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总理问股票与德国财长看彩票有何启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07:45
中国总理问股票与德国财长看彩票有何启示 2009年02月05日 来源：新华网 陆军 最近，发生两件很有意思新闻：一件是德国财长在参加会议时，按捺不住查看手中的彩票；一件是外出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于中国新年第一个上班日询问身边人员“今天股市怎么样”。
对于前者，德国民众与媒体好像颇不买账，大意是觉得身为财长，值此全球性金融危机之际，应该关心老百姓的口袋，而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钱包。财长此举虽算不上渎职，但也有拿了钱而不履行公务之嫌；且被媒体拍下来，颇伤大雅。
其实客观、宽容地看，此事透露出的积极信息远远多于消极信息。
首先，可以证明“财长”，至少是“德国财长”，纵然掌握着全国经济命脉，对全球经济也颇有影响，但并非“肥缺”：靠这一职位，温饱、小康自不用提，财至中产也不在话下，但想要暴富，那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身为财长之尊，想要一夜暴富，也得冀希望于天上掉馅饼，依靠一张小小的彩票，而绝不可能利用手中职权，劫国家之财，成一己之富。从这个意义而言，德国民众不应该庆幸和欢喜吗？
其次，既然想靠彩票来致富，虽贵为财长，仍得遵守彩票的游戏规则，而休想逾越这一规则。据报载，德国此奖所积累的奖金数额颇为可观，为德国历史之“第三高”。德国民众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掷千金买彩票不在少数，俨然将此视为一个公平竞争人人皆有机会的“名利场”。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德国民众心目中，德国的彩票是公平的透明的，能否中奖依靠彩票的概率和自己的运气，绝无暗箱操作可能。连财长都有彩票，这岂不是体现出对德国彩票业的极大信任、也是德国彩票业最好的广告吗？
再次，从财长看彩票、被拍、被责难、回应这一系列链条，可以看到问责与回应机制是如何高效又有序地行使它的职能：
看彩票究竟属个人行为，所以无需政府发言人为其解释。受责难人必须亲自面对公众的责难并做出解释，没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可能，也没有躲在幕后把难堪留给他人的可能。与公众“赤膊”相见，破除了官员的侥幸心理――别想着自己犯错别人丢官，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对责难的回应，也是对一个官员能力、见识、风度的极大考验。
如果说德国财长有过，终属个人无心之过，与中国某些官员开会时熟睡的油脸相比，只能算伤“小”雅，绝不能算伤“大”雅。那么德国民众的问责是小鸡肚肠吗？答曰不是，这是对自己权利的坚定维护。身为一个公民，监督政府是其神圣的职责。正是他们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一个清廉的德国政府；正是他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才使得财长也不得不靠彩票去发笔小财。如果凡事都姑息迁就，视之为小事，那才是小祸成大患，最终祸国祸己。
更为有趣的时，财长在得知民众对他的责难时，也颇感委屈，通过媒体向民众解释，说彩票是别人送的，而且自己并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履行，而且“很担心别人得知自己的彩票号码”。窃以为，看到财长如此“窘”态，德国民众在“汹汹”问责同时，内心可以稍安矣。
与德国财长相比，温总理于大年初七问彩票的新闻，则明显是关心老百姓的钱包，也更让笔者感慨万千。
笔者是经历“文革”的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人只要有一颗红心，用革命思想武装过的头脑，便百饿不侵、百病不生。谈财则色变，议富则祸生，凡事沾了个“富”字，便人人避之如虎。后来“文革”结束，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月，鉴于国家的一穷二白，那时候提倡的是藏富于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让国家富起来。那时候中国人是穷的，但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从提倡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党中央的提出让普通民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再到温总理问股票，则越来越清晰地反馈出另一个信息：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强才能民富，民富才能国强，还富于民的时代即将或者说已经来临。
当然，温总理关心股票，也不仅仅是钱包大、小的问题，他更为关注的，是希望通过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释放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刺激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这让我们看出新一代领导者的敏锐与智慧。温总理此举，相信温暖的不仅是股民，激励的也不只是股民。
总之，“看彩票”也罢，“问股票”也罢，反映出的都是民主社会的进步，这在三十年前是不会出现的。中国总理问股票与德国财长看彩票有何启示 2009年02月05日 来源：新华网 陆军 最近，发生两件很有意思新闻：一件是德国财长在参加会议时，按捺不住查看手中的彩票；一件是外出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于中国新年第一个上班日询问身边人员“今天股市怎么样”。
对于前者，德国民众与媒体好像颇不买账，大意是觉得身为财长，值此全球性金融危机之际，应该关心老百姓的口袋，而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钱包。财长此举虽算不上渎职，但也有拿了钱而不履行公务之嫌；且被媒体拍下来，颇伤大雅。
其实客观、宽容地看，此事透露出的积极信息远远多于消极信息。
首先，可以证明“财长”，至少是“德国财长”，纵然掌握着全国经济命脉，对全球经济也颇有影响，但并非“肥缺”：靠这一职位，温饱、小康自不用提，财至中产也不在话下，但想要暴富，那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身为财长之尊，想要一夜暴富，也得冀希望于天上掉馅饼，依靠一张小小的彩票，而绝不可能利用手中职权，劫国家之财，成一己之富。从这个意义而言，德国民众不应该庆幸和欢喜吗？
其次，既然想靠彩票来致富，虽贵为财长，仍得遵守彩票的游戏规则，而休想逾越这一规则。据报载，德国此奖所积累的奖金数额颇为可观，为德国历史之“第三高”。德国民众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掷千金买彩票不在少数，俨然将此视为一个公平竞争人人皆有机会的“名利场”。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德国民众心目中，德国的彩票是公平的透明的，能否中奖依靠彩票的概率和自己的运气，绝无暗箱操作可能。连财长都有彩票，这岂不是体现出对德国彩票业的极大信任、也是德国彩票业最好的广告吗？
再次，从财长看彩票、被拍、被责难、回应这一系列链条，可以看到问责与回应机制是如何高效又有序地行使它的职能：
看彩票究竟属个人行为，所以无需政府发言人为其解释。受责难人必须亲自面对公众的责难并做出解释，没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可能，也没有躲在幕后把难堪留给他人的可能。与公众“赤膊”相见，破除了官员的侥幸心理――别想着自己犯错别人丢官，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对责难的回应，也是对一个官员能力、见识、风度的极大考验。
如果说德国财长有过，终属个人无心之过，与中国某些官员开会时熟睡的油脸相比，只能算伤“小”雅，绝不能算伤“大”雅。那么德国民众的问责是小鸡肚肠吗？答曰不是，这是对自己权利的坚定维护。身为一个公民，监督政府是其神圣的职责。正是他们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一个清廉的德国政府；正是他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才使得财长也不得不靠彩票去发笔小财。如果凡事都姑息迁就，视之为小事，那才是小祸成大患，最终祸国祸己。
更为有趣的时，财长在得知民众对他的责难时，也颇感委屈，通过媒体向民众解释，说彩票是别人送的，而且自己并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履行，而且“很担心别人得知自己的彩票号码”。窃以为，看到财长如此“窘”态，德国民众在“汹汹”问责同时，内心可以稍安矣。
与德国财长相比，温总理于大年初七问彩票的新闻，则明显是关心老百姓的钱包，也更让笔者感慨万千。
笔者是经历“文革”的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人只要有一颗红心，用革命思想武装过的头脑，便百饿不侵、百病不生。谈财则色变，议富则祸生，凡事沾了个“富”字，便人人避之如虎。后来“文革”结束，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月，鉴于国家的一穷二白，那时候提倡的是藏富于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让国家富起来。那时候中国人是穷的，但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从提倡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党中央的提出让普通民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再到温总理问股票，则越来越清晰地反馈出另一个信息：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强才能民富，民富才能国强，还富于民的时代即将或者说已经来临。
当然，温总理关心股票，也不仅仅是钱包大、小的问题，他更为关注的，是希望通过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释放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刺激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这让我们看出新一代领导者的敏锐与智慧。温总理此举，相信温暖的不仅是股民，激励的也不只是股民。
总之，“看彩票”也罢，“问股票”也罢，反映出的都是民主社会的进步，这在三十年前是不会出现的。
对于前者，德国民众与媒体好像颇不买账，大意是觉得身为财长，值此全球性金融危机之际，应该关心老百姓的口袋，而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钱包。财长此举虽算不上渎职，但也有拿了钱而不履行公务之嫌；且被媒体拍下来，颇伤大雅。
其实客观、宽容地看，此事透露出的积极信息远远多于消极信息。
首先，可以证明“财长”，至少是“德国财长”，纵然掌握着全国经济命脉，对全球经济也颇有影响，但并非“肥缺”：靠这一职位，温饱、小康自不用提，财至中产也不在话下，但想要暴富，那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身为财长之尊，想要一夜暴富，也得冀希望于天上掉馅饼，依靠一张小小的彩票，而绝不可能利用手中职权，劫国家之财，成一己之富。从这个意义而言，德国民众不应该庆幸和欢喜吗？
其次，既然想靠彩票来致富，虽贵为财长，仍得遵守彩票的游戏规则，而休想逾越这一规则。据报载，德国此奖所积累的奖金数额颇为可观，为德国历史之“第三高”。德国民众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掷千金买彩票不在少数，俨然将此视为一个公平竞争人人皆有机会的“名利场”。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德国民众心目中，德国的彩票是公平的透明的，能否中奖依靠彩票的概率和自己的运气，绝无暗箱操作可能。连财长都有彩票，这岂不是体现出对德国彩票业的极大信任、也是德国彩票业最好的广告吗？
再次，从财长看彩票、被拍、被责难、回应这一系列链条，可以看到问责与回应机制是如何高效又有序地行使它的职能：
看彩票究竟属个人行为，所以无需政府发言人为其解释。受责难人必须亲自面对公众的责难并做出解释，没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可能，也没有躲在幕后把难堪留给他人的可能。与公众“赤膊”相见，破除了官员的侥幸心理――别想着自己犯错别人丢官，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对责难的回应，也是对一个官员能力、见识、风度的极大考验。
如果说德国财长有过，终属个人无心之过，与中国某些官员开会时熟睡的油脸相比，只能算伤“小”雅，绝不能算伤“大”雅。那么德国民众的问责是小鸡肚肠吗？答曰不是，这是对自己权利的坚定维护。身为一个公民，监督政府是其神圣的职责。正是他们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一个清廉的德国政府；正是他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才使得财长也不得不靠彩票去发笔小财。如果凡事都姑息迁就，视之为小事，那才是小祸成大患，最终祸国祸己。
更为有趣的时，财长在得知民众对他的责难时，也颇感委屈，通过媒体向民众解释，说彩票是别人送的，而且自己并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履行，而且“很担心别人得知自己的彩票号码”。窃以为，看到财长如此“窘”态，德国民众在“汹汹”问责同时，内心可以稍安矣。
与德国财长相比，温总理于大年初七问彩票的新闻，则明显是关心老百姓的钱包，也更让笔者感慨万千。
笔者是经历“文革”的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人只要有一颗红心，用革命思想武装过的头脑，便百饿不侵、百病不生。谈财则色变，议富则祸生，凡事沾了个“富”字，便人人避之如虎。后来“文革”结束，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月，鉴于国家的一穷二白，那时候提倡的是藏富于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让国家富起来。那时候中国人是穷的，但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从提倡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党中央的提出让普通民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再到温总理问股票，则越来越清晰地反馈出另一个信息：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强才能民富，民富才能国强，还富于民的时代即将或者说已经来临。
当然，温总理关心股票，也不仅仅是钱包大、小的问题，他更为关注的，是希望通过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释放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刺激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这让我们看出新一代领导者的敏锐与智慧。温总理此举，相信温暖的不仅是股民，激励的也不只是股民。
总之，“看彩票”也罢，“问股票”也罢，反映出的都是民主社会的进步，这在三十年前是不会出现的。中国总理问股票与德国财长看彩票有何启示 2009年02月05日 来源：新华网 陆军 最近，发生两件很有意思新闻：一件是德国财长在参加会议时，按捺不住查看手中的彩票；一件是外出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总理温家宝，于中国新年第一个上班日询问身边人员“今天股市怎么样”。
对于前者，德国民众与媒体好像颇不买账，大意是觉得身为财长，值此全球性金融危机之际，应该关心老百姓的口袋，而不应该只关心自己的钱包。财长此举虽算不上渎职，但也有拿了钱而不履行公务之嫌；且被媒体拍下来，颇伤大雅。
其实客观、宽容地看，此事透露出的积极信息远远多于消极信息。
首先，可以证明“财长”，至少是“德国财长”，纵然掌握着全国经济命脉，对全球经济也颇有影响，但并非“肥缺”：靠这一职位，温饱、小康自不用提，财至中产也不在话下，但想要暴富，那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身为财长之尊，想要一夜暴富，也得冀希望于天上掉馅饼，依靠一张小小的彩票，而绝不可能利用手中职权，劫国家之财，成一己之富。从这个意义而言，德国民众不应该庆幸和欢喜吗？
其次，既然想靠彩票来致富，虽贵为财长，仍得遵守彩票的游戏规则，而休想逾越这一规则。据报载，德国此奖所积累的奖金数额颇为可观，为德国历史之“第三高”。德国民众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一掷千金买彩票不在少数，俨然将此视为一个公平竞争人人皆有机会的“名利场”。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德国民众心目中，德国的彩票是公平的透明的，能否中奖依靠彩票的概率和自己的运气，绝无暗箱操作可能。连财长都有彩票，这岂不是体现出对德国彩票业的极大信任、也是德国彩票业最好的广告吗？
再次，从财长看彩票、被拍、被责难、回应这一系列链条，可以看到问责与回应机制是如何高效又有序地行使它的职能：
看彩票究竟属个人行为，所以无需政府发言人为其解释。受责难人必须亲自面对公众的责难并做出解释，没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可能，也没有躲在幕后把难堪留给他人的可能。与公众“赤膊”相见，破除了官员的侥幸心理――别想着自己犯错别人丢官，自己的行为自己负责。对责难的回应，也是对一个官员能力、见识、风度的极大考验。
如果说德国财长有过，终属个人无心之过，与中国某些官员开会时熟睡的油脸相比，只能算伤“小”雅，绝不能算伤“大”雅。那么德国民众的问责是小鸡肚肠吗？答曰不是，这是对自己权利的坚定维护。身为一个公民，监督政府是其神圣的职责。正是他们的一丝不苟，才成就了一个清廉的德国政府；正是他们对自身权利的维护，才使得财长也不得不靠彩票去发笔小财。如果凡事都姑息迁就，视之为小事，那才是小祸成大患，最终祸国祸己。
更为有趣的时，财长在得知民众对他的责难时，也颇感委屈，通过媒体向民众解释，说彩票是别人送的，而且自己并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履行，而且“很担心别人得知自己的彩票号码”。窃以为，看到财长如此“窘”态，德国民众在“汹汹”问责同时，内心可以稍安矣。
与德国财长相比，温总理于大年初七问彩票的新闻，则明显是关心老百姓的钱包，也更让笔者感慨万千。
笔者是经历“文革”的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人只要有一颗红心，用革命思想武装过的头脑，便百饿不侵、百病不生。谈财则色变，议富则祸生，凡事沾了个“富”字，便人人避之如虎。后来“文革”结束，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月，鉴于国家的一穷二白，那时候提倡的是藏富于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让国家富起来。那时候中国人是穷的，但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从提倡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党中央的提出让普通民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再到温总理问股票，则越来越清晰地反馈出另一个信息：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强才能民富，民富才能国强，还富于民的时代即将或者说已经来临。
当然，温总理关心股票，也不仅仅是钱包大、小的问题，他更为关注的，是希望通过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释放国内巨大的消费能力，刺激经济的迅速恢复与繁荣。这让我们看出新一代领导者的敏锐与智慧。温总理此举，相信温暖的不仅是股民，激励的也不只是股民。
总之，“看彩票”也罢，“问股票”也罢，反映出的都是民主社会的进步，这在三十年前是不会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