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七迎佛骨(舍利)的禍害

唐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開放的、“相容並包”的時期，而漢代傳入中土的佛教，則在唐代達到鼎盛時期，唐太宗佞佛。在他還沒有當上皇帝以前，就曾寫信給少林寺的和尚們，表示要“護持正諦”，他做皇帝不久，為報母恩，又大行佈施，舍通義宮為尼寺，自稱是“皇帝菩薩戒弟子”。還兩次下詔，要全國各地，普度僧尼，甚至為了表示對佛“保祐”自己身體的感謝，也要大度僧尼，以前被淘汰還俗的人，也可以再度出家。在他的宣導下，一時“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 唐代共有佛教寺院四萬多所，僧尼三十多萬人，寺院所占土地上千萬頃，蓄有奴隸十五萬多人，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主勢力的膨脹，直接影響了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和世俗地主的經濟利益。



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唐皇室七次恭迎供奉佛骨。





   佛骨又稱舍利（子），唐太宗第一次迎奉舍利，只是開啟法門寺塔基，在當地舉行儀式，供奉塔下瘞藏的佛骨，並未迎送到京城長安。



    唐代第二、第三次迎奉舍利都與女皇帝武則天有關。第二次發生在唐高宗顯慶四年（西元659年），第三次是長安四年（西元704年），女皇帝武則天命鳳閣侍郎崔玄韋和華嚴宗實際創始人高僧法藏、綱律師等到法門寺迎奉佛骨，次年正月十一日迎入洛陽，當時盛況空前。也就是這一年，武則天即退位、隨後駕崩，佛骨便滯留洛陽。

   

武則天崇佛與其統治有關。一方面，她要以周代唐，盡力扶植佛教。

她規定：黃衣在玄衣之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上，從而確立了佛教優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她必須為其統治的合理合法性尋找理論根據，而佛教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根據。佛教宣揚男女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且佛教中某些菩薩在民間流傳中為女身，如觀世音菩薩，無形中提高了女性在教中的地位。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唐代出現了一個狂熱的崇佛高潮。



   唐肅宗時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動。《舊唐書•德宗紀》記載了唐代歷史上第五次詔迎佛骨的情況。肅宗和德宗統治時期正處於安史之亂以及剛平亂不久，國家由盛轉衰，動盪不安，財政困難，因此，這兩次迎奉佛骨的活動規模較以前都有所減小

    第六次迎奉佛骨因為韓愈的激烈反對而廣為人知。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春，唐憲宗想迎佛骨入宮中供養，一時轟動了長安城。韓愈以其一貫的反道、反佛的立場上了道措辭嚴厲的諫書，逆拂龍顏，憲宗大怒，差點要了他的命，後來幸虧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還始終無悔。在往潮州路上，賦詩言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昌黎先生集卷十）依然把皇帝大張旗鼓地迎奉佛骨之“盛事”稱為“弊事”。可謂立場堅定，鬥志頑強。他之所以激烈反佛、道，是想恢復自魏晉以來冷落的儒學一統的至尊地位。但魏晉以後的三百年間天下大亂，西漢以來建立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規範被逐漸打破，名教或禮教變得僵化而倍受攻擊。加之戰爭頻仍，人們朝不保夕，普遍產生了對生命的幻滅感，於是，玄學、佛教大盛。



    韓愈在《論佛骨表》中痛斥佛教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他又作《原道》、《原人》等集中批駁佛、道，態度鮮明，言辭激烈，一點不講情面，也難怪龍顏大怒。但當時的種種反佛鬥爭並沒有能遏制佛教的發展態勢和當時人們的崇佛心理，這從第六次迎奉佛骨盛況中可以看出。

    《資治通鑒》的記載：“（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僧眾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曆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不及。有謁戶充施者，有燃香燒頂供養者。”連韓愈也不得不承認，佛骨所到之處，人們“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



    唐代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動發生在懿宗時期。（《資治通鑒》）《杜陽雜編》又載：鹹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懿宗親至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衣”。上有所好，下必好之。皇帝一帶頭，大臣、百姓有的斷臂供佛，有的燒頭“爍頂”，富者還廣造彩樓，以水銀為池，金玉為樹。其奢華和狂熱不難想像。而這種奢華和狂熱還發生在不久之前唐武宗為打擊極度膨脹的佛教寺院經濟勢力而下令大力滅佛之後，可見佛教的影響終唐一代都是很大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深遠的。同年，懿宗晏駕。年底，僖宗將佛骨送還法門寺，下令關閉地宮。唐朝不久以後便滅亡了，



就韓愈時期來說，統治階級以唐憲宗為代表的大部分，為了求福免災，不惜禍國殃民，這類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婦；佛教發達就是仰仗這部分愚人的支援。以韓愈為代表的小部分，是無所畏懼的反佛豪傑。勞動民眾與統治階級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唐武宗下詔滅佛，派四個禦史分行天下去督察，禦史的驛馬還沒有出潼關，天下寺院連屋基都已經犁平了。這當然不是州縣官都有韓愈的識見，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厭惡佛寺己到極點，一有詔書，便動手拆毀剿滅。




唐皇迎奉佛骨有趣的是，除了第一、二次，其餘五次都是發生在統治者自覺統治危機之時，而多數皇帝迎奉佛骨後也未能善終。武則天二次迎佛骨當年即讓位於李顯並病死；中宗以髮代身送還佛骨，同年便被妻女毒死；肅宗迎奉佛骨次年駕崩，憲宗迎奉當年誤吞金丹，死於非；懿宗亦於迎奉三個月後去世。其後三十年，唐朝便滅亡了。佛骨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唐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開放的、“相容並包”的時期，而漢代傳入中土的佛教，則在唐代達到鼎盛時期，唐太宗佞佛。在他還沒有當上皇帝以前，就曾寫信給少林寺的和尚們，表示要“護持正諦”，他做皇帝不久，為報母恩，又大行佈施，舍通義宮為尼寺，自稱是“皇帝菩薩戒弟子”。還兩次下詔，要全國各地，普度僧尼，甚至為了表示對佛“保祐”自己身體的感謝，也要大度僧尼，以前被淘汰還俗的人，也可以再度出家。在他的宣導下，一時“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萬八千五百餘人” 唐代共有佛教寺院四萬多所，僧尼三十多萬人，寺院所占土地上千萬頃，蓄有奴隸十五萬多人，寺院經濟和僧侶地主勢力的膨脹，直接影響了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和世俗地主的經濟利益。



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唐皇室七次恭迎供奉佛骨。





   佛骨又稱舍利（子），唐太宗第一次迎奉舍利，只是開啟法門寺塔基，在當地舉行儀式，供奉塔下瘞藏的佛骨，並未迎送到京城長安。



    唐代第二、第三次迎奉舍利都與女皇帝武則天有關。第二次發生在唐高宗顯慶四年（西元659年），第三次是長安四年（西元704年），女皇帝武則天命鳳閣侍郎崔玄韋和華嚴宗實際創始人高僧法藏、綱律師等到法門寺迎奉佛骨，次年正月十一日迎入洛陽，當時盛況空前。也就是這一年，武則天即退位、隨後駕崩，佛骨便滯留洛陽。

   

武則天崇佛與其統治有關。一方面，她要以周代唐，盡力扶植佛教。

她規定：黃衣在玄衣之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上，從而確立了佛教優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女皇帝，她必須為其統治的合理合法性尋找理論根據，而佛教正好提供了這樣的根據。佛教宣揚男女皆有佛性，皆能成佛，而且佛教中某些菩薩在民間流傳中為女身，如觀世音菩薩，無形中提高了女性在教中的地位。在武則天統治時期，唐代出現了一個狂熱的崇佛高潮。



   唐肅宗時有了第四次迎奉佛骨的活動。《舊唐書•德宗紀》記載了唐代歷史上第五次詔迎佛骨的情況。肅宗和德宗統治時期正處於安史之亂以及剛平亂不久，國家由盛轉衰，動盪不安，財政困難，因此，這兩次迎奉佛骨的活動規模較以前都有所減小

    第六次迎奉佛骨因為韓愈的激烈反對而廣為人知。元和十四年（西元819年）春，唐憲宗想迎佛骨入宮中供養，一時轟動了長安城。韓愈以其一貫的反道、反佛的立場上了道措辭嚴厲的諫書，逆拂龍顏，憲宗大怒，差點要了他的命，後來幸虧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韓愈還始終無悔。在往潮州路上，賦詩言志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昌黎先生集卷十）依然把皇帝大張旗鼓地迎奉佛骨之“盛事”稱為“弊事”。可謂立場堅定，鬥志頑強。他之所以激烈反佛、道，是想恢復自魏晉以來冷落的儒學一統的至尊地位。但魏晉以後的三百年間天下大亂，西漢以來建立的道德準則和倫理規範被逐漸打破，名教或禮教變得僵化而倍受攻擊。加之戰爭頻仍，人們朝不保夕，普遍產生了對生命的幻滅感，於是，玄學、佛教大盛。



    韓愈在《論佛骨表》中痛斥佛教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他又作《原道》、《原人》等集中批駁佛、道，態度鮮明，言辭激烈，一點不講情面，也難怪龍顏大怒。但當時的種種反佛鬥爭並沒有能遏制佛教的發展態勢和當時人們的崇佛心理，這從第六次迎奉佛骨盛況中可以看出。

    《資治通鑒》的記載：“（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僧眾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曆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不及。有謁戶充施者，有燃香燒頂供養者。”連韓愈也不得不承認，佛骨所到之處，人們“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



    唐代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迎奉佛骨活動發生在懿宗時期。（《資治通鑒》）《杜陽雜編》又載：鹹通十四年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懿宗親至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衣”。上有所好，下必好之。皇帝一帶頭，大臣、百姓有的斷臂供佛，有的燒頭“爍頂”，富者還廣造彩樓，以水銀為池，金玉為樹。其奢華和狂熱不難想像。而這種奢華和狂熱還發生在不久之前唐武宗為打擊極度膨脹的佛教寺院經濟勢力而下令大力滅佛之後，可見佛教的影響終唐一代都是很大的，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深遠的。同年，懿宗晏駕。年底，僖宗將佛骨送還法門寺，下令關閉地宮。唐朝不久以後便滅亡了，



就韓愈時期來說，統治階級以唐憲宗為代表的大部分，為了求福免災，不惜禍國殃民，這類人叫做佞佛的愚夫愚婦；佛教發達就是仰仗這部分愚人的支援。以韓愈為代表的小部分，是無所畏懼的反佛豪傑。勞動民眾與統治階級相反，小部分佞佛，大部分反佛，至少是反佛寺的。唐武宗下詔滅佛，派四個禦史分行天下去督察，禦史的驛馬還沒有出潼關，天下寺院連屋基都已經犁平了。這當然不是州縣官都有韓愈的識見，而是天下大部分百姓厭惡佛寺己到極點，一有詔書，便動手拆毀剿滅。




唐皇迎奉佛骨有趣的是，除了第一、二次，其餘五次都是發生在統治者自覺統治危機之時，而多數皇帝迎奉佛骨後也未能善終。武則天二次迎佛骨當年即讓位於李顯並病死；中宗以髮代身送還佛骨，同年便被妻女毒死；肅宗迎奉佛骨次年駕崩，憲宗迎奉當年誤吞金丹，死於非；懿宗亦於迎奉三個月後去世。其後三十年，唐朝便滅亡了。佛骨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