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调结构方能真正保就业

刘煜辉：唯有调结构方能真正保就业

2008年12月16日 07:47   新闻晨报   作者:刘煜辉


       胡 锦 涛总书记近日在辽宁考察时表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明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而在昨天下午举行的社科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就业问题的相关专家也分析指出，大学生失业率超过12%，到年底，可能会有150万名大学生不能实现就业。

       包括各地招聘会的“盛况”在内，种种迹象表明，解决就业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调为“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保就业”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年前，我们大概实现一个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基本上能稳住就业，现在我们GDP增长掉到10%以下，似乎就好像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了，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充分就业。为什么？这意味着过去五年我们尽管实现了总量的超高速增长，但结构却明显是在恶化。

       超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的产业结构根本不吸收很多劳动力，制造业现在占GDP的一半左右，但带来的就业只占劳动人口的25%。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就推高储蓄，同时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跨了，这个循环出现崩溃。

       重化工虽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个高达51.2%的储蓄率、43%的投资率的结构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占GDP8%的顺差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升值压力与日俱增的人民币汇率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受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越来越强的中国制造业甩给了我们。所以只要投资掉下来，增长速度掉下来，就业的压力就凸显出来，如果不脱离原有的轨道，我们要保就业、保增长就只能加投资，别无他途，可能保得了一时但最终保不了一世。

       回过头来看，以重化工主导的增长势头实际上使中国走向了另一条路——向增长倾斜，而不是重视就业。这与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最近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眼下，中国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实现这一目标的良方是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转型。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和商誉、零售，就能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竞争。

       当然，实现目标要靠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住增长，保住就业。到那时，也许我们就不再需要“保9”、“保8”了，5%的GDP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唯有调结构方能真正保就业

2008年12月16日 07:47   新闻晨报   作者:刘煜辉


       胡 锦 涛总书记近日在辽宁考察时表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明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将非常严峻。而在昨天下午举行的社科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上，就业问题的相关专家也分析指出，大学生失业率超过12%，到年底，可能会有150万名大学生不能实现就业。

       包括各地招聘会的“盛况”在内，种种迹象表明，解决就业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定调为“保增长、促内需、调结构”，而“保就业”无疑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五年前，我们大概实现一个8%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基本上能稳住就业，现在我们GDP增长掉到10%以下，似乎就好像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了，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2%-3%的GDP增长就能保证充分就业。为什么？这意味着过去五年我们尽管实现了总量的超高速增长，但结构却明显是在恶化。

       超高速增长得益于重化工的超常规扩张，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的的产业结构根本不吸收很多劳动力，制造业现在占GDP的一半左右，但带来的就业只占劳动人口的25%。因此，生产率的飞速提高无法同步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提高，也就难以转化为消费和购买力的提高，反过来就推高储蓄，同时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进一步萎缩，政府和企业拿了越来越多的钱，只能做投资，形成产能，国内消费不了，就只能卖到国外去，形成顺差。所以，高储蓄必然高投资，而高投资反过来又进一步做高储蓄，周而复始，直至有一天外部需求跨了，这个循环出现崩溃。

       重化工虽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加速，但把一个高达51.2%的储蓄率、43%的投资率的结构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占GDP8%的顺差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升值压力与日俱增的人民币汇率甩给了我们，把一个受资源、环境和市场约束越来越强的中国制造业甩给了我们。所以只要投资掉下来，增长速度掉下来，就业的压力就凸显出来，如果不脱离原有的轨道，我们要保就业、保增长就只能加投资，别无他途，可能保得了一时但最终保不了一世。

       回过头来看，以重化工主导的增长势头实际上使中国走向了另一条路——向增长倾斜，而不是重视就业。这与以民生改善为导向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危机对中国造成了巨大冲击，是坏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至少使我们理清了一些最近几年争论得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增长路径。

       越来越多的研究得出共识，支撑中国过去30年辉煌成就的首要因素是中国在全球劳动力套利的优势。眼下，中国需要的是劳动密集型增长，而不是劳动节约型增长。就业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

       实现这一目标的良方是向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转型。这两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做延伸，向上做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销售网络、品牌和商誉、零售，就能创造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中国有最大的市场和最强的制造能力，但缺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物流服务，这些领域我们完全有条件进入价值链高端的竞争。

       当然，实现目标要靠改革，特别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依据可持续发展的轨迹，告别旧时代和旧模式，探索深化体制改革，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和结构调整。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保住增长，保住就业。到那时，也许我们就不再需要“保9”、“保8”了，5%的GDP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