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多数知识分子放弃西化幻想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二日电

中新社记者 张量



　　“一个年逾七旬的写过点文字也见过点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这是十九岁写小说轰动全国、一九五八年被错划右派、改革开放后任过文化部长，创作半个多世纪，面世一千五百余万字，直到七十四岁仍坚持每天四五个小时写作的文学大家王蒙对自己的描述。

　　有着不凡经历、卓越才华、过人思辨和洞察力的王蒙，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对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中世道人心的浮沉，给出了极富智慧、充满宽容的人性观照与评说。

　　“我的一生当中，或者说在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也带来了历史的高潮化和生活的高潮化。但在革命胜利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潮。我们遇到了一个从高潮化向正常化的转变。正常化不是低潮化，而是有高潮有低潮，大部分时候是平常化，人需要过平常的生活。这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高潮，像二00八支援灾区、举办奥运会、神七飞天，但不可能都是高潮。”在评说世道人心变化时，王蒙用他的高潮与正常化理论来寻找深层原因。
　　“在高潮化中，世道人心有很大的变化，改天换地创造历史的时刻，使个人人生达到高潮，进入巅峰状态。但是，一旦不处在革命高潮期，而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人性的另一面就会浮出来，比如贪欲、浅薄、精神生活的萎缩化、庸人化。”王蒙承认三十年间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病，但他始终宽容乐观地面对。

　　自诩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王蒙说：“凡事都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把现在的世道人心说成漆黑一团，并不公道。中华民族是伟大民族，同时也是饥饿的民族。饥饿了那么久，见到物质的东西有股子往上扑的劲儿，情有可原。”

　　王蒙不赞同“问题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说法：“我不认为是改革开放使道德堕落，世风日下。我宁可把这些问题的理解转为对权力的监督，对核心价值的重建和确认。这个确认不是说通过领导的一次会议一个文件，而是在人心里得到重建和确认。”

　　历来被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发生了很多转变，也有不少追逐个人名利的现象受到外界非议。但在王蒙眼中，这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主流积极而正面。

　　“我从没见过像现在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谋求官职和级别。”但王蒙并不简单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吗？”

　　“在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的想法并不一样，有人认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相当的西化，这些知识分子占一少部分。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体制的有效运作，大多数的人放弃了全盘西化或基本西化的幻想，开始思考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做出对社会、民众有利的事情，也可以说，实现或部分实现了与社会体制的和解或一致。 ”

　　王蒙说：“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如某些人所希望或想象的那样，采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势不两立的立场，这是国家之福。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她需要的不是新的暴力革命和分裂，而是改进、改革和改良。”

　　“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历史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基础工作，就是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现有基础上来寻找更好的社会。”

　　王蒙认为：“中国在特殊的局面下，暴露了许多问题，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这样的现实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渐进改革和务实建设的姿态，参与精神生活的拓展、参与中国文化的提高、弘扬。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不着自乱阵脚。 ”

　　在近两个小时的访问中，年过七旬的王蒙文思如飞，幽默睿智，显示了过人的记忆力。他的日常生活被写作、读书、巡回讲演占得满满，“生活得很忙碌也很充实”。

　　王蒙笑着对记者说起曾有人向他问起是否恐慌文思枯竭：“我想了想，怕如果答没有，有点‘装嫩’，只好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也许明年吧’。”

　　这位“暂时”不老的老作家仅今年间就出版了三部著作，发表了两篇爱情小说。最近，王蒙还接受了一个挑战，用七十岁开始学的英语接受半个小时的英文采访。他要“争取在明年智力萎缩之前做好这些事情”。中新社北京十二月二日电

中新社记者 张量



　　“一个年逾七旬的写过点文字也见过点世面的正在老去的人”，这是十九岁写小说轰动全国、一九五八年被错划右派、改革开放后任过文化部长，创作半个多世纪，面世一千五百余万字，直到七十四岁仍坚持每天四五个小时写作的文学大家王蒙对自己的描述。

　　有着不凡经历、卓越才华、过人思辨和洞察力的王蒙，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对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中世道人心的浮沉，给出了极富智慧、充满宽容的人性观照与评说。

　　“我的一生当中，或者说在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件事就是翻天覆地的革命。这场革命唤醒了中国人民，也带来了历史的高潮化和生活的高潮化。但在革命胜利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潮。我们遇到了一个从高潮化向正常化的转变。正常化不是低潮化，而是有高潮有低潮，大部分时候是平常化，人需要过平常的生活。这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高潮，像二00八支援灾区、举办奥运会、神七飞天，但不可能都是高潮。”在评说世道人心变化时，王蒙用他的高潮与正常化理论来寻找深层原因。
　　“在高潮化中，世道人心有很大的变化，改天换地创造历史的时刻，使个人人生达到高潮，进入巅峰状态。但是，一旦不处在革命高潮期，而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人性的另一面就会浮出来，比如贪欲、浅薄、精神生活的萎缩化、庸人化。”王蒙承认三十年间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病，但他始终宽容乐观地面对。

　　自诩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王蒙说：“凡事都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把现在的世道人心说成漆黑一团，并不公道。中华民族是伟大民族，同时也是饥饿的民族。饥饿了那么久，见到物质的东西有股子往上扑的劲儿，情有可原。”

　　王蒙不赞同“问题都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说法：“我不认为是改革开放使道德堕落，世风日下。我宁可把这些问题的理解转为对权力的监督，对核心价值的重建和确认。这个确认不是说通过领导的一次会议一个文件，而是在人心里得到重建和确认。”

　　历来被视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发生了很多转变，也有不少追逐个人名利的现象受到外界非议。但在王蒙眼中，这三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状态主流积极而正面。

　　“我从没见过像现在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谋求官职和级别。”但王蒙并不简单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吗？”

　　“在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的想法并不一样，有人认为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相当的西化，这些知识分子占一少部分。进入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体制的有效运作，大多数的人放弃了全盘西化或基本西化的幻想，开始思考在现行体制下如何做出对社会、民众有利的事情，也可以说，实现或部分实现了与社会体制的和解或一致。 ”

　　王蒙说：“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如某些人所希望或想象的那样，采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势不两立的立场，这是国家之福。中国再也经不起折腾，她需要的不是新的暴力革命和分裂，而是改进、改革和改良。”

　　“中国已经动荡了一百六十八年，国人对社会的批判得已经够狠了，现在的人们渴望一种建设性。历史给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基础工作，就是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现有基础上来寻找更好的社会。”

　　王蒙认为：“中国在特殊的局面下，暴露了许多问题，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这样的现实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采取渐进改革和务实建设的姿态，参与精神生活的拓展、参与中国文化的提高、弘扬。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用不着自乱阵脚。 ”

　　在近两个小时的访问中，年过七旬的王蒙文思如飞，幽默睿智，显示了过人的记忆力。他的日常生活被写作、读书、巡回讲演占得满满，“生活得很忙碌也很充实”。

　　王蒙笑着对记者说起曾有人向他问起是否恐慌文思枯竭：“我想了想，怕如果答没有，有点‘装嫩’，只好回答说‘暂时还没有，也许明年吧’。”

　　这位“暂时”不老的老作家仅今年间就出版了三部著作，发表了两篇爱情小说。最近，王蒙还接受了一个挑战，用七十岁开始学的英语接受半个小时的英文采访。他要“争取在明年智力萎缩之前做好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