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猪脖子、标签和现代文明[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3:13:46
前一段我去英国出差，在那里呆了一个来月。四周都是英国人，电视上也看不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听不到领导们开会和看演出的消息，街上也没有卖豆腐脑的，这很是激发起了我的思乡情绪。等我到了希思罗机场的国航登机口等待登机的时候，这种思乡情绪就马上得到了缓解。周围大都是中国人，也不再有人因为行李挡了你的道给你道歉，这使我明白：这虽然还是在英国，但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在候机的人群里，有一拨操四川口音的人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这拨人都穿着西装，都挺着肚子，都迈着八字步，说话声音都很大，我觉得这八成是我党培养出来的四川国家干部。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可能是他们中的领导。因为他长了一个猪脖子，三角眼，国字脸，三层下巴，肚皮大幅度象前突出，手还很体面地背在身后。我在电视上见的大多数领导都长了猪脖子都长了国字脸都有三层下巴，走路都把手放在背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上级喜欢提拔这样长相的人当领导，可能从相面术上是有科学根据的。也许国字脸说明他忠君爱国，三角眼说明他目光炯炯明察秋毫，猪脖子说明他肩上堪副重任，三层下巴则可以给他的舌头提供足够营养，保证他说出来的话字字玑珠。
这副长相谈恋爱可能会吃些亏，但在官场上可能算是偶像派巨星的长相，可以占大便宜。无知无视的小姑娘喜欢刘德华，上级领导则喜欢猪脖子，这当然说明上级的眼光比小姑娘要高明。
我的对面坐了一位二十多岁的英国姑娘，在我和英国姑娘之间则放了一个垃圾箱。这位猪脖子领导忽然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赶来视察垃圾箱。当时我有个预感，觉得这个被视察的垃圾箱要倒霉了。我的预感是很灵验的。这个领导视察了两三秒种，就俯下身去，将脸对着垃圾箱的口。他当然不是要去掏垃圾，而是象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要去给基层送温暖。他伸出手，揪着自己的鼻子开始擤鼻涕。他的鼻腔发出惊人的响声。擤完鼻涕，他还进行了手部的清洁工作，也就是说把手在垃圾箱上使劲擦了擦。
但是领导的送温暖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他又向后退了一两步，然后，就从嘴里喷出一口粘痰。我眼瞅着那口痰从他嘴里出来后，呈弧线型落到垃圾箱的侧壁上。领导满意地看看垃圾箱，然后扭头走了。
我和英国姑娘面面相觑大约有一分钟。那个小姑娘忽然站起来，眼角瞅着我，嘴里嘟囔着什么，收拾起包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个沾满了领导雨露的垃圾箱。
说实话，当时我有一种冲动，很想拦住那位姑娘，向她解释一下领导干部在我国居民的比例不是很大。虽然官民比例一直在上升，但仍旧不是很大。数量完全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想想还是算了，第一这样我会显得很傻，第二，即便不是领导，也可以擤鼻涕吐痰嘛，只要没有卫生监督员。（说到这里，我倒很希望当时跳出一个戴红箍的英国老太太，对着猪脖子领导说：随地吐痰，罚款五元。给他开个五英镑的条子让他回去报销去。）
那个英国姑娘一时未必体会那个猪脖子和其他黄脸中国人的区别。她的结论很可能是：中国人很脏，喜欢乱擤鼻涕乱吐痰。我是中国人，也很可能给划在那些吐痰的人里面去了。我虽然没吐痰，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嘴里一时没有痰。我无法向她解释我从来不随地吐痰。
以前我一直很瞧不上那些说法，什么这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那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我觉得某种行为最多给行为人丢脸，怎么能给其他不相干的人丢脸呢？但这一次，我对这种说法有了一种理解。
这种说法的根源是大家的认知习惯。比方说，如果你见到的中国人很少，偶然看到一个猪脖子的中国人吐痰，你可能就会认为中国人爱吐痰，这对其他中国人来说，当然不大公平。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长猪脖子的人爱吐痰，但这对其他长猪脖子的人又不大公平。大家考察事物的时候，会习惯性的讲其归类，然后贴上类别标签。这种认知习惯其实是一种不完全归纳，而大部分的常识性知识都来源于不完全归纳。象我上面把那个猪脖子先生划为领导，也是不完全归纳的结果。也许那个人虽然长了个猪脖子和三层下巴，但却不是领导，而是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呢。
这种类别标签是经验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它当然有很大缺陷。结论的提取不严密，类别的划分又太模糊。对它的修正手段可以是增大样本数量或者用演绎法来补充。但是这样的手段往往是很难得到的。
用类别标签来划分和认知人群，会造成不公正和歧视。弱势群体最容易成为受害者。从历史上看，女人、黑人、穷人、异端派别、同性恋者等等都曾成为这种标签划分的受害者。文明社会应该在思想的深处设立这种标签的禁区：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标签来划分人群。这样的标签可能准确度很高，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但只要不是百分之百，使用这种标签就是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禁区剥夺了一些认知能力，但这是文明的代价。
西方人以前曾认为有色人种都很蠢，其中最蠢的又是黑人。西方人认为他们是“白人的负担”。他们痛苦地承担起了这种负担，向他们徵税，让他们挖矿，让他们抬轿子。不少西方人甚至痛苦地被这些负担压成了百万富翁。而文明的进步、社会的交锋最终使得西方主流舆论改变了这种认识。民权运动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舆论形成了一种公识：我们不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国籍来判断其价值。虽然很多人还在私下里保有相反的看法，但这样的认识毕竟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多少种族和肤色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的标签就少一些。（是啊，国内也见不着多少黑人让你歧视。但你要真从乌干达娶个黑人老婆回家看看你父母是否欢欣鼓舞是否挂匾庆祝。）我们更习惯使用文化的、经济的标签。“农村人”这个标签贴了有多久？标签后面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峙。现在又有了“民工”的标签，所有对民工的同情下面，又隐藏了多少灰色的歧视！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地域之间的彼此攻击，“河南人”“安徽人”“上海人”，一个个地域标签之后的谩骂与自夸，都说明了民族心智的不成熟。
文明并不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文明也不是高尔夫球场和F1赛车。文明是公交车上和厕所里有残疾人的专用设施。文明是灾难的时刻首先保护儿童。文明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尊重。文明是说出自己意见的同时也倾听别人的看法。文明是承认文明人的准则：我不以一个人的贫富、信仰、生活方式来判断其价值。文明是承认标签之后的万千个体。前一段我去英国出差，在那里呆了一个来月。四周都是英国人，电视上也看不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听不到领导们开会和看演出的消息，街上也没有卖豆腐脑的，这很是激发起了我的思乡情绪。等我到了希思罗机场的国航登机口等待登机的时候，这种思乡情绪就马上得到了缓解。周围大都是中国人，也不再有人因为行李挡了你的道给你道歉，这使我明白：这虽然还是在英国，但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在候机的人群里，有一拨操四川口音的人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这拨人都穿着西装，都挺着肚子，都迈着八字步，说话声音都很大，我觉得这八成是我党培养出来的四川国家干部。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可能是他们中的领导。因为他长了一个猪脖子，三角眼，国字脸，三层下巴，肚皮大幅度象前突出，手还很体面地背在身后。我在电视上见的大多数领导都长了猪脖子都长了国字脸都有三层下巴，走路都把手放在背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上级喜欢提拔这样长相的人当领导，可能从相面术上是有科学根据的。也许国字脸说明他忠君爱国，三角眼说明他目光炯炯明察秋毫，猪脖子说明他肩上堪副重任，三层下巴则可以给他的舌头提供足够营养，保证他说出来的话字字玑珠。
这副长相谈恋爱可能会吃些亏，但在官场上可能算是偶像派巨星的长相，可以占大便宜。无知无视的小姑娘喜欢刘德华，上级领导则喜欢猪脖子，这当然说明上级的眼光比小姑娘要高明。
我的对面坐了一位二十多岁的英国姑娘，在我和英国姑娘之间则放了一个垃圾箱。这位猪脖子领导忽然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赶来视察垃圾箱。当时我有个预感，觉得这个被视察的垃圾箱要倒霉了。我的预感是很灵验的。这个领导视察了两三秒种，就俯下身去，将脸对着垃圾箱的口。他当然不是要去掏垃圾，而是象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要去给基层送温暖。他伸出手，揪着自己的鼻子开始擤鼻涕。他的鼻腔发出惊人的响声。擤完鼻涕，他还进行了手部的清洁工作，也就是说把手在垃圾箱上使劲擦了擦。
但是领导的送温暖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他又向后退了一两步，然后，就从嘴里喷出一口粘痰。我眼瞅着那口痰从他嘴里出来后，呈弧线型落到垃圾箱的侧壁上。领导满意地看看垃圾箱，然后扭头走了。
我和英国姑娘面面相觑大约有一分钟。那个小姑娘忽然站起来，眼角瞅着我，嘴里嘟囔着什么，收拾起包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个沾满了领导雨露的垃圾箱。
说实话，当时我有一种冲动，很想拦住那位姑娘，向她解释一下领导干部在我国居民的比例不是很大。虽然官民比例一直在上升，但仍旧不是很大。数量完全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想想还是算了，第一这样我会显得很傻，第二，即便不是领导，也可以擤鼻涕吐痰嘛，只要没有卫生监督员。（说到这里，我倒很希望当时跳出一个戴红箍的英国老太太，对着猪脖子领导说：随地吐痰，罚款五元。给他开个五英镑的条子让他回去报销去。）
那个英国姑娘一时未必体会那个猪脖子和其他黄脸中国人的区别。她的结论很可能是：中国人很脏，喜欢乱擤鼻涕乱吐痰。我是中国人，也很可能给划在那些吐痰的人里面去了。我虽然没吐痰，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嘴里一时没有痰。我无法向她解释我从来不随地吐痰。
以前我一直很瞧不上那些说法，什么这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那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我觉得某种行为最多给行为人丢脸，怎么能给其他不相干的人丢脸呢？但这一次，我对这种说法有了一种理解。
这种说法的根源是大家的认知习惯。比方说，如果你见到的中国人很少，偶然看到一个猪脖子的中国人吐痰，你可能就会认为中国人爱吐痰，这对其他中国人来说，当然不大公平。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长猪脖子的人爱吐痰，但这对其他长猪脖子的人又不大公平。大家考察事物的时候，会习惯性的讲其归类，然后贴上类别标签。这种认知习惯其实是一种不完全归纳，而大部分的常识性知识都来源于不完全归纳。象我上面把那个猪脖子先生划为领导，也是不完全归纳的结果。也许那个人虽然长了个猪脖子和三层下巴，但却不是领导，而是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呢。
这种类别标签是经验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它当然有很大缺陷。结论的提取不严密，类别的划分又太模糊。对它的修正手段可以是增大样本数量或者用演绎法来补充。但是这样的手段往往是很难得到的。
用类别标签来划分和认知人群，会造成不公正和歧视。弱势群体最容易成为受害者。从历史上看，女人、黑人、穷人、异端派别、同性恋者等等都曾成为这种标签划分的受害者。文明社会应该在思想的深处设立这种标签的禁区：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标签来划分人群。这样的标签可能准确度很高，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但只要不是百分之百，使用这种标签就是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禁区剥夺了一些认知能力，但这是文明的代价。
西方人以前曾认为有色人种都很蠢，其中最蠢的又是黑人。西方人认为他们是“白人的负担”。他们痛苦地承担起了这种负担，向他们徵税，让他们挖矿，让他们抬轿子。不少西方人甚至痛苦地被这些负担压成了百万富翁。而文明的进步、社会的交锋最终使得西方主流舆论改变了这种认识。民权运动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舆论形成了一种公识：我们不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国籍来判断其价值。虽然很多人还在私下里保有相反的看法，但这样的认识毕竟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多少种族和肤色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的标签就少一些。（是啊，国内也见不着多少黑人让你歧视。但你要真从乌干达娶个黑人老婆回家看看你父母是否欢欣鼓舞是否挂匾庆祝。）我们更习惯使用文化的、经济的标签。“农村人”这个标签贴了有多久？标签后面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峙。现在又有了“民工”的标签，所有对民工的同情下面，又隐藏了多少灰色的歧视！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地域之间的彼此攻击，“河南人”“安徽人”“上海人”，一个个地域标签之后的谩骂与自夸，都说明了民族心智的不成熟。
文明并不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文明也不是高尔夫球场和F1赛车。文明是公交车上和厕所里有残疾人的专用设施。文明是灾难的时刻首先保护儿童。文明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尊重。文明是说出自己意见的同时也倾听别人的看法。文明是承认文明人的准则：我不以一个人的贫富、信仰、生活方式来判断其价值。文明是承认标签之后的万千个体。
在候机的人群里，有一拨操四川口音的人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们就坐在我旁边。这拨人都穿着西装，都挺着肚子，都迈着八字步，说话声音都很大，我觉得这八成是我党培养出来的四川国家干部。其中有一个，我认为可能是他们中的领导。因为他长了一个猪脖子，三角眼，国字脸，三层下巴，肚皮大幅度象前突出，手还很体面地背在身后。我在电视上见的大多数领导都长了猪脖子都长了国字脸都有三层下巴，走路都把手放在背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上级喜欢提拔这样长相的人当领导，可能从相面术上是有科学根据的。也许国字脸说明他忠君爱国，三角眼说明他目光炯炯明察秋毫，猪脖子说明他肩上堪副重任，三层下巴则可以给他的舌头提供足够营养，保证他说出来的话字字玑珠。
这副长相谈恋爱可能会吃些亏，但在官场上可能算是偶像派巨星的长相，可以占大便宜。无知无视的小姑娘喜欢刘德华，上级领导则喜欢猪脖子，这当然说明上级的眼光比小姑娘要高明。
我的对面坐了一位二十多岁的英国姑娘，在我和英国姑娘之间则放了一个垃圾箱。这位猪脖子领导忽然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赶来视察垃圾箱。当时我有个预感，觉得这个被视察的垃圾箱要倒霉了。我的预感是很灵验的。这个领导视察了两三秒种，就俯下身去，将脸对着垃圾箱的口。他当然不是要去掏垃圾，而是象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要去给基层送温暖。他伸出手，揪着自己的鼻子开始擤鼻涕。他的鼻腔发出惊人的响声。擤完鼻涕，他还进行了手部的清洁工作，也就是说把手在垃圾箱上使劲擦了擦。
但是领导的送温暖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完。他又向后退了一两步，然后，就从嘴里喷出一口粘痰。我眼瞅着那口痰从他嘴里出来后，呈弧线型落到垃圾箱的侧壁上。领导满意地看看垃圾箱，然后扭头走了。
我和英国姑娘面面相觑大约有一分钟。那个小姑娘忽然站起来，眼角瞅着我，嘴里嘟囔着什么，收拾起包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个沾满了领导雨露的垃圾箱。
说实话，当时我有一种冲动，很想拦住那位姑娘，向她解释一下领导干部在我国居民的比例不是很大。虽然官民比例一直在上升，但仍旧不是很大。数量完全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想想还是算了，第一这样我会显得很傻，第二，即便不是领导，也可以擤鼻涕吐痰嘛，只要没有卫生监督员。（说到这里，我倒很希望当时跳出一个戴红箍的英国老太太，对着猪脖子领导说：随地吐痰，罚款五元。给他开个五英镑的条子让他回去报销去。）
那个英国姑娘一时未必体会那个猪脖子和其他黄脸中国人的区别。她的结论很可能是：中国人很脏，喜欢乱擤鼻涕乱吐痰。我是中国人，也很可能给划在那些吐痰的人里面去了。我虽然没吐痰，但那可能只是因为我嘴里一时没有痰。我无法向她解释我从来不随地吐痰。
以前我一直很瞧不上那些说法，什么这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那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我觉得某种行为最多给行为人丢脸，怎么能给其他不相干的人丢脸呢？但这一次，我对这种说法有了一种理解。
这种说法的根源是大家的认知习惯。比方说，如果你见到的中国人很少，偶然看到一个猪脖子的中国人吐痰，你可能就会认为中国人爱吐痰，这对其他中国人来说，当然不大公平。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长猪脖子的人爱吐痰，但这对其他长猪脖子的人又不大公平。大家考察事物的时候，会习惯性的讲其归类，然后贴上类别标签。这种认知习惯其实是一种不完全归纳，而大部分的常识性知识都来源于不完全归纳。象我上面把那个猪脖子先生划为领导，也是不完全归纳的结果。也许那个人虽然长了个猪脖子和三层下巴，但却不是领导，而是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呢。
这种类别标签是经验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它当然有很大缺陷。结论的提取不严密，类别的划分又太模糊。对它的修正手段可以是增大样本数量或者用演绎法来补充。但是这样的手段往往是很难得到的。
用类别标签来划分和认知人群，会造成不公正和歧视。弱势群体最容易成为受害者。从历史上看，女人、黑人、穷人、异端派别、同性恋者等等都曾成为这种标签划分的受害者。文明社会应该在思想的深处设立这种标签的禁区：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标签来划分人群。这样的标签可能准确度很高，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但只要不是百分之百，使用这种标签就是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禁区剥夺了一些认知能力，但这是文明的代价。
西方人以前曾认为有色人种都很蠢，其中最蠢的又是黑人。西方人认为他们是“白人的负担”。他们痛苦地承担起了这种负担，向他们徵税，让他们挖矿，让他们抬轿子。不少西方人甚至痛苦地被这些负担压成了百万富翁。而文明的进步、社会的交锋最终使得西方主流舆论改变了这种认识。民权运动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舆论形成了一种公识：我们不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国籍来判断其价值。虽然很多人还在私下里保有相反的看法，但这样的认识毕竟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多少种族和肤色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的标签就少一些。（是啊，国内也见不着多少黑人让你歧视。但你要真从乌干达娶个黑人老婆回家看看你父母是否欢欣鼓舞是否挂匾庆祝。）我们更习惯使用文化的、经济的标签。“农村人”这个标签贴了有多久？标签后面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峙。现在又有了“民工”的标签，所有对民工的同情下面，又隐藏了多少灰色的歧视！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地域之间的彼此攻击，“河南人”“安徽人”“上海人”，一个个地域标签之后的谩骂与自夸，都说明了民族心智的不成熟。
文明并不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文明也不是高尔夫球场和F1赛车。文明是公交车上和厕所里有残疾人的专用设施。文明是灾难的时刻首先保护儿童。文明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尊重。文明是说出自己意见的同时也倾听别人的看法。文明是承认文明人的准则：我不以一个人的贫富、信仰、生活方式来判断其价值。文明是承认标签之后的万千个体。前一段我去英国出差，在那里呆了一个来月。四周都是英国人，电视上也看不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听不到领导们开会和看演出的消息，街上也没有卖豆腐脑的，这很是激发起了我的思乡情绪。等我到了希思罗机场的国航登机口等待登机的时候，这种思乡情绪就马上得到了缓解。周围大都是中国人，也不再有人因为行李挡了你的道给你道歉，这使我明白：这虽然还是在英国，但已经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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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对面坐了一位二十多岁的英国姑娘，在我和英国姑娘之间则放了一个垃圾箱。这位猪脖子领导忽然站起身来背着手踱着步，赶来视察垃圾箱。当时我有个预感，觉得这个被视察的垃圾箱要倒霉了。我的预感是很灵验的。这个领导视察了两三秒种，就俯下身去，将脸对着垃圾箱的口。他当然不是要去掏垃圾，而是象所有的领导干部一样，要去给基层送温暖。他伸出手，揪着自己的鼻子开始擤鼻涕。他的鼻腔发出惊人的响声。擤完鼻涕，他还进行了手部的清洁工作，也就是说把手在垃圾箱上使劲擦了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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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一直很瞧不上那些说法，什么这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那种行为给中国丢脸啊。我觉得某种行为最多给行为人丢脸，怎么能给其他不相干的人丢脸呢？但这一次，我对这种说法有了一种理解。
这种说法的根源是大家的认知习惯。比方说，如果你见到的中国人很少，偶然看到一个猪脖子的中国人吐痰，你可能就会认为中国人爱吐痰，这对其他中国人来说，当然不大公平。当然，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长猪脖子的人爱吐痰，但这对其他长猪脖子的人又不大公平。大家考察事物的时候，会习惯性的讲其归类，然后贴上类别标签。这种认知习惯其实是一种不完全归纳，而大部分的常识性知识都来源于不完全归纳。象我上面把那个猪脖子先生划为领导，也是不完全归纳的结果。也许那个人虽然长了个猪脖子和三层下巴，但却不是领导，而是跳天鹅湖的芭蕾舞演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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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类别标签来划分和认知人群，会造成不公正和歧视。弱势群体最容易成为受害者。从历史上看，女人、黑人、穷人、异端派别、同性恋者等等都曾成为这种标签划分的受害者。文明社会应该在思想的深处设立这种标签的禁区：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标签来划分人群。这样的标签可能准确度很高，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甚至百分之九十九，但只要不是百分之百，使用这种标签就是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禁区剥夺了一些认知能力，但这是文明的代价。
西方人以前曾认为有色人种都很蠢，其中最蠢的又是黑人。西方人认为他们是“白人的负担”。他们痛苦地承担起了这种负担，向他们徵税，让他们挖矿，让他们抬轿子。不少西方人甚至痛苦地被这些负担压成了百万富翁。而文明的进步、社会的交锋最终使得西方主流舆论改变了这种认识。民权运动之后，西方社会的主流舆论形成了一种公识：我们不以一个人的种族、肤色、国籍来判断其价值。虽然很多人还在私下里保有相反的看法，但这样的认识毕竟成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我们的历史道路和西方的不一样。我们没有多少种族和肤色的标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使用的标签就少一些。（是啊，国内也见不着多少黑人让你歧视。但你要真从乌干达娶个黑人老婆回家看看你父母是否欢欣鼓舞是否挂匾庆祝。）我们更习惯使用文化的、经济的标签。“农村人”这个标签贴了有多久？标签后面就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峙。现在又有了“民工”的标签，所有对民工的同情下面，又隐藏了多少灰色的歧视！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地域之间的彼此攻击，“河南人”“安徽人”“上海人”，一个个地域标签之后的谩骂与自夸，都说明了民族心智的不成熟。
文明并不是一座座高楼大厦。文明也不是高尔夫球场和F1赛车。文明是公交车上和厕所里有残疾人的专用设施。文明是灾难的时刻首先保护儿童。文明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尊重。文明是说出自己意见的同时也倾听别人的看法。文明是承认文明人的准则：我不以一个人的贫富、信仰、生活方式来判断其价值。文明是承认标签之后的万千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