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讨论：隋炀帝征高句丽的历史意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0 11: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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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下网上的，别人写了，我觉得很有道理：
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象着了迷一样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
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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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 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体上??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中国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
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可自隋之后，中国中央政权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象着了迷一样发疯似地进攻这个王国，历经四代，终于将这个王国最后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
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次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上百万人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公元613、614年，隋炀帝又发动二次攻高句丽之战。皆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丽。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点走了炀帝杨广的老路。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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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 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北？？。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体上??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中国四亿两白银的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
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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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棒子耿耿于怀就是如此。
要不他们早就统一全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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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棒子耿耿于怀就是如此。
要不他们早就统一全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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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对中原与后世辽,金,元,清对中原的威胁类似,东北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耕可牧,民风彪悍,面积与中原差不多,对中原的威胁凡是有点见识的君主都应看到.后世的明也看到了威胁,并采取措施,但最终仍亡了国家
句丽
“高句（gōu）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古国名。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朝鲜高丽王朝源名于此。
【古国历程】
高句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又作邹牟王）所建，起初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东部的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朱蒙建国后，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来降。公元前32年，又发兵征服长白山高句丽东南（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灭北沃沮（今图们江流域）。开始了其作为一名东北地区较强大部落酋长（该部落最初成为汉朝郡县体制中的行政单位，并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割据一方的王国）的历史。
瑠璃王（朱蒙子，名类利）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纥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又开始发兵侵梁貊（今太子河上游）。公元22年亲率兵攻夫余，杀其王带素，将来投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国内。接着，公元26年又通过兼并盖马国（所谓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国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同年举国来降。
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攻取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攻取东涉（今朝鲜江原道）一部分地区，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为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及以后诸王对辽东地区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
313年，高句丽攻取了汉朝属地乐浪郡，但向南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强大阻力。369年发兵2万侵百济败还，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钊）出城拒战，中矢身亡。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丽在发展中再度受挫。
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倡导从中原引入的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经过十余年的治理，经济有了发展，军事实力增强。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次年又开始向外发展。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对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兼并战争。公元427年，第20代王长寿王高巨连将都城迁徙到今天朝鲜境内的平壤地区，这也是今天的韩国将高句丽视为自己历史的原因。
隋朝时期，高句丽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已具有了相当的实力。并与突厥等边疆民族政权联合，严重威胁到中原的安危。隋朝三次出兵征讨，都由于隋炀帝的昏聩指挥而失败。
隋亡唐兴，高句丽继续占据辽东燕国故地，与边疆各族联合对抗中原王朝。并向南不断进攻韩半岛上的新罗国（即现代韩国的前身，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即新罗人），新罗一再向唐朝求救，唐太宗派遣使者至高句丽，以朝廷不因高句丽占据中原王朝原属地辽东地区为事例，说服高句丽不要与新罗国因为一小片领土的归属争议而破坏东北亚和平。但唐朝廷的和平努力被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拒绝。唐太宗作为东亚天下的共主，为了保护新罗，于公元644年出兵东征高句丽。这次征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不仅一举夺回中原王朝的属地辽东地区，还在安市城外驻毕山击溃高句丽南部褥萨高延寿率领的十五万援军。但在随后的安市攻城战中，唐军耗时太多，为免除被拖入冬季的危险，唐太宗遂班师。此次东征虽给予高句丽割据政权以极大的打击，但唐军也战死数千人，战马损失一半以上。后来，唐朝一直保持了对高句丽的攻势，并在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将高句丽灭亡。在最后的攻城战中，新罗人也参加了战斗。
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04年7月1日将位于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城、王陵、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及贵族墓葬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高句（gōu）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古国名。史书中也写作“高句骊”，简称“句丽”“句骊”，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民族地方政权。朝鲜高丽王朝源名于此。
【古国历程】
高句丽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7年，由夫余人朱蒙（又作邹牟王）所建，起初建都于纥升骨城（今辽宁省东部的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城）。朱蒙建国后，沸流国（在今富尔江流域）来降。公元前32年，又发兵征服长白山高句丽东南（约在今朝鲜慈江道一带）。公元前28年，再以武力攻灭北沃沮（今图们江流域）。开始了其作为一名东北地区较强大部落酋长（该部落最初成为汉朝郡县体制中的行政单位，并在随后的几百年中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割据一方的王国）的历史。
瑠璃王（朱蒙子，名类利）时，因先受夫余、鲜卑攻击，将王城由纥升骨城迁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又开始发兵侵梁貊（今太子河上游）。公元22年亲率兵攻夫余，杀其王带素，将来投的万余名夫余人安置国内。接着，公元26年又通过兼并盖马国（所谓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在今朝鲜狼林山脉地区），杀其国王，收其地为郡县。邻近的句茶国王同年举国来降。
公元53年，宫继位（称太祖大王，或曰国祖王），隔两年攻取东沃沮（亦称南沃沮，在今朝鲜咸镜南、北道），后又攻取东涉（今朝鲜江原道）一部分地区，拓地至日本海，并迫使夫余称臣纳贡。为占有人烟稠密、物产富庶的辽东地区，宫及以后诸王对辽东地区扩张，先后受到东汉王朝、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
313年，高句丽攻取了汉朝属地乐浪郡，但向南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强大阻力。369年发兵2万侵百济败还，百济于371年倾全国之力发兵北上，围平壤城，故国原王（名斯由，亦曰钊）出城拒战，中矢身亡。自宫以后至此约200年间，高句丽在发展中再度受挫。
为了重振基业，丘夫（小兽林王）继位后，将其主要精力用于内政：倡导从中原引入的佛法，统一思想；再建学校。经过十余年的治理，经济有了发展，军事实力增强。384年伊连（故国壤王）为王，次年又开始向外发展。特别是谈德（一名安，称广开土王，又名好太王）即位后，对邻近民族和地区进行兼并战争。公元427年，第20代王长寿王高巨连将都城迁徙到今天朝鲜境内的平壤地区，这也是今天的韩国将高句丽视为自己历史的原因。
隋朝时期，高句丽作为一个割据政权已具有了相当的实力。并与突厥等边疆民族政权联合，严重威胁到中原的安危。隋朝三次出兵征讨，都由于隋炀帝的昏聩指挥而失败。
隋亡唐兴，高句丽继续占据辽东燕国故地，与边疆各族联合对抗中原王朝。并向南不断进攻韩半岛上的新罗国（即现代韩国的前身，建立王氏高丽的王建，即新罗人），新罗一再向唐朝求救，唐太宗派遣使者至高句丽，以朝廷不因高句丽占据中原王朝原属地辽东地区为事例，说服高句丽不要与新罗国因为一小片领土的归属争议而破坏东北亚和平。但唐朝廷的和平努力被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拒绝。唐太宗作为东亚天下的共主，为了保护新罗，于公元644年出兵东征高句丽。这次征讨取得了很大的战果，不仅一举夺回中原王朝的属地辽东地区，还在安市城外驻毕山击溃高句丽南部褥萨高延寿率领的十五万援军。但在随后的安市攻城战中，唐军耗时太多，为免除被拖入冬季的危险，唐太宗遂班师。此次东征虽给予高句丽割据政权以极大的打击，但唐军也战死数千人，战马损失一半以上。后来，唐朝一直保持了对高句丽的攻势，并在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总章元年），将高句丽灭亡。在最后的攻城战中，新罗人也参加了战斗。
高句丽第27代国王宝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虏，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高句丽贵族及大部分富户与数十万百姓被迁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国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辽东，成为渤海国的臣民，而其余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罗。自此，高句丽国家不再存在于世。
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04年7月1日将位于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高句丽王城、王陵、高句丽古墓群、壁画及贵族墓葬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争论】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对于檀君朝鲜的建国时间，朝、韩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韩国学者从文献中发得出结论是公元前2333年，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中国历代史书是怎样弄错高句丽和王氏高丽之间关系的】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句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
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 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
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古王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于公元918年建立在韩半岛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其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而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
由于韩国学者在解读完全由汉语写成的古代史料时具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中韩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也有着一定的难度。朝韩历史学者的主要问题是对史料存在着为我所用而任意曲解的倾向。对于古代史书中能彰显高句丽“独立性”的历史素材就大加凸显，而对于能说明高句丽与中原在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的史料就刻意忽视。应该指出，在韩半岛历史学者中，这一现象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而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象牙塔主义”。满足于在小圈子内取得的成绩，没有动力和意愿主动向大众展示学界已有的最新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从而使很多不合理的有关高句丽的历史认识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有的澄清，造成普通民众的历史认识错误。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考察高句丽的历史就必须了解韩半岛国家与民族的形成时间。中国的学者们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国家是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箕氏朝鲜，而韩、朝学者多认为韩半岛最早的是形成于公元前31世纪～公元前24世纪的檀君朝鲜（对于檀君朝鲜的建国时间，朝、韩学者有两种不同的认识：韩国学者从文献中发得出结论是公元前2333年，而朝鲜学者依据“檀君陵”出土的人骨，将此时间上推至公元前3018年）。
实际上，由于将神话中的“檀君”作为信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虚妄性，朝、韩历史学家的主张是难以成立的。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对“檀君”这一词条的解释中予以阐述。中国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是韩半岛上最初形成的国家，而这两个古国是属于中华古代封国的性质。也有中国学者在最近出版的《东亚史》一书中认为，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之前曾存在于韩半岛上的箕氏朝鲜、卫氏朝鲜、辰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更接近于邑落联盟体系。半岛上的百济与新罗以及其邻近的高句丽才是在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均为在公元2、3世纪前后）。
高句丽在政权建立后虽然很早就有了王，但这个王，在早期与随时面临罢免甚至被杀的扶余人的王类似，不是真正的国家君主。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西汉时期的高句丽还是隶属于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的一个部族，由“高句丽令主其名籍”（《三国志》卷30《高句丽传》），而且从玄菟郡领取作为中国地方官应有的按品级的官服。高句丽政权的高官号“主簿”，正是中国县级官员的称号，也证明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地方政权而存在，是中国汉朝在东北地区的基层行政组织。高句丽祠“灵星”，是因为执行西汉政府“郡国县立灵星祠”（《史记.封禅书》）的规定，充分体现其作为基层组织的性质。可知在当时，高句丽与真正的国家相去甚远。
魏晋以后，借中原战乱之机，高句丽的势力迅速发展。而其作为一个政权与中原政权发生的最早的大规模冲突是在三国时期的毋丘俭之役。此时的高句丽已经进入国家形态。由此可以知道，高句丽国家的形成应该是东汉末期的事（约为公元2、3世纪之间）。
另外，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高句丽由汉玄菟郡高句丽县统治下的部族向国家过渡，与高句丽的势力进入韩半岛，大约都是在公元2世纪（韩半岛上正式形成国家也不早于公元2世纪，详细内容见本文后附《中国与韩半岛的早期关系》）。可以肯定的是，高句丽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过渡的过程至公元3世纪已基本完成。
高句丽因先后受到曹魏与前燕的连续打击，西向发展受阻，于是转而向韩半岛北部拓展，逐渐取代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郡县（汉武帝灭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郡以后，韩半岛北部大同江流域一直是中国设立的郡县的统治区）。
427年长寿王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由于统治层采取了较为正确的战略（在高句丽发展的后期，其统治中心进入韩半岛后，高句丽对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不仅未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从而得以集中实力打击其在半岛上的敌人），高句丽由是逐渐强盛，蚕食了中原王朝在东北及半岛上的郡县统治区，最终成为西至今中国吉林、辽宁两省东部，东达韩半岛大同江流域以南的区域强国。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中国历代史书是怎样弄错高句丽和王氏高丽之间关系的】
王氏高丽立国于918年，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时跨我国五代中期至明朝初期，故《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有《高丽传》或《朝鲜传》，并都将高氏高丽的历史略述于前，从而形成了王氏高丽为高氏高丽继承者的错误认识。
综观这些史书的记载，《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
《旧五代史.高丽传》，北宋薛居正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之别种。其国都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四千余里。东渡海至于新罗，西北渡辽水至于营州，南渡海至于百济，北至靺鞨，东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对卢已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余，大城置傉萨一人，比都督；小城置道使一人，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曹掌事。其王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咸以金饰。唐贞观末，太宗伐之，不能下。至总章初，高宗命李绩率军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及唐之末年，中原多事，其国遂自立君长，前王姓高氏。唐同光、天成中，累遣使朝贡。周显德六年，高丽遣使贡紫白水晶二千颗。】
《新五代史.高丽传》，北宋欧阳修撰著，全文如下：
【高丽，本扶余人之别种也。其国地、君世见于唐，比他夷狄有姓氏，而其官号略可晓其义。当唐之末，其王姓高氏。同光元年，遣使广评侍郎韩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岩来，而其国王姓名，史失不纪。至长兴三年，权知国事王建遣使者来，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建，高丽大族也。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乾佑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其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铁。六年，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高丽俗知文字，喜读书，昭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别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王新义》，以“越王”为问目，若今“正义”；《皇灵》，述延年辟谷；《雌图》，载日食、星变。皆不经之说。】
《宋史》为元人脱脱等撰写，书中为王氏高丽传单列一卷，其内容为：
【高丽，本曰高句丽。禹别九州，属冀州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之玄菟郡也。在辽东，盖夫余之别种，以平壤为国邑。汉魏以来，常通职贡，也累为边寇。隋炀帝再举兵，唐太宗亲驾伐之，皆不克。高宗命李责力征之，遂拨其城，分其地为郡县。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为君长。后唐同光、天成中，其主高氏累奉职贡。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遣使朝贡......】
后记述的是王氏高丽和宋朝交往的史实。
《辽史》和《金史》也为元人脱脱等撰写，自然是沿用了《宋史》的有关记载不需一一引述。
《元史》，明宋濂、王韦等撰，也为王氏高丽单列一传，其开头为：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焘凡二十七王，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
《明史》，清张廷玉等撰，此时李氏朝鲜已经取代了王氏高丽，故，《明史》所立传为《朝鲜传》，其开头为：
【朝鲜，箕子所封国也。汉以前曰朝鲜。始为燕人卫满所据，汉武帝平之，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有扶余人高氏据其地，改国号曰高丽，又曰高句丽，居平壤，即乐浪也。已，为唐所破，东徙。后唐时，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徙居松岳，曰东京，而以平壤为西京。其国北邻契丹，西则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尽慈岭为界。明兴，王高丽者王颛。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赐玺书。二年送还其国流人。颛表贺，贡方物，且请封。帝遣符玺郎偰斯赍诏及金印诰文封颛为高丽国王，赐历及锦绮......(洪武二十五年)冬，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从上述这些史书的记载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由于疆域被辽金阻隔，宋人普遍不清楚从唐朝灭高句丽到王建建立高句丽之间朝鲜半岛发生了什么事。
修《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也未能免俗。他（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两百年间朝鲜是朝鲜历史上的统一新罗时期。这两百年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个叫“高丽”的国家。 宋朝人以为高丽一直存在于朝鲜。
将高氏高丽和王氏高丽混杂在一起仅仅是之后各史误记的开端。如果说新旧五代旧对两个高丽关系的记载还不很明确，中间还缺乏有效的连接，那么元人修的《宋史》用“长兴中，权知国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句话就将二者紧密的联系在起。
明人修《元史》，仓促错漏为各史之最，《元史.高丽传》从内容上看不仅是承袭了《宋史》的错误，而且将箕子朝鲜的史实也引入了《高丽传》。
《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情况做出了一个完
整，但是错误的交代：
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东徒复国--------->王氏高丽---------->李成桂改号前的朝鲜--------->李氏朝鲜
更为错误的是，为了使记载更加圆满，将唐王朝灭亡高句丽时对高句丽人的“ 西徒”即迁入内地，变成了“东徒”（《明史》以前的史籍虽有‘东迁’说，但是指王都‘东迁’平壤），以使后述的“王建代高氏，兼并新罗、百济地”合理化。
如此，不仅王氏高丽变成了高句丽的继承者，而高句丽也成了箕子朝鲜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李成桂在篡夺了王氏高丽政权后将国号改为朝鲜则成为了是对箕子朝鲜的继承。
就这样，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高丽政权袭用，而且作为王氏高丽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由此也带来了今人在认识我国古代东北地区地方政权沿革状况方面出现了许多错误的看法。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我们指出古人的不足并不是指责古人，最主要的目的是澄清史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高丽
高丽，即高丽王朝
9世纪以后，新罗王朝日益腐朽，再加上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国家统治机构趋向衰落，地方封建集团乘机扩张势力范围。公元900年，土豪家庭出身的裨将甄萱在完山州（今全罗北道全州）割地自立，建立后百济国。 904年新罗王室庶子弓裔在铁圆（今江原道铁原）自称为王，建立了泰封国。衰落的新罗、后百济和泰封三国鼎立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所谓的“后三国”。918年，泰封被高丽所代替，935年新罗王朝最后一代国王敬顺王自愿归顺高丽，936年后百济被高丽征服。从此，朝鲜半岛又兴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始祖太祖王建原是松岳郡（现在的开城）的豪族，895年被弓裔任命为“太守”。 918年，王建在同僚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自称为“弥勒菩萨化身”、生活极为奢侈的弓裔的统治，以松岳为京都，建立起高丽王朝。
王建建国以后，实行奖励农业的政策，限制残酷剥削的高利贷，建立起国家赈恤制度，这有利于人民经过长期战乱后的休养生息。王建还把1000多名奴婢恢复为“良民”，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权力的基础。956年，高丽王朝又公布《奴婢按检法》，使许多变成“奴婢”的农民恢复本来的“良民”身份。高丽王朝由于采取正确的政策，国家秩序逐渐走上正道，人民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因而巩固了新的政权。
高丽王朝以平壤作为开拓西北领土的根据地和军事、政治中心，将现在的黄海南北道一带人民迁到平壤，定平壤为“大都护府”、“西京”。到930年，高丽王朝修建了通德镇（今平安南道平原郡）、兴德镇（今殷山）、永清镇（今永柔）、朝阳镇（今价川）、安北府（今安州）等城塞，西北方领土扩张到现在的清川江一带。此后，又修筑了安朔镇（今平安北道云山郡）、朔宁镇（今泰川）、清塞镇（今熙川）、平虏镇（今宁边）、兴化镇（今义州）等城镇，1007年的疆域已扩展到鸭绿江一带。
高丽王朝同建于960年的我国北宋王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高丽与北宋通过两国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等人士往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高丽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大部仿效我国的唐朝和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构。在官制方面，高丽初期中央机构设三省（内议、广评、内奉）、六尚书（选官、兵官、民官、刑官、礼官、工官）、九寺等，后期设三省（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三司省）、六部（吏、兵、户、刑、礼、工部）、中枢院、御史台、国子监、大理寺、艺文馆等。中央机关的长官由国王任命文官担任，称为“文班”。全国有常备军15万人左右，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由二军六卫组成，约5万人，由大将军、上将军指挥；地方军队由各道节度使统辖。武职官员称为“武班”，与“文班”合称“两班”。在地方机构设置方面，983年全国分为杨州、海州、庆州、广州、忠州、清州、公州、全州、尚州、晋州、升州、黄州等十二牧，下设州、府、郡、县、驿、馆等；995年又把全国改为关内、中原、河南、江南、岭南、岭东、山海、海阳、朔方、浿西等十个道、道下面设128个州、449个县和7个镇。在土地制方面，高丽在976年实行的田柴科制度，大体同唐朝的班田制相仿。但唐制维持土地国有原则，高丽却承认私田，将文武官员和士兵分为若干品级，按品授田。
高丽王朝崇尚佛教，把它定为“国教”，加以提倡。王建就信奉佛教，广建寺塔，建国那年起就扶植崇拜菩萨的“燃灯会”和祭祀山神、水神等土俗神的“八关会”。光宗时更建立了一系列的崇佛制度，从名僧中选拔国师、王师，聘为王宫顾问；在太学中增设僧科，对僧侣进行考试，授以法阶。高丽王朝为了使佛教兴旺，向北宋请佛经，派僧侣入宋求法，欢迎宋僧来高丽传法，并雕刻了大量佛经。从公元1236年起，用16年时间雕刻成的高丽八万大藏经流传至今，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瑰宝之一。
高丽虽崇信佛教，但对儒学也相当重视。王建开国之初，于公元930年创建学院，讲授儒学经典。958年实行科举制度，其考试科目内容就是诗、赋、颂、时务策等儒学经典。992年又设高丽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1084年规定进士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礼记》、《周礼》、《仪礼》三礼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其后，因辽入侵，官学渐衰，私学兴起。私学讲授内容仍是《周易》、《尚书》、《毛诗》等儒学经典。
从10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高丽王朝由于全面建立起封建制度，克服了9世纪以后的社会混乱状况，大大加强了国力，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高丽王朝制定了鼓励开垦公、私荒田的征税率，开垦了许多荒地，还发展了养蚕业。11世纪前半期，国家在全国盖了12个官仓，用100多艘大船运粮。家庭手工业、民间专业手工业和国家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著名的高丽瓷器和各种精致的高丽绸缎、麻布、金银工艺品和文房四宝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贸易也很兴隆。首都开京（今日的开城）有许多大商店和市场，地方城市也有商品集市。根据商业的需要，1040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尺、斗、秤等度量衡器，12世纪初又铸造了“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通宝”等金属货币，进行流通。
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开城附近的礼成江成为国际商船云集的地方。高丽王朝同在中国北方建立起强大封建政权的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虽有过冲突和战争，但在更长的时间里是进行相互来往和贸易。1038年高丽使臣带着金吸瓶、纻布、高丽纸、墨、龙须席等物品去辽国；1063年，辽国送来《大藏经》；1088年辽国使臣带着23辆车、3匹马、2000只羊来到高丽。
高丽和北宋的贸易往来尤为密切，其航路有南、北两条。北路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或密州（今诸城）出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大同江口的椒岛，继续南行，到高丽京都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杭州乃至广州到高丽。两国交易的物品有绫罗绸缎、金银器皿、瓷器、药材、书籍、文具乃至摺扇等，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如公元1078年宋朝使臣安焘带给高丽的礼品达60多种，其中有国王龙袍二套、金花银器2000两、杂色川锦100疋、龙凤茶10斤、杏仁煮法酒10瓶等物品。公元1080年高丽使节柳洪赴北宋，携带有御衣二套、金花瓶器2000两、色罗100疋、人参1000斤、松子2200斤等30多种礼品。北宋民间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的有100多批、3000余人。宋商运往高丽的商品中，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从西南亚转运来的产品。高丽特产更受中国欢迎。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说：“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只两指。”宋使徐竞说：“白摺扇……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
高丽时期文化艺术十分发达。公元1077年燃灯会上，550名歌舞者演唱歌谣和表演“四字舞”。当时曾编制过《十精历》、《七曜历》、《太一历》等历书，出版了《礼记正义》70卷、《毛诗正义》40卷以及《本草括要》等医书和《三国史记》等史书。高丽文化艺术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印刷技术和陶瓷工艺上。高丽早在12世纪末就发明了金属活字，把它用于印刷业，比欧洲首次使用铅字早200多年。高丽瓷器享誉海内外，其中以青瓷最为著名。高丽青瓷色泽幽雅柔和，图案美丽和谐，花纹独特大方，形状多样奇巧。古代工匠们在浅蓝翡翠底色上用镶嵌法烧制出河边戏水鸳鸯、芦苇丛中的大雁、彩云、仙鹤、花卉、蝴蝶等图案，式样有龙头形笔筒，鸽子、水鸭形的砚滴，麒麟、荷花形的香炉，石榴、春笋、葫芦、甜瓜形的水壶、花瓶、酒壶、瓷枕、瓷盒等。这些珍贵的工艺品充分显示出高丽人民的创造智慧和工艺技巧。
高丽王朝正史概述
公元14年，中国古代汉魏之际，趁着中原战乱，中央政府无暇东顾之际，辽东军阀高宫带领汉族、鲜卑、肃慎等一部分流民在我国东北部叛离中国，占领了属于玄菟郡的高句丽县〔注：高句丽曾是县名，自此成为国名和族名〕， 建立政权，称高句丽，后建都于丸都城（今吉林省吉安县）。到南北朝时期，北魏朝廷第一次举兵讨伐高句丽，为避免战争锋芒，高句丽长寿王十五年（北魏始光四年，427），高句丽迁都平壤，并向北魏政府上表自称臣属，北魏朝廷于是顺水推舟的册封长寿王为“长寿郡公”，由此，高句丽成为当时覆盖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与当时中国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政权、南方的东晋南朝交往频繁，几乎每年都互派使者。刘宋时，高句丽一次就进贡送战马800匹，刘宋相应回赐了许多礼物。北魏太武帝时，高句丽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黄金200斤、白银400斤，北魏相应承认高句丽的藩属地位。自此，高句丽和扶余国、渤海国一样，成为我国东北地区几个主要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高句丽民族起于中原流民，本是多个民族组成，主体为汉族，自然受汉文化影响极深，整个高句丽王国普遍使用汉语汉字。国中设立太学，派人从中国取去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阳秋》等许多书籍。中国的医药、历法随之传入。前秦时，佛教开始在高句丽盛传。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民族在高句丽的庇护和影响下建立了“新罗、百济”两个本土政权（这两个政权才是今天朝鲜人韩国人真正的祖先）并臣属与高句丽王朝，向平壤纳贡称臣。
高句丽与历代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不断发生战争，又不断修好，期间念念不忘向辽东扩 张，这时，高句丽出现了一位叫做“广开土王”的国君，史上又称“好太王”，名叫高谈德。中国古籍中称其为高句丽王安。他生于公元374年，公元391年18岁时即王位，公元412年39岁卒，其谥号全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高句丽历史上，广开土王以武功显赫而获得赞颂。在好太王碑碑文中，称他雄伟有奇才，“思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是高句丽各王中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即位后，先后打败契丹、百济、扶余，并出兵帮助新罗驱逐了盘踞半岛南部任那的倭人，声威大震。
然而，广开土王的最大业绩，是使高句丽终于占据辽东，称雄东北。在广开土王执政的前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征伐百济的战争中，还腾不出力量进攻辽东，又加上当时控制辽东的慕容氏政权(后燕)还很强大，高句丽人还无力战胜慕容氏，不得不对慕容氏采取臣附朝贡，接受封王的策略。如公元396年，慕容宝嗣位后，曾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郡主”。公元399年，后燕以广开土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慕容盛亲统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惨败，连失新城、南苏两邑，仅此一役，慕容氏拓地700余里，掠得高句丽5000户。当时，高句丽和后燕相比，后燕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不久，后燕灭亡，北魏兴起，高句丽乘机进占北燕据有的辽西。待北燕灭亡时，高丽迎北燕末主冯弘及北燕遗民至辽东。后因冯弘欲去刘宋，被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王之子）遣人杀害。高句丽乘机兼并了北燕一部分遗民，并稳固了在辽东的地位，从中原内战中渔利。
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此时的高句丽声震中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Korea名称的由来
Korea 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些老牌海上冒险家的给音译名，最早的地图都是Corea，那才是高丽。
日本占领朝鲜后，不服Corea的开头字母，按字母排列在Japan的前头，所以硬改成了Korea。并沿用至今。
高丽，即高丽王朝
9世纪以后，新罗王朝日益腐朽，再加上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国家统治机构趋向衰落，地方封建集团乘机扩张势力范围。公元900年，土豪家庭出身的裨将甄萱在完山州（今全罗北道全州）割地自立，建立后百济国。 904年新罗王室庶子弓裔在铁圆（今江原道铁原）自称为王，建立了泰封国。衰落的新罗、后百济和泰封三国鼎立时期，成为韩国历史上所谓的“后三国”。918年，泰封被高丽所代替，935年新罗王朝最后一代国王敬顺王自愿归顺高丽，936年后百济被高丽征服。从此，朝鲜半岛又兴起一个统一而强大的高丽王朝。
高丽王朝始祖太祖王建原是松岳郡（现在的开城）的豪族，895年被弓裔任命为“太守”。 918年，王建在同僚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自称为“弥勒菩萨化身”、生活极为奢侈的弓裔的统治，以松岳为京都，建立起高丽王朝。
王建建国以后，实行奖励农业的政策，限制残酷剥削的高利贷，建立起国家赈恤制度，这有利于人民经过长期战乱后的休养生息。王建还把1000多名奴婢恢复为“良民”，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权力的基础。956年，高丽王朝又公布《奴婢按检法》，使许多变成“奴婢”的农民恢复本来的“良民”身份。高丽王朝由于采取正确的政策，国家秩序逐渐走上正道，人民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因而巩固了新的政权。
高丽王朝以平壤作为开拓西北领土的根据地和军事、政治中心，将现在的黄海南北道一带人民迁到平壤，定平壤为“大都护府”、“西京”。到930年，高丽王朝修建了通德镇（今平安南道平原郡）、兴德镇（今殷山）、永清镇（今永柔）、朝阳镇（今价川）、安北府（今安州）等城塞，西北方领土扩张到现在的清川江一带。此后，又修筑了安朔镇（今平安北道云山郡）、朔宁镇（今泰川）、清塞镇（今熙川）、平虏镇（今宁边）、兴化镇（今义州）等城镇，1007年的疆域已扩展到鸭绿江一带。
高丽王朝同建于960年的我国北宋王朝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高丽与北宋通过两国使臣、留学生、僧侣、商人等人士往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高丽王朝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大部仿效我国的唐朝和宋朝，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构。在官制方面，高丽初期中央机构设三省（内议、广评、内奉）、六尚书（选官、兵官、民官、刑官、礼官、工官）、九寺等，后期设三省（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三司省）、六部（吏、兵、户、刑、礼、工部）、中枢院、御史台、国子监、大理寺、艺文馆等。中央机关的长官由国王任命文官担任，称为“文班”。全国有常备军15万人左右，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由二军六卫组成，约5万人，由大将军、上将军指挥；地方军队由各道节度使统辖。武职官员称为“武班”，与“文班”合称“两班”。在地方机构设置方面，983年全国分为杨州、海州、庆州、广州、忠州、清州、公州、全州、尚州、晋州、升州、黄州等十二牧，下设州、府、郡、县、驿、馆等；995年又把全国改为关内、中原、河南、江南、岭南、岭东、山海、海阳、朔方、浿西等十个道、道下面设128个州、449个县和7个镇。在土地制方面，高丽在976年实行的田柴科制度，大体同唐朝的班田制相仿。但唐制维持土地国有原则，高丽却承认私田，将文武官员和士兵分为若干品级，按品授田。
高丽王朝崇尚佛教，把它定为“国教”，加以提倡。王建就信奉佛教，广建寺塔，建国那年起就扶植崇拜菩萨的“燃灯会”和祭祀山神、水神等土俗神的“八关会”。光宗时更建立了一系列的崇佛制度，从名僧中选拔国师、王师，聘为王宫顾问；在太学中增设僧科，对僧侣进行考试，授以法阶。高丽王朝为了使佛教兴旺，向北宋请佛经，派僧侣入宋求法，欢迎宋僧来高丽传法，并雕刻了大量佛经。从公元1236年起，用16年时间雕刻成的高丽八万大藏经流传至今，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瑰宝之一。
高丽虽崇信佛教，但对儒学也相当重视。王建开国之初，于公元930年创建学院，讲授儒学经典。958年实行科举制度，其考试科目内容就是诗、赋、颂、时务策等儒学经典。992年又设高丽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子弟，进行儒学教育。1084年规定进士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礼记》、《周礼》、《仪礼》三礼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其后，因辽入侵，官学渐衰，私学兴起。私学讲授内容仍是《周易》、《尚书》、《毛诗》等儒学经典。
从10世纪后半期到12世纪，高丽王朝由于全面建立起封建制度，克服了9世纪以后的社会混乱状况，大大加强了国力，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高丽王朝制定了鼓励开垦公、私荒田的征税率，开垦了许多荒地，还发展了养蚕业。11世纪前半期，国家在全国盖了12个官仓，用100多艘大船运粮。家庭手工业、民间专业手工业和国家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著名的高丽瓷器和各种精致的高丽绸缎、麻布、金银工艺品和文房四宝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贸易也很兴隆。首都开京（今日的开城）有许多大商店和市场，地方城市也有商品集市。根据商业的需要，1040年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尺、斗、秤等度量衡器，12世纪初又铸造了“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通宝”等金属货币，进行流通。
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开城附近的礼成江成为国际商船云集的地方。高丽王朝同在中国北方建立起强大封建政权的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虽有过冲突和战争，但在更长的时间里是进行相互来往和贸易。1038年高丽使臣带着金吸瓶、纻布、高丽纸、墨、龙须席等物品去辽国；1063年，辽国送来《大藏经》；1088年辽国使臣带着23辆车、3匹马、2000只羊来到高丽。
高丽和北宋的贸易往来尤为密切，其航路有南、北两条。北路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或密州（今诸城）出发，横渡黄海，到朝鲜半岛大同江口的椒岛，继续南行，到高丽京都开京附近的礼成江口。南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泉州、杭州乃至广州到高丽。两国交易的物品有绫罗绸缎、金银器皿、瓷器、药材、书籍、文具乃至摺扇等，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如公元1078年宋朝使臣安焘带给高丽的礼品达60多种，其中有国王龙袍二套、金花银器2000两、杂色川锦100疋、龙凤茶10斤、杏仁煮法酒10瓶等物品。公元1080年高丽使节柳洪赴北宋，携带有御衣二套、金花瓶器2000两、色罗100疋、人参1000斤、松子2200斤等30多种礼品。北宋民间商人前往高丽从事贸易活动的有100多批、3000余人。宋商运往高丽的商品中，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从西南亚转运来的产品。高丽特产更受中国欢迎。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说：“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只两指。”宋使徐竞说：“白摺扇……藏于怀袖之间，其用甚便。”
高丽时期文化艺术十分发达。公元1077年燃灯会上，550名歌舞者演唱歌谣和表演“四字舞”。当时曾编制过《十精历》、《七曜历》、《太一历》等历书，出版了《礼记正义》70卷、《毛诗正义》40卷以及《本草括要》等医书和《三国史记》等史书。高丽文化艺术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印刷技术和陶瓷工艺上。高丽早在12世纪末就发明了金属活字，把它用于印刷业，比欧洲首次使用铅字早200多年。高丽瓷器享誉海内外，其中以青瓷最为著名。高丽青瓷色泽幽雅柔和，图案美丽和谐，花纹独特大方，形状多样奇巧。古代工匠们在浅蓝翡翠底色上用镶嵌法烧制出河边戏水鸳鸯、芦苇丛中的大雁、彩云、仙鹤、花卉、蝴蝶等图案，式样有龙头形笔筒，鸽子、水鸭形的砚滴，麒麟、荷花形的香炉，石榴、春笋、葫芦、甜瓜形的水壶、花瓶、酒壶、瓷枕、瓷盒等。这些珍贵的工艺品充分显示出高丽人民的创造智慧和工艺技巧。
高丽王朝正史概述
公元14年，中国古代汉魏之际，趁着中原战乱，中央政府无暇东顾之际，辽东军阀高宫带领汉族、鲜卑、肃慎等一部分流民在我国东北部叛离中国，占领了属于玄菟郡的高句丽县〔注：高句丽曾是县名，自此成为国名和族名〕， 建立政权，称高句丽，后建都于丸都城（今吉林省吉安县）。到南北朝时期，北魏朝廷第一次举兵讨伐高句丽，为避免战争锋芒，高句丽长寿王十五年（北魏始光四年，427），高句丽迁都平壤，并向北魏政府上表自称臣属，北魏朝廷于是顺水推舟的册封长寿王为“长寿郡公”，由此，高句丽成为当时覆盖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与当时中国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政权、南方的东晋南朝交往频繁，几乎每年都互派使者。刘宋时，高句丽一次就进贡送战马800匹，刘宋相应回赐了许多礼物。北魏太武帝时，高句丽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黄金200斤、白银400斤，北魏相应承认高句丽的藩属地位。自此，高句丽和扶余国、渤海国一样，成为我国东北地区几个主要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高句丽民族起于中原流民，本是多个民族组成，主体为汉族，自然受汉文化影响极深，整个高句丽王国普遍使用汉语汉字。国中设立太学，派人从中国取去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阳秋》等许多书籍。中国的医药、历法随之传入。前秦时，佛教开始在高句丽盛传。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南部的土著民族在高句丽的庇护和影响下建立了“新罗、百济”两个本土政权（这两个政权才是今天朝鲜人韩国人真正的祖先）并臣属与高句丽王朝，向平壤纳贡称臣。
高句丽与历代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不断发生战争，又不断修好，期间念念不忘向辽东扩 张，这时，高句丽出现了一位叫做“广开土王”的国君，史上又称“好太王”，名叫高谈德。中国古籍中称其为高句丽王安。他生于公元374年，公元391年18岁时即王位，公元412年39岁卒，其谥号全称为“国岗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 在高句丽历史上，广开土王以武功显赫而获得赞颂。在好太王碑碑文中，称他雄伟有奇才，“思泽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是高句丽各王中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即位后，先后打败契丹、百济、扶余，并出兵帮助新罗驱逐了盘踞半岛南部任那的倭人，声威大震。
然而，广开土王的最大业绩，是使高句丽终于占据辽东，称雄东北。在广开土王执政的前期，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征伐百济的战争中，还腾不出力量进攻辽东，又加上当时控制辽东的慕容氏政权(后燕)还很强大，高句丽人还无力战胜慕容氏，不得不对慕容氏采取臣附朝贡，接受封王的策略。如公元396年，慕容宝嗣位后，曾封广开土王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郡主”。公元399年，后燕以广开土王“事燕礼慢”为借口，发起进攻，慕容盛亲统3万人马前来讨伐，高句丽惨败，连失新城、南苏两邑，仅此一役，慕容氏拓地700余里，掠得高句丽5000户。当时，高句丽和后燕相比，后燕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不久，后燕灭亡，北魏兴起，高句丽乘机进占北燕据有的辽西。待北燕灭亡时，高丽迎北燕末主冯弘及北燕遗民至辽东。后因冯弘欲去刘宋，被高句丽长寿王（广开土王之子）遣人杀害。高句丽乘机兼并了北燕一部分遗民，并稳固了在辽东的地位，从中原内战中渔利。
到长寿王末年时，高句丽疆域空前扩大，其南境自牙山湾经鸟岭、竹岭到平海与百、新罗相接，扩大到今朝鲜大同江、载宁江、临津江、汉江沿岸，为高句丽全盛时期。据《魏书·高句丽列传》载，其“民户三倍于前魏时，其地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余里”。即东临日本海，西滨黄海，南到汉江流域，北抵辽河为界，是东北亚地区最为强大的王国之一，此时的高句丽声震中原，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Korea名称的由来
Korea 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这些老牌海上冒险家的给音译名，最早的地图都是Corea，那才是高丽。
日本占领朝鲜后，不服Corea的开头字母，按字母排列在Japan的前头，所以硬改成了Korea。并沿用至今。
打是应该打的，可是隋炀帝还是头猪:D
要打就要这样打！: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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