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明朝时期的明军的火器装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8:04:28
坦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如果作个不恰当的类比，
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
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
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
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
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
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
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
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
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自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志６
８》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
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
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
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
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
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
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
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
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
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
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６８》，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
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
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
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
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
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
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
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
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
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
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
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
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
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
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
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
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
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
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
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
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
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
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
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
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
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
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１５４８年序刻
本）居庸卷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
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
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
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
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
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
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２４１１副，兵器３５１６件，
火器１７９３３４件。永安营，盔甲２９７６副，兵器８９４６件，火器３１３
３３５件。巩华营盔甲１８６２副，兵器３７０２件，火器１２９４５６件。居
庸营盔甲３４４３副，兵器６４２６件，火器５６４８５１件。火器的质和量都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
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
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
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
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
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
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
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始，还设有左
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曾出土
铁炮一尊，长２。２９米，口径８。５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
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
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
[ ｉｉ] 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
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
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
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
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
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
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
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
》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ｉｉｉ]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
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
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２００１年７月，
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
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
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
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
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
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
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
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
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
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
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ｉｖ]
由此看来在１６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
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 ｖ] 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
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８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
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 ｖｉ] 这里所谓“佛郎
机”乃是１５１７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
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
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
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
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
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
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
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
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 ｖｉｉ]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
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
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
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
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
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
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
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
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１５２１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
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Ｐｅｄｒｏ）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
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 ｖｉｉｉ].１５２０年
皮来资（ＴｈｏｍｅＰｒｉｅｓ）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
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
“喜而留之”[ ｉｘ] ，“时时学其语以为乐”[ ｘ].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
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 ｘｉ].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１５１０），福
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 ｘ
ｉｉ] ，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平
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
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
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 ｘｉｉｉ].而林见素则
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
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１５１８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
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
术。
葡人商船１５１８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
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
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
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
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
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ｘｉｖ
].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
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１５２１年
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
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
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
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
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
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
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
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
重量２０公斤以下、射程为６００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７０公斤以
上、射程为５- ６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
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ｘｖｉ].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
千余，发与三边”[ ｘｖｉｉ].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
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
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
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
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
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
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ｘｖｉｉｉ]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
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
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
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１５５６年“总督胡侍郎宗
宪捣沈家庄……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銮死之。总兵卢镗擒……之鸟铳自伊传始。”
[ ｘｉｘ] 另外１５９６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
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ｘｘ]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
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
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 ｘｘｉ].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
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
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
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
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
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
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
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 ｘｘｉｉ
] 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
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
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
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
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
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
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
别。”到１５９２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
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
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
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
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
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
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
方。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
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这些做法都严重阻
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
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日军就占据了战场
的优势地位，这和日军的铁炮威力有莫大的关系。弗洛伊斯记载道尽管朝鲜东莱
城在听说釜山失陷后，充分准备了应付日军铁炮的措施，制作木盾和撒播铁蒺藜，
但是都无法阻挡日军的铁炮。在柳成龙的回忆录里更是详细描述了日本铁炮的威
力。他写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铁炮却能杀伤己方士兵
；在被包围的弱势情况下，日军的铁炮能够贯穿密集的朝鲜军，一枪击伤３、４
人，造成朝鲜军的崩溃；[ ｘｘｉｘ] 在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日军铁炮竟能越
过城楼最高处射进城内，打中城楼柱子的射入达数寸。因此柳成龙批评了战前一
些将领对日本铁炮的轻视态度。
不过实际上朝鲜在这场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弗洛伊斯记载了日军攻
打釜山时，釜山浦城内有一千以上的铜制小型炮，其中部分发射的是铁制弹丸，
部分发射的是矢，朝鲜兵士穿着厚实的皮制铠甲和钢铁制的头盔显然是为了防护
枪击，另外朝鲜人还使用很多没有枪托的铳，与弓矢一起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
后来日军攻陷东莱城后，在１６个大型仓库里发现大量米、麦、饲料之外还发现
６门大炮，大量火矢、火皿。在海战方面，朝鲜军更加积极地使用了火器。弗洛
伊斯描述了朝鲜船配备的铁制的射石炮状火器，用鱼尾状铁片附着在大腿大小的
木矢作为弹丸发射，具有割碎一切被接触东西的威力。这里出现的都是不同于日
本铁炮的朝鲜自己发展出来的火器系统。
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为了应付日军的铁炮射击，朝鲜军作了一次成功的出
击，情况是这样的。“我军自船上发玄字铳，火箭如椽越川。倭兵士仰见之，大
声呼喊四散。火箭坠地，我等事先集而观之。”
另外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在海战中朝鲜军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从当时朝鲜水
军的统帅李舜臣的《乱中日记》中试举几例：壬辰（１５９２）四月十二日辛丑、
晴。食後骑船、放亀船地玄字炮、巡使南公审去。
壬辰 五月二十九日、晴。右水使不来、独率诸将、晓直到露梁、则庆尚右
水使、来会约处、与之相议、故直指同处、则倭人已为下陆、结阵峰上、泊列其
船于峰下、拒战急固、余督令诸将、一时驰突、射矢如雨、放各样铳筒、乱如风
雷、军官罗大用中丸、余亦左肩上中丸、贯于背、而不至重伤、射格之中丸者亦
多、焚灭十三只、退驻。
壬辰 六月初二日、晴。晴、朝发、直到唐津前船仓……大船一只、大如我
国板屋船、船上粧楼、高可二丈、阁上倭将、巍坐不动、以片箭及大中胜字铳筒、
如雨乱射、倭将中箭坠落、诸倭一时惊散、诸将卒一时攒射、逢箭颠仆者、不知
其数、尽歼无余、俄而倭大船二十余只、自釜山列海入来、望见我师、退奔入介
岛。
癸巳（１５９３）三月六日辛酉、晴。晴、晓发行、到熊川、……如雨乱射、
死者甚多、泗川女人一名被虏夺还、宿漆梁川。
癸巳 七月十二日甲子、晴。加里浦军粮镇抚来传、蛇梁前洋宿时、倭人变
著我衣、乘我国小船、突入放炮、欲掠去云。
甲午（１５９４）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亥、昙。兴阳铳筒色等到此、会计而
帰。
丁酉（１５９７） 九月七日已酉、风。还到碧波厅、招集诸将、约束曰、
今夜必有夜惊、各诸将预知而备之……多放炮丸、余所骑船直前放地字、河岳振
动、……放炮而已、三更末、永为退奔。
丁酉 九月十六日甲午、晴。……回拥我诸船、诸将等自度众寡之势、便生
回避之计、余促橹突进、乱放地。玄各样铳筒、发如风雷、军官等麻立船上、如
雨乱射、……
这里的龟船就是让日本水军闻风丧胆的龟甲船。“舜臣创造龟〔甲〕船。船
上张板，形穹窿状似龟，战士、漕手皆在船内，左右前后多载火炮、纵横如梭，
遭遇贼船则齐放大炮击碎之。”这种船能够抵抗日军的铁炮，避免自己的伤亡，
在接近战中则发放船上火炮，给日本水军造成巨大损失。“朝鲜人拼命寻找日本
船舶、（遭遇则）大声喊叫、喜而率船袭击日本舰队。由于朝鲜船舶既庞大又坚
固，压倒了日本人。首先朝鲜人用火器攻击，但是日本人散开阵形。日本人为了
避免朝鲜方要命的接近战就远避海上以为得策。可是朝鲜人为了让日本人用橹的
船无法避难，用带坚固的钩子的铁索从上投下，使日本船无法逃跑。”之所以在
海上朝鲜军队能够取得与陆战相反的胜利战果的原因是：朝鲜本来的造船技术优
于日本，创造了新式的战船来对抗日本军；更重要的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率领下
改进了战术。本来射程较远的日本火绳枪在龟船前面无法发挥威力，而朝鲜人的
近距火炮却因为火力大能够烧毁船只，此消彼长，日本军在海上就连吃败仗。
在以上史料中多次出现的玄字铳就是朝鲜的传统火器之一。其他的根据《李
朝实录》、《惩毖录》、《乱中日记》记载，还有“四箭铳筒”、“八箭铳筒”、
“天字铳”、“地字铳”、“玄字铳”、“黄字铳”、“胜字铳”等等。它们共
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铳筒都是发射木矢或火箭来杀伤敌人。另一方面，朝鲜军民也
在实战中不断创造新的火器。除了改良传统的铳筒以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震天
雷的火器。柳成龙记载道：“夜遣人潜伏城下，发射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处，坠客
舍庭中。贼不知其制，争先集而观之，齐推倒辗转注视。突然其中爆药发，其音
震天地，铁片如星碎散，当之者立死三十余人。未当者，颠倒而起，无不恐惧，
不识其物以为神。次日举全军弃城逃归西生浦。飞震天雷攻击者，古无其制，军
器寺火炮匠李长孙者创出其物。震天雷以大碗口发射，可飞五、六百步，坠地稍
息，火药自内爆发。贼最畏此物。”
宇田川武久根据实物调查考证认为朝鲜的各种铳筒是原始的中国系火器的一
种。实际上震天雷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火雷炮、地雷炮、冲天雷等的基础上经过改
进，特别是安装了迟延发炮装置，可以调节爆炸的时间以后产生的火器。这些火
器和明朝的中国火器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发射的弹丸不同，明朝火器基本都
是以铁制弹丸为主。《明宗实录》即位十一月条记载道：“唐人亦能解铳筒者，
通事亦传大纲，然非箭矢也，乃铁丸也。”另外在效力上，明军的大炮威力还是
十分可观的。在明军收复平壤战中，明军使用了大量大炮。“皆飞达五、六里”，
“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为动摇。”相比起来朝鲜火器则是“火炮年久，药力
无效，视彼唐人之炮，真儿戏。”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朝鲜方“我国大铳以木箭
放之”“唐人见而笑”。因此朝鲜继续向中国学习火炮的制造和用法也就是理所
当然的了。
在现存的实物中还发现了由朝鲜铸造的虎蹲炮、三眼铳、佛郎机炮等中国传
来的火器，其中佛郎机炮铸造年代根据铭文最早的是在１５６３年，最晚的在１
７４６年。这说明朝鲜在１８世纪前仍然受到了中国系火器的影响，另一方面，
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１５２１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制造的佛郎机炮只过了４
０年不到就在朝鲜出现了。
坦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如果作个不恰当的类比，
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
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
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
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
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
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
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
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
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自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志６
８》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
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
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
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
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
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
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
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
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
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
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６８》，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
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
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
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
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
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
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
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
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
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
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
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
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
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
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
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
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
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
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
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
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
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
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
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
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
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
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１５４８年序刻
本）居庸卷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
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
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
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
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
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
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２４１１副，兵器３５１６件，
火器１７９３３４件。永安营，盔甲２９７６副，兵器８９４６件，火器３１３
３３５件。巩华营盔甲１８６２副，兵器３７０２件，火器１２９４５６件。居
庸营盔甲３４４３副，兵器６４２６件，火器５６４８５１件。火器的质和量都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
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
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
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
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
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
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
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始，还设有左
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曾出土
铁炮一尊，长２。２９米，口径８。５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
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
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
[ ｉｉ] 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
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
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
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
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
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
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
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
》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ｉｉｉ]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
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
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２００１年７月，
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
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
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
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
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
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
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
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
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
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
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ｉｖ]
由此看来在１６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
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 ｖ] 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
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８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
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 ｖｉ] 这里所谓“佛郎
机”乃是１５１７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
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
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
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
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
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
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
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
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 ｖｉｉ]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
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
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
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
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
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
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
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
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１５２１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
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Ｐｅｄｒｏ）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
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 ｖｉｉｉ].１５２０年
皮来资（ＴｈｏｍｅＰｒｉｅｓ）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
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
“喜而留之”[ ｉｘ] ，“时时学其语以为乐”[ ｘ].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
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 ｘｉ].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１５１０），福
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 ｘ
ｉｉ] ，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平
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
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
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 ｘｉｉｉ].而林见素则
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
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１５１８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
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
术。
葡人商船１５１８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
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
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
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
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
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ｘｉｖ
].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
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１５２１年
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
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
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
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
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
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
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
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
重量２０公斤以下、射程为６００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７０公斤以
上、射程为５- ６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
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ｘｖｉ].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
千余，发与三边”[ ｘｖｉｉ].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
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
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
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
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
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
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ｘｖｉｉｉ]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
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
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
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１５５６年“总督胡侍郎宗
宪捣沈家庄……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銮死之。总兵卢镗擒……之鸟铳自伊传始。”
[ ｘｉｘ] 另外１５９６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
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ｘｘ]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
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
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 ｘｘｉ].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
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
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
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
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
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
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
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 ｘｘｉｉ
] 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
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
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
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
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
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
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
别。”到１５９２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
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
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
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
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
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
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
方。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
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这些做法都严重阻
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
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日军就占据了战场
的优势地位，这和日军的铁炮威力有莫大的关系。弗洛伊斯记载道尽管朝鲜东莱
城在听说釜山失陷后，充分准备了应付日军铁炮的措施，制作木盾和撒播铁蒺藜，
但是都无法阻挡日军的铁炮。在柳成龙的回忆录里更是详细描述了日本铁炮的威
力。他写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铁炮却能杀伤己方士兵
；在被包围的弱势情况下，日军的铁炮能够贯穿密集的朝鲜军，一枪击伤３、４
人，造成朝鲜军的崩溃；[ ｘｘｉｘ] 在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日军铁炮竟能越
过城楼最高处射进城内，打中城楼柱子的射入达数寸。因此柳成龙批评了战前一
些将领对日本铁炮的轻视态度。
不过实际上朝鲜在这场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弗洛伊斯记载了日军攻
打釜山时，釜山浦城内有一千以上的铜制小型炮，其中部分发射的是铁制弹丸，
部分发射的是矢，朝鲜兵士穿着厚实的皮制铠甲和钢铁制的头盔显然是为了防护
枪击，另外朝鲜人还使用很多没有枪托的铳，与弓矢一起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
后来日军攻陷东莱城后，在１６个大型仓库里发现大量米、麦、饲料之外还发现
６门大炮，大量火矢、火皿。在海战方面，朝鲜军更加积极地使用了火器。弗洛
伊斯描述了朝鲜船配备的铁制的射石炮状火器，用鱼尾状铁片附着在大腿大小的
木矢作为弹丸发射，具有割碎一切被接触东西的威力。这里出现的都是不同于日
本铁炮的朝鲜自己发展出来的火器系统。
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为了应付日军的铁炮射击，朝鲜军作了一次成功的出
击，情况是这样的。“我军自船上发玄字铳，火箭如椽越川。倭兵士仰见之，大
声呼喊四散。火箭坠地，我等事先集而观之。”
另外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在海战中朝鲜军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从当时朝鲜水
军的统帅李舜臣的《乱中日记》中试举几例：壬辰（１５９２）四月十二日辛丑、
晴。食後骑船、放亀船地玄字炮、巡使南公审去。
壬辰 五月二十九日、晴。右水使不来、独率诸将、晓直到露梁、则庆尚右
水使、来会约处、与之相议、故直指同处、则倭人已为下陆、结阵峰上、泊列其
船于峰下、拒战急固、余督令诸将、一时驰突、射矢如雨、放各样铳筒、乱如风
雷、军官罗大用中丸、余亦左肩上中丸、贯于背、而不至重伤、射格之中丸者亦
多、焚灭十三只、退驻。
壬辰 六月初二日、晴。晴、朝发、直到唐津前船仓……大船一只、大如我
国板屋船、船上粧楼、高可二丈、阁上倭将、巍坐不动、以片箭及大中胜字铳筒、
如雨乱射、倭将中箭坠落、诸倭一时惊散、诸将卒一时攒射、逢箭颠仆者、不知
其数、尽歼无余、俄而倭大船二十余只、自釜山列海入来、望见我师、退奔入介
岛。
癸巳（１５９３）三月六日辛酉、晴。晴、晓发行、到熊川、……如雨乱射、
死者甚多、泗川女人一名被虏夺还、宿漆梁川。
癸巳 七月十二日甲子、晴。加里浦军粮镇抚来传、蛇梁前洋宿时、倭人变
著我衣、乘我国小船、突入放炮、欲掠去云。
甲午（１５９４）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亥、昙。兴阳铳筒色等到此、会计而
帰。
丁酉（１５９７） 九月七日已酉、风。还到碧波厅、招集诸将、约束曰、
今夜必有夜惊、各诸将预知而备之……多放炮丸、余所骑船直前放地字、河岳振
动、……放炮而已、三更末、永为退奔。
丁酉 九月十六日甲午、晴。……回拥我诸船、诸将等自度众寡之势、便生
回避之计、余促橹突进、乱放地。玄各样铳筒、发如风雷、军官等麻立船上、如
雨乱射、……
这里的龟船就是让日本水军闻风丧胆的龟甲船。“舜臣创造龟〔甲〕船。船
上张板，形穹窿状似龟，战士、漕手皆在船内，左右前后多载火炮、纵横如梭，
遭遇贼船则齐放大炮击碎之。”这种船能够抵抗日军的铁炮，避免自己的伤亡，
在接近战中则发放船上火炮，给日本水军造成巨大损失。“朝鲜人拼命寻找日本
船舶、（遭遇则）大声喊叫、喜而率船袭击日本舰队。由于朝鲜船舶既庞大又坚
固，压倒了日本人。首先朝鲜人用火器攻击，但是日本人散开阵形。日本人为了
避免朝鲜方要命的接近战就远避海上以为得策。可是朝鲜人为了让日本人用橹的
船无法避难，用带坚固的钩子的铁索从上投下，使日本船无法逃跑。”之所以在
海上朝鲜军队能够取得与陆战相反的胜利战果的原因是：朝鲜本来的造船技术优
于日本，创造了新式的战船来对抗日本军；更重要的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率领下
改进了战术。本来射程较远的日本火绳枪在龟船前面无法发挥威力，而朝鲜人的
近距火炮却因为火力大能够烧毁船只，此消彼长，日本军在海上就连吃败仗。
在以上史料中多次出现的玄字铳就是朝鲜的传统火器之一。其他的根据《李
朝实录》、《惩毖录》、《乱中日记》记载，还有“四箭铳筒”、“八箭铳筒”、
“天字铳”、“地字铳”、“玄字铳”、“黄字铳”、“胜字铳”等等。它们共
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铳筒都是发射木矢或火箭来杀伤敌人。另一方面，朝鲜军民也
在实战中不断创造新的火器。除了改良传统的铳筒以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震天
雷的火器。柳成龙记载道：“夜遣人潜伏城下，发射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处，坠客
舍庭中。贼不知其制，争先集而观之，齐推倒辗转注视。突然其中爆药发，其音
震天地，铁片如星碎散，当之者立死三十余人。未当者，颠倒而起，无不恐惧，
不识其物以为神。次日举全军弃城逃归西生浦。飞震天雷攻击者，古无其制，军
器寺火炮匠李长孙者创出其物。震天雷以大碗口发射，可飞五、六百步，坠地稍
息，火药自内爆发。贼最畏此物。”
宇田川武久根据实物调查考证认为朝鲜的各种铳筒是原始的中国系火器的一
种。实际上震天雷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火雷炮、地雷炮、冲天雷等的基础上经过改
进，特别是安装了迟延发炮装置，可以调节爆炸的时间以后产生的火器。这些火
器和明朝的中国火器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发射的弹丸不同，明朝火器基本都
是以铁制弹丸为主。《明宗实录》即位十一月条记载道：“唐人亦能解铳筒者，
通事亦传大纲，然非箭矢也，乃铁丸也。”另外在效力上，明军的大炮威力还是
十分可观的。在明军收复平壤战中，明军使用了大量大炮。“皆飞达五、六里”，
“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为动摇。”相比起来朝鲜火器则是“火炮年久，药力
无效，视彼唐人之炮，真儿戏。”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朝鲜方“我国大铳以木箭
放之”“唐人见而笑”。因此朝鲜继续向中国学习火炮的制造和用法也就是理所
当然的了。
在现存的实物中还发现了由朝鲜铸造的虎蹲炮、三眼铳、佛郎机炮等中国传
来的火器，其中佛郎机炮铸造年代根据铭文最早的是在１５６３年，最晚的在１
７４６年。这说明朝鲜在１８世纪前仍然受到了中国系火器的影响，另一方面，
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１５２１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制造的佛郎机炮只过了４
０年不到就在朝鲜出现了。
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
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
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
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
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
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
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
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
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自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志６
８》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
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
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
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
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
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
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
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
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
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
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６８》，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
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
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
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
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
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
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
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
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
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
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
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
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
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
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
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
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
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
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
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
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
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
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
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
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
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
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１５４８年序刻
本）居庸卷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
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
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
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
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
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
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２４１１副，兵器３５１６件，
火器１７９３３４件。永安营，盔甲２９７６副，兵器８９４６件，火器３１３
３３５件。巩华营盔甲１８６２副，兵器３７０２件，火器１２９４５６件。居
庸营盔甲３４４３副，兵器６４２６件，火器５６４８５１件。火器的质和量都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
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
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
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
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
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
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
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始，还设有左
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曾出土
铁炮一尊，长２。２９米，口径８。５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
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
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
[ ｉｉ] 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
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
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
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
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
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
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
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
》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ｉｉｉ]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
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
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２００１年７月，
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
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
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
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
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
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
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
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
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
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
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ｉｖ]
由此看来在１６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
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 ｖ] 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
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８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
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 ｖｉ] 这里所谓“佛郎
机”乃是１５１７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
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
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
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
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
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
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
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
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 ｖｉｉ]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
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
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
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
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
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
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
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
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１５２１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
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Ｐｅｄｒｏ）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
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 ｖｉｉｉ].１５２０年
皮来资（ＴｈｏｍｅＰｒｉｅｓ）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
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
“喜而留之”[ ｉｘ] ，“时时学其语以为乐”[ ｘ].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
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 ｘｉ].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１５１０），福
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 ｘ
ｉｉ] ，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平
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
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
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 ｘｉｉｉ].而林见素则
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
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１５１８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
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
术。
葡人商船１５１８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
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
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
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
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
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ｘｉｖ
].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
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１５２１年
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
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
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
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
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
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
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
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
重量２０公斤以下、射程为６００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７０公斤以
上、射程为５- ６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
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ｘｖｉ].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
千余，发与三边”[ ｘｖｉｉ].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
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
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
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
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
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
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ｘｖｉｉｉ]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
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
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
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１５５６年“总督胡侍郎宗
宪捣沈家庄……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銮死之。总兵卢镗擒……之鸟铳自伊传始。”
[ ｘｉｘ] 另外１５９６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
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ｘｘ]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
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
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 ｘｘｉ].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
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
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
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
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
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
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
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 ｘｘｉｉ
] 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
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
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
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
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
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
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
别。”到１５９２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
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
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
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
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
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
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
方。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
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这些做法都严重阻
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
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日军就占据了战场
的优势地位，这和日军的铁炮威力有莫大的关系。弗洛伊斯记载道尽管朝鲜东莱
城在听说釜山失陷后，充分准备了应付日军铁炮的措施，制作木盾和撒播铁蒺藜，
但是都无法阻挡日军的铁炮。在柳成龙的回忆录里更是详细描述了日本铁炮的威
力。他写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铁炮却能杀伤己方士兵
；在被包围的弱势情况下，日军的铁炮能够贯穿密集的朝鲜军，一枪击伤３、４
人，造成朝鲜军的崩溃；[ ｘｘｉｘ] 在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日军铁炮竟能越
过城楼最高处射进城内，打中城楼柱子的射入达数寸。因此柳成龙批评了战前一
些将领对日本铁炮的轻视态度。
不过实际上朝鲜在这场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弗洛伊斯记载了日军攻
打釜山时，釜山浦城内有一千以上的铜制小型炮，其中部分发射的是铁制弹丸，
部分发射的是矢，朝鲜兵士穿着厚实的皮制铠甲和钢铁制的头盔显然是为了防护
枪击，另外朝鲜人还使用很多没有枪托的铳，与弓矢一起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
后来日军攻陷东莱城后，在１６个大型仓库里发现大量米、麦、饲料之外还发现
６门大炮，大量火矢、火皿。在海战方面，朝鲜军更加积极地使用了火器。弗洛
伊斯描述了朝鲜船配备的铁制的射石炮状火器，用鱼尾状铁片附着在大腿大小的
木矢作为弹丸发射，具有割碎一切被接触东西的威力。这里出现的都是不同于日
本铁炮的朝鲜自己发展出来的火器系统。
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为了应付日军的铁炮射击，朝鲜军作了一次成功的出
击，情况是这样的。“我军自船上发玄字铳，火箭如椽越川。倭兵士仰见之，大
声呼喊四散。火箭坠地，我等事先集而观之。”
另外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在海战中朝鲜军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从当时朝鲜水
军的统帅李舜臣的《乱中日记》中试举几例：壬辰（１５９２）四月十二日辛丑、
晴。食後骑船、放亀船地玄字炮、巡使南公审去。
壬辰 五月二十九日、晴。右水使不来、独率诸将、晓直到露梁、则庆尚右
水使、来会约处、与之相议、故直指同处、则倭人已为下陆、结阵峰上、泊列其
船于峰下、拒战急固、余督令诸将、一时驰突、射矢如雨、放各样铳筒、乱如风
雷、军官罗大用中丸、余亦左肩上中丸、贯于背、而不至重伤、射格之中丸者亦
多、焚灭十三只、退驻。
壬辰 六月初二日、晴。晴、朝发、直到唐津前船仓……大船一只、大如我
国板屋船、船上粧楼、高可二丈、阁上倭将、巍坐不动、以片箭及大中胜字铳筒、
如雨乱射、倭将中箭坠落、诸倭一时惊散、诸将卒一时攒射、逢箭颠仆者、不知
其数、尽歼无余、俄而倭大船二十余只、自釜山列海入来、望见我师、退奔入介
岛。
癸巳（１５９３）三月六日辛酉、晴。晴、晓发行、到熊川、……如雨乱射、
死者甚多、泗川女人一名被虏夺还、宿漆梁川。
癸巳 七月十二日甲子、晴。加里浦军粮镇抚来传、蛇梁前洋宿时、倭人变
著我衣、乘我国小船、突入放炮、欲掠去云。
甲午（１５９４）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亥、昙。兴阳铳筒色等到此、会计而
帰。
丁酉（１５９７） 九月七日已酉、风。还到碧波厅、招集诸将、约束曰、
今夜必有夜惊、各诸将预知而备之……多放炮丸、余所骑船直前放地字、河岳振
动、……放炮而已、三更末、永为退奔。
丁酉 九月十六日甲午、晴。……回拥我诸船、诸将等自度众寡之势、便生
回避之计、余促橹突进、乱放地。玄各样铳筒、发如风雷、军官等麻立船上、如
雨乱射、……
这里的龟船就是让日本水军闻风丧胆的龟甲船。“舜臣创造龟〔甲〕船。船
上张板，形穹窿状似龟，战士、漕手皆在船内，左右前后多载火炮、纵横如梭，
遭遇贼船则齐放大炮击碎之。”这种船能够抵抗日军的铁炮，避免自己的伤亡，
在接近战中则发放船上火炮，给日本水军造成巨大损失。“朝鲜人拼命寻找日本
船舶、（遭遇则）大声喊叫、喜而率船袭击日本舰队。由于朝鲜船舶既庞大又坚
固，压倒了日本人。首先朝鲜人用火器攻击，但是日本人散开阵形。日本人为了
避免朝鲜方要命的接近战就远避海上以为得策。可是朝鲜人为了让日本人用橹的
船无法避难，用带坚固的钩子的铁索从上投下，使日本船无法逃跑。”之所以在
海上朝鲜军队能够取得与陆战相反的胜利战果的原因是：朝鲜本来的造船技术优
于日本，创造了新式的战船来对抗日本军；更重要的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率领下
改进了战术。本来射程较远的日本火绳枪在龟船前面无法发挥威力，而朝鲜人的
近距火炮却因为火力大能够烧毁船只，此消彼长，日本军在海上就连吃败仗。
在以上史料中多次出现的玄字铳就是朝鲜的传统火器之一。其他的根据《李
朝实录》、《惩毖录》、《乱中日记》记载，还有“四箭铳筒”、“八箭铳筒”、
“天字铳”、“地字铳”、“玄字铳”、“黄字铳”、“胜字铳”等等。它们共
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铳筒都是发射木矢或火箭来杀伤敌人。另一方面，朝鲜军民也
在实战中不断创造新的火器。除了改良传统的铳筒以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震天
雷的火器。柳成龙记载道：“夜遣人潜伏城下，发射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处，坠客
舍庭中。贼不知其制，争先集而观之，齐推倒辗转注视。突然其中爆药发，其音
震天地，铁片如星碎散，当之者立死三十余人。未当者，颠倒而起，无不恐惧，
不识其物以为神。次日举全军弃城逃归西生浦。飞震天雷攻击者，古无其制，军
器寺火炮匠李长孙者创出其物。震天雷以大碗口发射，可飞五、六百步，坠地稍
息，火药自内爆发。贼最畏此物。”
宇田川武久根据实物调查考证认为朝鲜的各种铳筒是原始的中国系火器的一
种。实际上震天雷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火雷炮、地雷炮、冲天雷等的基础上经过改
进，特别是安装了迟延发炮装置，可以调节爆炸的时间以后产生的火器。这些火
器和明朝的中国火器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发射的弹丸不同，明朝火器基本都
是以铁制弹丸为主。《明宗实录》即位十一月条记载道：“唐人亦能解铳筒者，
通事亦传大纲，然非箭矢也，乃铁丸也。”另外在效力上，明军的大炮威力还是
十分可观的。在明军收复平壤战中，明军使用了大量大炮。“皆飞达五、六里”，
“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为动摇。”相比起来朝鲜火器则是“火炮年久，药力
无效，视彼唐人之炮，真儿戏。”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朝鲜方“我国大铳以木箭
放之”“唐人见而笑”。因此朝鲜继续向中国学习火炮的制造和用法也就是理所
当然的了。
在现存的实物中还发现了由朝鲜铸造的虎蹲炮、三眼铳、佛郎机炮等中国传
来的火器，其中佛郎机炮铸造年代根据铭文最早的是在１５６３年，最晚的在１
７４６年。这说明朝鲜在１８世纪前仍然受到了中国系火器的影响，另一方面，
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１５２１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制造的佛郎机炮只过了４
０年不到就在朝鲜出现了。
坦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如果作个不恰当的类比，
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
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
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
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
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
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
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
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
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自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志６
８》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
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
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
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
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
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
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
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
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
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
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６８》，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
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
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
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
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
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
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
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
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
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
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
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
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
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
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
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
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
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
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
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
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
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
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
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
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
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
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１５４８年序刻
本）居庸卷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
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
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
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
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
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
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２４１１副，兵器３５１６件，
火器１７９３３４件。永安营，盔甲２９７６副，兵器８９４６件，火器３１３
３３５件。巩华营盔甲１８６２副，兵器３７０２件，火器１２９４５６件。居
庸营盔甲３４４３副，兵器６４２６件，火器５６４８５１件。火器的质和量都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
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
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
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
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
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
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
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始，还设有左
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曾出土
铁炮一尊，长２。２９米，口径８。５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
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
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
[ ｉｉ] 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
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
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
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
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
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
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
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
》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ｉｉｉ]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
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
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２００１年７月，
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
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
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
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
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
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
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
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
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
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
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ｉｖ]
由此看来在１６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
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 ｖ] 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
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８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
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 ｖｉ] 这里所谓“佛郎
机”乃是１５１７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
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
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
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
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
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
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
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
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 ｖｉｉ]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
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
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
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
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
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
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
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
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１５２１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
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Ｐｅｄｒｏ）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
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 ｖｉｉｉ].１５２０年
皮来资（ＴｈｏｍｅＰｒｉｅｓ）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
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
“喜而留之”[ ｉｘ] ，“时时学其语以为乐”[ ｘ].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
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 ｘｉ].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１５１０），福
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 ｘ
ｉｉ] ，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平
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
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
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 ｘｉｉｉ].而林见素则
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
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１５１８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
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
术。
葡人商船１５１８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
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
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
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
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
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ｘｉｖ
].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
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１５２１年
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
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
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
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
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
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
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
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
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
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
重量２０公斤以下、射程为６００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７０公斤以
上、射程为５- ６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
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ｘｖｉ].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
千余，发与三边”[ ｘｖｉｉ].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
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
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
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
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
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
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ｘｖｉｉｉ]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
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
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
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１５５６年“总督胡侍郎宗
宪捣沈家庄……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銮死之。总兵卢镗擒……之鸟铳自伊传始。”
[ ｘｉｘ] 另外１５９６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
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ｘｘ]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
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
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 ｘｘｉ].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
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
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
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
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
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
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
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 ｘｘｉｉ
] 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
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
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
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
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
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
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
别。”到１５９２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
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
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
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
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
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
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
方。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
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这些做法都严重阻
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
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日军就占据了战场
的优势地位，这和日军的铁炮威力有莫大的关系。弗洛伊斯记载道尽管朝鲜东莱
城在听说釜山失陷后，充分准备了应付日军铁炮的措施，制作木盾和撒播铁蒺藜，
但是都无法阻挡日军的铁炮。在柳成龙的回忆录里更是详细描述了日本铁炮的威
力。他写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铁炮却能杀伤己方士兵
；在被包围的弱势情况下，日军的铁炮能够贯穿密集的朝鲜军，一枪击伤３、４
人，造成朝鲜军的崩溃；[ ｘｘｉｘ] 在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日军铁炮竟能越
过城楼最高处射进城内，打中城楼柱子的射入达数寸。因此柳成龙批评了战前一
些将领对日本铁炮的轻视态度。
不过实际上朝鲜在这场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弗洛伊斯记载了日军攻
打釜山时，釜山浦城内有一千以上的铜制小型炮，其中部分发射的是铁制弹丸，
部分发射的是矢，朝鲜兵士穿着厚实的皮制铠甲和钢铁制的头盔显然是为了防护
枪击，另外朝鲜人还使用很多没有枪托的铳，与弓矢一起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
后来日军攻陷东莱城后，在１６个大型仓库里发现大量米、麦、饲料之外还发现
６门大炮，大量火矢、火皿。在海战方面，朝鲜军更加积极地使用了火器。弗洛
伊斯描述了朝鲜船配备的铁制的射石炮状火器，用鱼尾状铁片附着在大腿大小的
木矢作为弹丸发射，具有割碎一切被接触东西的威力。这里出现的都是不同于日
本铁炮的朝鲜自己发展出来的火器系统。
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为了应付日军的铁炮射击，朝鲜军作了一次成功的出
击，情况是这样的。“我军自船上发玄字铳，火箭如椽越川。倭兵士仰见之，大
声呼喊四散。火箭坠地，我等事先集而观之。”
另外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在海战中朝鲜军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从当时朝鲜水
军的统帅李舜臣的《乱中日记》中试举几例：壬辰（１５９２）四月十二日辛丑、
晴。食後骑船、放亀船地玄字炮、巡使南公审去。
壬辰 五月二十九日、晴。右水使不来、独率诸将、晓直到露梁、则庆尚右
水使、来会约处、与之相议、故直指同处、则倭人已为下陆、结阵峰上、泊列其
船于峰下、拒战急固、余督令诸将、一时驰突、射矢如雨、放各样铳筒、乱如风
雷、军官罗大用中丸、余亦左肩上中丸、贯于背、而不至重伤、射格之中丸者亦
多、焚灭十三只、退驻。
壬辰 六月初二日、晴。晴、朝发、直到唐津前船仓……大船一只、大如我
国板屋船、船上粧楼、高可二丈、阁上倭将、巍坐不动、以片箭及大中胜字铳筒、
如雨乱射、倭将中箭坠落、诸倭一时惊散、诸将卒一时攒射、逢箭颠仆者、不知
其数、尽歼无余、俄而倭大船二十余只、自釜山列海入来、望见我师、退奔入介
岛。
癸巳（１５９３）三月六日辛酉、晴。晴、晓发行、到熊川、……如雨乱射、
死者甚多、泗川女人一名被虏夺还、宿漆梁川。
癸巳 七月十二日甲子、晴。加里浦军粮镇抚来传、蛇梁前洋宿时、倭人变
著我衣、乘我国小船、突入放炮、欲掠去云。
甲午（１５９４）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亥、昙。兴阳铳筒色等到此、会计而
帰。
丁酉（１５９７） 九月七日已酉、风。还到碧波厅、招集诸将、约束曰、
今夜必有夜惊、各诸将预知而备之……多放炮丸、余所骑船直前放地字、河岳振
动、……放炮而已、三更末、永为退奔。
丁酉 九月十六日甲午、晴。……回拥我诸船、诸将等自度众寡之势、便生
回避之计、余促橹突进、乱放地。玄各样铳筒、发如风雷、军官等麻立船上、如
雨乱射、……
这里的龟船就是让日本水军闻风丧胆的龟甲船。“舜臣创造龟〔甲〕船。船
上张板，形穹窿状似龟，战士、漕手皆在船内，左右前后多载火炮、纵横如梭，
遭遇贼船则齐放大炮击碎之。”这种船能够抵抗日军的铁炮，避免自己的伤亡，
在接近战中则发放船上火炮，给日本水军造成巨大损失。“朝鲜人拼命寻找日本
船舶、（遭遇则）大声喊叫、喜而率船袭击日本舰队。由于朝鲜船舶既庞大又坚
固，压倒了日本人。首先朝鲜人用火器攻击，但是日本人散开阵形。日本人为了
避免朝鲜方要命的接近战就远避海上以为得策。可是朝鲜人为了让日本人用橹的
船无法避难，用带坚固的钩子的铁索从上投下，使日本船无法逃跑。”之所以在
海上朝鲜军队能够取得与陆战相反的胜利战果的原因是：朝鲜本来的造船技术优
于日本，创造了新式的战船来对抗日本军；更重要的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率领下
改进了战术。本来射程较远的日本火绳枪在龟船前面无法发挥威力，而朝鲜人的
近距火炮却因为火力大能够烧毁船只，此消彼长，日本军在海上就连吃败仗。
在以上史料中多次出现的玄字铳就是朝鲜的传统火器之一。其他的根据《李
朝实录》、《惩毖录》、《乱中日记》记载，还有“四箭铳筒”、“八箭铳筒”、
“天字铳”、“地字铳”、“玄字铳”、“黄字铳”、“胜字铳”等等。它们共
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铳筒都是发射木矢或火箭来杀伤敌人。另一方面，朝鲜军民也
在实战中不断创造新的火器。除了改良传统的铳筒以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震天
雷的火器。柳成龙记载道：“夜遣人潜伏城下，发射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处，坠客
舍庭中。贼不知其制，争先集而观之，齐推倒辗转注视。突然其中爆药发，其音
震天地，铁片如星碎散，当之者立死三十余人。未当者，颠倒而起，无不恐惧，
不识其物以为神。次日举全军弃城逃归西生浦。飞震天雷攻击者，古无其制，军
器寺火炮匠李长孙者创出其物。震天雷以大碗口发射，可飞五、六百步，坠地稍
息，火药自内爆发。贼最畏此物。”
宇田川武久根据实物调查考证认为朝鲜的各种铳筒是原始的中国系火器的一
种。实际上震天雷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火雷炮、地雷炮、冲天雷等的基础上经过改
进，特别是安装了迟延发炮装置，可以调节爆炸的时间以后产生的火器。这些火
器和明朝的中国火器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发射的弹丸不同，明朝火器基本都
是以铁制弹丸为主。《明宗实录》即位十一月条记载道：“唐人亦能解铳筒者，
通事亦传大纲，然非箭矢也，乃铁丸也。”另外在效力上，明军的大炮威力还是
十分可观的。在明军收复平壤战中，明军使用了大量大炮。“皆飞达五、六里”，
“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为动摇。”相比起来朝鲜火器则是“火炮年久，药力
无效，视彼唐人之炮，真儿戏。”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朝鲜方“我国大铳以木箭
放之”“唐人见而笑”。因此朝鲜继续向中国学习火炮的制造和用法也就是理所
当然的了。
在现存的实物中还发现了由朝鲜铸造的虎蹲炮、三眼铳、佛郎机炮等中国传
来的火器，其中佛郎机炮铸造年代根据铭文最早的是在１５６３年，最晚的在１
７４６年。这说明朝鲜在１８世纪前仍然受到了中国系火器的影响，另一方面，
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１５２１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制造的佛郎机炮只过了４
０年不到就在朝鲜出现了。
佛郎机炮在上一节中已经讨论过是在１５２１年前后从葡萄牙传来的。实际
上当时这是一种舰载炮，换言之是以水战为目的的火器。戚继光在《纪效新书》
中讲到战船的配置：“福船应备大佛狼机六座”“海沧船应备大佛狼机四座”
“苍山船应备大佛狼机二座”等等。可见当时就是以佛朗机炮作为水战武器来使
用的。１５４６年，朝鲜官员曾上书国王“铁丸火炮唐人所作用之，水战甚便，
破敌尤妙，请令军器寺详究制度，造作藏诸边各官，以备不虞如何。”这种水战
火炮应该就是佛郎机炮。戚继光论述此炮优点道：
“此及天下通有利器，今所以重图者旧制之，未尽精微也，其妙处要，丹铳
管长，长则直而利远，子铳在腹中要，两口对合则火气不泄，子铳后方用半笋转
入者，每放时多击出，子铳数大伤人，比用铁闩者佳，其妙处在今添出前后两照
星，后柄稍从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铳之人……凡铸铳之法，子铳
口大则子难出，要破母铳，母铳口大而铳口小则出子无力，且歪务要子母二铳之
口，图经分毫不差乃为精器也，切记切记。”
简单说就是佛郎机炮的子母铳分离，一个母铳可以配备多个子铳，子铳起到
药室的作用，在作战时可以不用多次充填火药，只需更换子铳就能连续发射。子
铳和母铳都有准星用来调节瞄准。在平壤收复战中明军也使用了这种大炮。
“以佛狼器、虎蹲炮、灭虏炮等器为之，距城五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则声
如天地动，俄而火光触天，诸倭持红白旗出来者，尽僵仆而，天兵骈哄入城矣。”
在明军成功使用的示范下，朝鲜开始更加努力引进这些火器。１５９４年十
月，朝鲜备边司上书启奏：“今者亦当乘此冬月汲汲修整船只器械厚积水军之势，
龟船不足则昼夜加造多载大炮、佛狼机、火箭器具，以为遮截海道之计。此乃最
为救急之良策也。”可见朝鲜方是积极采用中国传来的佛郎机炮的。由此推论李
舜臣在海战中取得赫赫战果也不能说没有明军和明军大炮的协助。１５９３年就
有资料证明李舜臣军中有明朝的炮手存在。“癸巳 五月二十六日已卯，雨。朝
唐人乃浙江炮手王敬得、粗解文字、对语有时、不能解听、可叹。”第二次战争
期间明朝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和李舜臣水军一起抗战的事迹当然就更加能够说明
中朝两国友好交流的传统历史。
不过来到朝鲜战场的明军火器种类繁多，有些不适用于朝鲜，更多的是无从
学起。１５９２年柳成龙等报告中提到：明军火器“其中多有我国未有之制”
“诸戎器奇形异制，皆非我国人所能用”即使是明军也没有能够把所有带来火器
投入战场。“中国出来火炮，非独还为输去贻弊一路，其中多有我国未有之制，
臣偶遇倭馆后见，路边空家积置唐军器，其数极多，而无人守值，方欲自军器寺
启，请移置一处以为后用，今闻有查还之咨，极为缺然，此亦急移咨，于经略请
留置，以备国用为当，上从之。”[ ｌ]
尽管朝鲜方有心研究学习中国火器，但是在战争期间百物残破的情况下，中
国火器的学习也只能限于少数可以立竿见影的项目上。上一节讨论的佛郎机是其
中代表，在水战中应该发挥了可观的威力。不过在另一方面，日本军铁炮的威力
也深深吸引了朝鲜人的注意。
在战前，１５８９年，日本对马岛主宗义智向朝鲜献上铁炮２挺。“义智献
上孔雀二羽与鸟铳二挺及刀、枪、剑。国王放孔雀南阳海岛，下付鸟铳于军器寺，
我国始持鸟铳。”[ ｌｉ] 但是并没有引起军方足够认识。[ ｌｉｉ] 在战争爆
发前夕，甚至有人提出让士兵身穿厚铁甲来抵抗铁炮。柳成龙驳斥道：“遇贼斗
云合乌散，贵于捷，然既被满身厚甲，其重不可胜身，具不能运杀贼。”战争开
始后，军事接连失败的朝鲜政府开始倾向于学习铁炮技术来抵抗日军。首先是想
从中国学习。“倭贼言，天朝鸟铳、长枪为可畏云，贵国亦可学也。前日开城倭
贼虏贵国人民，造作铳筒云，贵国亦知其妙，而学之必能矣，俺等出去，则贵国
无所赖，速令训习为佳。”１５９３年七月，明朝兵部员外郎刘黄裳也进言道：
“天朝鸟铳、长枪倭贼之所畏，你国也可学也。”备边司认为“我国莫当于贼锋
者，皆是物也，此不可不速习而致诸用也，先设炮手二百名，勿论贤良公私贱，
亦以朝官性勤者抄押试放。”是年六月柳成龙上书〈再乞练兵且仿浙江器械多造
火炮诸具以备后用状〉中记载“往时校书正字李自海，在开城府时，监造鸟铳，
其精巧与倭铳无异”。这里明确提到了明军使用的鸟铳威力使日本军士恐惧，而
且柳成龙要求学习的也正是浙江器械，一方面补充说明了明军是装备着有力的鸟
铳的，另一方面说明朝鲜王朝一开始是希望通过向明军学习和利用为倭寇制造过
铁炮的朝鲜人来导入新式鸟铳。
不过实际上，朝鲜王朝还是更多地利用了降倭优待政策来引进日本式铁炮。
１５９２年十月，朝鲜国王提到处置降倭的意见：“答曰：生擒倭献俘之事卒，
倭杀之无益，俘而无益。予意，则铳筒制造放炮等事及贼情，详加诱问，或解剑
则问而传习何如？”１５９３年五月到六月，投降的日本军人已经成功为朝鲜制
造出了火药和鸟铳。“上教正院曰：前有生擒倭二名，一名煮取焰硝，一名造作
鸟铳，煮焰硝者送于宁边，保授官人，自秋为始，焰硝多数煮取。造鸟铳者送于
产铁某邑，亦令保授官人，鸟铳多数造作事，言于军器寺，议于提调，以启。”
另一方面，在军中的将领也积极采用降倭来制造火药和练习铁炮射击。“甲
午（１５９４）六月二十三日庚午、晴、晚骤雨。虞候以军粮督促事出去、见乃
梁生擒倭奴、推问偌捌湫沃埂⑶覇査堋ｔ焰硝煮取及放铳并善云。”“甲午
十一月二十七日辛丑、晴。食後、出坐大厅、则左右道分送降倭举数来聚、故
使之习放。”[ ｌｉｘ] 在这个基础上，朝鲜人开始自行制造日本式铁炮。李舜
臣是主要的代表。他在１５９３年的八月制造成功铁制的铳筒献给朝廷。“云云
谨启，为上送事。臣累经大战，倭人鸟铳所得优多，常伴目前，验其妙理，则以
体长之故，其穴深邃之故，炮气猛烈，触之者必碎。而我国胜字、双穴等铳筒段，
体短穴浅，其猛不如倭筒，其声不雄同鸟铳，每欲制造。军官训练主簿郑思竣亦
思得妙法，冶匠乐安、水军李必从、顺天私奴安成、避乱营居金海寺奴同之、巨
济寺奴彦福等率，正铁以打造，体制甚工，炮丸之烈，一如鸟铳，其线穴插火之
具，虽似少异，数日内毕造，功役亦不甚难。舟师各浦，为先一样造作。……当
今御敌之备，莫过于此，同正铁鸟铳五柄，监封上送。朝廷以各道各官，并令制
造。监造军官郑思竣及同冶匠李必从等，各别论赏，使之感动兴起，争相效制。
谨具启闻。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日节度使冶李”[ ｌｘ] 此事又见于李舜臣日记：
“癸巳 九月初四日已卯、晴。阵弊启闻、及铳筒上送事、诸万春招辞捧上事、
并三道封上、李景福持去、裁简于柳相及尹参肿孕隆⒁掠中隆盵ｌｘｉ]
在此之前，李舜臣还曾经把自己新造的正铁铳筒送到备边司。”癸巳（１５９３）
五月十二日已丑、晴。新造正鉄铳筒、送于备边司。“[ ｌｘｉｉ] 八月，李
舜臣又记载了明人观看新造鸟铳的评价。”正铁铳筒，最关于战用，而我国人，
未详其造作妙法，今者百而思得，造出鸟筒，则最妙于倭筒，唐人到阵，试于无
不称善，则已得其妙，道内一样优造事，巡查时、兵使处，见样输送。“[ ｌｘ
ｉｉｉ]
这时朝鲜已经能够制造类似于日本铁炮的鸟铳，但是并非完全一样，李舜臣
也说到在火绳药室出不同于日本铁炮。１５９３年十二月备边司上书云：“制敌
之要，莫急于器械，而我国器械本不精利，经变之后，举皆板荡，弓箭焰硝造备
事，则前者已为委知各道，而至火铳诸器，则时无打造之，令各样火器之中最要，
于战用者鸟铳为上，三穴筒次之。但鸟铳则制造极巧，如不得晓解精工，则难以
装造，三穴铳筒造作不至甚难，冶匠熟手人人犹可为之，黄海一道多产铁物，令
兵使打造，正月望前毕开数启闻，后或留本道或为取来宜当非。但黄海道如平安
道、全罗道产铁之邑，亦令本道监司定打造铁丸，亦令造作，此亦移文黄海道兵
使及平安、全罗监司何如？答曰：依启。我国所造鸟铳，皆滥造无用，今勿如是，
以倭鸟铳之精妙者，为准的一依其样制造可矣。”[ ｌｘｉｖ] 可见日本铁炮比
起中国的三眼铳，在制造难度上更大，到这一时期朝鲜还不能制造优质的日式火
绳枪。
一直到１５９８年日本撤军为止，没有发现朝鲜军在战场上使用新式鸟铳的
记录，但是朝鲜方并没有停止优待降倭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制造铁炮的努力。从
目前的实物来看到１７世纪中朝鲜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制造火绳枪技术。总的说来，
这是由于对日战争结束后，朝鲜马上就被拖到和北方女真族的战争中。朝鲜不得
不把降倭和缴获的铁炮投入到北方的防御中去。在朝鲜和建州卫的外交交涉中有
这样一节，朝鲜使节申忠一和努尔哈赤手下马臣的对话：“马臣曰：尔国沿海地
面，留置降倭云，然耶？臣曰：然。马臣曰：其数几何？臣答曰：倭奴幕义行降，
我国皆给予衣食，俾得安插，渠辈感恩怀惠，留住边上，为国御侮。我国嘉其诚
矣，分值沿江诸郡矣。马臣曰：倭子等，状貌壮大云，然耶？臣曰：形体甚小，
能潜行草间，放丸必中。马臣曰：虽且小能中否？臣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
铳。马臣出铁盔而示曰：能透得这盔否？臣曰：鸟铳放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
笼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通哉？马臣曰：岂至于此乎？诸胡之立于左右者，皆
相顾愕然。”[ ｌｘｖ] 可见朝鲜已经试图利用日本降倭和铁炮来抵御建州女真。
１６０２年咸镜道度巡察使韩纯孝著《神器秘诀》一书，详细记载了李朝使用的
火器制造法和使用法。此书的写作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在军中普及火器知识，为抵
御满洲的侵略而准备。书中及其详尽地描写了日本鸟铳的附属品、使用法和制造
法。[ ｌｘｖｉ]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引用，不过这说明了朝鲜的降倭怀柔政策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１５９２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中国和朝鲜的并肩抗战
使这场战争以胜利告终。这一战给中日朝三国都带来巨大的伤亡和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导致了丰臣政权的灭亡和德川幕府的建立；在朝鲜耗尽了朝鲜的经济资源
以至于国势衰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这
也为北方的满州女真悄然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亚
的火器使用、传播的机会变得十分频繁。从西方传来的火器和传统的火器共同出
现在一个战场上，敌我双方都在实战中了解到了新的武器和战术，于是在战后东
亚的火器史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初有一百多万人的常备军，军队的武装装备需要许多部门的生产。军器制
造是一种特殊的官工业。军器包括盔甲、弓箭弦条、弩弓、刀枪、火器的制造。
工部下属的军器局，专门制造京营所用的常规军器和军装。军器局下辖有盔甲厂
和王恭厂（火药厂）。二厂工匠定额九千二百余人，分两班全年生产。火器由工
部奏行兵仗局铸造。兵仗局不属工部，由内府监局统领，有太监一员，原生产
“御用兵器”，后来专门制造各样火器。
一三八七年规定全国都司卫所都要置局制造军器。军队中不堪作战的士兵，
可以学军器制造手艺，充当“军匠”，生产军器。一三七一年曾把一种叫作“脚
蹬弩”的武器发给边地将士使用，并将式样发给全国卫所如式制造（《明会典》
卷一九二）。民间手工业原来也要受命制造弓箭。一三八○年因在民间制造弓箭
扰民，改为征发各地“轮班工匠”来京制造。
成祖时设立京军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就是用火器装备起来的特种兵团。
所谓“神机”包括手把火铳、碗口炮之类的火器。永乐时从安南获得“神机枪炮
法”，改进了火器制造技术。“神机营”使用这种改进型的火器，由官工业制造。
军器、兵仗二局制造的火器有神机炮、碗口炮、流星枪、手把铜铁铳及其他军用
火器等几十种（《明史》卷九二）。火枪制造已用铁代铜，常选用福建的建铁为
原料。
明代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
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
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明代的火器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火器的管形火器品种颇多，
形式复杂。当时的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已经相当精良，样式繁多，据《火
龙神器阵法》、《武备志》等史书记载，此间多使用的火箭种类有单发火箭、多
发齐射火箭、多火药筒并联火箭、有翼火箭、多级火箭等，火箭的品种达几十种
之多。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
使用火器。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时，就曾使用火箭作战。永乐年间（１４
０３－１４２４年），明王朝还专门组建了" 神机营" ，这种独立炮兵建制在当
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
明代火器从其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
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一般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等物，其射程仅数十步至二百步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均有此类出土的实物陈列）。第二
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多数筒内装填石、铅、铁等
物，俗称" 实心弹" ，少数则装填爆炸性的球丸，射程一般在数百步至二三里距
离，主要用于守寨和攻城，也用于野战、水战和海战。明代的海船制造已经相当
的发达，海船上就装备了这些火器（明末年间，郑成功率水师海船收复台湾，曾
用这些武器痛击荷兰侵略者）。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经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
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
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 两雷"
的国家。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２—４人，装备二
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
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连环船：轻型，长４丈，形似一船实为二船。前船占三分之一，后船占三分
之二，中用２铁环相连。前船有大倒须钉多个，上载火球、神烟、神沙、毒火，
并有火铳，后船安桨载乘士兵。战时顺风直驶敌阵，前船钉于敌船上，并点燃各
种火器，同时解脱铁环，后船返航，后船既返，前船烈焰旋起，敌船遂焚。
子母船：轻型，母船长３丈５，前２丈，后１丈５，只有两边舷板，内空，
有一小船，上有盖板，有４桨可划，用绳索与母船绑。母船有柴火猛油，火药火
线。战时母船迅速抵近敌船，钉在一起，点燃母船后人乘子船而返。
火龙船：轻型，分三层。以生牛皮为护，上有铳眼，中置刀板，钉板，下伏
士兵。两侧有飞轮，４名水手。先伪败于敌，诱敌登船，开动机关，使敌从上层
落入中层刀板钉板中。
赤龙舟：轻型，船身像龙，分为３层，内藏火器刀枪。船首如龙头张口，内
藏士兵一人，侦察敌情。龙背用竹片钉之，胸开一小铁门，两侧各有１口供一兵
划桨。身有坚木架２个，船龙骨以铁坠，使船平稳。内部除兵器外不装他物，２
兵于其内发射火器，一兵掌舵操帆。常以数百船齐射攻敌。
苍山船：小型，吃水５尺，装备千斤佛郎机２门，碗口铳３个，噜密铳４把，
喷筒４０个，烟筒６０个，火砖３０块，火箭１００支，药弩４张，弩箭１００
支。全船３７人，水手４人，战士３３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
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车轮舸：以轮击水的战船，长４丈２，宽１丈３，外虚边框各１尺，内安４
轮，轮头入水约１尺，船速远快于划桨。船前平头长８尺，中舱长２丈７，尾长
７尺。上有板钉棚窝，通前彻后，两边伏下，每块板长５尺，宽２尺。作战时先
放神沙、沙筒、神火，之后掀开船板，士兵立于两侧，向敌船抛掷火球，发射火
箭，投掷标枪，毁杀敌船。
海沧船：中型，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千斤佛郎机４门，
碗口铳３个，噜密铳６，喷筒５０，烟罐８０，火炮１０，火砖５０，火箭２０
０，药弩６张，弩箭１００。乘员５３人，水手９人，战士４４人，分４甲。第
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２桅，舱３层，船面设楼高
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
水顺风撞沉倭船。舰首备红夷炮１门、千斤佛郎机６门、碗口铳３门，迅雷炮２
０门，喷筒６０个，噜密铳１０支，弩箭５００支，火药弩１０张，火箭３００
支，火砖１００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６４人，水手９人，战士５５人，编５
甲。一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
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杂役，兼操舟近战；第五甲为火弩甲，专射火箭。
蜈蚣船：大型，仿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
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
三桅炮船：巨型，水师主力，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
３桅，主桅高４丈，船长２０丈，舱５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３００人，配
红夷炮８门，千斤佛郎机４０门。郑成功水师曾以此大败葡萄牙东印度公司舰队
及荷兰殖民军，此船造法样式均失传，仅东山岛出土过残骸。
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
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２０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
的火炮，并出现了“炮手军”和“炮手万户府”的建制。之后由于火器的蓬勃发
展，明军更是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
朱元璋在位时，明军首创火铳与冷兵器依次攻击敌船的水攻战术，各地卫所
驻军已有１０% 装备火铳。明永乐八（１４１０）征交趾时，明成祖还在京军中
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
各国都首屈一指；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
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
专业化，神机营已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
明朝中期，戚继光镇守北疆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练兵时，编练的水军
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５０%
左右。其创建的车骑营中的战车部队，简直就是类似于现在装甲战车部队：车营
编官兵３１００余名，佛朗机炮２５６门，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８门；每
车营有战车１２８辆，每辆战车配有佛郎机２门、鸟铳４杆、火箭手４人，平均
每１２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临战之时火枪轮番射击可以终日不停；骑营编官兵
约２７００名，装备有６０门虎蹲炮。
因此在明朝前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大大提高（死人太多，收获
太少），以至于可以说是亏本买卖，蒙古就因此而衰落。明朝末期，明军和倭军
在朝鲜所进行的战役中，明军的火器质量和使用水平就高于倭军。当时倭军和朝
鲜军都甲胄齐全，十分精良，而明军却有不少连盔甲都没有就上战场了。朝鲜军
队开始很吃惊，以为是明军神勇，其实是明军多使用火器，在火器的时代，盔甲
反而是起不到作用的累赘。
明朝前期正规军的装编表：
全营兵力：步兵３６００人（全配火器）；
骑兵１０００人；
炮兵４００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５０００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３６００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９０００斤；
重八钱铅子９０万个；
大连珠炮２００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６７５斤；
手把口４００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１６０位（野战重炮）。
明朝后期车营编制的详细资料（孙承宗和戚继光）
关于车营的编制：战车子营按照营－冲－衡－乘－车分５级编制。
每营４冲－每冲２衡－每衡４乘－每乘４车（偏厢车），合计战车１２８辆，
配属给步兵子营使用。
步兵子营和骑兵子营则仿造战车子营编制。
步兵子营每１００人为１乘－４００人为１衡－８００人为１冲－４冲３２
００人为１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５０骑为１乘－２００骑为１衡－４００骑为１冲－４冲１６００骑兵为１骑兵子营；
另配一个２冲的骑兵权勇队（预备队），一共有２４００名骑兵。
关于偏厢车的记载：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
辕长１。３丈，宽０。９丈，高０。７５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１０人使
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戚继
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６００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２辆中设拒马枪１架，填塞
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２挺，下置雷飞
炮，快枪各６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１２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６杆，每车
用卒２５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３２００人；
骑兵２４００人；
辎重车夫５１２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５１５人；共计官兵６６２７人。
装备火器：枪１９８４枝，
其中鸟铳２５６枝；
３眼枪１７２８枝；
大小佛朗机共２５６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８８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１２８辆（战车）。
辎重车２５６辆。
根据以上可以看出，明军装备的鸟铳并不多，主要以连发近战的３眼枪为主。
这是因为明军大量装备远射程的火炮（数量快赶上现代装甲师啦！），所以所以
对单兵火器的射程并没有太高要求，只要火力够凶猛就行，明军才会创造出三才
阵等适合火器的诸兵种合成作战阵形。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现在
仅供参考：
上当时这是一种舰载炮，换言之是以水战为目的的火器。戚继光在《纪效新书》
中讲到战船的配置：“福船应备大佛狼机六座”“海沧船应备大佛狼机四座”
“苍山船应备大佛狼机二座”等等。可见当时就是以佛朗机炮作为水战武器来使
用的。１５４６年，朝鲜官员曾上书国王“铁丸火炮唐人所作用之，水战甚便，
破敌尤妙，请令军器寺详究制度，造作藏诸边各官，以备不虞如何。”这种水战
火炮应该就是佛郎机炮。戚继光论述此炮优点道：
“此及天下通有利器，今所以重图者旧制之，未尽精微也，其妙处要，丹铳
管长，长则直而利远，子铳在腹中要，两口对合则火气不泄，子铳后方用半笋转
入者，每放时多击出，子铳数大伤人，比用铁闩者佳，其妙处在今添出前后两照
星，后柄稍从低，庶不碍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铳之人……凡铸铳之法，子铳
口大则子难出，要破母铳，母铳口大而铳口小则出子无力，且歪务要子母二铳之
口，图经分毫不差乃为精器也，切记切记。”
简单说就是佛郎机炮的子母铳分离，一个母铳可以配备多个子铳，子铳起到
药室的作用，在作战时可以不用多次充填火药，只需更换子铳就能连续发射。子
铳和母铳都有准星用来调节瞄准。在平壤收复战中明军也使用了这种大炮。
“以佛狼器、虎蹲炮、灭虏炮等器为之，距城五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则声
如天地动，俄而火光触天，诸倭持红白旗出来者，尽僵仆而，天兵骈哄入城矣。”
在明军成功使用的示范下，朝鲜开始更加努力引进这些火器。１５９４年十
月，朝鲜备边司上书启奏：“今者亦当乘此冬月汲汲修整船只器械厚积水军之势，
龟船不足则昼夜加造多载大炮、佛狼机、火箭器具，以为遮截海道之计。此乃最
为救急之良策也。”可见朝鲜方是积极采用中国传来的佛郎机炮的。由此推论李
舜臣在海战中取得赫赫战果也不能说没有明军和明军大炮的协助。１５９３年就
有资料证明李舜臣军中有明朝的炮手存在。“癸巳 五月二十六日已卯，雨。朝
唐人乃浙江炮手王敬得、粗解文字、对语有时、不能解听、可叹。”第二次战争
期间明朝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和李舜臣水军一起抗战的事迹当然就更加能够说明
中朝两国友好交流的传统历史。
不过来到朝鲜战场的明军火器种类繁多，有些不适用于朝鲜，更多的是无从
学起。１５９２年柳成龙等报告中提到：明军火器“其中多有我国未有之制”
“诸戎器奇形异制，皆非我国人所能用”即使是明军也没有能够把所有带来火器
投入战场。“中国出来火炮，非独还为输去贻弊一路，其中多有我国未有之制，
臣偶遇倭馆后见，路边空家积置唐军器，其数极多，而无人守值，方欲自军器寺
启，请移置一处以为后用，今闻有查还之咨，极为缺然，此亦急移咨，于经略请
留置，以备国用为当，上从之。”[ ｌ]
尽管朝鲜方有心研究学习中国火器，但是在战争期间百物残破的情况下，中
国火器的学习也只能限于少数可以立竿见影的项目上。上一节讨论的佛郎机是其
中代表，在水战中应该发挥了可观的威力。不过在另一方面，日本军铁炮的威力
也深深吸引了朝鲜人的注意。
在战前，１５８９年，日本对马岛主宗义智向朝鲜献上铁炮２挺。“义智献
上孔雀二羽与鸟铳二挺及刀、枪、剑。国王放孔雀南阳海岛，下付鸟铳于军器寺，
我国始持鸟铳。”[ ｌｉ] 但是并没有引起军方足够认识。[ ｌｉｉ] 在战争爆
发前夕，甚至有人提出让士兵身穿厚铁甲来抵抗铁炮。柳成龙驳斥道：“遇贼斗
云合乌散，贵于捷，然既被满身厚甲，其重不可胜身，具不能运杀贼。”战争开
始后，军事接连失败的朝鲜政府开始倾向于学习铁炮技术来抵抗日军。首先是想
从中国学习。“倭贼言，天朝鸟铳、长枪为可畏云，贵国亦可学也。前日开城倭
贼虏贵国人民，造作铳筒云，贵国亦知其妙，而学之必能矣，俺等出去，则贵国
无所赖，速令训习为佳。”１５９３年七月，明朝兵部员外郎刘黄裳也进言道：
“天朝鸟铳、长枪倭贼之所畏，你国也可学也。”备边司认为“我国莫当于贼锋
者，皆是物也，此不可不速习而致诸用也，先设炮手二百名，勿论贤良公私贱，
亦以朝官性勤者抄押试放。”是年六月柳成龙上书〈再乞练兵且仿浙江器械多造
火炮诸具以备后用状〉中记载“往时校书正字李自海，在开城府时，监造鸟铳，
其精巧与倭铳无异”。这里明确提到了明军使用的鸟铳威力使日本军士恐惧，而
且柳成龙要求学习的也正是浙江器械，一方面补充说明了明军是装备着有力的鸟
铳的，另一方面说明朝鲜王朝一开始是希望通过向明军学习和利用为倭寇制造过
铁炮的朝鲜人来导入新式鸟铳。
不过实际上，朝鲜王朝还是更多地利用了降倭优待政策来引进日本式铁炮。
１５９２年十月，朝鲜国王提到处置降倭的意见：“答曰：生擒倭献俘之事卒，
倭杀之无益，俘而无益。予意，则铳筒制造放炮等事及贼情，详加诱问，或解剑
则问而传习何如？”１５９３年五月到六月，投降的日本军人已经成功为朝鲜制
造出了火药和鸟铳。“上教正院曰：前有生擒倭二名，一名煮取焰硝，一名造作
鸟铳，煮焰硝者送于宁边，保授官人，自秋为始，焰硝多数煮取。造鸟铳者送于
产铁某邑，亦令保授官人，鸟铳多数造作事，言于军器寺，议于提调，以启。”
另一方面，在军中的将领也积极采用降倭来制造火药和练习铁炮射击。“甲
午（１５９４）六月二十三日庚午、晴、晚骤雨。虞候以军粮督促事出去、见乃
梁生擒倭奴、推问偌捌湫沃埂⑶覇査堋ｔ焰硝煮取及放铳并善云。”“甲午
十一月二十七日辛丑、晴。食後、出坐大厅、则左右道分送降倭举数来聚、故
使之习放。”[ ｌｉｘ] 在这个基础上，朝鲜人开始自行制造日本式铁炮。李舜
臣是主要的代表。他在１５９３年的八月制造成功铁制的铳筒献给朝廷。“云云
谨启，为上送事。臣累经大战，倭人鸟铳所得优多，常伴目前，验其妙理，则以
体长之故，其穴深邃之故，炮气猛烈，触之者必碎。而我国胜字、双穴等铳筒段，
体短穴浅，其猛不如倭筒，其声不雄同鸟铳，每欲制造。军官训练主簿郑思竣亦
思得妙法，冶匠乐安、水军李必从、顺天私奴安成、避乱营居金海寺奴同之、巨
济寺奴彦福等率，正铁以打造，体制甚工，炮丸之烈，一如鸟铳，其线穴插火之
具，虽似少异，数日内毕造，功役亦不甚难。舟师各浦，为先一样造作。……当
今御敌之备，莫过于此，同正铁鸟铳五柄，监封上送。朝廷以各道各官，并令制
造。监造军官郑思竣及同冶匠李必从等，各别论赏，使之感动兴起，争相效制。
谨具启闻。万历二十一年八月日节度使冶李”[ ｌｘ] 此事又见于李舜臣日记：
“癸巳 九月初四日已卯、晴。阵弊启闻、及铳筒上送事、诸万春招辞捧上事、
并三道封上、李景福持去、裁简于柳相及尹参肿孕隆⒁掠中隆盵ｌｘｉ]
在此之前，李舜臣还曾经把自己新造的正铁铳筒送到备边司。”癸巳（１５９３）
五月十二日已丑、晴。新造正鉄铳筒、送于备边司。“[ ｌｘｉｉ] 八月，李
舜臣又记载了明人观看新造鸟铳的评价。”正铁铳筒，最关于战用，而我国人，
未详其造作妙法，今者百而思得，造出鸟筒，则最妙于倭筒，唐人到阵，试于无
不称善，则已得其妙，道内一样优造事，巡查时、兵使处，见样输送。“[ ｌｘ
ｉｉｉ]
这时朝鲜已经能够制造类似于日本铁炮的鸟铳，但是并非完全一样，李舜臣
也说到在火绳药室出不同于日本铁炮。１５９３年十二月备边司上书云：“制敌
之要，莫急于器械，而我国器械本不精利，经变之后，举皆板荡，弓箭焰硝造备
事，则前者已为委知各道，而至火铳诸器，则时无打造之，令各样火器之中最要，
于战用者鸟铳为上，三穴筒次之。但鸟铳则制造极巧，如不得晓解精工，则难以
装造，三穴铳筒造作不至甚难，冶匠熟手人人犹可为之，黄海一道多产铁物，令
兵使打造，正月望前毕开数启闻，后或留本道或为取来宜当非。但黄海道如平安
道、全罗道产铁之邑，亦令本道监司定打造铁丸，亦令造作，此亦移文黄海道兵
使及平安、全罗监司何如？答曰：依启。我国所造鸟铳，皆滥造无用，今勿如是，
以倭鸟铳之精妙者，为准的一依其样制造可矣。”[ ｌｘｉｖ] 可见日本铁炮比
起中国的三眼铳，在制造难度上更大，到这一时期朝鲜还不能制造优质的日式火
绳枪。
一直到１５９８年日本撤军为止，没有发现朝鲜军在战场上使用新式鸟铳的
记录，但是朝鲜方并没有停止优待降倭的政策，也没有放弃制造铁炮的努力。从
目前的实物来看到１７世纪中朝鲜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制造火绳枪技术。总的说来，
这是由于对日战争结束后，朝鲜马上就被拖到和北方女真族的战争中。朝鲜不得
不把降倭和缴获的铁炮投入到北方的防御中去。在朝鲜和建州卫的外交交涉中有
这样一节，朝鲜使节申忠一和努尔哈赤手下马臣的对话：“马臣曰：尔国沿海地
面，留置降倭云，然耶？臣曰：然。马臣曰：其数几何？臣答曰：倭奴幕义行降，
我国皆给予衣食，俾得安插，渠辈感恩怀惠，留住边上，为国御侮。我国嘉其诚
矣，分值沿江诸郡矣。马臣曰：倭子等，状貌壮大云，然耶？臣曰：形体甚小，
能潜行草间，放丸必中。马臣曰：虽且小能中否？臣曰：倭铳能中飞鸟，故曰鸟
铳。马臣出铁盔而示曰：能透得这盔否？臣曰：鸟铳放丸，能穿两重真木防牌，
笼以薄铁者透过，此盔何足通哉？马臣曰：岂至于此乎？诸胡之立于左右者，皆
相顾愕然。”[ ｌｘｖ] 可见朝鲜已经试图利用日本降倭和铁炮来抵御建州女真。
１６０２年咸镜道度巡察使韩纯孝著《神器秘诀》一书，详细记载了李朝使用的
火器制造法和使用法。此书的写作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在军中普及火器知识，为抵
御满洲的侵略而准备。书中及其详尽地描写了日本鸟铳的附属品、使用法和制造
法。[ ｌｘｖｉ] 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引用，不过这说明了朝鲜的降倭怀柔政策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１５９２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日本挑起的侵略战争，中国和朝鲜的并肩抗战
使这场战争以胜利告终。这一战给中日朝三国都带来巨大的伤亡和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导致了丰臣政权的灭亡和德川幕府的建立；在朝鲜耗尽了朝鲜的经济资源
以至于国势衰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这
也为北方的满州女真悄然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东亚
的火器使用、传播的机会变得十分频繁。从西方传来的火器和传统的火器共同出
现在一个战场上，敌我双方都在实战中了解到了新的武器和战术，于是在战后东
亚的火器史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初有一百多万人的常备军，军队的武装装备需要许多部门的生产。军器制
造是一种特殊的官工业。军器包括盔甲、弓箭弦条、弩弓、刀枪、火器的制造。
工部下属的军器局，专门制造京营所用的常规军器和军装。军器局下辖有盔甲厂
和王恭厂（火药厂）。二厂工匠定额九千二百余人，分两班全年生产。火器由工
部奏行兵仗局铸造。兵仗局不属工部，由内府监局统领，有太监一员，原生产
“御用兵器”，后来专门制造各样火器。
一三八七年规定全国都司卫所都要置局制造军器。军队中不堪作战的士兵，
可以学军器制造手艺，充当“军匠”，生产军器。一三七一年曾把一种叫作“脚
蹬弩”的武器发给边地将士使用，并将式样发给全国卫所如式制造（《明会典》
卷一九二）。民间手工业原来也要受命制造弓箭。一三八○年因在民间制造弓箭
扰民，改为征发各地“轮班工匠”来京制造。
成祖时设立京军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就是用火器装备起来的特种兵团。
所谓“神机”包括手把火铳、碗口炮之类的火器。永乐时从安南获得“神机枪炮
法”，改进了火器制造技术。“神机营”使用这种改进型的火器，由官工业制造。
军器、兵仗二局制造的火器有神机炮、碗口炮、流星枪、手把铜铁铳及其他军用
火器等几十种（《明史》卷九二）。火枪制造已用铁代铜，常选用福建的建铁为
原料。
明代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
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
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明代的火器发展到鼎盛时期。其火器的管形火器品种颇多，
形式复杂。当时的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已经相当精良，样式繁多，据《火
龙神器阵法》、《武备志》等史书记载，此间多使用的火箭种类有单发火箭、多
发齐射火箭、多火药筒并联火箭、有翼火箭、多级火箭等，火箭的品种达几十种
之多。由于火器的蓬勃发展，明代军队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
使用火器。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夺帝位时，就曾使用火箭作战。永乐年间（１４
０３－１４２４年），明王朝还专门组建了" 神机营" ，这种独立炮兵建制在当
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
明代火器从其分类来看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手持点放的火铳和鸟铳，
其形体和口径都较小，一般筒内装填铅弹和铁弹等物，其射程仅数十步至二百步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均有此类出土的实物陈列）。第二
类是安装在架座上发射的口径和形体都很大的火炮，多数筒内装填石、铅、铁等
物，俗称" 实心弹" ，少数则装填爆炸性的球丸，射程一般在数百步至二三里距
离，主要用于守寨和攻城，也用于野战、水战和海战。明代的海船制造已经相当
的发达，海船上就装备了这些火器（明末年间，郑成功率水师海船收复台湾，曾
用这些武器痛击荷兰侵略者）。
明代的爆炸性火器已经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
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
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 两雷"
的国家。
网梭船：超小型，形如梭，竹桅木帆，吃水七八寸，内有２—４人，装备二
三支鸟枪。战时二三百船蜂聚蚁附。
鹰船：轻型，两头尖翘，不辨首尾，进退如飞，机动性强。四周用茅竹密钉
以掩护，竹间留铳眼。常冲入敌阵，与沙船配合。
连环船：轻型，长４丈，形似一船实为二船。前船占三分之一，后船占三分
之二，中用２铁环相连。前船有大倒须钉多个，上载火球、神烟、神沙、毒火，
并有火铳，后船安桨载乘士兵。战时顺风直驶敌阵，前船钉于敌船上，并点燃各
种火器，同时解脱铁环，后船返航，后船既返，前船烈焰旋起，敌船遂焚。
子母船：轻型，母船长３丈５，前２丈，后１丈５，只有两边舷板，内空，
有一小船，上有盖板，有４桨可划，用绳索与母船绑。母船有柴火猛油，火药火
线。战时母船迅速抵近敌船，钉在一起，点燃母船后人乘子船而返。
火龙船：轻型，分三层。以生牛皮为护，上有铳眼，中置刀板，钉板，下伏
士兵。两侧有飞轮，４名水手。先伪败于敌，诱敌登船，开动机关，使敌从上层
落入中层刀板钉板中。
赤龙舟：轻型，船身像龙，分为３层，内藏火器刀枪。船首如龙头张口，内
藏士兵一人，侦察敌情。龙背用竹片钉之，胸开一小铁门，两侧各有１口供一兵
划桨。身有坚木架２个，船龙骨以铁坠，使船平稳。内部除兵器外不装他物，２
兵于其内发射火器，一兵掌舵操帆。常以数百船齐射攻敌。
苍山船：小型，吃水５尺，装备千斤佛郎机２门，碗口铳３个，噜密铳４把，
喷筒４０个，烟筒６０个，火砖３０块，火箭１００支，药弩４张，弩箭１００
支。全船３７人，水手４人，战士３３人，编三甲。第一甲佛郎机与鸟枪，第三
甲火器，第二甲冷兵器。
车轮舸：以轮击水的战船，长４丈２，宽１丈３，外虚边框各１尺，内安４
轮，轮头入水约１尺，船速远快于划桨。船前平头长８尺，中舱长２丈７，尾长
７尺。上有板钉棚窝，通前彻后，两边伏下，每块板长５尺，宽２尺。作战时先
放神沙、沙筒、神火，之后掀开船板，士兵立于两侧，向敌船抛掷火球，发射火
箭，投掷标枪，毁杀敌船。
海沧船：中型，吃水七八尺深，风小时机动，配合福船。千斤佛郎机４门，
碗口铳３个，噜密铳６，喷筒５０，烟罐８０，火炮１０，火砖５０，火箭２０
０，药弩６张，弩箭１００。乘员５３人，水手９人，战士４４人，分４甲。第
一甲佛郎机和鸟枪，第四甲火器甲。
福船：大型，身高大，底尖上挑，首昂尾翘，树２桅，舱３层，船面设楼高
如城，旁有护板。士兵掩护在其后向敌船射箭发弹，掷火球、火砖、火桶。并顺
水顺风撞沉倭船。舰首备红夷炮１门、千斤佛郎机６门、碗口铳３门，迅雷炮２
０门，喷筒６０个，噜密铳１０支，弩箭５００支，火药弩１０张，火箭３００
支，火砖１００块，及冷兵器上千。乘员６４人，水手９人，战士５５人，编５
甲。一为佛郎机甲，操舰首炮、佛郎机，近敌掷火球火砖；第二甲是鸟枪甲，专
门射鸟枪；第三、四甲为标枪杂役，兼操舟近战；第五甲为火弩甲，专射火箭。
蜈蚣船：大型，仿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
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
三桅炮船：巨型，水师主力，身高大，首昂尾翘，航行迅速，不惧风浪。树
３桅，主桅高４丈，船长２０丈，舱５层，船面设楼高如城，可容３００人，配
红夷炮８门，千斤佛郎机４０门。郑成功水师曾以此大败葡萄牙东印度公司舰队
及荷兰殖民军，此船造法样式均失传，仅东山岛出土过残骸。
中国装备火器的军队编制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早在元朝至顺年间，军队
中就已装备了发射口径为２０毫米以上铁弹丸的金属火铳，从而诞生了中国最早
的火炮，并出现了“炮手军”和“炮手万户府”的建制。之后由于火器的蓬勃发
展，明军更是普遍装备了火器，战争的主要武器转向了使用火器。
朱元璋在位时，明军首创火铳与冷兵器依次攻击敌船的水攻战术，各地卫所
驻军已有１０% 装备火铳。明永乐八（１４１０）征交趾时，明成祖还在京军中
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
各国都首屈一指；明成祖在亲征漠北之战中，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
的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
专业化，神机营已成为军队的一个兵种。
明朝中期，戚继光镇守北疆蓟镇（今河北迁西县西北）练兵时，编练的水军
营、步营、骑营、车营、辎重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５０%
左右。其创建的车骑营中的战车部队，简直就是类似于现在装甲战车部队：车营
编官兵３１００余名，佛朗机炮２５６门，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８门；每
车营有战车１２８辆，每辆战车配有佛郎机２门、鸟铳４杆、火箭手４人，平均
每１２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临战之时火枪轮番射击可以终日不停；骑营编官兵
约２７００名，装备有６０门虎蹲炮。
因此在明朝前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成本大大提高（死人太多，收获
太少），以至于可以说是亏本买卖，蒙古就因此而衰落。明朝末期，明军和倭军
在朝鲜所进行的战役中，明军的火器质量和使用水平就高于倭军。当时倭军和朝
鲜军都甲胄齐全，十分精良，而明军却有不少连盔甲都没有就上战场了。朝鲜军
队开始很吃惊，以为是明军神勇，其实是明军多使用火器，在火器的时代，盔甲
反而是起不到作用的累赘。
明朝前期正规军的装编表：
全营兵力：步兵３６００人（全配火器）；
骑兵１０００人；
炮兵４００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５０００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３６００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９０００斤；
重八钱铅子９０万个；
大连珠炮２００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６７５斤；
手把口４００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１６０位（野战重炮）。
明朝后期车营编制的详细资料（孙承宗和戚继光）
关于车营的编制：战车子营按照营－冲－衡－乘－车分５级编制。
每营４冲－每冲２衡－每衡４乘－每乘４车（偏厢车），合计战车１２８辆，
配属给步兵子营使用。
步兵子营和骑兵子营则仿造战车子营编制。
步兵子营每１００人为１乘－４００人为１衡－８００人为１冲－４冲３２
００人为１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５０骑为１乘－２００骑为１衡－４００骑为１冲－４冲１６００骑兵为１骑兵子营；
另配一个２冲的骑兵权勇队（预备队），一共有２４００名骑兵。
关于偏厢车的记载：
明代宗朱祁珏（景泰帝）在位的时候，郭登在大同曾造用于防守的偏厢车。
辕长１。３丈，宽０。９丈，高０。７５丈，厢用薄板，上置铳，编配１０人使
用，出则左右相配，前后相接，钩环牵互，车载衣、粮、器械并鹿角。
之后成化、嘉靖、隆庆年间均造过偏厢车，隆庆三年（１５６９年），戚继
光在蓟州曾造过偏厢车。其式——只用向外面一厢，每辆重６００斤以上。
不久明军守辽东广宁时，魏学曾又作改进——每２辆中设拒马枪１架，填塞
间隙，车架上下用棉絮布帐围之，可以防避矢石，车上载佛朗机２挺，下置雷飞
炮，快枪各６杆，每架拒马枪上树长枪１２柄，下置雷飞炮，快枪各６杆，每车
用卒２５名。孙承宗车营所用偏厢车大致与之相同。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３２００人；
骑兵２４００人；
辎重车夫５１２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５１５人；共计官兵６６２７人。
装备火器：枪１９８４枝，
其中鸟铳２５６枝；
３眼枪１７２８枝；
大小佛朗机共２５６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８８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１２８辆（战车）。
辎重车２５６辆。
根据以上可以看出，明军装备的鸟铳并不多，主要以连发近战的３眼枪为主。
这是因为明军大量装备远射程的火炮（数量快赶上现代装甲师啦！），所以所以
对单兵火器的射程并没有太高要求，只要火力够凶猛就行，明军才会创造出三才
阵等适合火器的诸兵种合成作战阵形。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资料，可能是写在兵书里，将要计划实施的，现在
仅供参考：
车营：战斗兵２０４８人；
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１０６１人；
全营官兵共３１０９人。
装备：佛朗机２５６挺（佛朗机手７６８人）；
鸟铳５１２枝（鸟铳手５１２人）；
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８门；
以上火器手共１３２０人，占战斗兵的６４。２%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
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２１６０人；
军官、杂役、工匠等共５３９人；
全营官兵共２６９９人。
装备：鸟铳１０８０枝（鸟铳手１０８０人）。
火器手共１０８０人，占战斗兵的５０%.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只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其中有２１６名党耙手，装备火箭共６４８０支。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装备火器的比例如此之高，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据说当时明军装备火器的比例让欧洲来的传教士都流口水！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
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
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３眼枪射击完毕后，可以拿来当锤使用；二、明军
的鸟铳均负有一个枪叉，和欧洲同时代的火绳枪相同，技术参数差不多，可见威
力不小；三、明军三才阵中，有一种骑兵叫“跳荡队”，估计是使用３眼枪的骑
兵部队；四、明军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骑兵和军官均装备轻型铠甲；五、明军骑
兵装备火器比例达到４８% 左右，设想如果有大量骑兵突然冲出施放火枪，一般
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六、明军骑兵装备的鸟铳数量极少，主要装备的是连发多
管型近战火枪。七、戚继光认为鸟铳也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推断戚家军的火枪骑
兵应当是以枪法准确著称；八、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建制应该更接近朝鲜壬辰战争
时期的明军，孙承宗在戚家军战术的基础上创建的车营编制比例和现代的装甲师
已无区别，是在平原地区和骑兵作战的利器；九、袁崇焕的直属部队——明朝最
精锐的“关宁铁骑”，皆装备有５眼火绳枪，其火力突击能力在当时天下无敌。
孙承宗车营的详细资料之二：
全营兵力：各级军官１２７名；
骑兵、步兵、传令、杂役等５９８８名；
辎重车夫５１２名。
装备车辆：偏厢车１２８辆；
准迎锋车２５６辆；
辎重车２５６辆；
装备战马：官马２９６匹；
兵马３０２４匹。
驮运畜力：火器驮驼３２只；
火器驮骡１２０头；
辎重车驾牛２５６头。
装备火器：大将军炮１６门；
灭虏炮８０门；
佛朗机２５６挺；
鸟铳２５６枝；
３眼枪１７２８枝。
装备兵器：弓箭撒袋１２７３副；
大弩２５６张；
长枪、长刀、长斧１２８０件；
火箭７６８０枝；
大棒２５６条；
藤牌２５６面；
腰刀５８８８口。
装备甲胄：骑兵２５００副（包括隶属中军的１００骑传令兵）；
车正１２８副；
管队臂手９７副；
车正臂手１２８副。
后勤部队详细资料：
人员编制：内将官１，中军１；
军车兵３０人；
杂役兵２５４人；
车炮兵１６２２人；
全营共１９０８人。
装备火器：车载佛郎机１６０门（每门３人）；
鸟铳６４０枝（铳手６４０人）。
车辆畜力：辎重车２５６辆；
驾车用牛２５６头。
杂项工具：金、鼓、旗帜、响器二套；
绳桩９６条；
拒马枪２５６条；
火兵尖担２５６架；
火镰２２４把；
灯笼３５４个；
铁楸７３６把；
铁撅４９６把；
镰刀１２１６把；
斧头１２８把；
凿子１２８把；
铡刀２４０口。
粮草辎重：米２００石；
黑豆５００石；
淇子２９９石４斗；
炒面２９９石４斗。
锣锅５００口；
铁锅２５６口；
水袋５００个；
水桶２５６口。
全营一次运载军需物资量可供１万人３日之用。
水兵营资料
人员编制：每营编２哨，共５１０人。
战船火器：大、中、小战船１０艘；
大将军炮４门；
佛郎机４０门；
碗口铳３０门；
喷筒５００个；
鸟嘴铳６８支。
天启５年８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
突袭后金，结果中了埋伏伤亡４００余人。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们以此为由，上了
几十道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的奏章，天启皇帝便打发孙承宗“回籍养病”，以阉
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
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１１年１１
月，清军入塞破高阳，７６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１９人皆力战而死，孙
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真是英雄命苦啊！熊廷弼（被阉党陷害下狱，
于天启５年被杀，并“传首九边”）、孙承宗、袁崇焕都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但明知如此，还要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崇祯二年１１月２０日，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在北京城野外无火炮支援的
情况下，大战十万满洲八旗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洲兵狼狈溃逃，连退
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数日不敢与战。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和自祖大寿以下凡
五十员辽将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镇压农民军
；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入关的急
先锋。尽管前途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不断被稀释和削弱的关宁铁骑
则始终是最优秀的部队。直到清康熙２０年（１６８１）三藩之乱被平息，袁崇
焕所培育出的那支大军的最后一丝血脉才告消失。看着手中的史书，后世的人们
不禁要感慨，如果袁崇焕不死，统领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明一代数百年，军队里的火器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明朝建国时
军队以步兵水师为主，到靖难之变后，得益于朱棣个人的经历，战略重心北移，
骑兵成为主力。军马来源加强了，骑兵战力提高，统一后生产发展得到保障，如
是方有漠北远征之胜。这个时候火器的应用仍然从属于步兵装备，所谓神机营的
建制仅起削弱敌军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至于装备中
的“武钢车”，效用也缺乏确实记录，应该还算是步兵防御骑兵冲击的阻挡型兵
器，就其杀伤力上来说，甚至不及马援当年：）（胡说的）
后来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交战中，认识到日产火绳枪的威力，结合江南水乡的
地理特点，创造出结合火器运用的战法，并且改制了明军装备中的鸟铳，使其威
力大增。戚镇守蓟北后，更将他的经验应用到军队的改建当中，加上张居正在财
力政策上的支持，明军的火器装备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明朝国力正盛，帝国周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
所以戚继光改革后的明朝军队没有经过在平原地带大规模野战的检验，更谈不上
依此加以革新。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
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
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
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
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
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
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
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
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
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
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
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
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
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
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
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
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
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
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
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
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
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
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
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
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
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
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现在你再回头看我
对“神机营”一文的批评，应该会了解到我为什么耻笑他只列火器数量便敢发豪
言，为什么要求列出技术参数和战果叙述。在我看来，他所引述的那些数目字和
好听的名字，不过是当时明军将领领饷的证据，如同小皇帝大婚时臣子们的礼单，
好听好玩的词儿不少，能吃能用的不多。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
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
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
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
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
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
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
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
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
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官方史书上讳莫如深
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
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
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
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
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
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
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
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
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协助徐氏删定《句股义》（即几何原理）外，还
撰有《经武全编》和《西法神机》等兵学书，以及《西学杂著》、《几何用法》、
《几何体论》、《泰西筭要》等数学书。”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
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
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让其「相度要害，置成数台；鼓励豪
杰，练成万骑；鸠集工料，造成百铳。而後翼以鸟铳、弓矢一万，短刀、盔甲各
一万，车牌各一千，长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挠掣的情形下，则「半年内可固
都城，一年之後可巡边邑」，末并称：「此公务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内，莫
遇同心，则萧萧班马挥手自兹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
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
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
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
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
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
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
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
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
科举失利后，孙元化因受孙承宗赏识，同往关外襄助军务，斯时他与袁崇焕
乃是同事关系，孙承宗曾有令云：“袁崇焕修营房，立功总兵李秉战袒鹌鳎瑥Ｖ
宁道万有孚募守边夷人、采木辽人修营，兵部司务孙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
於高深之间”，而我们熟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也由孙所首倡。孙
元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造炮，然而当时中国的铸造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他按西
法铸炮，三次都失败了。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
年四月“熹宗鉴於”宁远捷功，年来仅见“，”命兵部对先前未曾叙奖的有功人
员再加议叙，被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的孙元化，虽不曾直接参与该役，但仍
获“候升任，加一级，赏银十二两”的奖励，其原因不详，有可能因其参与宁远
的筑城筑台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启五年督解军器至边关一事。“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
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
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
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
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
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
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
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
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
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
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
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
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
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
“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
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
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
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
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
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后满清军队便
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
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
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
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
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
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
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
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
击手段。（当然这时候北京城内的可能还要好些，不过那是装饰，不算兵器）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
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
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
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
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
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
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
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莱城一战，显示出了火器运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第三：叛军在城下，用火炮来攻，而明军用火炮在城头上守。从火力上来说，
守军还要强些。战斗的结果是：叛军占优势。虽然叛军的火炮吃亏在射程上，但
它的炮位可以散开，集中轰击城头的守军，因此占了大便宜。这说明什么？
大炮，作为远程火力，它的威力最大体现在哪里？是在进攻中，是在对固定
目标的射击上。袁崇焕所云“依坚城，用大炮”来防御，实际上是明军不得已的
选择，并不符合军事学的原理，所持的不过是满人没有好的火炮而已。
第四：莱城之围得解，靠的是关外明军，即袁崇焕的旧部来增援。其时孔有
德仗着火器方面的优势，放言道：“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
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而这里所说的关外兵，恰恰便是明王朝军队中，
除叛军外，唯一一支玩炮的行家。
因为这场战役带有叛乱的性质，叛乱的首领们还一口气叛过两个朝代。（厉
害）这使得明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后来满清的君王们，都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它。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史书上，也对之很少提及。然而要研究明末的军事，缺了
这一章是不成的。
军官、杂役、工匠、车夫等１０６１人；
全营官兵共３１０９人。
装备：佛朗机２５６挺（佛朗机手７６８人）；
鸟铳５１２枝（鸟铳手５１２人）；
大将军（重型大口径火炮）８门；
以上火器手共１３２０人，占战斗兵的６４。２%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
牌手等等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步营：战斗兵２１６０人；
军官、杂役、工匠等共５３９人；
全营官兵共２６９９人。
装备：鸟铳１０８０枝（鸟铳手１０８０人）。
火器手共１０８０人，占战斗兵的５０%.
其他的都是长枪手、藤牌手等等只装备冷兵器的士兵；
其中有２１６名党耙手，装备火箭共６４８０支。
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和步营装备火器的比例如此之高，真让人有点不敢相信。
据说当时明军装备火器的比例让欧洲来的传教士都流口水！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
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
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一、３眼枪射击完毕后，可以拿来当锤使用；二、明军
的鸟铳均负有一个枪叉，和欧洲同时代的火绳枪相同，技术参数差不多，可见威
力不小；三、明军三才阵中，有一种骑兵叫“跳荡队”，估计是使用３眼枪的骑
兵部队；四、明军大量使用火器，因此骑兵和军官均装备轻型铠甲；五、明军骑
兵装备火器比例达到４８% 左右，设想如果有大量骑兵突然冲出施放火枪，一般
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六、明军骑兵装备的鸟铳数量极少，主要装备的是连发多
管型近战火枪。七、戚继光认为鸟铳也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推断戚家军的火枪骑
兵应当是以枪法准确著称；八、戚继光编炼的车营建制应该更接近朝鲜壬辰战争
时期的明军，孙承宗在戚家军战术的基础上创建的车营编制比例和现代的装甲师
已无区别，是在平原地区和骑兵作战的利器；九、袁崇焕的直属部队——明朝最
精锐的“关宁铁骑”，皆装备有５眼火绳枪，其火力突击能力在当时天下无敌。
孙承宗车营的详细资料之二：
全营兵力：各级军官１２７名；
骑兵、步兵、传令、杂役等５９８８名；
辎重车夫５１２名。
装备车辆：偏厢车１２８辆；
准迎锋车２５６辆；
辎重车２５６辆；
装备战马：官马２９６匹；
兵马３０２４匹。
驮运畜力：火器驮驼３２只；
火器驮骡１２０头；
辎重车驾牛２５６头。
装备火器：大将军炮１６门；
灭虏炮８０门；
佛朗机２５６挺；
鸟铳２５６枝；
３眼枪１７２８枝。
装备兵器：弓箭撒袋１２７３副；
大弩２５６张；
长枪、长刀、长斧１２８０件；
火箭７６８０枝；
大棒２５６条；
藤牌２５６面；
腰刀５８８８口。
装备甲胄：骑兵２５００副（包括隶属中军的１００骑传令兵）；
车正１２８副；
管队臂手９７副；
车正臂手１２８副。
后勤部队详细资料：
人员编制：内将官１，中军１；
军车兵３０人；
杂役兵２５４人；
车炮兵１６２２人；
全营共１９０８人。
装备火器：车载佛郎机１６０门（每门３人）；
鸟铳６４０枝（铳手６４０人）。
车辆畜力：辎重车２５６辆；
驾车用牛２５６头。
杂项工具：金、鼓、旗帜、响器二套；
绳桩９６条；
拒马枪２５６条；
火兵尖担２５６架；
火镰２２４把；
灯笼３５４个；
铁楸７３６把；
铁撅４９６把；
镰刀１２１６把；
斧头１２８把；
凿子１２８把；
铡刀２４０口。
粮草辎重：米２００石；
黑豆５００石；
淇子２９９石４斗；
炒面２９９石４斗。
锣锅５００口；
铁锅２５６口；
水袋５００个；
水桶２５６口。
全营一次运载军需物资量可供１万人３日之用。
水兵营资料
人员编制：每营编２哨，共５１０人。
战船火器：大、中、小战船１０艘；
大将军炮４门；
佛郎机４０门；
碗口铳３０门；
喷筒５００个；
鸟嘴铳６８支。
天启５年８月，辽东经略孙承宗属下的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轻信人言，以轻兵
突袭后金，结果中了埋伏伤亡４００余人。魏忠贤手下的阉党们以此为由，上了
几十道弹劾马世龙和孙承宗的奏章，天启皇帝便打发孙承宗“回籍养病”，以阉
党的高第继任辽东经略。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又让孙承宗出山经略辽东，结果
碰上了大凌河之败，孙承宗再次下台，一直在高阳的家中闲住。崇祯１１年１１
月，清军入塞破高阳，７６岁的孙承宗率全家巷战，子孙１９人皆力战而死，孙
承宗被俘，拒不降清，被清兵勒死。真是英雄命苦啊！熊廷弼（被阉党陷害下狱，
于天启５年被杀，并“传首九边”）、孙承宗、袁崇焕都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
但明知如此，还要挺身而出，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气节与精神！
崇祯二年１１月２０日，袁崇焕率九千关宁铁骑在北京城野外无火炮支援的
情况下，大战十万满洲八旗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洲兵狼狈溃逃，连退
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数日不敢与战。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和自祖大寿以下凡
五十员辽将一步步的分化瓦解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被调回关内镇压农民军
；一部分倒在抗清（后金）的战场上；剩下的则投降了清朝，成为满清入关的急
先锋。尽管前途各不相同，但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不断被稀释和削弱的关宁铁骑
则始终是最优秀的部队。直到清康熙２０年（１６８１）三藩之乱被平息，袁崇
焕所培育出的那支大军的最后一丝血脉才告消失。看着手中的史书，后世的人们
不禁要感慨，如果袁崇焕不死，统领着这支强大的力量，历史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有明一代数百年，军队里的火器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明朝建国时
军队以步兵水师为主，到靖难之变后，得益于朱棣个人的经历，战略重心北移，
骑兵成为主力。军马来源加强了，骑兵战力提高，统一后生产发展得到保障，如
是方有漠北远征之胜。这个时候火器的应用仍然从属于步兵装备，所谓神机营的
建制仅起削弱敌军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至于装备中
的“武钢车”，效用也缺乏确实记录，应该还算是步兵防御骑兵冲击的阻挡型兵
器，就其杀伤力上来说，甚至不及马援当年：）（胡说的）
后来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交战中，认识到日产火绳枪的威力，结合江南水乡的
地理特点，创造出结合火器运用的战法，并且改制了明军装备中的鸟铳，使其威
力大增。戚镇守蓟北后，更将他的经验应用到军队的改建当中，加上张居正在财
力政策上的支持，明军的火器装备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明朝国力正盛，帝国周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
所以戚继光改革后的明朝军队没有经过在平原地带大规模野战的检验，更谈不上
依此加以革新。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
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
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
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
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
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
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
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
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
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
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
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
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
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
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
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
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
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
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
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
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
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
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
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
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
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
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
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
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现在你再回头看我
对“神机营”一文的批评，应该会了解到我为什么耻笑他只列火器数量便敢发豪
言，为什么要求列出技术参数和战果叙述。在我看来，他所引述的那些数目字和
好听的名字，不过是当时明军将领领饷的证据，如同小皇帝大婚时臣子们的礼单，
好听好玩的词儿不少，能吃能用的不多。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
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
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
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
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
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
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
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
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
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官方史书上讳莫如深
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
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
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
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
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
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
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
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
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协助徐氏删定《句股义》（即几何原理）外，还
撰有《经武全编》和《西法神机》等兵学书，以及《西学杂著》、《几何用法》、
《几何体论》、《泰西筭要》等数学书。”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
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
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让其「相度要害，置成数台；鼓励豪
杰，练成万骑；鸠集工料，造成百铳。而後翼以鸟铳、弓矢一万，短刀、盔甲各
一万，车牌各一千，长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挠掣的情形下，则「半年内可固
都城，一年之後可巡边邑」，末并称：「此公务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内，莫
遇同心，则萧萧班马挥手自兹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
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
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
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
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
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
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
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
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
科举失利后，孙元化因受孙承宗赏识，同往关外襄助军务，斯时他与袁崇焕
乃是同事关系，孙承宗曾有令云：“袁崇焕修营房，立功总兵李秉战袒鹌鳎瑥Ｖ
宁道万有孚募守边夷人、采木辽人修营，兵部司务孙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
於高深之间”，而我们熟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也由孙所首倡。孙
元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造炮，然而当时中国的铸造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他按西
法铸炮，三次都失败了。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
年四月“熹宗鉴於”宁远捷功，年来仅见“，”命兵部对先前未曾叙奖的有功人
员再加议叙，被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的孙元化，虽不曾直接参与该役，但仍
获“候升任，加一级，赏银十二两”的奖励，其原因不详，有可能因其参与宁远
的筑城筑台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启五年督解军器至边关一事。“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
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
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
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
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
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
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
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
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
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
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
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
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
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
“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
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
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
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
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
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后满清军队便
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
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
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
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
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
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
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
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
击手段。（当然这时候北京城内的可能还要好些，不过那是装饰，不算兵器）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
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
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
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
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
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
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
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莱城一战，显示出了火器运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第三：叛军在城下，用火炮来攻，而明军用火炮在城头上守。从火力上来说，
守军还要强些。战斗的结果是：叛军占优势。虽然叛军的火炮吃亏在射程上，但
它的炮位可以散开，集中轰击城头的守军，因此占了大便宜。这说明什么？
大炮，作为远程火力，它的威力最大体现在哪里？是在进攻中，是在对固定
目标的射击上。袁崇焕所云“依坚城，用大炮”来防御，实际上是明军不得已的
选择，并不符合军事学的原理，所持的不过是满人没有好的火炮而已。
第四：莱城之围得解，靠的是关外明军，即袁崇焕的旧部来增援。其时孔有
德仗着火器方面的优势，放言道：“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
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而这里所说的关外兵，恰恰便是明王朝军队中，
除叛军外，唯一一支玩炮的行家。
因为这场战役带有叛乱的性质，叛乱的首领们还一口气叛过两个朝代。（厉
害）这使得明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后来满清的君王们，都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它。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史书上，也对之很少提及。然而要研究明末的军事，缺了
这一章是不成的。
孙元化是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他信奉天主，却又以科举出身，至于统兵封疆，
成为朝廷大员。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却又因志大才疏，成为误国罪臣。清朝分
封的汉人诸王中，除孔耿二人外，吴三桂、尚可喜也曾在他麾下。而他的名字与
徐光启、利马窦连在一起，既是将西方文明向中土传播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进军
中国的第一批探路人。可以说除了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外，明末几种影响中国发
展或者说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与之有些牵连。我曾在别
的帖子中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束棉纱，这束棉纱在孙的名下，打了一个紧紧的结。
随着一刀砍下，人头落地，结被打开了，分支脉络各自流转，从此再少相逢。斩
向孙脖颈的一刀堪比亚历山大西来一剑，却出自无名刽子手手中，算是中国特色。
无论如何，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由他建立，而他没有做成拿破仑。
孙元化死后的明军在火器应用上没有特别的成就，山海关的防务主要是靠袁
崇焕的旧部们主持。闻名遐迩的关宁铁骑，配备了一些火器，但主要特点还在于
一个骑字。事实上，骑兵装备火器，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实战中很难有出色的
战斗力，我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战例，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吧。再往下明朝是
如何亡国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
倒是有一点要提一下，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满洲人因为自己凭弓马立国，入
主中原后便不着力发展火器，乃至三百年后拖上汉族人承受坚船利炮破国之辱。
潜台词是，如果还是明朝的话，哪怕是大顺统治也好啊，只要重视火器装备，就
不至有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或是“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举国同哭。如此观点不
仅遍诸网上，还时见于书端，出自所谓学者之口。流毒甚广。
以网上流传的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一节为例：该文先是引述《皇明经
世文编》，说明军“每一营（５０００人）其用霹雳炮３６００杆，合用药９０
００斤，重八钱铅子９０万个……步枪大连珠炮２００杆，合用药６７５斤……
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４００杆…
…盏口将军１６０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１０００
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５０００人的营有
：１０００骑兵３６００步兵（全配火器）４００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
管１６０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２００门）“
然后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部队会打败仗呢？文中解释说因为火器平时到不
了士兵手中，打战时武将要靠贿赂才能得到好火器用，等等等等。
最后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军火器战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
及重文轻武之故。中国军事科技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及重文轻武
之故。
切，教授著文，更当有个“耻”字，如此文章，只配做改革开放的宣传品。
和楼下“神机营”一文一样，也是没有任何技术参数，没有战果分析，列一堆数
目便敢大言欺人，腆着脸往“机械化”上靠。靠，想一下，那样的火器挡得住骑
兵的冲锋么？
我们来做个分析，战场上，敌人的部队向我发起冲锋，距离是５００米。为
什么说５００米，因为明朝军队的单兵火器，最远就是５００米。那么从５００
米外到短兵相接，这段时间，火枪可以发射几次？以单发火器计，依当时的装药
速度，对骑兵可以齐射一轮多一点，对步兵是三轮半，不保证精度，杀伤力有限，
不透一指厚纸甲。还用我多说什么吗？明军部队装备很多的“多管连发”单兵火
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发”是两码事，技术上也不具备可传递性。简单的
说，“多管连发”是将装好药的枪管捆成一束，顺次点燃，以牺牲精度与射程的
代价来求得发射效率的提高，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不过还是那句话，战果是评价
兵器装备优劣的最好标准，既然打不过骑射部队，那“聪明”得也有限。
就明军大量装备火器来说，从依靠材料的弹射力量到利用火药爆炸来形成推
动力，是一个进步，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进步。近代欧洲火器运用上就经过多次反
复，刚大规模装备火枪时，出现了火枪队单行横列的阵型，意在发挥火力。但实
战检验后，又回复到方阵阵型，前面又加上了保护作用的长矛兵。后来能够将火
枪队的战力提高到在野战中不需依靠冷兵器部队的支援，可以独力对抗骑兵的冲
锋，关键还在于连发装置与膛线的出现。这二者提高了火枪的发射效率、射程与
精度，它的出现与子弹的产生，枪械铸造工艺的提高密不可分。而所有这些进步，
依靠的是其背后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军事学的深厚积累。中国的文化中既然
没有这样的积累，也就很难期望它会有这样的革新。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明末时
期的日本，火枪的制造工艺在世界上已经算先进的了，三百年后，依旧有西洋重
炮开国之辱。单以幕府禁止民间拥有火枪来解释是不通的，它禁得了民间，禁得
了自己的军队么？那么明朝军队最终依靠购买和自铸，装备上了与同时期欧洲火
炮性能相近的火炮，操控技术也随天主教人士的翻译而引入，相应的战法也得到
改进，我们恐怕也不能说这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赶上了欧洲，姑且不论从火炮
的改良到火枪的改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单就火炮本身而言，吴三桂后来在山
海关主持铸造了一门铜质铁芯的重炮，可以算作是一个工艺上的里程碑，其他的
进步乏善可呈。便如同李鸿章买了铁甲舰，蒋中正买了德国的毛瑟枪，买了意大
利的飞机，台湾要买宙斯盾，我们买了Ｓｕ２７，对了，还可以自己组装生产。
所有这些大概都不足以作为我们为中国军事文明而骄傲的证据吧。
又有消息称：在明末战争中，明军已经使用了开花炮弹，为什么后来在有清
一代没有得到推广？依我看绝不仅仅因为清王朝不注重火器的运用。西方后来使
用的开花炮弹里装有延时引信或是触发引信，后者要求比较高的机械工艺，而前
者呢，是以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纤维制成，燃点很高，因此在发射时的高温状态下
不至于一下子全烧掉。加上炮弹制作时机器加工、规模制作，基本上保证了炮弹
打过去了才炸。而明末或这之前中国出现的开花炮弹的延时机理我不是很清楚，
应该不会是同样的方法。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是，中国人使用开花炮弹的记
录还会提前，按照目前这个趋势，过不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如下的新闻：在河南一
处古文明遗址中，新进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据考古学者称，其中有开花炮弹数
百枚，相信是黄帝打蚩尤时用过的。以上新闻由骗帮国际为您报道，谢谢收看。
再来说清朝的火器。应该说满清的统治者们在军事上是很好学的，明朝引进
的红夷火炮厉害，那么在崇祯帝吊死之前，满清军队的火炮已经不输与明军了，
后来多铎打扬州市还多亏火炮攻城之利。甭管他们是怎么搞来的吧。那么为什么
他们没有大量装备类似明军使用的轻型火器，什么“连珠子”啊，“霹雳炮”啊，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看不上呗。关外打了几十年，但凡对手有什么好兵器，没
有不发了疯想弄过来的，何况后来又进了北京，坐了天下，财政、资源都不再是
问题，一大堆洋教士们也跑过来凑趣。之所以还以弓马立国，因为明朝军队只引
进了火炮啊，枪还没来得及呢。后来天主教势力在康熙晚年退出江湖，这扇翻译
的大门也就被彻底关上了，虽然那以后还是时常有作为贡品的洋枪进来，也只是
沦为皇家玩物而已。
关于明朝军队传统的火器装备，还有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孙元化曾于天启六
年正月上疏请用西洋火器，曰：“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
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
铳法ｂｌａｈｂｌａｈ”。没有看错吧？没有，原文照录。而且孙元化的上疏显
然是得到了天启帝及其谋臣们的认可，于是后来得旨曰：“西洋炮见在者，查系
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
呵呵，就是这个国货当自强的“中国之铳”，就是这个“不能远于敌之弓矢”、
“惟恐不近”的“中国之铳”，叫上一大堆好听的名字后，从故纸堆中跳将出来，
直惹得今天多少热血青年们心潮澎湃，意乱情迷，大声感慨道：唉，“假若戚继
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
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
晚明的“辽左兵端”，经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失利，到天启二年王化贞
兵败，熊廷弼失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形势即变得岌岌可危，已呈败局之势。
临危赴任的袁崇焕，以孤军独守宁远（兴城），锦州防线，于天启六年、七年两
次重创清军的进犯，一改万历后期以来节节败退的战争颓势，也创造了明清近半
世纪的辽东之争中明军罕有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战役的胜利当然有众多因素起作用，如指挥调度、民心士气、后勤保障等方
面，不过。武器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而袁崇焕手上正有这样的一张王牌—
—来自西洋的红夷大炮。
明以来，火器在战场上已经相当普及，明军主力或精锐部队也大量使用火器，
冷热兵器配备达到了３：１，据孙文良、李治亨《明清战争史略》一文，仅从万
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至天启元年（１６２１），三年中因辽战发往广宁以资
补充的各种火器，累计大炮１８１５４门，佛郎机４０９０架，枪类２０８０杆，
火药类１７７，３６５８斤，大小铅弹１４２３６８斤，大小铁弹１２５３２０
０个之多。火器几乎占到了全部兵器的一半。
说到武器的先进程度，明军当然胜过清军，不过为何又在两军对垒之际无从
发挥，交战中屡战屡败呢？对此，黄宇仁先生在《１６１９年的辽东战役》一文
中论及，明军自戚继光以降，出战习惯布成方阵，火器列于阵前，炮置地面，每
临交锋，必先放射火炮，以杀敌首锋，确起一定杀伤力而扼敌人进攻于一时。但
明军布阵的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遂逐渐为敌所窥，清兵改以“铁骑冲突，如风如
电”以己快速凌厉之长争取先机，抢于明军点燃发射之前，迅速突入射程，使明
军虽发射火炮，却使炮弹落空，或伺机明军第—次发射后，骠骑全速冲锋突破明
军阵势，不给明军机会发射第二炮，于是火器功能顿丧，明军为逃避骑兵冲击，
每每望风弃火器而溃。清兵通常以精锐骑兵约“四万，人马皆拉金甲，马首两面
皆夹长枪，对阵冲来”，明军“非抢倒，即箭射死”。此外，当时内府所制火器
质量甚差，使用时屡屡发生爆裂事故，造成自我杀伤，更使燃点者战战筋筋，不
敢多用，也是一大原因。
辽东宁、锦战役中使用的西洋大炮，得力于徐光启“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
资城守。帝善其言。”（《明史列传１３９》），经由熟谙西方技术的徐光启穿
针引线，由李之藻等人具体运作而引进。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提及，
“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
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
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
国。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
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
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曾自一艘在澳门附近搁浅的英国船上获大炮十二尊，决
定全部卖给中国。天启元年十二月，首批四门大炮运抵京师时，因侍卫之盛，民
众夹道而观，欲一睹丰采。后来有一门炮在试验中炸坏了，剩余的十一门全部发
往山海关，供孙承宗调遣，孙又调到了关外。据周峥先生考证，“这种红衣大炮
属当时最新改造的英国加农炮，为前装滑膛炮，管长３米，口径１３２５毫米，
炮管长度为口径２４倍。炮身铸有六道箍，火门位于炮管后部，尾盖形如覆盂，
尾部顶端有球珠，炮管中部两侧各铸炮耳一，以便安放用架之上，炮身铸有盾形
框徽，框中微号下为三艘四桅风帆艇，上有两顶上冠及两只雄狮。据此知为英国
东印度公司之物，该炮弹低伸，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极大，可调整发射角，
且性能安全，为当时欧洲击杀密集进攻最锐利的大炮，其先进程度比之佛郎机炮
实难以估计其倍数。”（见《明清边政与治乱》）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帅大军十三万围攻宁远，而袁崇焕守军仅一万二千
人，辽东经略高第则全军据守山海关，龟缩不敢来救。但宁远城将士同心，“崇
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
入城，清野以待。”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双方血战三日，“明日，大
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
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明史列传１４７》）这一仗下来，清军在宁
远军民的英勇抗击和新型火炮的威力下不仅损失惨重，努尔哈赤本人亦被炮火击
中，身受重伤，到八月即不治身亡。宁远大捷“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
疆吐气。”
天启七年，皇太极为报父败之耻，亲率大军再次围攻锦州、宁远。“五月，
大清兵围锦州，（赵）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婴城固守。发大炮，
颇多击伤。相持二十四日，围始解”（《明史列传１５９》）。锦州不下，皇太
极又退攻宁远。五月二十八日午时抵宁远东北山下扎营，“明总兵满桂之兵及密
云兵宁远城东二里，列阵于南，沿城环列枪炮。”皇太极欲攻城，三大贝勒知火
炮历害，“皆以距城近，不宜攻。”皇太极怒曰：“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
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乃亲自指挥进
攻，“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
世禄、大寿大战城外”，据有关记载，连皇太极的大营都被炮火击毁。清军又
“值天溽暑，士卒死伤甚众。”（《清史稿本纪二》），到六月五日，皇太极被
迫撤退。时隔宁远大捷一年另四个月，袁崇焕再度取得宁、锦防卫战的大捷。
当时，因战事不利，传统火器又存在质量问题，镇守辽东的明军将领大都认
为火器不得力，不如刀枪便利，纵有大量火器而不能善用。袁崇焕不墨守旧规，
设炮台，筑边城，果断使用先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为重点武器，从而力抵外侮，重
创来犯之敌，令辽东边防军事格局为之一振。大炮的使用虽然历史已久，但多以
威慑为目的，虽也有一定杀伤力，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胜负靠的是短兵相接
的肉搏。以炮火强大的火力和杀伤力作为战争中攻防的基本和决定胜负最主要的
力量，袁崇焕似为首倡。当然，这里面也有局势所迫而不得已的原因，如他本人
上书所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
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列传１４７》）
满清受此打击，亦有所觉，慢慢开始效仿，从此以后，于中国战争历史上，
大炮遂成为战场占主导地位的攻防武器。这一点不用多说，只看《康熙大帝》这
部电视剧就可以得知。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为此创举的第一人，袁崇焕实在功不可
没。
明人自制的火枪好像不行，但把明清对抗完全归于明自制火枪不力是不公平
的。永历朝明人都成了基督徒，又得益于葡萄牙人提供的火枪，军队装备大大西
化，一改弘光朝以前以火炮为主的状况，在西南战场上，“北兵用弓矢，南兵用
枪炮”（北兵也不是满洲人，而是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但南人丝毫不占上风。
后来郑成功进犯台湾，陆军装备也是铁甲弓矢，同样击败荷兰人。（明末军阀各
自为战，互不相连，郑军主要海军，陆上军队主要为铁骑。但永历朝廷则不同，
当时葡萄牙为西班牙合并，在澳葡人拒不效忠腓力二世，于是全心附明，崇祯朝
的火炮、永历朝的火枪，都是葡萄牙提供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参战，抗击清兵）
可见当时火器对铁骑并无优势。（马木留克骑兵当时对欧洲人还是有威慑力的，
就是明证）事实上，当时明人并非一味追求火器，关宁铁骑是明代最厉害的军队，
就是以骑兵为主。现在一些愤青拼命夸大事实，并认为明军大量装备火器理应击
败满洲铁骑是不正确的（直道１８世纪英国人面对恐怖的阿富汗的骑兵还是十分
畏惧的，甚至１９世纪僧格林沁的骑兵也让英法联军敬畏三分，要求明军一定要
必胜清兵，难道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清代初年和日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火器装备，但没有理论科学技术基础，是
没有前途的。所以日本很快衰弱，清代也一样，他们不重视真正理论的东西，只
是简单把西洋文物拿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康熙喜欢科学技术，但仅喜欢技
术，对原理不求甚解，终有清一代均如此。这样他们即时不闭关，一样会弱后与
世界。不过清季渐衰不止如此。清人弓马立国，并不重视火器（在当时这并不无
理，马木留克也是如此，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也十分厉害）清初火器的广泛使用，
很大是因为清军主力都是降清的明军劲旅。三藩反正被平定后，清人即开始走下
坡，康熙的木兰围场就没有火器的分。（事实上也用不着，噶尔丹、和卓木似乎
也不需火器就能平定）以致清末英人犯阙，清军用的竟是三百年前明清对抗时的
火炮。这就不是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了。而且，明人十分喜好古希腊科学，士大夫
甚至痴迷之。这一点我也奇怪，好像在科学发挥她应有的威力前就重视甚至痴迷
之的也只有１２世纪的欧洲人和１６世纪的明人。（奇怪的是，清人对待她就成
了“淫巧”，甚至在今天，我们都还是以“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功利思
想来学的，比较明人的自发学习，我们难道无愧？）而当时西欧也不过才开始文
艺复兴，中西相差并不远。简单认定明人必将因为技术不足而使国力下降，是没
有道理的。而且，明代确实拥有开花弹。开花弹——这是爆炸性弹丸的别称，内
部装有火药，因其炸开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而得名。中国自南宋未期就出
现了铁壳开花弹，其改进型曾被元军用于征讨日本之役。炮射开花弹在明代中后
期得到广泛应用，如宁锦大捷，就是使用这种炮弹的成功范例。
和佛郎机炮不同，明军的开花炮弹是自己研制的，公元１４８８一１５０５
年，明人在传统爆炸性火器的基础上发明了被称为“毒火飞炮”、“击贼神击石
榴炮”等早期爆炸弹，这一时间不晚于西方同期出现的开花弹，而且毒火飞炮还
是化学弹头，“内置砒霜、毒药，落地后爆炸，药物和铁壳碎片同时杀伤敌军。”
其威力堪称当世独步，石榴炮是常规弹头，“形如石榴，碗口大小，内置火药，
配以特制慢燃火种，抛至敌阵，受震而爆。”这些显然都属于开花弹。
东西方的开花弹有明显区别：西方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
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代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
突出台体，台面中间有一圆型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设计比信管型尤
为科学，其实无论“信管”还是“药捻‘”，都属于时间引信，是现代炮弹引信
的始祖，这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这一点，
简单认为中国没有开花弹是没道理的。
明代的开花弹到清代是否失传？一种说法是失传了，由于清代“重骑射，轻
火器”，明代屡建奇功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在中国已经无人知晓了，以至
于李鸿章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引进西式
开花弹。后来左宗棠在新疆平叛时，从一处明代古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
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另一种说法是没失传，开花弹流的确传到了清代，只不过性能差了点，依据
是《清代文献通考》记载，康熙年间“威远大将军”炮能发射重达三十斤的空心
爆炸弹；这种炮重三百斤左右，身管极短，射程较近，估计是明代“飞云霹雳炮”
的发展型。不过就算没失传，和西方、乃至和明朝中后期相比也是落后了，不适
应实战了，其重要表现就是射程上的差距和引信类型上的不同，鸦片战争的结果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成为朝廷大员。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却又因志大才疏，成为误国罪臣。清朝分
封的汉人诸王中，除孔耿二人外，吴三桂、尚可喜也曾在他麾下。而他的名字与
徐光启、利马窦连在一起，既是将西方文明向中土传播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进军
中国的第一批探路人。可以说除了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外，明末几种影响中国发
展或者说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与之有些牵连。我曾在别
的帖子中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束棉纱，这束棉纱在孙的名下，打了一个紧紧的结。
随着一刀砍下，人头落地，结被打开了，分支脉络各自流转，从此再少相逢。斩
向孙脖颈的一刀堪比亚历山大西来一剑，却出自无名刽子手手中，算是中国特色。
无论如何，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由他建立，而他没有做成拿破仑。
孙元化死后的明军在火器应用上没有特别的成就，山海关的防务主要是靠袁
崇焕的旧部们主持。闻名遐迩的关宁铁骑，配备了一些火器，但主要特点还在于
一个骑字。事实上，骑兵装备火器，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实战中很难有出色的
战斗力，我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战例，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吧。再往下明朝是
如何亡国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
倒是有一点要提一下，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满洲人因为自己凭弓马立国，入
主中原后便不着力发展火器，乃至三百年后拖上汉族人承受坚船利炮破国之辱。
潜台词是，如果还是明朝的话，哪怕是大顺统治也好啊，只要重视火器装备，就
不至有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或是“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举国同哭。如此观点不
仅遍诸网上，还时见于书端，出自所谓学者之口。流毒甚广。
以网上流传的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一节为例：该文先是引述《皇明经
世文编》，说明军“每一营（５０００人）其用霹雳炮３６００杆，合用药９０
００斤，重八钱铅子９０万个……步枪大连珠炮２００杆，合用药６７５斤……
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４００杆…
…盏口将军１６０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１０００
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５０００人的营有
：１０００骑兵３６００步兵（全配火器）４００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
管１６０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２００门）“
然后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部队会打败仗呢？文中解释说因为火器平时到不
了士兵手中，打战时武将要靠贿赂才能得到好火器用，等等等等。
最后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军火器战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
及重文轻武之故。中国军事科技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及重文轻武
之故。
切，教授著文，更当有个“耻”字，如此文章，只配做改革开放的宣传品。
和楼下“神机营”一文一样，也是没有任何技术参数，没有战果分析，列一堆数
目便敢大言欺人，腆着脸往“机械化”上靠。靠，想一下，那样的火器挡得住骑
兵的冲锋么？
我们来做个分析，战场上，敌人的部队向我发起冲锋，距离是５００米。为
什么说５００米，因为明朝军队的单兵火器，最远就是５００米。那么从５００
米外到短兵相接，这段时间，火枪可以发射几次？以单发火器计，依当时的装药
速度，对骑兵可以齐射一轮多一点，对步兵是三轮半，不保证精度，杀伤力有限，
不透一指厚纸甲。还用我多说什么吗？明军部队装备很多的“多管连发”单兵火
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发”是两码事，技术上也不具备可传递性。简单的
说，“多管连发”是将装好药的枪管捆成一束，顺次点燃，以牺牲精度与射程的
代价来求得发射效率的提高，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不过还是那句话，战果是评价
兵器装备优劣的最好标准，既然打不过骑射部队，那“聪明”得也有限。
就明军大量装备火器来说，从依靠材料的弹射力量到利用火药爆炸来形成推
动力，是一个进步，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进步。近代欧洲火器运用上就经过多次反
复，刚大规模装备火枪时，出现了火枪队单行横列的阵型，意在发挥火力。但实
战检验后，又回复到方阵阵型，前面又加上了保护作用的长矛兵。后来能够将火
枪队的战力提高到在野战中不需依靠冷兵器部队的支援，可以独力对抗骑兵的冲
锋，关键还在于连发装置与膛线的出现。这二者提高了火枪的发射效率、射程与
精度，它的出现与子弹的产生，枪械铸造工艺的提高密不可分。而所有这些进步，
依靠的是其背后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军事学的深厚积累。中国的文化中既然
没有这样的积累，也就很难期望它会有这样的革新。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明末时
期的日本，火枪的制造工艺在世界上已经算先进的了，三百年后，依旧有西洋重
炮开国之辱。单以幕府禁止民间拥有火枪来解释是不通的，它禁得了民间，禁得
了自己的军队么？那么明朝军队最终依靠购买和自铸，装备上了与同时期欧洲火
炮性能相近的火炮，操控技术也随天主教人士的翻译而引入，相应的战法也得到
改进，我们恐怕也不能说这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赶上了欧洲，姑且不论从火炮
的改良到火枪的改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单就火炮本身而言，吴三桂后来在山
海关主持铸造了一门铜质铁芯的重炮，可以算作是一个工艺上的里程碑，其他的
进步乏善可呈。便如同李鸿章买了铁甲舰，蒋中正买了德国的毛瑟枪，买了意大
利的飞机，台湾要买宙斯盾，我们买了Ｓｕ２７，对了，还可以自己组装生产。
所有这些大概都不足以作为我们为中国军事文明而骄傲的证据吧。
又有消息称：在明末战争中，明军已经使用了开花炮弹，为什么后来在有清
一代没有得到推广？依我看绝不仅仅因为清王朝不注重火器的运用。西方后来使
用的开花炮弹里装有延时引信或是触发引信，后者要求比较高的机械工艺，而前
者呢，是以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纤维制成，燃点很高，因此在发射时的高温状态下
不至于一下子全烧掉。加上炮弹制作时机器加工、规模制作，基本上保证了炮弹
打过去了才炸。而明末或这之前中国出现的开花炮弹的延时机理我不是很清楚，
应该不会是同样的方法。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是，中国人使用开花炮弹的记
录还会提前，按照目前这个趋势，过不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如下的新闻：在河南一
处古文明遗址中，新进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据考古学者称，其中有开花炮弹数
百枚，相信是黄帝打蚩尤时用过的。以上新闻由骗帮国际为您报道，谢谢收看。
再来说清朝的火器。应该说满清的统治者们在军事上是很好学的，明朝引进
的红夷火炮厉害，那么在崇祯帝吊死之前，满清军队的火炮已经不输与明军了，
后来多铎打扬州市还多亏火炮攻城之利。甭管他们是怎么搞来的吧。那么为什么
他们没有大量装备类似明军使用的轻型火器，什么“连珠子”啊，“霹雳炮”啊，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看不上呗。关外打了几十年，但凡对手有什么好兵器，没
有不发了疯想弄过来的，何况后来又进了北京，坐了天下，财政、资源都不再是
问题，一大堆洋教士们也跑过来凑趣。之所以还以弓马立国，因为明朝军队只引
进了火炮啊，枪还没来得及呢。后来天主教势力在康熙晚年退出江湖，这扇翻译
的大门也就被彻底关上了，虽然那以后还是时常有作为贡品的洋枪进来，也只是
沦为皇家玩物而已。
关于明朝军队传统的火器装备，还有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孙元化曾于天启六
年正月上疏请用西洋火器，曰：“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
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
铳法ｂｌａｈｂｌａｈ”。没有看错吧？没有，原文照录。而且孙元化的上疏显
然是得到了天启帝及其谋臣们的认可，于是后来得旨曰：“西洋炮见在者，查系
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
呵呵，就是这个国货当自强的“中国之铳”，就是这个“不能远于敌之弓矢”、
“惟恐不近”的“中国之铳”，叫上一大堆好听的名字后，从故纸堆中跳将出来，
直惹得今天多少热血青年们心潮澎湃，意乱情迷，大声感慨道：唉，“假若戚继
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
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
“……
晚明的“辽左兵端”，经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战失利，到天启二年王化贞
兵败，熊廷弼失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形势即变得岌岌可危，已呈败局之势。
临危赴任的袁崇焕，以孤军独守宁远（兴城），锦州防线，于天启六年、七年两
次重创清军的进犯，一改万历后期以来节节败退的战争颓势，也创造了明清近半
世纪的辽东之争中明军罕有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战役的胜利当然有众多因素起作用，如指挥调度、民心士气、后勤保障等方
面，不过。武器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而袁崇焕手上正有这样的一张王牌—
—来自西洋的红夷大炮。
明以来，火器在战场上已经相当普及，明军主力或精锐部队也大量使用火器，
冷热兵器配备达到了３：１，据孙文良、李治亨《明清战争史略》一文，仅从万
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至天启元年（１６２１），三年中因辽战发往广宁以资
补充的各种火器，累计大炮１８１５４门，佛郎机４０９０架，枪类２０８０杆，
火药类１７７，３６５８斤，大小铅弹１４２３６８斤，大小铁弹１２５３２０
０个之多。火器几乎占到了全部兵器的一半。
说到武器的先进程度，明军当然胜过清军，不过为何又在两军对垒之际无从
发挥，交战中屡战屡败呢？对此，黄宇仁先生在《１６１９年的辽东战役》一文
中论及，明军自戚继光以降，出战习惯布成方阵，火器列于阵前，炮置地面，每
临交锋，必先放射火炮，以杀敌首锋，确起一定杀伤力而扼敌人进攻于一时。但
明军布阵的墨守成规，一成不变遂逐渐为敌所窥，清兵改以“铁骑冲突，如风如
电”以己快速凌厉之长争取先机，抢于明军点燃发射之前，迅速突入射程，使明
军虽发射火炮，却使炮弹落空，或伺机明军第—次发射后，骠骑全速冲锋突破明
军阵势，不给明军机会发射第二炮，于是火器功能顿丧，明军为逃避骑兵冲击，
每每望风弃火器而溃。清兵通常以精锐骑兵约“四万，人马皆拉金甲，马首两面
皆夹长枪，对阵冲来”，明军“非抢倒，即箭射死”。此外，当时内府所制火器
质量甚差，使用时屡屡发生爆裂事故，造成自我杀伤，更使燃点者战战筋筋，不
敢多用，也是一大原因。
辽东宁、锦战役中使用的西洋大炮，得力于徐光启“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
资城守。帝善其言。”（《明史列传１３９》），经由熟谙西方技术的徐光启穿
针引线，由李之藻等人具体运作而引进。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提及，
“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
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
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
国。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
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
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曾自一艘在澳门附近搁浅的英国船上获大炮十二尊，决
定全部卖给中国。天启元年十二月，首批四门大炮运抵京师时，因侍卫之盛，民
众夹道而观，欲一睹丰采。后来有一门炮在试验中炸坏了，剩余的十一门全部发
往山海关，供孙承宗调遣，孙又调到了关外。据周峥先生考证，“这种红衣大炮
属当时最新改造的英国加农炮，为前装滑膛炮，管长３米，口径１３２５毫米，
炮管长度为口径２４倍。炮身铸有六道箍，火门位于炮管后部，尾盖形如覆盂，
尾部顶端有球珠，炮管中部两侧各铸炮耳一，以便安放用架之上，炮身铸有盾形
框徽，框中微号下为三艘四桅风帆艇，上有两顶上冠及两只雄狮。据此知为英国
东印度公司之物，该炮弹低伸，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极大，可调整发射角，
且性能安全，为当时欧洲击杀密集进攻最锐利的大炮，其先进程度比之佛郎机炮
实难以估计其倍数。”（见《明清边政与治乱》）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帅大军十三万围攻宁远，而袁崇焕守军仅一万二千
人，辽东经略高第则全军据守山海关，龟缩不敢来救。但宁远城将士同心，“崇
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
入城，清野以待。”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双方血战三日，“明日，大
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
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明史列传１４７》）这一仗下来，清军在宁
远军民的英勇抗击和新型火炮的威力下不仅损失惨重，努尔哈赤本人亦被炮火击
中，身受重伤，到八月即不治身亡。宁远大捷“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
疆吐气。”
天启七年，皇太极为报父败之耻，亲率大军再次围攻锦州、宁远。“五月，
大清兵围锦州，（赵）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婴城固守。发大炮，
颇多击伤。相持二十四日，围始解”（《明史列传１５９》）。锦州不下，皇太
极又退攻宁远。五月二十八日午时抵宁远东北山下扎营，“明总兵满桂之兵及密
云兵宁远城东二里，列阵于南，沿城环列枪炮。”皇太极欲攻城，三大贝勒知火
炮历害，“皆以距城近，不宜攻。”皇太极怒曰：“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
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乃亲自指挥进
攻，“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
世禄、大寿大战城外”，据有关记载，连皇太极的大营都被炮火击毁。清军又
“值天溽暑，士卒死伤甚众。”（《清史稿本纪二》），到六月五日，皇太极被
迫撤退。时隔宁远大捷一年另四个月，袁崇焕再度取得宁、锦防卫战的大捷。
当时，因战事不利，传统火器又存在质量问题，镇守辽东的明军将领大都认
为火器不得力，不如刀枪便利，纵有大量火器而不能善用。袁崇焕不墨守旧规，
设炮台，筑边城，果断使用先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为重点武器，从而力抵外侮，重
创来犯之敌，令辽东边防军事格局为之一振。大炮的使用虽然历史已久，但多以
威慑为目的，虽也有一定杀伤力，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胜负靠的是短兵相接
的肉搏。以炮火强大的火力和杀伤力作为战争中攻防的基本和决定胜负最主要的
力量，袁崇焕似为首倡。当然，这里面也有局势所迫而不得已的原因，如他本人
上书所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
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列传１４７》）
满清受此打击，亦有所觉，慢慢开始效仿，从此以后，于中国战争历史上，
大炮遂成为战场占主导地位的攻防武器。这一点不用多说，只看《康熙大帝》这
部电视剧就可以得知。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为此创举的第一人，袁崇焕实在功不可
没。
明人自制的火枪好像不行，但把明清对抗完全归于明自制火枪不力是不公平
的。永历朝明人都成了基督徒，又得益于葡萄牙人提供的火枪，军队装备大大西
化，一改弘光朝以前以火炮为主的状况，在西南战场上，“北兵用弓矢，南兵用
枪炮”（北兵也不是满洲人，而是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但南人丝毫不占上风。
后来郑成功进犯台湾，陆军装备也是铁甲弓矢，同样击败荷兰人。（明末军阀各
自为战，互不相连，郑军主要海军，陆上军队主要为铁骑。但永历朝廷则不同，
当时葡萄牙为西班牙合并，在澳葡人拒不效忠腓力二世，于是全心附明，崇祯朝
的火炮、永历朝的火枪，都是葡萄牙提供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参战，抗击清兵）
可见当时火器对铁骑并无优势。（马木留克骑兵当时对欧洲人还是有威慑力的，
就是明证）事实上，当时明人并非一味追求火器，关宁铁骑是明代最厉害的军队，
就是以骑兵为主。现在一些愤青拼命夸大事实，并认为明军大量装备火器理应击
败满洲铁骑是不正确的（直道１８世纪英国人面对恐怖的阿富汗的骑兵还是十分
畏惧的，甚至１９世纪僧格林沁的骑兵也让英法联军敬畏三分，要求明军一定要
必胜清兵，难道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清代初年和日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火器装备，但没有理论科学技术基础，是
没有前途的。所以日本很快衰弱，清代也一样，他们不重视真正理论的东西，只
是简单把西洋文物拿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康熙喜欢科学技术，但仅喜欢技
术，对原理不求甚解，终有清一代均如此。这样他们即时不闭关，一样会弱后与
世界。不过清季渐衰不止如此。清人弓马立国，并不重视火器（在当时这并不无
理，马木留克也是如此，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也十分厉害）清初火器的广泛使用，
很大是因为清军主力都是降清的明军劲旅。三藩反正被平定后，清人即开始走下
坡，康熙的木兰围场就没有火器的分。（事实上也用不着，噶尔丹、和卓木似乎
也不需火器就能平定）以致清末英人犯阙，清军用的竟是三百年前明清对抗时的
火炮。这就不是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了。而且，明人十分喜好古希腊科学，士大夫
甚至痴迷之。这一点我也奇怪，好像在科学发挥她应有的威力前就重视甚至痴迷
之的也只有１２世纪的欧洲人和１６世纪的明人。（奇怪的是，清人对待她就成
了“淫巧”，甚至在今天，我们都还是以“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功利思
想来学的，比较明人的自发学习，我们难道无愧？）而当时西欧也不过才开始文
艺复兴，中西相差并不远。简单认定明人必将因为技术不足而使国力下降，是没
有道理的。而且，明代确实拥有开花弹。开花弹——这是爆炸性弹丸的别称，内
部装有火药，因其炸开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而得名。中国自南宋未期就出
现了铁壳开花弹，其改进型曾被元军用于征讨日本之役。炮射开花弹在明代中后
期得到广泛应用，如宁锦大捷，就是使用这种炮弹的成功范例。
和佛郎机炮不同，明军的开花炮弹是自己研制的，公元１４８８一１５０５
年，明人在传统爆炸性火器的基础上发明了被称为“毒火飞炮”、“击贼神击石
榴炮”等早期爆炸弹，这一时间不晚于西方同期出现的开花弹，而且毒火飞炮还
是化学弹头，“内置砒霜、毒药，落地后爆炸，药物和铁壳碎片同时杀伤敌军。”
其威力堪称当世独步，石榴炮是常规弹头，“形如石榴，碗口大小，内置火药，
配以特制慢燃火种，抛至敌阵，受震而爆。”这些显然都属于开花弹。
东西方的开花弹有明显区别：西方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
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代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
突出台体，台面中间有一圆型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设计比信管型尤
为科学，其实无论“信管”还是“药捻‘”，都属于时间引信，是现代炮弹引信
的始祖，这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这一点，
简单认为中国没有开花弹是没道理的。
明代的开花弹到清代是否失传？一种说法是失传了，由于清代“重骑射，轻
火器”，明代屡建奇功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在中国已经无人知晓了，以至
于李鸿章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引进西式
开花弹。后来左宗棠在新疆平叛时，从一处明代古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
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另一种说法是没失传，开花弹流的确传到了清代，只不过性能差了点，依据
是《清代文献通考》记载，康熙年间“威远大将军”炮能发射重达三十斤的空心
爆炸弹；这种炮重三百斤左右，身管极短，射程较近，估计是明代“飞云霹雳炮”
的发展型。不过就算没失传，和西方、乃至和明朝中后期相比也是落后了，不适
应实战了，其重要表现就是射程上的差距和引信类型上的不同，鸦片战争的结果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明军火器部分就不多说了.
只说下同时期外国军队的几件事
马木留克就是让土耳其用火炮火枪给征服的
哥萨克骑兵在正规的面对面的冲锋中其实不怎么样，他们声明大震拜他们的野蛮所致
二鸦的时候英法联军对僧王的骑兵敬畏三分不知从何说起
只说下同时期外国军队的几件事
马木留克就是让土耳其用火炮火枪给征服的
哥萨克骑兵在正规的面对面的冲锋中其实不怎么样，他们声明大震拜他们的野蛮所致
二鸦的时候英法联军对僧王的骑兵敬畏三分不知从何说起
马木留克骑兵究竟是怎么失败的？
拿破仑曾在一则日记中描述过马木留克骑兵与法国骑兵之间的战斗情形：“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通常认为，马木留克骑兵人数虽多但纪律松散，因此最终反倒败于人数较少但却注重发挥集体威力的法国骑兵手下。那么，马木留克骑兵真的是因为军纪问题导致最终失败的吗？或者，他们真的是败于法国骑兵之手吗？
关于这两个问题，小兵一直觉得多年来似乎有以讹传讹之嫌。马木留克军队的来源，大都是自小就被阿拉伯人贩子从中亚和高加索拐卖来的儿童，他们被各地苏丹购买后就成为其御用的奴隶军。一开始这些孩子被灌输以伊斯兰教义和培养对主人的忠诚，在十四岁后则被送入专门的马木留克军事院校进行严酷的训练。他们必须熟练的掌握各种武器——弯刀、长矛尤其是骑射术。在更高级的骑术训练中（即骑兵战术协同演练），每一名马木留克士兵都需要注意锻炼自己如何与整体战术单位间的协调一致。马木留克军队的作战方式较之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骑兵也有很大差别，最显著一点就在于“他们更注重以严密整齐的队形发起冲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败在拿破仑手下），而这也亦可作为马木留克骑兵绝非一盘散沙的佐证。说他们纪律散漫，小兵以为，这既有可能源于欧洲人对“忽聚忽合、来往不定”的东方式骑兵战术的不理解，也有可能纯粹是拿破仑本人的种族优越感在作怪（毕竟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纵观古今战史，一支军队即便纪律再严明，也改变不了因战术失当、指挥失误以及装备太差所导致的失败后果。其实，马木留克骑兵的失败，跟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八里桥的惨败情形差不多，都主要是个战术问题。由于二者均在战斗中采取了逐梯次投入兵力的“添油”式战法，即在没有隐蔽物的开阔地分批次向敌军预设火力阵地发起冲锋，结果一个集团接着一个集团的被对方密集火力所覆盖和歼灭。
僧格林沁麾下的数万蒙古子弟兵，素以战力强悍、军纪严苛著称，但面对着装备有当时（19世纪）最先进武器的英法侵略军，中国骑兵却依旧沿用了老祖宗千百年间传下来的古典战术——“集团冲锋”。在己方帅旗的统一调度指挥下，中国骑兵忠实的执行了僧格林沁的每一道命令。结果一批批忠勇的将士永远倒在了距离敌阵地仅数百码的地方，再也没能站起来。尽管如此，少数中国骑兵还是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进入了弓箭的有效射程，这些弓马娴熟的草原雄鹰充分施展了自己的高超骑射术——他们双腿夹紧马肚，口中衔着数支箭，不断以快速的抽射向敌人射出一支支复仇的利矢。待杀入敌阵后，中国骑兵挥舞马刀或长矛左冲右突，拼命砍杀侵略者；有的则在中弹后还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兵器投掷向敌人……就是这一小部分中国骑兵，依然给英法侵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在西方人撰写的有关这场惨烈战斗的书籍中，他们是这样心怀敬畏的描绘中国军队壮举的——“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呼喊前进，反复的勇猛冲杀……（中国军队）一步不退，勇敢坚持，最后全部战死沙场”，“他们中无一人后退，全部以身殉职”！
至于彻底击败马木留克骑兵的，莫非真的是法国远征军那点可怜巴巴的骑兵小队吗？当然不是。法军在埃及境内一直遭到马木留克骑兵的围堵和袭扰，苦不堪言，这种情况迫使拿破仑用计诱使马木留克军队与之决战。战前，法军统帅拿破仑根据战场态势，巧妙布署了己方部队的火力配置：一方面着眼于充分发扬炮兵的强大威力，将几百门大炮埋伏在两翼待机而发；另一方面则命令步兵改变传统的线式战术，即不再采取狭长但纵深较浅的队列，而改为可以四面御敌的方阵。战斗打响后，面对铺天盖地蜂涌而来马木留克骑兵，拿破仑迅即命令炮兵开火，在较远的距离上给予了对手以沉重打击；但当时的火炮覆盖密度与杀伤威力并不能完全压制行动迅速的骑兵。很快，马木留克兵还是冲到了离法军阵地不远的地方，这时拿破仑命令法军的步兵方阵：后排士兵将填满子弹和火药的步枪迅速向前传递！就这样，本来火力持续性较差的步兵方阵，突然间变成了连绵不绝喷吐火舌的恶龙，马木留克骑兵即便再骁勇善战，也难以抵挡这致命的火力奇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弹落马，而少数侥幸生还的人则掉头便跑，只想着快一些逃离这可怕的杀戮地带。
从单纯军事角度看，如果当时埃及和中国骑兵能够多路同时向敌发起突击，或是在某个方向以小股部队诱敌，在将敌注意力吸引开后突然从敌侧后发起迂回进攻的话，那么尽管他们装备相对落后（埃及军队也有不少火器），但中国和埃及军队依然会有很大的胜算。这两种战法总的意图都是为了“快速接敌以便发挥冷兵器的威力，令对手防不胜防，用速度和贴身肉搏抵消敌军的火力优势”。实际上，单纯从体力和骑术上比较马木留克骑兵和法国骑兵并不科学。作为游牧民族，马木留克兵的骑术确实了得，这一点，西方刻板教条的军事训练下培养出来的正规骑兵还真是比不了；但若说他们的体力胜过欧洲人（而且还是精挑细选的大块头，法国骑兵对入选者的身高体重要求都远高于其他军兵种），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总之，纪律固然重要，但它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惟一因素。恩格斯提及这一战例（马木留克骑兵与法军交战），是为了说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但如果我们借此为夸大纪律的作用而轻率的看待历史问题，就会因为仅仅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以至于令自己陷入主观臆断和片面分析的死胡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兵觉得，有关马木留克骑兵的典故还是不要继续人云亦云了吧。
拿破仑曾在一则日记中描述过马木留克骑兵与法国骑兵之间的战斗情形：“两个马木留克骑兵绝对能打赢3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3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000个法国兵总能打败1500个马木留克兵”。通常认为，马木留克骑兵人数虽多但纪律松散，因此最终反倒败于人数较少但却注重发挥集体威力的法国骑兵手下。那么，马木留克骑兵真的是因为军纪问题导致最终失败的吗？或者，他们真的是败于法国骑兵之手吗？
关于这两个问题，小兵一直觉得多年来似乎有以讹传讹之嫌。马木留克军队的来源，大都是自小就被阿拉伯人贩子从中亚和高加索拐卖来的儿童，他们被各地苏丹购买后就成为其御用的奴隶军。一开始这些孩子被灌输以伊斯兰教义和培养对主人的忠诚，在十四岁后则被送入专门的马木留克军事院校进行严酷的训练。他们必须熟练的掌握各种武器——弯刀、长矛尤其是骑射术。在更高级的骑术训练中（即骑兵战术协同演练），每一名马木留克士兵都需要注意锻炼自己如何与整体战术单位间的协调一致。马木留克军队的作战方式较之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骑兵也有很大差别，最显著一点就在于“他们更注重以严密整齐的队形发起冲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败在拿破仑手下），而这也亦可作为马木留克骑兵绝非一盘散沙的佐证。说他们纪律散漫，小兵以为，这既有可能源于欧洲人对“忽聚忽合、来往不定”的东方式骑兵战术的不理解，也有可能纯粹是拿破仑本人的种族优越感在作怪（毕竟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纵观古今战史，一支军队即便纪律再严明，也改变不了因战术失当、指挥失误以及装备太差所导致的失败后果。其实，马木留克骑兵的失败，跟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八里桥的惨败情形差不多，都主要是个战术问题。由于二者均在战斗中采取了逐梯次投入兵力的“添油”式战法，即在没有隐蔽物的开阔地分批次向敌军预设火力阵地发起冲锋，结果一个集团接着一个集团的被对方密集火力所覆盖和歼灭。
僧格林沁麾下的数万蒙古子弟兵，素以战力强悍、军纪严苛著称，但面对着装备有当时（19世纪）最先进武器的英法侵略军，中国骑兵却依旧沿用了老祖宗千百年间传下来的古典战术——“集团冲锋”。在己方帅旗的统一调度指挥下，中国骑兵忠实的执行了僧格林沁的每一道命令。结果一批批忠勇的将士永远倒在了距离敌阵地仅数百码的地方，再也没能站起来。尽管如此，少数中国骑兵还是突破了敌人的火力封锁线，进入了弓箭的有效射程，这些弓马娴熟的草原雄鹰充分施展了自己的高超骑射术——他们双腿夹紧马肚，口中衔着数支箭，不断以快速的抽射向敌人射出一支支复仇的利矢。待杀入敌阵后，中国骑兵挥舞马刀或长矛左冲右突，拼命砍杀侵略者；有的则在中弹后还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中的兵器投掷向敌人……就是这一小部分中国骑兵，依然给英法侵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在西方人撰写的有关这场惨烈战斗的书籍中，他们是这样心怀敬畏的描绘中国军队壮举的——“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呼喊前进，反复的勇猛冲杀……（中国军队）一步不退，勇敢坚持，最后全部战死沙场”，“他们中无一人后退，全部以身殉职”！
至于彻底击败马木留克骑兵的，莫非真的是法国远征军那点可怜巴巴的骑兵小队吗？当然不是。法军在埃及境内一直遭到马木留克骑兵的围堵和袭扰，苦不堪言，这种情况迫使拿破仑用计诱使马木留克军队与之决战。战前，法军统帅拿破仑根据战场态势，巧妙布署了己方部队的火力配置：一方面着眼于充分发扬炮兵的强大威力，将几百门大炮埋伏在两翼待机而发；另一方面则命令步兵改变传统的线式战术，即不再采取狭长但纵深较浅的队列，而改为可以四面御敌的方阵。战斗打响后，面对铺天盖地蜂涌而来马木留克骑兵，拿破仑迅即命令炮兵开火，在较远的距离上给予了对手以沉重打击；但当时的火炮覆盖密度与杀伤威力并不能完全压制行动迅速的骑兵。很快，马木留克兵还是冲到了离法军阵地不远的地方，这时拿破仑命令法军的步兵方阵：后排士兵将填满子弹和火药的步枪迅速向前传递！就这样，本来火力持续性较差的步兵方阵，突然间变成了连绵不绝喷吐火舌的恶龙，马木留克骑兵即便再骁勇善战，也难以抵挡这致命的火力奇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中弹落马，而少数侥幸生还的人则掉头便跑，只想着快一些逃离这可怕的杀戮地带。
从单纯军事角度看，如果当时埃及和中国骑兵能够多路同时向敌发起突击，或是在某个方向以小股部队诱敌，在将敌注意力吸引开后突然从敌侧后发起迂回进攻的话，那么尽管他们装备相对落后（埃及军队也有不少火器），但中国和埃及军队依然会有很大的胜算。这两种战法总的意图都是为了“快速接敌以便发挥冷兵器的威力，令对手防不胜防，用速度和贴身肉搏抵消敌军的火力优势”。实际上，单纯从体力和骑术上比较马木留克骑兵和法国骑兵并不科学。作为游牧民族，马木留克兵的骑术确实了得，这一点，西方刻板教条的军事训练下培养出来的正规骑兵还真是比不了；但若说他们的体力胜过欧洲人（而且还是精挑细选的大块头，法国骑兵对入选者的身高体重要求都远高于其他军兵种），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难以信服的。
总之，纪律固然重要，但它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惟一因素。恩格斯提及这一战例（马木留克骑兵与法军交战），是为了说明质与量的辩证关系，但如果我们借此为夸大纪律的作用而轻率的看待历史问题，就会因为仅仅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以至于令自己陷入主观臆断和片面分析的死胡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小兵觉得，有关马木留克骑兵的典故还是不要继续人云亦云了吧。
依然给英法侵略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
再说八里桥之战
宗春启
通州向西有个八里桥，又叫永通桥，是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一座石拱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军队在这里和入侵的英法联军打过一仗，史称八里桥之战。
介绍八里桥之战的文章很多，然而说法也多，有的互相抵牾，有些是明显的舛误。十年前北京一家大报在谈到八里桥时，说当年义和团在这里消灭了英法联军一千多人。遭到一位老报人的激烈批评，说北京的报纸、北京的记者，竟然不了解北京历史。笔者手边有本通州人自己编写、2004年出版的小册子:《通州古建》，其中也说“清军在八里桥与八国联军大战数日”，“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数次冲锋均未成功，最终失败”。看来，通州人也未必清楚通州的历史。
其实，八里桥之战发生在1860年9月21日，抗击的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入侵是1900年的事。僧格林沁没能看见八国联军入侵，因为他1865年在山东镇压捻军时阵亡了。再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倒是跟义和团和清军打了几仗，但战场都不是在八里桥。
八里桥之战清军败了。不然，咸丰皇帝就不用逃往承德、圆明园也就不会被焚毁了。败是败了。那么，清军消灭了一千多侵略者没有呢？很多资料对此回答都是肯定的。笔者从一部介绍蒙古族历史的专著里看到，说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之战中“毙伤敌军千余人”。毙者，致死也；“毙伤”自然就是“死伤”的意思。这跟“消灭”一千多人虽有出入，但意思还算接近。在网上搜索一下“八里桥之战”，发现很多说法惊人相似。惟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毙伤”敌人的数字上。有的说“毙伤数百敌人”，有的说，“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然而僧格林沁给皇帝的奏折上说，这场战斗“鏖战两时之久”。两时，不是两个小时，而是两个时辰，就是说，持续了四个小时——这跟法国人记录的情况差不多。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战斗是从清晨七时许开始的，一直打到中午。那么，到底清军“毙伤”多少敌人呢？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上看，并无确切数字，只看到“毙贼甚众”、“复又毙贼多名”这样含糊其辞的话。很可能，“毙伤数百敌人”和“毙伤千余人”之说，是后人推测的。
英法联军的总数不到两万人。其中英军约一万两千人。进攻八里桥的是法国军队，司令叫孟托班，率两个旅，全部人马不到八千人。据僧格林沁向皇帝报告的法军人数是“不过五六千名”，这可能是法军投入战斗的实际人数。清军人数，据孟托班回忆录说是“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而根据当时俄国大使提供给英国人的情报，清朝军队在八里桥一役投入的兵力超过五万五千人。
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为什么战败了呢？因为武器太落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主要武器是弓箭、长矛，还有少量的火绳枪。清军虽有大炮，但非常落后，杀伤力本来就不大，还打不准。而法国士兵手中的步枪有效射程可达一千五百米，还配备有先进的火炮。
战斗打响之后，两军相持了一段时间。僧格林沁的骑兵曾一度逼近敌军指挥部，冲到距敌人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但是接下来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他们的弓箭也没有对躲在壕堑里的法国士兵造成威胁。相反，法国士兵“每颗子弹打出去，总有某个骑兵落马”，冲到前面的骑兵“遭到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都被打死”。但是人数众多的蒙古骑兵，还是呐喊着冲了上来。正在这时，“由于道路很坏”，一度“中途被阻”的法军大炮赶到了，炮弹准确地落在蒙古骑兵中间，骑兵开始溃散了。清军指挥官之一的胜保也被炮火击中，坐骑被炸死，他本人也多处受伤，被抬下火线。“炮弹倾泻在桥上”，“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桥板上安放着的石头老虎(按:应该是石狮子)也给炸坏了”。炮火迫使清军开始无秩序地后退，法军乘机出击，士兵们端着刺刀扑向八里桥。尽管守桥的清军非常勇敢，“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八里桥被法军占领了。
孟托班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法皇提议再给他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但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十二个，这才是八里桥之战法军死亡的人数。而清军呢，则是“伤亡过半”，将近两万人。
注:本文史料取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再说八里桥之战
宗春启
通州向西有个八里桥，又叫永通桥，是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一座石拱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军队在这里和入侵的英法联军打过一仗，史称八里桥之战。
介绍八里桥之战的文章很多，然而说法也多，有的互相抵牾，有些是明显的舛误。十年前北京一家大报在谈到八里桥时，说当年义和团在这里消灭了英法联军一千多人。遭到一位老报人的激烈批评，说北京的报纸、北京的记者，竟然不了解北京历史。笔者手边有本通州人自己编写、2004年出版的小册子:《通州古建》，其中也说“清军在八里桥与八国联军大战数日”，“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数次冲锋均未成功，最终失败”。看来，通州人也未必清楚通州的历史。
其实，八里桥之战发生在1860年9月21日，抗击的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入侵是1900年的事。僧格林沁没能看见八国联军入侵，因为他1865年在山东镇压捻军时阵亡了。再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倒是跟义和团和清军打了几仗，但战场都不是在八里桥。
八里桥之战清军败了。不然，咸丰皇帝就不用逃往承德、圆明园也就不会被焚毁了。败是败了。那么，清军消灭了一千多侵略者没有呢？很多资料对此回答都是肯定的。笔者从一部介绍蒙古族历史的专著里看到，说僧格林沁指挥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之战中“毙伤敌军千余人”。毙者，致死也；“毙伤”自然就是“死伤”的意思。这跟“消灭”一千多人虽有出入，但意思还算接近。在网上搜索一下“八里桥之战”，发现很多说法惊人相似。惟有一点不同，就是在“毙伤”敌人的数字上。有的说“毙伤数百敌人”，有的说，“激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然而僧格林沁给皇帝的奏折上说，这场战斗“鏖战两时之久”。两时，不是两个小时，而是两个时辰，就是说，持续了四个小时——这跟法国人记录的情况差不多。按照法国人的说法，战斗是从清晨七时许开始的，一直打到中午。那么，到底清军“毙伤”多少敌人呢？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上看，并无确切数字，只看到“毙贼甚众”、“复又毙贼多名”这样含糊其辞的话。很可能，“毙伤数百敌人”和“毙伤千余人”之说，是后人推测的。
英法联军的总数不到两万人。其中英军约一万两千人。进攻八里桥的是法国军队，司令叫孟托班，率两个旅，全部人马不到八千人。据僧格林沁向皇帝报告的法军人数是“不过五六千名”，这可能是法军投入战斗的实际人数。清军人数，据孟托班回忆录说是“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而根据当时俄国大使提供给英国人的情报，清朝军队在八里桥一役投入的兵力超过五万五千人。
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为什么战败了呢？因为武器太落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主要武器是弓箭、长矛，还有少量的火绳枪。清军虽有大炮，但非常落后，杀伤力本来就不大，还打不准。而法国士兵手中的步枪有效射程可达一千五百米，还配备有先进的火炮。
战斗打响之后，两军相持了一段时间。僧格林沁的骑兵曾一度逼近敌军指挥部，冲到距敌人不到五十米远的地方，但是接下来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战斗，他们的弓箭也没有对躲在壕堑里的法国士兵造成威胁。相反，法国士兵“每颗子弹打出去，总有某个骑兵落马”，冲到前面的骑兵“遭到密集火力的狙击，许多人和马都被打死”。但是人数众多的蒙古骑兵，还是呐喊着冲了上来。正在这时，“由于道路很坏”，一度“中途被阻”的法军大炮赶到了，炮弹准确地落在蒙古骑兵中间，骑兵开始溃散了。清军指挥官之一的胜保也被炮火击中，坐骑被炸死，他本人也多处受伤，被抬下火线。“炮弹倾泻在桥上”，“桥栏上的大理石被炸得粉碎”，“桥板上安放着的石头老虎(按:应该是石狮子)也给炸坏了”。炮火迫使清军开始无秩序地后退，法军乘机出击，士兵们端着刺刀扑向八里桥。尽管守桥的清军非常勇敢，“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八里桥被法军占领了。
孟托班回国后被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还让他当了参议员。法皇提议再给他年金五万法郎作为奖赏，但遭到了多数议员的反对。议员们认为，发生在八里桥的不过是“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说“在整个战役期间，我们只有十二个人被打死”，不值得再给他那么高的奖赏！
十二个，这才是八里桥之战法军死亡的人数。而清军呢，则是“伤亡过半”，将近两万人。
注:本文史料取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样的战例应该广为宣扬，以鼓励国民爱好科技，树立科技就是第一战斗力的意识
那个。。夸张的。。有些过头了。。。:L
纵观史海，满清确是中华文明的悲剧！
:Q倒霉的是几百年前在巴勒斯坦刀兵相见的蒙古骑兵和马木留克骑兵在19世纪中叶一样样地完蛋了。
明的实在懒得说了，跟关于朝鲜火器的一样，基本没正确的。。。
那个远距的日本铁炮跟近距的朝鲜火炮。。。很不幸的是棒子的玄字铳筒射次大箭（就您文章中所谓的木矢中的第三种，棒子排在大将军箭、将军箭后面的玩意）可以飚2000来米远。。。而且也配有相应的铁蛋。。只比射程我还真不晓得什么级别的日本铁炮可以远过它
飞击震天雷是带引信内装火药的21cm直径的空心铁球。。
棒子有把火铳装箭矢的传统
棒子在壬辰倭乱时代可以产2.2cm口径长度91cm的铳筒
棒子的天地玄黄字铳筒是口径与长度为1：9的明式火炮
胜字铳。。那是个还没大口径火绳枪重的玩意。。
如起源君出土的“萬曆己卯四月日造 勝字七斤六兩 匠揆加”“萬曆乙卯銘勝字銃筒（明斤7斤八两多）”別勝字銃筒“萬曆二十年三月 日南原別勝重五斤二兩希均第七十一”胜字铳筒是类似三眼铳级别的玩意，不过是单眼铳罢了。。1986年11月29号出土之宝物884号三穴铳筒上铭文：“萬曆癸巳十二月日造重五斤七兩每穴藥六錢鐵丸二匠全信金”
说实在的。。夸张的离谱真的不好。。。搞得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何意义
昨夜打错唐小铳口径，补偿玄字铳筒配次大箭图：
棒子玩棒子图
明的实在懒得说了，跟关于朝鲜火器的一样，基本没正确的。。。
那个远距的日本铁炮跟近距的朝鲜火炮。。。很不幸的是棒子的玄字铳筒射次大箭（就您文章中所谓的木矢中的第三种，棒子排在大将军箭、将军箭后面的玩意）可以飚2000来米远。。。而且也配有相应的铁蛋。。只比射程我还真不晓得什么级别的日本铁炮可以远过它
飞击震天雷是带引信内装火药的21cm直径的空心铁球。。
棒子有把火铳装箭矢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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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起源君出土的“萬曆己卯四月日造 勝字七斤六兩 匠揆加”“萬曆乙卯銘勝字銃筒（明斤7斤八两多）”別勝字銃筒“萬曆二十年三月 日南原別勝重五斤二兩希均第七十一”胜字铳筒是类似三眼铳级别的玩意，不过是单眼铳罢了。。1986年11月29号出土之宝物884号三穴铳筒上铭文：“萬曆癸巳十二月日造重五斤七兩每穴藥六錢鐵丸二匠全信金”
说实在的。。夸张的离谱真的不好。。。搞得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何意义
昨夜打错唐小铳口径，补偿玄字铳筒配次大箭图：
棒子玩棒子图
在明朝，最有市场的一句话就是“夷狄人面兽心，反复无常，绝不可信。”
蒙古的残酷屠杀让北方汉人锐减六成的人口，南方损失也超过三成，华夏的仁慈和包容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上到下的警惕和怀疑，明朝对北方异族只有一种语言——打。
有不少专家教授抨击这种野蛮的民族政策，满清入主中原后的手段他们认为好得多，清朝的“大帝”们不歧视华夏眼中的“夷狄”，还肯把格格不停地送去蒙古——靠女人的身体维持和平多好啊，还多了不少风花雪夜谈资。
北京满学会阎崇年会长说得好，满清为中国打下了近代疆域的基础，没有满清就没有五十六的民族，没有满清就没有东北，新疆，西藏。
大明的奴尔干都司和乌思藏都司是什么？幻觉！反满人士的无耻谰言。
抗战其实没有发生，共和国也不曾派兵西藏、新疆。这都是幻觉！统统是为了诬蔑伟大的清朝而故意扭曲事实。
历史真相是中国人喊了几声：“我们是满清遗产的继承者！”日本人就乖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分离主义者也都痛哭流涕地回归祖国了，天神更是急不可待地送来财富了。中国的兴盛和国人的自强不息无关、和战士流出的热血无关、和父辈洒下的汗水无关，一切的一切都是满清的余威罢了。
蒙古的残酷屠杀让北方汉人锐减六成的人口，南方损失也超过三成，华夏的仁慈和包容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上到下的警惕和怀疑，明朝对北方异族只有一种语言——打。
有不少专家教授抨击这种野蛮的民族政策，满清入主中原后的手段他们认为好得多，清朝的“大帝”们不歧视华夏眼中的“夷狄”，还肯把格格不停地送去蒙古——靠女人的身体维持和平多好啊，还多了不少风花雪夜谈资。
北京满学会阎崇年会长说得好，满清为中国打下了近代疆域的基础，没有满清就没有五十六的民族，没有满清就没有东北，新疆，西藏。
大明的奴尔干都司和乌思藏都司是什么？幻觉！反满人士的无耻谰言。
抗战其实没有发生，共和国也不曾派兵西藏、新疆。这都是幻觉！统统是为了诬蔑伟大的清朝而故意扭曲事实。
历史真相是中国人喊了几声：“我们是满清遗产的继承者！”日本人就乖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分离主义者也都痛哭流涕地回归祖国了，天神更是急不可待地送来财富了。中国的兴盛和国人的自强不息无关、和战士流出的热血无关、和父辈洒下的汗水无关，一切的一切都是满清的余威罢了。
围观某大仙不懂装懂
尾翼稳定的穿甲弹;P，在明朝的军事书籍中有记载，大约还是中国人发明的，朝鲜人喜欢用而已。一般都是火铳用的，炮用的少。朝鲜那边由于喜欢用这个，作了相当多的改进，火铳用的箭形弹已经发展到全金属弹体和尾翼，但是无一例外都是箭形弹的主体部分在枪口之外，这就极大的限制了这种弹的射程，因此实用性并不好。
如果能发明弹托，那么这种代唯一的箭形弹就是那个时代的神器了，可惜事实上它并不比弹丸好到哪里去。;P
如果能发明弹托，那么这种代唯一的箭形弹就是那个时代的神器了，可惜事实上它并不比弹丸好到哪里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