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民主价值观与外交政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22:32:42
文/基辛格
美国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任总统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美国人认为战争并非一定由于利益冲突而起，反而是基于一个国家欠缺了具代表性的政府架构。从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当一个国家未能推行民主建制时，那么完全以国家利益及权力为出发点的外交政策便会抬头。由于民主国家之间是以理智来解决纷争，而非诉诸战争暴力，故按照这种理念，美国的最终任务是要传播民主，而更换一国的政权便是终极的制裁手段。
对美国人来说，早期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中一项基本的价值观便是相信民主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假如美国的外交政策要获得人民长期支持，她便必须坚守民主的价值。问题只是这些价值观应如何推行。
民主必须植根本土因素
就算说民主有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亦不等于说它不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社会；只不过硬要把历经多个世纪的变革才能得出的模式，塞进一段极短的期间内推行，却只会带来众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一个因信仰或族群而分化的社会，我们的做法只会令该种按族群来界定权力分配的建制，变得更长久更牢固。如果弱势社群永远不会有望成为主流群体，那么推行选举只会引起内战或暴乱，而这正是滋长军事恐怖组织的温床。
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利益与价值观应当扮演怎样的相对角色，这项争论，其实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最终得出的政策混合体必会受到现实情况的试炼，即是说，这些政策都应该是可行的，以及符合国家利益。由于民主制度必须植根于本土因素，它必须能够反映文化、历史及建制的背景，才可在社会中茁壮成长。因此，要在别的地方推行西方的建制，如欠缺了西方的长期托管便难以成功。在巴尔干半岛，这样的西方保护领地有三个，分别是波斯尼亚、科索沃及马其顿。三地都完全依赖外来力量，而这些外来力量完全看不出有在当地推动可持续政治演变的倾向；而假如持续的内部演变发生在科索沃，那么美国的价值观及她在该区内的利益便可能遇到对抗。正是因为这样，重建伊拉克，便代表美国要延长对当地的保护。这些行动是必须的，但它们亦各自有其限制。改变政权是一个特殊例子，这不能是美国每次施展军事力量的头号目标，我们必须订立优先次序，至少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我们有多少的军事力量可以动用。
一项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当地或该地区的现实情况，否则便不会成功。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政策就如其它领域的事项一样，是如何达致可能目标的艺术。以推动民主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策略上的取向，不可一味迎合官僚或公众建制。
上述建议却经常受到那些认为民主进程本身就是目的的人所反对，不过，外交政策不是光靠叫喊口号得来的。美国过往曾在摧毁现有政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次是七九年的伊朗，另一次是九八年的印尼，现在更进一步，以战争促成政权变更，但每次美国都要以推行民主和变革作为行动的名义。我们应要记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民主政制的最成功例子是怎样来的，那是诸如韩国、台湾及土耳其等地的非民主政权，在刺激经济增长时制造了中产阶层，而这些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帮助下，要求政府必须具有代表性，并需要受到监察和取得平衡。如果在一个欠缺民主概念和政治条件的地方推行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导致混乱，或是制造了敌视我们价值观，甚至危害我们安全的政权。虽然有人会以伊朗为例，指该国的伊斯兰精神领袖对美国怀有敌意，是因为美国曾经支持不民主的伊朗君主政权，然而实情却远较这样复杂。那些游说美国扶植他们掌政的批评者，并不一定会奉行与美国安全或价值观相符的政策。
伊国族群宗分歧严重
伊拉克正在成为一项重大考验，更换政权是基于地缘策略需要，加上道德上的信念，但重建伊拉克实不能与占领德国和日本等事相提并论，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且除了民主改革外，便没有其它合适的模式；事实上，当地人要是希望合法掌握祖国的权力和带领其命运，唯一方法是进行改革并与占领者合作。但是伊拉克的情况却几乎全是上述的反面。该国的族群与宗分歧已大大深化，因此民主化过程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群团主义。在七月一日成立伊拉克自治政府，只不过是通往平稳的漫长道路中起首的一小步，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冒起一个世俗化的中产阶层，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一个完全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要达到这种情况，美国就有需要长期参与，最终还需要在某程度上引入国际参与。但无论出现的是何种过程，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有决心贯彻始终。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取得成功。我们不独在伊拉克，在其它中东地区亦要寻找一条道路，既要促成变革，但也要避免制造更多混乱。
必须平衡利益与价值观
美国人民因为伊拉克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但我希望国人在达致和解后能够了解到，再没有任何挑战，比界定一个能融合我们的价值观及利益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以非黑即白的心态去看待价值观与利益这两项，我们却只会自绑手脚。那些坚称以利益为重的人，必须明白到支持民主应该是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并要包含在政策之内；那些主张外交政策该首重价值观的人亦要理解一点，就是目前的挑战再不是阐扬他们的论据，而是怎样推行论据，而且在推行的过程，明了到除了有机会得到民主，也可能会招致混乱。那些鼓吹美国外交政策中，对民主的追求应占一个重要部分的人，在这场理性的辩论中可说是胜了一仗。然而要建立整个建制，单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能顾及文化与历史因素的远见。这样谦恭行事，并不是要美国的价值观有所折冲退让，而是我们惟有这样做，才可有效地把所有的美国价值观付诸实行。
基辛格2004撰文，由论坛国际媒体社供稿文/基辛格
美国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任总统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美国人认为战争并非一定由于利益冲突而起，反而是基于一个国家欠缺了具代表性的政府架构。从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当一个国家未能推行民主建制时，那么完全以国家利益及权力为出发点的外交政策便会抬头。由于民主国家之间是以理智来解决纷争，而非诉诸战争暴力，故按照这种理念，美国的最终任务是要传播民主，而更换一国的政权便是终极的制裁手段。
对美国人来说，早期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中一项基本的价值观便是相信民主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假如美国的外交政策要获得人民长期支持，她便必须坚守民主的价值。问题只是这些价值观应如何推行。
民主必须植根本土因素
就算说民主有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亦不等于说它不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社会；只不过硬要把历经多个世纪的变革才能得出的模式，塞进一段极短的期间内推行，却只会带来众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一个因信仰或族群而分化的社会，我们的做法只会令该种按族群来界定权力分配的建制，变得更长久更牢固。如果弱势社群永远不会有望成为主流群体，那么推行选举只会引起内战或暴乱，而这正是滋长军事恐怖组织的温床。
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利益与价值观应当扮演怎样的相对角色，这项争论，其实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最终得出的政策混合体必会受到现实情况的试炼，即是说，这些政策都应该是可行的，以及符合国家利益。由于民主制度必须植根于本土因素，它必须能够反映文化、历史及建制的背景，才可在社会中茁壮成长。因此，要在别的地方推行西方的建制，如欠缺了西方的长期托管便难以成功。在巴尔干半岛，这样的西方保护领地有三个，分别是波斯尼亚、科索沃及马其顿。三地都完全依赖外来力量，而这些外来力量完全看不出有在当地推动可持续政治演变的倾向；而假如持续的内部演变发生在科索沃，那么美国的价值观及她在该区内的利益便可能遇到对抗。正是因为这样，重建伊拉克，便代表美国要延长对当地的保护。这些行动是必须的，但它们亦各自有其限制。改变政权是一个特殊例子，这不能是美国每次施展军事力量的头号目标，我们必须订立优先次序，至少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我们有多少的军事力量可以动用。
一项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当地或该地区的现实情况，否则便不会成功。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政策就如其它领域的事项一样，是如何达致可能目标的艺术。以推动民主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策略上的取向，不可一味迎合官僚或公众建制。
上述建议却经常受到那些认为民主进程本身就是目的的人所反对，不过，外交政策不是光靠叫喊口号得来的。美国过往曾在摧毁现有政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次是七九年的伊朗，另一次是九八年的印尼，现在更进一步，以战争促成政权变更，但每次美国都要以推行民主和变革作为行动的名义。我们应要记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民主政制的最成功例子是怎样来的，那是诸如韩国、台湾及土耳其等地的非民主政权，在刺激经济增长时制造了中产阶层，而这些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帮助下，要求政府必须具有代表性，并需要受到监察和取得平衡。如果在一个欠缺民主概念和政治条件的地方推行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导致混乱，或是制造了敌视我们价值观，甚至危害我们安全的政权。虽然有人会以伊朗为例，指该国的伊斯兰精神领袖对美国怀有敌意，是因为美国曾经支持不民主的伊朗君主政权，然而实情却远较这样复杂。那些游说美国扶植他们掌政的批评者，并不一定会奉行与美国安全或价值观相符的政策。
伊国族群宗分歧严重
伊拉克正在成为一项重大考验，更换政权是基于地缘策略需要，加上道德上的信念，但重建伊拉克实不能与占领德国和日本等事相提并论，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且除了民主改革外，便没有其它合适的模式；事实上，当地人要是希望合法掌握祖国的权力和带领其命运，唯一方法是进行改革并与占领者合作。但是伊拉克的情况却几乎全是上述的反面。该国的族群与宗分歧已大大深化，因此民主化过程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群团主义。在七月一日成立伊拉克自治政府，只不过是通往平稳的漫长道路中起首的一小步，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冒起一个世俗化的中产阶层，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一个完全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要达到这种情况，美国就有需要长期参与，最终还需要在某程度上引入国际参与。但无论出现的是何种过程，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有决心贯彻始终。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取得成功。我们不独在伊拉克，在其它中东地区亦要寻找一条道路，既要促成变革，但也要避免制造更多混乱。
必须平衡利益与价值观
美国人民因为伊拉克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但我希望国人在达致和解后能够了解到，再没有任何挑战，比界定一个能融合我们的价值观及利益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以非黑即白的心态去看待价值观与利益这两项，我们却只会自绑手脚。那些坚称以利益为重的人，必须明白到支持民主应该是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并要包含在政策之内；那些主张外交政策该首重价值观的人亦要理解一点，就是目前的挑战再不是阐扬他们的论据，而是怎样推行论据，而且在推行的过程，明了到除了有机会得到民主，也可能会招致混乱。那些鼓吹美国外交政策中，对民主的追求应占一个重要部分的人，在这场理性的辩论中可说是胜了一仗。然而要建立整个建制，单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能顾及文化与历史因素的远见。这样谦恭行事，并不是要美国的价值观有所折冲退让，而是我们惟有这样做，才可有效地把所有的美国价值观付诸实行。
基辛格2004撰文，由论坛国际媒体社供稿
美国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任总统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美国人认为战争并非一定由于利益冲突而起，反而是基于一个国家欠缺了具代表性的政府架构。从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当一个国家未能推行民主建制时，那么完全以国家利益及权力为出发点的外交政策便会抬头。由于民主国家之间是以理智来解决纷争，而非诉诸战争暴力，故按照这种理念，美国的最终任务是要传播民主，而更换一国的政权便是终极的制裁手段。
对美国人来说，早期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中一项基本的价值观便是相信民主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假如美国的外交政策要获得人民长期支持，她便必须坚守民主的价值。问题只是这些价值观应如何推行。
民主必须植根本土因素
就算说民主有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亦不等于说它不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社会；只不过硬要把历经多个世纪的变革才能得出的模式，塞进一段极短的期间内推行，却只会带来众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一个因信仰或族群而分化的社会，我们的做法只会令该种按族群来界定权力分配的建制，变得更长久更牢固。如果弱势社群永远不会有望成为主流群体，那么推行选举只会引起内战或暴乱，而这正是滋长军事恐怖组织的温床。
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利益与价值观应当扮演怎样的相对角色，这项争论，其实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最终得出的政策混合体必会受到现实情况的试炼，即是说，这些政策都应该是可行的，以及符合国家利益。由于民主制度必须植根于本土因素，它必须能够反映文化、历史及建制的背景，才可在社会中茁壮成长。因此，要在别的地方推行西方的建制，如欠缺了西方的长期托管便难以成功。在巴尔干半岛，这样的西方保护领地有三个，分别是波斯尼亚、科索沃及马其顿。三地都完全依赖外来力量，而这些外来力量完全看不出有在当地推动可持续政治演变的倾向；而假如持续的内部演变发生在科索沃，那么美国的价值观及她在该区内的利益便可能遇到对抗。正是因为这样，重建伊拉克，便代表美国要延长对当地的保护。这些行动是必须的，但它们亦各自有其限制。改变政权是一个特殊例子，这不能是美国每次施展军事力量的头号目标，我们必须订立优先次序，至少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我们有多少的军事力量可以动用。
一项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当地或该地区的现实情况，否则便不会成功。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政策就如其它领域的事项一样，是如何达致可能目标的艺术。以推动民主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策略上的取向，不可一味迎合官僚或公众建制。
上述建议却经常受到那些认为民主进程本身就是目的的人所反对，不过，外交政策不是光靠叫喊口号得来的。美国过往曾在摧毁现有政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次是七九年的伊朗，另一次是九八年的印尼，现在更进一步，以战争促成政权变更，但每次美国都要以推行民主和变革作为行动的名义。我们应要记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民主政制的最成功例子是怎样来的，那是诸如韩国、台湾及土耳其等地的非民主政权，在刺激经济增长时制造了中产阶层，而这些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帮助下，要求政府必须具有代表性，并需要受到监察和取得平衡。如果在一个欠缺民主概念和政治条件的地方推行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导致混乱，或是制造了敌视我们价值观，甚至危害我们安全的政权。虽然有人会以伊朗为例，指该国的伊斯兰精神领袖对美国怀有敌意，是因为美国曾经支持不民主的伊朗君主政权，然而实情却远较这样复杂。那些游说美国扶植他们掌政的批评者，并不一定会奉行与美国安全或价值观相符的政策。
伊国族群宗分歧严重
伊拉克正在成为一项重大考验，更换政权是基于地缘策略需要，加上道德上的信念，但重建伊拉克实不能与占领德国和日本等事相提并论，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且除了民主改革外，便没有其它合适的模式；事实上，当地人要是希望合法掌握祖国的权力和带领其命运，唯一方法是进行改革并与占领者合作。但是伊拉克的情况却几乎全是上述的反面。该国的族群与宗分歧已大大深化，因此民主化过程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群团主义。在七月一日成立伊拉克自治政府，只不过是通往平稳的漫长道路中起首的一小步，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冒起一个世俗化的中产阶层，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一个完全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要达到这种情况，美国就有需要长期参与，最终还需要在某程度上引入国际参与。但无论出现的是何种过程，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有决心贯彻始终。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取得成功。我们不独在伊拉克，在其它中东地区亦要寻找一条道路，既要促成变革，但也要避免制造更多混乱。
必须平衡利益与价值观
美国人民因为伊拉克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但我希望国人在达致和解后能够了解到，再没有任何挑战，比界定一个能融合我们的价值观及利益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以非黑即白的心态去看待价值观与利益这两项，我们却只会自绑手脚。那些坚称以利益为重的人，必须明白到支持民主应该是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并要包含在政策之内；那些主张外交政策该首重价值观的人亦要理解一点，就是目前的挑战再不是阐扬他们的论据，而是怎样推行论据，而且在推行的过程，明了到除了有机会得到民主，也可能会招致混乱。那些鼓吹美国外交政策中，对民主的追求应占一个重要部分的人，在这场理性的辩论中可说是胜了一仗。然而要建立整个建制，单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能顾及文化与历史因素的远见。这样谦恭行事，并不是要美国的价值观有所折冲退让，而是我们惟有这样做，才可有效地把所有的美国价值观付诸实行。
基辛格2004撰文，由论坛国际媒体社供稿文/基辛格
美国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任总统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对国际秩序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美国人认为战争并非一定由于利益冲突而起，反而是基于一个国家欠缺了具代表性的政府架构。从威尔逊的观点来看，当一个国家未能推行民主建制时，那么完全以国家利益及权力为出发点的外交政策便会抬头。由于民主国家之间是以理智来解决纷争，而非诉诸战争暴力，故按照这种理念，美国的最终任务是要传播民主，而更换一国的政权便是终极的制裁手段。
对美国人来说，早期移民所建立的社会，其中一项基本的价值观便是相信民主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假如美国的外交政策要获得人民长期支持，她便必须坚守民主的价值。问题只是这些价值观应如何推行。
民主必须植根本土因素
就算说民主有文化上的先决条件，亦不等于说它不能适用于其它类型的社会；只不过硬要把历经多个世纪的变革才能得出的模式，塞进一段极短的期间内推行，却只会带来众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在一个因信仰或族群而分化的社会，我们的做法只会令该种按族群来界定权力分配的建制，变得更长久更牢固。如果弱势社群永远不会有望成为主流群体，那么推行选举只会引起内战或暴乱，而这正是滋长军事恐怖组织的温床。
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利益与价值观应当扮演怎样的相对角色，这项争论，其实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最终得出的政策混合体必会受到现实情况的试炼，即是说，这些政策都应该是可行的，以及符合国家利益。由于民主制度必须植根于本土因素，它必须能够反映文化、历史及建制的背景，才可在社会中茁壮成长。因此，要在别的地方推行西方的建制，如欠缺了西方的长期托管便难以成功。在巴尔干半岛，这样的西方保护领地有三个，分别是波斯尼亚、科索沃及马其顿。三地都完全依赖外来力量，而这些外来力量完全看不出有在当地推动可持续政治演变的倾向；而假如持续的内部演变发生在科索沃，那么美国的价值观及她在该区内的利益便可能遇到对抗。正是因为这样，重建伊拉克，便代表美国要延长对当地的保护。这些行动是必须的，但它们亦各自有其限制。改变政权是一个特殊例子，这不能是美国每次施展军事力量的头号目标，我们必须订立优先次序，至少我们要考虑的是，在推进民主化过程中我们有多少的军事力量可以动用。
一项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当地或该地区的现实情况，否则便不会成功。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政策就如其它领域的事项一样，是如何达致可能目标的艺术。以推动民主为目标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策略上的取向，不可一味迎合官僚或公众建制。
上述建议却经常受到那些认为民主进程本身就是目的的人所反对，不过，外交政策不是光靠叫喊口号得来的。美国过往曾在摧毁现有政权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一次是七九年的伊朗，另一次是九八年的印尼，现在更进一步，以战争促成政权变更，但每次美国都要以推行民主和变革作为行动的名义。我们应要记得，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建立起民主政制的最成功例子是怎样来的，那是诸如韩国、台湾及土耳其等地的非民主政权，在刺激经济增长时制造了中产阶层，而这些中产阶级在美国的帮助下，要求政府必须具有代表性，并需要受到监察和取得平衡。如果在一个欠缺民主概念和政治条件的地方推行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导致混乱，或是制造了敌视我们价值观，甚至危害我们安全的政权。虽然有人会以伊朗为例，指该国的伊斯兰精神领袖对美国怀有敌意，是因为美国曾经支持不民主的伊朗君主政权，然而实情却远较这样复杂。那些游说美国扶植他们掌政的批评者，并不一定会奉行与美国安全或价值观相符的政策。
伊国族群宗分歧严重
伊拉克正在成为一项重大考验，更换政权是基于地缘策略需要，加上道德上的信念，但重建伊拉克实不能与占领德国和日本等事相提并论，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支持我们，而且除了民主改革外，便没有其它合适的模式；事实上，当地人要是希望合法掌握祖国的权力和带领其命运，唯一方法是进行改革并与占领者合作。但是伊拉克的情况却几乎全是上述的反面。该国的族群与宗分歧已大大深化，因此民主化过程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群团主义。在七月一日成立伊拉克自治政府，只不过是通往平稳的漫长道路中起首的一小步，在这样的过程中可能冒起一个世俗化的中产阶层，有足够的力量要求一个完全具有代表性的政府。要达到这种情况，美国就有需要长期参与，最终还需要在某程度上引入国际参与。但无论出现的是何种过程，最重要的条件是美国必须有决心贯彻始终。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取得成功。我们不独在伊拉克，在其它中东地区亦要寻找一条道路，既要促成变革，但也要避免制造更多混乱。
必须平衡利益与价值观
美国人民因为伊拉克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但我希望国人在达致和解后能够了解到，再没有任何挑战，比界定一个能融合我们的价值观及利益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以非黑即白的心态去看待价值观与利益这两项，我们却只会自绑手脚。那些坚称以利益为重的人，必须明白到支持民主应该是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并要包含在政策之内；那些主张外交政策该首重价值观的人亦要理解一点，就是目前的挑战再不是阐扬他们的论据，而是怎样推行论据，而且在推行的过程，明了到除了有机会得到民主，也可能会招致混乱。那些鼓吹美国外交政策中，对民主的追求应占一个重要部分的人，在这场理性的辩论中可说是胜了一仗。然而要建立整个建制，单靠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能顾及文化与历史因素的远见。这样谦恭行事，并不是要美国的价值观有所折冲退让，而是我们惟有这样做，才可有效地把所有的美国价值观付诸实行。
基辛格2004撰文，由论坛国际媒体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