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我们可以学吗？

梅花欢喜漫天雪
2008年9月30日   新加坡





这次去新马，没有像以往出国那样，事先换好目的地的外币，因为国内的导游告诉我，在新马都很方便，不必备太多的钱，需要的话跟当地的导游换二三十块买水的零钱就可以了。抵达新加坡的当天，有一部分没有换新币的团友跟来接我们的地陪周导提起换钱的事，这个周导的头立刻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新加坡的导游不可以给游客换钱，那是违法的。”

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们时常听到周导讲新加坡“遵法”与“违法”的概念，让你不由地实实在在感到，新加坡确实是一个严明的法治国家，新加坡人心里都真正有法的概念，遵法是他们时时挂在嘴里的口头禅。由此，周导少不了要讲到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她告诉我们，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非常高：总统年薪360万新币，总理年薪309万，部长年薪306万，高级公务员年薪20多万。除此之外，额外的任何东西公务员都不能再拿了，如果是公事，甚至喝一杯别人请喝的咖啡，那都是违法的。我想，周导的这番话也许不是最精确的，事实数据上可能多少还有点出入，但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的话确实讲到了他们国家的一种管理制度­——高薪养廉，也讲到了他们国家的一种法治理念。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世界上法治程度、廉洁程度都比较高的国家之一，2005年，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就曾发布过全球“廉政指数”，该组织调查了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的“廉政指数”排名第五，是亚洲排名第一的国家。

因为高薪养廉的成效，头几年，国内也曾有人热议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对此赞赏不已，跃跃欲试，倡导学习他们的举措，以此来打击或阻止当前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

“高薪养廉”，当下的中国真的能学吗？

虽然也曾有专家对新加坡执行高薪养廉的真正目的与宗旨提出异议，指出新加坡的“廉政”并非因高薪，高薪非为“廉政”，更多是为了引进人才。在此，我们暂且不讨论孰是孰非，也不讨论高薪究竟是为“养廉”还是为引进人才。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能不能用高薪来养廉？

先看看我们国家的现状，摆摆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虽然这几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快，但依然存在南北东西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差距还比较大；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在前不久的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曾有报道称：“……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大约在1000万人以上，加上吃财政的其它人员，据说超过了6000万人。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等于22个人就要‘供养’1个人！”；这些年，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虽有不断的创新与改革，但总体来说，在干部的任命与选拔中，群众参与的实际作用与效果仍然比较有限，走过场的还是比较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是个非常讲究人情的人情社会；中国还不是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相关的监管制度还不是十分的严格……

再看看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的背后：在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同时是严厉处罚。

曾经在《检察日报》上看过一些资料，史上，新加坡就有些反腐的严厉壮举：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原政务次长黄某因接受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事发后被判刑四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原部长郑某，曾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接受一个老朋友的行贿40万元。郑与李光耀有私交，案发后，郑以为李光耀会将此事压下，但李光耀并没有徇私。郑最后畏罪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信，称“用自杀来表示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原局长郑某在任职期间，曾因政绩显著被评为“杰出公务员”。1991年，他以购买新汽车为由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付款后他却没有购买汽车而改作它用。事发后，法院以“欺骗银行的行为”判处其监禁一天，进而被政府开除公职，并判处他50余万元新币的公积金和30万元新币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在新加坡，任何行贿、受贿最高可判五年监禁或至少10万新币的罚款，或两罪并罚。有的即使罪行比较轻，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公务员一旦查出问题，不仅受罚严厉，而且脸面丢尽，在社会上很难再找到相应的工作，最得不偿失的是退休金和公积金都会被同时没收。

相比较之下，或许也不难得出，高薪养廉在当下的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了。梅花欢喜漫天雪
2008年9月30日   新加坡





这次去新马，没有像以往出国那样，事先换好目的地的外币，因为国内的导游告诉我，在新马都很方便，不必备太多的钱，需要的话跟当地的导游换二三十块买水的零钱就可以了。抵达新加坡的当天，有一部分没有换新币的团友跟来接我们的地陪周导提起换钱的事，这个周导的头立刻摇得像拨浪鼓似的：

“新加坡的导游不可以给游客换钱，那是违法的。”

就是从这一刻起，我们时常听到周导讲新加坡“遵法”与“违法”的概念，让你不由地实实在在感到，新加坡确实是一个严明的法治国家，新加坡人心里都真正有法的概念，遵法是他们时时挂在嘴里的口头禅。由此，周导少不了要讲到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她告诉我们，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非常高：总统年薪360万新币，总理年薪309万，部长年薪306万，高级公务员年薪20多万。除此之外，额外的任何东西公务员都不能再拿了，如果是公事，甚至喝一杯别人请喝的咖啡，那都是违法的。我想，周导的这番话也许不是最精确的，事实数据上可能多少还有点出入，但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的话确实讲到了他们国家的一种管理制度­——高薪养廉，也讲到了他们国家的一种法治理念。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世界上法治程度、廉洁程度都比较高的国家之一，2005年，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就曾发布过全球“廉政指数”，该组织调查了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的“廉政指数”排名第五，是亚洲排名第一的国家。

因为高薪养廉的成效，头几年，国内也曾有人热议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对此赞赏不已，跃跃欲试，倡导学习他们的举措，以此来打击或阻止当前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

“高薪养廉”，当下的中国真的能学吗？

虽然也曾有专家对新加坡执行高薪养廉的真正目的与宗旨提出异议，指出新加坡的“廉政”并非因高薪，高薪非为“廉政”，更多是为了引进人才。在此，我们暂且不讨论孰是孰非，也不讨论高薪究竟是为“养廉”还是为引进人才。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在目前的中国，能不能用高薪来养廉？

先看看我们国家的现状，摆摆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虽然这几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较快，但依然存在南北东西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差距还比较大；中国到底有多少公务员，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在前不久的10月22日，《中国青年报》曾有报道称：“……中国的公务员队伍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大约在1000万人以上，加上吃财政的其它人员，据说超过了6000万人。这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等于22个人就要‘供养’1个人！”；这些年，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虽有不断的创新与改革，但总体来说，在干部的任命与选拔中，群众参与的实际作用与效果仍然比较有限，走过场的还是比较多；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是个非常讲究人情的人情社会；中国还不是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相关的监管制度还不是十分的严格……

再看看新加坡高薪养廉制度的背后：在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同时是严厉处罚。

曾经在《检察日报》上看过一些资料，史上，新加坡就有些反腐的严厉壮举：1975年，新加坡环境发展部原政务次长黄某因接受外商2000美元的旅游费，事发后被判刑四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原部长郑某，曾于1981年和1982年分别接受一个老朋友的行贿40万元。郑与李光耀有私交，案发后，郑以为李光耀会将此事压下，但李光耀并没有徇私。郑最后畏罪自杀，他给李光耀留了一封信，称“用自杀来表示对新加坡法律的尊重。”；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原局长郑某在任职期间，曾因政绩显著被评为“杰出公务员”。1991年，他以购买新汽车为由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付款后他却没有购买汽车而改作它用。事发后，法院以“欺骗银行的行为”判处其监禁一天，进而被政府开除公职，并判处他50余万元新币的公积金和30万元新币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在新加坡，任何行贿、受贿最高可判五年监禁或至少10万新币的罚款，或两罪并罚。有的即使罪行比较轻，也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公务员一旦查出问题，不仅受罚严厉，而且脸面丢尽，在社会上很难再找到相应的工作，最得不偿失的是退休金和公积金都会被同时没收。

相比较之下，或许也不难得出，高薪养廉在当下的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