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通的历史意义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４日１４时，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内灯火通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同时开始在四项协议文件上一一签字。
根据这次签署的《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两岸将开通空中双向直达航路，使客运包机常态化并开通货运直航包机，两岸将相互开放主要港口进行海运直航，还将实现直接通邮，同时建立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协处机制……
——《深圳特区报》2008年11月05日
在我看来，这次最陈云林访台，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的签署。这三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讨论了近30年的两岸直接“三通”的正式实现。此次直接“三通”的正式实现，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从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谈起。
1979年元旦，北京方面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名义，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提出了“三通”的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
既然3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得以实现？这就涉及到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了。
直到不久前（马英九上台前），台湾方面对“三通”的基本方针，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三通换承认”——以三通为砝码，要求北京承认其为一“对等政治实体”。按照1992年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发布的《两岸三通问题的现状与展望》的说法就是：两岸三通，必须以以“双方互不否认对方为一对等政治实体”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双方通过政府对政府的对等谈判，签署“通航条约”，从而实现三通。
为什么台湾方面这么重视“双方互不否认对方为一对等政治实体”？因为这涉及到未来台湾的走向，甚至是中国的走向。如果北京承认台北当局为一与自己“对等的政治实体”，等于直接否决台湾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对北京方面而言，只有两个选择：如果要统一，就只有北京和台北两个政府（这是“对等政治实体”的一层含义）合并组成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这一条路可走；如果不走这条路，就只有承认台湾独立（这是“对等政治实体”的另一层含义）。由此可见，如果能够争取到北京方面对台湾是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认可，那么台湾方面就可以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这样一个一厢情愿的打算自然不可能得到北京方面的认可，因此台湾方面一直用将“三通”与“承认”捆绑的办法，企图利用“三通”这一非常有分量的砝码来迫使北京承认自己的“对等政治实体”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三通”过去30年来始终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
对台湾方面将“三通”与“承认”捆绑的做法，北京方面的应对是不断强调：三通属于“事务性”业务，不属于政治范畴，不应与政治话题挂钩。至此，双方已经互亮了底牌——台湾方面要用“三通”作为砝码来迫使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而北京方面则对此明确予以回绝。双方就这样僵持了30年。
弄明白这个问题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此次通航、通邮协定的签署，可以看出，此次三通的实现，完全是按北京方面的套路实现的——签署协议的海协会和海基会都是“事务性机构”，而且在签署之前，北京方面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承认台北为一“对等政治实体”。这意味着，台湾方面正式放弃了将“三通”与“承认”捆绑，用“三通”作为砝码来迫使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诉求。这实际上意味着台湾方面在事实上放弃了要求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诉求——因为如果放弃三通这个砝码，台湾再也没有别的更大的砝码来迫使北京方面接受自己的这个诉求了。而一旦台湾当局放弃了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诉求，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重返大陆和独立这两个选项，只剩下按一国两制模式统一这一条路可走了。
前几年，在大陆的市面上可以买到一套名叫“升国旗”的多米诺骨牌玩具套装，把它组装起来，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后面的所有骨牌都会依次全部倒下，最后一张骨牌倒下后会触动开关，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缓缓升上一个小旗杆的顶端。
此次两岸三通协议的签署，宣告了“升国旗”的第一张骨牌已经倒下。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４日１４时，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内灯火通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同时开始在四项协议文件上一一签字。
根据这次签署的《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和《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两岸将开通空中双向直达航路，使客运包机常态化并开通货运直航包机，两岸将相互开放主要港口进行海运直航，还将实现直接通邮，同时建立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协处机制……
——《深圳特区报》2008年11月05日
在我看来，这次最陈云林访台，最大的收获就是《海峡两岸空运协议》、《海峡两岸海运协议》、《海峡两岸邮政协议》的签署。这三个协议的签署，意味着讨论了近30年的两岸直接“三通”的正式实现。此次直接“三通”的正式实现，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本身。要说清楚这一点，我们必须从1979年的《告台湾同胞书》谈起。
1979年元旦，北京方面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名义，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告台湾同胞书》第一次提出了“三通”的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
既然30年前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得以实现？这就涉及到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了。
直到不久前（马英九上台前），台湾方面对“三通”的基本方针，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三通换承认”——以三通为砝码，要求北京承认其为一“对等政治实体”。按照1992年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发布的《两岸三通问题的现状与展望》的说法就是：两岸三通，必须以以“双方互不否认对方为一对等政治实体”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双方通过政府对政府的对等谈判，签署“通航条约”，从而实现三通。
为什么台湾方面这么重视“双方互不否认对方为一对等政治实体”？因为这涉及到未来台湾的走向，甚至是中国的走向。如果北京承认台北当局为一与自己“对等的政治实体”，等于直接否决台湾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特别行政区的“一国两制”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对北京方面而言，只有两个选择：如果要统一，就只有北京和台北两个政府（这是“对等政治实体”的一层含义）合并组成新的中国中央政府这一条路可走；如果不走这条路，就只有承认台湾独立（这是“对等政治实体”的另一层含义）。由此可见，如果能够争取到北京方面对台湾是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认可，那么台湾方面就可以处在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非常有利的地位上。这样一个一厢情愿的打算自然不可能得到北京方面的认可，因此台湾方面一直用将“三通”与“承认”捆绑的办法，企图利用“三通”这一非常有分量的砝码来迫使北京承认自己的“对等政治实体”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三通”过去30年来始终无法实现的根本原因。
对台湾方面将“三通”与“承认”捆绑的做法，北京方面的应对是不断强调：三通属于“事务性”业务，不属于政治范畴，不应与政治话题挂钩。至此，双方已经互亮了底牌——台湾方面要用“三通”作为砝码来迫使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而北京方面则对此明确予以回绝。双方就这样僵持了30年。
弄明白这个问题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此次通航、通邮协定的签署，可以看出，此次三通的实现，完全是按北京方面的套路实现的——签署协议的海协会和海基会都是“事务性机构”，而且在签署之前，北京方面也没有以任何方式承认台北为一“对等政治实体”。这意味着，台湾方面正式放弃了将“三通”与“承认”捆绑，用“三通”作为砝码来迫使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诉求。这实际上意味着台湾方面在事实上放弃了要求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诉求——因为如果放弃三通这个砝码，台湾再也没有别的更大的砝码来迫使北京方面接受自己的这个诉求了。而一旦台湾当局放弃了北京方面承认自己为一“对等政治实体”的诉求，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重返大陆和独立这两个选项，只剩下按一国两制模式统一这一条路可走了。
前几年，在大陆的市面上可以买到一套名叫“升国旗”的多米诺骨牌玩具套装，把它组装起来，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那么后面的所有骨牌都会依次全部倒下，最后一张骨牌倒下后会触动开关，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缓缓升上一个小旗杆的顶端。
此次两岸三通协议的签署，宣告了“升国旗”的第一张骨牌已经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