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闲看水浒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30 15:25:01

闲看水浒
摘自：新浪读书频道
作者：十年砍柴
（一）对梁山和猴山说声“再见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两本残破的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我记得《水浒传》中似乎在开始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国人民评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而《西游记》还是繁体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这本书，我必须在旁边放一本字典。这本书读完后的副产品就是，小小的我认识了许多“老字”——我们当地对繁体字的称呼，令村里一些读过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亲对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知道这两本书特别是《水浒传》从问世以后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两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官场规则通吃一切的社会，他们从来就不是作为两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　　
 当然，这些东西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两本书惟一的感觉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如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水浒的好汉世界和西游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羡慕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变化无穷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来也能变成小猴子；喜欢八戒的贪吃贪玩的种种小毛病，讨厌唐僧的懦弱和糊涂。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遥，以及孙大圣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西游》时，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西游”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当年的如饮甘霖，而是有一丝丝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循国家的律法，不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孩子们顺利长大、顺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最终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一样，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规则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奕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无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后和众猴一起发现水帘洞，众猴约定谁敢先进去就推选谁为猴王，石猴冒险率先跳进去，最后做了老大。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意义，在决定集团分层时，敢于用生命去博的石猴占了先机。但仅仅有博命的胆量是不够的，是很难保证猴王地位的巩固，还必须有博命的本领，于是孙猴子飘扬过海学会了诸多本领。本领已今非昔比的孙猴子于是又不满足现有猴山的范围——这是暴力原则的必然结果。他有多余的暴力资源必然会扩大自己的“花果山”范围，于是大闹龙宫，大闹阎罗殿，大闹天宫，最后由于自己的暴力资源有限，败在如来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孙猴子，靠的不是谈判不是说教，因为在奉行猴山规则的悟空面前，这些没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虽然比起花果山，还有“义气”“天道”这种人类的温情作外衣，但本质上一样。《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是皇帝的亲信，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待续>闲看水浒
摘自：新浪读书频道
作者：十年砍柴
（一）对梁山和猴山说声“再见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两本残破的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我记得《水浒传》中似乎在开始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国人民评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而《西游记》还是繁体字印刷，不知是何年的古董。每每看这本书，我必须在旁边放一本字典。这本书读完后的副产品就是，小小的我认识了许多“老字”——我们当地对繁体字的称呼，令村里一些读过私塾的老人刮目相看，父亲对此也很是自豪。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两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知道这两本书特别是《水浒传》从问世以后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两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官场规则通吃一切的社会，他们从来就不是作为两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　　
 当然，这些东西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两本书惟一的感觉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如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水浒的好汉世界和西游的神魔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羡慕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希望自己有一根可大可小变化无穷的金箍棒，自己的汗毛拔下来也能变成小猴子；喜欢八戒的贪吃贪玩的种种小毛病，讨厌唐僧的懦弱和糊涂。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花果山上群猴的逍遥，以及孙大圣上天下地的神通，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西游》时，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西游”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当年的如饮甘霖，而是有一丝丝沉重。　　
 梁山和花果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循国家的律法，不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孩子们顺利长大、顺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孙猴子被压在五行山下最终跟着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一样，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和花果山的规则就是“板斧”和“金箍棒”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奕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无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石猴出世后和众猴一起发现水帘洞，众猴约定谁敢先进去就推选谁为猴王，石猴冒险率先跳进去，最后做了老大。这个情节很有象征意义，在决定集团分层时，敢于用生命去博的石猴占了先机。但仅仅有博命的胆量是不够的，是很难保证猴王地位的巩固，还必须有博命的本领，于是孙猴子飘扬过海学会了诸多本领。本领已今非昔比的孙猴子于是又不满足现有猴山的范围——这是暴力原则的必然结果。他有多余的暴力资源必然会扩大自己的“花果山”范围，于是大闹龙宫，大闹阎罗殿，大闹天宫，最后由于自己的暴力资源有限，败在如来佛手下。堂堂的西天最尊最仁慈的佛祖收拾孙猴子，靠的不是谈判不是说教，因为在奉行猴山规则的悟空面前，这些没有用，他也只能以大暴力征服小暴力。梁山虽然比起花果山，还有“义气”“天道”这种人类的温情作外衣，但本质上一样。《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是皇帝的亲信，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待续>

(二) 梁山公司被收购 
 　　我曾在前文提到梁山在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并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头领对此深深地怀疑与担忧。其中有深刻了解朝廷行事原则的人，如林冲和卓有远见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欢干杀人放火、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欢公司改变经营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头领原是另一拨强盗的领导人，不得已和梁山合并，如鲁智深武松等等。
 那么，除宋江几个人外，明确表示支持招安的并非占多数，为什么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它是如何经营的？它的高层职员乃至普通职员有没有股权？有多大的股权？　　
 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从宋江而下，都是干着用生命博取生存资源的买卖，他们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投资，获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许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个体经营者，为复仇或为生存杀人放火，但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既要担心工商税务城管的骚扰，又降低不了经营成本，很难扩大规模，经营的风险很大，于是想起了几人合伙。便有了四处开花的小公司。周通和李忠合伙，鲁智深、武松、杨志、张青、孙二娘等合伙，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合伙，李俊、李立合伙，童威、童猛合伙，燕顺、王英、郑天寿合伙，樊瑞、项充、李衮合伙。他们有的是兄弟搭档，有的是夫妻一起经营，有的是朋友合伙做买卖。普遍公司规模不大，那么产权也没必要那样明晰，尤其在草创阶段，大伙儿为了生存都拼命地干活，分红的时候不多，因此合伙者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经营过程中，小公司发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不行，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强做大，必须和别的公司联合。那么被梁山这个大公司收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公司被合并，原来的董事长总经理自然要丧失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因此稍稍有些规模的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走这一步，如鲁智深、杨志、武松他们，在青州知府慕容的咄咄逼人之势下，才投奔梁山以求自保；有的还不知天高地厚想吞并梁山，如总部设在芒砀山的樊瑞公司，两个公司一交手，感觉到和梁山的规模、实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于是决定干脆被梁山收购得了。　　
 众山英雄归水泊以后，梁山这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管理层急剧膨胀。经营方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在梁山初期，可看作董事长为晁盖，总经理为宋江。高级职员主要是三个来源，原来王伦旧部，晁盖生辰纲那派人马，宋江流配江州一路收罗的。管理人数不多，晁董宋总的配合还算默契，两人矛盾没有显现出来，梁山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晁盖死后，宋江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于一身。梁山的生存、发展压力摆在了诸人的面前，当然承受最大压力的自然是宋江。　　
 这家公司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彻底做大，将赵宋公司吞并，就如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长于权谋，善审时度势的宋江觉得自己没有吞并赵宋这个超级大公司的能力。二是一直独立经营下去，这也有一定的困难，一要应对朝廷的征剿，二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公司职员，而且公司上下对分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固守于梁山，连李逵这个粗人也知道“鸟水泊”不是长呆的地方。梁山的后期一直为生存打拚，李逵这些只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高级职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
 宋江几次主动出击，如攻打打大名府，除营救卢俊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卢家富有，两个地方粮草充足。如果经营方式没有大的变化，长此以往公司规模必然萎缩直至被吞并，三是将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以合理的价格被更大的公司收购。　　
 宋江上梁山之初，甚至在此之前就瞅准了最后一种经营模式。因此他在收罗那些体制内的小吏、军官时，总是用公司最后的宏伟目标打动他们：“你们在赵宋公司只是个普通的业务员，来咱这里给你一个部门经理当当。反正公司做大了还会让老赵家收购，你不来才是傻瓜。”晁盖一死，宋江刚刚代理董事长，便发表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为被收购做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首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宣示了公司的经营宗旨，再对各位高级职员进行重新分工。如此条理分明，自然是宋江在当老二时日日深思的方案，因此金圣叹讽刺道：“如此十三章，岂是临时猝办之言？前书谦让，后书分拨，以深表宋江之权诈也。”　　
 宋江一方面拼命地从赵宋公司里挖人，使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经营理念，减少被收购的内部阻力；二是利用梁山产权不清晰的特点，剥夺了大多数职员的话语权，推行自己的理念。　　 尽管梁山的董事会成员达到了一百单八员之多，但由于产权不明晰，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明确，最后由几个大股东说了算。直到梁山被招安，它还是个糊里糊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梁山归众兄弟们特别是一百单八人所有，但具体到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股权却是笔糊涂账。
 就如一个村办企业，理论上是全村村民集体所有，但处置权往往在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手里。在晁盖上山之前，宋万、杜迁、朱贵等人已经在这里经营多时，这块地皮能不能折合股权，如果能折合的话，这三位超级元老不至于没一人进三十六天罡，他们开拓梁山之功在生前从来没得到承认，基本丧失了话语权；那些如二龙山、少华山的小公司合并前，烧了自家的山寨，收拾所掠夺的金银财宝，带领喽罗们来梁山，他们的本金如何计算？由于所谓的“义气”，他们带资入伙被当然地视为自己本钱的处置权交给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江，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二龙山这个规模较大的公司原领导表现得最激烈：我靠，老子好不容易积累点血本，全拿来投到你这个公司，你倒好拿着咱的血本去寻求被老赵家收购，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直接找老赵家谈判呢？但宋江已经把董事会核心层的大多数人搞定了，像鲁智深、武松以及李逵也翻不起大浪来。

一百单八将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由表达主张的权利，只能在董事会上被动地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那么众多的校尉、兵士的意见更不足论了，如果梁山能够民主到搞一个“全民投票表决”，梁山就不是梁山了。　　
 于是，梁山公司按照宋江的安排，一步步寻求收购。宋老大和燕青等人化妆去找赵宋公司老总“二奶”李师师以及高级职员宿太尉，就是希望收购时出个好价钱；三败高太尉就是为了提升本公司的名望，显示本公司不俗的业绩，为谈判争取更有利的位置；扯圣旨偷御酒是因为最初收购方案出的价码太低。　　
 应当说，赵宋公司给的收购条件并不算低，至少梁山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没有拆分他们。但总公司不拆分他们是有所图的，让他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开拓新市场，最后在强行吞并另一家民营公司——方腊时，本钱输得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原公司的老总、副总只能被总公司任意处置了。——还是燕青等人聪明，拿着自己的红利，找个地方去养老。　　
 这个结果宋江应该能想到，因为原来别的公司被梁山收购后，那些公司的老板照样被他夺去了发言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矩总是打破不了的，在朝廷和在江湖没有什么区别。<待续>

(三)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在这个没几个人是干净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原罪，那么行事的规矩就是权力的比拚、阴谋的比拚、金钱的比拚，这样比下去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最后要分输赢，只有暴力解决一切。
 这样一个社会，没有谁有安全感。
 林冲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不是寻常百姓，但作为军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
 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
 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最后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征讨，最后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挡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 “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待续>

(四) 小吏毕竟是小吏-------宋江为什么会招安？ “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　　
 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转嫁风险，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
 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
 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其实，后世的许多小官吏也一样，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官抛出去的替罪羊。官如此，不但被牺牲的小官吏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　　
 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狡，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　　
 宋江每次离开梁山出去私访，喜欢带四个人。前两个自然是落难时结交的死党戴宗与李逵，戴宗是他第一心腹，而且就如蒋氏的戴笠，是个情报头子当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艺出众，是最好的保镖。另外两位就是燕青、柴进，这两人的优势是宋、戴、李三个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长大大城市，是著名大企业家卢俊义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种方言，了解各地风月，连李师师这样阅人无数的花魁也一见倾心，可见其魅力。
 宋江这样的人顶多能在山东县城里的卡拉ok厅里摆摆谱，到了大都市的“天上人间”，他就傻眼了。　　
 你看他们一行到了东京，见到了李师师。“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这样的大台面，自然只有柴进和燕青才能撑起来。柴进骗过了值班的王观察头上的翠花（大内的通行证，那时没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后进了皇宫侦探了一番。这活只能柴进做，他是周世宗嫡传后裔，真的天潢贵胄，那种贵族气质梁山其他人物谁也学不会。戴宗已经够能干的吧，拿着伪造的蔡京信件来见蔡九知府，当知府问他在蔡府见了谁，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寻见了一个门子接了书信，一会又是这个门子接待，次日又是这个门子交给回信。
 金圣叹批阅道“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罗雀。”“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一个常常处在基层的监狱官，他如何想象的出相府的气派？就如笑话中将农民想象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条，用绸缎擦屁股一样。蔡九更加相信书信是假冒的，他骂戴宗：“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可怜的戴宗，可怜的小吏，这样繁琐的办事程序让小地方的人如何了解，尤其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　　
 宋江后来极力诱柴进、卢俊义、呼延灼这些高层次人才上山，有经济的、军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视的一种原因他是希望改变领导层多是低层次人物构成的状况。靠这样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
 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用紫荆山起事的两广老兄弟，视儒士如狗，焉能不败？聪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远做草寇，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改变其核心层的组成。刘邦靠沛县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网罗天下贵族，如韩贵族后裔张良；朱元璋是个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刘基、李善长等人无论学问、声望、智慧都是人中之杰。
 当年我们学历史常常说农民起义成功后被地主阶级夺取胜利果实，但是只有这样王朝才会命长一些，一直坚持是个农民政权恐怕国祚不会多长。刘邦进咸阳还爱和樊侩那些老乡喝酒赌钱，哪像个皇帝，有了叔孙通制出礼仪，大汉王朝才有点气势。　　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论对柴进、卢俊义，还是对高俅，一再称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证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绝不是聚集越来越多李逵这样的人，——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时，而是需要号令更多柴进、卢俊义这样的人。就如没学问的人总在名片上写着自己是“某某学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来。
 小吏出身的宋江，当然不满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排座次后便大力制作各种旗帜、依仗，让裴宣掌管军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体现权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当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没有倾覆大宋的力量，他选择招安也符合一个小吏的人生理想。

儒家用一点就够了，用多了就要完蛋。所以赵普只用半部论语治理天下，如果用一部。则天下久亡矣。[em01][em01][em01]

多谢观赏~[em01] （五）从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 宋朝是个军事羸弱和经济活跃不对称的跛脚鸭。看过《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人对大宋首都之繁华大约有些简略认识，即使是小说家所言的《水浒》，重点写造反和招安，其中也不少笔墨写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市场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会诞生一批民营企业家。
 《水浒》中有三位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即渭州 “镇关西”郑屠、阳谷县西门庆和大名府的著名员外玉麒麟卢俊义。　　
 这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郑屠有欺男霸女之嫌疑而被鲁达三拳打死；西门庆谋色害命被武松杀掉；卢俊义被诬通贼后不得已上了梁山，最后和宋江等人一起受招安，征辽、平田虎、王庆、方腊后终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被权臣们用毒酒毒死。　　
 三人善恶不一，其人品道德有云泥之别，普通人读到郑屠和西门大官人被打死时，觉得痛快；读到卢俊义被害时，免不了因英雄末路而伤心。但仔细比较三人的命运，便会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疑问，为什么无论是为恶还是为善，这些商业界的成功人士都逃脱不了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皇权社会里，世俗权力高于一切，没有现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分，民间对官府权力使用很难进行监督，官府的种种行为也很难公开公正。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只是畸形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有自由、宽松、法治化的环境。私营者的成功与其说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法律对财产和经营活动的保护，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和官府的关系以及心狠手黑、大胆奸滑。
 “灭门的府尹，破家的县令”，公共权力的无限膨胀可以通吃一切，自然包括左右民营企业家的活动，经营活动往往并非按照成文的游戏规则运行，而是按照诸如“无商不奸、“官商结合”的潜规则运行。
 要么你就依靠官府横行霸道，免不了被武松这样的人自我执法干掉，要么不亲近官府而被剥夺财产最后走投无路。 “为富不仁”和“为仁不富”的怪圈在《水浒》的世界中，就已经存在。　　
 先说郑屠，这个出身卑微而能把企业做强做大成为渭州肉类加工销售公司老总的企业家，走到这一步委实不易。可毕竟是穷人乍富，没有西门庆那样对女人的体贴，更没有赵员外的大度，而是被人指控借势欺人，要吃“霸王鸡”。看金翠莲的哭诉：“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将奴赶打出来，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　　
 依翠莲之说，这郑屠实在太坏，先用白条占了人家的身子，大老婆将二奶赶出来后，又要讨回三千贯钱。在那时身体是可以明码标价地出卖，因此郑屠买翠莲不算违法。双方之间起争执，也只能算民事纠纷。而翠莲单方的诉说是否是事实，也待调查。不排除这种可能，即翠莲为葬母借贷了郑屠三千贯（就如阎婆惜卖身于宋江一样），后翠莲脱离郑家，郑屠追债。这起纠纷里牵扯两个关键问题。
 一、郑屠是否真的是“虚钱实契？”
 二、翠莲脱离郑家是否真是郑家的过错？
 当时虽然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庭，但行政、司法合一，道理上仍然可以向官府寻求救济，而且官府调查取证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但是因为当时的司法黑暗的现状（水浒牵扯的十数件案子无一个案子是秉公而断），金氏父女两个异乡人在当地状告著名的企业家、纳税大户，不但要花费一笔不小的司法成本。而且胜算的把握微乎其微，那么作为一个小老百姓，金老头选择忍气吞声，卖唱还钱是明智也是成本最小的办法。　　
 问题是为什么鲁达一听翠莲的叙说，就根本不做调查就深信不疑？一是因为鲁达暴烈急躁的性格。二是因为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从上到下已然废弛的官方制度，让民意有种想当然的模式：强者和弱者争端，肯定是强者无理，官方也肯定偏向强者。社会不公使一般人相信巨额财富肯定来路不正，“仇富”是普遍的民间心理，鲁达不调查便从金家父女之说。三是郑屠这个暴发户挑战了旧的既得利益者鲁达的尊严。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宋代对商人比明代还好点，明洪武命令商人再富有都不能穿绸缎。——名号和衣着是社会地位最明显的符号象征。中国历代的官民关系就是再小的官也是代表官府管理统治百姓的，其尊严不可被挑战；再富的民也是被管理的。这种政治形态决定着做官的尤其是做小官的最难忍受的就是老百姓比他富，比他过得好。
 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
 那么对于富了以后的百姓而言，由于缺乏安全感，必须依附官府。由于渭州和延安是防备西夏的前线，因此当地的军事首长比内地更重要，郑屠投托的是小种经略相公。如果不是郑屠自称“镇关西”，鲁达即使想替金家父女出头，大约只会去质问郑屠，对于官家人鲁达，郑屠采取的态度也大约是息事宁人，最后可能会免掉三千贯钱，让翠莲回东京。可“镇关西”的称号冒犯了官威，鲁达根本不问青红皂白，想方设法激怒了郑屠，然后三拳送他见阎王。　　
 可惜呀郑屠，要是生在今天，卖肉凭什么低人一等，不能称“镇关西”？堂堂最高学府国子监毕业、有功名的儒生不是也在离渭州不远的长安县卖肉吗？<待续>

哈哈鲁智深拳大镇关西，确实是绝妙好文。这个花和尚老是为女人打架，实在是有趣极了。[em01][em01][em01]

梁山好象有很多单身汉，他们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他们难道没有这方面需求吗，他们的军纪似乎很好没有发生强奸妇女的事情，宋江怎么治理的呢。

哈哈，有道理

以下是引用踏香归来在2004-9-3 8:16:00的发言：

哈哈鲁智深拳大镇关西，确实是绝妙好文。这个花和尚老是为女人打架，实在是有趣极了。[em01][em01][em01]

对不起，并不是为了女人打架。请看文中所叙：
鲁达恨郑屠，固然是因为他认定郑屠仗势欺压金氏，但更由于他认为郑屠自称“镇关西”，“俺只道那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腌脏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这等欺负人！”在打郑屠之前，也历数了郑屠这种“僭越”的罪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夫，狗一般的人，也叫镇关西！”——鲁达的这番话，隐含着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可利用商人生财，可收商人的赋税，但坚决要堵住商人因经济实力高涨而要求政治权利的欲望，从而动摇以农立国，以儒治国的根本。
…………
比如一个派出所长看到三年前刚从劳教所里出来的小混混，突然开着宝马，住着豪宅，他会怎么想？

以下是引用风卷云在2004-9-3 12:18:00的发言：
梁山好象有很多单身汉，他们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他们难道没有这方面需求吗，他们的军纪似乎很好没有发生强奸妇女的事情，宋江怎么治理的呢。

哈哈，还是MM比较关心此类问题。
不要忘了，他们是一群啸聚山林的强盗，到山下“买”或者“抢”良家妇女当压寨夫人非但不是有违道义而且他们认为是正常的事。再者，女人对他们来说只是生理需要的工具，由于职业特性他们并不需要家庭这个累赘，被官府追逼时他们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杀掉。即使有些如宋江等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反对这一做法，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不可续”的观点使他们不会为了“女人”而兄弟反目。
（以上观点源引央视10套前阵播出的评论水浒节目）

谢谢大家捧场！[em01]以下继续： 西门庆比起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
王婆向潘金莲隆重推荐这位年轻英俊温柔的企业家时如此说的：“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
显然这位医药公司的老总比前面那位肉类公司的老总和官府的关系更亲密。对官员郑屠只是攀附，西门庆是深交。（《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神通更广大，所以是纵欲而死非武二杀死）。“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说明西门大官人对地方政治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做当地的“地下组织部长”了。
在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下，企业家通过金钱左右地方行政，从而为自己撑起保护伞是买卖人的本能。正因为他和官府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敢于和潘金莲用毒药杀死武大。——这武大也非平常人，他兄弟武二那是阳谷县的都头，好歹在当地也算个人物。武松从何九那里拿到兄长被毒死的“物证”——骨殖，又有何九验尸前被西门庆贿赂、郓哥有关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证言，无论如何西门庆有重大杀人嫌疑，可知县至少可以立案侦查此事，然而他为西门庆开脱：“武松，你也是本县都头，不省晓得法度？……你不可造次，须要自己寻思，当行则行。”西门庆得知后，给官吏们塞了银两，县令和狱吏更是站到西门庆一边，而且以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最后武松一气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为兄长报仇。　　
有意思的是西门、潘被杀后，县官又反过来为武松开脱。“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们的招状，从新做过，改做‘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便，以至斗杀身死。’”
前一阶段西门庆有重大嫌疑而不立案，此时武松明明是故意杀人而被开脱为过失杀人。国家法度在官员面前真得成了任意揉捏的泥团。此时，县官与西门庆的交情哪里去了？为什么要维护武松？县官此时念武松为他护送礼物上京的功劳，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有钱人和官家从来只有利益联盟，西门庆在世时给他银子，而且西门庆在当地有影响，他自然要维护西门庆。现在西门庆死了，树倒猢狲散，剩下孤儿寡母，再维护他有甚用！何况打虎英雄武松众人景仰，武大的遭遇众人同情，此时县官考虑的是所谓的“民意”，这民意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在这官员眼里，没有国家法度，只有个人得失。

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算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可他不得不落草为寇。宋江、吴用为了骗他上梁山，用了种种计策。等被擒获到了梁山后，首先慷慨激昂：“卢某昔日在家，实无死法，卢某今日到此，并无生望。要杀便杀，何得相戏！”当宋江邀他入伙时，遭到他严辞拒绝：“卢某一身无罪，薄有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好一个大宋的忠臣义民。可就是这样的忠臣义民，被官府逼迫成大宋的敌人。
管家李固和卢俊义妻子通奸，为霸占家产诬蔑他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身为大名府的军政首长为什么这样容易相信？首先是卢俊义家产万贯又没有犯罪，没有必要上梁山。其次即使真的落草怎么会傻乎乎再回北京自投罗网呢？梁中书完全可以调查，怎能凭一面之词定卢俊义的罪，而卢俊义无任何申辩机会和救济渠道。　　
除了官府的逆向淘汰昏庸之士身居高位外，可能还有这几个原因。　　
一是平时卢俊义眼高气傲，身为河北三绝的卢大员外，声名远播又待人仁义，根本不把地方官梁中书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不去送礼，梁中书早就对他不满。　　
二是梁中书觊觎他家的巨额财产，除了李固等人为陷害卢俊义奉上的重礼外，一旦卢家财产转到李固名下，便成了梁中书的银库，可任意取用。　　
三是与松王朝这样的专制政权的神经过敏，将一切人视为敌人的沉疴有关。专制的政体因为不自信，只相信奴才，稍微有风骨有能力的人都会被视为潜在的敌人。——卢俊义符合这个标准。　　
把多数人视为敌人的政权，多数人必然会成为它的敌人。　　
卢俊义比起为富不仁的郑屠、西门庆而言，真是个民营企业家的楷模，可照样不容于大宋朝。　　
其实，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当西门庆，要么当卢俊义。而这两种选择都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

厉害啊~分析得很透彻啊~通俗而又深刻

（六）大宋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告发宋江题写反诗的黄文炳也许不是个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个为大宋王朝尽忠的人却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护，全家被灭门。这是黄文炳的悲剧，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剧，尽心尽力忠于王事之臣没有保障，这个王朝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水浒》所描写的大宋王朝，其所属官吏大致上有四种：　　
第一种如林冲那样“朴忠”之人。能力超群，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于王事。但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职业军官，为那个朝廷、那个官场所不容，只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种如宋江这样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长于权谋。但看到了王朝的种种弊病和未来的命运。替朝廷打工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机会寻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广交黑白两道人士，为自己早找退路。对王朝而言，这些人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对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无内心的尊重与敬畏，甚至与“反贼”们暗通款曲，如果他们反戈一击，杀伤力最大。　　
第三种如蔡九、高廉这样占据要津的官吏。他们大多无能无德，惟一会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结上宪，欺压敲诈百姓与下属。他们惹起了沸腾的民怨，他们为王朝制造种种仇恨。但由于他们大多“根正苗红”，在朝廷有强大的靠山，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只要玩得巧妙，大多不会给他们带来处分，甚至会青云直上。这类官员和林冲等类官员是天生的敌人，他们必须将林冲这样的“干净”官员排挤掉，才能为所欲为。和宋江这类官员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种种矛盾。他们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蔡九这样的官需要宋江这样的吏办事，宋江这样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员的权势。但由于宋江等小吏有能力无靠山，只能为混蛋官员屈身做吏，因此内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这些昏官的，因此有机会就会哄骗、利用他们。蔡九们让皇帝做“冤大头”，宋江们就让蔡九们做“冤大头。”　　
第四种官员就如黄文炳。他们寒窗苦读出身，有学识也有能力，在官场这个大酱缸中，为了找到晋身之道，一方面勤恳地为朝廷办事，另一方面牺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让自己的品行污染得和官场一种颜色。因此对百姓而言他是坏蛋，对朝廷而言却是忠臣。由于没有蔡太师这样的父亲，高太尉这样的兄长。在官场他们有先天的不足，只能厚颜去攀附蔡太师这样的大树。但这种攀附来的关系是不牢靠的，大官们也只是利用他们办事，未必把他们看成嫡系。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员却不齿其为人，不愿和他们为伍。这样的官员是属“蝙蝠”的，上庙堂无门，下江湖无路。因此我觉得，像黄文炳这样的官员很可怜。　　
黄文炳是一个在闲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副官，大概相当于副州长这个级别，算个中级官员。但在帝制时代，主官和副官的级别只差一点，权力却有天壤之别。做通判的大多是科举出身，通过任通判处理各种公务的历炼，然后一步步升为主官。苏东坡中进士后，开始做过数任通判，后来熬到知州。黄文炳怎样被罢免实缺，赋闲在家，书中未做交代。但我想不外乎这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贪污受贿，在帝制时代，“千里做官只为财”，因贪污事发一般是因为政治斗争，这点成为政敌攻击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办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来了。第三是和同事关系太差，得罪的人太多，无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没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样的靠山，贪墨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调到异地做官就行了，同事们更奈何他不得。　　
罢官回家的黄文炳只能住在无为军这样的“野去处”，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只是个土财主。过江去探望蔡九，因为蔡九家摆公宴而不敢进去，可知他根本进不了蔡九这些“公子党”的圈子。作为这样一个寒窗苦读出身，混了一官半职又被罢官的人，想走关系投门子起复，重新做官，应算是一种合理的期望。他总归是想在大宋王朝的体制内寻求一条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样，暗中勾连梁山强寇，做好造反的准备。如果宋江都敢自夸“忠义”，黄文炳更是“愚忠”了。至于书中说他，“这人虽读经书，确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匾窄，只是嫉贤妒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这是施耐庵的道德评价，和是否忠于王朝的“大节”没有必然联系。历史上长于待人接物，仗义疏财的奸臣不乏其人。　　
看到宋江题写的诗词，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谁骂朝廷的娘，没准他还附和。可黄文炳希望起复的欲望太强烈，便抄下来去蔡九那里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又问清楚题诗的人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灭失。——如此有条不紊，可见真是个能干的官员。
在府衙听到蔡九叙述父亲蔡京信中所说的京城童谣和异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和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是一人，两条不相干的证据一对照，便发现了重大问题。是何等的具有斗争经验和警惕性。时时刻刻观察舆情，时时刻刻警惕民间对朝廷不满的迹象。这样的官员，大宋太少了，有这么一个还赋闲在家，像蔡九那样的傻蛋，却起居八座，开府建牙。<待续>

宋江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　　
吴用等人伪造蔡京的假书信，亦被他识破。　　
他又建议蔡九将宋江、戴宗斩首于市，早除后患。　　
这种政治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显示他是宋代文官制度培养出来十分合格的官员。作为王朝培养的官员，看到不寻常的舆情而熟视无睹，面对犯罪的破绽而不能识破，才是最大的失职。　　
对宋江而言，因题写反诗而被关进死囚牢，是因言获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狱。　　对黄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将题写反诗视为“谋反”、“犯罪”，他及时侦破是为人臣的本份。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盖劫走而是顺利斩首，上报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黄文炳顶多分一瓢羹。黄文炳依然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黄文炳在具体事务面前通达敏捷，但他只有小聪明，不具备大智慧。他没有看到他满怀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强中干，身体各个器官已经失灵。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这样的大官比他看得更远，对强盗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对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说“忠诚”，内怀小九九，反而两面讨好。因此黄文炳没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贼寇面前不堪一击；更没想到蔡九办事会犯那样的低级错误，斩首私通梁山强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场，不关闭城门，让梁山人回娘家似的从容进来劫法场；对法场一旦被劫的应急预案也不做，让劫了法场的人全身而退；对于黄文炳如此重要的举报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蔡九那个位置换上黄文炳去坐，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黄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后，也许在痛骂蔡九：“竖子不足与谋！”　　
黄文炳的哥哥黄文烨是个大善人，他对弟弟的作为很担忧，骂他说：“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眼前，却不是反遭其祸！”作为官员的黄文炳，主动揭发侦破宋江题写反诗、通贼的种种行为，却被“大善人”视为“害人”；蔡九、慕容这样的昏庸之官，位置却坐得很稳；而宋江、朱仝这样的官吏，为强盗通风报信、甚至私放盗贼的人却被民间尊为“义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对黄文炳的报复是那样的残酷、那样的没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黄文炳只是大宋王朝这条大船上的一个螺丝钉，可宋江杀掉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号人，放火烧了人家的房子。当张顺把黄文炳抓到宋江面前时，黄文炳倒还是显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说了句：“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过失恐怕不仅仅是多管朝廷的“闲事”吧，也许是后悔没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样无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样的虚弱。对黄文炳这样忠于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许会获得敌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称“忠于朝廷”的人却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让李逵用尖刀，割黄文炳的肉，一点点在炭火上烧烤着下酒，将黄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汤。可在梁山后期，宋江俘虏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对其待若贵宾。　　
如此看来，黄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伪君子。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　　
黄文炳最大的错误在于他太把朝廷当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黄文炳之死的警示意义在于：为朝廷做事太认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烧身，朝廷可不会真心保护你，蔡九这样的大官一有风吹草动早就跑得远远的，黄文炳死后，顶多让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封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却一点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呀，办朝廷的事，能糊弄就糊弄

写得真的很好......

（七）对梁山和猴山说声“再见”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生辰纲抢劫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悟空离开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个花果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没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暴力集团——方腊，最后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残兵败将回东京，还被大宋王朝用各种手段收拾掉。唐僧师徒一路跋山涉水、伏妖降魔，靠的就是暴力，当妖魔鬼怪搞不定时，悟空就不得不请更具暴力资源的人，如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等。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西游》中处处说“佛法”。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和“佛法”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赢者通吃。　　}
《水浒》和《西游》之所以从诞生以来，在华人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不无关系。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做强盗说成“落草”，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动物抢食物时靠力量来决定一切。
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按照丛林规则分配资源、确定秩序的。战争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便是这一规则的最佳解释。这种规则带来的是血腥和残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论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杀将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循环，总坚守“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总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连续剧，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灵涂炭，山河哭泣，经济与文化出现大倒退。人们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迎来新主人，却又一次次失望，人们发现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规则”，他们生活的依然是“水浒社会”：用武力决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顶多在“天道”等外观的装饰艺术上有所差别。　　
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寻求建立起突破“丛林原则”、“猴山结构”的社会。因为暴力代替暴力，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难有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人类学会了谈判，不仅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同样引进了谈判的方法。让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开会，在开会中互相让步、妥协，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一回史进出场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金氏可谓慧眼，《水浒》就是一部史书。如今当我阅读《水浒》时，心中充满着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悯。如果林冲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济渠道，这位才干出众忠心耿耿的职业军人不会上梁山；如果潘金莲能够支配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也不会沦落为毒害亲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武大讨个公道，他也不会举起复仇的尖刀；如果梁中书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孝敬太师，晁盖们也很难认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是正义的……我知道，这一切没有如果，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一次次重复着《水浒》的故事。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来，尽管有外敌入侵，也有内战纷纷，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告别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径。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许多仁人志士在找这条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国人在找这条路；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高层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在寻找这条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治国者和被治者都会有种惰性，有种路径依赖，因此在迷雾与荆棘中，找到这条路也许会比别的民族更要艰难一些，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自信，民主与法治并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了9个字：“国家重视和保障人权”。“人权”之所以和“猴权”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他的一些天然的权利不能让渡，他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强者任意设定或修改规则，林冲那样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样的权利，那么就难以有林冲的悲剧，也就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二法门就是民主与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团、任何党派、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政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

（八）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小时候，我做中医的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长大后能悬壶济世，可惜少年时心事拿云，觉得当个医生没意思，自己长大后应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父亲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我：“有一门技术哪个朝代都不会吃亏，不要玩什么文字，那样容易惹火烧身。”可惜年少的我总觉得父亲保守、短视，而今回头一想，最朴素的话包含的总是最真实的人生感悟。　　
读《水浒》，更深地感觉到父亲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中国人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手艺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门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间不至于饿殍，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而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却常常死无葬身之地。　　
高俅是看水浒的人很不屑的一个浪荡子、帮闲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脚好“蹴鞠”，用现在话来说，是国家著名的球星。那时候没有甲A联赛，足球运动员也不像现在这样日进斗金。蹴鞠就是纯粹的玩，上升不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这个高度。——真正强盛的国家不靠这些玩意儿赢得别人的尊重。　　
《水浒》中，玩家在综合素质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会唱歌会写点诗赋，就已经具备做一个高级官员的全面素养了，要仁义礼智干什么？这仁义的毛病对做官员的来说百害无一益。因此，从《水浒》的开篇，就能看出高俅的发达，绝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潜质。　　
你看，这高俅被父亲赶出了东京，只能去淮西州帮柳世权的赌场看场子，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东京。他这身份，就好比现今犯了罪被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北劳改的犯人一样，刑满释放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户，还得时刻去居委会汇报一下近期表现。可高俅没有丧失开始新生活的信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回归了社会。从董生药家到小苏学士家，再到驸马王晋卿家，善于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他在敷衍与推托中不恼不忧，最终，“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样。”只有这样能抗击生活的打压，能尝尽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寻找快乐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因为送笔架碰见正在踢球的端王，机会像皮球滚到了高俅的脚下，高俅踢出了决定他一生荣华富贵的一脚，这脚球比罗纳尔多2002年世界杯决赛上踢进德国队球网的球还要意义重大。——“偶然一出脚，便为人上人。”前两年《水浒》电视连续剧中的《主题歌》唱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高俅才是真正的“该出脚时就出脚”，从此，他做了端王的亲随，端王当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帅府太尉，这太正常了。官职就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想送给谁还不是他一句话？
这种赠予的民事行为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好在宋徽宗还讲点规矩，没让他做文官，因为那时候的文官大多要经过科举，可后来什么文盲劳模、纺织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将星。高俅好歹还能刺枪使棒，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摸过抢不照样带兵么？一居高位，便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没什么奇怪的，难道让高俅同志以德报怨？他又不是个君子，他若是君子就当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对了人，是他的运气，就像赌场上押对了宝。饱读诗书的人难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树么？你看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马屁拍得还不肉麻么？后来李白又想抱永王麟这个大粗腿，最后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诗可以，押宝差点功夫。　　
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欢自己封自己做将军，满足一下带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欢做木匠，在手艺活中获得满足。这宋徽宗信许就觉得国防、外交那些琐事太烦人，这些工作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行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家老赵就喜欢踢踢球，写写字，吟吟诗，捧一捧戏子。因此，对宋徽宗来说，高俅和李师师远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　　
朝廷如此，梁山何尝不是这样？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没什么武艺，不能像林冲、秦明那样冲锋陷阵，也没有燕青、戴宗、时迁那样的特长，连杀猪宰羊的曹正、计算钱粮的蒋敬那点本事也没有。但宋江让他专门安排筵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口味各异。有像李逵那样喜欢大块吃牛羊肉的粗野汉子；也有宋三郎这样口味很刁吃鱼都不能隔夜的主。从这点看一说明宋清并非一无所长，二说明宋江重用了自己的弟弟。　　
《水浒》中最后下场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个人医，一个兽医，一个写字的，一个刻印的，一个唱歌的。对朝廷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　　
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无人能比。宋江背上长疮，差点尾随他的晁盖哥哥而去，从建康府骗来了安道全，便药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擞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点上梁山，没准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盖。安道全不仅是个好医师，还是个好的美容师。宋江要去东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脸上的金印被人认出来，安道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先用毒药点去，再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用美玉灭斑。这门技术，就和前一阵炒得很热的“处女膜修补术”一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宋代往人脸上刺字，就如现在的“破处”一样随便。梁山自宋江以下，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等，许多人脸上有金印，这安道全能不吃香么？要是搁在现在，老安开个整容公司，绝对名利双收。

宋江征方腊前，先把安道全留在太医院，然后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要了萧让，王都尉要了乐和。皇帝和高官们早就预谋让两伙反贼自相残杀，而不愿意让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没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队伍，好些头领受伤不治而亡，或者像林冲那样病死。
宋江、卢俊义、武松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边皇帝睡不着觉，而这五人不但毫无威胁，而且大有益处。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处胡搞，染上点什么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宠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点什么事也不会把他怎样，谁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时候马匹是第一交通工具，皇甫端这样善于相马、医马的人少不了。爱好书画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坚这样的高手在旁边。萧让模仿蔡京的书法都能骗过老蔡的儿子，蔡太师能没有知音之感么？著名的男歌星乐和在哪里都会吃香，最后和高俅一样，被驸马爷收纳可谓得其所在。　　
所谓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还是老老实实学点手艺最好。<待续>

（九）从 “常例”说“黑讼”与“黑牢” “常例”，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常有的、大伙儿都明白的规矩。常例对应的是“特例”。　　
在《水浒》中，“常例”和“常例钱”出现过不止一次，对“常例钱”说得最明白的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被刺配江州后，用银子买通了牢中的牢子们，免受了一百杀威棒，为此差拨提醒了宋公明的那番话：“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宋江故意吊戴宗的胃口，静候他主动找自己。果然戴宗等不及了，大发雷霆：　　只见牌头来报道：“节级下在这里了。正在厅上大发作，骂道：‘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可见，这对囚犯勒索钱财已经不用暗示，不用遮遮掩掩了，完全可以在“厅上”当着其他的同事咆哮索取。这份囚犯必须出的钱真正是“常例”，囚犯心知肚明，公人也将这份钱算成自己合理的收入之内。
吴思先生谈到中国古代有许多提不上桌面，但大家都遵循的“潜规则”，从“常例”这个词来看，用钱来运动官司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赤裸裸的“显规则”了。　　
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写了许多官司，这些官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一场官司是公正的，无一场官司不是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左右。司法的普遍不公，在《水浒》的世界里，已经成为“常例”。　　
《水浒》中最著名的官司，就是林冲“误入白虎堂”，被高太尉指控为要杀害本官。林冲为此蒙受不白之冤，最后不得不上了梁山。贺卫方先生几年前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这场官司严重缺乏程序正义。贺先生提到林冲不能自己请律师、当堂和高太尉质证，以现在的诉讼程序套大宋时代，大概是贺先生用“曲笔”开的一个玩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律师。贺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与西方相比的特殊性，如行政权与司法权集于一人之手、控辨双方不平等、有罪推定等等。一场官司打下来，没有程序上的公开，自然难以保证公正，输赢与否往往存于判决者的内心。那么这种极不科学的诉讼程序设计必然造成诉讼就是权力或金钱的角力，导致“黑讼”普遍存在。　　
林冲误入白虎堂后，是高太尉指控他企图行凶杀人。在这里他和高太尉是都是当事人，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权利上首先存在天然的不平等。高太尉既是诉讼中的当事人，又是裁判。开封府的府尹说：“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这好比一位高官先以被害者的身份到法院告某人抢劫了他，然后又以领导的身份批示“从快从严查处”，那么这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这种司法体制下，所有的人包括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和耿直的孔目孙定都明白，哪怕林冲冤情如山，也没有人能为林冲做“无罪辩护”，顶多在罪与刑的轻重方面做文章。那么面对高太尉这个当朝权贵，惟一能做的就是“以钱折刑”，保住林冲的性命。于是，林冲一被收押，“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亦来买上买下，使用财帛。” “以钱折刑”是“常例”，那么，另一方当事人，要陷害某人，使用金钱运动亦是“常例”。高太尉要在半路上使林冲非正常死亡，必须买通押送的公人董超、薛霸，不能因为自己是高官就一毛不拔，他也必须掏这个“常例钱”，遵循这样的规则。于是派陆虞侯给两位公人送了“十两”金子，并许诺事成后在追加十两，西门庆等人用毒药害死武大后，为了事情不被败露，第一件事便是使用金钱打点阳谷县衙门的上上下下，李固为吞并卢俊义家产，害死卢俊义，用的也是这招。张团练和张都监合伙陷害武松，“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而施恩要挽救武松的性命，也只能如法炮制，而且付出的本钱必须比张都监更大才能有效果。“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径投康节级。”康节级将这件案子的内幕全部告诉了施恩：“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商量出这条计来。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我们都接了他钱。”
最后张团练和施恩双方在诉讼期间，不断地向官府追加银两。知府知道张都监是因为收了张团练的银子，设计陷害武松的，心中对张都监很是不满：“你倒赚了银两，教我与你害人。”老于世故的知府才不当这冤大头，于是做了个折衷判决，均给双方一个面子，“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盗赃物，给还本主。”——这真是活脱脱的一幕：“吃了原告吃被告”，还把人情做足。　　
《水浒》中不仅事关身家性命的刑事官司需要用“常例钱”运动，就是普通的治安与民事案件，亦需如此。　　
赤发鬼刘唐流窜到东溪村，找晁盖商量重大的犯罪活动时，睡在灵官殿里，被前来巡察的都头雷横等人抓住。刘唐生就一副做贼的样子，有重大违法犯罪的嫌疑，难怪被警惕性极高的巡警抓住，晁盖向雷横说刘唐是自己的外甥，开释了刘唐。——但晁盖不能凭自己的人脉、威望白白为刘唐开脱，“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说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留。’”这五两银子，要抵雷都头多长时间的薪水？难怪巡捕从古到今，都喜欢出去抓刘唐这些外地来的三无人员。

而解珍解宝与毛太公的争端完全是场民事纠纷，可官方因为受了毛太公的贿赂，公然介入民事纠纷。兄弟二人打死的老虎，滚进毛太公的庄园，毛太公为了贪功将大虫据为己有。诬陷解氏兄弟抢掳他家钱财。
为小小的一件涉及猎物归属的民事案，毛太公要置二人于死地，而且办案的孔目竟然是毛太公的女婿——连起码的回避都没有。两人被押进死囚牢里，毛家用银子买通了节级包吉，图谋害死兄弟二人。　　
办案前，有宋江这样通风报信的押司；抓捕时，有如雷横、朱仝这样徇私舞弊，私放罪犯的都头；判案时，有开封府尹、阳谷知县、登州知府这样或迫于权势，或贪图金钱的混账法官；押送罪犯时，有董超、薛霸这样被钱财收买，半路谋害押犯的公人；自然进了囚牢，就有敲诈勒索的管营、节级、差拨等大小牢子。　　
从“黑讼”到“黑牢”，大宋司法权力在各个环节都成了“私器” 。　　
林冲刚到沧州牢城营内，老犯人就前来介绍“黑牢”行情：“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财物，若有人情财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我的理解，这管营是管理囚犯在大牢内部事务的小吏，差拨是管理罪犯大牢外的劳动改造，管营可以让你进土牢，差拨可以用强劳动来折磨你。送不送钱，罪犯的工种有很大的差别，是让你去搬石头，筛沙子，还是让你去食堂煮饭或者打扫卫生？林冲使了钱，便得了看守天王堂的轻松差使。而且这种“常例钱”是有固定价目的，众罪犯告诉林冲，管营和差拨一人给五两银子比较合适。　　
当差拨来见林冲，没看到给银子时，大骂：“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你便见功效。”当林冲拿出银子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前踞后恭，何等之快！让见多识广的林教头感叹：“‘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从“好歹落在我手里”这句，可看出看守囚牢的公人理所当然地将手下的罪犯视为自己致富的资源。　　
对“黑牢”规则阐释最清楚的是武松刺配到孟州的那一节。武松如林冲一样被老犯人提醒他准备“常例钱”免受皮肉之苦，武松倔犟不听，众囚犯劝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如何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这两句民谚至今还被中国人广泛使用，真是令人心寒。　　
有意思的是差拨见不到武松主动给他银子，前来训斥：“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岗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这差拨简直在骂武松是他们“公人”队伍中的傻蛋，农村来的、没见过世面的囚犯需要提醒尚可理解，你武松做过都头，想必当初也拿过“常例钱”，竟然需要提醒，太有损于队伍的整体形象了。　　
如果不是施恩为了利用武松这超级打手，赶走蒋门神，任凭武松是怎样的打虎英雄，虎落平阳，不出银子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武松后来问同室的囚犯：“怎的来结果我？”囚徒们告诉他：“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做‘土布袋’。”——千年后读此段文字，依然毛骨悚然。
鲁迅在一篇文章谈到《蜀碧》纪录张献忠等剥人皮之高超技巧，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中，竟然有如此发达的酷刑。　　
随便留心一下古代有关司法的民谣，就知道百姓认为司法不公正是常态，对司法机关失去了普遍信任。古人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屈死不告状”、“官司一进门，两家都求人。”虽然偏激，但民间歌谣决非空穴来风。　　
司法腐败，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可能存在。但在健康的社会里，司法腐败只能是“特例”，如果它成为“常例”，那就太可怕了。

（十）黑老大在监狱中的地位 一般说来监狱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地方，是体现国家权威、执行刑罚的专政机器。因此罪犯在监狱中的地方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说不仅是自由甚至是生命系于管教之手。
许多监狱都写着这样的大标语：“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些标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犯人：你是罪犯在这里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而无别的选择。　　
可一年前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件旧闻却让人罪犯在监狱地位低的印象产生了怀疑。
东北一个城市的黑老大邹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大连监狱服刑。在监狱长等一干监狱民警的关照下，过起了大墙内的“星级生活”。
报载：监狱把他安排在远离普通牢房的单间里，房间里有冰箱、彩电、电话等生活用品，两名犯人充当勤杂人员为其服务，随叫随到。很少参加劳动改造的邹某还担任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打骂其他犯人，简直可在监狱呼风唤雨。据说还有一位女民警投坏送抱，爱上了这位老大。　　
看官莫要莫名惊诧，像邹某这样享受贵宾待遇的牛逼罪犯古就有之，也算是中华法制史上一大光荣传统吧。　　
宋江在监狱里服刑的日子比起上面所说的邹某更加舒服，其何止是呼风唤雨，甚至让监狱管教人员成为自己的马仔。　　
《水浒》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写道，黑宋江杀死了想举报自己的二奶阎婆惜，本来应当判死刑，可是在知县和巡抚都头朱仝等人的关照下，上下其手，花些银子故意放走了这一杀人犯，最后不巧落到赵能、赵得的手中，刺配江州，押到九江监狱去服刑。按理说九江离宋公明老家千里迢迢，这种异地服刑应该让犯人做不了什么文章。然而大宋官家错了，异地服刑对一般犯人有用，可这宋江是何等人？那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　　
你看他刚到江州，“取三两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便换取住单间的待遇。监狱长（两院节级）戴宗因为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要打宋江一百棍，用戴宗的话来说：“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可当他知道眼前的贼配军是宋江时，这位管理监狱的戴院长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这戴宗立马和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不过他很有心眼，在监狱里面，只作揖而已，可到了无别人看见的酒楼单间，“起身望着宋江便拜。”节级戴宗如此，那么他的死党、杀人外逃混进管教队伍的小牢子李逵，自然对宋江这个黑老大更是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一样。　　
你看这宋江在监狱里过得什么日子。日日有戴宗、李逵陪着喝酒游玩，为了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本应监管他的警察李逵，不惜在浔阳江头和张顺大打出手。几人喝酒时，还有妙龄女子在旁边唱曲。那时没有女子做管教人员，如果有的话，像沈阳中院原女副院长爱上刘涌一样，没准某个女工作人员也会委身于宋江。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法犯法，以都头的身份杀人的武松，，被押送到东平府服刑，监区长施恩日日好酒好菜对他照顾。一则因为武松打虎英雄之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利用武松赶走蒋门神。　　
那时候政法单位和部队办公司、搞经营是常事。这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办了一个大赌场。可他是一个小节级，比起军分区司令张团练自然是小巫见大巫，张团练利用蒋门神赶走施恩，独自经营这个日进斗金的赌场。施恩便请出了自己手下的犯人武松，打败了蒋门神，重霸快活林。　　
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社会，所谓的执法权到了具体的执法者手里，便是由公权变成私人的资源。套用吴思先生的理论，这种执法权是由个人支配的伤害能力，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如每个犯人进监狱后，必须给戴宗上供常例钱，否则就会吃皮肉之苦，甚至像只苍蝇一样被打死。同时这种由个人掌握的执法权又能拿来做人情，像戴宗、李逵、施恩等小吏心中，哪有什么制度、规矩、朝廷，他们心中只有银子和所谓的义气。由于这种司法现状，使警察和罪犯的地位有着滑稽的倒置。从制度上说，戴宗他们是管教宋江等人的，自然在宋江面前他们应该威风凛凛。可那时候管监狱的和罪犯一家，那时节的执法人员，也多栖身于两种体系内。明的说来他们是帮朝廷、帮赵官家当差的。可这份差事仅仅是他们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而已，他们自觉的定位则是江湖中人，因此对一个人地位的判断，大多数如戴宗、李逵、雷横等等依据的不是“白道”上的标准，而是“黑道”上的标准。
因此对白道而言，正在服刑的宋江是个杀人犯，要被好好管教才对。可对黑道而言，他是江湖上声名显赫的黑老大，在他面前，无论是巡抚都头雷横、朱仝还是监狱牢子戴宗、李逵，都是用江湖的规则来尊重他，保护他。　　
宋江在江湖上的威望，说到底是靠银子堆出来的，“仗义疏财”是他最大的品牌。由于当时体制内的小吏和体制外的盲流、盗贼都没有一种安全感，他们的位置容易互换。——李逵作案外逃，能成为“牢子”，宋江等一不小心，也就成了罪犯。因此小吏们自觉地在国家权力之外寻求人身保险。
那么对有钱、有影响的罪犯，谁也不愿意为所谓的“公家法度”将事情做绝,由此可见，如果宋江不是在浔阳江头题反诗，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小小的戴宗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已不能再罩着他。他在九江监狱这种“星级生活”也许会一直过下去。
有人也许会奇怪，宋江这个犯人被戴宗、李逵像大爷一样供着，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不知道呢？直到题写反诗，才由大宋忠臣黄文炳告到知府那里呢？

(十一) 铁牛哥哥眼中的法律 “黑旋风”李逵天真烂漫，尽管他将杀人当成游戏，如江州劫法场时不管官吏百姓，见人就砍，为逼朱仝上山残忍地杀死知府的小公子，但读水浒的人，有些不很喜欢这位铁牛哥哥，包括大才子金圣叹。　　
你以为铁牛哥哥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人么？非也，出身赤贫之家，避祸远走他乡，又当过小牢子的他，对世道的评价更为简单却精确。在《李逵打死段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铁牛哥哥一句话如有穿云裂帛之力。他是这样说的：“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原来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这位柴皇城几天内搬走。子嗣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进前来出头交涉，作为保镖的的黑旋风跟着小旋风来到高唐州，便惹出了一番大祸，最后让龙子龙孙上了梁山水泊。　　
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权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着高廉的权势鱼肉乡民。你看这权力的接力衍生好比一个连环套，皇帝宠高俅，高俅便权势熏天。——高俅的兄弟高廉于是可以作知府——知府的小舅子就可以胡作非为。这个权力路径图是中国几千年来所谓的裙带关系最典型的说明。　　
可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他们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后代，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当年大周皇帝托孤给义弟赵匡胤，可老赵在陈桥驿披上了黄袍，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这毕竟有些不地道，于是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赵家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柴家子孙不但有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管辖。　　
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理应高于一切的民事、刑事类法律，更不用说是寻常官员自己搞出来的土政策和随意的批示了。　　
可是柴进碰到的却是：一个鸟知府以及他小舅子的个人行为，高于具有宪法权威的誓书铁券。和官府亲近的段“府舅”根本不把誓书放在眼里，就像后世，合法财产在宪法和许多法律中都写明必须受到保护，可在拆迁中，商人和官家一联手，宪法算个什么？不如某县长一纸命令。　　
大宋这种有法不依的状态连李逵这样不识字的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当柴进还天真地想拿出宋太祖颁发的誓书来维护自己权益时，铁牛哥哥大叫：“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这句粗话说出了天下的乱源——即有条例（法）不依，所谓的法全留在纸面上，现实中谁有势力谁就可以践踏法律。　　
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而且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　　
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他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何况又不是他教唆的。如果说段天锡作为一个混混，不知道太祖颁发的铁券之权威性，一个地方的最高首长高知府不可能不知。可在知府眼里，铁券照样一钱不值。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致死，何况还有免死铁券。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大宋皇帝名令有司法豁免权的大官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
多受柴进恩惠的梁山众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张青之类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这样的中高级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铁券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　　
在段天锡之死中，有连带责任的柴进被冤枉为主犯重判为死刑。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最后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宋江被父亲死了的假消息骗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最后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渔米之乡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属于最发达地区之一。
你看宋江如何开脱的：先说被害人自己有过错——“为因不良”，然后说自己喝了酒两人争殴，最后的结论是“误杀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笔好厉害。不过比起级别更高，钱更多的人，他这番开脱也不算高水平。

你看“某某案”中，一死十一伤，就被“精神溜号”、“忙乱中发动汽车”等理由认定为误杀误伤，判了个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期执行三年。我靠，宋江还是现刑，真正的文了面，发配到江州了。不过想想，宋江只是个科级干部，神通当然还差那么一点点。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成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
想起了民国初年，为清帝退位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约，允诺宣统长住紫禁城。可没几年民国还在，丘八们就用枪杆子把人家赶出去。　　
想到这些，心中有种寒意。<待续>

还有么？

原文较长，我也是一边看一边贴，有经过筛选。希望大家喜欢。[em01] （十二）官军为何不如民团 《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地方武装，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
“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
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
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60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
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至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八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
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遭遇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擒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拥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
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
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
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壕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声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
他们不像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府军极度不信任。
时迁上《水浒》之前，偷了祝家庄一只鸡，引发了三打祝家庄。实际上有没有时迁的小偷小摸，梁山和祝家为代表的当地豪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宋江要生存，要四处“借粮”，自然不会放过梁山门前的富裕庄园；而对于这些盗寇，祝家庄需要自保。在梁山和祝家的战斗中，我们看不到官军的影子，这些靠百姓养活的军队任凭祝家用自己粮、养自己的民团来抗击强盗。
祝家在战端开始前，已经对官府没抱多大的希望，他寻求的是和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互助。如果硬要说官军在三打祝家庄中起什么作用，相反是有利于梁山的。登州提辖孙立投靠梁山后，利用当时的通讯不便以及师兄弟栾廷玉对自己的信任，假装职务调动来协防祝家庄，从而赚开了祝家庄的大门。——这极具戏剧意义的情节恰是对官军作用的反讽。　　
在封建和民主社会之间，皇权制实质上是个很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子公司极大的自主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而现在民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府有义务来保证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不受侵犯。
可是皇权社会里，老百姓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即皇粮国税，官军并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大的战端一开，各地的老百姓还得自己保护自己。你让官军打仗，他们会像明末那样，一次次为辽东战事临时加税，就好比你交税已经包括义务教育支出，可修学校还让你临时集资一样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这种双重支付不合理，但为了自己的安宁，还是选择自己掏钱保卫自己，如祝家庄、曾头市，他们这样花钱至少能看到钱化在哪里，看到花钱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实，在中国由于皇权社会管理之混乱，效率之底下，官军的战斗力很多时候都不如“家军”——即民团。李闯能一鼓作气攻进北京，南退后却处处陷入地主武装的进攻，最后在九宫山丧于民团之手。满清铁骑由吴三桂迎入关内，打败李闯，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遗民处处毁家抗争。到了咸同之世，八旗、绿营等政府军一塌糊涂，翦除洪杨、廓清东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团。　　
面对官军不如民团的历史怪圈，不仅要问：花费无数公帑，养兵干什么

(十三) 民间歌谣、传言与李师师 在没有网络、没有广播电视、也没有报刊的古代，当政者比较在意民间的各种歌谣和流言。——因为这些看似无意、十分诙谐辛辣的歌谣、传言往往是民间情绪的真实表现。
所以从周代开始，天子和诸侯命令那些没有儿女的孤寡老人，在采诗官的带领下，摇着木铎，深入到田间地头采集老百姓心口传唱的各种歌谣，以观民间风俗和执政的得失，套用现在的话，就是“了解舆情”。——那些孤寡老人，政府发给一定的报酬给养起来，大约可算作“以工代赈”。　　
因此，自古有点想法的人也往往利用童谣、儿歌这种形式为自己造势，以显示自己是上天所命，来凡间有特殊使命的。——其实这些歌谣大多是不安分的文人制造的，因为简单易记、朗朗上口，好奇兼好玩的小孩儿一学就会，然后传唱甚广。而统治者视这些歌谣为“谶言”，十分重视。
《三国》中的长安小孩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想必是类似王允那样不满董卓老贼荒淫残暴的人而造出来的舆论攻势；明末流传“十八子当主神器”，大概也是闯王部下故意放出来的烟幕弹，如果真是上天所钟爱李闯的话，也不至于当了几天大顺的皇帝就仓皇南窜，不知所终。　　
水浒里最有名的一首儿歌是：“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在宋江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被黄文炳举报后，知府蔡九开始本没有太在意。直到黄文炳提醒他：“相公不可小觑了他。恰才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书说小儿谣言，正应在本人的身上。”政治敏感性不强的纨绔子弟蔡九这才如梦方醒，下决心铲除这个不稳定因素。我猜测这歌谣大约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宋公明策划好的“成名方案”，利用儿歌炒作自己，积累当老大的资本。所以他上梁山后，见到了晁盖，还不无得意地提到了这首儿歌，以是自己当首领的合法性比晁天王强。　　 水浒中最有名的传言就是风流皇帝宋徽宗和东京城第一花魁李师师的“零距离”关系。皇帝是天下第一人，自然是级别最高的公众人物，被星斗小民们关注一言一行自然是很正常的事。
可惜大宋不是美利坚，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关系仅仅登堂入室，还未到亲密无间，就被美国媒体紧紧咬住不方，全方位多角度地给予曝光，让身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像被脱光衣服一样，被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欣赏裸体。——这领导人当得真憋屈。
大宋没有现代意义的新闻媒体，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新闻自由，皇帝居九五之尊，权威不容亵渎。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只能通过口头传播这些事情。
宋江和柴进、燕青等人化妆进入东京城走门子时，路过李师师所在的勾栏，看到“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的“招商广告”时，问茶博士：“前面角妓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师。”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　　
看来这风流皇帝宋徽宗和李师师的那点关系，在大宋朝已经成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了，大概连契丹、西夏、大理、吐蕃这样的番国也许亦有所闻。而且像宋江这样想走二奶后门，以达天听的恐怕也不是少数。
作为皇帝，虽有乾纲独断的权威，但禁不住悠悠之口议论自己的私事。大宋那么多人，你总不能派无数的小吏专门来监控这种传言吧。何况大宋朝许多像宋江、戴宗、雷横、朱仝这样与朝廷三心二意的小吏，没准还会加入传播皇帝风流故事的行列。　　
王怡兄曾经说过皇后具有公共属性，此话有道理。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她必须满足男性子民们合理的心理活动，对权力和女人，皇帝和草民的期许没有什么质的的区别，因此对“御用产品”，大多数男人有种也想试一下的心理冲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心理学、社会学课题。就那么些并不符合现代饮食观念的红烧肉，因为某人吃过大家便争相品尝，那些为某人专门烧制的陶瓷因为打上某种文字，某人从未用过但尘封多年后，价格飙升。
而女人是最重要的“御用产品”，让草民们“意淫”一下当然正常。在皇帝千方百计的打击“僭越”的高压下，这种“在场”的体验大多是想象。
不过我觉得这位发明瘦金体的多才皇帝还算开明，自己宠幸过李师师后，并未为她建造别居，将其垄断，而是让她仍从事本职工作，在元宵佳节依然接客。不像别的皇帝，用过的东西必须放进纪念馆，作为“圣迹”草民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玩。——凭这点我佩服这样最后葬送大好河山的皇帝的大度。　　
在历代奚落挖苦国君臭事的歌谣里，有两首最著名，尽管经过孔老二的“删诗”，依然存在《诗经》中流传至今。　　
这两首诗都产生在中原大地。周朝的豫北有三个小国：邶、庸（加耳）和卫，中原大地居民多是商人的后代，在西部的后起部落周灭掉他们的中央王朝商以后，商的子民由于远远多于周人，不可能全部被杀掉。外部来的征服者只能采取殖民、同化、监视的办法，一点点确立新王朝的权威。遗民们要么被迁徙，如让他们去渤海附近；要么就这样被分成许多小国，封周朝的王室或功臣去作诸侯，统治这些遗民。卫国的国君就是这样的“殖民者”。　　
商人热情奔放、敢爱敢狠，所以才有纣王这样精力充沛、好美女醇酒的帝王，可是战斗力和掠夺性自然不如西部偏僻之地的周人，他们先丧失了自己的中央王朝，后来卫国又被北方来的狄人灭掉。

文化发达、崇尚人性的国家总打不过野蛮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宿命。　　
卫等三国的居民顽固地保留自己的文化和民族性。在淇水之滨，他们无周人的男女之防，他们的年轻人开放活泼，他们在一种充满情欲的气息中恋爱、交合，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伦理道德。因此长期被服膺周礼的后代读书人垢病。——而来统治这些开化之地的贵族，也渐渐变得更加开放，以至于没有廉耻。　　
当时的魏宣公给自己的儿子ji（但立人加“及”）娶了个媳妇，看到自己的儿媳宣姜漂亮，便变了主意，自己纳之。——后来的李隆基搞了寿王的老婆、自己的儿媳杨太真用的也是这招。而这位公子ji （亻旁及），又是宣公和自己父亲的侍姬夷姜私通所生。宣公这老爬灰死翘翘后，正当如狼似虎年华的宣姜又和宣公的庶子顽私通，生了五个儿女。你说这宣公，上搞庶母，下搞儿媳，他的儿子自然有乃父之风。——这关系够乱的。　　
在如此开放文化中长大的百姓也感觉过份，作了两首诗嘲笑他们。　　
一首是讽刺宣公爬灰的《新台》：“
新台有泚，河水渳渳。　　嬿婉之求，籧篨不鲜。　　
新台有洒，河水浼浼。　　嬿婉之求，籧篨不殄。　　
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新建的高尚住宅好漂亮，旁边的河水清澈浩荡　　本来嫁给儿子夫妇般配，癞蛤蟆公公夺去真流氓。新建的楼房真是高大，旁边的河水东流哗哗。本来是郎才女貌和和美美，可烂牛屎上把鲜花插。渔网张开本向想等大鱼大虾，可钻进来的是只癞蛤蟆。公子少女多么的匹配，可要陪伴这萎缩老头痛苦呀！”
另一首讽刺宣姜和庶子私通的是《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上的蒺藜，扫不掉呀。宫中的传言，没法说呀。若是说出来呀，那可真是丑死啦）
　　
当高官真是很累，有点乱七八糟的事情，在当时信息不发达的春秋时代都闹得满城风雨。不过卫国这些国君和国母，比起宋徽宗和李师师，品位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计。

（十四）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 水浒描写的基本上是男人的世界，满篇多是杀人、放火、喝酒、吃肉，描写风月的笔墨不多。寥寥可数的女人中，除了林冲娘子这样的贞节烈妇外，其他的不是如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友”，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那样的淫女荡妇。　　
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两个“二奶”不可不提，那就是被宋江杀死的阎婆惜和促使雷横落草的白秀英。　　
这两个二奶都是东京人士，也就是说在首都长大，眼界开阔，阅人无数，见识过“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都美女，山东郓城那样小地方的汉子，即使如江湖上声名赫赫的宋江，照样难入她等青眼。——因为风尘中慧眼识李靖的红拂女毕竟是奇缺得如大熊猫一样。
就像现在，某些满口雪莱的诗人或者动辄哈维尔的宪政精英，进了歌厅，还没有大街上刚刚混江湖的“古惑仔”更讨小姐喜欢。　　
阎婆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和父母一起从东京流落到郓城那个穷地方（未必是她的亲父母，或许是养“瘦马”的养父母），父亲死了，当地还刚刚解决好温饱问题，娱乐业不发达。《水浒》中写道：“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估计那时候公款娱乐还不甚流行，她只能屈身给宋江作了没名没份的“二奶”。　　
宋江在江湖中是及时雨，是小孟尝那样的人，可在“我拿青春赌明天”的阎婆惜眼中却一无是处。如果名媒正娶的话，宋江再无趣终究是她的老公，能一起生孩子过日子，终身有个依靠，可她的出身不可能成为已进于郓城上流社会宋江的妻室，甚至连妾的名份也不确切。而宋江长得太对不起观众，黑黑胖胖，又生活无趣，胸怀壮志心忧江湖却不能哄女孩子。除了被宋江养活外，她既得不到乐趣，又满足不了性欲，还不可能有名份，那么她喜欢上年轻英俊、乖巧伶俐的张文远便是自然的事情。
阎婆惜毕竟只是个普通的风尘女子，没有红拂的眼光，没有李师师的福气，没有杜十娘的心计，她只能一心一意爱上张文远，而及时雨的威望、名气以及勃勃雄心这些无形资产，在一个婊子的眼里也许不如一朵玫瑰花。　　
同为押司显然宋江的资历、人际关系、声望远远高于张文远，舍宋江而爱张文远，这是阎婆惜的第一错，——真正的爱情对于二奶来说是奢侈品也是杀伤自己的刀刃。傍大款还挑什么年龄相貌？主要看他是否有钱是否有发展前途。阎婆惜可能以为宋江只能永生为吏了。　　
阎婆惜的第二错就是低估了一代枭雄宋押司的狠毒与权谋，此等女子毫无江湖常识，引来杀身之祸也是自找的。她可能以为宋江无非和自己的相好张文远一样，不过是见到县令相公唯唯诺诺的小吏而已。她读完了晁盖等人给宋江的感恩信，应该想到，敢于将犯那样重大罪行的江洋大盗放走，能被黑道众多好汉拜服的宋押司，其胆量、智慧以及江湖地位可想而知。
二奶得知包养自己的黑老大惊天大秘密时，应当如何做呢？　　
第一种选择是装着不知道，反正宋江喝醉了。自己装着根本没有动过招文袋，即使宋江怀疑也不至于当场杀死她。　　
第二种选择就是对老大说，我无意知道了这事但小妾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说出去，而且发誓从此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老大走。——没准以后真做个押寨夫人。　　
可被爱情与金钱冲晕脑袋的阎婆惜做了最不应该的选择：敲诈宋江。你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的。
看惯了曲本（现在的肥皂剧）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黑白两道通吃，他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但也可以让宋江打个欠条呀，等金子拿到，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不也很好吗？这个傻妞枉跟宋江一场，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最后把宋江逼上绝路便把自己逼上死路。她不明白，在杀一个当地没有根基的风尘女子的罪过和作为堂堂押司放走江洋大盗的罪过相比，前者的更小。　　
（大概五年前深圳也有过类似阎婆惜这样的傻二奶，这位二奶被杀倒不是讨厌包养者而是因为她太爱包养者。湖南衡阳一位刘姓女子花容月貌，在深圳某防疫站工作，做了一个派出所所长的情妇。这位湘女犯了和杜十娘一样的错误，动了真情，最后非得要嫁给那个派出所长。那位已有妻室的所长是多年的先进工作者，他怎能为一个二奶和糟糠之妻离婚，搞得身败名裂误了前程？所长答应给她青春损失费，从30万加码到80万，那可是五年前呀。可这位痴情女子说就是给她一座金山她也不干，她只要和所长结婚，否则就告发到有关部门。以此要挟以为点中了命门，最后所长只好雇用黑道上的人，制造车祸结果了这女子的性命。）

如果说阎婆惜是傻而被灭口，那么白秀英则是因狂遭祸。　　
白秀英也是从东京来郓城捞世界的，她傍对了人，是新任知县的二奶。
也许因为来郓城时间太短，她和当地最高首长的亲密关系还不被很多人知道，那时候的干部选拔考核还有些规矩，至少知县的二奶依然卖唱，没有承包县政府的工程，更没有由舞女变为法官——因此不识泰山的雷横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白秀英唱完后讨大家的赏钱，坐在VIP包厢的雷横忘了带钱——作为巡捕都头的雷横，在郓城地面上，信许没有带钱的习惯。你想新警察小武都可以免票看电影，而且坐在包厢里面，堂堂的都头来看戏岂不是抬举你？　　
雷横不识庐山真面貌可以理解，你白秀英只要暗示一下，雷都头不仅明天会补钱，也许还会派人来给你护场子。
可白秀英这位京都女子自以为有和县令的关系，狂得不得了。——她难道不了解小地方自有小地方的规则？也不了解一下社情？了解一下郓城地面上的人物再做买卖。她和自己的父亲白玉乔一唱一和讽刺雷横。特别是白玉乔以京城来的人口吻说：“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当别人说这是雷都头时，白玉乔还辱骂道“只怕是驴筋头。”——堂堂的都头大人哪受过这样的侮辱？打他一拳是自然的。
可挨了打的白秀英还不吸取教训。雷横知道她的身份后大约会上们负荆请罪，赔上银子，你就坡下驴给个面子，雷都头就会成为你在郓城的保镖。可她因为有大靠山，告了恶状让县令枷了雷横，而且枷在她经营的勾栏面前示众，还让其他的公人，原来雷横的部下或同事打雷横。
这个县官也是脑子进水，履新不久为了自己的二奶如此得罪手下的众多干部。因为这不仅对堂堂汉子雷横是奇耻大辱，而且让其他的干部也有唇亡齿寒之感。正如雷横母亲控诉那样：“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　　
这不识字的老婆子都明白起码的法律，即使执法也应当由政府来执法，哪能由原告执法？可恶的白秀英还打了老太婆，标准的孝子雷横再也忍不住了，用枷打死了白秀英。——这叫欺人太甚，自取其祸。　　
今天像白秀英这样狂的二奶也不少。当年成克杰在位时，他的二奶李平在广西便能呼风唤雨。做二奶的，不能像阎婆惜那样傻，也不能像白秀英那样狂，这样的教训得吸取呀。

（十五）天下第一“二奶”李师师 和两个失败的二奶阎婆惜和白秀英相比，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
她不仅傍上了天下第一人道君皇帝宋徽宗这个大款，还狠狠地赚了梁山泊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　　
李师师有如此的通天本事，能成为天下第一二奶，仅仅因为其色艺双全是不够的，通过水浒的描写，我们能窥见她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和阎婆惜、白秀英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白秀英因为仗着是县令的二奶。骄狂得不把整个郓城的大小官吏放在眼里，最后侮辱了雷横母子遭遇杀身之祸。照这个逻辑，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可以狂到天上去了，天下人除了皇帝谁也不能入她的青眼。但李师师能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正是李师师高于白秀英等人的地方。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被皇帝包养后，应该金盆洗手专司伺候道君皇帝，或者搞一个正五品或从四品之类的歌舞团团长，让赵官家掏公帑把她养起来。——她在皇帝耳旁吹吹枕边风，这事不难办到。
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风月场所做她的花魁，而且是真做，依然笑迎天下客。不过因为是御用的，价码高了点——哪像后来一些大牌歌星被高级官员包养后，寻常百姓就难近芳颜了。
从这点看，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还是能与民同乐的。这位后来被金人俘虏的皇帝虽然荒淫，但写得一笔好字，更兼吹拉弹唱无所不通，也算多才多艺吧。　　
因为李师师还坚守在为大宋风月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态度，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一番真情让皇帝老子知道。　　
 皇帝常居深宫，中间关山重隔，又被高太尉这样的奸臣蒙蔽，想通过高太尉等权臣向皇帝表白真心受招安之心的路子已不可行。走李师师这个二奶的路子，是当时梁山诸人的惟一选择。　　
通过风月歌舞界，向上层施加影响传播信息的古老办法至今还在使用。民国时期的上海和天津，一些类似陈白露的交际花就充当了民间和官府的桥梁。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由于出手阔绰，立马被李师师母女另眼相看。你看李师师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态度多么谦恭，谈吐多么得体。　　
等宋江喝了点酒，指指点点吆三喝四，露出梁山泊贼首的面貌后，再加上骂骂咧咧、长得粗野的李逵，作为沾过天子雨露的李师师来说，心底里对这伙举止不雅的土财主未必瞧得起，但她恪守了风月场良好的职业道德。
宋江介绍李逵：“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你看李师师如何幽默：“我倒不打紧，辱莫了太白学士。”风流倜傥的大才子李白，色冠群芳的李师师，只会杀人喝酒的李逵，三个姓李的如此排列在一起，令人开心。
这与时下一些风月场所只会讲黄段子的小姐们相比，砍柴不得不感叹，优秀的青楼文化，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　　 李逵打了为皇帝提供保卫的杨太尉后，惊了御驾。宋江一伙的真实面貌露了出来，接待如此重大的反贼，隔在别人那里早就被东京警备厅抓进去了。
可因为是皇帝的二奶，“李师师只推不知。”——二奶的级别越高，安全系数也越高。　　
等燕青再次进京见了李师师后，李师师已经知道上次闹东京一帮人的身份。但见过了大风大浪的师师根本不当回事，她对燕青说：“你不要隐瞒，实对我说知；若不明言，决无干休。”
听说梁山泊人真心想招安时，李师师安慰燕青：“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为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　　
侠肝义胆的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报告了宋江真心想招安一事。没有师师的引荐，梁山泊人不可能被招安，宋江被招安的愿望实现，李师师功不可没。
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喜欢燕青等原因外，我认为还由于李师师的见识与经历有关。
风月中人按理最应当理解江湖人士，他们往往都有难言的人生际遇，有种种辛酸，他们的道德观、是非观不同于正常社会。
李师师有幸傍上了皇帝，但她没有得意忘形，依然明白自己的身份。能对梁山泊人给予“同情的理解”。——看水浒中女人，我以为最可爱的就是李师师。　　
二奶左右王侯，妓院胜于官衙，风月影响政治。这算是我国政治传统之一吧。<待续>

（十六）皇帝偷情是风流草民偷情是罪过 中国文人在曹雪芹之前，描写真正爱情的太少，而写男女不道德的偷情却比比皆是。
《诗经》中的《静女》、《蒹葭》写一转三折的思念之情的名章，出自民间的无名氏之口；焦仲卿这样尾随爱妻刘兰芝而去、敢于殉情的男人也是民歌中出现。——大多数文人恐怕还瞧不起他的没出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都是民间传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歌颂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爱情背后，实则有着公公夺儿媳的不伦；元稹的《莺莺传》写的是始乱终弃；而《三言二拍》里面多的是李甲这样辜负杜十娘的小男人。　　
在爱情面前，女人更勇敢更坚韧更有一种为爱痴狂的无畏，一对恋人碰到爱情难题的时候，最先逃避退却的往往是男人。
或许中国男人在爱情面前这种胆怯、柔弱决定了没有勇气去文艺作品中寻求最美最真的爱情，反而对描写被抛弃的怨女，不得善终的荡妇，搬弄是非的媒婆大有兴趣，写起偷情来，笔墨纵横、汪洋恣肆、才气透纸。
《水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碧华曾说过施耐庵大概感情上受过女性的打击，因此才笔下的女人几乎要么是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要么是潘金莲那样的荡妇。
一百零八将里面惟一有姿色、出身好、武艺高强的扈三娘却让宋江配给好色、丑陋的矮脚虎王英。似乎一朵鲜花不插在牛粪上，施耐庵就不自在。这并不独独是施耐庵的毛病，这种爱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国传统文人都有。
文人们一方面纳妾无数，像李渔那样对女人的姿色、媚态、服饰化妆甚至房中术研究得十分专业。另一方面羞于说自己的真爱，即使真的爱妻子、爱情人，也得等到人家死了才放开心扉写悼亡诗文。这种不健康的爱情观使男人们将女人看成玩物、看成私有物、看成工具。为爱情不要江山不要官位的是没出息的傻蛋，而视“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男人则受到敬仰。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里，男人敢爱简直是原罪，而于风月场所玩弄女性则是洒脱与自在。　　
施耐庵的笔下，惟一的好女性是林冲的妻子张氏，非施氏厚爱张氏，而是施耐庵觉得林冲太完美了，非贞女不能配他。当陆虞侯将张氏骗到自家，引高衙内进来污辱时，林冲赶到，对妻子的第一句话竟是：“不曾被这厮玷污了？”娘子道：“不曾”。爱妻至深的林武师依然冲不破“失节事大”的礼法桎梏，大才子施耐庵也许认为只有不失贞，张氏才有被林武师爱的资格。　　
古代文人中，我独爱雪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现代人道主义的关怀，能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女人，去歌咏她们的爱与忧愁。大概是因为他是汉军旗的人，和纳兰性德一样，未被汉族那些陈腐的东西过多污染，保留着一份真纯。　　
施耐庵写爱情笔拙或者是不屑，而写起偷情来，那样津津有味，疏密得当。
《水浒》中写偷情的有：西门庆和潘金莲；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偷情；白秀英和郓城知县的偷情；卢俊义老婆与管家李固的偷情；阎婆惜和张文远的偷情；李巧奴和张旺的偷情；四柳村太公的女儿与邻村王小二的偷情；王庆和童贯侄女娇秀的偷情；当然，还有大宋第一人和大宋第一“二奶”李师师的偷情。　　
这么多的偷情，施耐庵写出来，让人读了却没有重复、拖沓之感，每一次偷情写出来别有面目，施氏才气真如汩汩泉水。只是在他的眼里，偷情都是罪不可赦的大恶。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通奸发展过程，不仅是一部《水浒》中写偷情最精彩的，即使放在中国所有写偷情的文学作品中比，都可以排在前几位。西门庆向潘金莲套磁那番功夫，金圣叹评价为：“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桀，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锦凑文字。”“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　　
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婆用计鸩杀了武大郎，显然是刑事犯罪，当依律处置。可在谋害大郎之前，两人的奸情，却属于道德调整范畴，而非罪行。潘金莲对武大郎的忠贞义务，是外部的礼法强加的，而非潘氏自愿。潘金莲在做使女的时候，因为反抗主人的纠缠而被记恨，白送给“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的武大郎，——可见潘金莲原来并非是人尽可夫，见钱眼开的人。武大郎既不能满足潘金莲的感情需要，亦不能满足其性欲需要。“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让癞蛤蟆吃上天鹅肉，施耐庵就感觉很爽，心态何至如此？　　
西方文学中，作者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红杏出墙行为，往往抱以一种同情的理解，即使有“错”，但无“罪”，如查太莱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西方的文明里，更重视人性。
而在潘金莲挑逗武松时，从武松的眼里以及耐庵的笔下，已经是“大大的罪孽”。潘金莲想：“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男人健壮在女人眼中自然是优点，这是最质朴的审美观。当潘金莲的挑逗变得赤裸裸时，武松的反应过于剧烈，简直将潘金莲的皮剥了，让人家的自尊荡然无存。“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休要这般不识廉耻。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得嫂嫂，拳头却不认得嫂嫂！”
武二不为美色所惑，不怀人伦固然是条真汉子。可潘金莲喜欢他，也不是什么罪过呀。嫂嫂喜欢英俊潇洒的小叔子，难道就十恶不赦了，让武松如此辱骂他，其实武松大可不必出粗口，你悄悄地走了，不再理她，彼此不伤面子不就得了？爱之深便会恨之切。潘金莲幽怨地说了句“好不识人敬重！”女人的那颗脆弱的心，谁人能理解？

即使受到了武二如此的辱骂，当武二即将押送礼物上京时，前来向哥嫂告别，潘金莲对武二爱情的幻想还未破灭：“莫不是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来？那厮一定强不过，我且慢慢地相问他。”可武松当着武大，如此警告了潘金莲。——这就有多管闲事的嫌疑了，你拒绝诱惑是你自己的权利，可嫂子是否守妇道，小叔子凭什么替哥哥来教训嫂子？你哥哥也是个有着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夫妻之间的种种事情，第三者没有置喙的资格。　　
被爱伤透了心的潘金莲在武松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西门庆出来了，一个既能给她生理慰籍，又能给其心理慰籍的大官人出来了。而且西门庆并不是像张员外那样，利用权势强迫潘金莲。他是个泡妹妹的天生高手，潘安的貌，驴儿大的行货，似邓通有钱，绵里针忍耐的性格，闲工夫这五样他都具备，而且“捱光”计十个阶段，钱使到九分九，都有前功尽弃的可能，
但西门庆不害怕这种“投资风险”。——碰上如此的人物，别说是潘金莲，我看是林黛玉也抵挡不住爱情的攻势。你看西门庆泡潘氏的那份温柔体贴、那份善解人意。当潘金莲埋怨自己嫁错了丈夫：“他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可西门庆是这样回答的：“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他决不是跟着贬大郎而是夸奖大郎，如此理解和尊重女人，武二等哪能及其万一？当西门庆说到自己的亡妻时，充满了敬佩感激之情：“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灵百俐，是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殁了已得三年，家里的事，都七颠八倒。为何小人只是走出来？在家里时，便要怄气！”然后再提到自己已养的几个“二奶”张惜惜和李娇娇，没有一个及得上潘金莲。如此既说明自己不是滥情之人，博得了潘金莲的尊重，又满足了小妇人的虚荣心。那么，两人感情发展到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的程度自是水到渠成。　　
当武大从郓哥那里得知妻子和西门庆的奸情以后，这位老实巴交的善良男人内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意外地得到了这样一个美女，自己起早贪黑地做小买卖，供养妻子。但是感情是勉强不来的，男女是否般配不仅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内心感觉，潘金莲不爱自己，企图靠自己对潘的小心爱护，感化潘金莲是难以生效的。　　
这时套用现在的话，武大、潘金莲的婚姻出现了极大的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现在的夫妇先可以协议离婚，协议不成就上法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判定财产的归属。
然而那时候是大宋，女人没有主张自己婚姻的权利，要想解除婚姻，只有被动地等待丈夫写休书。而这时武大的合理选择是什么呢？显然他想维护自己的婚姻，那么是私下劝潘金莲回头，或者是等弟弟武二回来后商量，都不失为理性的选择。如果找武松商量，武松也许会利用自己都头的地位和西门庆交涉，但以武松的性格，也许会劝哥哥休掉这个败坏家风的嫂子。那样就不会出现命案了，武松、西门庆、潘金莲、武大等人的命运将完全是两个样子。
可是武大采用了那时候大多数男人的办法——捉奸，这是一时激愤极容易采取的传统方法，可惜这个懦弱、善良的男人碰到了清河县有钱有势的西门大官人。他被西门踢伤了，武大如果有他弟弟十分之一的机敏，也会忍气吞声等待弟弟回来再做打算，然而他的善良他对潘金莲的爱，遭来了杀身之祸。
他一半是威胁一半是善意地提醒：“我的兄弟武二，你须知他性格，倘若早晚归来，他肯干休？若你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是，我都不提。”家有利器不可轻易示人，这不是提醒潘金莲等人吗？最后在王婆的策划下，潘、西门毒死了武大。　　
潘金莲杀夫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我无意为潘辩护。我只想说的是武二杀嫂是一场悲剧。武大爱潘金莲却得不到回报，潘金莲爱武二亦得不到回报，西门、潘金莲两情相悦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最后演出了杀夫、杀嫂。——西门、潘金莲、王婆是罪犯，武松走正常的诉讼程度不能为兄长伸冤，最后也从都头变成罪犯。当武二扯开曾向自己眉目传情的嫂子雪白胸脯时，用尖刀一剜，当时他除了悲愤，还想到什么？　　
这场悲剧却没有撕裂读者内心的力量，是因为谋杀与复仇、贞节与淫荡这种简单的道德划分减弱了悲剧的力量。人们看到的是淫妇奸夫和复仇好汉的对立两极，而未有对促使美女变凶手的深层次思考。——在施耐庵眼里，稍有出墙心思的女人就是该死的，就是不可饶恕的，中国毕竟产生不了托尔死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具有终极关怀的作家。　　
不知道为什么，《水浒》中的汉子们一个个是性冷淡。你宋三郎既然不好女色，接济了阎婆惜母女俩不就得了，为什么要包养她？既然包养了人家，却又冷落人家这不是不负责任么？难怪人家看上了风流温柔的张文远。
那拼命三郎石秀更没道理多管闲事，你的义兄杨雄疏远了嫂子潘巧云，巧云碰到了青梅竹马的裴如海，和尚与已婚之妇偷情，作者便以“淫妇”、“贼秃”命名之，石秀作为杨雄的结拜兄弟，将自己的观察分析结果告诉他，已属不应该，自古“疏不间亲”，人家毕竟是夫妻，顶多善意地暗示、提醒就罢了。当杨雄醉骂巧云走漏了风声，巧云为了自保诬陷石秀调戏她，杨雄信以为真。那么作为第三人，清者自清，你就悄悄地离开得了，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可他竟然自己去悄悄地杀死裴如海——这不是故意杀人是什么？杀了裴如海也罢了，哪个人能保证一生在感情上不擦枪走火，可石秀怂恿了杨雄诱骗巧云和丫鬟上山，最后合伙杀了两人，巧云罪不至死吧。——我真的怀疑石秀和杨雄是同性恋，杨雄娶巧云是为了掩人耳目，不然杨雄在当地不大不小是个人物，何必娶个寡妇呢？石秀也许因为吃醋，借机杀了巧云。

童贯的侄女娇秀喜欢上王庆更能理解。
娇秀作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被童家许配给蔡京的孙子，一个憨呆的傻瓜。这对一个美眉来说太残忍了，爱上“俊俏风流无限”的王庆不是很自然么？可施耐庵依然认为这种偷情是大大的罪过。
当娇秀和王庆好上后，施公写道：“王庆那厮，喜出望外，终日饮酒”。——用笔如此，似乎愤愤不平。当蔡京等人找个理由将王庆刺配后，迎娶了娇秀。“一来遮掩了童贯之羞，二来灭了众人议论。蔡攸之子，左右是呆的，也不知娇秀是处子不是处子。”是否是处女，在施公看来悠悠万事，惟此最大，他好像很为蔡京那个傻孙子抱不平。　　
照《水浒》那时代人的理论，妇道比什么都重要，不守妇道就被杀死也活该。潘金莲被人像配牲口一样配给武大，就应该从一而终；杨雄不爱自己的妻子，但受不了他红杏出墙，因为妻子是他的私人物品，他不使用也不允许别人染指，他痛恨妻子偷情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自己的尊颜严被挑战。娇秀也是这样，对童、蔡两家来说，利益同盟最重要，大家族的面子最重要，而女孩的幸福则算不了什么。　　
宋徽宗放着三宫六院这些满汉全席不吃，跑到勾栏瓦肆泡民间的妓女李师师，尝尝这道地方小吃。这也是偷情，可在施耐庵的笔下，便不是罪过而是风流佳话了。李师师傍上皇帝后，挂出了“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的广告牌，看来被皇帝泡是可以大肆渲染的光彩事情。
天下人都议论这件事，皇帝不以为许，还常常从专用的地道钻出来，临幸一下李师师。而且不避近臣，让杨太尉亲自在外面站岗。　　
同样偷情为什么草民干和皇帝干这样大的区别？因为在皇权社会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万物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奴才，他睡任何一个女人不是偷情而是主人的恩宠，天下女子的房间无非是三宫六院的扩大而已。——雄性对雌性的控制权力，在动物世界和专制社会里是衡量男人权威的一个重大指数，皇帝的权威最大，因此他的性资源理应最丰富，性自由更大。而一般的官员和财主，对自己家的丫鬟的性侵犯也没人敢说出了不字，潘金莲不服这个规矩所以她的下场很惨，贾琏玩府里奴才的老婆，凤姐泼醋可老祖宗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么一般的老百姓，对自己的妻妾有自由的性权利，泡别的女人则是觊觎，是偷情，是罪过，别的雄性动物不能原谅他。他们的性权利虽然不能和皇帝、大官比，但关起门来，这种控制权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也是杨雄可以不去滋润潘巧云但不允许自己对巧云的专属性权利受到别人侵犯。而女人呢？只能处于被处置的被动地位，让人养着，让人挑选，让人玩弄，如果自己主张自己的性权利就是十恶不赦的罪过。　　

套用一首民谣形容性权利的不平等：“　　
皇帝胡搞是游龙戏凤，　　巡抚胡搞是深入群众，　　
知府胡搞是娱乐活动，　　知县胡搞是体育运动，　　
小吏胡搞是胡乱打洞，　　草民胡搞是流氓活动。”

（十七）扈三娘：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水浒中的女人，除了林冲的妻子外，似乎想不出还有谁拥有过真正的爱情。潘金莲、潘巧云和情夫那份感情，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们是荡妇，按那时人们的道德标准，认为她们应该进万劫不复的地狱；李师师对宋徽宗而言，仅仅是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万岁爷所钟爱的一道民间小吃。　　
扈三娘是我最同情的一个女人，她高挑美丽，她武艺高强，她出身富裕之家，可是嫁给了矮脚虎这样好色丑陋、品行不堪的人。而这一切的源头不是造化弄人，而是宋江的乱点鸳鸯谱。
宋江把扈三娘当成一只羊羔，送给了王矮虎这支色狼。而梁山和扈三娘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李逵将她家上上下下杀个干净，就剩下她哥哥扈成逃走。　　
当年楚国灭亡了息国后，美丽的息夫人被俘虏后，纳入楚王后宫，三年后连儿子都生下来了，可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从不开口说话，从不欢笑。后人感慨：“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连文弱的息夫人尚且这样无声地抗议，而能上马杀敌的女将军扈三娘为何这样甘于被杀父仇人驱使呢？　　
归降梁山后，扈三娘每每出征，在马后张开一面旗帜，上书：“美人扈三娘”，在不知道美为何物的梁山男人世界里，她的美丽是那样的寂寞苍白，仅仅是一种类似滑稽的点缀。
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扈三娘是否被梁山人强迫服下了一种神密药品？她的精神是否已被公孙胜这样的人用法术控制？或者她势单力薄，迫不得已苟全性命于淫威之下？那么她的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她的苦，惟好肉欲而不解真情的丈夫能理解吗？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会不会向隅而泣？ 上梁山的人中，有打家劫舍来避祸的罪犯、小偷，有被逼上无奈的体制内人，有被宋江设局诱骗来的官员，他们尽管对梁山的感情程度不一，但至少是最后自己做出了选择，而扈三娘是惟一被劫持和胁迫上山的。　　
李家庄的管家杜兴向石秀、杨雄介绍说：“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三娘已与祝家的老三祝彪有婚姻之约，两人是通加之好，又是门当户对，男女般配。
而王矮虎呢？押车的伙计出身，见财起意杀死了雇主，落草当了强盗。这样一点江湖规矩都不讲的人，能是什么好货色？
在清风山拿住宋江后，不问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的是“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其残忍不亚于李逵。劫持到刘知寨的老婆，他马上将其抬到自己的房里去，连宋江都认为，“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色，不是好汉的勾当。”当宋江被刘知寨陷害，打进囚车，半路被花荣、燕顺等人救出，王英仍然念念不忘知寨的老婆， “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妇人，今番还我受用。”拿住妇人后，燕顺为了不留祸患，一刀将其杀了，王英倒要和自己的兄弟燕顺拼命。
其好色而无品位，至少小霸王周通抢人家的姑娘做押寨妇人，还像模像样地送聘礼，拜老丈人。
第一次和扈三娘对阵时，十个回合就被三娘擒住，让这样无才无德无貌无品的人获取三娘的芳心，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而擒住扈三娘的，却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林冲，——胜女英雄的惟有真英雄。
梁山中的诸好汉，真正和扈三娘匹配的恐怕只有林冲，林冲此时，妻子已在东京上吊自尽，扈三娘不必做妾，可以光明正大地成为林夫人。　　
可是宋江不会这样想，他把女俘虏看成当然的女奴，能任意处置。宋江为什么要把一朵鲜花硬硬地插在牛屎堆上呢？
表面上看是他的践约。在王英和燕顺因女人几乎刀枪相见时，他劝解时答应给矮脚虎娶一门媳妇。可天下女人多得是，像王英这样的打工仔出身的人，有肉欲少真情，找一个如史进的相好李睡兰那样的风尘女子完全可以打发他。为什么非得让这样优秀的三娘嫁给矮脚虎呢？有几种可能。　　
一是宋江有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必须毁灭掉的心理。宋江将扈三娘交给宋太公看管时，众头领以为宋江要这个女子。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好东西先让老大享用是强盗的规矩。宋江并非不好女色，否则他不会包养阎婆惜，也不会在见李师师时酒后失态。大男孩李逵没遮拦说出了他的本性。只是自己没有让女性喜欢的本钱，女人是感性的动物，有时你的权谋你的江湖地位还不如几句好话更能获得其好感。连阎婆惜都不喜欢他，何况扈三娘？他对三娘求爱遭拒绝后，又怕霸王硬上弓有损自己的名声，毕竟他不同于在女人面前什么也不管的矮脚虎。于是就像一气之下将潘金莲配给武大郎的那位员外一样，将执意不从的三娘送给在梁山中最下作的矮脚虎受用。　　
第二个原因是梁山的光棍太多，大伙都在盯着这个美女。给谁都可能伤了和气，宋江不愿意因此引起骨干们互相的猜疑。给一个大伙公认的超级色鬼，其他人反而心里平衡。　　
第三个原因是为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林冲无异心但品性无疑都是一流，让扈三娘嫁给他，岂不是双剑合璧，天下无敌么？宋江不愿意自己手下的人有更多的真友谊、更多的真爱情，那样他的老大地位有可能被削弱。他只能把美女当成奖品送给亲信。他的几个亲信中，李逵只爱杀人，这方面没开窍，花荣有娘子，戴宗是个近似出家的人，而王矮虎是自己收罗的嫡系，当年劫囚车救他时立下大功，又好色如命，投其所好才是好礼物，能让他更加死心塌地地效劳。梁山和扈三娘毕竟有杀父之仇，送给非宋江嫡系的人，害怕枕头边策反，将三娘送给亲信有暗中监视的意味。
《水浒》中写道认扈三娘为义妹，当着众头领将她许配给王矮虎时，“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王英自然拜谢宋大哥，而扈三娘当时的心可能在流血，不得已从贼，也不能从矮脚虎这样的贼呀，谁也没法给我一个三娘爱王英的理由呀。推却不得倒是实，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她能怎样？　　
众人看到鲜花往牛粪上插的时候，“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宋公明的“德义”，就是不把女人当人。
上了梁山的扈三娘，便成为一位木偶美人，没有自己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白天让宋江驱使上阵打仗，晚上回来面对矮锉子丈夫。哀莫大于心死，三娘也许在得知家破人亡后，已经心死了。　　
《水浒》中的女人，美丽的、多情的、淫荡的、爱财的、英武的、贞节的，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没有好下场。在这样的世界里，扈三娘不从贼，她能从谁呢？

（十八）梁山的“山头”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刷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仨的言语完全不一样。
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
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
“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
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其他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
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一个大集团公司的核心层企业和松散型子公司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
作为核心层企业的老总，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
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级别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
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
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
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深、武松、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
他们不像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相对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智多星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
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
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从宋江三打祝家庄后，他一直留心罗致朝廷的武官。
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
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好汉，都难以摆平。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宗、李逵、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到了那时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更是亲近，原梁山的林冲有可能偏向二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因此招安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不得，太晚也做不得。　　
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寇和反贼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看成宋江在征战中削弱非嫡系人马。
一百零八将中，第一个阵亡的是梁山的“超级元老”宋万，属王伦时期的重要人物，这决非闲笔。
征方腊后，三分之二的人马阵亡，跟随宋江回东京的十二名主将（属三十六天罡）中无一人是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这十二人中，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卢俊义、吴用和宋江是同盟关系，其他的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宋江的嫡系阵亡比例最低，难道是偶然的吗？　　
其实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各山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李俊等人太湖小结义，早选好了退路，最后出海南下，去了泰国。杨志、林冲、鲁达在浙江病死或圆寂后，武松执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决裂，二是表明在当地守住与鲁、杨、林的情分，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而燕青在征辽途中的双林镇，就设计好后路。与晁盖、吴用同出江湖的公孙胜，一直就对宋江若即若离，几次要远离梁山的山头之争，征方腊后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来的就是花荣、李逵、戴宗等人。等宋江、卢俊义、戴宗、李逵死后，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自缢身亡，与其说他俩在大树倒后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说是后悔。
吴用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中，出力很大，吴用为此还背弃了晁天王，将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后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恐怕吴用都没有勇气隐居江湖，和还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一部水浒，直到结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种种的“山头”。

（十九）英雄末路、小吏末路和贵族末路 《水浒》中有三个人对水泊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无他三人，梁山将不成其为梁山，水泊亦将不成其为水泊。
他们三人是林冲、柴进和宋江。
林冲蒙冤上山，大多勤勉于山寨之事。惟有王伦不收留晁盖一伙人，晁盖被史文恭杀死后，在两次水泊事业最关键时刻，如山中之虎豹，静候多时，突然窜出用大智大勇奠定了梁山前期和后期的基业。
而柴进是梁山真正的源头，先是有恩于王伦、杜迁、宋万等人，然后再介绍林冲上梁山，使梁山有了第一个关键人物，无柴进林冲不得上梁山，林冲不得上梁山，晁盖难以顺利做梁山老大；晁盖等不上梁山，后面宋江等人壮大梁山都是虚话。
宋江更不用说，他为一百零八将之首，私放晁天王等人，广招各路豪杰上梁山，最后力主招安，可谓梁山事业系于一身。　　
这三人一为英雄，一为贵族，一为小吏。他们都是走投无路，不得已才上了梁山，三人上梁山的原因，上梁山之前的心态很值得对比。　　
和宋江、柴进相比，林冲是真是百分之百的冤屈。宋江私放劫生辰纲的江洋大盗，为灭口杀死了阎婆惜，本是弥天大罪，按律是死罪，幸亏他银子使得好才轻判个刺配江州。柴进则是被知府小舅子夺了叔叔的老宅，对小旋风来说，最可激愤的并不是一屋之失，而是太祖皇帝允诺的贵族特权，百年之后竟然被地方官和地方官的亲戚藐视、践踏，再说李逵冒冒失失杀死了段天锡，虽罪不致死但连带责任还是有的。惟有林冲，干干净净老老实实，无丝毫做奸犯科之情节，可衙内为自己的淫欲，悍然强夺命官之妻，顶天立地的好汉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对那个年代对男人来说，夺妻是最大的耻辱也是最大的权利侵害，他一忍再忍，最后连自己的生命都难以保全，无敌忍者突作怒目金刚，手刃仇家上了梁山。　　
因此和与早有自己小算盘的柴进、宋江相比，林冲上梁山最有悲壮色彩，这位忠心耿耿效忠朝廷的教头不得不做强盗，其内心之痛苦、煎熬、悲愤可想而知。
在朱贵的店里，上梁山之前的林冲几碗酒下肚，想起前尘往事，想起去路漫漫，想起娇妻与深仇，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便在白粉壁上写下了八句诗：“
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　　
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一个“仗义”“朴忠”的英雄，不能万里觅封侯就罢了，可做一本份小官不可得，过平常日子不可得，黑暗的朝廷就是这样逼迫自己本应最依仗的精英来反对自己。
这首诗不仅是林冲心思的写照，也是千百年来无数报国无门反遭迫害的英雄末路之写照，英雄走向末路，大宋也就该走向末路了。　　
宋江没有林冲的“朴忠”，林冲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安身立命，宋江则靠权谋，靠利用最流行的潜规则来博取最大的收益：金钱、名望，用的全是小吏的手段。林冲能交鲁智深这样的真好汉做朋友，也能帮助李小二这样“窃钩”的穷人，但把他放在宋江押司的位置上，碰到上司发文来追捕重大犯罪嫌疑人，他会像宋江那样泄露重大国家机密么？
宋江那样做，是施恩于黑社会，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保护伞，这连一个公务员最起码的操守都不具备，何来“忠”？宋江作为郓城小吏，而利用权利金钱，收买各路边缘人，声闻于天下。——他的钱也来得蹊跷，因此萧瀚说他有“财产来历不明罪”重大嫌疑。从当小吏开始，他就做好随时和朝廷决裂的准备。
光宗耀祖是男人正常的追求，但宋江选择的路径和林冲不一样，一用潜规则，一用显规则。因此他在江州题写的“反诗”，和林诗相比，风格不一样：“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所表露的是一种怨气而非悲壮。林冲蒙冤那样重，想到的只是“威镇泰山东”，而非报复社会，而这位口口声声忠孝的宋押司如果真忠于国事，不但不会私放天王，也不会在流配的路上，劝诱和欺骗燕顺、王英、郑天寿、花荣、秦明等上梁山。
黄文炳看得一点不错，他早有造反之心，然后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老路，博取官爵，但以揣测犯罪动机来定罪，而不是根据犯罪事实定罪，则是“莫须有”。
将宋江判处死刑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另一个问题。题反诗事发是上梁山的导火索，因此和英雄末路相比，这个小吏的末路有点滑稽。先是装疯卖傻在屎尿坑里打滚，企图骗过缉捕的公人。推上法场时，“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被晁盖救了后，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　　
比起英雄和小吏的末路，贵族柴进的末路直叫人惋惜痛心。作为大周皇帝的嫡传子孙，有誓书铁券在手，对来自朝廷的伤害他有种自信。和“朴忠”的林冲、“权谋”的宋江比，他一直和现行的体制保持冷静的距离。
作为让位于赵家的柴家后裔，他内心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宋的臣民，因此“忠”对他没有意义，自然谋取高官对他也没有意义。
他和大宋是一种“契约”关系，自己的祖先和皇帝的祖先订立了江山转让“合同”，按照合同赵家需给予补偿，补偿条款中便有“司法豁免权”一项，大宋对他而言，惟一应该做的就是“履约”。
秦汉以降，郡县天下，贵族势力日渐凋零，特别是隋唐开科取士后，寒门与豪门一起参加科举考试，国家公共职务向全体百姓开放，没有了特权自然没有了贵族。到宋代，除了皇族恐怕异姓贵族只有柴家了。
因为在贵族和皇室只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盟约关系，贵族遵某姓为共主，贵族自己有独立的势力范围和很大的自治权。许倬云先生曾比喻，秦汉前天子和诸侯的关系是总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是真正封建；秦汉以后皇帝和各地方政府是总公司和办事处的关系，办事处是没有独立法人地位的。 赵匡胤黄袍加身，从柴家那里得了皇位后，为了解决道统上的合法性难题，订立了赵、柴两家的合同。那么在宋朝初期，赵家或许还有种得位于孤儿寡母之手的道德内疚感，履约的积极性很高，统治天下时间一长，便具有自然的合法性，履约的约束也越来越弱。此时的柴进并非没有危机感。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后，国与国之间征伐不已，各国贵族有朝不保夕之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等战国四君子大批养士之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柴进“养士”也是出于这种考虑，不管良莠都招集在门下，既周济林冲、宋江、武松那样的人，也养洪教头那样的人。“酒店里如有流配来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
在奸臣当道、公器私用的北宋末期，繁华之中隐藏着极大的社会矛盾，过着优厚生活的柴进自然不能置身度外，“养士”以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贵族一种“自保”措施，大官积累财富攫取权力以获得安全感，小官巴结上司以求自保，祝家庄这样的地主自己练兵自保，小老百姓去当响马自保，柴进不能去作大官，也不愿意去当贼，最好的选择是“养士”。
金圣叹评价说：“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旋音去声，言其能旋恶物聚于一处故也。水泊之有众人也，则自林冲始也，而旋林冲入水泊，则柴进之力也。”
柴进旋林冲入水泊，只是无意插柳，他自己是不愿意放下贵族架子去当强盗的。
可这样一个连皇帝都许诺给司法豁免权的贵族子弟，在知府的小舅子眼里，完全是可以任意鱼肉的乡民。权力可以统吃一切，先朝订立的法律文书，在段天锡眼里，只是废纸一张，“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当年让江山订立的合同，大宋政府完全可以违约了——江山已经到了老赵家中一百多年了。　　
林冲平时出阵，只是一职业军人奉命而为，无多话。
攻打高唐州时，“头领林冲横八丈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姓高的贼，块块出来。’”林冲主动出马，一为报柴进之恩，二是出于对高家的仇恨。迫使林冲、柴进两位梁山大功臣上山的为高俅兄弟，高俅才是梁山第一大功臣。　　
原本寄希望于赵官家遵守合同的贵族也不得不作了强盗，但他和林冲一样，毕竟有种情结，做不了彻底的强盗，但对大宋他决无宋江那样的奢望与天真，最后称病辞官回乡务农，得以善终，这是贵族的清醒。　　
英雄、小吏做了强盗，贵族也不得不做了强盗，大宋朝廷还能剩哪些人？

[推荐]闲看水浒 [转帖]梁山的“山头”——闲看水浒读水浒，看官府打黑这里有人看新版水浒吗？大家看新水浒了没有？看水浒中大赦天下想到的。从《水浒》关胜一众降将集团看北宋军队为什么一溃千里看新水浒，感觉现在真是世风日下阿在看水浒，这帮家伙其实没前途的看了水浒想起了武松的一个问题新版《水浒》中的MM们，筒子有喜欢看的进来聊聊看水浒有疑问，请大家讨论一下宋代度量衡、货币、俸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