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反腐是改革急需突破关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0:17:13
2008年12月09日01:2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八日电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反腐败存在误区
“最近‘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将教师和医生收回扣纳入商业贿赂。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领域都可以腐败，就是两个领域不可以，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两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现在也开始堕落了。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官员的角色特别重要，他们引导着社会的走向。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领域。”
以前在研究中对腐败问题比较乐观的俞可平，现在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开始重新思考。相较于对民主话题的探讨，他更急迫地希望让人们走出反腐败的权力监督误区。
俞可平特别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一谈反腐败就归结到权力监督上，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实事求是讲，权力监督这些年党和国家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細，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惩罚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杀了和关了多少腐败官员？对廉洁官员的奖励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做了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在反腐败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俞可平认为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但是贪官依然照贪，而且案值越来越吓人。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官员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贪，贪一点是一点，但这样的贪官其实极少。贪官的另外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据权威媒体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情妇。准确地说，不应当叫“情妇”，应当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们之间无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这些“情妇”图的不是情而是钱。另外，一些贪官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给他们买房买车，需要大笔的钱。”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入手”。
构起反腐败的连环圈
毫无疑问，对于遏制腐败而言，权力监督至关重要。对于目前的权力监督，俞可平认为存在两方面的漏洞。“一是目前的监督主要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如党内的纪律检查制度、政府内的行政监察制度。二是即使从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来看，也存在着重大漏洞，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漏洞更大。有效的监督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就像小时候的游戏‘剪刀、石头、布’，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个环节出差错，整个监督就会失去效力。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当然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却不是充分的和完备的。除了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我们还需要体制外的公民监督，而后者的体制很不完备，渠道也不多。
俞可平认为，自我监督的不足十分明显，以目前举国上下普遍推行的领导干部自我‘述廉’制度为例。试想一下，哪个贪官会在有上级领导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贪官’，并如实交待贪污劣迹？
结果是贪官清官都争先恐后向上级领导报告自己如何清廉，这不仅泯灭了贪官清官在‘述廉’问题上的界限，而且可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副作用：一是贪官在案发前慷慨激昂的‘述廉’，使得公众不再相信还有清官的存在。二是清官可能因耻于跟贪官一起做这样的‘述廉’而内在地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廉政制度产生抵触情绪。三是制度迫使贪官做假模假样的‘述廉’，越发打消其说谎的羞耻感，说谎成了其本性的一部分，可能有一天连测谎仪也会对这些贪官失去效用”。
从源头遏制腐败
在俞可平看来，即使权力监督相当完善，也不足以有效遏制腐败。还需要跳出权力监督，从提高官员素质、实施权力制约、改革责任制度、推行政务公开等环节着手，构筑廉政体系。
“首先就要从官员的产生途径入手，改革选拔官员的制度，保证素质高的官员产生出来。之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它能较好地解决官员选优的问题。官员的素质高，即使监督有漏洞，也不一定贪；若官员贪欲成性，监督最完备，也挡不住其铤而走险。
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很多人以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它们不是一回事。权力制约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权，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开，要尽快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机制，确保权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约。
第三个环节，要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推行干部问责制，是我们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但有些责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们有一个制度叫 “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实有内在的不足。这有点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让第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无论哪个方面出问题，都让他负责任，那你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这里便产生这样一个困境：你要让他负绝对责任，就要给他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则可能导致监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监督一把手，就不能让他享有绝对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你就不能让他负绝对责任。
第四，就是政务透明。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凭什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唯有法律和制度。一是政务要公开，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二是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官职越高就越应公开。”
此外，俞可平还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推行官员的医疗、用车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员特权的扩张。“让子女在继承巨额遗产的时候缴纳高额的税款，这样不仅有利于遏制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质，让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荫下。这对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说，如果收高额遗产税会导致资产转移到国外，我认为不用担心，没有遗产法，想转移的一样在转移。”
最令俞可平担心的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近年来，住房方面的腐败也日益突出，有关部门应当开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证官员在位时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国有房产变相地持续流失。”
为下一代研究政治“不怕挨骂”
尽管俞可平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的代言者，事实上，这位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民主问题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当多的精力是做“天国的学问”，即研究人类理想政治状态。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毕竟没有民主的传统，尽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会充满困难曲折。
俞可平每有民主话题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场争论。他说：“其实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这两种声音同时存在，说明我的观点没有走极端。世人自有公论，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年轻人中鲜有不讲道理和走极端的。”
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儿也研究和关心政治，女儿反问他“爸爸为什么自己却关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为此，多挨点骂，多做点其他的牺牲，也无所谓。”
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给出一个判断：“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中新社记者 张量）2008年12月09日01:2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八日电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反腐败存在误区
“最近‘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将教师和医生收回扣纳入商业贿赂。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领域都可以腐败，就是两个领域不可以，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两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现在也开始堕落了。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官员的角色特别重要，他们引导着社会的走向。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领域。”
以前在研究中对腐败问题比较乐观的俞可平，现在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开始重新思考。相较于对民主话题的探讨，他更急迫地希望让人们走出反腐败的权力监督误区。
俞可平特别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一谈反腐败就归结到权力监督上，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实事求是讲，权力监督这些年党和国家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細，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惩罚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杀了和关了多少腐败官员？对廉洁官员的奖励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做了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在反腐败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俞可平认为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但是贪官依然照贪，而且案值越来越吓人。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官员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贪，贪一点是一点，但这样的贪官其实极少。贪官的另外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据权威媒体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情妇。准确地说，不应当叫“情妇”，应当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们之间无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这些“情妇”图的不是情而是钱。另外，一些贪官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给他们买房买车，需要大笔的钱。”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入手”。
构起反腐败的连环圈
毫无疑问，对于遏制腐败而言，权力监督至关重要。对于目前的权力监督，俞可平认为存在两方面的漏洞。“一是目前的监督主要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如党内的纪律检查制度、政府内的行政监察制度。二是即使从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来看，也存在着重大漏洞，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漏洞更大。有效的监督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就像小时候的游戏‘剪刀、石头、布’，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个环节出差错，整个监督就会失去效力。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当然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却不是充分的和完备的。除了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我们还需要体制外的公民监督，而后者的体制很不完备，渠道也不多。
俞可平认为，自我监督的不足十分明显，以目前举国上下普遍推行的领导干部自我‘述廉’制度为例。试想一下，哪个贪官会在有上级领导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贪官’，并如实交待贪污劣迹？
结果是贪官清官都争先恐后向上级领导报告自己如何清廉，这不仅泯灭了贪官清官在‘述廉’问题上的界限，而且可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副作用：一是贪官在案发前慷慨激昂的‘述廉’，使得公众不再相信还有清官的存在。二是清官可能因耻于跟贪官一起做这样的‘述廉’而内在地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廉政制度产生抵触情绪。三是制度迫使贪官做假模假样的‘述廉’，越发打消其说谎的羞耻感，说谎成了其本性的一部分，可能有一天连测谎仪也会对这些贪官失去效用”。
从源头遏制腐败
在俞可平看来，即使权力监督相当完善，也不足以有效遏制腐败。还需要跳出权力监督，从提高官员素质、实施权力制约、改革责任制度、推行政务公开等环节着手，构筑廉政体系。
“首先就要从官员的产生途径入手，改革选拔官员的制度，保证素质高的官员产生出来。之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它能较好地解决官员选优的问题。官员的素质高，即使监督有漏洞，也不一定贪；若官员贪欲成性，监督最完备，也挡不住其铤而走险。
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很多人以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它们不是一回事。权力制约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权，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开，要尽快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机制，确保权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约。
第三个环节，要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推行干部问责制，是我们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但有些责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们有一个制度叫 “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实有内在的不足。这有点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让第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无论哪个方面出问题，都让他负责任，那你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这里便产生这样一个困境：你要让他负绝对责任，就要给他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则可能导致监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监督一把手，就不能让他享有绝对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你就不能让他负绝对责任。
第四，就是政务透明。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凭什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唯有法律和制度。一是政务要公开，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二是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官职越高就越应公开。”
此外，俞可平还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推行官员的医疗、用车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员特权的扩张。“让子女在继承巨额遗产的时候缴纳高额的税款，这样不仅有利于遏制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质，让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荫下。这对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说，如果收高额遗产税会导致资产转移到国外，我认为不用担心，没有遗产法，想转移的一样在转移。”
最令俞可平担心的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近年来，住房方面的腐败也日益突出，有关部门应当开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证官员在位时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国有房产变相地持续流失。”
为下一代研究政治“不怕挨骂”
尽管俞可平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的代言者，事实上，这位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民主问题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当多的精力是做“天国的学问”，即研究人类理想政治状态。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毕竟没有民主的传统，尽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会充满困难曲折。
俞可平每有民主话题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场争论。他说：“其实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这两种声音同时存在，说明我的观点没有走极端。世人自有公论，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年轻人中鲜有不讲道理和走极端的。”
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儿也研究和关心政治，女儿反问他“爸爸为什么自己却关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为此，多挨点骂，多做点其他的牺牲，也无所谓。”
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给出一个判断：“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中新社记者 张量）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八日电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反腐败存在误区
“最近‘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将教师和医生收回扣纳入商业贿赂。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领域都可以腐败，就是两个领域不可以，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两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现在也开始堕落了。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官员的角色特别重要，他们引导着社会的走向。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领域。”
以前在研究中对腐败问题比较乐观的俞可平，现在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开始重新思考。相较于对民主话题的探讨，他更急迫地希望让人们走出反腐败的权力监督误区。
俞可平特别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一谈反腐败就归结到权力监督上，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实事求是讲，权力监督这些年党和国家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細，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惩罚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杀了和关了多少腐败官员？对廉洁官员的奖励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做了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在反腐败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俞可平认为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但是贪官依然照贪，而且案值越来越吓人。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官员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贪，贪一点是一点，但这样的贪官其实极少。贪官的另外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据权威媒体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情妇。准确地说，不应当叫“情妇”，应当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们之间无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这些“情妇”图的不是情而是钱。另外，一些贪官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给他们买房买车，需要大笔的钱。”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入手”。
构起反腐败的连环圈
毫无疑问，对于遏制腐败而言，权力监督至关重要。对于目前的权力监督，俞可平认为存在两方面的漏洞。“一是目前的监督主要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如党内的纪律检查制度、政府内的行政监察制度。二是即使从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来看，也存在着重大漏洞，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漏洞更大。有效的监督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就像小时候的游戏‘剪刀、石头、布’，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个环节出差错，整个监督就会失去效力。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当然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却不是充分的和完备的。除了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我们还需要体制外的公民监督，而后者的体制很不完备，渠道也不多。
俞可平认为，自我监督的不足十分明显，以目前举国上下普遍推行的领导干部自我‘述廉’制度为例。试想一下，哪个贪官会在有上级领导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贪官’，并如实交待贪污劣迹？
结果是贪官清官都争先恐后向上级领导报告自己如何清廉，这不仅泯灭了贪官清官在‘述廉’问题上的界限，而且可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副作用：一是贪官在案发前慷慨激昂的‘述廉’，使得公众不再相信还有清官的存在。二是清官可能因耻于跟贪官一起做这样的‘述廉’而内在地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廉政制度产生抵触情绪。三是制度迫使贪官做假模假样的‘述廉’，越发打消其说谎的羞耻感，说谎成了其本性的一部分，可能有一天连测谎仪也会对这些贪官失去效用”。
从源头遏制腐败
在俞可平看来，即使权力监督相当完善，也不足以有效遏制腐败。还需要跳出权力监督，从提高官员素质、实施权力制约、改革责任制度、推行政务公开等环节着手，构筑廉政体系。
“首先就要从官员的产生途径入手，改革选拔官员的制度，保证素质高的官员产生出来。之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它能较好地解决官员选优的问题。官员的素质高，即使监督有漏洞，也不一定贪；若官员贪欲成性，监督最完备，也挡不住其铤而走险。
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很多人以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它们不是一回事。权力制约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权，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开，要尽快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机制，确保权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约。
第三个环节，要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推行干部问责制，是我们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但有些责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们有一个制度叫 “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实有内在的不足。这有点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让第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无论哪个方面出问题，都让他负责任，那你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这里便产生这样一个困境：你要让他负绝对责任，就要给他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则可能导致监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监督一把手，就不能让他享有绝对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你就不能让他负绝对责任。
第四，就是政务透明。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凭什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唯有法律和制度。一是政务要公开，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二是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官职越高就越应公开。”
此外，俞可平还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推行官员的医疗、用车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员特权的扩张。“让子女在继承巨额遗产的时候缴纳高额的税款，这样不仅有利于遏制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质，让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荫下。这对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说，如果收高额遗产税会导致资产转移到国外，我认为不用担心，没有遗产法，想转移的一样在转移。”
最令俞可平担心的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近年来，住房方面的腐败也日益突出，有关部门应当开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证官员在位时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国有房产变相地持续流失。”
为下一代研究政治“不怕挨骂”
尽管俞可平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的代言者，事实上，这位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民主问题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当多的精力是做“天国的学问”，即研究人类理想政治状态。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毕竟没有民主的传统，尽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会充满困难曲折。
俞可平每有民主话题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场争论。他说：“其实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这两种声音同时存在，说明我的观点没有走极端。世人自有公论，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年轻人中鲜有不讲道理和走极端的。”
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儿也研究和关心政治，女儿反问他“爸爸为什么自己却关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为此，多挨点骂，多做点其他的牺牲，也无所谓。”
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给出一个判断：“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中新社记者 张量）2008年12月09日01:20 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十二月八日电 以《民主是个好东西》而广为海内外熟悉的著名政治学者、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本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反腐败存在误区
“最近‘两高’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将教师和医生收回扣纳入商业贿赂。中国传统文化中，什么领域都可以腐败，就是两个领域不可以，一是教师，二是大夫。这两个群体通常被认为代表了社会的良心。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现在也开始堕落了。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社会环境，尤其是官员的严重腐败。在中国，官员的角色特别重要，他们引导着社会的走向。这种社会环境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和医疗领域。”
以前在研究中对腐败问题比较乐观的俞可平，现在面对腐败的严峻形势开始重新思考。相较于对民主话题的探讨，他更急迫地希望让人们走出反腐败的权力监督误区。
俞可平特别指出，目前学界和媒体一谈反腐败就归结到权力监督上，这种思路是对的，但是并不全面。
“实事求是讲，权力监督这些年党和国家已经足够重视了，监督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增设了很多，机构也纷纷升格，一系列的监督制度陆续出台，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规定得这么多这么細，连公费招待‘四菜一汤’都有明确的规定。此外，惩罚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杀了和关了多少腐败官员？对廉洁官员的奖励也不少，反腐倡廉教育更是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做了这么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为什么腐败还这样严重？这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我认为在反腐败问题我们需要一些突破。包括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突破。”
俞可平认为官员待遇已经足够好，但是贪官依然照贪，而且案值越来越吓人。他们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官员贪腐原因很多，一些人是本性就贪，贪一点是一点，但这样的贪官其实极少。贪官的另外两个出口应当引起高度关注：一是情妇，二是子女。据权威媒体报道，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都有情妇。准确地说，不应当叫“情妇”，应当叫‘二奶’‘三奶’什么的，他们之间无情可言，是赤裸裸的权色交易，这些“情妇”图的不是情而是钱。另外，一些贪官把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还给他们买房买车，需要大笔的钱。”
因此，俞可平指出，“反腐败只强调权力监督，这样走下去，效果很有限。应当在完善权力监督的同时，跳出权力监督来寻求突破，像中央强调的那样，反腐倡廉要从源头抓起，特别是从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约、干部的责任制和政务透明等入手”。
构起反腐败的连环圈
毫无疑问，对于遏制腐败而言，权力监督至关重要。对于目前的权力监督，俞可平认为存在两方面的漏洞。“一是目前的监督主要是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如党内的纪律检查制度、政府内的行政监察制度。二是即使从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来看，也存在着重大漏洞，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尤其是对党政一把手的监督，漏洞更大。有效的监督要有一个封闭的环，就像小时候的游戏‘剪刀、石头、布’，一环扣一环。只要有一个环节出差错，整个监督就会失去效力。体制内的自我监督当然是必要的和基本的，却不是充分的和完备的。除了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我们还需要体制外的公民监督，而后者的体制很不完备，渠道也不多。
俞可平认为，自我监督的不足十分明显，以目前举国上下普遍推行的领导干部自我‘述廉’制度为例。试想一下，哪个贪官会在有上级领导参加的民主生活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个‘贪官’，并如实交待贪污劣迹？
结果是贪官清官都争先恐后向上级领导报告自己如何清廉，这不仅泯灭了贪官清官在‘述廉’问题上的界限，而且可能带来以下三个方面的严重副作用：一是贪官在案发前慷慨激昂的‘述廉’，使得公众不再相信还有清官的存在。二是清官可能因耻于跟贪官一起做这样的‘述廉’而内在地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廉政制度产生抵触情绪。三是制度迫使贪官做假模假样的‘述廉’，越发打消其说谎的羞耻感，说谎成了其本性的一部分，可能有一天连测谎仪也会对这些贪官失去效用”。
从源头遏制腐败
在俞可平看来，即使权力监督相当完善，也不足以有效遏制腐败。还需要跳出权力监督，从提高官员素质、实施权力制约、改革责任制度、推行政务公开等环节着手，构筑廉政体系。
“首先就要从官员的产生途径入手，改革选拔官员的制度，保证素质高的官员产生出来。之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就是它能较好地解决官员选优的问题。官员的素质高，即使监督有漏洞，也不一定贪；若官员贪欲成性，监督最完备，也挡不住其铤而走险。
其次，要进行合理的分权，对权力合理分工，有效制约。很多人以为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是一回事，严格地说，它们不是一回事。权力制约的前提是有效的分权，一个人不能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十七大提出要实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开，要尽快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机制，确保权力的合理分工，相互制约。
第三个环节，要改革干部的责任体制。推行干部问责制，是我们在建设责任政府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但有些责任制度需要改革。例如，我们有一个制度叫 “第一责任人负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听起来都是很好的制度，其实有内在的不足。这有点像“政治承包”，既然你让第一把手负全部的责任，无论哪个方面出问题，都让他负责任，那你就得给他相应的权力。绝对的责任需要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超越任何监督。这里便产生这样一个困境：你要让他负绝对责任，就要给他绝对权力；绝对的权力则可能导致监督的失效。你要有效监督一把手，就不能让他享有绝对权力，没有绝对权力，你就不能让他负绝对责任。
第四，就是政务透明。十七大明确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凭什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唯有法律和制度。一是政务要公开，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要透明，要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二是官员的财产等基本信息要公开，官职越高就越应公开。”
此外，俞可平还呼吁早日出台遗产法，推行官员的医疗、用车和住房制度改革，有效阻止官员特权的扩张。“让子女在继承巨额遗产的时候缴纳高额的税款，这样不仅有利于遏制贪腐，更主要的是改善民族素质，让下一代依靠自力更生，而不是躺在父母的庇荫下。这对保持民族的活力非常重要。有人说，如果收高额遗产税会导致资产转移到国外，我认为不用担心，没有遗产法，想转移的一样在转移。”
最令俞可平担心的是腐败向特权转化，他说：“这实质上是让腐败合法化。现在官员的待遇已经足以保证他过体面的生活，应当减少特权，比如用车、医疗和住房等。近年来，住房方面的腐败也日益突出，有关部门应当开始研究官邸制度。既保证官员在位时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又防止大批国有房产变相地持续流失。”
为下一代研究政治“不怕挨骂”
尽管俞可平被外界视为中国民主的代言者，事实上，这位中国第一个政治学博士所关注和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民主问题只占他研究的一小部分。他相当多的精力是做“天国的学问”，即研究人类理想政治状态。俞可平认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中国毕竟没有民主的传统，尽管民主政治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会充满困难曲折。
俞可平每有民主话题的文章刊出，必引起一场争论。他说：“其实这也是我所乐见的，这两种声音同时存在，说明我的观点没有走极端。世人自有公论，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年轻人中鲜有不讲道理和走极端的。”
二十多年致力于政治学研究的俞可平并不希望女儿也研究和关心政治，女儿反问他“爸爸为什么自己却关心政治”。俞可平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这一代人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民主法治的条件下。为此，多挨点骂，多做点其他的牺牲，也无所谓。”
对于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俞可平给出一个判断：“不论中国进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论中国在未来会形成何种治理模式，对于有远见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治理改革的目标应当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中新社记者 张量）
问题是：谁来反腐，反谁？谁是清白的？
事实证明光高薪养廉，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是养不了廉的
贪官自己反。反正反的是官，小民们管不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