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主政官员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

时评：主政官员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
2008年11月23日 09:12新京报- 社论

从贵州瓮安事件，到重庆出租车停运，再到甘肃陇南下访群众聚集冲击市委机关的“11·17”事件，以及广东汕头市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的“11·20”事件……最近，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具体原因，但处理策略是否理性，政府行动是否快捷，直接影响着事态结果:有的和平结束，有的则演化成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防暴警察的出场和“少数不法分子”的被抓收场。

目前的这些群体性事件，多是群众或利益群体向当地政府部门表达不满，有明确诉求，但议题单一，一般涉及行业和地区问题。有的是要求维护自身利益，比如重庆的出租车停运是抗议经营者每天50元的“份儿钱”，汕头出租车司机停运则是抗议黑车、套牌车；有的则仅仅是“讨个说法”，陇南的拆迁户到市委下访，就是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做出答复；有的是群体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形成的积怨爆发，如云南孟连胶农与警察冲突而发生的“7·19”事件。

这些群体事件的起因绝大多数是群众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声音。综合分析这些事件不难看出，如同地震发生后有“黄金72小时”之律，群体事件发生后也有“黄金24小时”之策。也就是说，如果当地政府部门在24小时内快速反应，与诉求者及时对话，了解内情，公布准确、真实的讯息，提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群体事件通常就会暂时平息，不会激发出打砸抢、放火、伤人等暴力行为，“被少数坏人利用”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是危机处理较成功的案例。11月3日8000辆出租车停运，2小时后重庆市即召开紧急会议，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下午有近800辆车恢复运营，但不久这些车又停运了，部分车辆遭到拦截或打砸。很快，重庆市组织上万名执勤人员保护出租车运营，承诺解决出租车司机遇到的问题。4日晚，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不设前提地“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随后，50元“份儿钱”被减免，负责交通的官员受到处分，政府承诺还将解决其他问题。

而比这更容易解决的甘肃陇南拆迁户下访事件、广东汕头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当地政府则没能在“黄金24小时”内做出积极反应，浪费了平息事态的大好时机。前者只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信访劝解”，自然不能服众；后者首先采取的行动是“调集防暴警察”，记者征询事态真相，交通局工作人员说“去问市委宣传部”，交警支队表示“我们不知道停运这事情”，结果便有停运司机组成“猎杀小组”砸打非法营运出租车，事态随之升级。

如果要追问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如同云南省普洱市副市长杨锦昆在通报孟连事件处理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多是“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所以，要减少此类群体事件，从根本上说，当地政府要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打通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要迅速采取富有建设性的积极行动，主政官员不但要学会倾听与及时处理，更要敢于直接面对诉求者，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要善于从类似事件中获得教训，准备预案，防患于未然。时评：主政官员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
2008年11月23日 09:12新京报- 社论

从贵州瓮安事件，到重庆出租车停运，再到甘肃陇南下访群众聚集冲击市委机关的“11·17”事件，以及广东汕头市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的“11·20”事件……最近，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有具体原因，但处理策略是否理性，政府行动是否快捷，直接影响着事态结果:有的和平结束，有的则演化成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以防暴警察的出场和“少数不法分子”的被抓收场。

目前的这些群体性事件，多是群众或利益群体向当地政府部门表达不满，有明确诉求，但议题单一，一般涉及行业和地区问题。有的是要求维护自身利益，比如重庆的出租车停运是抗议经营者每天50元的“份儿钱”，汕头出租车司机停运则是抗议黑车、套牌车；有的则仅仅是“讨个说法”，陇南的拆迁户到市委下访，就是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可能导致的住房、土地以及今后生活方面的问题做出答复；有的是群体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形成的积怨爆发，如云南孟连胶农与警察冲突而发生的“7·19”事件。

这些群体事件的起因绝大多数是群众维护自己的利益，表达自己的声音。综合分析这些事件不难看出，如同地震发生后有“黄金72小时”之律，群体事件发生后也有“黄金24小时”之策。也就是说，如果当地政府部门在24小时内快速反应，与诉求者及时对话，了解内情，公布准确、真实的讯息，提出解决问题的时间表，群体事件通常就会暂时平息，不会激发出打砸抢、放火、伤人等暴力行为，“被少数坏人利用”的可能性也会减少。

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是危机处理较成功的案例。11月3日8000辆出租车停运，2小时后重庆市即召开紧急会议，公安、交通等部门联合行动，下午有近800辆车恢复运营，但不久这些车又停运了，部分车辆遭到拦截或打砸。很快，重庆市组织上万名执勤人员保护出租车运营，承诺解决出租车司机遇到的问题。4日晚，大多数出租车上路运营。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不设前提地“把话说开，畅所欲言”。随后，50元“份儿钱”被减免，负责交通的官员受到处分，政府承诺还将解决其他问题。

而比这更容易解决的甘肃陇南拆迁户下访事件、广东汕头出租车集体停运事件，当地政府则没能在“黄金24小时”内做出积极反应，浪费了平息事态的大好时机。前者只有“工作人员进行了信访劝解”，自然不能服众；后者首先采取的行动是“调集防暴警察”，记者征询事态真相，交通局工作人员说“去问市委宣传部”，交警支队表示“我们不知道停运这事情”，结果便有停运司机组成“猎杀小组”砸打非法营运出租车，事态随之升级。

如果要追问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如同云南省普洱市副市长杨锦昆在通报孟连事件处理结果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多是“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忽视群众诉求，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所以，要减少此类群体事件，从根本上说，当地政府要及时了解民情民意，打通公民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要迅速采取富有建设性的积极行动，主政官员不但要学会倾听与及时处理，更要敢于直接面对诉求者，不能把群体事件预定为“闹事”，一味采取“高压政策”，要善于从类似事件中获得教训，准备预案，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