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载 为什么毛泽东无需精英们的“公正对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8:44:58
经常看到很多学者或者网友撰文，要么就是为毛泽东辩护，要么就是要求精英阶层公正对待毛泽东，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少做或者不做，而且可以预先得出结论：此种思想工作做得再多也不可能有效果。
列宁曾经引述过一句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只要想一下毛泽东毕生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要求作对乃至于死不妥协的事实，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官学产媒”四大同盟那里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了。
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否定了私有制，并没有把官僚化问题作为政治努力目标，甚至斯大林本人还很愿意为精英阶层保留公有制条件下的优势地位，并为精英阶层要求做宣传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把精英阶层掌握的技术资产正当化，就这样他还被精英们妆扮成为比希特勒还坏的恶魔和暴君；毛泽东连精英们最后的技术资产都要公有化，据以推行扁平化管理，并在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营建一个扁平化社会，假如精英们再不群起反对毛泽东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可言。对于精英阶层的共同阶级利益及其实现方式来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比斯大林坏得多。但是，反过来，如果毛泽东不是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要求持有一种如此彻底的否定立场的话，显然，毛泽东思想就丧失其毛泽东特色了。
假如有一天这种针对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工作真的做通了，反而取得了可观效果，我估计后果将极为严重：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毕生关于阶级的理论认识都将证明是错误的，至少也是过时的：毛泽东思想在某一个时点之后将不再有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多少需要为之辩护的价值呢？
其实，每一场革命之后，要实现否定私有制相对容易，但这也只是终止了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仅仅意味着终结了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来剥削和奴役多数人的制度。但是，现代社会利益纠葛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据以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在这个管理系统内部处于高位的阶层，将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政治权力，从而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排在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之先，因此，如何防范权力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终结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就成为私有制消灭之后的头号问题。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于如何看待管理层以管理专业化为名而提出的垄断管理权要求。苏共由于是在旧政权的军事力量在战争前线瓦解的情况下，快速接管政权的，因此，这个基于政治权力公有化的要求在革命期间未曾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共产党走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完成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旧统治方式基于管理专业化和常规化需要容许管理层垄断权力，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就无法在有形实力弱势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更无法突破旧统治阶级也难以在农村地区建立起强制管理的成本困境并从农民那里获得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走上井冈山根据地之后，由于“无人、无钱、无枪”同时又面临统治阶级的优势军事力量的围剿，毛泽东利用这种“客观态势”引导了一场管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否定管理层基于专业化和常规化理由而提出的垄断权力和利益的要求。虽然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但是，要求管理层放弃常规管理中间所蕴含的权力和利益份额，也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了多数干部的严重不满，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有一次集中的爆发，毛泽东因此落选前委书记。但是毛泽东这个人始终不肯后退，而外部的强敌又始终以武力打垮党内“错误路线”（旧式管理的爱好者）并同时降低反毛派的发言权，结果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这个顽固的少数派，导致共产党内部双方的竞争均衡，争论无法短期解决，开启了共产党内部“长期路线斗争”的闸门。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张的扁平化管理和旧统治方式相比，管理层丧失了相当数量的权力垄断机会和物质利益。这在管理层看来，毛泽东的固执己见导致他们在权力和利益方面受到莫大损失，因此，官员们中间长期存在一种舆论——毛泽东不让人过安生日子。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美国学者赖特写了本书《白领》来描述白领人士的困惑，他在书中强调说这个阶层有一种永久性的“地位恐慌感”——这个中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自身的命运所以在政治上很惶惑。中共的管理层除了美国同类的共同问题之外，还有着自身特殊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降低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而且还通过“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来反对管理层用一种相对简便的强制方式去行使权力，这就让毛时代的官员极度不爽——所得的权力和利益远远少于正规科层化管理方式的同时还要以一种更为“麻烦”的方式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结果让管理层产生了强烈而共同的“相对剥夺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老干部们的各种“控诉书”和“哭诉书”，就能够很清楚地识别出“地位恐慌”的严重性及其对“相对剥夺”的极度敏感。美国学者布劳认为基于“相对剥夺”将会产生“右翼激进主义”，而毛泽东时代对于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也最为严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毕生站在这个“右翼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上。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平民阶层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相同的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造反则是基于他们原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中国三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底色就是控诉毛时代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政治上批判干部和知识精英的“极左群众运动”，这其实反应的就是贵族要求政治和经济上“不相同的份额”的真情诉说。大体而言，改革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上很不规范，充满了“文艺腔”，但却相当完满地表述了那种对于“相对剥夺”格外不满的“右翼激进主义”。
从人类历史记录看，还没有一个人对于统治阶级的剥夺像毛泽东那样彻底，也没有出现过毛时代那样一种精英阶层权力利益最小化的社会，毛泽东对于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要求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而且直接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了。显然，理论力戒空洞和粗疏，精英们要实现贵族造反目标，要表述他们的右翼激进主义，如果不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时代，不仅在理论上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在实践上不容易组成精英阶层的“反毛”政治统一战线——牢记他们在毛时代遭遇相对剥夺的“阶级苦和血泪仇”。而且，精英阶层在重建自己的统治地位过程中间，如果不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和毛时代，就不容易彻底批倒平民阶层的“过高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就不容易在哈耶克所称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阶级拔河比赛”中间论证出获得更大份额的合理性。
毛泽东1960年3月在谈到反华问题是说：“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载六十四旰喊妗睹蠖枷胪蛩辍经常看到很多学者或者网友撰文，要么就是为毛泽东辩护，要么就是要求精英阶层公正对待毛泽东，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少做或者不做，而且可以预先得出结论：此种思想工作做得再多也不可能有效果。
列宁曾经引述过一句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只要想一下毛泽东毕生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要求作对乃至于死不妥协的事实，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官学产媒”四大同盟那里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了。
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否定了私有制，并没有把官僚化问题作为政治努力目标，甚至斯大林本人还很愿意为精英阶层保留公有制条件下的优势地位，并为精英阶层要求做宣传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把精英阶层掌握的技术资产正当化，就这样他还被精英们妆扮成为比希特勒还坏的恶魔和暴君；毛泽东连精英们最后的技术资产都要公有化，据以推行扁平化管理，并在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营建一个扁平化社会，假如精英们再不群起反对毛泽东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可言。对于精英阶层的共同阶级利益及其实现方式来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比斯大林坏得多。但是，反过来，如果毛泽东不是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要求持有一种如此彻底的否定立场的话，显然，毛泽东思想就丧失其毛泽东特色了。
假如有一天这种针对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工作真的做通了，反而取得了可观效果，我估计后果将极为严重：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毕生关于阶级的理论认识都将证明是错误的，至少也是过时的：毛泽东思想在某一个时点之后将不再有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多少需要为之辩护的价值呢？
其实，每一场革命之后，要实现否定私有制相对容易，但这也只是终止了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仅仅意味着终结了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来剥削和奴役多数人的制度。但是，现代社会利益纠葛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据以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在这个管理系统内部处于高位的阶层，将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政治权力，从而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排在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之先，因此，如何防范权力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终结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就成为私有制消灭之后的头号问题。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于如何看待管理层以管理专业化为名而提出的垄断管理权要求。苏共由于是在旧政权的军事力量在战争前线瓦解的情况下，快速接管政权的，因此，这个基于政治权力公有化的要求在革命期间未曾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共产党走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完成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旧统治方式基于管理专业化和常规化需要容许管理层垄断权力，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就无法在有形实力弱势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更无法突破旧统治阶级也难以在农村地区建立起强制管理的成本困境并从农民那里获得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走上井冈山根据地之后，由于“无人、无钱、无枪”同时又面临统治阶级的优势军事力量的围剿，毛泽东利用这种“客观态势”引导了一场管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否定管理层基于专业化和常规化理由而提出的垄断权力和利益的要求。虽然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但是，要求管理层放弃常规管理中间所蕴含的权力和利益份额，也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了多数干部的严重不满，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有一次集中的爆发，毛泽东因此落选前委书记。但是毛泽东这个人始终不肯后退，而外部的强敌又始终以武力打垮党内“错误路线”（旧式管理的爱好者）并同时降低反毛派的发言权，结果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这个顽固的少数派，导致共产党内部双方的竞争均衡，争论无法短期解决，开启了共产党内部“长期路线斗争”的闸门。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张的扁平化管理和旧统治方式相比，管理层丧失了相当数量的权力垄断机会和物质利益。这在管理层看来，毛泽东的固执己见导致他们在权力和利益方面受到莫大损失，因此，官员们中间长期存在一种舆论——毛泽东不让人过安生日子。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美国学者赖特写了本书《白领》来描述白领人士的困惑，他在书中强调说这个阶层有一种永久性的“地位恐慌感”——这个中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自身的命运所以在政治上很惶惑。中共的管理层除了美国同类的共同问题之外，还有着自身特殊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降低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而且还通过“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来反对管理层用一种相对简便的强制方式去行使权力，这就让毛时代的官员极度不爽——所得的权力和利益远远少于正规科层化管理方式的同时还要以一种更为“麻烦”的方式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结果让管理层产生了强烈而共同的“相对剥夺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老干部们的各种“控诉书”和“哭诉书”，就能够很清楚地识别出“地位恐慌”的严重性及其对“相对剥夺”的极度敏感。美国学者布劳认为基于“相对剥夺”将会产生“右翼激进主义”，而毛泽东时代对于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也最为严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毕生站在这个“右翼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上。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平民阶层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相同的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造反则是基于他们原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中国三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底色就是控诉毛时代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政治上批判干部和知识精英的“极左群众运动”，这其实反应的就是贵族要求政治和经济上“不相同的份额”的真情诉说。大体而言，改革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上很不规范，充满了“文艺腔”，但却相当完满地表述了那种对于“相对剥夺”格外不满的“右翼激进主义”。
从人类历史记录看，还没有一个人对于统治阶级的剥夺像毛泽东那样彻底，也没有出现过毛时代那样一种精英阶层权力利益最小化的社会，毛泽东对于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要求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而且直接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了。显然，理论力戒空洞和粗疏，精英们要实现贵族造反目标，要表述他们的右翼激进主义，如果不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时代，不仅在理论上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在实践上不容易组成精英阶层的“反毛”政治统一战线——牢记他们在毛时代遭遇相对剥夺的“阶级苦和血泪仇”。而且，精英阶层在重建自己的统治地位过程中间，如果不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和毛时代，就不容易彻底批倒平民阶层的“过高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就不容易在哈耶克所称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阶级拔河比赛”中间论证出获得更大份额的合理性。
毛泽东1960年3月在谈到反华问题是说：“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载六十四旰喊妗睹蠖枷胪蛩辍
列宁曾经引述过一句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只要想一下毛泽东毕生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要求作对乃至于死不妥协的事实，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官学产媒”四大同盟那里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了。
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否定了私有制，并没有把官僚化问题作为政治努力目标，甚至斯大林本人还很愿意为精英阶层保留公有制条件下的优势地位，并为精英阶层要求做宣传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把精英阶层掌握的技术资产正当化，就这样他还被精英们妆扮成为比希特勒还坏的恶魔和暴君；毛泽东连精英们最后的技术资产都要公有化，据以推行扁平化管理，并在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营建一个扁平化社会，假如精英们再不群起反对毛泽东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可言。对于精英阶层的共同阶级利益及其实现方式来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比斯大林坏得多。但是，反过来，如果毛泽东不是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要求持有一种如此彻底的否定立场的话，显然，毛泽东思想就丧失其毛泽东特色了。
假如有一天这种针对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工作真的做通了，反而取得了可观效果，我估计后果将极为严重：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毕生关于阶级的理论认识都将证明是错误的，至少也是过时的：毛泽东思想在某一个时点之后将不再有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多少需要为之辩护的价值呢？
其实，每一场革命之后，要实现否定私有制相对容易，但这也只是终止了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仅仅意味着终结了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来剥削和奴役多数人的制度。但是，现代社会利益纠葛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据以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在这个管理系统内部处于高位的阶层，将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政治权力，从而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排在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之先，因此，如何防范权力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终结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就成为私有制消灭之后的头号问题。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于如何看待管理层以管理专业化为名而提出的垄断管理权要求。苏共由于是在旧政权的军事力量在战争前线瓦解的情况下，快速接管政权的，因此，这个基于政治权力公有化的要求在革命期间未曾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共产党走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完成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旧统治方式基于管理专业化和常规化需要容许管理层垄断权力，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就无法在有形实力弱势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更无法突破旧统治阶级也难以在农村地区建立起强制管理的成本困境并从农民那里获得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走上井冈山根据地之后，由于“无人、无钱、无枪”同时又面临统治阶级的优势军事力量的围剿，毛泽东利用这种“客观态势”引导了一场管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否定管理层基于专业化和常规化理由而提出的垄断权力和利益的要求。虽然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但是，要求管理层放弃常规管理中间所蕴含的权力和利益份额，也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了多数干部的严重不满，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有一次集中的爆发，毛泽东因此落选前委书记。但是毛泽东这个人始终不肯后退，而外部的强敌又始终以武力打垮党内“错误路线”（旧式管理的爱好者）并同时降低反毛派的发言权，结果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这个顽固的少数派，导致共产党内部双方的竞争均衡，争论无法短期解决，开启了共产党内部“长期路线斗争”的闸门。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张的扁平化管理和旧统治方式相比，管理层丧失了相当数量的权力垄断机会和物质利益。这在管理层看来，毛泽东的固执己见导致他们在权力和利益方面受到莫大损失，因此，官员们中间长期存在一种舆论——毛泽东不让人过安生日子。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美国学者赖特写了本书《白领》来描述白领人士的困惑，他在书中强调说这个阶层有一种永久性的“地位恐慌感”——这个中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自身的命运所以在政治上很惶惑。中共的管理层除了美国同类的共同问题之外，还有着自身特殊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降低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而且还通过“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来反对管理层用一种相对简便的强制方式去行使权力，这就让毛时代的官员极度不爽——所得的权力和利益远远少于正规科层化管理方式的同时还要以一种更为“麻烦”的方式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结果让管理层产生了强烈而共同的“相对剥夺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老干部们的各种“控诉书”和“哭诉书”，就能够很清楚地识别出“地位恐慌”的严重性及其对“相对剥夺”的极度敏感。美国学者布劳认为基于“相对剥夺”将会产生“右翼激进主义”，而毛泽东时代对于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也最为严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毕生站在这个“右翼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上。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平民阶层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相同的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造反则是基于他们原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中国三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底色就是控诉毛时代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政治上批判干部和知识精英的“极左群众运动”，这其实反应的就是贵族要求政治和经济上“不相同的份额”的真情诉说。大体而言，改革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上很不规范，充满了“文艺腔”，但却相当完满地表述了那种对于“相对剥夺”格外不满的“右翼激进主义”。
从人类历史记录看，还没有一个人对于统治阶级的剥夺像毛泽东那样彻底，也没有出现过毛时代那样一种精英阶层权力利益最小化的社会，毛泽东对于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要求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而且直接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了。显然，理论力戒空洞和粗疏，精英们要实现贵族造反目标，要表述他们的右翼激进主义，如果不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时代，不仅在理论上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在实践上不容易组成精英阶层的“反毛”政治统一战线——牢记他们在毛时代遭遇相对剥夺的“阶级苦和血泪仇”。而且，精英阶层在重建自己的统治地位过程中间，如果不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和毛时代，就不容易彻底批倒平民阶层的“过高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就不容易在哈耶克所称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阶级拔河比赛”中间论证出获得更大份额的合理性。
毛泽东1960年3月在谈到反华问题是说：“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载六十四旰喊妗睹蠖枷胪蛩辍经常看到很多学者或者网友撰文，要么就是为毛泽东辩护，要么就是要求精英阶层公正对待毛泽东，其实这种事情完全可以少做或者不做，而且可以预先得出结论：此种思想工作做得再多也不可能有效果。
列宁曾经引述过一句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只要想一下毛泽东毕生与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要求作对乃至于死不妥协的事实，就很容易理解毛泽东在“官学产媒”四大同盟那里应该享受什么待遇了。
毛不仅否定精英阶层能够从中大量渔利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而且还否定统治阶级据以维护最低限度优势地位的管理正规化要求，强力在中国推行扁平化管理并据以塑造扁平化社会，这完全是自愿选择成为精英阶层死敌的态度。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还只是否定了私有制，并没有把官僚化问题作为政治努力目标，甚至斯大林本人还很愿意为精英阶层保留公有制条件下的优势地位，并为精英阶层要求做宣传说“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是把精英阶层掌握的技术资产正当化，就这样他还被精英们妆扮成为比希特勒还坏的恶魔和暴君；毛泽东连精英们最后的技术资产都要公有化，据以推行扁平化管理，并在扁平化管理的基础上营建一个扁平化社会，假如精英们再不群起反对毛泽东的话，那还有什么“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可言。对于精英阶层的共同阶级利益及其实现方式来说，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坏最坏的人，比斯大林坏得多。但是，反过来，如果毛泽东不是对精英阶层的权力和利益扩张要求持有一种如此彻底的否定立场的话，显然，毛泽东思想就丧失其毛泽东特色了。
假如有一天这种针对精英阶层的政治思想工作真的做通了，反而取得了可观效果，我估计后果将极为严重：那就说明毛泽东思想及其毕生关于阶级的理论认识都将证明是错误的，至少也是过时的：毛泽东思想在某一个时点之后将不再有效。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毛泽东还有多少需要为之辩护的价值呢？
其实，每一场革命之后，要实现否定私有制相对容易，但这也只是终止了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消灭了地主和资本家仅仅意味着终结了根据生产资料占有来剥削和奴役多数人的制度。但是，现代社会利益纠葛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要求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据以对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在这个管理系统内部处于高位的阶层，将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政治权力，从而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排在多数人的利益需要之先，因此，如何防范权力为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终结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就成为私有制消灭之后的头号问题。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地方，主要就在于如何看待管理层以管理专业化为名而提出的垄断管理权要求。苏共由于是在旧政权的军事力量在战争前线瓦解的情况下，快速接管政权的，因此，这个基于政治权力公有化的要求在革命期间未曾提出来，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共产党走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完成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旧统治方式基于管理专业化和常规化需要容许管理层垄断权力，如果共产党不能实现对旧统治方式的革命，共产党和红军就无法在有形实力弱势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机会，更无法突破旧统治阶级也难以在农村地区建立起强制管理的成本困境并从农民那里获得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
走上井冈山根据地之后，由于“无人、无钱、无枪”同时又面临统治阶级的优势军事力量的围剿，毛泽东利用这种“客观态势”引导了一场管理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实质性内容就是否定管理层基于专业化和常规化理由而提出的垄断权力和利益的要求。虽然面临着共同的生存危机，但是，要求管理层放弃常规管理中间所蕴含的权力和利益份额，也是极端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毛泽东身上就集中了多数干部的严重不满，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有一次集中的爆发，毛泽东因此落选前委书记。但是毛泽东这个人始终不肯后退，而外部的强敌又始终以武力打垮党内“错误路线”（旧式管理的爱好者）并同时降低反毛派的发言权，结果客观上支持了毛泽东这个顽固的少数派，导致共产党内部双方的竞争均衡，争论无法短期解决，开启了共产党内部“长期路线斗争”的闸门。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张的扁平化管理和旧统治方式相比，管理层丧失了相当数量的权力垄断机会和物质利益。这在管理层看来，毛泽东的固执己见导致他们在权力和利益方面受到莫大损失，因此，官员们中间长期存在一种舆论——毛泽东不让人过安生日子。
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白领阶层，美国学者赖特写了本书《白领》来描述白领人士的困惑，他在书中强调说这个阶层有一种永久性的“地位恐慌感”——这个中产阶级无法完全控制自身的命运所以在政治上很惶惑。中共的管理层除了美国同类的共同问题之外，还有着自身特殊的问题：毛泽东不仅降低了管理层的权力和利益，而且还通过“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来反对管理层用一种相对简便的强制方式去行使权力，这就让毛时代的官员极度不爽——所得的权力和利益远远少于正规科层化管理方式的同时还要以一种更为“麻烦”的方式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结果让管理层产生了强烈而共同的“相对剥夺感”。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彻底否定文革之后的老干部们的各种“控诉书”和“哭诉书”，就能够很清楚地识别出“地位恐慌”的严重性及其对“相对剥夺”的极度敏感。美国学者布劳认为基于“相对剥夺”将会产生“右翼激进主义”，而毛泽东时代对于精英阶层的“相对剥夺”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精英阶层的右翼激进主义也最为严重，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毛泽东毕生站在这个“右翼激进主义”的对立面上。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平民阶层起来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相同的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份额”；而贵族造反则是基于他们原本是“不相同的人”却只得到“相同的份额”。中国三十年来思想界的一个主要底色就是控诉毛时代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政治上批判干部和知识精英的“极左群众运动”，这其实反应的就是贵族要求政治和经济上“不相同的份额”的真情诉说。大体而言，改革意识形态虽然在学术上很不规范，充满了“文艺腔”，但却相当完满地表述了那种对于“相对剥夺”格外不满的“右翼激进主义”。
从人类历史记录看，还没有一个人对于统治阶级的剥夺像毛泽东那样彻底，也没有出现过毛时代那样一种精英阶层权力利益最小化的社会，毛泽东对于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要求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而且直接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了。显然，理论力戒空洞和粗疏，精英们要实现贵族造反目标，要表述他们的右翼激进主义，如果不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时代，不仅在理论上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在实践上不容易组成精英阶层的“反毛”政治统一战线——牢记他们在毛时代遭遇相对剥夺的“阶级苦和血泪仇”。而且，精英阶层在重建自己的统治地位过程中间，如果不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和毛时代，就不容易彻底批倒平民阶层的“过高权力和利益分配份额”，就不容易在哈耶克所称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阶级拔河比赛”中间论证出获得更大份额的合理性。
毛泽东1960年3月在谈到反华问题是说：“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反华，对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还不错。……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载六十四旰喊妗睹蠖枷胪蛩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