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成飞歼十研制攻坚报告

“龙腾东方寄壮志，风雨征程铸辉煌”。由我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战机已经设计定型，正式装备部队！新型战机的研制成功，在中国航空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篇章。

新型战机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十几个部委、上百个单位，数十万人参加了这一工程。从第一张草图、第一份报告、第一个零件，到首飞成功、设计定型、装备部队，风雨兼程，寒来暑往，航空人用“自主创新，艰苦奋斗，默默奉献，敢于牺牲”的型号精神，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在天府之国、渭北平原、戈壁大漠，处处都留下航空人顽强开拓的足迹。

20年前，当国外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开始装备并应用实战时，中国航空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当时，我国航空工业面临的现状是水平低、基础差、人才断层明显。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新型战机研制的先驱者们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创举——研制适应跨世纪作战环境的第三代歼击机。

1986年春天，北京。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科工委的领导宣布：新式气动布局方案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总体方案。随后，56岁的宋文骢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新型战机总设计师。

某年3月23日下午，2点40分。成都某机场，随着一阵轰鸣， 01架新型战机如利箭般射向天空，直冲云霄。

当天，气象条件不够理想，但国家功勋飞行员雷强在预定高度飞了三圈后就主动请战，又多飞了一圈。精彩的飞行令人振奋，漂亮的通场让全场欢呼不已。轻轻摆动的机翼，表达了雷强内心的激动与自豪，更展示了他娴熟、高超的飞行技术。

当雷强驾驶着飞机轻盈地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平稳的降落在跑道上时，机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激动地握手拥抱，欣喜若狂。走下飞机的雷强更是无比兴奋地说：这才叫真正的战斗机！

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的新型战机，要实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术要求，不仅要选择一套切实可行的总体方案，还必须突破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其中，数字电传飞控设计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作为四大关键技术之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总体方案的成功，一旦出现意外必将导致机毁人亡。国外，凡是采用数字电传飞控技术的飞机，都出现过类似的惨剧。在这充满挑战的领域里，年轻的开拓者们艰难的探索和前进着，今天的六一一所所长、总设计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20年的风雨历程中，杨伟与新型战机一起成长，先后担任了飞控研究室专业组长、室主任、型号副总师，成为飞控专业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我国航空领域的知名专家。

  为了确保数字式电传飞机的设计成功，新机研制必须建立一个系统试验环境，全面验证检查飞控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控制功能，这个试验环境就叫“铁鸟”试验台。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试验设施，它包括十个子系统，几千个控制单元，光连接电缆就近百公里长，其规模之大，自动化程度之高，困难之多，令人望而生畏。有人对“ 铁鸟”台组建存有疑虑，但主机所迎难而上，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铁鸟”攻关组，时任专业组长的杨伟承担了项目负责人的重任，他带领突击队，通过广泛调研，认真分析，制定方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400页的系统定义报告；编写了设备设计报告等300多份技术文件，完成生产图纸两千多A4。他们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最终降伏了这只高科技的“铁鸟”，为我国先进电传系统研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3月的一天，在“铁鸟”试验大厅里，壮观的“铁鸟”台静卧着整装待发。杨伟健步跨入“铁鸟”试验座舱，舱外，几十双眼睛紧张地注视着他。

上电！开液压！加油门！滑跑，起飞！各种指示灯交替闪烁，整个试验过程顺利流畅。试验结果表明：系统运行正常！电传飞控系统试验成功了！这是我国在没有任何研制经验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功！为了这一天，杨伟和他的同事们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正是这套先进的飞控系统，为后来确保新型战机首飞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极具风险、技术难度巨大、最令人担心的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成为最让试飞员放心的系统。

航空电子系统是新型战机的又一关键技术，要满足系统研制要求，需组建电子实验室。这是一项技术复杂、功能强大的试验设施，在我国是第一次，小到每一颗螺丝钉，大到计算机系统，一切都要靠自己。经过艰苦的努力，新机航电的开拓者们排除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技术的突破。

1996年5月，在DSI大厅里，我国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第三代航电综合试验获得成功！



2000年2月，新机全国产化DSI综合仿真试验设施全面建成。同年10月，综合仿真地面试验顺利完成。这些成功，不仅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而且使我国航电系统的开发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填补了我国航空电子技术领域的空白。

2003年，新机设计定型已经箭在弦上，其中导弹靶试任务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项目，它直接关系到新机能否顺利定型，人们都在热切地关注着靶试现场。

终于，靶试开始，首发成功！为此,大家欢欣鼓舞。然而，第二发导弹试射失败了。瞬间，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急切的询问着原因。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第二天，宋文骢、李文正、杨伟、戴亚隆在靶试现场，和设计员一起分析数据，仔细排查原因。在北京、在上海，导弹专家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并迅速排除。在随后的试射中三发全部命中，大江南北所有关心新机研制的人们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没有忘记，为了完成靶试任务，总体设计单位集中航电系统的软件、武器、雷达、总线、仿真各专业精兵强将，在西线工作了8个多月。他们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用满腔的热情击退了大西北的严寒酷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给新型战机设计定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肖党生，我国飞机机电控制领域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被派往国外进修学习期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和研究上，除了一日三餐和睡眠，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度过。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并参加了控制系统仿真软件开发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令外国同行和导师称赞不已。
1999年，肖党生主持了新机环控系统核心部件的开发工作。他将传统的飞机机械系统和现代控制理论相结合，突破了设计中的许多难点和疑点，科学有效地解决了原系统中振荡和跟随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控制品质，保证了系统的先进性和可实现性。

然而，长期的疲劳使肖党生的体质明显下降。当环控控制器刚刚研制成功，他就住进了医院：胃癌晚期！

2004年1月14日，在新型战机设计定型的前夕，年仅48岁的肖党生带着对航空事业的无限热爱和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至今，我们仍然怀念型号工程试制现场总指挥、成飞原总经理、共产党员杨宝树，怀念他为推进新机研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技术新，结构新，材料新，标准新，试制工作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成飞的技术基础和能力是极大挑战，对基础管理、人才队伍更是重大的考验。

领导指挥有力，逐级落实责任，很快，电缆制造，提前完成；导管安装，提前完成；系统安装，提前完成；“三通”，没有烧坏一件成品，创造了新机总装史上的奇迹！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型号飞机被送上蓝天后，无情的病魔正悄悄向杨宝树袭来。他不是不珍惜生命，他是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身体啊！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拖着羸弱的身体，来到型号飞机身旁，像抚摸自己孩子般抚摸着伴随了他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飞机，目光里流露出太多的眷恋。在病情恶化处于深度昏迷时，他还在喃喃自语：“飞起来……拉高!再拉高!……”带着对新型飞机深深的爱，带着对中国航空工业美好未来的向往，杨宝树永远地离开了他牵挂的新型飞机……

说起试制现场的共产党员，我们不得不提起型号飞机副总工程师许德，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自研制我国先进的飞机，几十年后愿望变成了现实。他以赤子的情怀，以20年的时间全程参与了型号飞机的试制。他主持了成飞部级10余项和公司级百余项关键制造技术的攻关，使成飞在航空先进关键制造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型号飞机机翼壁板喷丸成形项目攻关，先期在国外做了5个月的发展试验，未获成功，许德根据成形金属变形的机理提出蒙皮重新分块的建议，从而突破了这一被美国人称为“世界之最”的重大技术关键；担任试飞副总师后，他主持试飞条件的建设，开发了10余项试飞尖端技术软件，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试飞遥测指挥室，实现了飞行试验的实时传输和监控，使我国飞行试验技术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支共产党员占了52%的试飞保障队伍，在许德的率领下，把好的作风带到了西线，以打不垮的坚强意志，做到了明天飞行，今天必须把飞机准备到位。两个月的时间内，某架新型飞机就完成了50多个起落的试飞，表现出大强度试飞的高效率，受到空军首长的高度赞誉！西线的辛勤工作，为新型飞机的设计定型赢得了时间。

然而，没有人知道，每天工作连轴转的许德，已经便血几个月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全部工作告一段落后，许德才回到成都就医，检查显示，他已身患直肠癌，他是积劳成疾啊！就在我们即将庆祝型号飞机设计定型前，许德却在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抗争。躺在病床上，他还在关心型号飞机的研制情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003年底，当国产全新理念的数字电传式飞机某新机成功按节点顺利完成定型试飞时，多少人喜极而泣！新型战机那冲天而起的英姿，那游弋蓝天的潇洒，那捕捉目标的机警，那喷发怒火的威力。这一切，使我们每一名中国当代航空人，怎能不激动、不自豪、不振奋！

当原空军王良旺副司令员听到新机定型试飞成功的消息后，老将军当晚彻夜未眠，思绪万千。回首研制中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即有成功的喜悦，更有刻骨铭心失败的痛楚，不由提笔将诸多感慨喷薄于笔端：

二十寒暑砺剑成，一飞冲天举世惊。  

几代志士心血浸，无数机台昼夜鸣。

玉龙腾飞千秋愿，银鹰翱翔五洲雄。  

欲与群枭比矫健，南天浩溟势纵横。

新型战机的定型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发展史中的多项纪录：试飞架次最多、问题遗留给用户最少；试飞考核内容最新、最全；试飞包线和试飞风险最大；武器实弹投射种类和数量最多；机载测试和地面监控参数最多；试飞效率最高；试飞安全性最好；试飞实力的增长最显著......

然而，20多年前，当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全新理念的数字电传式飞机时，外方曾断言，中国在研制试飞中一定会摔飞机。在世界航空领域，象F-16、 F-18、 F-22、JAS-39等几乎所有电传飞机在试飞时都曾摔过，并损失了好几名优秀试飞员。记得先期参与该机研制的李存宝、雷强、汤连刚等试飞员曾动情地说过：“如果有这么一天，看咱哥几个先是谁，但咱们剩下的人决不能退缩！”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对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一航院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今天，某架飞机，将转场来到现场，机场插着五色彩旗，姑娘们捧着鲜花，南边在送、北边在迎。周自全，这位年近半百的老试飞专家、老共产党员、新型战机的试飞总师，也早早地赶到机场。

这是新机的第一次转场，天空电波穿流不息。当新机平稳地降落在试飞院的跑道上，周自全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交接， 这也标致着新型战机艰巨的定型试飞战役也拉开了序幕。

承担该机主要试飞任务的空军试飞团为保证新机的试飞进度，更是以 “人等飞机、飞机等天气、随时准备上阵”的状态迎接挑战。

在新机第一次弹射试飞中，由于责任重大，光电经纬仪的操作人员非常紧张，生怕抓不到目标，得不到弹射数据，迟迟没有发出弹射命令。在那稍纵即逝的时刻，周自全试飞总师在机场上一把抓起电话下令弹射：“出了问题我负责！”激动的声音让在场的人们都吃了一惊。弹射成功了，周总长长出了一口气。一句“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压力与抉择。

周自全总师深有感触地说过：“定型试飞真难。难在哪？难在飞机状态，难在技术风险，难在上下左右的压力，难在管理协调，难在决策的决心。” 记得当初在开发新机“颤振激励系统” 时，外方开口就报出天价。谈判进行的异常艰苦，最后周总和中方代表提出：由我们自行研制开发，外方只负责检测。但没想到他们提出的价码竟比全部开发出来的费用还高。因为外方知道，这个系统事关飞机的安全，而核心技术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周自全总师还清楚地记得双方总裁曾对王昂副部长说：“这是你们试飞不可逾越的困难，必须要得到我们的帮助。”

周自全偏偏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他和中方有关科研人员一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该系统。我们的系统不但是数字式的，而且性能和价格都大大优于外方模拟式的。

在新机定型试飞中， A/GDAS测控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新机成功定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带领齐连普、谭斌禄、霍培丰、白效贤等几员大将，经过顽强攻关，终于自行研发和集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A/GDAS。

为加快进度，试飞员们每个飞行日经常要进行5～6个架次的飞行，如此高的飞行效率，在试飞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周自全曾长期致力于变稳飞机（也就是空中飞行模拟器的）研制开发。当新机在试飞中化解了“横向偶发振荡”，最危险的一次险情时，试飞员钱学林安全着陆后，第一句话就是：“真得感谢变稳机，要不是曾经在变稳机上模拟过类似的情况，这次就很危险了。”然而，正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国外摔掉了好几架电传飞机。

2002年5月，按照上级的统一布置，新机的后续试飞任务将在茫茫大漠戈壁的试验基地进行。4架新机全部转场到基地。300多人的队伍，几百吨、上千箱物资，分乘几十辆汽车、一辆专列、4架伊尔-76大型飞机，浩浩荡荡，驶向戈壁。这是中国试飞历史上最壮观的试飞阵地转移，同时这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科研试飞大会战。

在新艺机械厂给新机现场指挥部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里，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和新机一起成长起来的现代机务工作者和共产党员，他叫孙建英，是试飞院机务六大队航电主任。从1999年开始到新机完成定型试飞的时间里，机务人员总共排除了大小1394个各种故障，其中有496个都是孙建英和战友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排除的。

一日，一架墨绿色的战机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直刺长空。座舱内，空军特级试飞员李存宝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当飞机到达万米高度时，飞机突然发出两声异响，随即飞机的无线电失灵，平显消失，所有设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剩下总告警灯发出可怕的红光。

此时，李存宝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根据经验判断，飞机很可能是发动机意外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高度急剧下降，李存宝迅速稳定住情绪，6秒种后，他手动打开了“EPU”（应急动力系统）。再有20多秒，飞机就将接地了，李存宝仍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就在这时，“嘭”的一声，飞机发动机重新喷出耀眼的火焰，飞机空中起动成功，战机再次跃上蓝天。李存宝在耳机里又听到了现场指挥员、他的老伙伴汤连刚那熟悉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亲切。  

这是新机的首次空中停车。李存宝不但保住了飞机，更令人惊呀的是，他还准确记住和叙述了在发生意外停车的几秒时间里，飞机和座舱的一切情况和数据，这些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飞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圣的事业之所以为人们所崇敬，因为他总是伴着风雨和磨砺。 空中加受油试飞是新机定型试飞中重要的一项。但在进行空中加油时，试飞员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完成新机的空中加油试飞，试飞团先期就曾进行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团长张景亭亲自驾驶的受油飞机与加油机进行了“腋下加油”训练，飞机近到可以清楚看见对方飞机的铆钉和标识。

最后，张景亭和试飞员们一起，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和观看录像资料，并结合国内外加油的成功经验，终于找准了问题。在实际试飞中，试飞员采用了余光看锥套、逐渐逼近的试飞方法，最终成功完成了新机的“战略对接”。

张景亭，不但是我军首批具有双学士学位的试飞员，也是我国唯有的三名国际试飞员之一。作为一名当代军人，一名由党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试飞员，他深深地懂得部队是多么渴望新装备的到来。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领头雁”，也是一个过硬的试飞尖兵。新机在阎良试飞时，是他完成了最小滑跑距离试飞，也是他最先经受了每秒9米大侧风着陆的考验。他还科学地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大侧风着陆方法，为后来在西线试飞时，试飞员在每秒14米的大侧风条件下成功着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元旦前夕，新机试飞的攻坚战——“低空大表速”试飞开始了。

新机只有通过了该项目的检验，才能获得通向蓝天的“绿卡”，才能在广阔的天空无忧虑地飞行。作为一类风险科目，“低空大表速”试飞危险性很大，国外在进行新机的“低空大表速”试飞时，曾多次发生飞机空中解体的惨剧。      

2003年12月1日上午8点30分，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驾战鹰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天空，转瞬间从人们关切的目光中消失，融入大漠碧蓝如洗的天空。

万米高空，战机开加力向下俯冲，飞机急剧下降。 当飞机的下降速度达到120米/秒时，李中华感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在这里就象是一个人坠入无底的深渊，就象是一个人被丢在了无边的黑暗世界。

空军装备部、集团公司有关领导此时坐在地面监控室中，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监视器的屏幕。当监视器显视飞机动压已非常高，院长和在场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此时的飞机和试飞员都在承受着超极限的巨大过载。大家都在为李中华和他的战鹰捏着一把汗，同时也在默默为他祝福。

飞机在继续以大速度向下俯冲，飞机与空气摩擦产生的噪音也越来越大。中国最大飞行表速的记录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试飞的标准数据早已达到，李中华决心向耶格尔跨越音障那样，继续向飞机和身体的极限挑战。此时，飞机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而产生的噪音和视觉反差却在以10个单位增加着。在这个前人从未涉足过的未知领域里，飞机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人精神高度紧张。

李中华咬紧了牙关。

飞机从万米高空沿大角度俯冲，距离地面只剩下几百米时，飞机最大表速终于达到了。

试飞成功了！李中华冒着飞机可能解体和瞬间接地的巨大风险，创造了一项国内飞机崭新的飞行速度纪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对事业无比执着，只有具备过硬的素质，只有那些无畏死神的勇士才能突破那蓝天禁区，创造出辉煌的战绩。

2003年12月25日，随着试飞员徐勇凌驾机准确命中靶机，新机的定型试飞任务，乃至整个重点工程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真是定型试飞千般苦，一弹开花定乾坤。为了这一天，中国航空人整整等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岁月峥嵘，新机，终于被磨成了蓝天利剑！

（执笔：郑宇星 朱西蓉 侯淑萍 杜菲）

“龙腾东方寄壮志，风雨征程铸辉煌”。由我国自行研制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战机已经设计定型，正式装备部队！新型战机的研制成功，在中国航空发展史上写下了划时代的篇章。

新型战机研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十几个部委、上百个单位，数十万人参加了这一工程。从第一张草图、第一份报告、第一个零件，到首飞成功、设计定型、装备部队，风雨兼程，寒来暑往，航空人用“自主创新，艰苦奋斗，默默奉献，敢于牺牲”的型号精神，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在天府之国、渭北平原、戈壁大漠，处处都留下航空人顽强开拓的足迹。

20年前，当国外先进的第三代战机开始装备并应用实战时，中国航空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当时，我国航空工业面临的现状是水平低、基础差、人才断层明显。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新型战机研制的先驱者们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创举——研制适应跨世纪作战环境的第三代歼击机。

1986年春天，北京。在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科工委的领导宣布：新式气动布局方案为我国新一代战机的总体方案。随后，56岁的宋文骢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新型战机总设计师。

某年3月23日下午，2点40分。成都某机场，随着一阵轰鸣， 01架新型战机如利箭般射向天空，直冲云霄。

当天，气象条件不够理想，但国家功勋飞行员雷强在预定高度飞了三圈后就主动请战，又多飞了一圈。精彩的飞行令人振奋，漂亮的通场让全场欢呼不已。轻轻摆动的机翼，表达了雷强内心的激动与自豪，更展示了他娴熟、高超的飞行技术。

当雷强驾驶着飞机轻盈地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平稳的降落在跑道上时，机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激动地握手拥抱，欣喜若狂。走下飞机的雷强更是无比兴奋地说：这才叫真正的战斗机！

被列为国家重大专项的新型战机，要实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术要求，不仅要选择一套切实可行的总体方案，还必须突破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其中，数字电传飞控设计在我国是一项全新的技术，作为四大关键技术之一，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总体方案的成功，一旦出现意外必将导致机毁人亡。国外，凡是采用数字电传飞控技术的飞机，都出现过类似的惨剧。在这充满挑战的领域里，年轻的开拓者们艰难的探索和前进着，今天的六一一所所长、总设计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20年的风雨历程中，杨伟与新型战机一起成长，先后担任了飞控研究室专业组长、室主任、型号副总师，成为飞控专业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我国航空领域的知名专家。

  为了确保数字式电传飞机的设计成功，新机研制必须建立一个系统试验环境，全面验证检查飞控系统各项性能指标、控制功能，这个试验环境就叫“铁鸟”试验台。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试验设施，它包括十个子系统，几千个控制单元，光连接电缆就近百公里长，其规模之大，自动化程度之高，困难之多，令人望而生畏。有人对“ 铁鸟”台组建存有疑虑，但主机所迎难而上，抽调精兵强将，成立了“铁鸟”攻关组，时任专业组长的杨伟承担了项目负责人的重任，他带领突击队，通过广泛调研，认真分析，制定方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400页的系统定义报告；编写了设备设计报告等300多份技术文件，完成生产图纸两千多A4。他们以大无畏的创新精神最终降伏了这只高科技的“铁鸟”，为我国先进电传系统研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3月的一天，在“铁鸟”试验大厅里，壮观的“铁鸟”台静卧着整装待发。杨伟健步跨入“铁鸟”试验座舱，舱外，几十双眼睛紧张地注视着他。

上电！开液压！加油门！滑跑，起飞！各种指示灯交替闪烁，整个试验过程顺利流畅。试验结果表明：系统运行正常！电传飞控系统试验成功了！这是我国在没有任何研制经验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功！为了这一天，杨伟和他的同事们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正是这套先进的飞控系统，为后来确保新型战机首飞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极具风险、技术难度巨大、最令人担心的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成为最让试飞员放心的系统。

航空电子系统是新型战机的又一关键技术，要满足系统研制要求，需组建电子实验室。这是一项技术复杂、功能强大的试验设施，在我国是第一次，小到每一颗螺丝钉，大到计算机系统，一切都要靠自己。经过艰苦的努力，新机航电的开拓者们排除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技术的突破。

1996年5月，在DSI大厅里，我国规模最大、系统最复杂的第三代航电综合试验获得成功！



2000年2月，新机全国产化DSI综合仿真试验设施全面建成。同年10月，综合仿真地面试验顺利完成。这些成功，不仅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而且使我国航电系统的开发技术有了新的突破，填补了我国航空电子技术领域的空白。

2003年，新机设计定型已经箭在弦上，其中导弹靶试任务更是重中之重的关键项目，它直接关系到新机能否顺利定型，人们都在热切地关注着靶试现场。

终于，靶试开始，首发成功！为此,大家欢欣鼓舞。然而，第二发导弹试射失败了。瞬间，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急切的询问着原因。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第二天，宋文骢、李文正、杨伟、戴亚隆在靶试现场，和设计员一起分析数据，仔细排查原因。在北京、在上海，导弹专家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终于找到了故障原因并迅速排除。在随后的试射中三发全部命中，大江南北所有关心新机研制的人们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没有忘记，为了完成靶试任务，总体设计单位集中航电系统的软件、武器、雷达、总线、仿真各专业精兵强将，在西线工作了8个多月。他们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用满腔的热情击退了大西北的严寒酷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给新型战机设计定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肖党生，我国飞机机电控制领域的中青年专家。1986年被派往国外进修学习期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和研究上，除了一日三餐和睡眠，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度过。他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并参加了控制系统仿真软件开发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令外国同行和导师称赞不已。
1999年，肖党生主持了新机环控系统核心部件的开发工作。他将传统的飞机机械系统和现代控制理论相结合，突破了设计中的许多难点和疑点，科学有效地解决了原系统中振荡和跟随等问题，大大提高了控制品质，保证了系统的先进性和可实现性。

然而，长期的疲劳使肖党生的体质明显下降。当环控控制器刚刚研制成功，他就住进了医院：胃癌晚期！

2004年1月14日，在新型战机设计定型的前夕，年仅48岁的肖党生带着对航空事业的无限热爱和眷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至今，我们仍然怀念型号工程试制现场总指挥、成飞原总经理、共产党员杨宝树，怀念他为推进新机研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技术新，结构新，材料新，标准新，试制工作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成飞的技术基础和能力是极大挑战，对基础管理、人才队伍更是重大的考验。

领导指挥有力，逐级落实责任，很快，电缆制造，提前完成；导管安装，提前完成；系统安装，提前完成；“三通”，没有烧坏一件成品，创造了新机总装史上的奇迹！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型号飞机被送上蓝天后，无情的病魔正悄悄向杨宝树袭来。他不是不珍惜生命，他是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身体啊！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拖着羸弱的身体，来到型号飞机身旁，像抚摸自己孩子般抚摸着伴随了他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飞机，目光里流露出太多的眷恋。在病情恶化处于深度昏迷时，他还在喃喃自语：“飞起来……拉高!再拉高!……”带着对新型飞机深深的爱，带着对中国航空工业美好未来的向往，杨宝树永远地离开了他牵挂的新型飞机……

说起试制现场的共产党员，我们不得不提起型号飞机副总工程师许德，他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他就渴望着有一天能够亲自研制我国先进的飞机，几十年后愿望变成了现实。他以赤子的情怀，以20年的时间全程参与了型号飞机的试制。他主持了成飞部级10余项和公司级百余项关键制造技术的攻关，使成飞在航空先进关键制造技术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型号飞机机翼壁板喷丸成形项目攻关，先期在国外做了5个月的发展试验，未获成功，许德根据成形金属变形的机理提出蒙皮重新分块的建议，从而突破了这一被美国人称为“世界之最”的重大技术关键；担任试飞副总师后，他主持试飞条件的建设，开发了10余项试飞尖端技术软件，建立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试飞遥测指挥室，实现了飞行试验的实时传输和监控，使我国飞行试验技术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这支共产党员占了52%的试飞保障队伍，在许德的率领下，把好的作风带到了西线，以打不垮的坚强意志，做到了明天飞行，今天必须把飞机准备到位。两个月的时间内，某架新型飞机就完成了50多个起落的试飞，表现出大强度试飞的高效率，受到空军首长的高度赞誉！西线的辛勤工作，为新型飞机的设计定型赢得了时间。

然而，没有人知道，每天工作连轴转的许德，已经便血几个月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全部工作告一段落后，许德才回到成都就医，检查显示，他已身患直肠癌，他是积劳成疾啊！就在我们即将庆祝型号飞机设计定型前，许德却在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抗争。躺在病床上，他还在关心型号飞机的研制情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003年底，当国产全新理念的数字电传式飞机某新机成功按节点顺利完成定型试飞时，多少人喜极而泣！新型战机那冲天而起的英姿，那游弋蓝天的潇洒，那捕捉目标的机警，那喷发怒火的威力。这一切，使我们每一名中国当代航空人，怎能不激动、不自豪、不振奋！

当原空军王良旺副司令员听到新机定型试飞成功的消息后，老将军当晚彻夜未眠，思绪万千。回首研制中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即有成功的喜悦，更有刻骨铭心失败的痛楚，不由提笔将诸多感慨喷薄于笔端：

二十寒暑砺剑成，一飞冲天举世惊。  

几代志士心血浸，无数机台昼夜鸣。

玉龙腾飞千秋愿，银鹰翱翔五洲雄。  

欲与群枭比矫健，南天浩溟势纵横。

新型战机的定型试飞创造了中国航空发展史中的多项纪录：试飞架次最多、问题遗留给用户最少；试飞考核内容最新、最全；试飞包线和试飞风险最大；武器实弹投射种类和数量最多；机载测试和地面监控参数最多；试飞效率最高；试飞安全性最好；试飞实力的增长最显著......

然而，20多年前，当中国开始自行研制全新理念的数字电传式飞机时，外方曾断言，中国在研制试飞中一定会摔飞机。在世界航空领域，象F-16、 F-18、 F-22、JAS-39等几乎所有电传飞机在试飞时都曾摔过，并损失了好几名优秀试飞员。记得先期参与该机研制的李存宝、雷强、汤连刚等试飞员曾动情地说过：“如果有这么一天，看咱哥几个先是谁，但咱们剩下的人决不能退缩！”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的日子，对于中国飞行试验研究一航院来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今天，某架飞机，将转场来到现场，机场插着五色彩旗，姑娘们捧着鲜花，南边在送、北边在迎。周自全，这位年近半百的老试飞专家、老共产党员、新型战机的试飞总师，也早早地赶到机场。

这是新机的第一次转场，天空电波穿流不息。当新机平稳地降落在试飞院的跑道上，周自全和大家一起热烈鼓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交接， 这也标致着新型战机艰巨的定型试飞战役也拉开了序幕。

承担该机主要试飞任务的空军试飞团为保证新机的试飞进度，更是以 “人等飞机、飞机等天气、随时准备上阵”的状态迎接挑战。

在新机第一次弹射试飞中，由于责任重大，光电经纬仪的操作人员非常紧张，生怕抓不到目标，得不到弹射数据，迟迟没有发出弹射命令。在那稍纵即逝的时刻，周自全试飞总师在机场上一把抓起电话下令弹射：“出了问题我负责！”激动的声音让在场的人们都吃了一惊。弹射成功了，周总长长出了一口气。一句“出了问题我负责”，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压力与抉择。

周自全总师深有感触地说过：“定型试飞真难。难在哪？难在飞机状态，难在技术风险，难在上下左右的压力，难在管理协调，难在决策的决心。” 记得当初在开发新机“颤振激励系统” 时，外方开口就报出天价。谈判进行的异常艰苦，最后周总和中方代表提出：由我们自行研制开发，外方只负责检测。但没想到他们提出的价码竟比全部开发出来的费用还高。因为外方知道，这个系统事关飞机的安全，而核心技术在世界上都是很先进的。周自全总师还清楚地记得双方总裁曾对王昂副部长说：“这是你们试飞不可逾越的困难，必须要得到我们的帮助。”

周自全偏偏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他和中方有关科研人员一起，经过几个月的刻苦攻关，成功开发出了该系统。我们的系统不但是数字式的，而且性能和价格都大大优于外方模拟式的。

在新机定型试飞中， A/GDAS测控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新机成功定型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带领齐连普、谭斌禄、霍培丰、白效贤等几员大将，经过顽强攻关，终于自行研发和集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A/GDAS。

为加快进度，试飞员们每个飞行日经常要进行5～6个架次的飞行，如此高的飞行效率，在试飞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周自全曾长期致力于变稳飞机（也就是空中飞行模拟器的）研制开发。当新机在试飞中化解了“横向偶发振荡”，最危险的一次险情时，试飞员钱学林安全着陆后，第一句话就是：“真得感谢变稳机，要不是曾经在变稳机上模拟过类似的情况，这次就很危险了。”然而，正是这个同样的问题，国外摔掉了好几架电传飞机。

2002年5月，按照上级的统一布置，新机的后续试飞任务将在茫茫大漠戈壁的试验基地进行。4架新机全部转场到基地。300多人的队伍，几百吨、上千箱物资，分乘几十辆汽车、一辆专列、4架伊尔-76大型飞机，浩浩荡荡，驶向戈壁。这是中国试飞历史上最壮观的试飞阵地转移，同时这也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科研试飞大会战。

在新艺机械厂给新机现场指挥部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里，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位和新机一起成长起来的现代机务工作者和共产党员，他叫孙建英，是试飞院机务六大队航电主任。从1999年开始到新机完成定型试飞的时间里，机务人员总共排除了大小1394个各种故障，其中有496个都是孙建英和战友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排除的。

一日，一架墨绿色的战机从试飞院机场腾空而起直刺长空。座舱内，空军特级试飞员李存宝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松懈。当飞机到达万米高度时，飞机突然发出两声异响，随即飞机的无线电失灵，平显消失，所有设备指示灯全部熄灭，只剩下总告警灯发出可怕的红光。

此时，李存宝与地面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根据经验判断，飞机很可能是发动机意外停车。失去动力的飞机高度急剧下降，李存宝迅速稳定住情绪，6秒种后，他手动打开了“EPU”（应急动力系统）。再有20多秒，飞机就将接地了，李存宝仍牢牢地握着驾驶杆。就在这时，“嘭”的一声，飞机发动机重新喷出耀眼的火焰，飞机空中起动成功，战机再次跃上蓝天。李存宝在耳机里又听到了现场指挥员、他的老伙伴汤连刚那熟悉的声音，他感到这声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亲切。  

这是新机的首次空中停车。李存宝不但保住了飞机，更令人惊呀的是，他还准确记住和叙述了在发生意外停车的几秒时间里，飞机和座舱的一切情况和数据，这些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飞机提供了重要依据。

神圣的事业之所以为人们所崇敬，因为他总是伴着风雨和磨砺。 空中加受油试飞是新机定型试飞中重要的一项。但在进行空中加油时，试飞员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为完成新机的空中加油试飞，试飞团先期就曾进行过大量的准备工作。团长张景亭亲自驾驶的受油飞机与加油机进行了“腋下加油”训练，飞机近到可以清楚看见对方飞机的铆钉和标识。

最后，张景亭和试飞员们一起，通过认真分析研究和观看录像资料，并结合国内外加油的成功经验，终于找准了问题。在实际试飞中，试飞员采用了余光看锥套、逐渐逼近的试飞方法，最终成功完成了新机的“战略对接”。

张景亭，不但是我军首批具有双学士学位的试飞员，也是我国唯有的三名国际试飞员之一。作为一名当代军人，一名由党培养起来的大学生试飞员，他深深地懂得部队是多么渴望新装备的到来。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领头雁”，也是一个过硬的试飞尖兵。新机在阎良试飞时，是他完成了最小滑跑距离试飞，也是他最先经受了每秒9米大侧风着陆的考验。他还科学地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大侧风着陆方法，为后来在西线试飞时，试飞员在每秒14米的大侧风条件下成功着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4年元旦前夕，新机试飞的攻坚战——“低空大表速”试飞开始了。

新机只有通过了该项目的检验，才能获得通向蓝天的“绿卡”，才能在广阔的天空无忧虑地飞行。作为一类风险科目，“低空大表速”试飞危险性很大，国外在进行新机的“低空大表速”试飞时，曾多次发生飞机空中解体的惨剧。      

2003年12月1日上午8点30分，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驾战鹰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向天空，转瞬间从人们关切的目光中消失，融入大漠碧蓝如洗的天空。

万米高空，战机开加力向下俯冲，飞机急剧下降。 当飞机的下降速度达到120米/秒时，李中华感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领域，在这里就象是一个人坠入无底的深渊，就象是一个人被丢在了无边的黑暗世界。

空军装备部、集团公司有关领导此时坐在地面监控室中，他们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监视器的屏幕。当监视器显视飞机动压已非常高，院长和在场人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此时的飞机和试飞员都在承受着超极限的巨大过载。大家都在为李中华和他的战鹰捏着一把汗，同时也在默默为他祝福。

飞机在继续以大速度向下俯冲，飞机与空气摩擦产生的噪音也越来越大。中国最大飞行表速的记录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试飞的标准数据早已达到，李中华决心向耶格尔跨越音障那样，继续向飞机和身体的极限挑战。此时，飞机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而产生的噪音和视觉反差却在以10个单位增加着。在这个前人从未涉足过的未知领域里，飞机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使人精神高度紧张。

李中华咬紧了牙关。

飞机从万米高空沿大角度俯冲，距离地面只剩下几百米时，飞机最大表速终于达到了。

试飞成功了！李中华冒着飞机可能解体和瞬间接地的巨大风险，创造了一项国内飞机崭新的飞行速度纪录。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只有对事业无比执着，只有具备过硬的素质，只有那些无畏死神的勇士才能突破那蓝天禁区，创造出辉煌的战绩。

2003年12月25日，随着试飞员徐勇凌驾机准确命中靶机，新机的定型试飞任务，乃至整个重点工程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真是定型试飞千般苦，一弹开花定乾坤。为了这一天，中国航空人整整等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岁月峥嵘，新机，终于被磨成了蓝天利剑！

（执笔：郑宇星 朱西蓉 侯淑萍 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