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俄罗斯的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