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海外文物回归揭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0:50:23
2009-02-24 08:07:08
“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那场即将在巴黎落槌的拍卖，和80多位中国律师提起的诉讼，已经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其实，二者可能相去甚远。当然，律师刘洋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2009年2月17日，当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这位50多岁的律师刚刚走下从北京到海口的飞机。他在电话中踌躇满志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行是为了办护照，然后就去法国打官司。
同一天，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北京联络处仍然继续沉默，蜂拥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访申请将转往法国总部，这也意味着回音杳然。在牛宪峰看来，这是一种高调中的低调。
牛宪峰的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这个名称拗口的公益性社团，隶属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此前，它曾参与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回购运作。2008年秋天，佳士得将拍卖另两个圆明园兽首铜像---兔首、鼠首的消息，就是由这家基金会首先在国内发布的。
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78岁的皮埃尔·贝杰。在他的商业伙伴及男友伊夫.圣罗兰于2008年6月去世后，他是备受关注的这两件圆明园遗物的实际所有人。
另一个让这次事件升温的信号是，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公开消息一波三折，但拍卖已如箭在弦上。当2月23日、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个时刻，在巴黎大皇宫槌声清脆之时，拍卖的结束，却也未必意味着纷扰的落幕---律师们有自己的应变之策，买卖双方或许未必落袋为安；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运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舆论漩涡，依旧会牵动人心。
律师刘洋
在黄寺大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微微发福、嗓门洪亮的刘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刘洋祖籍江苏，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的工厂上班。那时的“文学青年”刘洋曾想做诗人、作家。后来他考上了大学。1989年，刘洋跑到海南“闯荡”。“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我梦想着成为像李嘉诚一样远近闻名的富翁。”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因为一次偶然帮朋友的公司处理房租纠纷，刘洋被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便进入法律行业，并成为一名职业律师。
刘洋进入公众视线，源自2007年起诉美国收藏家讨要龙门石窟佛首的案件。此案虽然在洛阳中院立案成功，但终因没有原告不了了之。但刘洋说，为这个诉讼追索的法律课题，他足足准备了4年。
有媒体这样评价刘洋：“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师，倒像热情健谈的商人。”
获得“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称号的刘洋，后来并不像其他“公益律师”那样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离开了只有十几名律师的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转投拥有100多位注册律师，在上海、武汉、深圳和重庆设有分所的天依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合伙人。
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圆明园兽首铜像将被拍卖的消息。“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图书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此案可诉。”
刘洋随即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律师，组成国内律师团进行诉讼准备。
圆明园兽首诉讼面临着和龙门石窟佛首案同样的问题：原告缺位。圆明园管理处很快就拒绝了“邀请”。这时，刘洋想到了在龙门石窟佛首案中结识的牛宪峰。
瞄准流失“国宝”的基金会
牛宪峰说，他们很早就曾接触过兔首和鼠首的卖家。那还是在2003年，基金会刚刚运作了猪首回购，由澳门“赌王”何鸿向该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里买回了这件文物并捐献国家。
“中间人说1000万美元一只，我们买不起。”牛宪峰并不了解当时所有者的身份。但根据后来的信息，伊夫.圣罗兰此时已经拥有了这两件文物。牛宪峰也承认，在充满传奇和秘密的国际文物市场，他们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成立于2002年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由保利集团出资数百万元作为创始基金，次年便以运作猪首回购而闻名。然而，此后该基金运作的几个“国宝工程”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钱是主要问题。这个瞄准了流失海外的“国宝”的基金会，并没有常备的大额资金，一般都在确定目标后再找买家。他们曾经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龙鼎、北宋木雕观音等等，还曾经组织龙门石窟佛首的国内展览，希望借此吸引买家。
然而，他们联系到的买家要么觉得物非所值，要么没有兴趣，屡屡无果。倒是这些文物后来陆续被“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收购。
2008年10月，在了解到佳士得将拍卖兽首后，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就向拍卖行和兽首的所有者“皮埃尔.贝杰与伊夫.圣罗兰基金会”发去信函，希望对方终止拍卖。
“给贝杰发过中文、法文两封信，主要内容是，圆明园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如果不进行拍卖，可以谈其他的合作方式。”牛宪峰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以他们多年和拍卖公司接触的经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先让他们撤拍。“撤拍不撤拍，是一个原则问题，只要不拍卖，其他还有的商量。”
在私下沟通中，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他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拍卖，不能拆分，所以拒绝撤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说辞。”
艺术大师和他的伙伴
此次拍卖其实是由贝杰的一个拍卖公司与佳士得合作举行的。
贝杰于1957年与圣罗兰相识，那年迪奥公司始创人克里斯蒂·迪奥病逝，仅有21岁的圣罗兰主持公司的时装发布会，结果大获成功并因此成名。
圣罗兰一生只去过英国、日本和中国，并因此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在上世纪70年代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部分，都将出现在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拍卖会中。
这700多件收藏品总估价约3亿欧元。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关注的有：圣罗兰巴黎公寓客厅的毕加索真品，估价约3000万欧元；塞尚最大的水彩画。
据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以及刘洋律师团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物商人向圣罗兰出售了圆明园兽首，但价格并不为外人所知。
而兽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给这个法国文物商人的。此前大约70年，这两只兽首的经历根本无从考究。
圣罗兰去世后，贝杰决定出售所有收藏品，用于建立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基金。“贝杰可能很难妥协。”牛宪峰说。一直为圣罗兰经营公司的贝杰以逐利著名，“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者。”
就在牛宪峰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到了刘洋的电话。
谁来当原告
刘洋希望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原告的原因是，“根据法国法律，与诉讼结果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工作与此事有实际关联性的团体和协会以及国家检察官，这三类群体都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起诉。”
不过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基金会还是拒绝了刘洋的要求。
基金会的担心是，这样民间自发的诉讼，其准备工作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都极其有限，一旦诉讼不成功，将对以后的法律追讨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2009年1月16日，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圆明园和基金会的人也到场了，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碰头。
牛宪峰是代表基金会去的，他说，自己“悄悄地进去，只是想听一听，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刚开始，除了一些记者，也没有人发现他。
“但是后来圆明园的人到场了，刘洋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们以为圆明园同意做原告了。”但是整个会议中圆明园方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提前离席。
后来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以个人身份表示：“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也是赞同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不是一个炒作性的。”
在他看来，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我们做原告，我们告谁呢？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告了又怎么样呢？”
这同样也是牛宪峰的担心，“我也多次跟刘洋说，不管是阻止他拍卖也好，是索回也罢，你应该要明确性质上的问题。只有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刘洋最终在博客上发帖寻找原告，一位名为爱新觉罗.州迪的老人应征而来，自称多尔衮十世孙，溥仪的堂弟。据说他家整个房子满目明黄，从地板到天花板，从书柜到橱柜，从电视机到电话机，所有的装修、家具、日用品一律选用这种象征高贵皇室血统的颜色。
州迪的出现以及后来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40万元诉讼费的支持，让刘洋曾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
不过在与刘洋通电话时，他告诉本刊记者，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认定上也“还有些问题”。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肯定不会买它们
2月9日，律师团的律师函发给了佳士得和贝杰。刘洋确定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计划。律师函中说，如果贝杰在3天之内未作出回复，就启动诉讼。
结果，第二天牛宪峰就收到消息：欧洲报纸报道说，鉴于来自中国的舆论压力，佳士得已与卖主达成协议，取消公开拍卖，改为私下交易。
牛宪峰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有些不可靠。果然，2月12日佳士得公开辟谣，将如期举行拍卖。佳士得拒绝中国律师团的理由很明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艺术品归还给中国，我们也必须把卢浮宫内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以及无数的绘画作品都归还出去。”
刘洋却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觉得律师函“还是起到了震慑效果”。
不过一些旁观者并不这么认为。北京一家著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闻，其老板弗郎索瓦.皮诺特竟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购艺术品。
其实从猪首开始，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的价格就节节上升。牛首、猴首和虎首分别达到774.5万港币、818.5万港币、1544.475万港币。2007年的马首更达到6910万港币的创纪录价格。“查询国外有关这次拍卖会的新闻就会发现，中国参与兽首竞争的报道已经超过了对圣罗兰的关注，换句话说，兽首已经成为可能超越圣罗兰遗物的卖点。”上述负责人认为，即使兽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压力未能拍卖，这次拍卖会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也足够高了。
而对于国内的专业文物工作者来讲，兽首本身就是“题材股”。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是肯定不会买它们的。”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他在任时分管博物馆工作，主持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和收藏。
在马自树看来，兽首并不能说做工精美，原来用作报时喷泉喷嘴的它们属于大型摆放物，没有精巧的花纹。同时，这些为圆明园所造的仿西方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总之我是不会买的。”他的说法，代表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国内文物界元老的态度。
其实在英法联军上报的战利品清单中，并没有圆明园兽首的记载。
根据国际战争条约，缴获战利品是战争者的合法行为，清单中没有兽首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战利品之列。但另一方面，这代表着没有确切记录证明兽首是因该次战争遗失的。事实上，已经有国内学者认为，兽首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就已经从圆明园遗失。
这些模糊和争议，是律师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来源：新华网 )2009-02-24 08:07:08
“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那场即将在巴黎落槌的拍卖，和80多位中国律师提起的诉讼，已经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其实，二者可能相去甚远。当然，律师刘洋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2009年2月17日，当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这位50多岁的律师刚刚走下从北京到海口的飞机。他在电话中踌躇满志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行是为了办护照，然后就去法国打官司。
同一天，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北京联络处仍然继续沉默，蜂拥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访申请将转往法国总部，这也意味着回音杳然。在牛宪峰看来，这是一种高调中的低调。
牛宪峰的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这个名称拗口的公益性社团，隶属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此前，它曾参与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回购运作。2008年秋天，佳士得将拍卖另两个圆明园兽首铜像---兔首、鼠首的消息，就是由这家基金会首先在国内发布的。
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78岁的皮埃尔·贝杰。在他的商业伙伴及男友伊夫.圣罗兰于2008年6月去世后，他是备受关注的这两件圆明园遗物的实际所有人。
另一个让这次事件升温的信号是，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公开消息一波三折，但拍卖已如箭在弦上。当2月23日、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个时刻，在巴黎大皇宫槌声清脆之时，拍卖的结束，却也未必意味着纷扰的落幕---律师们有自己的应变之策，买卖双方或许未必落袋为安；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运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舆论漩涡，依旧会牵动人心。
律师刘洋
在黄寺大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微微发福、嗓门洪亮的刘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刘洋祖籍江苏，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的工厂上班。那时的“文学青年”刘洋曾想做诗人、作家。后来他考上了大学。1989年，刘洋跑到海南“闯荡”。“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我梦想着成为像李嘉诚一样远近闻名的富翁。”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因为一次偶然帮朋友的公司处理房租纠纷，刘洋被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便进入法律行业，并成为一名职业律师。
刘洋进入公众视线，源自2007年起诉美国收藏家讨要龙门石窟佛首的案件。此案虽然在洛阳中院立案成功，但终因没有原告不了了之。但刘洋说，为这个诉讼追索的法律课题，他足足准备了4年。
有媒体这样评价刘洋：“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师，倒像热情健谈的商人。”
获得“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称号的刘洋，后来并不像其他“公益律师”那样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离开了只有十几名律师的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转投拥有100多位注册律师，在上海、武汉、深圳和重庆设有分所的天依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合伙人。
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圆明园兽首铜像将被拍卖的消息。“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图书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此案可诉。”
刘洋随即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律师，组成国内律师团进行诉讼准备。
圆明园兽首诉讼面临着和龙门石窟佛首案同样的问题：原告缺位。圆明园管理处很快就拒绝了“邀请”。这时，刘洋想到了在龙门石窟佛首案中结识的牛宪峰。
瞄准流失“国宝”的基金会
牛宪峰说，他们很早就曾接触过兔首和鼠首的卖家。那还是在2003年，基金会刚刚运作了猪首回购，由澳门“赌王”何鸿向该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里买回了这件文物并捐献国家。
“中间人说1000万美元一只，我们买不起。”牛宪峰并不了解当时所有者的身份。但根据后来的信息，伊夫.圣罗兰此时已经拥有了这两件文物。牛宪峰也承认，在充满传奇和秘密的国际文物市场，他们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成立于2002年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由保利集团出资数百万元作为创始基金，次年便以运作猪首回购而闻名。然而，此后该基金运作的几个“国宝工程”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钱是主要问题。这个瞄准了流失海外的“国宝”的基金会，并没有常备的大额资金，一般都在确定目标后再找买家。他们曾经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龙鼎、北宋木雕观音等等，还曾经组织龙门石窟佛首的国内展览，希望借此吸引买家。
然而，他们联系到的买家要么觉得物非所值，要么没有兴趣，屡屡无果。倒是这些文物后来陆续被“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收购。
2008年10月，在了解到佳士得将拍卖兽首后，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就向拍卖行和兽首的所有者“皮埃尔.贝杰与伊夫.圣罗兰基金会”发去信函，希望对方终止拍卖。
“给贝杰发过中文、法文两封信，主要内容是，圆明园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如果不进行拍卖，可以谈其他的合作方式。”牛宪峰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以他们多年和拍卖公司接触的经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先让他们撤拍。“撤拍不撤拍，是一个原则问题，只要不拍卖，其他还有的商量。”
在私下沟通中，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他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拍卖，不能拆分，所以拒绝撤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说辞。”
艺术大师和他的伙伴
此次拍卖其实是由贝杰的一个拍卖公司与佳士得合作举行的。
贝杰于1957年与圣罗兰相识，那年迪奥公司始创人克里斯蒂·迪奥病逝，仅有21岁的圣罗兰主持公司的时装发布会，结果大获成功并因此成名。
圣罗兰一生只去过英国、日本和中国，并因此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在上世纪70年代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部分，都将出现在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拍卖会中。
这700多件收藏品总估价约3亿欧元。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关注的有：圣罗兰巴黎公寓客厅的毕加索真品，估价约3000万欧元；塞尚最大的水彩画。
据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以及刘洋律师团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物商人向圣罗兰出售了圆明园兽首，但价格并不为外人所知。
而兽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给这个法国文物商人的。此前大约70年，这两只兽首的经历根本无从考究。
圣罗兰去世后，贝杰决定出售所有收藏品，用于建立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基金。“贝杰可能很难妥协。”牛宪峰说。一直为圣罗兰经营公司的贝杰以逐利著名，“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者。”
就在牛宪峰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到了刘洋的电话。
谁来当原告
刘洋希望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原告的原因是，“根据法国法律，与诉讼结果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工作与此事有实际关联性的团体和协会以及国家检察官，这三类群体都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起诉。”
不过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基金会还是拒绝了刘洋的要求。
基金会的担心是，这样民间自发的诉讼，其准备工作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都极其有限，一旦诉讼不成功，将对以后的法律追讨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2009年1月16日，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圆明园和基金会的人也到场了，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碰头。
牛宪峰是代表基金会去的，他说，自己“悄悄地进去，只是想听一听，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刚开始，除了一些记者，也没有人发现他。
“但是后来圆明园的人到场了，刘洋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们以为圆明园同意做原告了。”但是整个会议中圆明园方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提前离席。
后来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以个人身份表示：“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也是赞同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不是一个炒作性的。”
在他看来，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我们做原告，我们告谁呢？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告了又怎么样呢？”
这同样也是牛宪峰的担心，“我也多次跟刘洋说，不管是阻止他拍卖也好，是索回也罢，你应该要明确性质上的问题。只有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刘洋最终在博客上发帖寻找原告，一位名为爱新觉罗.州迪的老人应征而来，自称多尔衮十世孙，溥仪的堂弟。据说他家整个房子满目明黄，从地板到天花板，从书柜到橱柜，从电视机到电话机，所有的装修、家具、日用品一律选用这种象征高贵皇室血统的颜色。
州迪的出现以及后来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40万元诉讼费的支持，让刘洋曾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
不过在与刘洋通电话时，他告诉本刊记者，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认定上也“还有些问题”。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肯定不会买它们
2月9日，律师团的律师函发给了佳士得和贝杰。刘洋确定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计划。律师函中说，如果贝杰在3天之内未作出回复，就启动诉讼。
结果，第二天牛宪峰就收到消息：欧洲报纸报道说，鉴于来自中国的舆论压力，佳士得已与卖主达成协议，取消公开拍卖，改为私下交易。
牛宪峰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有些不可靠。果然，2月12日佳士得公开辟谣，将如期举行拍卖。佳士得拒绝中国律师团的理由很明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艺术品归还给中国，我们也必须把卢浮宫内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以及无数的绘画作品都归还出去。”
刘洋却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觉得律师函“还是起到了震慑效果”。
不过一些旁观者并不这么认为。北京一家著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闻，其老板弗郎索瓦.皮诺特竟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购艺术品。
其实从猪首开始，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的价格就节节上升。牛首、猴首和虎首分别达到774.5万港币、818.5万港币、1544.475万港币。2007年的马首更达到6910万港币的创纪录价格。“查询国外有关这次拍卖会的新闻就会发现，中国参与兽首竞争的报道已经超过了对圣罗兰的关注，换句话说，兽首已经成为可能超越圣罗兰遗物的卖点。”上述负责人认为，即使兽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压力未能拍卖，这次拍卖会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也足够高了。
而对于国内的专业文物工作者来讲，兽首本身就是“题材股”。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是肯定不会买它们的。”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他在任时分管博物馆工作，主持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和收藏。
在马自树看来，兽首并不能说做工精美，原来用作报时喷泉喷嘴的它们属于大型摆放物，没有精巧的花纹。同时，这些为圆明园所造的仿西方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总之我是不会买的。”他的说法，代表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国内文物界元老的态度。
其实在英法联军上报的战利品清单中，并没有圆明园兽首的记载。
根据国际战争条约，缴获战利品是战争者的合法行为，清单中没有兽首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战利品之列。但另一方面，这代表着没有确切记录证明兽首是因该次战争遗失的。事实上，已经有国内学者认为，兽首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就已经从圆明园遗失。
这些模糊和争议，是律师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来源：新华网 )
“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那场即将在巴黎落槌的拍卖，和80多位中国律师提起的诉讼，已经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其实，二者可能相去甚远。当然，律师刘洋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2009年2月17日，当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这位50多岁的律师刚刚走下从北京到海口的飞机。他在电话中踌躇满志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行是为了办护照，然后就去法国打官司。
同一天，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北京联络处仍然继续沉默，蜂拥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访申请将转往法国总部，这也意味着回音杳然。在牛宪峰看来，这是一种高调中的低调。
牛宪峰的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这个名称拗口的公益性社团，隶属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此前，它曾参与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回购运作。2008年秋天，佳士得将拍卖另两个圆明园兽首铜像---兔首、鼠首的消息，就是由这家基金会首先在国内发布的。
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78岁的皮埃尔·贝杰。在他的商业伙伴及男友伊夫.圣罗兰于2008年6月去世后，他是备受关注的这两件圆明园遗物的实际所有人。
另一个让这次事件升温的信号是，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公开消息一波三折，但拍卖已如箭在弦上。当2月23日、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个时刻，在巴黎大皇宫槌声清脆之时，拍卖的结束，却也未必意味着纷扰的落幕---律师们有自己的应变之策，买卖双方或许未必落袋为安；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运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舆论漩涡，依旧会牵动人心。
律师刘洋
在黄寺大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微微发福、嗓门洪亮的刘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刘洋祖籍江苏，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的工厂上班。那时的“文学青年”刘洋曾想做诗人、作家。后来他考上了大学。1989年，刘洋跑到海南“闯荡”。“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我梦想着成为像李嘉诚一样远近闻名的富翁。”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因为一次偶然帮朋友的公司处理房租纠纷，刘洋被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便进入法律行业，并成为一名职业律师。
刘洋进入公众视线，源自2007年起诉美国收藏家讨要龙门石窟佛首的案件。此案虽然在洛阳中院立案成功，但终因没有原告不了了之。但刘洋说，为这个诉讼追索的法律课题，他足足准备了4年。
有媒体这样评价刘洋：“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师，倒像热情健谈的商人。”
获得“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称号的刘洋，后来并不像其他“公益律师”那样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离开了只有十几名律师的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转投拥有100多位注册律师，在上海、武汉、深圳和重庆设有分所的天依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合伙人。
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圆明园兽首铜像将被拍卖的消息。“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图书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此案可诉。”
刘洋随即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律师，组成国内律师团进行诉讼准备。
圆明园兽首诉讼面临着和龙门石窟佛首案同样的问题：原告缺位。圆明园管理处很快就拒绝了“邀请”。这时，刘洋想到了在龙门石窟佛首案中结识的牛宪峰。
瞄准流失“国宝”的基金会
牛宪峰说，他们很早就曾接触过兔首和鼠首的卖家。那还是在2003年，基金会刚刚运作了猪首回购，由澳门“赌王”何鸿向该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里买回了这件文物并捐献国家。
“中间人说1000万美元一只，我们买不起。”牛宪峰并不了解当时所有者的身份。但根据后来的信息，伊夫.圣罗兰此时已经拥有了这两件文物。牛宪峰也承认，在充满传奇和秘密的国际文物市场，他们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成立于2002年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由保利集团出资数百万元作为创始基金，次年便以运作猪首回购而闻名。然而，此后该基金运作的几个“国宝工程”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钱是主要问题。这个瞄准了流失海外的“国宝”的基金会，并没有常备的大额资金，一般都在确定目标后再找买家。他们曾经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龙鼎、北宋木雕观音等等，还曾经组织龙门石窟佛首的国内展览，希望借此吸引买家。
然而，他们联系到的买家要么觉得物非所值，要么没有兴趣，屡屡无果。倒是这些文物后来陆续被“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收购。
2008年10月，在了解到佳士得将拍卖兽首后，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就向拍卖行和兽首的所有者“皮埃尔.贝杰与伊夫.圣罗兰基金会”发去信函，希望对方终止拍卖。
“给贝杰发过中文、法文两封信，主要内容是，圆明园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如果不进行拍卖，可以谈其他的合作方式。”牛宪峰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以他们多年和拍卖公司接触的经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先让他们撤拍。“撤拍不撤拍，是一个原则问题，只要不拍卖，其他还有的商量。”
在私下沟通中，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他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拍卖，不能拆分，所以拒绝撤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说辞。”
艺术大师和他的伙伴
此次拍卖其实是由贝杰的一个拍卖公司与佳士得合作举行的。
贝杰于1957年与圣罗兰相识，那年迪奥公司始创人克里斯蒂·迪奥病逝，仅有21岁的圣罗兰主持公司的时装发布会，结果大获成功并因此成名。
圣罗兰一生只去过英国、日本和中国，并因此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在上世纪70年代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部分，都将出现在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拍卖会中。
这700多件收藏品总估价约3亿欧元。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关注的有：圣罗兰巴黎公寓客厅的毕加索真品，估价约3000万欧元；塞尚最大的水彩画。
据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以及刘洋律师团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物商人向圣罗兰出售了圆明园兽首，但价格并不为外人所知。
而兽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给这个法国文物商人的。此前大约70年，这两只兽首的经历根本无从考究。
圣罗兰去世后，贝杰决定出售所有收藏品，用于建立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基金。“贝杰可能很难妥协。”牛宪峰说。一直为圣罗兰经营公司的贝杰以逐利著名，“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者。”
就在牛宪峰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到了刘洋的电话。
谁来当原告
刘洋希望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原告的原因是，“根据法国法律，与诉讼结果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工作与此事有实际关联性的团体和协会以及国家检察官，这三类群体都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起诉。”
不过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基金会还是拒绝了刘洋的要求。
基金会的担心是，这样民间自发的诉讼，其准备工作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都极其有限，一旦诉讼不成功，将对以后的法律追讨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2009年1月16日，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圆明园和基金会的人也到场了，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碰头。
牛宪峰是代表基金会去的，他说，自己“悄悄地进去，只是想听一听，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刚开始，除了一些记者，也没有人发现他。
“但是后来圆明园的人到场了，刘洋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们以为圆明园同意做原告了。”但是整个会议中圆明园方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提前离席。
后来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以个人身份表示：“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也是赞同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不是一个炒作性的。”
在他看来，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我们做原告，我们告谁呢？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告了又怎么样呢？”
这同样也是牛宪峰的担心，“我也多次跟刘洋说，不管是阻止他拍卖也好，是索回也罢，你应该要明确性质上的问题。只有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刘洋最终在博客上发帖寻找原告，一位名为爱新觉罗.州迪的老人应征而来，自称多尔衮十世孙，溥仪的堂弟。据说他家整个房子满目明黄，从地板到天花板，从书柜到橱柜，从电视机到电话机，所有的装修、家具、日用品一律选用这种象征高贵皇室血统的颜色。
州迪的出现以及后来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40万元诉讼费的支持，让刘洋曾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
不过在与刘洋通电话时，他告诉本刊记者，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认定上也“还有些问题”。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肯定不会买它们
2月9日，律师团的律师函发给了佳士得和贝杰。刘洋确定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计划。律师函中说，如果贝杰在3天之内未作出回复，就启动诉讼。
结果，第二天牛宪峰就收到消息：欧洲报纸报道说，鉴于来自中国的舆论压力，佳士得已与卖主达成协议，取消公开拍卖，改为私下交易。
牛宪峰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有些不可靠。果然，2月12日佳士得公开辟谣，将如期举行拍卖。佳士得拒绝中国律师团的理由很明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艺术品归还给中国，我们也必须把卢浮宫内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以及无数的绘画作品都归还出去。”
刘洋却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觉得律师函“还是起到了震慑效果”。
不过一些旁观者并不这么认为。北京一家著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闻，其老板弗郎索瓦.皮诺特竟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购艺术品。
其实从猪首开始，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的价格就节节上升。牛首、猴首和虎首分别达到774.5万港币、818.5万港币、1544.475万港币。2007年的马首更达到6910万港币的创纪录价格。“查询国外有关这次拍卖会的新闻就会发现，中国参与兽首竞争的报道已经超过了对圣罗兰的关注，换句话说，兽首已经成为可能超越圣罗兰遗物的卖点。”上述负责人认为，即使兽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压力未能拍卖，这次拍卖会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也足够高了。
而对于国内的专业文物工作者来讲，兽首本身就是“题材股”。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是肯定不会买它们的。”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他在任时分管博物馆工作，主持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和收藏。
在马自树看来，兽首并不能说做工精美，原来用作报时喷泉喷嘴的它们属于大型摆放物，没有精巧的花纹。同时，这些为圆明园所造的仿西方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总之我是不会买的。”他的说法，代表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国内文物界元老的态度。
其实在英法联军上报的战利品清单中，并没有圆明园兽首的记载。
根据国际战争条约，缴获战利品是战争者的合法行为，清单中没有兽首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战利品之列。但另一方面，这代表着没有确切记录证明兽首是因该次战争遗失的。事实上，已经有国内学者认为，兽首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就已经从圆明园遗失。
这些模糊和争议，是律师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来源：新华网 )2009-02-24 08:07:08
“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那场即将在巴黎落槌的拍卖，和80多位中国律师提起的诉讼，已经紧紧纠缠在了一起。
其实，二者可能相去甚远。当然，律师刘洋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2009年2月17日，当久旱的北京落下第一场雪的时候，这位50多岁的律师刚刚走下从北京到海口的飞机。他在电话中踌躇满志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此行是为了办护照，然后就去法国打官司。
同一天，位于北京建外大街的佳士得拍卖行北京联络处仍然继续沉默，蜂拥而至的媒体被告知采访申请将转往法国总部，这也意味着回音杳然。在牛宪峰看来，这是一种高调中的低调。
牛宪峰的身份是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副总干事。这个名称拗口的公益性社团，隶属于由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此前，它曾参与了圆明园猪首铜像的回购运作。2008年秋天，佳士得将拍卖另两个圆明园兽首铜像---兔首、鼠首的消息，就是由这家基金会首先在国内发布的。
很多人其实都忽略了事件的真正主角：78岁的皮埃尔·贝杰。在他的商业伙伴及男友伊夫.圣罗兰于2008年6月去世后，他是备受关注的这两件圆明园遗物的实际所有人。
另一个让这次事件升温的信号是，2009年2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兽首一事正式提出抗议。“这其实是我国外交部门第一次对海外流失文物表态，在我国文物史上意义相当重要。”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学会会长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
尽管公开消息一波三折，但拍卖已如箭在弦上。当2月23日、24日抑或25日的某一个时刻，在巴黎大皇宫槌声清脆之时，拍卖的结束，却也未必意味着纷扰的落幕---律师们有自己的应变之策，买卖双方或许未必落袋为安；而外流文物的身世命运以及围绕着它们的舆论漩涡，依旧会牵动人心。
律师刘洋
在黄寺大街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微微发福、嗓门洪亮的刘洋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刘洋祖籍江苏，15岁开始在乌鲁木齐的工厂上班。那时的“文学青年”刘洋曾想做诗人、作家。后来他考上了大学。1989年，刘洋跑到海南“闯荡”。“我要追求另外一种成功，我梦想着成为像李嘉诚一样远近闻名的富翁。”他曾这样对媒体说。
因为一次偶然帮朋友的公司处理房租纠纷，刘洋被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便进入法律行业，并成为一名职业律师。
刘洋进入公众视线，源自2007年起诉美国收藏家讨要龙门石窟佛首的案件。此案虽然在洛阳中院立案成功，但终因没有原告不了了之。但刘洋说，为这个诉讼追索的法律课题，他足足准备了4年。
有媒体这样评价刘洋：“不像正襟危坐的律师，倒像热情健谈的商人。”
获得“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称号的刘洋，后来并不像其他“公益律师”那样经常在媒体上露面。他离开了只有十几名律师的北京京剑律师事务所，转投拥有100多位注册律师，在上海、武汉、深圳和重庆设有分所的天依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合伙人。
就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圆明园兽首铜像将被拍卖的消息。“我马上放下了手头的工作，一头扎进图书馆。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此案可诉。”
刘洋随即开始在网上公开征集律师，组成国内律师团进行诉讼准备。
圆明园兽首诉讼面临着和龙门石窟佛首案同样的问题：原告缺位。圆明园管理处很快就拒绝了“邀请”。这时，刘洋想到了在龙门石窟佛首案中结识的牛宪峰。
瞄准流失“国宝”的基金会
牛宪峰说，他们很早就曾接触过兔首和鼠首的卖家。那还是在2003年，基金会刚刚运作了猪首回购，由澳门“赌王”何鸿向该基金会捐款85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里买回了这件文物并捐献国家。
“中间人说1000万美元一只，我们买不起。”牛宪峰并不了解当时所有者的身份。但根据后来的信息，伊夫.圣罗兰此时已经拥有了这两件文物。牛宪峰也承认，在充满传奇和秘密的国际文物市场，他们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成立于2002年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由保利集团出资数百万元作为创始基金，次年便以运作猪首回购而闻名。然而，此后该基金运作的几个“国宝工程”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钱是主要问题。这个瞄准了流失海外的“国宝”的基金会，并没有常备的大额资金，一般都在确定目标后再找买家。他们曾经看好的文物包括子龙鼎、北宋木雕观音等等，还曾经组织龙门石窟佛首的国内展览，希望借此吸引买家。
然而，他们联系到的买家要么觉得物非所值，要么没有兴趣，屡屡无果。倒是这些文物后来陆续被“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收购。
2008年10月，在了解到佳士得将拍卖兽首后，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就向拍卖行和兽首的所有者“皮埃尔.贝杰与伊夫.圣罗兰基金会”发去信函，希望对方终止拍卖。
“给贝杰发过中文、法文两封信，主要内容是，圆明园的事情我们要正确对待，如果不进行拍卖，可以谈其他的合作方式。”牛宪峰说，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以他们多年和拍卖公司接触的经验，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先让他们撤拍。“撤拍不撤拍，是一个原则问题，只要不拍卖，其他还有的商量。”
在私下沟通中，佳士得的意思表示得很明确。“他们说这是一个整体的拍卖，不能拆分，所以拒绝撤拍，我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说辞。”
艺术大师和他的伙伴
此次拍卖其实是由贝杰的一个拍卖公司与佳士得合作举行的。
贝杰于1957年与圣罗兰相识，那年迪奥公司始创人克里斯蒂·迪奥病逝，仅有21岁的圣罗兰主持公司的时装发布会，结果大获成功并因此成名。
圣罗兰一生只去过英国、日本和中国，并因此对东方文化非常钟爱。在上世纪70年代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的床头摆满了佛像、佛像图片和中国水墨画。这些文物中最珍贵的部分，都将出现在定于2月下旬举行的拍卖会中。
这700多件收藏品总估价约3亿欧元。其中受到西方收藏者关注的有：圣罗兰巴黎公寓客厅的毕加索真品，估价约3000万欧元；塞尚最大的水彩画。
据本刊记者获得的消息以及刘洋律师团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著名的法国文物商人向圣罗兰出售了圆明园兽首，但价格并不为外人所知。
而兽首也是由他人出售给这个法国文物商人的。此前大约70年，这两只兽首的经历根本无从考究。
圣罗兰去世后，贝杰决定出售所有收藏品，用于建立一个研究艾滋病的基金。“贝杰可能很难妥协。”牛宪峰说。一直为圣罗兰经营公司的贝杰以逐利著名，“他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利益至上者。”
就在牛宪峰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接到了刘洋的电话。
谁来当原告
刘洋希望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作为原告的原因是，“根据法国法律，与诉讼结果具有合法利益关系的人，工作与此事有实际关联性的团体和协会以及国家检察官，这三类群体都可以作为原告进行起诉。”
不过在长时间的考虑之后，基金会还是拒绝了刘洋的要求。
基金会的担心是，这样民间自发的诉讼，其准备工作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都极其有限，一旦诉讼不成功，将对以后的法律追讨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
2009年1月16日，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圆明园和基金会的人也到场了，这是三方第一次在同一个场合碰头。
牛宪峰是代表基金会去的，他说，自己“悄悄地进去，只是想听一听，不准备发表什么意见”。刚开始，除了一些记者，也没有人发现他。
“但是后来圆明园的人到场了，刘洋和他的同伴们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们以为圆明园同意做原告了。”但是整个会议中圆明园方面并未发表任何意见，而且提前离席。
后来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以个人身份表示：“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也是赞同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不是一个炒作性的。”
在他看来，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我们做原告，我们告谁呢？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告了又怎么样呢？”
这同样也是牛宪峰的担心，“我也多次跟刘洋说，不管是阻止他拍卖也好，是索回也罢，你应该要明确性质上的问题。只有因为战争掠夺而流失的文物才可以被索回。对于这次拍卖的兽首，我们中国人都可以这么认定，但是法国的法官恐怕不一定会有这种同情心，你必须拿证据来证明，老说‘毋庸置疑’是不行的。”
刘洋最终在博客上发帖寻找原告，一位名为爱新觉罗.州迪的老人应征而来，自称多尔衮十世孙，溥仪的堂弟。据说他家整个房子满目明黄，从地板到天花板，从书柜到橱柜，从电视机到电话机，所有的装修、家具、日用品一律选用这种象征高贵皇室血统的颜色。
州迪的出现以及后来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40万元诉讼费的支持，让刘洋曾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感觉。
不过在与刘洋通电话时，他告诉本刊记者，州迪做原告在身份认定上也“还有些问题”。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肯定不会买它们
2月9日，律师团的律师函发给了佳士得和贝杰。刘洋确定了一个先礼后兵的计划。律师函中说，如果贝杰在3天之内未作出回复，就启动诉讼。
结果，第二天牛宪峰就收到消息：欧洲报纸报道说，鉴于来自中国的舆论压力，佳士得已与卖主达成协议，取消公开拍卖，改为私下交易。
牛宪峰觉得这个消息来源有些不可靠。果然，2月12日佳士得公开辟谣，将如期举行拍卖。佳士得拒绝中国律师团的理由很明确：“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艺术品归还给中国，我们也必须把卢浮宫内的古代埃及方尖石塔，以及无数的绘画作品都归还出去。”
刘洋却相信其中透露出一些信息，他觉得律师函“还是起到了震慑效果”。
不过一些旁观者并不这么认为。北京一家著名拍卖行的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7月佳士得就曾曝出丑闻，其老板弗郎索瓦.皮诺特竟然在佳士得拍卖会上竞购艺术品。
其实从猪首开始，圆明园生肖兽首铜像的价格就节节上升。牛首、猴首和虎首分别达到774.5万港币、818.5万港币、1544.475万港币。2007年的马首更达到6910万港币的创纪录价格。“查询国外有关这次拍卖会的新闻就会发现，中国参与兽首竞争的报道已经超过了对圣罗兰的关注，换句话说，兽首已经成为可能超越圣罗兰遗物的卖点。”上述负责人认为，即使兽首最后真的迫于中方压力未能拍卖，这次拍卖会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也足够高了。
而对于国内的专业文物工作者来讲，兽首本身就是“题材股”。
“如果国家给我一笔钱回收文物，我是肯定不会买它们的。”马自树对本刊记者说，他在任时分管博物馆工作，主持了大量珍贵文物的回流和收藏。
在马自树看来，兽首并不能说做工精美，原来用作报时喷泉喷嘴的它们属于大型摆放物，没有精巧的花纹。同时，这些为圆明园所造的仿西方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能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特色。“总之我是不会买的。”他的说法，代表了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国内文物界元老的态度。
其实在英法联军上报的战利品清单中，并没有圆明园兽首的记载。
根据国际战争条约，缴获战利品是战争者的合法行为，清单中没有兽首可以认为它不属于战利品之列。但另一方面，这代表着没有确切记录证明兽首是因该次战争遗失的。事实上，已经有国内学者认为，兽首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前就已经从圆明园遗失。
这些模糊和争议，是律师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本文来源：新华网 )
国家珍贵文物回流秘闻
“确定是你抢走的，我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如果买了一件两件，其他那一两千件就没法要回来了。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徐妍 | 北京报道
“新时期以来的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回战国铜敦。
这件当时估价一二十万美元的文物原来存放在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1988年6月被盗后，5个月后就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目录上。中方准备了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追讨，最终成功。此前在50年代，中国曾通过购买、奖励等方式得到了流失在外的“三希帖”及韩“五牛图”。
在彭卿云看来，海外流失文物不能一概而论。“国家确实希望珍贵的流失文物回来，也采取了各种方法。但要区别对待。对于战争掠夺等不道德途径流失出去的，坚决不能花钱购买。参加竞拍就是认可对方拥有文物的所有权！”
而在彭卿云的同事、另一位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看来，追讨现代偷盗走私出境的文物可能性更大，也更具现实意义，“买家不会再买，偷盗者就没有市场。”
事实上，秭归战国铜敦“回家”这样的事例，已经足够让国家文物部门尽心劳力。
神秘的白瓷盘
70岁的马自树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1993年4月26日午夜，他终于进入了灯火璀璨的香港市区。拨通苏富比拍卖行联系人的电话，对方听见他的声音显然有些惊讶，旋即告诉他，第二天9点前务必携带资料抵达拍卖行。
马自树此行是为了一件明代白瓷盘。
1993年4月初，故宫博物院的老鉴定家耿宝昌，偶然在苏富比的拍卖目录里看到了这件文物，只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见过。
思前想后，他终于记起曾在开封文物商店的柜台里与这个瓷盘有一面之缘，立刻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马自树闻讯立即向开封文物局进行查询，结果是海南博物馆的一个干部持介绍信将其买走了。
向海南文物局询问，这个干部不久前刚刚外逃。
气愤之余，马自树得到了一个亡羊补牢的消息：包括瓷盘尺寸、图片在内的资料还保存在文物商店内。国家文物局随即向苏富比发出函件，要求根据国际惯例和相关法规停止拍卖。苏富比回函称须在拍卖前提供详细资料。
拍卖日期是1993年4月27日。
16年前，从内地到香港还是件麻烦事，马自树托了英国使馆文化参赞的关系才快速办理了签证，不料因航班少买机票又成了问题，公私关系齐上，终于买到4月26日去香港的机票。
与拍卖行的协商异常顺利。瓷盘的所有人还愿意将这件估价七八十万港元的瓷盘无偿返还中国。一个月后，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处长用正式公函从香港换回了这件出身并不算高贵的文物。
“但故事到这儿并没结束。”马自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白瓷盘送回后，存放在国内一家著名博物馆里。两年后，又神秘地消失了。
“谁拿走的，不知道。但是不久它在美国的一个拍卖会上出现了。”不过等马自树得到消息找过去的时候，拍卖已经结束，他们只知道白瓷盘没有成交。
再一等，就是10年。“去年，它在国内的一个拍卖会上露面了，这次可让我们‘按’住了，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调查。”他的神色有些黯然，“类似的情况很多，那些流失的物品反复出现，我们追踪它们，希望有一天能把它们带回来。”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那些具有完备文物档案和足够证据的流失物品，最后促使所有者无偿返还文物，马自树说，成功追讨的文物都属于这种类型。
泥土带回的文物
“90年代文物流失特别严重，引起大家关注，文物回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彭卿云去广交会，小件文物和水果一起堆在展台上，任人挑选。遇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卖家尤其热情。
其实对于马自树、彭卿云这样的国家文物官员来讲，文物回流中更多的是无奈。“去国外参观，看到文物摆在大的博物馆里，那基本回不来了。”马自树说。
彭卿云等人一直想建立中国珍贵海外流失文物目录。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外国博物馆经常不允许中国人看到这些文物，甚至不允许查询文物的基本资料。
事实上，从1949年至今，文物机构对海外流失文物的发现和追踪主要依靠耿宝昌这样的老专家查询拍卖行、展览目录完成，偶然性极大。而且文物的所有人、收藏过程都很难知晓。
从2001年起，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针对国内现存文物进行登记，才实现了文物信息化。
“没有记录、没有登记，就没办法在追讨时提供资料。”马自树说，根据现有国际公约，完备的资料是追讨流失文物的根本依据。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唐末五代王处直墓被盗，其中包括两件镶嵌在甬道两壁上的高浮雕守门武士像。6年后，其中一块在美国的拍卖中现身。
虽然中方按照美国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资料，并成功促使美国警方扣押了文物，但浮雕的所有人称它是祖传文物，持有时间超过10年。
中方拿出包括浮雕与被盗遗址吻合等考古证据仍未能说服美方。最后还是在美方要求下提取了古墓周围土样等证据，与浮雕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才终于拿回了浮雕。
“泥土并非特别有力的证据。”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战争掠夺文物连泥土证据都没有。
不过，就是在中方从美国追讨浮雕成功后，一位外国收藏家闻讯主动将另一块浮雕无偿还给了中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希望通过法律、外交途径追讨文物的主要原因。”马自树说，这也是其他被掠夺国家的通行做法。
追讨异常艰难，“其实新世纪之前从国外回来并进入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中，很少有珍品。”马自树坦率地说。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
“有一笔钱专门用于文物回流，这是我们几十年的想法。现在国家有钱了，我们把要求报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彭卿云说。
不过，这笔看似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只能“干一点儿事情”，征集文物的过程也因此充满周折。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
第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就用其中的2999万元拍得了米芾的《研山铭》。
《研山铭》以及同年被首都博物馆收购的宋仿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一直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这家私人博物馆虽然以上世纪30年代从中国流失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著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件文物的流失与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
《孔子弟子像》则被证实为溥仪赏赐给近臣后被变卖流失海外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利用有邻博物馆经营不佳的机会，说服负责人藤井有邻将其转卖给6位华侨及港澳人士，然后带回国内进行拍卖。
易苏昊回忆起这段故事时讲到了其中的曲折。有邻博物馆原答应以100万美元出售《研山铭》，还预收了定金。不料佳士得拍卖行突然拿着《研山铭》的图片在国内找专家进行鉴定和估价。
中国的文物专家们都知道中贸圣佳要买《研山铭》，连忙打电话给易苏昊。一头雾水的中国买家找到藤井有邻询问，才知道佳士得愿意出价150万美元。他们于是给出同样价钱，终于将《研山铭》买下，并决定以3000万元人民币出售。
《研山铭》带回国后，财政部的人先找到易苏昊，询问能否将其卖给国家。这一年春天，同样费尽辛苦由日本征集回来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中国书画拍卖第一价”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购得，令国内文物界扼腕。其实这个价钱只相当于西方艺术品市场上一张普通印象派画作的价格。
也许正是由于《写生珍禽图》“得而复失”，《研山铭》引起了相当关注。米芾家乡襄阳由一名市长助理带队赴京参加拍卖，而大连的一家著名企业为参与拍卖准备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盖了一栋“研山楼”。
但此时，易苏昊已经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协议---定向拍卖。
协商时，国家文物局官员问易苏昊，3000万元能不能卖给国家。易苏昊说，不行。一句话出口，对方的汗都渗了出来。
易苏昊莞尔：“2999万！我让一万，佣金也不收了。”
2002年12月6日，仅用了不到10秒时间，《研山铭》就定向拍给599号买家---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协调管理处一位处长。《研山铭》立即被送往故宫。而中贸圣佳在这次拍卖中损失佣金近千万元。
不久，《孔子弟子像》撤拍，以800万元人民币出售给首都博物馆。当时已有多家外国博物馆及私人机构出价数千万。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马自树说。
欲擒故纵找回“国之重器”
然而，中贸圣佳的这次拍卖却引起了非议。多位专业人士撰文认为，定向拍卖降低了《研山铭》的价值，也有碍公平。
对“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以及购买海外流失文物的质疑接踵而至。
同样在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以450万美元购得被称为“中国书帖祖宗”的宋拓本《淳化阁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书法家启功表示，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受到文物界内部质疑的是，当初安思远从美国分两次拍得这套《淳化阁帖》时只花了30万美元，他本想用此帖交换几件故宫的玉器，未能成功后又提出交换家具等文物，结果前后耗时7年仍未成功。最后在日本人报价近千万美元的情况下，由上海市领导特批专项资金购回。
许多专家认为，从故宫繁多的同类藏品中拿出几件换回这件孤品，其代价远不到4000多万元人民币。
2006年，花费4800万元人民币，子龙鼎被带回中国。这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随即被日本山中商会买走。2002年它曾在日本露面。2004年上海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家中亲眼看到此物，但协商购买未果。
一位接近“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项目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当负责该项目具体运作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派人于2005年抵达日本时，公开露面后的子龙鼎价格正在攀升，几乎整个拍卖界都知道中国人想买下这件东西。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又了解到，展出子龙鼎的日本人只是委托人，这件文物已经由香港收藏家买下。于是他们故意放出消息称放弃收购子龙鼎，并停止公开搜集子龙鼎信息。
子龙鼎的价格果然从此开始平稳。几个月后，当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找到这位香港收藏家时，以一个“出乎意料”的低价成交。到这时，运行了4年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已从海内外带回了203件文物。
子龙鼎的真伪随后也受到质疑，一度曾要对其进行物理鉴定，最后考虑会导致文物破损才不了了之。
高度保密的文物目录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在2003年、2004年以征集瓷器和善本典籍为主。2005年征集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佛首、北宋木雕观音和西周青铜器。
“回购文物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上述接近“专项经费”项目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以“专项经费”为例，一般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选定一些目标，这家另称为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的机构，职责之一就是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资料，建立信息数据库。它还招募了专门的文物情报与信息调查人员。
这些纳入“专项经费”视野的文物名单高度保密，在上报国家文物局后，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该领域专业组委员为主的专家进行评估，如子龙鼎的鉴定就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承担，其中包括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人等国内顶级专家。如果有一位专家有异议，这件文物的回流计划就会被否决。
选定文物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会与收藏者接触，协商价格，最后由它或其他机构付款。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收藏者往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彭卿云说，一方面他们出资回购物品，另一方面为内地博物馆提供消息和帮助。
内地博物馆负责人的人脉也很重要。如上海博物馆之所以经常收到海外华裔捐赠，与原馆长马承源有很大关系，他的朋友圈甚至包括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而质疑回流文物的价值，事实上也是“在野派”挑战权威的机会。上述专家说，一些文物工作者想借此成名，“关系国家资金的使用，公众又容易站在质疑一方考虑问题，其实很多质疑存在常识性错误”。
几年前曾有一家国内著名博物馆负责人自杀身亡。这位负责人曾请香港友人花巨资从海外购买了大量楚简，捐赠给博物馆。他自杀前夕，外界正对这些楚简的真伪进行质疑。直到今天，该馆员工仍不愿提及有关这些楚简的事情。
埃及人的异议
不过马自树认为，当初通过战争等不道德手段掠夺到海外的流失文物几经转手，现在所有人几乎都不是当初的战争获利者，而是通过正常交易购买的，在追讨时如何区分并不容易。
即使被明确认定为战争掠夺品的文物，如圆明园兽首，追讨起来也十分困难。
“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关战争掠夺文物条约都缺少文物进口国的影子，签字国主要是我们这样的文物出口国。”曾代表中国在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上签字的马自树说，就这一条，很难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里通过合法途径追讨战争掠夺品。
“确定是你抢走的，我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如果买了一件两件，其他那一两千件就没法要回来了。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彭卿云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有证据是掠夺的其实一件也不该买，特别是不能通过拍卖购买。
有一年，中国博物馆从英国引进了一个大型埃及文物展。不料后来国家文物局领导去埃及访问时，对方提出异议。“他们说，这些文物是我们的，是被英国人掠夺走的，你们这样展出就承认了他们对文物的所有权。”彭卿云很钦佩埃及人的态度。
彭卿云对于购买拍卖品比较气愤，“爱国人士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他说，“不过我更愿意把钱放在国内文物的保护上”。
一些顶级拍卖行和保险公司在1991年曾成立了国际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它是专门为失窃和遗失的艺术品而建立的数据库，只要交纳每件30英镑的费用就可以登记。专业人士则可以在此查询文物和艺术品来源是否合法。
更重要的是，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会将失窃的登记文物与国际市场上每年数十万件卖品进行对照，一旦发现就会通知文物原有者。
然而，这个几乎包括世界上所有失窃珍贵艺术品的数据库中，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登记项目。
“除了参与拍卖，我们其实有更多事情要做。”彭卿云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本文来源：新华网 )
“确定是你抢走的，我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如果买了一件两件，其他那一两千件就没法要回来了。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特约撰稿徐妍 | 北京报道
“新时期以来的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应该是从1989年开始的。”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彭卿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国家文物局从美国成功追回战国铜敦。
这件当时估价一二十万美元的文物原来存放在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1988年6月被盗后，5个月后就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目录上。中方准备了完备的证明资料向美方追讨，最终成功。此前在50年代，中国曾通过购买、奖励等方式得到了流失在外的“三希帖”及韩“五牛图”。
在彭卿云看来，海外流失文物不能一概而论。“国家确实希望珍贵的流失文物回来，也采取了各种方法。但要区别对待。对于战争掠夺等不道德途径流失出去的，坚决不能花钱购买。参加竞拍就是认可对方拥有文物的所有权！”
而在彭卿云的同事、另一位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看来，追讨现代偷盗走私出境的文物可能性更大，也更具现实意义，“买家不会再买，偷盗者就没有市场。”
事实上，秭归战国铜敦“回家”这样的事例，已经足够让国家文物部门尽心劳力。
神秘的白瓷盘
70岁的马自树还清晰地记得这些细节：1993年4月26日午夜，他终于进入了灯火璀璨的香港市区。拨通苏富比拍卖行联系人的电话，对方听见他的声音显然有些惊讶，旋即告诉他，第二天9点前务必携带资料抵达拍卖行。
马自树此行是为了一件明代白瓷盘。
1993年4月初，故宫博物院的老鉴定家耿宝昌，偶然在苏富比的拍卖目录里看到了这件文物，只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来曾经在哪见过。
思前想后，他终于记起曾在开封文物商店的柜台里与这个瓷盘有一面之缘，立刻上报到国家文物局。马自树闻讯立即向开封文物局进行查询，结果是海南博物馆的一个干部持介绍信将其买走了。
向海南文物局询问，这个干部不久前刚刚外逃。
气愤之余，马自树得到了一个亡羊补牢的消息：包括瓷盘尺寸、图片在内的资料还保存在文物商店内。国家文物局随即向苏富比发出函件，要求根据国际惯例和相关法规停止拍卖。苏富比回函称须在拍卖前提供详细资料。
拍卖日期是1993年4月27日。
16年前，从内地到香港还是件麻烦事，马自树托了英国使馆文化参赞的关系才快速办理了签证，不料因航班少买机票又成了问题，公私关系齐上，终于买到4月26日去香港的机票。
与拍卖行的协商异常顺利。瓷盘的所有人还愿意将这件估价七八十万港元的瓷盘无偿返还中国。一个月后，国家文物局的一位处长用正式公函从香港换回了这件出身并不算高贵的文物。
“但故事到这儿并没结束。”马自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白瓷盘送回后，存放在国内一家著名博物馆里。两年后，又神秘地消失了。
“谁拿走的，不知道。但是不久它在美国的一个拍卖会上出现了。”不过等马自树得到消息找过去的时候，拍卖已经结束，他们只知道白瓷盘没有成交。
再一等，就是10年。“去年，它在国内的一个拍卖会上露面了，这次可让我们‘按’住了，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调查。”他的神色有些黯然，“类似的情况很多，那些流失的物品反复出现，我们追踪它们，希望有一天能把它们带回来。”
通过法律途径追讨那些具有完备文物档案和足够证据的流失物品，最后促使所有者无偿返还文物，马自树说，成功追讨的文物都属于这种类型。
泥土带回的文物
“90年代文物流失特别严重，引起大家关注，文物回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彭卿云去广交会，小件文物和水果一起堆在展台上，任人挑选。遇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卖家尤其热情。
其实对于马自树、彭卿云这样的国家文物官员来讲，文物回流中更多的是无奈。“去国外参观，看到文物摆在大的博物馆里，那基本回不来了。”马自树说。
彭卿云等人一直想建立中国珍贵海外流失文物目录。然而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外国博物馆经常不允许中国人看到这些文物，甚至不允许查询文物的基本资料。
事实上，从1949年至今，文物机构对海外流失文物的发现和追踪主要依靠耿宝昌这样的老专家查询拍卖行、展览目录完成，偶然性极大。而且文物的所有人、收藏过程都很难知晓。
从2001年起，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开展“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针对国内现存文物进行登记，才实现了文物信息化。
“没有记录、没有登记，就没办法在追讨时提供资料。”马自树说，根据现有国际公约，完备的资料是追讨流失文物的根本依据。
1994年6月，河北省曲阳县的唐末五代王处直墓被盗，其中包括两件镶嵌在甬道两壁上的高浮雕守门武士像。6年后，其中一块在美国的拍卖中现身。
虽然中方按照美国警方的要求提供了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资料，并成功促使美国警方扣押了文物，但浮雕的所有人称它是祖传文物，持有时间超过10年。
中方拿出包括浮雕与被盗遗址吻合等考古证据仍未能说服美方。最后还是在美方要求下提取了古墓周围土样等证据，与浮雕身上的泥土进行分析化验，才终于拿回了浮雕。
“泥土并非特别有力的证据。”马自树告诉本刊记者，但鸦片战争至1949年间的战争掠夺文物连泥土证据都没有。
不过，就是在中方从美国追讨浮雕成功后，一位外国收藏家闻讯主动将另一块浮雕无偿还给了中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希望通过法律、外交途径追讨文物的主要原因。”马自树说，这也是其他被掠夺国家的通行做法。
追讨异常艰难，“其实新世纪之前从国外回来并进入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中，很少有珍品。”马自树坦率地说。
2002年是流失海外文物回归的一个重要节点：额度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正式启动。
“有一笔钱专门用于文物回流，这是我们几十年的想法。现在国家有钱了，我们把要求报上去，很快就批了下来。”彭卿云说。
不过，这笔看似数额巨大的款项，在国际拍卖市场只能“干一点儿事情”，征集文物的过程也因此充满周折。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
第一年，国家文物局的下属单位就用其中的2999万元拍得了米芾的《研山铭》。
《研山铭》以及同年被首都博物馆收购的宋仿唐阎立本《孔子弟子像》手卷，一直被日本有邻博物馆收藏。这家私人博物馆虽然以上世纪30年代从中国流失的青铜器和其他文物著名，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两件文物的流失与中日战争有直接关系。
《孔子弟子像》则被证实为溥仪赏赐给近臣后被变卖流失海外的。中贸圣佳拍卖公司总经理易苏昊利用有邻博物馆经营不佳的机会，说服负责人藤井有邻将其转卖给6位华侨及港澳人士，然后带回国内进行拍卖。
易苏昊回忆起这段故事时讲到了其中的曲折。有邻博物馆原答应以100万美元出售《研山铭》，还预收了定金。不料佳士得拍卖行突然拿着《研山铭》的图片在国内找专家进行鉴定和估价。
中国的文物专家们都知道中贸圣佳要买《研山铭》，连忙打电话给易苏昊。一头雾水的中国买家找到藤井有邻询问，才知道佳士得愿意出价150万美元。他们于是给出同样价钱，终于将《研山铭》买下，并决定以3000万元人民币出售。
《研山铭》带回国后，财政部的人先找到易苏昊，询问能否将其卖给国家。这一年春天，同样费尽辛苦由日本征集回来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中国书画拍卖第一价”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购得，令国内文物界扼腕。其实这个价钱只相当于西方艺术品市场上一张普通印象派画作的价格。
也许正是由于《写生珍禽图》“得而复失”，《研山铭》引起了相当关注。米芾家乡襄阳由一名市长助理带队赴京参加拍卖，而大连的一家著名企业为参与拍卖准备了4000万元人民币，还盖了一栋“研山楼”。
但此时，易苏昊已经与国家文物局达成协议---定向拍卖。
协商时，国家文物局官员问易苏昊，3000万元能不能卖给国家。易苏昊说，不行。一句话出口，对方的汗都渗了出来。
易苏昊莞尔：“2999万！我让一万，佣金也不收了。”
2002年12月6日，仅用了不到10秒时间，《研山铭》就定向拍给599号买家---中国文物流通协调中心协调管理处一位处长。《研山铭》立即被送往故宫。而中贸圣佳在这次拍卖中损失佣金近千万元。
不久，《孔子弟子像》撤拍，以800万元人民币出售给首都博物馆。当时已有多家外国博物馆及私人机构出价数千万。
“买不是办法，正常买也买不过别人。”马自树说。
欲擒故纵找回“国之重器”
然而，中贸圣佳的这次拍卖却引起了非议。多位专业人士撰文认为，定向拍卖降低了《研山铭》的价值，也有碍公平。
对“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以及购买海外流失文物的质疑接踵而至。
同样在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手中以450万美元购得被称为“中国书帖祖宗”的宋拓本《淳化阁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名书法家启功表示，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受到文物界内部质疑的是，当初安思远从美国分两次拍得这套《淳化阁帖》时只花了30万美元，他本想用此帖交换几件故宫的玉器，未能成功后又提出交换家具等文物，结果前后耗时7年仍未成功。最后在日本人报价近千万美元的情况下，由上海市领导特批专项资金购回。
许多专家认为，从故宫繁多的同类藏品中拿出几件换回这件孤品，其代价远不到4000多万元人民币。
2006年，花费4800万元人民币，子龙鼎被带回中国。这件商周时期的青铜鼎于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辉县出土，随即被日本山中商会买走。2002年它曾在日本露面。2004年上海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家中亲眼看到此物，但协商购买未果。
一位接近“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项目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当负责该项目具体运作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派人于2005年抵达日本时，公开露面后的子龙鼎价格正在攀升，几乎整个拍卖界都知道中国人想买下这件东西。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又了解到，展出子龙鼎的日本人只是委托人，这件文物已经由香港收藏家买下。于是他们故意放出消息称放弃收购子龙鼎，并停止公开搜集子龙鼎信息。
子龙鼎的价格果然从此开始平稳。几个月后，当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找到这位香港收藏家时，以一个“出乎意料”的低价成交。到这时，运行了4年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已从海内外带回了203件文物。
子龙鼎的真伪随后也受到质疑，一度曾要对其进行物理鉴定，最后考虑会导致文物破损才不了了之。
高度保密的文物目录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在2003年、2004年以征集瓷器和善本典籍为主。2005年征集了著名的龙门石窟佛首、北宋木雕观音和西周青铜器。
“回购文物的压力是无法想象的。”上述接近“专项经费”项目的文物专家告诉本刊记者，以“专项经费”为例，一般由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选定一些目标，这家另称为国家文物局数据中心的机构，职责之一就是搜集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资料，建立信息数据库。它还招募了专门的文物情报与信息调查人员。
这些纳入“专项经费”视野的文物名单高度保密，在上报国家文物局后，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该领域专业组委员为主的专家进行评估，如子龙鼎的鉴定就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青铜专业组承担，其中包括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人等国内顶级专家。如果有一位专家有异议，这件文物的回流计划就会被否决。
选定文物后，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会与收藏者接触，协商价格，最后由它或其他机构付款。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收藏者往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几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海外流失文物回流做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彭卿云说，一方面他们出资回购物品，另一方面为内地博物馆提供消息和帮助。
内地博物馆负责人的人脉也很重要。如上海博物馆之所以经常收到海外华裔捐赠，与原馆长马承源有很大关系，他的朋友圈甚至包括法国前总统希拉克。
而质疑回流文物的价值，事实上也是“在野派”挑战权威的机会。上述专家说，一些文物工作者想借此成名，“关系国家资金的使用，公众又容易站在质疑一方考虑问题，其实很多质疑存在常识性错误”。
几年前曾有一家国内著名博物馆负责人自杀身亡。这位负责人曾请香港友人花巨资从海外购买了大量楚简，捐赠给博物馆。他自杀前夕，外界正对这些楚简的真伪进行质疑。直到今天，该馆员工仍不愿提及有关这些楚简的事情。
埃及人的异议
不过马自树认为，当初通过战争等不道德手段掠夺到海外的流失文物几经转手，现在所有人几乎都不是当初的战争获利者，而是通过正常交易购买的，在追讨时如何区分并不容易。
即使被明确认定为战争掠夺品的文物，如圆明园兽首，追讨起来也十分困难。
“事实上，几乎所有有关战争掠夺文物条约都缺少文物进口国的影子，签字国主要是我们这样的文物出口国。”曾代表中国在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上签字的马自树说，就这一条，很难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里通过合法途径追讨战争掠夺品。
“确定是你抢走的，我必须要回来，而不是买回来。如果买了一件两件，其他那一两千件就没法要回来了。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彭卿云说，从这个角度上讲，有证据是掠夺的其实一件也不该买，特别是不能通过拍卖购买。
有一年，中国博物馆从英国引进了一个大型埃及文物展。不料后来国家文物局领导去埃及访问时，对方提出异议。“他们说，这些文物是我们的，是被英国人掠夺走的，你们这样展出就承认了他们对文物的所有权。”彭卿云很钦佩埃及人的态度。
彭卿云对于购买拍卖品比较气愤，“爱国人士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他说，“不过我更愿意把钱放在国内文物的保护上”。
一些顶级拍卖行和保险公司在1991年曾成立了国际失踪艺术品记录组织，它是专门为失窃和遗失的艺术品而建立的数据库，只要交纳每件30英镑的费用就可以登记。专业人士则可以在此查询文物和艺术品来源是否合法。
更重要的是，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会将失窃的登记文物与国际市场上每年数十万件卖品进行对照，一旦发现就会通知文物原有者。
然而，这个几乎包括世界上所有失窃珍贵艺术品的数据库中，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登记项目。
“除了参与拍卖，我们其实有更多事情要做。”彭卿云这样告诉本刊记者。 (本文来源：新华网 )
3年、3000份传真与3000件文物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1995年2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发回的一份密电，引出了一次长达3年的海外流失文物追讨行动。
“那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法律、外交途径成功追回大批流失文物。”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3000多件文物突现
根据这份密电，英国警方于前一年破获了一个走私埃及文物团伙，在清查赃物时，警方发现了数千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国使馆。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物质金钱对人们的刺激很大。”马自树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偷盗走私文物的势头愈演愈烈，这次大规模走私出境的文物就是一个反映。
因为数量巨大，国家文物局上报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批示了8个字：“千方百计、追回文物”。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等单位的官员随即成立了专门小组，处理这一事件。
“我们开始希望通过刑事诉讼解决问题。”马自树说，如果刑事诉讼成功，就可以判定它们属于走私文物，根据英国当地法律是可以无偿返还中国的。
然而，由于文物是从香港运到英国本土的，其间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还缴纳了税费，英国法院因此认为文物是合法入境，文物走私行为发生在其他国家。这并不违法英国当地法律。
最终英国司法机关决定不对走私嫌疑人进行刑事起诉，随后扣押文物的英国警方也决定退出此案。
中方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如不启动民事诉讼，英国警方将把文物返还给嫌疑人--- 3个英国商人。
1996年9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在伦敦专程拜会了英国警方有关负责人，正式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希望双方共同合作，尽快解决此案。
然而，形势仍然在向不利于中方的方向转变。
向中国人“叫板”
就在张文彬到达英国的同时，走私嫌疑人竟然公开致函中国使馆，要求中国承认对这批文物没有所有权，或者进行民事诉讼。
同时，他们还起诉警方非法查扣财产。而英国法院并没有理会中方对于案件延迟审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将一些文物判归走私嫌疑人。
当年年底，马自树带领一个包括文物、法律、外交专家在内的特别小组赶赴英国。
马自树一行人拜会了法院、检察机关和一些法律咨询机构，一位英国皇家大律师还免费给他们讲了一小时。“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启动民事诉讼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问题的，可以说遥遥无期，而且几乎没有把握。”
首先要提供这些文物的出土地，证明它们是被偷盗走的。马自树说，开始他们还对此抱有希望。
然而第一次走进那个存放文物的仓库，他的心就“咚”地一下沉了下来。
“3000多件，从石刻到杯子，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从广东沿海到陕甘内陆，中式的、西式的，琳琅满目。”马自树一行人对文物进行了全面清点，最后确认是3494件。但其中却没有珍贵文物，“逐一找来源地根本不可能。”
为了追讨文物，公安部向香港派出了侦查人员，希望找到文物从内地走私到香港的证据，但久久没有结果。不久审理案件的英地方法院要求中国必须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启动民事诉讼。否则将把文物归还对方。
形势进一步恶化。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
“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策略，就是希望对方主动把文物返还。”马自树说，这一计划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
1997年1月，中方代理律师启动了一个后来看来非常关键的程序：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将案事移交英国上诉法院。这样英地方法院不得不对文物进行冻结，直到中方启动民事诉讼为止。
特别小组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施压，“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其实这正是中方最担心的。
官方媒体后来报道此事时说：“迫于我方对文物所有权主张的坚定态度和不惜代价捍卫国家尊严的强大压力，两名主要涉案嫌疑人于1997年2月表示了谈判和解的意向，英法庭也提出庭外调解的建议。”
那篇报道这样简洁地描述双方博弈的过程：“利欲熏心的走私嫌疑人发出和解试探后，不断出尔反尔，一直在观望最佳的方式和时机，以获取最大的利益，谈判接触十分缓慢和艰难。我方则一方面积极推动案事取证工作的进展，一方面耐心等待，从容制定具体可行的谈判方案，并反复组织专家进行充实、论证。”
然而，对于马自树这样的亲身参与者，当时的境况远不是那样胸有成竹。
漫长的谈判持续了一年时间，中方委托的英国律师行每天都从北京发传真给对方，加上之前的交涉，后来清点时发现前后至少发了三四千份传真。
绝望的时候，马自树甚至想过只要拿回一部分就可以，至少对偷盗走私者是一种震慑。
“最后外交部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马自树说，使馆不断与英国官方交涉，并且通过在当地的资源向对方施压。一来二去，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觉到了是在与一个国家对抗。
1998年2月10日，对方终于在归还文物的协议书上签字，除了其中的部分外国文物、新仿品及能够证明正常渠道购买的文物外，其他近3100件文物全部无偿归还中国。3个月后，文物抵京，国家博物馆还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至此，这起特大中国文物国际走私案以中方获胜而告终。
半个世纪前的“国宝大营救”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有一次“国宝大营救”，许多国宝级文物就是在那次“营救”中，几经辗转回到祖国。
当时，郑振铎刚当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解放前，大陆的收藏家收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和古钱币等，很多都流到了香港。所以刚解放时，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宝级。他还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都在私下盘算，敲定各种珍品文物的售价，开价之高令人瞠目。
当时，不少外国机构、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也都很关注，带着大批美元来到香港。
郑振铎马上从他主持的文物局划拨出了一笔款项，委托朋友在香港购买一些重要的古籍。经过反复思量，郑振铎向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
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报告，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他们还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周恩来立即同意拨款并在香港建立“收购小组”，他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并着重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由三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至此,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正式展开了。
“收购小组”有三次著名的“战役”：抢救“二希帖”，让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和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祖国。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1995年2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发回的一份密电，引出了一次长达3年的海外流失文物追讨行动。
“那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法律、外交途径成功追回大批流失文物。”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3000多件文物突现
根据这份密电，英国警方于前一年破获了一个走私埃及文物团伙，在清查赃物时，警方发现了数千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国使馆。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物质金钱对人们的刺激很大。”马自树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偷盗走私文物的势头愈演愈烈，这次大规模走私出境的文物就是一个反映。
因为数量巨大，国家文物局上报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批示了8个字：“千方百计、追回文物”。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等单位的官员随即成立了专门小组，处理这一事件。
“我们开始希望通过刑事诉讼解决问题。”马自树说，如果刑事诉讼成功，就可以判定它们属于走私文物，根据英国当地法律是可以无偿返还中国的。
然而，由于文物是从香港运到英国本土的，其间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还缴纳了税费，英国法院因此认为文物是合法入境，文物走私行为发生在其他国家。这并不违法英国当地法律。
最终英国司法机关决定不对走私嫌疑人进行刑事起诉，随后扣押文物的英国警方也决定退出此案。
中方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如不启动民事诉讼，英国警方将把文物返还给嫌疑人--- 3个英国商人。
1996年9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在伦敦专程拜会了英国警方有关负责人，正式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希望双方共同合作，尽快解决此案。
然而，形势仍然在向不利于中方的方向转变。
向中国人“叫板”
就在张文彬到达英国的同时，走私嫌疑人竟然公开致函中国使馆，要求中国承认对这批文物没有所有权，或者进行民事诉讼。
同时，他们还起诉警方非法查扣财产。而英国法院并没有理会中方对于案件延迟审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将一些文物判归走私嫌疑人。
当年年底，马自树带领一个包括文物、法律、外交专家在内的特别小组赶赴英国。
马自树一行人拜会了法院、检察机关和一些法律咨询机构，一位英国皇家大律师还免费给他们讲了一小时。“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启动民事诉讼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问题的，可以说遥遥无期，而且几乎没有把握。”
首先要提供这些文物的出土地，证明它们是被偷盗走的。马自树说，开始他们还对此抱有希望。
然而第一次走进那个存放文物的仓库，他的心就“咚”地一下沉了下来。
“3000多件，从石刻到杯子，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从广东沿海到陕甘内陆，中式的、西式的，琳琅满目。”马自树一行人对文物进行了全面清点，最后确认是3494件。但其中却没有珍贵文物，“逐一找来源地根本不可能。”
为了追讨文物，公安部向香港派出了侦查人员，希望找到文物从内地走私到香港的证据，但久久没有结果。不久审理案件的英地方法院要求中国必须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启动民事诉讼。否则将把文物归还对方。
形势进一步恶化。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
“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策略，就是希望对方主动把文物返还。”马自树说，这一计划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
1997年1月，中方代理律师启动了一个后来看来非常关键的程序：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将案事移交英国上诉法院。这样英地方法院不得不对文物进行冻结，直到中方启动民事诉讼为止。
特别小组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施压，“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其实这正是中方最担心的。
官方媒体后来报道此事时说：“迫于我方对文物所有权主张的坚定态度和不惜代价捍卫国家尊严的强大压力，两名主要涉案嫌疑人于1997年2月表示了谈判和解的意向，英法庭也提出庭外调解的建议。”
那篇报道这样简洁地描述双方博弈的过程：“利欲熏心的走私嫌疑人发出和解试探后，不断出尔反尔，一直在观望最佳的方式和时机，以获取最大的利益，谈判接触十分缓慢和艰难。我方则一方面积极推动案事取证工作的进展，一方面耐心等待，从容制定具体可行的谈判方案，并反复组织专家进行充实、论证。”
然而，对于马自树这样的亲身参与者，当时的境况远不是那样胸有成竹。
漫长的谈判持续了一年时间，中方委托的英国律师行每天都从北京发传真给对方，加上之前的交涉，后来清点时发现前后至少发了三四千份传真。
绝望的时候，马自树甚至想过只要拿回一部分就可以，至少对偷盗走私者是一种震慑。
“最后外交部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马自树说，使馆不断与英国官方交涉，并且通过在当地的资源向对方施压。一来二去，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觉到了是在与一个国家对抗。
1998年2月10日，对方终于在归还文物的协议书上签字，除了其中的部分外国文物、新仿品及能够证明正常渠道购买的文物外，其他近3100件文物全部无偿归还中国。3个月后，文物抵京，国家博物馆还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至此，这起特大中国文物国际走私案以中方获胜而告终。
半个世纪前的“国宝大营救”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有一次“国宝大营救”，许多国宝级文物就是在那次“营救”中，几经辗转回到祖国。
当时，郑振铎刚当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解放前，大陆的收藏家收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和古钱币等，很多都流到了香港。所以刚解放时，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宝级。他还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都在私下盘算，敲定各种珍品文物的售价，开价之高令人瞠目。
当时，不少外国机构、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也都很关注，带着大批美元来到香港。
郑振铎马上从他主持的文物局划拨出了一笔款项，委托朋友在香港购买一些重要的古籍。经过反复思量，郑振铎向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
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报告，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他们还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周恩来立即同意拨款并在香港建立“收购小组”，他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并着重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由三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至此,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正式展开了。
“收购小组”有三次著名的“战役”：抢救“二希帖”，让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和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祖国。
谢辰生：不必盲目去海外淘宝
其实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最急需解决的，是现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们每年斥巨资往回买的多得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一样，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谢辰生曾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助手，后成为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他在国家文物界工作了一辈子，对于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他认为现在的人们有些曲解。“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批文物，都是解放初期由周总理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收购回来的。应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这30年的文物收购。”
他说，那时国家很穷，但是领导都非常重视文物回流的工作。“当时，文物回流是洗雪民族耻辱的一种渠道，它带有非常浓重的政治色彩。”
谢辰生一字一顿地说，真正结束了文物外流历史的是1949年。
“现在是很多文物回来，但是有很多炒作的成分，不是什么回来都是‘国宝回归’。有些文物根本不值那么多钱。比如这次的兽首拍卖，它们根本就不算国宝，顶多算是国耻，因为国耻所以有价值。”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用各种方法被陆续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海关到了我们手里，新中国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
谢辰生觉得，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
“大家一心往钱看，拜金主义横行，有些地方把文物放在经济层面鼓吹，才流传出‘要致富，多挖墓，一夜挖出个万元户’这样的歌谣。现在盗墓现象、文物走私现象严重，就是跟大家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他说。
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清醒的，坚持保护抢救第一、开发利用第二；并坚持了文物工作的公益性。“因为文物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是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是物质基础。”
至于现在人们对海外流失文物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态度”，谢辰生认为要分情况处理。“被战争掠夺的文物，我们一直都有追索的权利。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解放前由收藏家带出去的，不算犯法，我们对这一类文物，应该跟对方商量，如果合适再买回来，没必要盲目去海外淘宝。”
谢辰生认为，海外追索要区别三个问题：一是区别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我们需要追回的是珍贵文物；二是区别过去和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非法手段流出去的，应该重点追索，这样才能把文物追索和国内的打击文物犯罪结合起来；三是要区别合法与非法，应该重点打击非法，对合法出去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可能暂时回不来，也不必急于一时。
“其实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最急需解决的，是现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们每年斥巨资往回买的多得多。”他说。 (本文来源：新华网 )
其实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最急需解决的，是现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们每年斥巨资往回买的多得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一样，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谢辰生曾任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助手，后成为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他在国家文物界工作了一辈子，对于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他认为现在的人们有些曲解。“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批文物，都是解放初期由周总理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收购回来的。应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这30年的文物收购。”
他说，那时国家很穷，但是领导都非常重视文物回流的工作。“当时，文物回流是洗雪民族耻辱的一种渠道，它带有非常浓重的政治色彩。”
谢辰生一字一顿地说，真正结束了文物外流历史的是1949年。
“现在是很多文物回来，但是有很多炒作的成分，不是什么回来都是‘国宝回归’。有些文物根本不值那么多钱。比如这次的兽首拍卖，它们根本就不算国宝，顶多算是国耻，因为国耻所以有价值。”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用各种方法被陆续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海关到了我们手里，新中国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
谢辰生觉得，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恰恰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90年代。
“大家一心往钱看，拜金主义横行，有些地方把文物放在经济层面鼓吹，才流传出‘要致富，多挖墓，一夜挖出个万元户’这样的歌谣。现在盗墓现象、文物走私现象严重，就是跟大家的思想变化有直接关系。”他说。
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清醒的，坚持保护抢救第一、开发利用第二；并坚持了文物工作的公益性。“因为文物是为社会服务的，它是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是物质基础。”
至于现在人们对海外流失文物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态度”，谢辰生认为要分情况处理。“被战争掠夺的文物，我们一直都有追索的权利。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解放前由收藏家带出去的，不算犯法，我们对这一类文物，应该跟对方商量，如果合适再买回来，没必要盲目去海外淘宝。”
谢辰生认为，海外追索要区别三个问题：一是区别一般文物和珍贵文物，我们需要追回的是珍贵文物；二是区别过去和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非法手段流出去的，应该重点追索，这样才能把文物追索和国内的打击文物犯罪结合起来；三是要区别合法与非法，应该重点打击非法，对合法出去的东西，有很多东西可能暂时回不来，也不必急于一时。
“其实国内的问题比国外严重得多，最急需解决的，是现在日益猖獗的文物犯罪。非法流出去的，比我们每年斥巨资往回买的多得多。”他说。 (本文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