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苏联崩溃前官员们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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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
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
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
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
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本朝现在就是这样,一朋友跟省政府里面不少领导的小秘书经常一起喝酒,酒后那帮人就跟文章中的人一样,自己就说大实话:什么狗屁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领导跟俺们也跟就不相信那套,只不过大家都在说这套,不能做出头鸟。现在那些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粪青都是蠢猪,在机关混党组织就是说了算给你权利地位的领导,贪污被抓的人要不是吃的太狠人家吃不到利益摆不平得罪人政治斗争失败要不就是没有能耐后台不够胆子太大吃太多上头抓典型做靶子,捞钱也是有诀窍的。就那么回事
本朝现在就是这样,一朋友跟省政府里面不少领导的小秘书经常一起喝酒,酒后那帮人就跟文章中的人一样,自己就说大实话:什么狗屁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领导跟俺们也跟就不相信那套,只不过大家都在说这套,不能做出头鸟。现在那些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粪青都是蠢猪,在机关混党组织就是说了算给你权利地位的领导,贪污被抓的人要不是吃的太狠人家吃不到利益摆不平得罪人政治斗争失败要不就是没有能耐后台不够胆子太大吃太多上头抓典型做靶子,捞钱也是有诀窍的。就那么回事
哈哈,我也不信. 看现在这些公务员的服务质量就知道了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文章大部分比较客观,不过这个“学者”显然也就像中国的高高在上,屁股底下空空如也的“学者”犯了同样的喜欢做“代表”的毛病,不敢“狗”同,不然我不还是另一种犬儒?
文章大部分比较客观,不过这个“学者”显然也就像中国的高高在上,屁股底下空空如也的“学者”犯了同样的喜欢做“代表”的毛病,不敢“狗”同,不然我不还是另一种犬儒?
历史证明..奴隶有时比奴隶主更喜欢奴隶制..我很是奇怪...假如来次自由选举..我保证最支持TG的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公务员.....而是TG一直剥削的农民!
共产主义最失败的是在共产政权初期大都给人一种独裁与苦难的印象,加上西方媒体的配合,在西方基本上形成“共产主义=邪恶政权”共识。
lynn5302 发表于 2009-7-28 12:44
这是列宁式ZD基因作祟而已。
只要基因还在,再多与时俱进的中药调理也枉然。
这是列宁式ZD基因作祟而已。
只要基因还在,再多与时俱进的中药调理也枉然。
这里推荐一本书,俄罗斯 E.T.盖达尔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如果和当下时局对照,就尤为有趣。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250289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250289
看下历史事实,共产主义政权已经不能仅用邪恶来描述了,简直就是一场瘟疫
是瘟疫...偶感觉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当然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官员们,要为你们的后代子孙的性命着想啊。。。历代的皇族贵种哪个不是最后被杀绝了种。。。。
官员们,要为你们的后代子孙的性命着想啊。。。历代的皇族贵种哪个不是最后被杀绝了种。。。。
正统 发表于 2009-7-28 12:51
是斯大林才对吧。。。。。。
是斯大林才对吧。。。。。。
[:a14:]相比这种文章,我更关心的是解体后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流行的是鞭尸,也就是苏联咋个咋个地(顺便影射一下TG),俄罗斯从苏联解体后成立到现在快18年了吧。。。。。人们到底走过了怎样的一段路呢????
摧毁一种制度,那么必然会有一种新制度来代替。。。。。那么这个新制度是什么样呢?有人对此有过自己的想象么????
摧毁一种制度,那么必然会有一种新制度来代替。。。。。那么这个新制度是什么样呢?有人对此有过自己的想象么????
gnome2130 发表于 2009-7-28 12:55
对外也够恐怖,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直接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对立,你我差点又回原始社会打猎去了.现在已经很难分清这种扩张到底是基于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还是征服全球的野心,我当然希望是前者,但恐怕现实是跟希特勒想的一样
对外也够恐怖,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直接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对立,你我差点又回原始社会打猎去了.现在已经很难分清这种扩张到底是基于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还是征服全球的野心,我当然希望是前者,但恐怕现实是跟希特勒想的一样
楼上诸位,乃们的言论太不和谐了。虽然本帖说的是已经巨变的苏东,但是诸位要谨记乃们生活在D的阳光下的TG。本才还期望能继续在这里看到各位。
本人以为,在一切网络发言之前,请务必看一看乔治.奥威尔的《1984》,很重要很重要!
楼上诸位,乃们的言论太不和谐了。虽然本帖说的是已经巨变的苏东,但是诸位要谨记乃们生活在D的阳光下的TG。本才还期望能继续在这里看到各位。
本人以为,在一切网络发言之前,请务必看一看乔治.奥威尔的《1984》,很重要很重要!
对外也够恐怖,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直接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对立,你我差点又回原始社会打猎去了.现在已经很难分清这种扩张到底是基于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还是征服全球的野心,我当然希望是前者,但恐怕现实是跟希 ...
如果可以重来 发表于 2009-7-28 13:17
共产主义的扩张只不过是全球化的一个变种罢了。。。。。这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最后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全球化的大市场出现。至于征服全球之类的,现在不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资本主义征服了全球么
对外也够恐怖,共产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直接导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对立,你我差点又回原始社会打猎去了.现在已经很难分清这种扩张到底是基于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理想还是征服全球的野心,我当然希望是前者,但恐怕现实是跟希 ...
如果可以重来 发表于 2009-7-28 13:17
共产主义的扩张只不过是全球化的一个变种罢了。。。。。这是历史发展的某种必然。。。。。最后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全球化的大市场出现。至于征服全球之类的,现在不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资本主义征服了全球么
集结号吹响了/
又见"犬儒主义"
池浅王八多
若中共也是以苏联这种方式下台的话,解体是必然的了。这是中共建立起来的国家,有些东西的空缺还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填补。
nf614994 发表于 2009-7-28 13:38
这个国家是中国。自打中国这个词出现,到现在快3000年了。这个国家也不需要谁来建立,只是前前后后换了个朝代、多多少少换了个名字、浑浑噩噩换了个主义罢了。中国始终是中国,当然前提是如果我们对两少一宽和黑鬼游街视而不见的话。
这个国家是中国。自打中国这个词出现,到现在快3000年了。这个国家也不需要谁来建立,只是前前后后换了个朝代、多多少少换了个名字、浑浑噩噩换了个主义罢了。中国始终是中国,当然前提是如果我们对两少一宽和黑鬼游街视而不见的话。
从前我家门口种了棵枣树,我爷爷的爸爸那时候种的,到现在长了60年了,已经由一棵小树长成一个枝繁叶茂的大树了,但是由于管理不善,树干有些腐朽了,内部长了不少的虫子,每年秋天家里能吃到的枣有一部分就被那些虫子吃掉了,但是最终落到咱嘴里比我爷爷那辈人还是要吃的多。叔叔看到树长了虫子,说隔壁村的苏家也是这样的一棵树,咱家的树种就是他们那求来的,说是马家的新树种,值得一试,但是然后种了70年后就因为树根都腐朽掉了然后被他们家的人砍掉了,然后种了他们对头西家的一棵老品种枣树,西家的枣树是400多年前培育成功的品种,村里人大多都种这种树,特别是一种名为闽珠的果子,据说是无比的美味啊,咱舅舅说了,吃了后腰不疼了,腿不痛啦,走路有劲,吃一个顶半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开始种的那几家结的果子挺好的,后来就咱家隔壁姓东洋家的用了他们的树种种出过类似的树。叔叔说现在就要砍了这棵长了60年的树,早点种上西家的树,这样咱们就能象隔壁东洋家一样吃上好枣子了。我寻思啊:人家的枣树也许是好,可问题是咱家有会种那种枣树的人么?万一象隔壁的非家村一样一样,全部都种西家的树,结果50多年了,每年就哪么几个枣子,当然啦著名的闽珠果子也挂在人家枝头,可惜总是他们村的人拿枪打下来吃,咱家人又多,枣子不够吃也拿枪打该怎么半?咱家的闽珠果说不定就会被叔叔抢过去吃掉,家里一样可怎么半?再说了,为什么不学西家的好的种植办法把树搞好,而要非要把这种新树砍掉呢?难道新树一天就能长好?
我总觉得叔叔砍树种新书,打定注意要当家是真啊!
我总觉得叔叔砍树种新书,打定注意要当家是真啊!
wenci 发表于 2009-7-28 13:46
60年前中共为什么能建国,民族向心力从哪里来?以这种方式打倒GCD之后用什么来代替这个东西?
60年前中共为什么能建国,民族向心力从哪里来?以这种方式打倒GCD之后用什么来代替这个东西?
有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末日狂欢~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victory:
nf614994 发表于 2009-7-28 13:38
如果中共不学蒋经国开放民主化,我看还真就这样下台
如果中共不学蒋经国开放民主化,我看还真就这样下台
台湾是明灯!说实话我不愿意看到苏式的结局
如果中共不学蒋经国开放民主化,我看还真就这样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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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里已经没有人有那样的权威,是个集合体.tw当时只能算“家天下”,工党才是真的“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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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里已经没有人有那样的权威,是个集合体.tw当时只能算“家天下”,工党才是真的“党天下”
db_wan 发表于 2009-7-28 14:47
台湾是有反对党成立在前 小蒋没办法才开放了党禁
台湾是有反对党成立在前 小蒋没办法才开放了党禁
食草动物 发表于 2009-7-28 14:56
1986年3月,钱复从美国返台后曾到中山楼与蒋经国长谈。他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将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就不再对台军售。
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复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也看到,结束“戒严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结果,“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看起来,蒋经国虽然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因为钱复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复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可能不认真考虑。四天后,他又召见钱复。再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
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复的提议终获采纳。紧接着,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1986年3月,钱复从美国返台后曾到中山楼与蒋经国长谈。他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将对台湾的人权状况认真检视,如果不理想就不再对台军售。
当时“江南命案”等事件大大影响到台湾的“国际形象”,钱复在美国直接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也看到,结束“戒严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个话题在当时还是政治上的禁忌,但仍决定冒险向蒋进谏。结果,“这一段话,我说了约半小时,蒋总统很慈祥地听,没有打断我,等我结束以后他回答说:‘我晓得你在这个问题上受了许多委屈,我要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不能做,做了会动摇国本的。’”
看起来,蒋经国虽然口头上没有松动,但内心受到的触动是极大的,因为钱复是他最亲信的人之一,而且钱复代表的是美国人的意见,他不可能不认真考虑。四天后,他又召见钱复。再过了四个多月,有秘书到华府看钱复,说台湾正在积极处理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最先解决的可能是戒严问题。此后钱复接到蒋孝勇从台北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要我告诉你,他想了很久,认为还是你的意见对。”
三周后,蒋经国会晤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将很快终结此项紧急命令(戒严)”。钱复的提议终获采纳。紧接着,台湾开放报禁、党禁,民主化遂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建议你去看有关政治人物的访问,施明德的访问你可以看看,朱高正的访问你也可以看看
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时隔二十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还是忘不了当时心情的激动。他说:“我当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那时我感觉到:这个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所以我翻译时,我自己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的那种感觉!”马英九说,接下来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内部有人仍持异议,但蒋经国只是笑了笑,对他们说:“我们就是要解严,就是要放宽,不能换汤不换药!”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我要求他解放党禁,释放除了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施明德对本报记者说。
施明德记得,在那几天之后,蒋经国就派了人去监狱里找他。“他告诉我蒋经国答应撤除戒严令,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施明德说。
如果说1988年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党内民主进程推向纵深,那么,1996年国民党正式推动“总统直选”,“则可以说国民党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党的转变,”苏起说。“这正是国民党在解严之后,最大的收获所在。”
但是第二次“总统选举”失败,国民党失去了政权。
“失败原因不在于解严,而在于自身分裂。”苏起说。于宗先还提到,“从李登辉时代开始,财团的政治献金泛滥,甚至成为了常态。”“执政党对自己没有了约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其实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秦风分析说,“如果国民党坚持威权统治,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它还有自新的机会,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张荣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诚如施明德的观察,“戒严太久了,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现在的台湾社会,谩骂、怀疑、攻击、争权夺利、算老账,这些都是戒严的后遗症”。
台湾是有反对党成立在前 小蒋没办法才开放了党禁
食草动物 发表于 2009-7-28 14:56
建议你去看有关政治人物的访问,施明德的访问你可以看看,朱高正的访问你也可以看看
其时离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不到7年,被军法审判的民间反对精英还在狱中苦熬,一时台北上空阴云密布。没有想到的是,老态龙钟的蒋经国权衡再三,认为国民党不能再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以变应变,决定对新生的民进党采取“宽容”政策,“不承认,不取缔”,实际上默许或者说容忍了民进党的客观存在。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说: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
不过,仔细寻找历史的轨迹,蒋经国从默认民进党到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无奈的抉择,更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经过了相当时间的酝酿。早在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他就曾有过与党外政治力量沟通的安排。1983年,在接受西德记者采访时,他第一次肯定了党外运动的作用,公开承认党外反对运动对社会进步有助益。1986年5月,由陶百川、胡佛等四位知识分子做中间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与党外代表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9月初,蒋经国对美国记者表示国民党已在研究开放党禁。也就是说,民进党出世之前他已多次放出善意的信号。
时隔二十年,担任翻译的马英九还是忘不了当时心情的激动。他说:“我当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那时我感觉到:这个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所以我翻译时,我自己身上好像有电流通过的那种感觉!”马英九说,接下来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内部有人仍持异议,但蒋经国只是笑了笑,对他们说:“我们就是要解严,就是要放宽,不能换汤不换药!”
1985年,施明德曾传话给蒋经国。“我要求他解放党禁,释放除了我以外的美丽岛受难者。”施明德对本报记者说。
施明德记得,在那几天之后,蒋经国就派了人去监狱里找他。“他告诉我蒋经国答应撤除戒严令,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施明德说。
如果说1988年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其党内民主进程推向纵深,那么,1996年国民党正式推动“总统直选”,“则可以说国民党真正完成了向民主政党的转变,”苏起说。“这正是国民党在解严之后,最大的收获所在。”
但是第二次“总统选举”失败,国民党失去了政权。
“失败原因不在于解严,而在于自身分裂。”苏起说。于宗先还提到,“从李登辉时代开始,财团的政治献金泛滥,甚至成为了常态。”“执政党对自己没有了约束,才真正失去了人民的信任。”
“其实正是国民党推动的民主进程,给了国民党新的机会。”秦风分析说,“如果国民党坚持威权统治,那么一旦这个政权被台湾民众推翻的话,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现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它还有自新的机会,它还有重新通过选举赢得政权的机会。”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改革,如何提供人民更好的愿景。”张荣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诚如施明德的观察,“戒严太久了,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现在的台湾社会,谩骂、怀疑、攻击、争权夺利、算老账,这些都是戒严的后遗症”。
反对就反对了,不要刨GCD的根,那样做没任何好处,如果打算独立就另算了。
cd1981522 发表于 2009-7-28 14:32
请问现在和未来,中共内部有谁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权威,有么?:D
请问现在和未来,中共内部有谁有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权威,有么?:D
wenci 发表于 2009-7-28 13:20
1984中的世界观跟现在有关系么?:D
1984中的世界观跟现在有关系么?:D
土鳖内部出现类似经国先生的党魁,当属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wenci 发表于 2009-7-28 13:20
我觉得动物庄园更传神
尤其是最后一章,猪们和农场主们和解的那副场面
我觉得动物庄园更传神
尤其是最后一章,猪们和农场主们和解的那副场面
跳动的G点 发表于 2009-7-28 15:31
没有蒋经国,哪来李登辉?
要不是江南被杀,美国人背后作梗,大印早传给蒋家三代了。:D
没有蒋经国,哪来李登辉?
要不是江南被杀,美国人背后作梗,大印早传给蒋家三代了。:D
话说打蛇要打七寸,反共产党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成天在网上手淫民主、意淫反共。我看还是算了。;P
成天在网上手淫民主、意淫反共。我看还是算了。;P
cd1981522 发表于 2009-7-28 15:07
民进党组党比小蒋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早了一年
另外 当时国民党对党外势力不端退缩还有个原因 就是70年代后党国存在的合法性越来越没有国际承认了 三天两头有国家和你断交 不当你的存在了。
特别是 特别是1979年老美和那边清了关系 我想谁都明白台湾的“主子”是谁吧 结果79年年底就出美丽岛事件了 当时国民党早就不敢乱动了 也没有底气了 有人总说小蒋开明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些吧
民进党组党比小蒋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早了一年
另外 当时国民党对党外势力不端退缩还有个原因 就是70年代后党国存在的合法性越来越没有国际承认了 三天两头有国家和你断交 不当你的存在了。
特别是 特别是1979年老美和那边清了关系 我想谁都明白台湾的“主子”是谁吧 结果79年年底就出美丽岛事件了 当时国民党早就不敢乱动了 也没有底气了 有人总说小蒋开明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些吧
平衡德鲁伊 发表于 2009-7-28 15:33
区区江南被杀就压得小蒋放弃权力,看来蒋氏实在是太脆弱了。这水平还独裁呢?
区区江南被杀就压得小蒋放弃权力,看来蒋氏实在是太脆弱了。这水平还独裁呢?
跳动的G点 发表于 2009-7-28 15:36
和委员长比起来,小蒋的确不怎么样。
八十年代,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穷的一塌糊涂,台湾呢可谓富得流油,台湾手里的牌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小蒋居然不知道主动出击,反而关起门来搞什么“三不政策”,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D
和委员长比起来,小蒋的确不怎么样。
八十年代,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穷的一塌糊涂,台湾呢可谓富得流油,台湾手里的牌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小蒋居然不知道主动出击,反而关起门来搞什么“三不政策”,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