精神，通过宋一痕去找卢汉，向他严正指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为蒋介石殉葬是自走绝路，应悬崖勒马。并向卢汉提出了7条要求：1.停止捕人，保证被捕者生命安全，勿施刑罚，并寻机释放；2.恢复报社学校；3.将特务名单交我，并压制特务活动；4.保证保安团不向我进攻，将滇西4个保安团调昆明，在铁路线牵制蒋军，并随时将蒋军部署行动告我；5.地方行政人员，反动者撤换，恶霸武装予以改编或解散；6.我对卢（汉）辖区不反共武装及行政人员不予攻击；7.彼此设一电台，密切联系。
这次“整肃”中，先后有近千名党员、盟员及时潜出昆明去往农村和游击队根据地，但各学校的疏散还是晚了一步，特务在这天（9月10日）下午7时，比查封省参议会还早一个小时就开始了对学校的搜查和查封，重点是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建国中学、天祥中学、南菁中学等民主空气较浓厚的学校。虽然卢汉在下令“整肃”前，曾通过省教育厅和昆明市教育局通知各个学校师生“回避”，卢汉还作了“只查封学校，不逮捕学生”的指示，但那些官僚机构办事效率极低，仍然在用原来的公文逐层下发，特务和警察们已经出动了，一些只有进步倾向并非共产党和盟员的老师学生们还逗留在学校里面不知大祸来临，以致大批师生被逮捕；有的人只是因为持有一本鲁迅著作或几张印有进步歌曲的歌页，就被当作“通匪”的罪证。
那些天，昆明完全陷入了腥风血雨中，荷枪实弹的宪兵、警察、便衣特务，杀气腾腾地四处乱窜，在追捕共产党的同时，也趁机敲诈勒索可怜的市民，人们一夕数惊，不知什么时候会飞来横祸。到9月下旬，被捕人数已达到480余名，警察局和各个监狱塞得满满的，一间窄小的囚室挤着20多个人，不能睡也不能坐，白天黑夜只能站着。
中共云南地下党在这严峻的形势面前，及时对局势作出分析，认为卢汉今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一是彻底倒向蒋介石；二是进一步靠拢人民；三是脚踏两只船，观望局势，保存实力，与共产党讨价还价。他们认为，应该动员各种力量，通过各种渠道，避免第一种可能，争取第二种可能，必要时准备动用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卢汉警卫营中的力量举行“兵谏”，迫使卢汉起义。
卢汉把他的警卫营作为最可靠的护卫力量，但他却想不到，被他信任和器重的警卫营营长李焕文却是共产党员。经过李焕文几年的培养和发展，士兵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共产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军盟”的盟员。卢汉如靠拢人民，这支队伍会全力保护他，如决心走向反动，这批潜伏在他周围的革命志士也将在关键时刻给予他致命的一击。
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在9月11日向中共中央报告云南的形势时，也认为，虽然蒋介石步步逼迫卢汉向其靠拢，但是蒋介石和卢汉之间的矛盾还是不能根除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卢汉“尚有向人民靠拢之一线希望”。这些分析都很正确，但也可看出，由于中共地下党的人员只能在卢汉外围活动，还不能打入卢汉的腹心，卢汉又过于谨慎地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也就无法具体了解卢汉在这场“整肃”中的内心动向，难免有所隔膜。
这时候隐藏在青龙巷家中的宋一痕，也被昆明突然发生的“整肃”活动惊住了，担心卢汉有变，忙赶去见卢汉，要求卢汉采取措施释放这些被捕的人，卢汉坦率地回答：“你放心，他们不会被杀的。近来特务活动很猖狂，你不要轻易出来，等风声平息些，再工作。”他只是要求宋一痕设法电告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迅速派人来“共商挽救保护之策”。这都表明卢汉的“整肃”是被迫而为之，还没有彻底倒向蒋介石，宋一痕才放心离去。但不知为什么卢汉却没有请宋一痕去向中共云南地下党联系解释。还是怕泄密么？
几天后（9月19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又派执行委员郑敦从滇东南潜入昆明，与刚从滇中游击区返回的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以及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等人会商，分析研究形势，决定按照中央“仍须争取卢汉”的指示精神，通过宋一痕去找卢汉，向他严正指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为蒋介石殉葬是自走绝路，应悬崖勒马。并向卢汉提出了7条要求：1.停止捕人，保证被捕者生命安全，勿施刑罚，并寻机释放；2.恢复报社学校；3.将特务名单交我，并压制特务活动；4.保证保安团不向我进攻，将滇西4个保安团调昆明，在铁路线牵制蒋军，并随时将蒋军部署行动告我；5.地方行政人员，反动者撤换，恶霸武装予以改编或解散；6.我对卢（汉）辖区不反共武装及行政人员不予攻击；7.彼此设一电台，密切联系。
20.又是谁走漏了消息
当时在昆明警察局里的“军统”特务还不少，如督察长何秀钧、第四分局局长傅汝德、第八分局局长李天锡、保安警察大队长梁景略、刑警大队长周百先等，都占据了重要位置，特别是刑警大队成员全是“军统”特务。曾恕怀对这些人早有戒心，也作了些调整，只是还来不及完全撤换，毛人凤就来了，如今处于“整肃”期间更不好处理了。毛人凤见争执的结果，卢汉还是同意了由曾恕怀出任这次“整肃”的总指挥，并按照他的安排由昆明警察局在前台出面抓人，很是得意，心想，有“老头子”（蒋介石）的令箭，你们还是得照办。
卢汉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在下达“整肃”令之后，又明令改组云南省政府，免去安恩溥的民政厅长，这一职务由省府秘书长朱景暄兼任。卢汉最初想把安恩溥藏于他的私宅，但那里是被特务盯着的地方，安恩溥不愿去，后来又想把安恩溥安置于五华山大门口警卫营的那排小房子里，使外人看来，已把安恩溥看押，实际是在警卫营保护下，可以避开“军统”特务的抓捕，但安恩溥却想远走滇东北或滇西，那些地方山高路险，他在滇军中担任军长、师长多年，还有他的旧部掌握着武装，既可以保护他，必要时还可以武装起义，如今在没有出走前，他还是能利用在昆明的关系藏匿。这期间，他又秘密地去看了一次卢汉，卢汉告诉他，蒋介石已密令“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刺杀他，是总参谋次长萧毅肃劝阻了，不过还是要特别小心。谈起以后可能的变化，卢汉又说：“如果他们（指蒋介石）压得太紧，不能再推，只好干起来（指起义）；不必要时，你少来这里，以免特务注意，到时候，我会叫人找你。”
安恩溥见卢汉回来后，把“整肃”搞得那样风风火火，很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如果卢汉放弃起义，从此真心转向蒋介石，他的处境将会更不妙，那天见卢汉如此态度，他才放心了。卢汉后来在起义前的12月9日清晨，果然派龙泽汇把安恩溥接上五华山共商大事。
昆明的许多报刊，在特务们看来，更是“为匪张目”，公然全文刊登新华社1949年1月14日播发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4月4日播发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4月25日播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省市可说是极为罕见、大胆。那都是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文告，经过媒体公开传播，对云南人民当然能产生很大影响，也加速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军政人员的离心倾向；这些报纸还对这场解放战争中各个战场的进程如实报道，哪个地方解放了，哪几个军师被歼了……更是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的反蒋斗争。所以，蒋介石严令卢汉，务必立即解散省参议会，封闭左倾的报馆，并逮捕其中的共产党分子。
这场镇压对云南的民主进步力量打击太大了，但是如果不干，卢汉无法向蒋介石交待，好在他事前已悄悄派人通知黑名单上的人迅速逃避，估计特务们抓不到多少真正的共产党员。昆明的“整肃”是9月9日正式开始，但对省参议会的封闭却迟延到9月10日晚8时才动手，这也是给予要逃避的人有较充裕的时间。封闭省参议会时，卢汉手下的军政大员都没有出面，只派了一个总务科长邹凤石会同市警察局副局长李志正去光华街会址执行。先由议长徐继祖宣读了国民党行政院的命令；徐继祖是国民党那边的人，事先也被打了招呼，表示一切服从，还有个反动参议员张振芳举手拥护，说：“这届参议会就是被马曜、唐锡嗪（用九）等几个委员搞垮了！”资深的参议员王九龄则愤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袁世凯才解散议会，云南省参议会的被解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黑名单上的人已经躲避，只有一些不明真相、又开始有了民主倾向的参议员在又叫又骂地抗议，指责卢汉违反宪法，践踏民主……邹凤石、李志正等人也装聋作哑地不予理会，让他们闹到晚10时左右，宣泄够了，才一一赶出会场，在大门贴上封条，并派一队警察看守。特务们却很失望，要抓的人一个都没有来，又是谁走漏了消息？只好继续四出搜捕黑名单上的人。
当时在昆明警察局里的“军统”特务还不少，如督察长何秀钧、第四分局局长傅汝德、第八分局局长李天锡、保安警察大队长梁景略、刑警大队长周百先等，都占据了重要位置，特别是刑警大队成员全是“军统”特务。曾恕怀对这些人早有戒心，也作了些调整，只是还来不及完全撤换，毛人凤就来了，如今处于“整肃”期间更不好处理了。毛人凤见争执的结果，卢汉还是同意了由曾恕怀出任这次“整肃”的总指挥，并按照他的安排由昆明警察局在前台出面抓人，很是得意，心想，有“老头子”（蒋介石）的令箭，你们还是得照办。
卢汉为了表示他对蒋介石的服从，在下达“整肃”令之后，又明令改组云南省政府，免去安恩溥的民政厅长，这一职务由省府秘书长朱景暄兼任。卢汉最初想把安恩溥藏于他的私宅，但那里是被特务盯着的地方，安恩溥不愿去，后来又想把安恩溥安置于五华山大门口警卫营的那排小房子里，使外人看来，已把安恩溥看押，实际是在警卫营保护下，可以避开“军统”特务的抓捕，但安恩溥却想远走滇东北或滇西，那些地方山高路险，他在滇军中担任军长、师长多年，还有他的旧部掌握着武装，既可以保护他，必要时还可以武装起义，如今在没有出走前，他还是能利用在昆明的关系藏匿。这期间，他又秘密地去看了一次卢汉，卢汉告诉他，蒋介石已密令“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刺杀他，是总参谋次长萧毅肃劝阻了，不过还是要特别小心。谈起以后可能的变化，卢汉又说：“如果他们（指蒋介石）压得太紧，不能再推，只好干起来（指起义）；不必要时，你少来这里，以免特务注意，到时候，我会叫人找你。”
安恩溥见卢汉回来后，把“整肃”搞得那样风风火火，很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如果卢汉放弃起义，从此真心转向蒋介石，他的处境将会更不妙，那天见卢汉如此态度，他才放心了。卢汉后来在起义前的12月9日清晨，果然派龙泽汇把安恩溥接上五华山共商大事。
昆明的许多报刊，在特务们看来，更是“为匪张目”，公然全文刊登新华社1949年1月14日播发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4月4日播发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4月25日播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文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省市可说是极为罕见、大胆。那都是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文告，经过媒体公开传播，对云南人民当然能产生很大影响，也加速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军政人员的离心倾向；这些报纸还对这场解放战争中各个战场的进程如实报道，哪个地方解放了，哪几个军师被歼了……更是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的反蒋斗争。所以，蒋介石严令卢汉，务必立即解散省参议会，封闭左倾的报馆，并逮捕其中的共产党分子。
这场镇压对云南的民主进步力量打击太大了，但是如果不干，卢汉无法向蒋介石交待，好在他事前已悄悄派人通知黑名单上的人迅速逃避，估计特务们抓不到多少真正的共产党员。昆明的“整肃”是9月9日正式开始，但对省参议会的封闭却迟延到9月10日晚8时才动手，这也是给予要逃避的人有较充裕的时间。封闭省参议会时，卢汉手下的军政大员都没有出面，只派了一个总务科长邹凤石会同市警察局副局长李志正去光华街会址执行。先由议长徐继祖宣读了国民党行政院的命令；徐继祖是国民党那边的人，事先也被打了招呼，表示一切服从，还有个反动参议员张振芳举手拥护，说：“这届参议会就是被马曜、唐锡嗪（用九）等几个委员搞垮了！”资深的参议员王九龄则愤然地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袁世凯才解散议会，云南省参议会的被解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
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黑名单上的人已经躲避，只有一些不明真相、又开始有了民主倾向的参议员在又叫又骂地抗议，指责卢汉违反宪法，践踏民主……邹凤石、李志正等人也装聋作哑地不予理会，让他们闹到晚10时左右，宣泄够了，才一一赶出会场，在大门贴上封条，并派一队警察看守。特务们却很失望，要抓的人一个都没有来，又是谁走漏了消息？只好继续四出搜捕黑名单上的人。
23.还是拖延着不批准
话语很硬，如同最后通牒。在郑伯克看来：“这次被捕的人中有好几个前几日还同卢汉在一起座谈、研讨形势，卢汉却一下子翻下脸 来，使其阶下作囚，形势真可谓是瞬息万变，卢汉真是反复无常。”
宋一痕表示愿向卢汉转达。他是怎样转达的？语气是否也是如此强硬？卢汉听了有何反应？事后宋一痕、卢汉都没有透露，当时给郑伯克的印象是“卢汉不理睬，也不回信”。
卢汉过去就想尽快与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人联系，这次有宋一痕这个可靠的人帮他联系上了，他怎么又不愿进一步沟通呢？颇令人不解，不过事实上中共地下党这些工作还是起了作用，据当时也被逮捕了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群杰后来回忆：“卢汉感到跟着蒋介石反动派只能是走向灭亡，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卢汉顶住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强大压力，不当刽子手。”
“军统”特务当时急于在昆明杀人以向蒋介石邀功，尽管对被拘捕的人不断施用酷刑，到9月中旬还是没有拷问出一个共产党，但他们还是以“与共产党有联系”、“反叛政府”、“进行非法宣传”等罪名，判处杨青田、张天放等200余人的死刑，另外100余人，各判3至20年的有期徒刑。
毛人凤派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和昆明市长曾恕怀把这些将被处决和判刑的人的花名册送上五华山，请卢汉批准。哪知卢汉接过这花名册看都没有看，只表情淡然地说了一声：“你们回去吧！我会处理的。”
毛人凤正等着杀人呢！见王栩没有拿到批示，很生气，又亲自赶往五华山去催问卢汉，并一再强调这是遵照蒋总裁的命令来办事。
卢汉在重庆接受了回昆明来进行“整肃”的命令时，就考虑过特务们会越权横行，曾经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要取消省参议会，要逮捕人的事，我可以遵照总裁的命令执行，但逮捕的人要依法处理，要有证据。”这话说得有理，而且蒋介石当时只求卢汉能驯顺地听从他的引导搞镇压，只好答应。这也就成了卢汉的一张有力的挡箭牌。这时候，他回答毛人凤：要杀的人太多了，而且罪据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慎重一点。“军统”特务从前抓人杀人，哪要什么罪证，只要他们觉得可疑，看不顺眼，抓来就杀，如今却受阻于卢汉，气得毛人凤几乎五内生烟，但又不好发作，只好怏怏地退出，回到他居住的沈醉家中后，才尽情发泄，在手下人面前大骂：“卢汉这个人太不够交情了，杀百把人都这样不肯买账。”过了几天，毛人凤再向卢汉提出先杀一半人，卢汉没点头，以后减到80人，再减到40多人，卢汉还是拖延着不批准。
毛人凤见在昆明处决不了这些被逮捕的人，又另生一计，准备把其中一批重要人犯押解到重庆，那是他们“军统”特务的西南基地，又有蒋介石在那里坐镇，可以为所欲为。这事被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知道了。王栩经过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争取，也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军盟”，当然不会执行毛人凤的命令，而是迅速把这一信息向卢汉报告，卢汉指示他：“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走他们。”同时叮嘱王栩：“对被关押的人员，不准刁难、污辱，要好好看管。”他说的“好好看管”实际是给予保护，不要让特务劫走杀害。
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倾向进步的人士，在监狱中虽然处境艰难，不少人遭到了特务残酷的刑讯逼供，仍然大义凛然地坚持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有的气节，如李群杰、杨青田等都严守党的机密，使特务们无一所获；省参议员赵延康、万寿康，新闻界人士洪树勋、杨登峰、罗琅、孙光庭本来与地下党的关系密切，知道一些党员的活动，也猜到了哪些人是党员，但在被严刑拷打时，都宁愿自己受苦不肯说出来。党员李群杰、严达夫等还通过来探监的家属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汇报监狱里的情况，接受指示，团结被捕者开展狱中的斗争……
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9月中旬发起了“衡宝战役”，至10月5日先后解放了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十余个城镇，突破了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话语很硬，如同最后通牒。在郑伯克看来：“这次被捕的人中有好几个前几日还同卢汉在一起座谈、研讨形势，卢汉却一下子翻下脸 来，使其阶下作囚，形势真可谓是瞬息万变，卢汉真是反复无常。”
宋一痕表示愿向卢汉转达。他是怎样转达的？语气是否也是如此强硬？卢汉听了有何反应？事后宋一痕、卢汉都没有透露，当时给郑伯克的印象是“卢汉不理睬，也不回信”。
卢汉过去就想尽快与在昆明的中共地下党人联系，这次有宋一痕这个可靠的人帮他联系上了，他怎么又不愿进一步沟通呢？颇令人不解，不过事实上中共地下党这些工作还是起了作用，据当时也被逮捕了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群杰后来回忆：“卢汉感到跟着蒋介石反动派只能是走向灭亡，在党和人民的感召下，卢汉顶住了蒋介石反动派的强大压力，不当刽子手。”
“军统”特务当时急于在昆明杀人以向蒋介石邀功，尽管对被拘捕的人不断施用酷刑，到9月中旬还是没有拷问出一个共产党，但他们还是以“与共产党有联系”、“反叛政府”、“进行非法宣传”等罪名，判处杨青田、张天放等200余人的死刑，另外100余人，各判3至20年的有期徒刑。
毛人凤派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和昆明市长曾恕怀把这些将被处决和判刑的人的花名册送上五华山，请卢汉批准。哪知卢汉接过这花名册看都没有看，只表情淡然地说了一声：“你们回去吧！我会处理的。”
毛人凤正等着杀人呢！见王栩没有拿到批示，很生气，又亲自赶往五华山去催问卢汉，并一再强调这是遵照蒋总裁的命令来办事。
卢汉在重庆接受了回昆明来进行“整肃”的命令时，就考虑过特务们会越权横行，曾经当面向蒋介石表示：“要取消省参议会，要逮捕人的事，我可以遵照总裁的命令执行，但逮捕的人要依法处理，要有证据。”这话说得有理，而且蒋介石当时只求卢汉能驯顺地听从他的引导搞镇压，只好答应。这也就成了卢汉的一张有力的挡箭牌。这时候，他回答毛人凤：要杀的人太多了，而且罪据不足，草率处理难以服众，要慎重一点。“军统”特务从前抓人杀人，哪要什么罪证，只要他们觉得可疑，看不顺眼，抓来就杀，如今却受阻于卢汉，气得毛人凤几乎五内生烟，但又不好发作，只好怏怏地退出，回到他居住的沈醉家中后，才尽情发泄，在手下人面前大骂：“卢汉这个人太不够交情了，杀百把人都这样不肯买账。”过了几天，毛人凤再向卢汉提出先杀一半人，卢汉没点头，以后减到80人，再减到40多人，卢汉还是拖延着不批准。
毛人凤见在昆明处决不了这些被逮捕的人，又另生一计，准备把其中一批重要人犯押解到重庆，那是他们“军统”特务的西南基地，又有蒋介石在那里坐镇，可以为所欲为。这事被宪兵第十三团团长王栩知道了。王栩经过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争取，也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军盟”，当然不会执行毛人凤的命令，而是迅速把这一信息向卢汉报告，卢汉指示他：“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走他们。”同时叮嘱王栩：“对被关押的人员，不准刁难、污辱，要好好看管。”他说的“好好看管”实际是给予保护，不要让特务劫走杀害。
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倾向进步的人士，在监狱中虽然处境艰难，不少人遭到了特务残酷的刑讯逼供，仍然大义凛然地坚持了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有的气节，如李群杰、杨青田等都严守党的机密，使特务们无一所获；省参议员赵延康、万寿康，新闻界人士洪树勋、杨登峰、罗琅、孙光庭本来与地下党的关系密切，知道一些党员的活动，也猜到了哪些人是党员，但在被严刑拷打时，都宁愿自己受苦不肯说出来。党员李群杰、严达夫等还通过来探监的家属和外面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汇报监狱里的情况，接受指示，团结被捕者开展狱中的斗争……
这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9月中旬发起了“衡宝战役”，至10月5日先后解放了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十余个城镇，突破了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24.去通知“边纵”领导人作好反围剿的准备
这些战况传到昆明，也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在他们看来，白崇禧指挥的桂系军队一向善战，如今也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看来，战火将很快燃及西南了。那些大小特务更是深为颓伤，没有先前那样猖狂了，毛人凤也因为台湾方面一再催促他回去，不能在昆明久留，在10月上旬飞返重庆，临走时他愤然地对手下人表示：这是他负责“军统”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月，却一个人也没有杀成，可说是无功而返……他一再叮嘱沈醉等人：卢汉不可靠，要特别注意，必要时可刺杀。
毛人凤走了，卢汉也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那些被关押的人的处境才有所改善，有些省参议员要求探望被关押在警察局的副议长杨青田等人，家属要求给被关押的人送东西，都得到允许。这次“整肃”被逮捕的人数多达480人，虽然特务们费尽心力地威胁利诱严刑逼供等，还是没有达到把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摧毁的目的。大特务徐远举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哀叹：“在所有逮捕的人中，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清出来，更说不上破获地下党组织！”
蒋介石派毛人凤到昆明执行大逮捕的同时，又派出总参谋次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萧毅肃率领一批将校级军官飞来昆明，以整编驻滇部队为名，部署对“边纵”游击队的围剿。
萧毅肃来昆明后，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卢汉的3个保安旅升格为两个军一事列入议事日程。组建完这两个军后，立即部署对“边纵”的围剿，想趁人民解放军主力还远在湘桂线上之时，迅速把云南3万多人的游击队消灭掉，以巩固西南后方。在萧毅肃的策划下，成立了滇东南和滇西两个“剿匪指挥部”。由有着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头衔的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兼任“滇东南剿匪指挥官”，指挥第二十六军和从贵州调来的刘伯龙第八十九军，这一路的部署是，由第二十六军封锁滇越铁路，扫荡活动于路南、弥勒地区的“边纵”游击队主力，第八十九军则负责清剿曲靖、沾益一带，控制滇川、滇黔通道；“滇西指挥部”驻大理，由余建勋任指挥官，负责指挥新组建的滇军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一个师，围攻活动于滇西北的“边纵”游击队，并防止滇东北的“边纵”向西转移。
萧毅肃的作战意图是，先用强大兵力把武器简陋又处于分散状态的游击队分割孤立，然后各个击破就地歼灭。在他看来，这张用10万兵力组成的大网，既严实又有力，定可毕其功于一役。他却没有想到，“边纵”除了有分散于滇西、滇南、滇东北的10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的战斗部队外，还得到各个根据地人民的支持，给他们提供粮食衣物，帮助打探军情，掩护他们行军作战，这都是在进剿途中经常处于盲动状态的国民党军队所难以有的，何况滇军当中还有不少已看清了形势的军官在给游击队提供情报。
那天卢汉威严地坐在作战室中央，一边听着萧毅肃布置作战事宜，心里却在悄悄担心“边纵”会被罩入这一网罗中，参加完“进剿”军事会议回到私宅后，就叮嘱龙泽汇亲自去通知“边纵”的领导人作好反围剿的准备。
第二天，龙泽汇轻车简从，以视察防务为名，去了驻在离昆明约60公里的宜良的保安第一团，在团部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亮，在朦胧夜色中驱车驰往40里外的路南。在这以前，他已派出与“边纵”有往来的朱旭去通知“边纵”方面他的到来。过了两军封锁线，他在化装成农民的游击队员引导下，在三家村一所高大、古旧、僻静的民房里见到了已在那里等候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等人。
昆明近日处于白色恐怖中的情况，“边纵”领导人已从中共地下党的渠道有所闻，但对国民党军方的动向还不清楚，正处于焦虑中呢!
龙泽汇的不请自来，使他们很是高兴。
情况紧急，龙泽汇也不敢在这里久留，略事寒暄就铺开带来的军用地图，把萧毅肃的进剿部署逐一叙述，并把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被迫进行“整肃”的情况向他们通报……
这些战况传到昆明，也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军政人员。在他们看来，白崇禧指挥的桂系军队一向善战，如今也抵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看来，战火将很快燃及西南了。那些大小特务更是深为颓伤，没有先前那样猖狂了，毛人凤也因为台湾方面一再催促他回去，不能在昆明久留，在10月上旬飞返重庆，临走时他愤然地对手下人表示：这是他负责“军统”以来，在一个地方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月，却一个人也没有杀成，可说是无功而返……他一再叮嘱沈醉等人：卢汉不可靠，要特别注意，必要时可刺杀。
毛人凤走了，卢汉也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那些被关押的人的处境才有所改善，有些省参议员要求探望被关押在警察局的副议长杨青田等人，家属要求给被关押的人送东西，都得到允许。这次“整肃”被逮捕的人数多达480人，虽然特务们费尽心力地威胁利诱严刑逼供等，还是没有达到把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摧毁的目的。大特务徐远举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哀叹：“在所有逮捕的人中，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清出来，更说不上破获地下党组织！”
蒋介石派毛人凤到昆明执行大逮捕的同时，又派出总参谋次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萧毅肃率领一批将校级军官飞来昆明，以整编驻滇部队为名，部署对“边纵”游击队的围剿。
萧毅肃来昆明后，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卢汉的3个保安旅升格为两个军一事列入议事日程。组建完这两个军后，立即部署对“边纵”的围剿，想趁人民解放军主力还远在湘桂线上之时，迅速把云南3万多人的游击队消灭掉，以巩固西南后方。在萧毅肃的策划下，成立了滇东南和滇西两个“剿匪指挥部”。由有着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头衔的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兼任“滇东南剿匪指挥官”，指挥第二十六军和从贵州调来的刘伯龙第八十九军，这一路的部署是，由第二十六军封锁滇越铁路，扫荡活动于路南、弥勒地区的“边纵”游击队主力，第八十九军则负责清剿曲靖、沾益一带，控制滇川、滇黔通道；“滇西指挥部”驻大理，由余建勋任指挥官，负责指挥新组建的滇军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一个师，围攻活动于滇西北的“边纵”游击队，并防止滇东北的“边纵”向西转移。
萧毅肃的作战意图是，先用强大兵力把武器简陋又处于分散状态的游击队分割孤立，然后各个击破就地歼灭。在他看来，这张用10万兵力组成的大网，既严实又有力，定可毕其功于一役。他却没有想到，“边纵”除了有分散于滇西、滇南、滇东北的10个支队和两个独立团的战斗部队外，还得到各个根据地人民的支持，给他们提供粮食衣物，帮助打探军情，掩护他们行军作战，这都是在进剿途中经常处于盲动状态的国民党军队所难以有的，何况滇军当中还有不少已看清了形势的军官在给游击队提供情报。
那天卢汉威严地坐在作战室中央，一边听着萧毅肃布置作战事宜，心里却在悄悄担心“边纵”会被罩入这一网罗中，参加完“进剿”军事会议回到私宅后，就叮嘱龙泽汇亲自去通知“边纵”的领导人作好反围剿的准备。
第二天，龙泽汇轻车简从，以视察防务为名，去了驻在离昆明约60公里的宜良的保安第一团，在团部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天还没有亮，在朦胧夜色中驱车驰往40里外的路南。在这以前，他已派出与“边纵”有往来的朱旭去通知“边纵”方面他的到来。过了两军封锁线，他在化装成农民的游击队员引导下，在三家村一所高大、古旧、僻静的民房里见到了已在那里等候的“边纵”副司令员朱家璧、副政委郑敦、政治部主任张子斋等人。
昆明近日处于白色恐怖中的情况，“边纵”领导人已从中共地下党的渠道有所闻，但对国民党军方的动向还不清楚，正处于焦虑中呢!
龙泽汇的不请自来，使他们很是高兴。
情况紧急，龙泽汇也不敢在这里久留，略事寒暄就铺开带来的军用地图，把萧毅肃的进剿部署逐一叙述，并把卢汉从重庆回来后，被迫进行“整肃”的情况向他们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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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这事办得秘密、顺利
“边纵”几位领导人深感这次敌军数量多，来势很猛，特别是要闪开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主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的进攻；他们和龙泽汇商定，“边纵”主力迅速从路南转移去滇西，卢汉的军队则虚张声势地向路南圭山等地进攻。这天，龙泽汇与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后，又转往那以万千石峰、石柱、石芽、石钟乳、石笋和溶洞而闻名的风景区石林，假装路过来这里游逛，以遮人耳目，然后在当天晚上赶回昆明向卢汉复命。卢汉见这事办得秘密、顺利，才略为放心。这是几年来，云南的国民党军方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进攻，如“边纵”有损失，他以后也难以向中共方面交待!
龙泽汇敢于这样一再与“边纵”往来，除了他行动秘密外，还因为他与卢汉的特殊关系和握有兵权，使一般的特务无法窥伺他。但在国民党的特务中，也还是有人怀疑过龙泽汇。“军统”的云南站站长沈醉，几年前了解到龙泽汇夫人李贤贞的哥哥李生萱，即是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写过《大众哲学》的艾思奇，因而把龙泽汇列入了可疑人物。在龙泽汇以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身份去东北作战时，沈醉特意告知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注意龙泽汇的行动，但那时候龙泽汇借口养病长期滞留北平，使特务们逐渐忽略了他。他回到云南后，以卢汉的妻弟特殊关系担任驻昆明的保安第三旅旅长，沈醉的“军统”云南站想在云南活动还得与他搞好关系，而且这些年也没有发现他与延安方面有何往来；龙泽汇对沈醉当然不敢忽视，有所请托也尽力帮助，还经常有意与他酬酢交往，使得沈醉也放弃了对他的监视。这年的八九月间毛人凤把卢汉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政要员：民政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以及龙泽汇列入暗杀名单，密电沈醉执行。安恩溥是蒋介石一再点名，必欲除之的“重犯”，沈醉在“九·九”整肃开始后，专门派了杀手，并买通了安恩溥的司机提供情况，但正要动手时，萧毅肃来了，他与安恩溥是在云南讲武堂同期同学，两人交情很好，也就极力反对，还说：“总统要我做卢汉的工作，杀安恩溥就是逼反卢汉，我的事情就难办了……”沈醉也怕惹翻卢汉怪罪于他，只好暂时中止；对于龙泽汇，用沈醉的话来说，则是“我当时根本不打算杀他”，这也表明，他对龙泽汇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了解。
再说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看重云南？蒋介石曾想，一旦成都不保,军队可以退往西康,但西康地瘠人穷，难以养活几十万军队，不可依存，最后还得经云南退往中缅边界，地处边陲的云南能否成为大陆最后的反共基地？又得看云南的卢汉是否有变。云南的问题也就成了蒋介石这段时间难以释疑的心事，所以在几个月前的9月22日,他从重庆飞返台北前，不惜冒着在这动乱的局势中有可能如“西安事变”被扣留的危险，大胆地飞往昆明，在那里停留了4个小时，亲自去观察云南动向，勉励卢汉继续忠心党国。
蒋介石那次昆明之行，搞得极神秘，他在行前的头一天（9月21日）先派蒋经国飞往昆明探看虚实，住在卢汉大儿子龙绳武家中；经过蒋经国审慎观察，又听取了特务们的报告,见昆明城内外很平静，没有调动军队等可疑迹象，卢汉对他的款待也极其热情周到，他与重庆通话时，才用事先约定的暗语，示意蒋介石可以来。但卢汉问及蒋介石的行止时，蒋经国仍然不肯说实话，敷衍地说：“总裁另外有事，恐怕来不了。”卢汉负责监听电话的人,也窃听到了张群从重庆打给蒋经国的电话说蒋介石很忙，恐怕抽不了身飞昆明，卢汉也就信以为真。但，第二天上午，蒋经国却突然通知卢汉：“重庆方面来了电话，总裁的专机已经起飞，10点钟就到昆明。”卢汉深感突然，随即明白这都是蒋家父子的精心安排，使他处于措手不及中。他一向处事喜怒不形于色，还是压下心里的不愉快，恭敬地表示：我立即去布置欢迎事宜，调动部队加强警戒……
这都被蒋经国客气地阻止，说：“不必了。最安全的办法，就是除你我两人外，再不让别人知道这个消息。”其实他在头一天就暗地里通知在昆明的“军统”头目毛人凤、沈醉带领特务们去警戒机场。
“边纵”几位领导人深感这次敌军数量多，来势很猛，特别是要闪开国民党军队的进剿主力、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的进攻；他们和龙泽汇商定，“边纵”主力迅速从路南转移去滇西，卢汉的军队则虚张声势地向路南圭山等地进攻。这天，龙泽汇与他们一起共进午餐后，又转往那以万千石峰、石柱、石芽、石钟乳、石笋和溶洞而闻名的风景区石林，假装路过来这里游逛，以遮人耳目，然后在当天晚上赶回昆明向卢汉复命。卢汉见这事办得秘密、顺利，才略为放心。这是几年来，云南的国民党军方集中兵力最多的一次进攻，如“边纵”有损失，他以后也难以向中共方面交待!
龙泽汇敢于这样一再与“边纵”往来，除了他行动秘密外，还因为他与卢汉的特殊关系和握有兵权，使一般的特务无法窥伺他。但在国民党的特务中，也还是有人怀疑过龙泽汇。“军统”的云南站站长沈醉，几年前了解到龙泽汇夫人李贤贞的哥哥李生萱，即是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写过《大众哲学》的艾思奇，因而把龙泽汇列入了可疑人物。在龙泽汇以第九十三军副军长身份去东北作战时，沈醉特意告知当时的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注意龙泽汇的行动，但那时候龙泽汇借口养病长期滞留北平，使特务们逐渐忽略了他。他回到云南后，以卢汉的妻弟特殊关系担任驻昆明的保安第三旅旅长，沈醉的“军统”云南站想在云南活动还得与他搞好关系，而且这些年也没有发现他与延安方面有何往来；龙泽汇对沈醉当然不敢忽视，有所请托也尽力帮助，还经常有意与他酬酢交往，使得沈醉也放弃了对他的监视。这年的八九月间毛人凤把卢汉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政要员：民政厅长安恩溥、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以及龙泽汇列入暗杀名单，密电沈醉执行。安恩溥是蒋介石一再点名，必欲除之的“重犯”，沈醉在“九·九”整肃开始后，专门派了杀手，并买通了安恩溥的司机提供情况，但正要动手时，萧毅肃来了，他与安恩溥是在云南讲武堂同期同学，两人交情很好，也就极力反对，还说：“总统要我做卢汉的工作，杀安恩溥就是逼反卢汉，我的事情就难办了……”沈醉也怕惹翻卢汉怪罪于他，只好暂时中止；对于龙泽汇，用沈醉的话来说，则是“我当时根本不打算杀他”，这也表明，他对龙泽汇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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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蒋介石对卢汉仍然是怀疑不信任
蒋氏父子自以为这样做很高明，却没有想到，耍这种手段会严重伤害卢汉这个具有彝族血统军人的自尊心。透过这件事，卢汉再次明白，蒋介石对自己仍然是怀疑不信任。他内心很烦乱，在去机场的路上，翻来覆去地猜想，老蒋是不是发觉了自己和中共那边的来往？这次来昆明才会搞得如此突然。但想了又想，又觉得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蒋家父子就不敢飞来昆明了……
卢汉他们赶到机场时，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已经降落，空旷的机场上没有大批的军警，只有一些身着便衣的“军统”特务，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一切人。来迎接的人除了卢汉、蒋经国外，就是毛人凤、沈醉。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在机舱门口望见机场上布满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左手拿着报纸的特务，知道昆明安全，才放心地请蒋介石走下飞机。
在昆明的短短4个小时，蒋介石表面上似乎很镇静地与卢汉等人谈话，神色时而庄重，时而和蔼，谈及共产党方面时又疾言厉色，以求能处处表现他那身为总统、总裁的威严，但内心却有种身处虎穴的危险感，真担心如1936年在西安那样，突然几声枪响，自己顿时成了阶下囚。虽然他也知道，“军统”毛人凤、沈醉的特务们在暗处防范，但真的事到临头，这些特务都没有用，哪里抵挡得住那些持有机枪大炮的叛变部队？卢汉也看透了蒋介石内心的紧张，这4个多小时，把青莲街的护卫全部交给“军统”特务们，不动用自己的一兵一卒，以免引起蒋氏父子的疑心。
卢汉青莲街的公馆在五华山下垂柳依依的翠湖旁，本来僻静，如今在街两头戒了严，行人、车辆绝迹，更是安静，但越安静越使蒋氏父子觉得神秘不可测而心绪不安。卢汉的表现依然恭顺如旧，与蒋介石父子谈得很“融洽”，还请求蒋介石迅速结束“引退”状态，复位“总统”，以便名正言顺领导“戡乱救国”。
那天，蒋介石还在青莲街卢宅召见了担任过考试院副院长的滇籍国民党元老周钟岳，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锳、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保安副司令谢崇文、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以及省府委员杨文清、林毓棠、朱景暄等人。训示这些人务必把云南建成“反共基地”。他还痛心疾首地告诫：“共产党不灭亡，我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最高当局”亲临昆明，要隆重款待。卢汉命令人去著名的滇味菜馆东月楼准备了一桌聚烧、烤、蒸、炸、炒各种风味为一体的丰盛酒宴。菜馆老板见是卢主席请客，哪敢怠慢，特意选用了最好的宣威火腿、邓川乳饼、酱汁鸡腿、新鸡鸡枞、干巴菌等有云南特色的菜，再加上用滇味烹调的鸡鸭鱼肉，色香味俱佳,很能诱人食欲，但蒋介石心事重重，面对丰盛佳肴却食之无味。
蒋介石对待下属一向是又拉又打又压，对并非他的嫡系的地方势力更是如此；他知道要使卢汉老实地跟着他走，单靠金钱官位引诱还不行，还得用力量予以钳制。他来昆明前已命令李弥指挥第八军迅速从川西经贵州北部进入云南，由李弥兼任司令官的第六编练司令部也随后从四川泸州来云南编练4个新军，以恢复第十三兵团的番号；原来就在云南的余程万第二十六军也准备升格为第九兵团……蒋介石这样做，名义上是为了扩大驻云南兵力与中共军队作战，实际上是加强了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军事力量，以便起到控制、监视卢汉的作用。卢汉过去一向以云南地瘠人穷难以供养过多军队为借口，反对中央军的大部队入滇，如今蒋介石亲自来布置，也就不敢公开反对了。
等蒋介石训示完毕，蒋经国就趋近前报告，刚才接到空军的报告，广州方向的气候可能发生变化，起飞晚了不便降落，催促蒋介石离开。卢汉也不敢挽留，既怕蒋介石疑心他是有意羁绊，也怕蒋介石在这里逗留时间长了，又部署一些对云南方面不利的事。
蒋介石一行那次是抱着冒险而来的心情，所以才闪电般地来去，正如蒋经国在当天日记中所云：“此次父亲昆明之行，固无异深入虎穴也。”这也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溃败前夕的上下离心相互怀疑，哪里还能如他们所说的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反共！
蒋氏父子自以为这样做很高明，却没有想到，耍这种手段会严重伤害卢汉这个具有彝族血统军人的自尊心。透过这件事，卢汉再次明白，蒋介石对自己仍然是怀疑不信任。他内心很烦乱，在去机场的路上，翻来覆去地猜想，老蒋是不是发觉了自己和中共那边的来往？这次来昆明才会搞得如此突然。但想了又想，又觉得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蒋家父子就不敢飞来昆明了……
卢汉他们赶到机场时，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已经降落，空旷的机场上没有大批的军警，只有一些身着便衣的“军统”特务，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一切人。来迎接的人除了卢汉、蒋经国外，就是毛人凤、沈醉。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在机舱门口望见机场上布满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左手拿着报纸的特务，知道昆明安全，才放心地请蒋介石走下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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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汉青莲街的公馆在五华山下垂柳依依的翠湖旁，本来僻静，如今在街两头戒了严，行人、车辆绝迹，更是安静，但越安静越使蒋氏父子觉得神秘不可测而心绪不安。卢汉的表现依然恭顺如旧，与蒋介石父子谈得很“融洽”，还请求蒋介石迅速结束“引退”状态，复位“总统”，以便名正言顺领导“戡乱救国”。
那天，蒋介石还在青莲街卢宅召见了担任过考试院副院长的滇籍国民党元老周钟岳，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马锳、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保安副司令谢崇文、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以及省府委员杨文清、林毓棠、朱景暄等人。训示这些人务必把云南建成“反共基地”。他还痛心疾首地告诫：“共产党不灭亡，我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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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蒋介石训示完毕，蒋经国就趋近前报告，刚才接到空军的报告，广州方向的气候可能发生变化，起飞晚了不便降落，催促蒋介石离开。卢汉也不敢挽留，既怕蒋介石疑心他是有意羁绊，也怕蒋介石在这里逗留时间长了，又部署一些对云南方面不利的事。
蒋介石一行那次是抱着冒险而来的心情，所以才闪电般地来去，正如蒋经国在当天日记中所云：“此次父亲昆明之行，固无异深入虎穴也。”这也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溃败前夕的上下离心相互怀疑，哪里还能如他们所说的精诚团结同心协力反共！
27.不能再由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了
11月初，川东和贵州方向战事吃紧，蒋介石又从台北电令张群由重庆飞昆明，要求卢汉把云南省军政机构迁往滇西的大理或保山，把昆明市让给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各部院和军事首脑机构。卢汉对这种抢占地盘，把自己赶出昆明的事怎肯答应，只是由于张群的声望地位，过去又与自己的私交颇好常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周旋，而不便当面发火，只是礼貌地回答：这样大的事，不单是机关搬迁，还牵涉到众多公教人员眷属的迁徙安置，偏僻窄小的大理、保山哪里有这样多公私房舍来容纳？自己也不敢随便裁决，必须广泛征求方方面面公众的意见，将来才不会发生阻碍……这话也说得有理有据，搬迁省政府和一大堆军事机关不同于个人搬家，哪能那样简单。张群是文官，一向又以“老好人”著称。他也知道这种事是不能操之过急的，把卢汉逼急了，可是不好办，也就婉转劝告卢汉，这非同平常的时刻，还是应以蒋先生的旨意为重。然后飞返重庆了。
半个月后（11月14日）贵阳被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占领，宋希濂守御的川东防线也已崩溃，战事将迅速逼近重庆，蒋介石在11月15日急匆匆从台北飞往重庆坐镇指挥之时，又想到四川将难以久守，必须加紧控制云南这块地盘作为退兵之处，再次叫张群打电话给卢汉催促云南省府西迁。川黔不保的风雨飘摇局势，使卢汉更加明白，不能再由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了，要迅速作出对策，也就敢于强硬地拒绝张群的要求，有一次，张群催问得紧，卢汉却难以压制自己的火气，一怒之下，把电话都摔了。这使蒋介石很是惊讶、愤怒，深感这是卢汉反心毕露的迹象，忙让张群亲自去昆明商谈并具体了解卢汉的动向。
11月下旬，张群又飞来昆明。卢汉发过脾气后，也有些后悔，经过几天冷静思考，也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今后还有许多事得让张群为他周旋，又热情地赶往机场迎接，并把张群请到自己家中住下，好酒好茶好饭招待，同时话语委婉地向他诉苦，不是故意违命不搬迁，是难处太多。多数公教人员有家室之累不能随省政府西迁，必然要裁员精简，请中央发给他300万元银洋作搬迁和裁员的费用，滇西一带的“边纵”势力太大，不少城镇已被占领，沿途公路也常被破坏，自己兵力不够，还要给3个师的武器装备，他才能勉力而行……张群觉得这些话都颇有道理，又住在卢汉家中被殷勤款待，也拉不下脸来批驳，但这样高的要价，他怎能做主？只好飞回重庆去面告蒋介石。
蒋介石很不满意，也看出了这是卢汉故意拖延，在命令张群继续和卢汉商量的同时，再次向云南加强了军事压力。11月初，他通过国防部保密局电告第八军军长李弥，立即派一个加强师兼程进驻昆明。
李弥这新组建的第八军名为4个师，兵员都不足，实际只有两个师兵力，而且刚刚从川西、黔北，长途行军进入云南边境，分散驻扎于宣威、沾益、曲靖一带，部队不仅很疲劳，也来不及收拢集中，并不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量。他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又觉得一时间难以执行，就问第六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卓立：“怎么办？”卓立也是云南人，还是卢汉的老部下，在没有担任李弥的参谋长前，曾在1949年8月间奉卢汉之命秘密走访川康的刘文辉，商量起义的事。他给李弥当参谋长，事先也和卢汉商量过。他从蒋介石的这封电报看出了是要李弥用武力收拾卢汉，他怎肯促成这事？就以还有一部分军队逗留在宣威，要整个军在沾益、曲靖集中后，才能抽调部队进行整训组成加强师为理由，劝李弥缓动。
李弥也怕孤军深入，一旦和卢汉发生冲突，自己会吃亏，就决定待部队集中后再抽调4个步兵团，以及炮兵、工兵各一个营组成一个加强师，而把这事拖延下来。
重庆那边见李弥的军队迟迟不行动，连续来电报催促、责问后，又派毛人凤在11月下旬飞来昆明，把李弥从沾益军部叫来责问：“要你调部队进昆明。为什么还不动？”国民党的文武官员，不管地位多高，权有多大，在“军统”特务面前都要矮几分，李弥只好说：“队伍已编组好，马上就开拔。”
11月初，川东和贵州方向战事吃紧，蒋介石又从台北电令张群由重庆飞昆明，要求卢汉把云南省军政机构迁往滇西的大理或保山，把昆明市让给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各部院和军事首脑机构。卢汉对这种抢占地盘，把自己赶出昆明的事怎肯答应，只是由于张群的声望地位，过去又与自己的私交颇好常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周旋，而不便当面发火，只是礼貌地回答：这样大的事，不单是机关搬迁，还牵涉到众多公教人员眷属的迁徙安置，偏僻窄小的大理、保山哪里有这样多公私房舍来容纳？自己也不敢随便裁决，必须广泛征求方方面面公众的意见，将来才不会发生阻碍……这话也说得有理有据，搬迁省政府和一大堆军事机关不同于个人搬家，哪能那样简单。张群是文官，一向又以“老好人”著称。他也知道这种事是不能操之过急的，把卢汉逼急了，可是不好办，也就婉转劝告卢汉，这非同平常的时刻，还是应以蒋先生的旨意为重。然后飞返重庆了。
半个月后（11月14日）贵阳被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占领，宋希濂守御的川东防线也已崩溃，战事将迅速逼近重庆，蒋介石在11月15日急匆匆从台北飞往重庆坐镇指挥之时，又想到四川将难以久守，必须加紧控制云南这块地盘作为退兵之处，再次叫张群打电话给卢汉催促云南省府西迁。川黔不保的风雨飘摇局势，使卢汉更加明白，不能再由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了，要迅速作出对策，也就敢于强硬地拒绝张群的要求，有一次，张群催问得紧，卢汉却难以压制自己的火气，一怒之下，把电话都摔了。这使蒋介石很是惊讶、愤怒，深感这是卢汉反心毕露的迹象，忙让张群亲自去昆明商谈并具体了解卢汉的动向。
11月下旬，张群又飞来昆明。卢汉发过脾气后，也有些后悔，经过几天冷静思考，也觉得不能做得太过分，今后还有许多事得让张群为他周旋，又热情地赶往机场迎接，并把张群请到自己家中住下，好酒好茶好饭招待，同时话语委婉地向他诉苦，不是故意违命不搬迁，是难处太多。多数公教人员有家室之累不能随省政府西迁，必然要裁员精简，请中央发给他300万元银洋作搬迁和裁员的费用，滇西一带的“边纵”势力太大，不少城镇已被占领，沿途公路也常被破坏，自己兵力不够，还要给3个师的武器装备，他才能勉力而行……张群觉得这些话都颇有道理，又住在卢汉家中被殷勤款待，也拉不下脸来批驳，但这样高的要价，他怎能做主？只好飞回重庆去面告蒋介石。
蒋介石很不满意，也看出了这是卢汉故意拖延，在命令张群继续和卢汉商量的同时，再次向云南加强了军事压力。11月初，他通过国防部保密局电告第八军军长李弥，立即派一个加强师兼程进驻昆明。
李弥这新组建的第八军名为4个师，兵员都不足，实际只有两个师兵力，而且刚刚从川西、黔北，长途行军进入云南边境，分散驻扎于宣威、沾益、曲靖一带，部队不仅很疲劳，也来不及收拢集中，并不具有强大的攻击力量。他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又觉得一时间难以执行，就问第六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卓立：“怎么办？”卓立也是云南人，还是卢汉的老部下，在没有担任李弥的参谋长前，曾在1949年8月间奉卢汉之命秘密走访川康的刘文辉，商量起义的事。他给李弥当参谋长，事先也和卢汉商量过。他从蒋介石的这封电报看出了是要李弥用武力收拾卢汉，他怎肯促成这事？就以还有一部分军队逗留在宣威，要整个军在沾益、曲靖集中后，才能抽调部队进行整训组成加强师为理由，劝李弥缓动。
李弥也怕孤军深入，一旦和卢汉发生冲突，自己会吃亏，就决定待部队集中后再抽调4个步兵团，以及炮兵、工兵各一个营组成一个加强师，而把这事拖延下来。
重庆那边见李弥的军队迟迟不行动，连续来电报催促、责问后，又派毛人凤在11月下旬飞来昆明，把李弥从沾益军部叫来责问：“要你调部队进昆明。为什么还不动？”国民党的文武官员，不管地位多高，权有多大，在“军统”特务面前都要矮几分，李弥只好说：“队伍已编组好，马上就开拔。”
28.已决定近期准备起义
毛人凤还是很生气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叫着李弥的字责备他：“炳仁，这样重要的事，你为什么这样迟缓？”李弥被吓着了，一再解释，他并非有意拖延，而是怕准备不足吃卢汉的亏，并表示，田仲达的第三师，会即日开拔，兼程来昆明。毛人凤这才略为息怒，又叮嘱他，部队进入昆明后，务必迅速控制巫家坝机场和北校场军营这两处要地……
但卢汉还担任着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他的保安团队还严密控制着昆明，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军队怎么能贸然进昆明？一接近市区，必然会遭到拦阻，发生冲突。李弥颇为难，在卓立建议下，只好去向卢汉请示，卢汉当然明白，来者不善，是要监督、制约自己，就以昆明已没有营房可容纳为理由，指定李弥这个师在离昆明70余公里的杨林、嵩明一带驻扎。李弥又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也无可奈何，只好让第八军仍然停留于沾益一带。这一本想插入卢汉肋下的险招又没有使成。在这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原来逃到四川、贵州的中央系统军事指挥机关和后方部队，如陆军总司令部、联勤总部、炮兵学校，以及4个宪兵团不必得到卢汉的允许，分别经由川滇、滇黔公路兼程向云南进发。那几天沾益、曲靖、杨林等地的公路上人车拥挤，调动频繁。这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卢汉也觉得防不胜防，心劳力绌难以招架。想起这些年费尽移山心力周旋于蒋介石及其手下人之间，经常失去尊严忍受屈辱，他有时会难以忍耐气得大骂：“为了应付他们，我卢汉简直在做婊子！”他还向亲信表示：“我恨不得把蒋介石抓过来，一块一块地割掉他的肉。”
那些日子，蒋介石与卢汉之间还在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剧之时，人民解放军正以势如破竹之势，横扫川、黔。第三兵团在11月30日解放重庆，第五兵团从贵州的威宁、毕节地区插入了川西，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三兵团，顺利地进行广西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广西全境行将解放。这南中国的军事形势和卢汉积压已久的对蒋介石的不满，都促使他必须迅速举行起义，他手下的人以及远在香港的龙云也纷纷催促他：得赶快动手，等到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再起义，那就一切都迟了。在这前后（12月初），他曾请滇籍军人周体仁引领他的全权代表、财政厅长林南园经香港去广州谒见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请求对云南起义的事给予指示。
周体仁早年是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抗日战争时担任过第三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等重要军职，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31日在北平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9月间以“返乡定居”为名，被中共中央派回昆明策动起义。对于他这种身份特殊、从共产党方面回来的人，若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军统”特务扣押，但在云南卢汉的势力范围内，却没有人敢动他，还由卢汉的妻弟龙泽汇引见了卢汉。周体仁自恃自己在云南的威望,又有着由中共中央派来的特殊背景,并不隐瞒此行目的，多次劝告卢汉早日选择起义的道路；卢汉也对解放后的北平的变化，傅作义将军和随同起义的部下被安置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他相信周体仁的话，起义之心也就逐渐热烈。
这次，卢汉让周体仁和林南园去向叶剑英报告，他已决定近期准备起义，请求给予支援，并把他的四点要求，代为转告中共中央：一、云南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改编；二、云南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请量才录用；三、请中共中央派一大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处理与云南地下党的联系；四、卢汉本人在起义后，希望行动自由，能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从其中第四点要求，也可以看出卢汉还是心存顾虑。一位“封疆大吏”从一个敌对阵营转过来以前，有这些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躲开特务的监视，林、周是分别从昆明启行，林南园乘12月3日中午班机先飞往香港，周体仁在第二天才走，然后在香港约定的地点会合，去找早已在香港的原云南省参议会议长龚自知，由他带着去见与中共中央华南局有关系的人。
毛人凤还是很生气地拍着桌子，大声地叫着李弥的字责备他：“炳仁，这样重要的事，你为什么这样迟缓？”李弥被吓着了，一再解释，他并非有意拖延，而是怕准备不足吃卢汉的亏，并表示，田仲达的第三师，会即日开拔，兼程来昆明。毛人凤这才略为息怒，又叮嘱他，部队进入昆明后，务必迅速控制巫家坝机场和北校场军营这两处要地……
但卢汉还担任着云南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他的保安团队还严密控制着昆明，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军队怎么能贸然进昆明？一接近市区，必然会遭到拦阻，发生冲突。李弥颇为难，在卓立建议下，只好去向卢汉请示，卢汉当然明白，来者不善，是要监督、制约自己，就以昆明已没有营房可容纳为理由，指定李弥这个师在离昆明70余公里的杨林、嵩明一带驻扎。李弥又向毛人凤报告，毛人凤也无可奈何，只好让第八军仍然停留于沾益一带。这一本想插入卢汉肋下的险招又没有使成。在这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原来逃到四川、贵州的中央系统军事指挥机关和后方部队，如陆军总司令部、联勤总部、炮兵学校，以及4个宪兵团不必得到卢汉的允许，分别经由川滇、滇黔公路兼程向云南进发。那几天沾益、曲靖、杨林等地的公路上人车拥挤，调动频繁。这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使卢汉也觉得防不胜防，心劳力绌难以招架。想起这些年费尽移山心力周旋于蒋介石及其手下人之间，经常失去尊严忍受屈辱，他有时会难以忍耐气得大骂：“为了应付他们，我卢汉简直在做婊子！”他还向亲信表示：“我恨不得把蒋介石抓过来，一块一块地割掉他的肉。”
那些日子，蒋介石与卢汉之间还在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剧之时，人民解放军正以势如破竹之势，横扫川、黔。第三兵团在11月30日解放重庆，第五兵团从贵州的威宁、毕节地区插入了川西，第二野战军的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三兵团，顺利地进行广西战役歼灭了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广西全境行将解放。这南中国的军事形势和卢汉积压已久的对蒋介石的不满，都促使他必须迅速举行起义，他手下的人以及远在香港的龙云也纷纷催促他：得赶快动手，等到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再起义，那就一切都迟了。在这前后（12月初），他曾请滇籍军人周体仁引领他的全权代表、财政厅长林南园经香港去广州谒见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的叶剑英，请求对云南起义的事给予指示。
周体仁早年是黄埔军校战术教官，抗日战争时担任过第三军军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等重要军职，原任国民党北平警备总司令，1949年1月31日在北平追随傅作义将军起义，9月间以“返乡定居”为名，被中共中央派回昆明策动起义。对于他这种身份特殊、从共产党方面回来的人，若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军统”特务扣押，但在云南卢汉的势力范围内，却没有人敢动他，还由卢汉的妻弟龙泽汇引见了卢汉。周体仁自恃自己在云南的威望,又有着由中共中央派来的特殊背景,并不隐瞒此行目的，多次劝告卢汉早日选择起义的道路；卢汉也对解放后的北平的变化，傅作义将军和随同起义的部下被安置的情况问得很详细。他相信周体仁的话，起义之心也就逐渐热烈。
这次，卢汉让周体仁和林南园去向叶剑英报告，他已决定近期准备起义，请求给予支援，并把他的四点要求，代为转告中共中央：一、云南起义部队接受中共中央改编；二、云南军政人员经过训练后请量才录用；三、请中共中央派一大员来滇，主持部队改编及军政人员训练事宜，处理与云南地下党的联系；四、卢汉本人在起义后，希望行动自由，能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从其中第四点要求，也可以看出卢汉还是心存顾虑。一位“封疆大吏”从一个敌对阵营转过来以前，有这些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躲开特务的监视，林、周是分别从昆明启行，林南园乘12月3日中午班机先飞往香港，周体仁在第二天才走，然后在香港约定的地点会合，去找早已在香港的原云南省参议会议长龚自知，由他带着去见与中共中央华南局有关系的人。
29.这次索性装病不去机场
卢汉从许多迹象中感觉到，以省参议会副议长身份活动于云南政界的杨青田，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就请从前在他担任第三师师长时，任过师政治部主任的吴少默去找杨青田，又派宋一痕去找当时化名冯景的共产党员马一鸣，向他们秘密通报，他准备起义的事。中共地下党昆明市委也立即把这一情况分别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在滇中游击区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报告……
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经过研究后，派杨青田去面见卢汉，明确地表示：请放心，一旦起义，中共地下党会发动各方面的力量给予支持配合。这各方面的力量，具体是哪些方面？杨青田没有说明白，使卢汉仍感茫然。他当然不知道，中共云南地下党的人员和外围组织，这些年不仅在学生、市民当中有广泛基础，还渗透到了云南党政部门以及军警宪特当中，甚至他的省政府、绥靖公署警卫营里。他担心的仍然是一旦起义，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时，能有多少武装力量帮助他去抗击？
卢汉只能把这些顾虑说给宋一痕听。宋一痕也不知道中共云南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只能尽力安慰他，要相信杨青田传过来的话，中共方面是一向说到做到的，不会把他的起义大事当儿戏。这又使卢汉略为宽心。
在广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的任务是完成“两广作战”后进驻云南，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也派了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原国民党少将、如今在兵团敌工部工作的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范子明等人，以部队被打散了的旧军人身份从广州经香港来昆明，策动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起义。陈赓与余程万是黄埔一期同学，陈赓还当过余程万的区队长，过去余程万对陈赓很是敬重。范子明到昆明后，在11月28日用陈赓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余程万，派与余程万熟悉、担任过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师长的赵定昌送去。余程万这时候对蒋介石集团仍然存有幻想，正等待着从军长升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志得意满地过着官瘾，看了信后，虽然说：“好、好，我苦无门路，与中共联系不着，一定等候陈赓将军……”实际上既没有具体的起义计划，而且还在忠实地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密切监视云南方面卢汉的举动，指挥军队搜剿“边纵”的武装。
蒋介石又在12月6日第三次派张群飞昆明找卢汉，继续催促卢汉西迁。正准备起义的卢汉这次索性装病不去机场，只派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省政府秘书主任杨适生代表他去迎接，待张群进到他家后，却身穿睡衣脚踩拖鞋，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由人搀扶着出来见面。不等张群说起此行目的，卢汉已先发制人地询问：“岳公，我要的300万银洋和三个师的装备怎样了?”张群难以回答，因为蒋介石什么也不肯答应，他只好说：“我已保荐你为西南军政长官，总裁也已经批准。”卢汉如今哪会对这有名无实的虚衔感兴趣，气愤地说:“不给钱，不给枪，莫说委我为西南军政长官，就是尊称我为卢汉皇帝，我也没有办法！”说完就以病体不支为由退出客厅，也不像往日那样陪同张群进餐，把这个蒋介石的“特使”冷在那里。
张群只好用电话把这情况向在成都的蒋介石如实报告。蒋介石心想，卢汉如今一反常态敢于嚣张地顶撞张群，是因为手下有了两个军，只要把他的军长们拉过来，卢汉也就会规矩得多。（1945年，蒋介石派出杜聿明指挥第五军迫使龙云下台的同时，就是把滇军在河内的将领如卢汉、曾泽生、卢浚泉等软硬兼施拉了过去，以致龙云被围困于五华山上，一再电召这些军长、司令官率领军队打回来“勤王”时，这些将领不仅按兵不动，甚至不肯公开响应。）蒋介石告诉张群，明天（12月7日）回成都时，把李弥和卢汉的两个军长龙泽汇、余建勋都带来……有蒋介石的电令，卢汉只好让龙泽汇飞成都，余建勋因远在大理，不能成行。张群那天返成都时，还带了李弥而没有带余程万，但卢汉怕余程万会指挥第二十六军阻拦他起义，就对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说：余程万现在昆明，怎么想个办法使他回不了开远（第二十六军军部在那里），事情就好办了……
卢汉从许多迹象中感觉到，以省参议会副议长身份活动于云南政界的杨青田，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就请从前在他担任第三师师长时，任过师政治部主任的吴少默去找杨青田，又派宋一痕去找当时化名冯景的共产党员马一鸣，向他们秘密通报，他准备起义的事。中共地下党昆明市委也立即把这一情况分别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在滇中游击区的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报告……
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人经过研究后，派杨青田去面见卢汉，明确地表示：请放心，一旦起义，中共地下党会发动各方面的力量给予支持配合。这各方面的力量，具体是哪些方面？杨青田没有说明白，使卢汉仍感茫然。他当然不知道，中共云南地下党的人员和外围组织，这些年不仅在学生、市民当中有广泛基础，还渗透到了云南党政部门以及军警宪特当中，甚至他的省政府、绥靖公署警卫营里。他担心的仍然是一旦起义，遭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攻击时，能有多少武装力量帮助他去抗击？
卢汉只能把这些顾虑说给宋一痕听。宋一痕也不知道中共云南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只能尽力安慰他，要相信杨青田传过来的话，中共方面是一向说到做到的，不会把他的起义大事当儿戏。这又使卢汉略为宽心。
在广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的任务是完成“两广作战”后进驻云南，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也派了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原国民党少将、如今在兵团敌工部工作的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范子明等人，以部队被打散了的旧军人身份从广州经香港来昆明，策动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起义。陈赓与余程万是黄埔一期同学，陈赓还当过余程万的区队长，过去余程万对陈赓很是敬重。范子明到昆明后，在11月28日用陈赓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余程万，派与余程万熟悉、担任过国民党第三十三师师长的赵定昌送去。余程万这时候对蒋介石集团仍然存有幻想，正等待着从军长升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志得意满地过着官瘾，看了信后，虽然说：“好、好，我苦无门路，与中共联系不着，一定等候陈赓将军……”实际上既没有具体的起义计划，而且还在忠实地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密切监视云南方面卢汉的举动，指挥军队搜剿“边纵”的武装。
蒋介石又在12月6日第三次派张群飞昆明找卢汉，继续催促卢汉西迁。正准备起义的卢汉这次索性装病不去机场，只派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省政府秘书主任杨适生代表他去迎接，待张群进到他家后，却身穿睡衣脚踩拖鞋，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由人搀扶着出来见面。不等张群说起此行目的，卢汉已先发制人地询问：“岳公，我要的300万银洋和三个师的装备怎样了?”张群难以回答，因为蒋介石什么也不肯答应，他只好说：“我已保荐你为西南军政长官，总裁也已经批准。”卢汉如今哪会对这有名无实的虚衔感兴趣，气愤地说:“不给钱，不给枪，莫说委我为西南军政长官，就是尊称我为卢汉皇帝，我也没有办法！”说完就以病体不支为由退出客厅，也不像往日那样陪同张群进餐，把这个蒋介石的“特使”冷在那里。
张群只好用电话把这情况向在成都的蒋介石如实报告。蒋介石心想，卢汉如今一反常态敢于嚣张地顶撞张群，是因为手下有了两个军，只要把他的军长们拉过来，卢汉也就会规矩得多。（1945年，蒋介石派出杜聿明指挥第五军迫使龙云下台的同时，就是把滇军在河内的将领如卢汉、曾泽生、卢浚泉等软硬兼施拉了过去，以致龙云被围困于五华山上，一再电召这些军长、司令官率领军队打回来“勤王”时，这些将领不仅按兵不动，甚至不肯公开响应。）蒋介石告诉张群，明天（12月7日）回成都时，把李弥和卢汉的两个军长龙泽汇、余建勋都带来……有蒋介石的电令，卢汉只好让龙泽汇飞成都，余建勋因远在大理，不能成行。张群那天返成都时，还带了李弥而没有带余程万，但卢汉怕余程万会指挥第二十六军阻拦他起义，就对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说：余程万现在昆明，怎么想个办法使他回不了开远（第二十六军军部在那里），事情就好办了……
30.商量起义的具体部署
马锳和余程万私交不错。他们商量了后，由马锳以闲聊的姿态，关切地告诉余程万，第二天（7日)李弥、龙泽汇要和张群一起飞成都报告军情并索取军费，劝他不要错过这机会，也去商洽第二十六军升格为兵团的编组以及军费的拨发事宜……余程万很羡慕那些人能被蒋介石召见，但为难地说：我才由成都回来，这次总裁又没有电召我，怎么好去？马锳说，国防部的事你也知道，办事多难。你若不趁有张（群）长官帮忙说话，总裁如今又在成都，以后就难办了。余程万确实领略够了国民党军队中平日领取薪饷补给的麻烦，也觉得这确实是个机会，就去找张群，要求一起飞成都。张群答应了。
当天晚上，卢汉把省府委员杨文清、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九十三军副军长兼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几个亲信大员找来，商量起义的具体部署。卢汉分析了南北的军事形势后说：“时机很紧急了，如等解放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没有价值了。”这些人一向以卢汉的意向为办事准则，如今见卢汉已决心起义，也表示同意。
卢汉又问：“你们看，还要做些哪样事?”这四个人，除了杨文清是文官外，马锳、龙泽汇、佴晓清都是军人，也就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较多。他们认为，如今中央系统在云南的军队，除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外，新近又增加了四个宪兵团，以及第六编练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联勤总部、西南运输司令部和所属的两个汽车团……总兵力已超过6万人，这些军队虽然打不过人民解放军，但武器精良，收拾近年才陆续组建的云南地方保安团还是绰绰有余，一旦起义，中央系统的军队肯定会合力向昆明发动进攻，特别是第二十六军的一个师就在昆明附近的安宁，个把小时就可扑进昆明，这都要有足够兵力来抵抗，而自己这方面由保安团升级的两个军，总兵力不到两万人，余建勋的第七十四军远在大理、保山一带，第九十三军陇生文的第二七七师，尾追朱家璧率领的“边纵”西进部队，也去到滇西的剑川、鹤庆了。那几个师无论车行、步行都不是三五天可以运回来，而滇西公路上的桥梁又遭到“边纵”游击队破坏，在昆明只有第九十三军两个师(实际是两个旅)，兵员不足，战斗力也差。怎么在中央系统军队监视下秘密地赶运部队，调动军警，动员民众，都较费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了六七个小时，一直到12月7日清晨6时才散会。
卢汉属下的这几个将领，以马锳的职位最高，资格也老。他处事果断、细致，有韬略，深得卢汉信任。1945年9月卢汉以第一方面军司令官身份，率5个军共20万之众进入越南，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时，部队的调遣和受降事宜的安排全由马锳以第一方面军参谋长身份张罗，各方面都井然有序，特别是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准备重返越南，1946年初在西贡编成一个两万多人的加强师，携带坦克、大炮，分乘12艘军舰，在3月6日驶抵海防，不顾中国方面的劝阻，企图强行登陆，并首先开炮把海防码头打中起火。这事关中国军队的主权，但当时入越受降的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又去了重庆，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开炮还击，把正向码头猛攻的法军4艘兵舰打沉1艘、打伤3艘，死伤200余人，迫使法军司令阿巴隆海军中将插出白旗投降，并在事后签字承认错误……这一轰动一时的中法海防冲突事件，使马锳在滇军中声望大增，所以卢汉对人说过：“所有这些单位的内部问题，问马锳就行了！”
因为长期以来，马瑛都是卢汉军事上主要副手，如今要起义了，他也就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说得较多。卢汉长期手握军政大权，从来是说一不二，如今在起义前夕，面对各方面压力和诸多难以逆料的问题，心情特别沉重烦躁，却觉得这几个部属今晚把各种困难诉说得太多，给他的感觉，不如过去听话，还疑心这些人不愿与他齐心协力发动起义；后来他对安恩溥谈起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时，生气地说:“杨文清是个文人，倒还有点胆气，马锳、龙泽汇、佴晓清3个军人反而唠唠叨叨软稀稀的缺乏勇气。当晚我就想整马锳，后来一想，怕影响起义才耐着性子。”
马锳和余程万私交不错。他们商量了后，由马锳以闲聊的姿态，关切地告诉余程万，第二天（7日)李弥、龙泽汇要和张群一起飞成都报告军情并索取军费，劝他不要错过这机会，也去商洽第二十六军升格为兵团的编组以及军费的拨发事宜……余程万很羡慕那些人能被蒋介石召见，但为难地说：我才由成都回来，这次总裁又没有电召我，怎么好去？马锳说，国防部的事你也知道，办事多难。你若不趁有张（群）长官帮忙说话，总裁如今又在成都，以后就难办了。余程万确实领略够了国民党军队中平日领取薪饷补给的麻烦，也觉得这确实是个机会，就去找张群，要求一起飞成都。张群答应了。
当天晚上，卢汉把省府委员杨文清、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九十三军副军长兼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几个亲信大员找来，商量起义的具体部署。卢汉分析了南北的军事形势后说：“时机很紧急了，如等解放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没有价值了。”这些人一向以卢汉的意向为办事准则，如今见卢汉已决心起义，也表示同意。
卢汉又问：“你们看，还要做些哪样事?”这四个人，除了杨文清是文官外，马锳、龙泽汇、佴晓清都是军人，也就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较多。他们认为，如今中央系统在云南的军队，除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外，新近又增加了四个宪兵团，以及第六编练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联勤总部、西南运输司令部和所属的两个汽车团……总兵力已超过6万人，这些军队虽然打不过人民解放军，但武器精良，收拾近年才陆续组建的云南地方保安团还是绰绰有余，一旦起义，中央系统的军队肯定会合力向昆明发动进攻，特别是第二十六军的一个师就在昆明附近的安宁，个把小时就可扑进昆明，这都要有足够兵力来抵抗，而自己这方面由保安团升级的两个军，总兵力不到两万人，余建勋的第七十四军远在大理、保山一带，第九十三军陇生文的第二七七师，尾追朱家璧率领的“边纵”西进部队，也去到滇西的剑川、鹤庆了。那几个师无论车行、步行都不是三五天可以运回来，而滇西公路上的桥梁又遭到“边纵”游击队破坏，在昆明只有第九十三军两个师(实际是两个旅)，兵员不足，战斗力也差。怎么在中央系统军队监视下秘密地赶运部队，调动军警，动员民众，都较费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了六七个小时，一直到12月7日清晨6时才散会。
卢汉属下的这几个将领，以马锳的职位最高，资格也老。他处事果断、细致，有韬略，深得卢汉信任。1945年9月卢汉以第一方面军司令官身份，率5个军共20万之众进入越南，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时，部队的调遣和受降事宜的安排全由马锳以第一方面军参谋长身份张罗，各方面都井然有序，特别是法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准备重返越南，1946年初在西贡编成一个两万多人的加强师，携带坦克、大炮，分乘12艘军舰，在3月6日驶抵海防，不顾中国方面的劝阻，企图强行登陆，并首先开炮把海防码头打中起火。这事关中国军队的主权，但当时入越受降的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又去了重庆，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开炮还击，把正向码头猛攻的法军4艘兵舰打沉1艘、打伤3艘，死伤200余人，迫使法军司令阿巴隆海军中将插出白旗投降，并在事后签字承认错误……这一轰动一时的中法海防冲突事件，使马锳在滇军中声望大增，所以卢汉对人说过：“所有这些单位的内部问题，问马锳就行了！”
因为长期以来，马瑛都是卢汉军事上主要副手，如今要起义了，他也就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说得较多。卢汉长期手握军政大权，从来是说一不二，如今在起义前夕，面对各方面压力和诸多难以逆料的问题，心情特别沉重烦躁，却觉得这几个部属今晚把各种困难诉说得太多，给他的感觉，不如过去听话，还疑心这些人不愿与他齐心协力发动起义；后来他对安恩溥谈起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时，生气地说:“杨文清是个文人，倒还有点胆气，马锳、龙泽汇、佴晓清3个军人反而唠唠叨叨软稀稀的缺乏勇气。当晚我就想整马锳，后来一想，怕影响起义才耐着性子。”
31.也就敢于放手调动部队
马锳在长期作为幕僚长的军人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事前对困难要想得周到，但命令已下，就得执行。第二天，他们就紧张而秘密地忙于调动部队赶运兵员，一边派人赶修滇西公路上破坏最重的祥云至大理之间的天子庙坡桥梁，同时电令余建勋的第七十四军和陇文生的第二七七师，用强行军速度先徒步越过天子庙坡，再在桥东头乘上去接应的汽车。当时卢汉手下没有汽车团，只是各个军师的军需部门有少数卡车用来运粮买菜之用。如今情况紧急，卢汉给他们的命令是：有车乘车，没有车就用强行军速度步行往昆明赶。
在这以前，卢汉曾命令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朱家才去征用运输商人的汽车；听说要军用，商人们哪肯答应，都开着他们烧木炭的破汽车躲往外地专县，朱家才又是“军统”特务，更不愿卖力，一个星期过去，只征调到六七辆破车。卢汉很着急，催问马锳等人怎么如此迟缓？马锳想起国民党中央系统的西南公路运输司令部两个汽车团（第十二团、十五团）的几百辆汽车刚从贵州沿滇黔公路退入沾益，何不用绥靖公署急需车辆运兵堵击共军为名予以征调？他把这一想法报告卢汉并得到同意，恰好运输司令杨正平和汽车十二团团长陈维春，汽车十五团团长李公瑜等人为了住地、补给等问题来绥靖公署求见，马锳对他们说了征调车辆的事。这些辎重兵千里奔逃来云南正处于缺粮、缺薪饷、缺汽油的困境，也就爽快表示，只要拨给粮食、薪饷、汽油，愿意听候差遣,愿把200多辆卡车投入运输滇西兵员。马锳还以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每天去昆明西站坐镇督运。汽车团的团长、营长们感激云南绥靖公署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卖力地调度车辆，使得余建勋那个军和陇文生师能较快地从滇西调往昆明方向。
对驻扎在昆明近郊安宁、威胁着昆明安全并随时可以截断昆明至滇西通道的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卢汉则以人民解放军已占领广西、贵州，要加强滇黔边境防御为名，用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命令这个师开往沾益布防。石补天指挥的第一九三师是支老部队，余程万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这个师放在离昆明仅33公里的安宁，也正是便于就近监视卢汉，昆明略有风吹草动就可以迅速扑往。石补天开始还以没有国防部指示，拖延着不肯走，并把卢汉的命令向在成都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报告；顾祝同手下的官员不知忙什么去了，却忽视了这份很重要的电报。石补天见情况反映到成都不见回应，也不敢得罪卢汉，只好把全师分批乘上昆明至沾益的窄轨火车，离开安宁。
卢汉也担心在云南调动部队，会引起在成都的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怀疑，又以同样理由，连连电告蒋介石、顾祝同，要求再抽调三个军沿北盘江布防于贵州至云南的边境贞丰、关索岭、茅口一线，但这时候人民解放军的第三兵团、第五兵团、第十八兵团正从南北方向分路攻往川西，战事吃紧，所谓“成都会战”在即，蒋介石哪有军队可调？只能回复卢汉叫他自己酌情安排。卢汉有了这一“上谕”，也就更敢于以绥靖公署主任名义放手调动部队，命令李弥的第八军负责滇东防务驻扎于平彝、威宁一线，以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负责滇南防务，防止人民解放军由广西经文山入境，已经驻扎于开远、蒙自、邱北的师、团只能往前推进，不得后移，原来驻扎于昆明西坝、北较场的第二十六军直属部队（炮兵团、运输团、通讯营等），限期一律前移开远……这样大调动，特别是把他们全部赶出昆明，余程万是满腹牢骚，但是又不敢违抗，卢汉经常以云南贫困，第二十六军的粮食薪饷应由中央直接拨给为理由断绝这个军的供给，还命令各县县长，军粮只准供给云南保安团，第二十六军部队来要一律不给，气得这个军的师长团长大骂:“不给我们饭吃，怎么作战?”骂也没有用，何况这个军这几年才由几支部队拼凑成，内部矛盾也很深。5月间，余程万只得亲自去找卢汉，在诉说困难的同时，又一再表示对卢汉“绝对服从”，卢汉才给了他30万银元作为军饷。余程万想到如今既不能把卢汉立即干掉，今后还要依靠卢汉生活，也只好听从调动。
马锳在长期作为幕僚长的军人生活中，养成的习惯是，事前对困难要想得周到，但命令已下，就得执行。第二天，他们就紧张而秘密地忙于调动部队赶运兵员，一边派人赶修滇西公路上破坏最重的祥云至大理之间的天子庙坡桥梁，同时电令余建勋的第七十四军和陇文生的第二七七师，用强行军速度先徒步越过天子庙坡，再在桥东头乘上去接应的汽车。当时卢汉手下没有汽车团，只是各个军师的军需部门有少数卡车用来运粮买菜之用。如今情况紧急，卢汉给他们的命令是：有车乘车，没有车就用强行军速度步行往昆明赶。
在这以前，卢汉曾命令保安司令部总务处长朱家才去征用运输商人的汽车；听说要军用，商人们哪肯答应，都开着他们烧木炭的破汽车躲往外地专县，朱家才又是“军统”特务，更不愿卖力，一个星期过去，只征调到六七辆破车。卢汉很着急，催问马锳等人怎么如此迟缓？马锳想起国民党中央系统的西南公路运输司令部两个汽车团（第十二团、十五团）的几百辆汽车刚从贵州沿滇黔公路退入沾益，何不用绥靖公署急需车辆运兵堵击共军为名予以征调？他把这一想法报告卢汉并得到同意，恰好运输司令杨正平和汽车十二团团长陈维春，汽车十五团团长李公瑜等人为了住地、补给等问题来绥靖公署求见，马锳对他们说了征调车辆的事。这些辎重兵千里奔逃来云南正处于缺粮、缺薪饷、缺汽油的困境，也就爽快表示，只要拨给粮食、薪饷、汽油，愿意听候差遣,愿把200多辆卡车投入运输滇西兵员。马锳还以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每天去昆明西站坐镇督运。汽车团的团长、营长们感激云南绥靖公署解决了他们的困难，卖力地调度车辆，使得余建勋那个军和陇文生师能较快地从滇西调往昆明方向。
对驻扎在昆明近郊安宁、威胁着昆明安全并随时可以截断昆明至滇西通道的第二十六军第一九三师，卢汉则以人民解放军已占领广西、贵州，要加强滇黔边境防御为名，用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命令这个师开往沾益布防。石补天指挥的第一九三师是支老部队，余程万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把这个师放在离昆明仅33公里的安宁，也正是便于就近监视卢汉，昆明略有风吹草动就可以迅速扑往。石补天开始还以没有国防部指示，拖延着不肯走，并把卢汉的命令向在成都的参谋总长顾祝同报告；顾祝同手下的官员不知忙什么去了，却忽视了这份很重要的电报。石补天见情况反映到成都不见回应，也不敢得罪卢汉，只好把全师分批乘上昆明至沾益的窄轨火车，离开安宁。
卢汉也担心在云南调动部队，会引起在成都的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怀疑，又以同样理由，连连电告蒋介石、顾祝同，要求再抽调三个军沿北盘江布防于贵州至云南的边境贞丰、关索岭、茅口一线，但这时候人民解放军的第三兵团、第五兵团、第十八兵团正从南北方向分路攻往川西，战事吃紧，所谓“成都会战”在即，蒋介石哪有军队可调？只能回复卢汉叫他自己酌情安排。卢汉有了这一“上谕”，也就更敢于以绥靖公署主任名义放手调动部队，命令李弥的第八军负责滇东防务驻扎于平彝、威宁一线，以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负责滇南防务，防止人民解放军由广西经文山入境，已经驻扎于开远、蒙自、邱北的师、团只能往前推进，不得后移，原来驻扎于昆明西坝、北较场的第二十六军直属部队（炮兵团、运输团、通讯营等），限期一律前移开远……这样大调动，特别是把他们全部赶出昆明，余程万是满腹牢骚，但是又不敢违抗，卢汉经常以云南贫困，第二十六军的粮食薪饷应由中央直接拨给为理由断绝这个军的供给，还命令各县县长，军粮只准供给云南保安团，第二十六军部队来要一律不给，气得这个军的师长团长大骂:“不给我们饭吃，怎么作战?”骂也没有用，何况这个军这几年才由几支部队拼凑成，内部矛盾也很深。5月间，余程万只得亲自去找卢汉，在诉说困难的同时，又一再表示对卢汉“绝对服从”，卢汉才给了他30万银元作为军饷。余程万想到如今既不能把卢汉立即干掉，今后还要依靠卢汉生活，也只好听从调动。
32.深知来者不善
这样，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队，只剩下一个宪兵第十三团和一些后方留守机关的勤杂人员留在昆明市区，总兵力不到两个团，又都是些轻武器，攻击力并不强。昆明的防务全都由龙泽汇的第九十三军掌握；从滇西陆续赶回的余建勋第七十四军则屯兵于楚雄、禄丰一带，负责外围护持，一旦宣布起义后，如果昆明遭到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攻击，余建勋这个军可以迅速拊敌侧背，与第九十三军形成内外夹攻之势。经过这一番苦心谋划，卢汉的起义准备工作也就进入了较具体的深层次。
这些天，在滇西、滇东北的公路以及滇南的铁路线上，军队调动频繁的同时，报纸上也每天以大字标题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川东、贵州连续攻城略地的战况，给人感觉战火日益逼近云南，人们也就以为这是防御共军从滇南方向进入以及对“边纵”追剿的继续，并不感到意外，只有那个一直在暗中监视卢汉的国防部保密局驻云南站站长、“军统”大特务沈醉，在这以前就从他的情报中得知卢汉的亲信杨文清、安恩溥等人与中共地下党暗中有过接触，再联系卢汉把中央系统军队向外调，把云南地方军队往昆明集中，这些措施可能与卢汉的准备起义有关。为了刺探卢汉的态度，他在12月6日下午，借口向卢汉报告“军统”撤退到昆明的人员数目，以及如何防范和捕捉中共地下党人等策动的局部和平运动，去五华山谒见卢汉，要求再开展一次大搜捕，以稳定云南治安。
卢汉深知来者不善，沉静地听完沈醉的叙述后，慰勉有加，表现得很亲切，却没有批准沈醉的行动计划，还命令他不要马上进行搜捕，以免打草惊蛇，造成社会上的动乱。
沈醉见卢汉态度暧昧，更怀疑卢汉已经在暗中筹划起义，急忙在当天晚上紧急邀约了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人在第二十六军军部驻地进行密商，怎么应付这一即将到来的事变？李弥、余程万第二天将随张群飞成都，正忙于行前的准备，无心对昆明的局势作更深入分析，听了沈醉的叙述，虽然也认为卢汉有异心，要充分作好应变的准备，但他们又觉得事变不会来得这样快，因为云南由保安团升格的两个军大部分还没有编组就绪，兵员枪支武器都不全，哪敢贸然起义？就是起义了也不怕，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兵力完全能收拾他们，也就没有按沈醉的要求立即调动军队进入临战戒备，只是说，等我们从成都回来再说吧！
沈醉见劝说不动这几名将领，很是着急，又在当晚用密码把这些情况电告在台湾的国防部保密局，请示是否应立即执行9月间蒋经国、毛人凤在昆明时布置的“密裁”（暗杀）卢汉的行动？毛人凤那些天正随侍蒋介石在成都，第二天（12月7日）才接到从台湾转来的沈醉电报。他相信沈醉的分析，卢汉已经在暗中策动起义，他早就想杀了卢汉以解恨，但对要处决卢汉这样的大员，怎敢擅自做主？又拿着电报赶去请示蒋介石。
蒋介石这天正在中央军校内接见张群从昆明带来的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将领，并共进晚餐。见他们一被传召就飞来了，特别是龙泽汇的态度极恭顺，表明对他还是很忠心。他的心情颇为舒畅。
蒋介石知道龙泽汇是卢汉的妻弟，也就显得很关切，进餐时特意把他安置在自己左边首位，位居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却屈尊坐于右边的首位，而资历、军阶、职位都比龙泽汇高得多的胡宗南、俞济时、盛文、李弥、余程万等人，则只是坐在左右的二、三、四席位。毛人凤见这情况，哪里还敢当场去提暗杀卢汉的事，只好悄悄退下。历史往往都是这样，一个偶然差错却会造成事件向另一方向严重倾斜，如果当时毛人凤有机会说动蒋介石，授权他刺杀卢汉，云南能否如期起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就是毛人凤急于向蒋介石请示，是否立即暗杀卢汉的同一天（12月7日），卢汉秘密派往香港，与周体仁一起去寻找中共中央华南局密商起义问题的财政厅长林南园，在这天上午飞回昆明了。
这样，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队，只剩下一个宪兵第十三团和一些后方留守机关的勤杂人员留在昆明市区，总兵力不到两个团，又都是些轻武器，攻击力并不强。昆明的防务全都由龙泽汇的第九十三军掌握；从滇西陆续赶回的余建勋第七十四军则屯兵于楚雄、禄丰一带，负责外围护持，一旦宣布起义后，如果昆明遭到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攻击，余建勋这个军可以迅速拊敌侧背，与第九十三军形成内外夹攻之势。经过这一番苦心谋划，卢汉的起义准备工作也就进入了较具体的深层次。
这些天，在滇西、滇东北的公路以及滇南的铁路线上，军队调动频繁的同时，报纸上也每天以大字标题报道人民解放军在广西、川东、贵州连续攻城略地的战况，给人感觉战火日益逼近云南，人们也就以为这是防御共军从滇南方向进入以及对“边纵”追剿的继续，并不感到意外，只有那个一直在暗中监视卢汉的国防部保密局驻云南站站长、“军统”大特务沈醉，在这以前就从他的情报中得知卢汉的亲信杨文清、安恩溥等人与中共地下党暗中有过接触，再联系卢汉把中央系统军队向外调，把云南地方军队往昆明集中，这些措施可能与卢汉的准备起义有关。为了刺探卢汉的态度，他在12月6日下午，借口向卢汉报告“军统”撤退到昆明的人员数目，以及如何防范和捕捉中共地下党人等策动的局部和平运动，去五华山谒见卢汉，要求再开展一次大搜捕，以稳定云南治安。
卢汉深知来者不善，沉静地听完沈醉的叙述后，慰勉有加，表现得很亲切，却没有批准沈醉的行动计划，还命令他不要马上进行搜捕，以免打草惊蛇，造成社会上的动乱。
沈醉见卢汉态度暧昧，更怀疑卢汉已经在暗中筹划起义，急忙在当天晚上紧急邀约了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副军长彭佐熙等人在第二十六军军部驻地进行密商，怎么应付这一即将到来的事变？李弥、余程万第二天将随张群飞成都，正忙于行前的准备，无心对昆明的局势作更深入分析，听了沈醉的叙述，虽然也认为卢汉有异心，要充分作好应变的准备，但他们又觉得事变不会来得这样快，因为云南由保安团升格的两个军大部分还没有编组就绪，兵员枪支武器都不全，哪敢贸然起义？就是起义了也不怕，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兵力完全能收拾他们，也就没有按沈醉的要求立即调动军队进入临战戒备，只是说，等我们从成都回来再说吧！
沈醉见劝说不动这几名将领，很是着急，又在当晚用密码把这些情况电告在台湾的国防部保密局，请示是否应立即执行9月间蒋经国、毛人凤在昆明时布置的“密裁”（暗杀）卢汉的行动？毛人凤那些天正随侍蒋介石在成都，第二天（12月7日）才接到从台湾转来的沈醉电报。他相信沈醉的分析，卢汉已经在暗中策动起义，他早就想杀了卢汉以解恨，但对要处决卢汉这样的大员，怎敢擅自做主？又拿着电报赶去请示蒋介石。
蒋介石这天正在中央军校内接见张群从昆明带来的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将领，并共进晚餐。见他们一被传召就飞来了，特别是龙泽汇的态度极恭顺，表明对他还是很忠心。他的心情颇为舒畅。
蒋介石知道龙泽汇是卢汉的妻弟，也就显得很关切，进餐时特意把他安置在自己左边首位，位居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却屈尊坐于右边的首位，而资历、军阶、职位都比龙泽汇高得多的胡宗南、俞济时、盛文、李弥、余程万等人，则只是坐在左右的二、三、四席位。毛人凤见这情况，哪里还敢当场去提暗杀卢汉的事，只好悄悄退下。历史往往都是这样，一个偶然差错却会造成事件向另一方向严重倾斜，如果当时毛人凤有机会说动蒋介石，授权他刺杀卢汉，云南能否如期起义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就是毛人凤急于向蒋介石请示，是否立即暗杀卢汉的同一天（12月7日），卢汉秘密派往香港，与周体仁一起去寻找中共中央华南局密商起义问题的财政厅长林南园，在这天上午飞回昆明了。
33.把准备起义的日期告知了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
林南园（毓棠）后来在1979年9月至1984年3月写成的《云南起义经过纪实》中是这样叙述他12月3日下午到达香港后的情况：“5日下午会同龚自知、龚学遂到九龙张铁生（华南分局负责人）住宅，向张铁生转达了卢汉起义的打算和四点要求。张铁生认为：‘目前形势非常紧急，希望林先生转告卢汉先生，争取时间，见诸行动，共产党是重行动，不重宣言；至于起义以后的许多问题，已有湖南程潜起义的先例，只要卢先生见诸行动，党中央一定对云南大力支援。’”
当林南园和12月5日到达香港的周体仁，准备12月7日去广州晋谒叶剑英时，“6日一早，张铁生又派人和龚自知一道来找林（南园），转达组织上的意见说：‘你们要去广州见叶剑英主席，我们不反对，但根据已了解的情况，昆明形势确已非常紧迫，建议林先生速回昆明，催促卢先生见诸行动为好，否则将贻误戎机，要误大事。’并且说：‘这是经过华南局组织上研究决定的。’”这就使得林南园改变了行程，只是让“周体仁持卢汉介绍信，到广州见叶剑英主席”，他在12月7日急匆匆飞返昆明。林南园在临行前的12月6日晚上，再找到留在香港的龚自知，请他代为起草起义的通电，龚自知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省参议会议长多年，素以才情著称，这段时间又活动于香港了解形势，很快把起义通电稿拟好，由林南园缝在自己的毛呢大衣脚边上带回昆明。
林南园下了飞机后，立即直奔翠湖边的卢汉公馆，据他后来回忆：“我把中共华南局的指示向卢汉作了详细汇报。卢汉当即作出准备12月9日举行起义的决定。卢对我说：‘自你走后，张群几次和我商量，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逼得太紧……”从林南园的回忆来看，这是卢汉被张群逼得太紧又得到中共华南局的“指示”，所以才毅然决定在12月9日举行起义。第二天，卢汉又把准备起义的日期告知了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据当时任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陈盛年回忆：“起义前两天，卢汉经杨青田告知12月8日张群带要员飞昆作最后控制昆明的部署来了。起义的日期最后决定了。起义安排在张群等人下飞机后……”
对于林南园去香港见张铁生一事，当时在中共香港工作组工作的吴荻舟在1990年1月2日也有回忆，她说当时她也在场，“林（南园）说卢（汉）很急。我们接中央指示，要等解放军接近云南边境时，卢才好宣布起义，以便解放军急行军趋援。并要卢派人直接与邓小平同志联系。”这就与林南园的回忆有出入。谁的回忆对呢？因为吴荻舟又声明了一句：“以上资料，可能有记错，供参考。”可惜如今找不到张铁生的回忆了！但事后证明，卢汉没有等到人民解放军接近滇黔边境就仓促起义，被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围攻，几乎让昆明惨遭蹂躏，确实是很危险！
听了林南园在香港活动的情况，卢汉很兴奋，又把他的亲信杨文清、孙东明找来，一起审订、修改龚自知起草的这份起义通电的措词，只等龙泽汇他们从成都回来就动手。
这一切，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却浑然不知，还以为能继续控制住卢汉。据龙泽汇后来回忆，这天在接见时，蒋介石曾询问他：“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准备怎么办？”龙泽汇恭敬地回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定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他是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学生，所以也按照黄埔军人的习惯亲切地称蒋介石为校长。“把云南变成坚定的反共基地”，这正是蒋介石所盼望的，但还是问：“要是抵抗不住呢？”“撤退到滇西大理一带抵抗。”
蒋介石这几年听够了他的军队以“撤退”、“转进”为名的不战而逃，最近宋希濂在川东就是这样在“转进”途中跑垮了十几万大军。他气愤地说：“谁叫你们跑滇西？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了!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龙泽汇本想说，不是你一再命令我们西迁滇西吗？怎么这又错了呢?但见蒋介石一脸愠色，只好小心地回答：“卢主席和我们有困难呀！”“有什么困难？”蒋介石瞪着龙泽汇问。
林南园（毓棠）后来在1979年9月至1984年3月写成的《云南起义经过纪实》中是这样叙述他12月3日下午到达香港后的情况：“5日下午会同龚自知、龚学遂到九龙张铁生（华南分局负责人）住宅，向张铁生转达了卢汉起义的打算和四点要求。张铁生认为：‘目前形势非常紧急，希望林先生转告卢汉先生，争取时间，见诸行动，共产党是重行动，不重宣言；至于起义以后的许多问题，已有湖南程潜起义的先例，只要卢先生见诸行动，党中央一定对云南大力支援。’”
当林南园和12月5日到达香港的周体仁，准备12月7日去广州晋谒叶剑英时，“6日一早，张铁生又派人和龚自知一道来找林（南园），转达组织上的意见说：‘你们要去广州见叶剑英主席，我们不反对，但根据已了解的情况，昆明形势确已非常紧迫，建议林先生速回昆明，催促卢先生见诸行动为好，否则将贻误戎机，要误大事。’并且说：‘这是经过华南局组织上研究决定的。’”这就使得林南园改变了行程，只是让“周体仁持卢汉介绍信，到广州见叶剑英主席”，他在12月7日急匆匆飞返昆明。林南园在临行前的12月6日晚上，再找到留在香港的龚自知，请他代为起草起义的通电，龚自知担任过云南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长、省参议会议长多年，素以才情著称，这段时间又活动于香港了解形势，很快把起义通电稿拟好，由林南园缝在自己的毛呢大衣脚边上带回昆明。
林南园下了飞机后，立即直奔翠湖边的卢汉公馆，据他后来回忆：“我把中共华南局的指示向卢汉作了详细汇报。卢汉当即作出准备12月9日举行起义的决定。卢对我说：‘自你走后，张群几次和我商量，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逼得太紧……”从林南园的回忆来看，这是卢汉被张群逼得太紧又得到中共华南局的“指示”，所以才毅然决定在12月9日举行起义。第二天，卢汉又把准备起义的日期告知了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据当时任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陈盛年回忆：“起义前两天，卢汉经杨青田告知12月8日张群带要员飞昆作最后控制昆明的部署来了。起义的日期最后决定了。起义安排在张群等人下飞机后……”
对于林南园去香港见张铁生一事，当时在中共香港工作组工作的吴荻舟在1990年1月2日也有回忆，她说当时她也在场，“林（南园）说卢（汉）很急。我们接中央指示，要等解放军接近云南边境时，卢才好宣布起义，以便解放军急行军趋援。并要卢派人直接与邓小平同志联系。”这就与林南园的回忆有出入。谁的回忆对呢？因为吴荻舟又声明了一句：“以上资料，可能有记错，供参考。”可惜如今找不到张铁生的回忆了！但事后证明，卢汉没有等到人民解放军接近滇黔边境就仓促起义，被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围攻，几乎让昆明惨遭蹂躏，确实是很危险！
听了林南园在香港活动的情况，卢汉很兴奋，又把他的亲信杨文清、孙东明找来，一起审订、修改龚自知起草的这份起义通电的措词，只等龙泽汇他们从成都回来就动手。
这一切，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却浑然不知，还以为能继续控制住卢汉。据龙泽汇后来回忆，这天在接见时，蒋介石曾询问他：“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准备怎么办？”龙泽汇恭敬地回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定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他是南京中央军校第八期学生，所以也按照黄埔军人的习惯亲切地称蒋介石为校长。“把云南变成坚定的反共基地”，这正是蒋介石所盼望的，但还是问：“要是抵抗不住呢？”“撤退到滇西大理一带抵抗。”
蒋介石这几年听够了他的军队以“撤退”、“转进”为名的不战而逃，最近宋希濂在川东就是这样在“转进”途中跑垮了十几万大军。他气愤地说：“谁叫你们跑滇西？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了!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龙泽汇本想说，不是你一再命令我们西迁滇西吗？怎么这又错了呢?但见蒋介石一脸愠色，只好小心地回答：“卢主席和我们有困难呀！”“有什么困难？”蒋介石瞪着龙泽汇问。
34.不明白蒋介石的心情怎么会突然这样好
龙泽汇来成都前，已经向卢汉请示过了怎么对付蒋介石的询问，忙说：“不是我们不敢抵抗，只是困难确实太多，保安团升格成两个军后，武器没有补充，军饷没有着落，汽油没有，运送不了部队……”蒋介石也知道，联勤总部秉承他的意志，对云南地方军队的军需一向是故意克扣，以免他们发展坐大，这才没有再发脾气。他想：如今成都将难以久守，堆在仓库里的军需物资不及时发放掉，又会像广州、重庆那样落入共军之手，10天前逃离重庆时，就眼睁睁地让23万余枚银元丢在飞机场上被乱兵抢去。这时候也就换了一副脸容:“你们的要求都可以解决。武器在仓库里有的是，现在美国借给的银元，都存在菲律宾，马上空运给你们，至于汽油就更好办了，立刻可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往昆明……”
他突然这样有求必应，把在座的张群都惊住了，不明白蒋介石今天的心情怎么会突然这样好？早这样回答卢汉，给他三个师的装备和300万银元，自己也好做卢汉的工作，何必辛苦地一趟又一趟飞来飞去。龙泽汇也就扮出一副感激、高兴的神色，表示他一定回去转告卢汉主席，同心协力抗御共军于云南以外，不辜负校长的一片苦心……他们一问一答时，在座的文武大员都肃然地听着，也不敢插话。这一向是陪宴的规矩。
晚餐后，蒋介石又派侍从室的人员领着龙泽汇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具体洽商和领取武器装备的事。冬天晚上的成都阴冷欲雪，顾祝同正在火盆边上烤火查看军情电报，他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电话，也明白如今的云南非同以往，要格外关注；很客气地说：“总统刚才电谕，你们云南所需物资，我当优先满足。不知你们需要多少？”龙泽汇这次来成都只是应付蒋介石，以掩盖他们即将起义的活动，并没有想到要多少武器弹药和服装，只好说：“报告总长，我没有带参谋副官来，具体数字一时计算不出，等明天我回到昆明，再造表册派人来领。”顾祝同一向处事细心，如果是平常，就会发现龙泽汇此行是敷衍了事，哪有向最高当局陈述困难，却拿不出具体数字的事？但今晚他正为川陕边界的褒城、汉中、勉县等地连续失守，入川门户洞开的紧急军情所困扰，也就心不在焉地随口答应：“行，行！”
前些天蒋介石见张群几次飞往昆明都不能说服卢汉，很是焦急，他儿子蒋经国在12月7日的日记中，也这样记载：“滇卢（汉）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的名义。”但这次见龙泽汇来很恭顺服从，才减少了一些怀疑，对云南方面略为放心，嘱咐张群在12月9日再去昆明安抚卢汉。这天早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去中央军校谒见蒋介石，见张群正带着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以及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等人进来与蒋介石一起进早餐。略事寒暄后，张群告诉他，早饭后，还要飞昆明。王陵基和张群平日虽然有矛盾，如今在覆亡之前，似乎忘了从前的芥蒂；他把张群拉在一边，悄悄劝说：“算了，还是不要去为好，卢汉这家伙靠不住。”张群也被龙泽汇的恭顺迷惑了，心想，卢汉要的几个师装备都给了，自己又和卢汉私交不错，不会有什么变异，却很有把握地笑着说：“这回靠得住了。”王陵基见他不听劝告，也就懒得再说。
张群如此自信，还因为头天晚上，从蒋介石的晚餐席上下来，又特意打了个电话给卢汉的主任秘书杨适生，询问昆明近况如何？杨适生曾长时间代表卢汉驻重庆与张群联系，张群几次去昆明，杨适生都服侍得殷勤周到，使他错以为杨适生是他可信任的人。
杨适生回答他：“一切照常。”他又关切地追问：“真的一切照常？”杨适生的话仍然很干脆，“真的一切照常。”张群再一次放心了，对杨适生说：“好，请你告诉卢主席，明天我偕同龙泽汇他们飞昆明。”
成都的冬天大雾弥漫，川西平原也就如同一望无际的雾的海洋，常要到中午才袅袅散去。张群他们的专机这天一直等到下午才起飞。除了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将领外，同机的还有新近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副长官的孙渡
龙泽汇来成都前，已经向卢汉请示过了怎么对付蒋介石的询问，忙说：“不是我们不敢抵抗，只是困难确实太多，保安团升格成两个军后，武器没有补充，军饷没有着落，汽油没有，运送不了部队……”蒋介石也知道，联勤总部秉承他的意志，对云南地方军队的军需一向是故意克扣，以免他们发展坐大，这才没有再发脾气。他想：如今成都将难以久守，堆在仓库里的军需物资不及时发放掉，又会像广州、重庆那样落入共军之手，10天前逃离重庆时，就眼睁睁地让23万余枚银元丢在飞机场上被乱兵抢去。这时候也就换了一副脸容:“你们的要求都可以解决。武器在仓库里有的是，现在美国借给的银元，都存在菲律宾，马上空运给你们，至于汽油就更好办了，立刻可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往昆明……”
他突然这样有求必应，把在座的张群都惊住了，不明白蒋介石今天的心情怎么会突然这样好？早这样回答卢汉，给他三个师的装备和300万银元，自己也好做卢汉的工作，何必辛苦地一趟又一趟飞来飞去。龙泽汇也就扮出一副感激、高兴的神色，表示他一定回去转告卢汉主席，同心协力抗御共军于云南以外，不辜负校长的一片苦心……他们一问一答时，在座的文武大员都肃然地听着，也不敢插话。这一向是陪宴的规矩。
晚餐后，蒋介石又派侍从室的人员领着龙泽汇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具体洽商和领取武器装备的事。冬天晚上的成都阴冷欲雪，顾祝同正在火盆边上烤火查看军情电报，他已经得到了蒋介石的电话，也明白如今的云南非同以往，要格外关注；很客气地说：“总统刚才电谕，你们云南所需物资，我当优先满足。不知你们需要多少？”龙泽汇这次来成都只是应付蒋介石，以掩盖他们即将起义的活动，并没有想到要多少武器弹药和服装，只好说：“报告总长，我没有带参谋副官来，具体数字一时计算不出，等明天我回到昆明，再造表册派人来领。”顾祝同一向处事细心，如果是平常，就会发现龙泽汇此行是敷衍了事，哪有向最高当局陈述困难，却拿不出具体数字的事？但今晚他正为川陕边界的褒城、汉中、勉县等地连续失守，入川门户洞开的紧急军情所困扰，也就心不在焉地随口答应：“行，行！”
前些天蒋介石见张群几次飞往昆明都不能说服卢汉，很是焦急，他儿子蒋经国在12月7日的日记中，也这样记载：“滇卢（汉）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的名义。”但这次见龙泽汇来很恭顺服从，才减少了一些怀疑，对云南方面略为放心，嘱咐张群在12月9日再去昆明安抚卢汉。这天早上，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去中央军校谒见蒋介石，见张群正带着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以及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等人进来与蒋介石一起进早餐。略事寒暄后，张群告诉他，早饭后，还要飞昆明。王陵基和张群平日虽然有矛盾，如今在覆亡之前，似乎忘了从前的芥蒂；他把张群拉在一边，悄悄劝说：“算了，还是不要去为好，卢汉这家伙靠不住。”张群也被龙泽汇的恭顺迷惑了，心想，卢汉要的几个师装备都给了，自己又和卢汉私交不错，不会有什么变异，却很有把握地笑着说：“这回靠得住了。”王陵基见他不听劝告，也就懒得再说。
张群如此自信，还因为头天晚上，从蒋介石的晚餐席上下来，又特意打了个电话给卢汉的主任秘书杨适生，询问昆明近况如何？杨适生曾长时间代表卢汉驻重庆与张群联系，张群几次去昆明，杨适生都服侍得殷勤周到，使他错以为杨适生是他可信任的人。
杨适生回答他：“一切照常。”他又关切地追问：“真的一切照常？”杨适生的话仍然很干脆，“真的一切照常。”张群再一次放心了，对杨适生说：“好，请你告诉卢主席，明天我偕同龙泽汇他们飞昆明。”
成都的冬天大雾弥漫，川西平原也就如同一望无际的雾的海洋，常要到中午才袅袅散去。张群他们的专机这天一直等到下午才起飞。除了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将领外，同机的还有新近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副长官的孙渡
35.他才感觉事情不妙
孙渡也是滇籍将领，过去担任龙云的参谋长时，卢汉是他手下的督练处长。抗战初期，他率领由滇军组建的第五十八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几次大的战役，先后担任过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解放战争中，他又受蒋介石之命，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指挥第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滇军在东北起义和被歼前，他才调往热河省当主席，闪过了被俘被歼的命运。他这次去昆明，是奉蒋介石之命，利用他在云南的关系帮助稳住卢汉。但他离开云南太久，信息不灵，不了解云南在当前动荡局势中的变化，却没想到此行是自投罗网。卢汉起义后，他在亲友掩护下，隐藏在昆明郊区的一个菜园子里，装扮成种菜人，提心吊胆地过了近三年，直到1952年清匪反霸运动展开，才被群众检举，作为战犯逮捕，关押到1963年，在第四批特赦中释放，回昆明后担任过云南省政协委员。
再说，张群等人乘坐的飞机是傍晚5时20分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昆明的冬天多数时间温暖无风，从飞机上往下看，金色的夕阳里，红土地上绿树成荫，炊烟缭绕，一片安详，这与成都那潮湿寒冷多雾，溃散的军队挤满城内外的兵荒马乱景象大不一样。这次来往于昆明成都的途中，龙泽汇等云南将领对他都极为恭顺有礼，使他觉得卢汉这人虽然有时候有些彝族汉子的暴烈脾气，总体上还是朴实重感情。心情一愉快，就忘了不断来回奔波的辛苦，更不觉得与卢汉打交道有危险。
卢汉还是称病没有到机场迎接，来的是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省政府委员杨文清。一行人前呼后拥地把张群送到翠湖东路的卢汉旧公馆中住下。
这期间，由于预定运往成都的8000吨汽油没有运去，空军司令王叔铭只好命令飞机缩短航程，分段停降加油，由成都飞台北的飞机都经停昆明或海南岛中转。这两天，昆明机场一片忙碌，马锳见机场上还停着十余架从成都飞海南岛在这里暂时停歇的飞机，就报告卢汉派兵予以扣留，并把机场的汽油库封锁，不准任何飞机加油。驻昆明的空军立即把这一动向用加急电报告给在成都的蒋介石。蒋介石大吃一惊，再联系毛人凤刚送来的沈醉电报，才猛然省悟卢汉确实要“叛变”了，忙用密电命令云南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去通知李弥、余程万，立即返防指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昆明进发。
电报传到沈延世手中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他打电话找李弥、余程万，却都不在军部。李弥、余程万回到昆明后，由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陪同，在街上饭馆里吃喝了一顿后，又聚集到如安街的第六编练司令部喝茶聊天，准备休息够了前往卢汉公馆，他们已接到通知，当晚张群要召开会议。
沈延世也接到了张群已抵达昆明，晚间将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他们空军受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平日与云南地方当局来往不多，更不了解云南军政界的复杂情况，又对蒋介石这封语句简单的电报理解不清，还以为是一般的部队调动，心想，等晚间开会，再把这电报交给李弥他们吧！但过了一会，卢汉的几卡车部队开来，跳下车就如临大敌似的，在机场内外架起了机枪，封锁飞机起降。他才感觉事情不妙，急忙开着吉普车往城里飞奔，把这情况去报告给张群……
龙泽汇下了飞机后，也不回家，从机场直接赶往卢汉在青莲街的新公馆。卢汉这时候顾不上了解龙泽汇他们在成都的情况，而是不等龙泽汇说话，就急匆匆地问：“岳公来了没有？”（张群字岳军，卢汉一向尊称他为“岳公”。）龙泽汇回答:“来了。”卢汉点头：“他来了就好。你先看看这个。”顺手把一张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名义召集会议的通知递给龙泽汇。通知上写着：“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9日)下午9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主任卢汉。”这是一张文理欠通的通知，哪有卢汉自称“卢公馆”之理，但那时候管这些文书事宜的都是些行伍出身的人，也就不讲究这些。
孙渡也是滇籍将领，过去担任龙云的参谋长时，卢汉是他手下的督练处长。抗战初期，他率领由滇军组建的第五十八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几次大的战役，先后担任过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解放战争中，他又受蒋介石之命，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指挥第六十军和九十三军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滇军在东北起义和被歼前，他才调往热河省当主席，闪过了被俘被歼的命运。他这次去昆明，是奉蒋介石之命，利用他在云南的关系帮助稳住卢汉。但他离开云南太久，信息不灵，不了解云南在当前动荡局势中的变化，却没想到此行是自投罗网。卢汉起义后，他在亲友掩护下，隐藏在昆明郊区的一个菜园子里，装扮成种菜人，提心吊胆地过了近三年，直到1952年清匪反霸运动展开，才被群众检举，作为战犯逮捕，关押到1963年，在第四批特赦中释放，回昆明后担任过云南省政协委员。
再说，张群等人乘坐的飞机是傍晚5时20分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昆明的冬天多数时间温暖无风，从飞机上往下看，金色的夕阳里，红土地上绿树成荫，炊烟缭绕，一片安详，这与成都那潮湿寒冷多雾，溃散的军队挤满城内外的兵荒马乱景象大不一样。这次来往于昆明成都的途中，龙泽汇等云南将领对他都极为恭顺有礼，使他觉得卢汉这人虽然有时候有些彝族汉子的暴烈脾气，总体上还是朴实重感情。心情一愉快，就忘了不断来回奔波的辛苦，更不觉得与卢汉打交道有危险。
卢汉还是称病没有到机场迎接，来的是绥靖公署副主任马锳、省党部主任委员裴存藩、省政府委员杨文清。一行人前呼后拥地把张群送到翠湖东路的卢汉旧公馆中住下。
这期间，由于预定运往成都的8000吨汽油没有运去，空军司令王叔铭只好命令飞机缩短航程，分段停降加油，由成都飞台北的飞机都经停昆明或海南岛中转。这两天，昆明机场一片忙碌，马锳见机场上还停着十余架从成都飞海南岛在这里暂时停歇的飞机，就报告卢汉派兵予以扣留，并把机场的汽油库封锁，不准任何飞机加油。驻昆明的空军立即把这一动向用加急电报告给在成都的蒋介石。蒋介石大吃一惊，再联系毛人凤刚送来的沈醉电报，才猛然省悟卢汉确实要“叛变”了，忙用密电命令云南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去通知李弥、余程万，立即返防指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昆明进发。
电报传到沈延世手中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他打电话找李弥、余程万，却都不在军部。李弥、余程万回到昆明后，由第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陪同，在街上饭馆里吃喝了一顿后，又聚集到如安街的第六编练司令部喝茶聊天，准备休息够了前往卢汉公馆，他们已接到通知，当晚张群要召开会议。
沈延世也接到了张群已抵达昆明，晚间将召开重要会议的通知。他们空军受国民党中央直接指挥，平日与云南地方当局来往不多，更不了解云南军政界的复杂情况，又对蒋介石这封语句简单的电报理解不清，还以为是一般的部队调动，心想，等晚间开会，再把这电报交给李弥他们吧！但过了一会，卢汉的几卡车部队开来，跳下车就如临大敌似的，在机场内外架起了机枪，封锁飞机起降。他才感觉事情不妙，急忙开着吉普车往城里飞奔，把这情况去报告给张群……
龙泽汇下了飞机后，也不回家，从机场直接赶往卢汉在青莲街的新公馆。卢汉这时候顾不上了解龙泽汇他们在成都的情况，而是不等龙泽汇说话，就急匆匆地问：“岳公来了没有？”（张群字岳军，卢汉一向尊称他为“岳公”。）龙泽汇回答:“来了。”卢汉点头：“他来了就好。你先看看这个。”顺手把一张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名义召集会议的通知递给龙泽汇。通知上写着：“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9日)下午9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先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主任卢汉。”这是一张文理欠通的通知，哪有卢汉自称“卢公馆”之理，但那时候管这些文书事宜的都是些行伍出身的人，也就不讲究这些。
36.使这些外国人摸不清卢汉的底细
龙泽汇见名单上也有他，还搞不清楚这样急匆匆开会干什么？卢汉向他解释：“我把你和马锳、谢崇文，也列入通知的名单里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不必来。今晚10点钟就要行动。”龙泽汇没有想到卢汉会这样快就动手，惊讶地问：“起义吗？”卢汉威严而又笃定地回答：“唔!”龙泽汇是军人，立即想到一旦起义就要与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兵戈相见，忙问：“我们的部队呢?”“陇生文师已到安宁集结，余建勋军正在全速东进……”陇生文的第二七七师是从前的保安第一旅，新近编入龙泽汇指挥的第九十三军，是这个军的主力师，刚从滇西车运回来。有这个师加入城防他才略为放心。卢汉叮嘱龙泽汇立即去找第九十三军副军长兼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了解他离开昆明后这几天的情况并迅速掌握调遣部队。
从卢宅出来后，龙泽汇就赶往设在五华山的警备司令部。佴晓清向他报告：“已经命令陇生文的第二七七师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布防；张秉昌的第二七九师沿昆明北郊的金殿至长虫山一带构筑工事；张中汉的第二七八师作为预备队留驻昆明市区并负责城防。”这一布局在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没有发动进攻之前，还是大体可行。龙泽汇同意了，紧接着召集师长们来商议更周密的防御设想。卢汉为了给人们造成仍然和平时一样在正常处理公务的假象，这天晚上特意在他的青莲街新建的住宅设宴招待美国驻云南总领事陆德瑾、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还请了云南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作陪。只见他那豪华的住宅内外，灯火辉煌，车辆盈门，一片热闹气氛。这些外国人喝着好酒吃着佳肴，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小时后，昆明将易帜，他们也将在明天从外交使节变成普通侨民，从此结束他们在云南的外交官生涯。
在酒宴中，卢汉显得豪爽热情，把这些外交官和参加宴会的人都迷惑住了。他们都知道张群又来了昆明，以为卢汉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外交官们也奉有本国政府之命，暗中注视着卢汉的动向，尤其是美国总领事陆德瑾更是时时跳到明处来引诱卢汉，希望他能把云南作为坚实的“反共基地”。有一次，陆德瑾通过绥靖公署参谋长谢崇文，要求与卢汉见面，卢汉接见了他，在交谈过程中，陆德瑾却露骨地表示：“只要卢先生继续反对共产党，美国可提供100万美元的经费，武器、弹药、后勤供应也由美国飞机空运补充。”
卢汉知道这是美国策动云南闹独立的前奏，客气地予以拒绝：“我们的经费，中央按月拨给，不劳你们提供了。”过了一段时间，陆德瑾风闻卢汉有起义可能，着急了，又以有五个美国记者要见卢汉为名，请谢崇文再次引见。这次，这个美国总领事连外交礼仪都不顾了，赤膊上阵来插手中国的内政，当着卢汉的面大骂蒋介石无能，致使共产党坐大；然后又假装关切地表示:西南危在旦夕，只有依靠卢汉将军出来支撑危局。他向卢汉提出，应该宣布云南独立另立政府，美国可以负责经费、武器、弹药的供应，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卢汉冷漠地反问:这样，中国不是更乱了吗？这个美国官员是负了使命而来，也就不顾卢汉已经明显表现出对他反感，继续喋喋不休地劝说卢汉走云南独立的道路……卢汉虽然长期生活、工作于国民党阵营，过去又长期反共，但民族正义感和军人的自尊还是很强烈，怒火上升了，板着脸孔说：“我不能这样办！”才把这伙美国人打发走。对这天的事，卢汉很生气，对谢崇文说：“以后不要带这些人来见我，由你适当应付就是了！”
今晚这个美国总领事见卢汉态度和蔼，以为又有机可乘，在喝酒吃菜的同时还是没有忘记他在云南的特殊使命，故意告诉卢汉：“据有关消息，共军将进攻云南，并且已经任命从大理出去的白族将军、老共产党人周保中为云南省主席，卢主席知道吗？”卢汉打着哈哈说:“是吗？想当云南主席的人多呢！”然后又说：“云南有这样多军队，地势又险要，共军怎么能轻易进来？”仍然是不以为意地殷勤劝酒待客，使这些外国人摸不清卢汉的底细。
龙泽汇见名单上也有他，还搞不清楚这样急匆匆开会干什么？卢汉向他解释：“我把你和马锳、谢崇文，也列入通知的名单里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不必来。今晚10点钟就要行动。”龙泽汇没有想到卢汉会这样快就动手，惊讶地问：“起义吗？”卢汉威严而又笃定地回答：“唔!”龙泽汇是军人，立即想到一旦起义就要与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兵戈相见，忙问：“我们的部队呢?”“陇生文师已到安宁集结，余建勋军正在全速东进……”陇生文的第二七七师是从前的保安第一旅，新近编入龙泽汇指挥的第九十三军，是这个军的主力师，刚从滇西车运回来。有这个师加入城防他才略为放心。卢汉叮嘱龙泽汇立即去找第九十三军副军长兼昆明警备司令佴晓清，了解他离开昆明后这几天的情况并迅速掌握调遣部队。
从卢宅出来后，龙泽汇就赶往设在五华山的警备司令部。佴晓清向他报告：“已经命令陇生文的第二七七师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布防；张秉昌的第二七九师沿昆明北郊的金殿至长虫山一带构筑工事；张中汉的第二七八师作为预备队留驻昆明市区并负责城防。”这一布局在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没有发动进攻之前，还是大体可行。龙泽汇同意了，紧接着召集师长们来商议更周密的防御设想。卢汉为了给人们造成仍然和平时一样在正常处理公务的假象，这天晚上特意在他的青莲街新建的住宅设宴招待美国驻云南总领事陆德瑾、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还请了云南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作陪。只见他那豪华的住宅内外，灯火辉煌，车辆盈门，一片热闹气氛。这些外国人喝着好酒吃着佳肴，怎么也不会想到几个小时后，昆明将易帜，他们也将在明天从外交使节变成普通侨民，从此结束他们在云南的外交官生涯。
在酒宴中，卢汉显得豪爽热情，把这些外交官和参加宴会的人都迷惑住了。他们都知道张群又来了昆明，以为卢汉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什么好处。外交官们也奉有本国政府之命，暗中注视着卢汉的动向，尤其是美国总领事陆德瑾更是时时跳到明处来引诱卢汉，希望他能把云南作为坚实的“反共基地”。有一次，陆德瑾通过绥靖公署参谋长谢崇文，要求与卢汉见面，卢汉接见了他，在交谈过程中，陆德瑾却露骨地表示：“只要卢先生继续反对共产党，美国可提供100万美元的经费，武器、弹药、后勤供应也由美国飞机空运补充。”
卢汉知道这是美国策动云南闹独立的前奏，客气地予以拒绝：“我们的经费，中央按月拨给，不劳你们提供了。”过了一段时间，陆德瑾风闻卢汉有起义可能，着急了，又以有五个美国记者要见卢汉为名，请谢崇文再次引见。这次，这个美国总领事连外交礼仪都不顾了，赤膊上阵来插手中国的内政，当着卢汉的面大骂蒋介石无能，致使共产党坐大；然后又假装关切地表示:西南危在旦夕，只有依靠卢汉将军出来支撑危局。他向卢汉提出，应该宣布云南独立另立政府，美国可以负责经费、武器、弹药的供应，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卢汉冷漠地反问:这样，中国不是更乱了吗？这个美国官员是负了使命而来，也就不顾卢汉已经明显表现出对他反感，继续喋喋不休地劝说卢汉走云南独立的道路……卢汉虽然长期生活、工作于国民党阵营，过去又长期反共，但民族正义感和军人的自尊还是很强烈，怒火上升了，板着脸孔说：“我不能这样办！”才把这伙美国人打发走。对这天的事，卢汉很生气，对谢崇文说：“以后不要带这些人来见我，由你适当应付就是了！”
今晚这个美国总领事见卢汉态度和蔼，以为又有机可乘，在喝酒吃菜的同时还是没有忘记他在云南的特殊使命，故意告诉卢汉：“据有关消息，共军将进攻云南，并且已经任命从大理出去的白族将军、老共产党人周保中为云南省主席，卢主席知道吗？”卢汉打着哈哈说:“是吗？想当云南主席的人多呢！”然后又说：“云南有这样多军队，地势又险要，共军怎么能轻易进来？”仍然是不以为意地殷勤劝酒待客，使这些外国人摸不清卢汉的底细。
37.张群当时就吓得脸无人色
这场宴会还没有散，那边来参加今晚的高层会议聆听张群训示的将领们就陆续来了。被通知参加会的除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还有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分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分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蓬、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会议通知是由绥靖公署总务处长何象尧在下午亲自送达，要他们逐一在自己名字下签名盖章。这些人见是张群召集会议，不敢怠慢，都全副戎装，衣冠整齐地提前出发。
在去往卢汉官邸前，余程万、石补天在如安街李弥的第六编练司令部一边喝茶抽烟，一边猜测，今晚的紧急会议是什么内容，可能仍然是如何防御人民解放军进攻云南，以及卢汉的省政府让出昆明迁往滇西的那些事吧！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张群和卢汉因为省政府搬迁滇西的问题，意见不合争执起来，他们怎么办？一方面是代表蒋介石的中央大员，一方面是地方实力派领头人物，都得罪不得。他们想了一会，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只是商定，去了多听少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最后听中央的命令。从这也可以看出这几个对云南局势也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军长师长，对当晚召集的会议是毫不疑心，更缺乏戒备。
张群刚下飞机，就发现了机场守卫部队封锁汽油库不让飞机加油的事，他问龙泽汇是怎么一回事？龙泽汇推说，他也是刚回来，不知道，等他去问问卢汉。如今张群在卢宅住下后，久等也不见卢汉过来，这事太反常，令他更疑心了，对陪伴他的杨适生说：“临下飞机，曾托龙军长代问卢主席，封锁汽油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不见他来，请你打个电话约他过来谈谈。”杨适生只好打电话给龙泽汇，龙泽汇叫杨适生回答张群：“你就对他说:卢主席有事不知去哪里了？还说既然张长官交待过，他会来的。”晚餐时，杨文清和财政厅长林南园来陪张群进餐。这时候，蒋介石亲自从成都打来电话问张群，昆明封锁机场扣留飞机是怎么一回事？张群只说了一句：“我还没有见到卢主席……”话没说完，电话就被监听的人掐断了。张群当时就吓得脸无人色，手里的电话筒也几乎掉在桌上，一再追问杨文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杨文清、林南园、杨适生都装糊涂，说不了解机场的事，是不是地勤人员和空勤又发生了矛盾？还说，他们空军内部经常扯皮。张群并不相信这些话，催他们快去请卢汉过来。杨文清说：“卢主席正在宴请英、美、法的总领事，宴会散了后，他会过来看望长官。”张群心想，如果卢汉有什么军事行动，这时候就不会有闲情宴请外国使节。心情才略为安定些。
饭后，杨文清、林南园借故走了，只由杨适生一个人陪着。晚9时左右，李弥、余程万、石补天走了进来，恭敬地向张群敬礼、问好。他见这几个军师长一脸怡然自得神色，又不像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当李弥用请示的语气询问：“今晚卢主席召集开会，长官知道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张群这才知道今晚有会议，更是既意外又茫然，尴尬地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着卢主席呢！”
站在一旁的杨适生怕他们再谈下去惹出麻烦，惊动了这几个军长师长，今晚的事就不好办了，忙插嘴说，“今晚开的是重要会议，趁长官来昆明的机会，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解决。卢主席在那边等候着两位，先同两位碰头，再来请长官过去训示。请两位不必绕路，从侧门进去吧!”一边说着，就把李弥、余程万、石补天从侧门带往卢汉青莲街的新公馆。这几个军长师长可能是晚餐时多喝了几杯酒，头脑昏昏沉沉的不灵活，却是大大咧咧地相信，既然张群来了，当然有重要事商讨，也就被杨适生支应过去。这种把他和李弥等将领隔离开的做法使张群又起疑虑，但又要显示自己的长官风度只好隐忍不发。又过了一会，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急匆匆地开着一辆吉普车，狂按着喇叭一直闯到院子里，跳下车就大叫：“报告长官，不得了，飞机场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还想趋近把张群拉进小客厅去说话，杨适生忙从中拦住，说：“参加会议的人都已到齐，只等你一个人了。”又把他从侧门送进了卢汉的新公馆。
这场宴会还没有散，那边来参加今晚的高层会议聆听张群训示的将领们就陆续来了。被通知参加会的除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还有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分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分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蓬、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会议通知是由绥靖公署总务处长何象尧在下午亲自送达，要他们逐一在自己名字下签名盖章。这些人见是张群召集会议，不敢怠慢，都全副戎装，衣冠整齐地提前出发。
在去往卢汉官邸前，余程万、石补天在如安街李弥的第六编练司令部一边喝茶抽烟，一边猜测，今晚的紧急会议是什么内容，可能仍然是如何防御人民解放军进攻云南，以及卢汉的省政府让出昆明迁往滇西的那些事吧！他们担心的是如果张群和卢汉因为省政府搬迁滇西的问题，意见不合争执起来，他们怎么办？一方面是代表蒋介石的中央大员，一方面是地方实力派领头人物，都得罪不得。他们想了一会，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只是商定，去了多听少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最后听中央的命令。从这也可以看出这几个对云南局势也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军长师长，对当晚召集的会议是毫不疑心，更缺乏戒备。
张群刚下飞机，就发现了机场守卫部队封锁汽油库不让飞机加油的事，他问龙泽汇是怎么一回事？龙泽汇推说，他也是刚回来，不知道，等他去问问卢汉。如今张群在卢宅住下后，久等也不见卢汉过来，这事太反常，令他更疑心了，对陪伴他的杨适生说：“临下飞机，曾托龙军长代问卢主席，封锁汽油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不见他来，请你打个电话约他过来谈谈。”杨适生只好打电话给龙泽汇，龙泽汇叫杨适生回答张群：“你就对他说:卢主席有事不知去哪里了？还说既然张长官交待过，他会来的。”晚餐时，杨文清和财政厅长林南园来陪张群进餐。这时候，蒋介石亲自从成都打来电话问张群，昆明封锁机场扣留飞机是怎么一回事？张群只说了一句：“我还没有见到卢主席……”话没说完，电话就被监听的人掐断了。张群当时就吓得脸无人色，手里的电话筒也几乎掉在桌上，一再追问杨文清，“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杨文清、林南园、杨适生都装糊涂，说不了解机场的事，是不是地勤人员和空勤又发生了矛盾？还说，他们空军内部经常扯皮。张群并不相信这些话，催他们快去请卢汉过来。杨文清说：“卢主席正在宴请英、美、法的总领事，宴会散了后，他会过来看望长官。”张群心想，如果卢汉有什么军事行动，这时候就不会有闲情宴请外国使节。心情才略为安定些。
饭后，杨文清、林南园借故走了，只由杨适生一个人陪着。晚9时左右，李弥、余程万、石补天走了进来，恭敬地向张群敬礼、问好。他见这几个军师长一脸怡然自得神色，又不像外边发生了什么事。当李弥用请示的语气询问：“今晚卢主席召集开会，长官知道不知道有什么重要事情？”张群这才知道今晚有会议，更是既意外又茫然，尴尬地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着卢主席呢！”
站在一旁的杨适生怕他们再谈下去惹出麻烦，惊动了这几个军长师长，今晚的事就不好办了，忙插嘴说，“今晚开的是重要会议，趁长官来昆明的机会，有些问题可以当面解决。卢主席在那边等候着两位，先同两位碰头，再来请长官过去训示。请两位不必绕路，从侧门进去吧!”一边说着，就把李弥、余程万、石补天从侧门带往卢汉青莲街的新公馆。这几个军长师长可能是晚餐时多喝了几杯酒，头脑昏昏沉沉的不灵活，却是大大咧咧地相信，既然张群来了，当然有重要事商讨，也就被杨适生支应过去。这种把他和李弥等将领隔离开的做法使张群又起疑虑，但又要显示自己的长官风度只好隐忍不发。又过了一会，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急匆匆地开着一辆吉普车，狂按着喇叭一直闯到院子里，跳下车就大叫：“报告长官，不得了，飞机场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还想趋近把张群拉进小客厅去说话，杨适生忙从中拦住，说：“参加会议的人都已到齐，只等你一个人了。”又把他从侧门送进了卢汉的新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