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坚持》中的龚楚民

真名龚楚,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九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龚楚对革命的信心早在苏区肃反和滥杀地主时就有所动摇，到1935年春，游击队被围剿军追得满山跑，迭受损失，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眼看革命前途渺茫，龚楚也有了其它的打算。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游击队除逃走几个外，其余30多人均被打死，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功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戎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深深了解党的政策和一贯做法，知道再回去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了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在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六房两厅一厨房两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三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为之惊讨。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真名龚楚,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九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龚楚对革命的信心早在苏区肃反和滥杀地主时就有所动摇，到1935年春，游击队被围剿军追得满山跑，迭受损失，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眼看革命前途渺茫，龚楚也有了其它的打算。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游击队除逃走几个外，其余30多人均被打死，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功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戎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深深了解党的政策和一贯做法，知道再回去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了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在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六房两厅一厨房两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三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为之惊讨。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