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上海　香港应放弃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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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5月10日电（评论员　鲁灿）上海将要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已经不再祗是一种可能，而是国家的战略决策。国家发展需要拥有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具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两个战略性任务，已经交给了上海。此一重大战略决定在香港引发了广泛关注，议论集中于为甚么国家会在上海营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上海何时可能超越香港。

　　对今天的香港来说，最重要已经不是讨论甚么时候上海超越香港的问题，而是应该彻底放弃以往不切实际的幻想，凝神聚力应对这个严峻的挑战。

　　早在1999年初，《中国评论》月刊就以“香港如何应对上海、台湾、新加坡在21世纪的竞争”为题举办了“思想者论坛”。当时有学者就“认为上海将来可能超过香港，虽然现在是有一个‘一国两制’的制度，但是无论政治情况还是经济情况，上海都会比香港优先。”“未来10年上海完全可能变成第一而香港变成第二。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想争第一，但是条件不同，没有办法”。也有学者表示：“天下没有不可取代的东西。”

　　如果回过头来回味这种预测，确实感到香港这10年有些蹉跎而过，没有未雨绸缪地应对上海可能出现的迅速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这些年过分陶醉于以往的成就与光芒，香港也就在光芒闪耀中幻化出许多一厢情愿的幻想，并且在幻想中为自己“作茧自缚”。

　　首先，香港的一些精英过度陶醉于金融体系在当时的领先，而忽视了内地金融体系的快速进步。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只要虚心学习，着力培养人才，快速进步当然是可能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香港是一个微型经济体，如同国土太小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一样，经济规模太小也就决定了香港难以独力担当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重任。而中国内地拥有一万九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有约二十四万亿的人民币存款，这种规模对于人民币维持汇率稳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极为重要，这也就决定了上海更有条件成为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次，香港的一些精英过度相信自己与“国际惯例”的同步，却不相信惯例既然可以形成，也就可以打破。此次国际金融海啸已经证明，不少原来的所谓“国际惯例”已经被那些主导“惯例制定”的群体自己打破，新的规则或者说“惯例”要根据实力对比的变化来重新制定。对此，香港并没有话语权。

第三，香港的一些精英长期对人民币的全面自由兑换持怀疑态度，却没有充分重视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实力大增，特别是经过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人民币已经被周边国家视为一种值得信赖的货币。中国其实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中国央行已经与韩国央行、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阿根廷中央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6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有观点认为：中国以庞大的美元储备作后盾，但又绕过美元兑换的束缚，直接进行双边贸易结算，既稳定了双方的汇率，又使双边贸易可以顺利进行，为今后直接的货币兑换作了示范。其实，人民币早已成为周边很多国家民众自发持有并流通的货币，而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在边境贸易中早就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种结算也已经进入国际贸易领域。虽然一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不是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的，但是周边国家的民众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逐渐加深。经过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洗礼，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将进一步提升。而从总的趋势看，人民币全面开放祗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四，香港的一些精英仅仅从货币流通的便利性以及金融管理体制的西方化的角度肯定自己，却从不愿将“国家经济安全”作为营建国家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来考量。不论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都是执政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于列强环伺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且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颇为不同的经济体，在按照现行国际金融规则参与游戏的时候，无疑面对更大的风险，也必须保持更大的警惕。而在金融海啸横扫世界且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背景下，在境内营建一个资金来源更加明晰、资本组成更加健康、资产拥有者更加值得信赖的国际金融中心，无疑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与科学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上海已经被国家确定为营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香港还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国家的布局应该是“香港主外，上海主内”。如果香港还抱持这种观点，等于继续将希望建立在一种新的幻想之上，这对香港集中精力应对挑战维护自身，无疑是不切实际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香港回归12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金融风暴。而此次横扫世界的金融海啸，其实已经对所谓的“国际通行惯例”进行了颠覆。曾几何时，人们提到“ 投资银行”都是肃然起敬，这些投资银行的员工也都被当作天之骄子。但是，不过一年的时间，世界前五大投资银行已经“灰飞烟灭”，昔日华尔街的英雄有的成了罪恶的骗徒。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海啸是在西方号称完善的法律体系下形成的，西方世界的金融精英们制造的巨大泡沫，对全世界众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似乎并不能简单地以一句“监管不力”就可以推卸责任。至少在这种法律体系之下，在市场监管方面的漏洞是巨大的，在金融系统的社会责任方面是缺乏道德准则的。少数金融搞手对普通民众财富的“合法掠夺”，正是在西方法律体系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

　　应该说，此次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促使人们反思西方法律体系、价值观念的“普世作用”。所谓惯例，无非是由强势者主导的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此次金融海啸，深刻地揭示了这些游戏规则的弊病，想要继续迫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像两年前那样接受“国际惯例”，当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新的游戏规则，必然是经过金融海啸的洗礼，重新磨合出来的基本原则。香港金融体系的运作特征以往是与西方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高度吻合的，香港的金融精英们也熟悉那些规则。但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如果还是坚持以“国际惯例”的正宗自居，总以为自己还是领跑者，那无疑会阻碍香港的“与时俱进”。

危机逼近而不自知，其实是非常可叹的；感受到危机却不努力应对，结果也必定是可悲的。应该承认，香港长久以来作为区域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具有自己的优势的。问题在于，优势不应该总是摆在眼前，阻碍了发现弱势的视线与焦点。如果还是认为内地法律法规不如香港“完善”，目前还没有条件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进而还是认为自己“躺着都能赢”，那麻烦可就大了。

　　其实以香港的社会制度，人们应该很容易理解，如果说商人无疆界，资本也是无疆界。金融系统的壮大必然依赖更大更多的被服务群体或者说实体经济，金融中心的状态自然要求尽量减少外来不确定因素的风险。但是自香港自回归以来，舆论似乎对于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谈得越来越少。其实，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市场之手”具有重要作用。

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有很多在上海设立总部，大量的企业在上海上市，大量的货物从上海的洋山港进出，长江流域的众多经济活动汇聚于上海，内地大量的资金汇集于上海寻求机会，内地上市往往获得比香港更好的融资成绩。仅仅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上海就具备了比香港更加优越的条件。且上海不存在香港少数政治人物常年刻意炒作对事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的抵触问题，内地民众对“国家安全”包括“国家经济安全”高度认同，这就大大减少了营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在风险。

　　在国家确定将上海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之后，香港又有观点表示，以中国之大，有南北两个金融中心并不为过，德国还有两个金融中心呢。笔者并无意批评这种观点，只是觉得需要强调，香港应该彻底放弃“舍我其谁”的幻想。因为近在咫尺的深圳是中国内地的两个股票挂牌地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后境外银行最早进入的城市，海陆联运的能力超过香港，全国各省区直辖市以及很多部门早年为参与特区建设在深圳颇有投入因此也就关系密切，深圳机场是全国机场中营运成绩最靓丽的机场之一，不仅本地经济活动强劲，对珠三角的辐射能力比香港更加直接。所以，香港现在要做的，决不是将重点放在“深圳不能做国际金融中心”或者“深圳做不了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带有幻想成分的判断上，而是应该彻底放弃幻想，将维持“中国南部国际金融中心”的追求建基于不懈的决心与顽强的努力。

　　香港应该体认到，中央一直是刻意帮助香港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说以往，就最近公布的六项支持香港的措施中，就有三项与金融相关：一是在香港人民币存款现有规模内，国家财政部将扩大内地金融机构发债的主体，积极推进内地港资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国家财政部会考虑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三是中央政府将容许港资企业，向香港银行在内地的子行借款时，以企业在香港的资产作为抵押，并会先以上海和广东作试点。

　　香港若要维护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就应该迅速转变观念，放弃幻想凝聚力量应对挑战，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境外结算中心的功能，并强化对珠三角的经济参与，实现与内地经济的深度融合，为金融这个香港的重要经济支柱打下深深的桩基；切不可继续把幻想当现实，也不能把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当惯例，否则，很可能令香港社会追悔莫及。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 ... mp;mdate=0510000302

中评社香港5月10日电（评论员　鲁灿）上海将要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已经不再祗是一种可能，而是国家的战略决策。国家发展需要拥有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拥有具备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两个战略性任务，已经交给了上海。此一重大战略决定在香港引发了广泛关注，议论集中于为甚么国家会在上海营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上海何时可能超越香港。

　　对今天的香港来说，最重要已经不是讨论甚么时候上海超越香港的问题，而是应该彻底放弃以往不切实际的幻想，凝神聚力应对这个严峻的挑战。

　　早在1999年初，《中国评论》月刊就以“香港如何应对上海、台湾、新加坡在21世纪的竞争”为题举办了“思想者论坛”。当时有学者就“认为上海将来可能超过香港，虽然现在是有一个‘一国两制’的制度，但是无论政治情况还是经济情况，上海都会比香港优先。”“未来10年上海完全可能变成第一而香港变成第二。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想争第一，但是条件不同，没有办法”。也有学者表示：“天下没有不可取代的东西。”

　　如果回过头来回味这种预测，确实感到香港这10年有些蹉跎而过，没有未雨绸缪地应对上海可能出现的迅速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这些年过分陶醉于以往的成就与光芒，香港也就在光芒闪耀中幻化出许多一厢情愿的幻想，并且在幻想中为自己“作茧自缚”。

　　首先，香港的一些精英过度陶醉于金融体系在当时的领先，而忽视了内地金融体系的快速进步。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只要虚心学习，着力培养人才，快速进步当然是可能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香港是一个微型经济体，如同国土太小就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一样，经济规模太小也就决定了香港难以独力担当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重任。而中国内地拥有一万九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还有约二十四万亿的人民币存款，这种规模对于人民币维持汇率稳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极为重要，这也就决定了上海更有条件成为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次，香港的一些精英过度相信自己与“国际惯例”的同步，却不相信惯例既然可以形成，也就可以打破。此次国际金融海啸已经证明，不少原来的所谓“国际惯例”已经被那些主导“惯例制定”的群体自己打破，新的规则或者说“惯例”要根据实力对比的变化来重新制定。对此，香港并没有话语权。

第三，香港的一些精英长期对人民币的全面自由兑换持怀疑态度，却没有充分重视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实力大增，特别是经过97、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人民币已经被周边国家视为一种值得信赖的货币。中国其实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已经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中国央行已经与韩国央行、马来西亚央行、白俄罗斯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阿根廷中央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签署了总计6500亿元人民币的6份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有观点认为：中国以庞大的美元储备作后盾，但又绕过美元兑换的束缚，直接进行双边贸易结算，既稳定了双方的汇率，又使双边贸易可以顺利进行，为今后直接的货币兑换作了示范。其实，人民币早已成为周边很多国家民众自发持有并流通的货币，而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在边境贸易中早就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这种结算也已经进入国际贸易领域。虽然一些人民币的跨境结算不是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进行的，但是周边国家的民众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逐渐加深。经过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的洗礼，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必将进一步提升。而从总的趋势看，人民币全面开放祗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四，香港的一些精英仅仅从货币流通的便利性以及金融管理体制的西方化的角度肯定自己，却从不愿将“国家经济安全”作为营建国家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来考量。不论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都是执政者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于列强环伺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且作为一个社会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颇为不同的经济体，在按照现行国际金融规则参与游戏的时候，无疑面对更大的风险，也必须保持更大的警惕。而在金融海啸横扫世界且造成严重破坏的现实背景下，在境内营建一个资金来源更加明晰、资本组成更加健康、资产拥有者更加值得信赖的国际金融中心，无疑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与科学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上海已经被国家确定为营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香港还有人一厢情愿地认为国家的布局应该是“香港主外，上海主内”。如果香港还抱持这种观点，等于继续将希望建立在一种新的幻想之上，这对香港集中精力应对挑战维护自身，无疑是不切实际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香港回归12年来，已经经历了两次金融风暴。而此次横扫世界的金融海啸，其实已经对所谓的“国际通行惯例”进行了颠覆。曾几何时，人们提到“ 投资银行”都是肃然起敬，这些投资银行的员工也都被当作天之骄子。但是，不过一年的时间，世界前五大投资银行已经“灰飞烟灭”，昔日华尔街的英雄有的成了罪恶的骗徒。某种意义上说，金融海啸是在西方号称完善的法律体系下形成的，西方世界的金融精英们制造的巨大泡沫，对全世界众多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似乎并不能简单地以一句“监管不力”就可以推卸责任。至少在这种法律体系之下，在市场监管方面的漏洞是巨大的，在金融系统的社会责任方面是缺乏道德准则的。少数金融搞手对普通民众财富的“合法掠夺”，正是在西方法律体系下，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

　　应该说，此次金融海啸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促使人们反思西方法律体系、价值观念的“普世作用”。所谓惯例，无非是由强势者主导的对自己有利的游戏规则。此次金融海啸，深刻地揭示了这些游戏规则的弊病，想要继续迫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像两年前那样接受“国际惯例”，当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公平的。新的游戏规则，必然是经过金融海啸的洗礼，重新磨合出来的基本原则。香港金融体系的运作特征以往是与西方强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高度吻合的，香港的金融精英们也熟悉那些规则。但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如果还是坚持以“国际惯例”的正宗自居，总以为自己还是领跑者，那无疑会阻碍香港的“与时俱进”。

危机逼近而不自知，其实是非常可叹的；感受到危机却不努力应对，结果也必定是可悲的。应该承认，香港长久以来作为区域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具有自己的优势的。问题在于，优势不应该总是摆在眼前，阻碍了发现弱势的视线与焦点。如果还是认为内地法律法规不如香港“完善”，目前还没有条件构建国际金融中心，进而还是认为自己“躺着都能赢”，那麻烦可就大了。

　　其实以香港的社会制度，人们应该很容易理解，如果说商人无疆界，资本也是无疆界。金融系统的壮大必然依赖更大更多的被服务群体或者说实体经济，金融中心的状态自然要求尽量减少外来不确定因素的风险。但是自香港自回归以来，舆论似乎对于市场这个“无形之手”谈得越来越少。其实，上海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市场之手”具有重要作用。

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有很多在上海设立总部，大量的企业在上海上市，大量的货物从上海的洋山港进出，长江流域的众多经济活动汇聚于上海，内地大量的资金汇集于上海寻求机会，内地上市往往获得比香港更好的融资成绩。仅仅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上海就具备了比香港更加优越的条件。且上海不存在香港少数政治人物常年刻意炒作对事关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的抵触问题，内地民众对“国家安全”包括“国家经济安全”高度认同，这就大大减少了营建国际金融中心的潜在风险。

　　在国家确定将上海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之后，香港又有观点表示，以中国之大，有南北两个金融中心并不为过，德国还有两个金融中心呢。笔者并无意批评这种观点，只是觉得需要强调，香港应该彻底放弃“舍我其谁”的幻想。因为近在咫尺的深圳是中国内地的两个股票挂牌地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后境外银行最早进入的城市，海陆联运的能力超过香港，全国各省区直辖市以及很多部门早年为参与特区建设在深圳颇有投入因此也就关系密切，深圳机场是全国机场中营运成绩最靓丽的机场之一，不仅本地经济活动强劲，对珠三角的辐射能力比香港更加直接。所以，香港现在要做的，决不是将重点放在“深圳不能做国际金融中心”或者“深圳做不了国际金融中心”这种带有幻想成分的判断上，而是应该彻底放弃幻想，将维持“中国南部国际金融中心”的追求建基于不懈的决心与顽强的努力。

　　香港应该体认到，中央一直是刻意帮助香港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不说以往，就最近公布的六项支持香港的措施中，就有三项与金融相关：一是在香港人民币存款现有规模内，国家财政部将扩大内地金融机构发债的主体，积极推进内地港资银行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国家财政部会考虑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三是中央政府将容许港资企业，向香港银行在内地的子行借款时，以企业在香港的资产作为抵押，并会先以上海和广东作试点。

　　香港若要维护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现在就应该迅速转变观念，放弃幻想凝聚力量应对挑战，充分利用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强化香港作为人民币境外结算中心的功能，并强化对珠三角的经济参与，实现与内地经济的深度融合，为金融这个香港的重要经济支柱打下深深的桩基；切不可继续把幻想当现实，也不能把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当惯例，否则，很可能令香港社会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