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改革开放30年大型专题：中国股市历史回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6:55:21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1988年的另一个场景，王波明和高西庆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2006年沪市16年历史上罕见的大牛市，很多人至今依然感觉似乎在做梦……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蓝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的思想风暴的规模。此前25年中，国内对于金融市场建立一直鲜有理论探讨。论文的发起人、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对本刊回忆，当年关于证券市场的构想，要在马、列全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要开放全国证券市场。
这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本的东西，起到了破除观念樊篱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份。
与此同时，在市场改革中，一系列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开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桥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等，这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尽管当时没有证券市场，但这些股票已经具有价格并开始在市场中交换。
对于证券市场这个新生事物,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金融界,人们都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有着“灵活头脑和大胆设想”的年轻金融官员也拿不准,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证券市场面前基本没有作用。为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建立之初,甚至请教一些在旧上海交易所从事过皮毛交易的老先生来了解规则,也请教过很多在上海从事金融史研究的老人。
当时几位从国外回来的人士,也以很大的热情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1988年,王波明与高西庆牵头,组织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做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当时任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的禹国刚,是从日本进修回来的。他把日本的一些经验引进到中国的交易体系中来。由于上海和香港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从香港联交所借鉴了很多的经验。香港金融界的知名人士邓莲如女士,李业广先生等,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中国证监会的组建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而当时作为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也派出很多干部到国外去学习考察。1989年10月,我和现担任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孟昭亿,成为首批被派往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人员,。在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法规部、交易部、交易中心,去了之后,对伦敦交易所进行了系统把握、考察。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阶段,正是这些年轻的金融家和一些海外专家、国内专家,引领中国证券市场去了解西方的证券交易制度,根据西方的交易制度,来模拟制定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运行规则。(来源：当代金融家)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0年代初,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深沪股票交易柜台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股票场外交易的广泛存在,要求尽快建立集中的股票交易市场。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伴随着一、二级市场的初步形成,证券经营机构的雏形开始出现。1987年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为适应国库券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在各省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
这一阶段是我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得以建立,整个市场规模较小。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也缺乏统一的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尽管沪市和深市已经开锣,但1990年代初围绕证券市场的争论仍喋喋不休。王连洲清晰地记得,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制定《证券法》时,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股票证券市场,你们看过茅盾的《子夜》吗？那就是万恶的证券市场。”当时大部分官员和老百姓还不了解股市,普遍认为,证券市场是令人丧心病狂的投机场所。
事实也的确像是这样。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
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
“1992年后,股票供求严重失衡,股票价格暴涨。大多数股民都还是糊里糊涂地开始炒股,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当年一位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后来变成了1000多万元,不可思议,示范效应太强了。”大通证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刘嘉伟对本刊说。
而同时在深圳交易所,1992年的“8·10”事件引发了社会动荡。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很多人借用身份证买股票抽签表。
8月7日,深市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块钱买一张抽签表。“8月7日下午,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王安描述说。
情形一直延续到10日上午,这天早晨500万张新股抽签表早已发售完毕。“那些没买到表的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王安说。后来政府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8·10”事件让中央提高了警惕,“中央对股市的原则原本就是不做直接认可,以地方实验为主,摸着石头过河,试不好还可以关。”王连洲说。
随后,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证券法》。管理层开始实施以“打压”为主的监管。
“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市场一冷就是一年多,加之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顿,连带着股市也跟着泛绿。
到了1994年7月29日,“当时几百平方的交易大厅里凄凄惶惶地坐着四五个股民,其他股民都上街示威去了。行情显示屏下面贴着股民写的大字报,'股灾’两个鲜红的大字触目惊心。”一位北京投资者对本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政策就是行情,在当时政策对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王连洲说。随后一年,中国股市的管理层陷入了同股市的不断较量中,股市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三日暴涨一日回”。管理层“一会儿当鼓风机,一会儿当救火队,累得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干到第三个年头,就坚决退下来。”王安说。
到了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证监会坐不住了,团团冷风朝股市吹来,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文中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话已至此,股民们只有奋力出走。那两天,股民见面不说“吃了吗？”只问“套了吗？”。
后来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2003年8月回忆这篇社论时坦承,自己组织人撰写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周庆幸当时果断挤破泡沫。这一挤,股市又是两年多的消停。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在1998年的联办恳谈会上说:“这个市场是个小孩子,刚刚成长起来,还比较调皮。你把它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打得半死不活了。又意识到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依靠这个市场来办,这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小孩子又背上了千斤重担。”如果说这个评论的前一句话适合1996年的情形,那么后一句话就是对1999年情形未卜先知的描述了。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1988年的另一个场景，王波明和高西庆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2006年沪市16年历史上罕见的大牛市，很多人至今依然感觉似乎在做梦……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蓝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的思想风暴的规模。此前25年中，国内对于金融市场建立一直鲜有理论探讨。论文的发起人、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对本刊回忆，当年关于证券市场的构想，要在马、列全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要开放全国证券市场。
这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本的东西，起到了破除观念樊篱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份。
与此同时，在市场改革中，一系列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开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桥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等，这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尽管当时没有证券市场，但这些股票已经具有价格并开始在市场中交换。
对于证券市场这个新生事物,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金融界,人们都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有着“灵活头脑和大胆设想”的年轻金融官员也拿不准,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证券市场面前基本没有作用。为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建立之初,甚至请教一些在旧上海交易所从事过皮毛交易的老先生来了解规则,也请教过很多在上海从事金融史研究的老人。
当时几位从国外回来的人士,也以很大的热情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1988年,王波明与高西庆牵头,组织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做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当时任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的禹国刚,是从日本进修回来的。他把日本的一些经验引进到中国的交易体系中来。由于上海和香港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从香港联交所借鉴了很多的经验。香港金融界的知名人士邓莲如女士,李业广先生等,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中国证监会的组建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而当时作为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也派出很多干部到国外去学习考察。1989年10月,我和现担任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孟昭亿,成为首批被派往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人员,。在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法规部、交易部、交易中心,去了之后,对伦敦交易所进行了系统把握、考察。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阶段,正是这些年轻的金融家和一些海外专家、国内专家,引领中国证券市场去了解西方的证券交易制度,根据西方的交易制度,来模拟制定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运行规则。(来源：当代金融家)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0年代初,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深沪股票交易柜台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股票场外交易的广泛存在,要求尽快建立集中的股票交易市场。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伴随着一、二级市场的初步形成,证券经营机构的雏形开始出现。1987年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为适应国库券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在各省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
这一阶段是我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得以建立,整个市场规模较小。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也缺乏统一的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尽管沪市和深市已经开锣,但1990年代初围绕证券市场的争论仍喋喋不休。王连洲清晰地记得,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制定《证券法》时,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股票证券市场,你们看过茅盾的《子夜》吗？那就是万恶的证券市场。”当时大部分官员和老百姓还不了解股市,普遍认为,证券市场是令人丧心病狂的投机场所。
事实也的确像是这样。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
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
“1992年后,股票供求严重失衡,股票价格暴涨。大多数股民都还是糊里糊涂地开始炒股,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当年一位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后来变成了1000多万元,不可思议,示范效应太强了。”大通证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刘嘉伟对本刊说。
而同时在深圳交易所,1992年的“8·10”事件引发了社会动荡。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很多人借用身份证买股票抽签表。
8月7日,深市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块钱买一张抽签表。“8月7日下午,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王安描述说。
情形一直延续到10日上午,这天早晨500万张新股抽签表早已发售完毕。“那些没买到表的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王安说。后来政府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8·10”事件让中央提高了警惕,“中央对股市的原则原本就是不做直接认可,以地方实验为主,摸着石头过河,试不好还可以关。”王连洲说。
随后,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证券法》。管理层开始实施以“打压”为主的监管。
“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市场一冷就是一年多,加之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顿,连带着股市也跟着泛绿。
到了1994年7月29日,“当时几百平方的交易大厅里凄凄惶惶地坐着四五个股民,其他股民都上街示威去了。行情显示屏下面贴着股民写的大字报,'股灾’两个鲜红的大字触目惊心。”一位北京投资者对本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政策就是行情,在当时政策对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王连洲说。随后一年,中国股市的管理层陷入了同股市的不断较量中,股市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三日暴涨一日回”。管理层“一会儿当鼓风机,一会儿当救火队,累得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干到第三个年头,就坚决退下来。”王安说。
到了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证监会坐不住了,团团冷风朝股市吹来,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文中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话已至此,股民们只有奋力出走。那两天,股民见面不说“吃了吗？”只问“套了吗？”。
后来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2003年8月回忆这篇社论时坦承,自己组织人撰写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周庆幸当时果断挤破泡沫。这一挤,股市又是两年多的消停。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在1998年的联办恳谈会上说:“这个市场是个小孩子,刚刚成长起来,还比较调皮。你把它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打得半死不活了。又意识到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依靠这个市场来办,这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小孩子又背上了千斤重担。”如果说这个评论的前一句话适合1996年的情形,那么后一句话就是对1999年情形未卜先知的描述了。
1984年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1988年的另一个场景，王波明和高西庆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2006年沪市16年历史上罕见的大牛市，很多人至今依然感觉似乎在做梦……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蓝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的思想风暴的规模。此前25年中，国内对于金融市场建立一直鲜有理论探讨。论文的发起人、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对本刊回忆，当年关于证券市场的构想，要在马、列全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要开放全国证券市场。
这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本的东西，起到了破除观念樊篱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份。
与此同时，在市场改革中，一系列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开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桥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等，这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尽管当时没有证券市场，但这些股票已经具有价格并开始在市场中交换。
对于证券市场这个新生事物,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金融界,人们都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有着“灵活头脑和大胆设想”的年轻金融官员也拿不准,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证券市场面前基本没有作用。为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建立之初,甚至请教一些在旧上海交易所从事过皮毛交易的老先生来了解规则,也请教过很多在上海从事金融史研究的老人。
当时几位从国外回来的人士,也以很大的热情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1988年,王波明与高西庆牵头,组织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做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当时任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的禹国刚,是从日本进修回来的。他把日本的一些经验引进到中国的交易体系中来。由于上海和香港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从香港联交所借鉴了很多的经验。香港金融界的知名人士邓莲如女士,李业广先生等,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中国证监会的组建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而当时作为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也派出很多干部到国外去学习考察。1989年10月,我和现担任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孟昭亿,成为首批被派往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人员,。在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法规部、交易部、交易中心,去了之后,对伦敦交易所进行了系统把握、考察。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阶段,正是这些年轻的金融家和一些海外专家、国内专家,引领中国证券市场去了解西方的证券交易制度,根据西方的交易制度,来模拟制定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运行规则。(来源：当代金融家)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0年代初,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深沪股票交易柜台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股票场外交易的广泛存在,要求尽快建立集中的股票交易市场。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伴随着一、二级市场的初步形成,证券经营机构的雏形开始出现。1987年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为适应国库券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在各省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
这一阶段是我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得以建立,整个市场规模较小。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也缺乏统一的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尽管沪市和深市已经开锣,但1990年代初围绕证券市场的争论仍喋喋不休。王连洲清晰地记得,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制定《证券法》时,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股票证券市场,你们看过茅盾的《子夜》吗？那就是万恶的证券市场。”当时大部分官员和老百姓还不了解股市,普遍认为,证券市场是令人丧心病狂的投机场所。
事实也的确像是这样。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
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
“1992年后,股票供求严重失衡,股票价格暴涨。大多数股民都还是糊里糊涂地开始炒股,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当年一位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后来变成了1000多万元,不可思议,示范效应太强了。”大通证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刘嘉伟对本刊说。
而同时在深圳交易所,1992年的“8·10”事件引发了社会动荡。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很多人借用身份证买股票抽签表。
8月7日,深市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块钱买一张抽签表。“8月7日下午,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王安描述说。
情形一直延续到10日上午,这天早晨500万张新股抽签表早已发售完毕。“那些没买到表的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王安说。后来政府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8·10”事件让中央提高了警惕,“中央对股市的原则原本就是不做直接认可,以地方实验为主,摸着石头过河,试不好还可以关。”王连洲说。
随后,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证券法》。管理层开始实施以“打压”为主的监管。
“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市场一冷就是一年多,加之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顿,连带着股市也跟着泛绿。
到了1994年7月29日,“当时几百平方的交易大厅里凄凄惶惶地坐着四五个股民,其他股民都上街示威去了。行情显示屏下面贴着股民写的大字报,'股灾’两个鲜红的大字触目惊心。”一位北京投资者对本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政策就是行情,在当时政策对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王连洲说。随后一年,中国股市的管理层陷入了同股市的不断较量中,股市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三日暴涨一日回”。管理层“一会儿当鼓风机,一会儿当救火队,累得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干到第三个年头,就坚决退下来。”王安说。
到了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证监会坐不住了,团团冷风朝股市吹来,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文中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话已至此,股民们只有奋力出走。那两天,股民见面不说“吃了吗？”只问“套了吗？”。
后来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2003年8月回忆这篇社论时坦承,自己组织人撰写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周庆幸当时果断挤破泡沫。这一挤,股市又是两年多的消停。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在1998年的联办恳谈会上说:“这个市场是个小孩子,刚刚成长起来,还比较调皮。你把它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打得半死不活了。又意识到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依靠这个市场来办,这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小孩子又背上了千斤重担。”如果说这个评论的前一句话适合1996年的情形,那么后一句话就是对1999年情形未卜先知的描述了。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1988年的另一个场景，王波明和高西庆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回北京后干5年，如果不成，高去东边修自行车，王到西边卖包子。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2006年沪市16年历史上罕见的大牛市，很多人至今依然感觉似乎在做梦……
最初石破天惊地在中国提出建立证券市场的，并非是后来出名的几位“海归”，而是一帮从没见过股市的穷学生。
1984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0多名研究生(其中包括蔡重直、吴晓玲、魏本华、胡晓炼等)，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其中第一次谈到了在中国建立证券市场的构想。
没有人能想到，这本蓝色封面、印刷粗糙的小册子在1984年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引起的思想风暴的规模。此前25年中，国内对于金融市场建立一直鲜有理论探讨。论文的发起人、原中信嘉华银行总裁蔡重直对本刊回忆，当年关于证券市场的构想，要在马、列全集中寻找理论依据，文章最后提出要开放全国证券市场。
这个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文本的东西，起到了破除观念樊篱的作用。而1984年也正好是改革进程中一个欣欣向荣的年份。
与此同时，在市场改革中，一系列的变化已悄然发生。在1985年、1986年，一些股份公司开始成立，如北京的天桥公司、 深圳发展银行等，这些公司开始发行股票，尽管当时没有证券市场，但这些股票已经具有价格并开始在市场中交换。
对于证券市场这个新生事物,当时的中国,不论是在政府还是在金融界,人们都一无所知,即使那些有着“灵活头脑和大胆设想”的年轻金融官员也拿不准,他们发现自己所学的政治经济学在证券市场面前基本没有作用。为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建立之初,甚至请教一些在旧上海交易所从事过皮毛交易的老先生来了解规则,也请教过很多在上海从事金融史研究的老人。
当时几位从国外回来的人士,也以很大的热情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1988年,王波明与高西庆牵头,组织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这份“白皮书”设计出了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政策,人民银行无法对这份报告的建议做出表态,更不可能批准在北京设立证券交易所,只能成为主管部门一个重要的政策参考。
当时任深交所第一任副总经理的禹国刚,是从日本进修回来的。他把日本的一些经验引进到中国的交易体系中来。由于上海和香港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从香港联交所借鉴了很多的经验。香港金融界的知名人士邓莲如女士,李业广先生等,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中国证监会的组建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而当时作为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也派出很多干部到国外去学习考察。1989年10月,我和现担任保监会国际部主任孟昭亿,成为首批被派往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人员,。在伦敦交易所学习的一年时间里,我们经历了法规部、交易部、交易中心,去了之后,对伦敦交易所进行了系统把握、考察。
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阶段,正是这些年轻的金融家和一些海外专家、国内专家,引领中国证券市场去了解西方的证券交易制度,根据西方的交易制度,来模拟制定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运行规则。(来源：当代金融家)
20世纪80年代,证券市场在试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0年代初,经济、金融领域的治理整顿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深沪股票交易柜台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股票场外交易的广泛存在,要求尽快建立集中的股票交易市场。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1月26日正式成立,并于同年12月19日在上海开张营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我国第二家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也于1991年7月3日正式开业。
伴随着一、二级市场的初步形成,证券经营机构的雏形开始出现。1987年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1988年,为适应国库券转让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中国人民银行下拨资金,在各省组建了33家证券公司,同时,财政系统也成立了一批证券公司。
这一阶段是我国股份制改革起步初期,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得以建立,整个市场规模较小。股票市场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也缺乏统一的监管。同时,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
尽管沪市和深市已经开锣,但1990年代初围绕证券市场的争论仍喋喋不休。王连洲清晰地记得,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讨论制定《证券法》时,原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股票证券市场,你们看过茅盾的《子夜》吗？那就是万恶的证券市场。”当时大部分官员和老百姓还不了解股市,普遍认为,证券市场是令人丧心病狂的投机场所。
事实也的确像是这样。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交易价格限制全部取消,股市交易价格开始尝试由市场引导。仅仅3天,股票价格就一飞冲天,暴涨570%!其中,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00%至3000%!‘
5月21日,上证指数首度跨越千点,在全面放开股价的利好刺激下,大盘直接跳空高开在1260.32点,较前一天涨幅高达104.27%。
“1992年后,股票供求严重失衡,股票价格暴涨。大多数股民都还是糊里糊涂地开始炒股,莫名其妙地发了大财。当年一位深交所门口卖饮料的老太跟着别人买了若干股深发展,后来变成了1000多万元,不可思议,示范效应太强了。”大通证券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刘嘉伟对本刊说。
而同时在深圳交易所,1992年的“8·10”事件引发了社会动荡。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17.5公斤重的包裹,其中居然是2800张身份证——很多人借用身份证买股票抽签表。
8月7日,深市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块钱买一张抽签表。“8月7日下午,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王安描述说。
情形一直延续到10日上午,这天早晨500万张新股抽签表早已发售完毕。“那些没买到表的互诉自己的委屈,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王安说。后来政府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
“8·10”事件让中央提高了警惕,“中央对股市的原则原本就是不做直接认可,以地方实验为主,摸着石头过河,试不好还可以关。”王连洲说。
随后,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也开始讨论要不要制定《证券法》。管理层开始实施以“打压”为主的监管。
“8·10”之后3天,上海股市也受影响猛跌22.2%。与5月25日的1420点相比,净跌640点,两个半月内跌幅达到45%。市场一冷就是一年多,加之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顿,连带着股市也跟着泛绿。
到了1994年7月29日,“当时几百平方的交易大厅里凄凄惶惶地坐着四五个股民,其他股民都上街示威去了。行情显示屏下面贴着股民写的大字报,'股灾’两个鲜红的大字触目惊心。”一位北京投资者对本刊回顾了当时的情景。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措施的文章,推出“停发新股、允许券商融资、成立中外合资基金”三大利好救市政策,引发8月狂潮。上证指数从当日收盘的333.92点,涨至9月13日的1052.94点,累计涨幅215.33%。
“政策就是行情,在当时政策对于股市的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王连洲说。随后一年,中国股市的管理层陷入了同股市的不断较量中,股市也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三日暴涨一日回”。管理层“一会儿当鼓风机,一会儿当救火队,累得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干到第三个年头,就坚决退下来。”王安说。
到了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证监会坐不住了,团团冷风朝股市吹来,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终于扼住了涨势的咽喉。文中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
话已至此,股民们只有奋力出走。那两天,股民见面不说“吃了吗？”只问“套了吗？”。
后来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在2003年8月回忆这篇社论时坦承,自己组织人撰写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周庆幸当时果断挤破泡沫。这一挤,股市又是两年多的消停。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在1998年的联办恳谈会上说:“这个市场是个小孩子,刚刚成长起来,还比较调皮。你把它左打一巴掌,右打一巴掌,打得半死不活了。又意识到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依靠这个市场来办,这个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小孩子又背上了千斤重担。”如果说这个评论的前一句话适合1996年的情形,那么后一句话就是对1999年情形未卜先知的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