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论民主的宗教化

2007年，香港特首曾荫权在一次英文广播中说：民主如果发展到极端，很容易演变成文革式的无序状态。结果这一句话立刻被泛民主派作为特首反民主的罪证，既然特首反民主，那么反特首的泛民们自然是民主的卫士了，因此卫士们自然不能错过表演机会，对特首大加挞伐。其实在此之前，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也曾说过，希特勒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结果同样是被人一顿臭批。当然，作为政治家，曾荫权和叶刘淑仪的这种发言是不合时宜的，曾荫权立刻收回了以上的发言，并向公众道歉。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标榜“民主自由”的地方，说这类的话就是不合时宜，需要向公众道歉？
    作为人类千年文明的光辉成果——民主当然应该受到大加礼赞，就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其他思想一样。而且，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主流思想，这充分说明民主是最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需要的政治制度。但是，只要是一种思想，一种制度，它就不可能是完美的，白璧无瑕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自称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宗教。除此之外，无论是法律、道德、政治及其他任何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工具都应该有接受批评和进行改造的必要。然而，民主发展到现在却产生了基因突变，原本倡导“言论自由”的它，突然无法接受任何批评，不管这种批评是否善意，发展到一旦有人指出民主的副作用（不管这种批评是不是有道理），就立刻变成“政治不正确”，成为需要收回和道歉的“异端邪说”，更离谱的是，这被视为理所当然，见怪不怪！
    让我们看看台湾，在进行民主改革的这么多年里，政治动荡、经济成长乏力、丑闻不断。台湾相比之处于同一地区，并具有很强文化同质性的香港和新加坡，几乎社会各个方面都明显处于下风。但很奇怪的是，台湾人在谈及这两个地区的时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原来他们认为，相比台湾，这两个地方都属于“民主落后区”。在台湾人看来，民主已然超越一种调整政治关系的工具，而上升为一种价值标准，甚至是一种图腾，一种宗教了！因此，纵使经济凋敝、政局动荡，连民主向来自我标榜的反腐功能也成为了空谈的台湾，人们也依然为这种相比之前的“极权统治”没有体现出多少优越性的民主制度而自豪。这也成为了民主宗教化的鲜活例证。
    说民主宗教化，生活在大陆的我们可能因为体会不深而不能信服。其实，另一种理论的宗教化我们也许体会深刻得许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根本不是对立的关系。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欧洲的王室们才是民主的敌人，而民主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诉求之一。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经过多次的变异，成为了和“民主”对立存在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不管是这种变异了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同样变异了的“民主”都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理论和政治模型，而成为了一种区分敌我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环境下，非此即彼的情况不可避免，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批评“民主”（其实是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了“共产主义极权思想”。不管程度如何，双方都会对所谓的异端学说大力打击。西方常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20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宗教，是因为被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宗教的特点，即被神化、教条化、禁止批评和反思性的意见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说，但被当成意识形态后，任何一个山野村妇也都被要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这样，这种理论的符号化、宗教化就是必然的。
    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在“民主国家”发生着（当然也许情况没有那么极端），“民主”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后，同样发生了“宗教化”的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些“民主自由”的地区批评民主或指出民主的副作用成为了一种禁忌，或至少是一种“不合时宜”，而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政治制度，仅仅因为被贴上了一个“民主”的标签，就有了先天正当性。
    有人批评说，民主值得追求，但不该为了追求民主制度而牺牲社会的稳定。香港名嘴梁文道立刻嗤之以鼻：这是一种民主实用主义者。在梁文道看来，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在那种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典型思维。其实民主不拿来实用，那还有什么价值呢？用来烧香供奉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你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理想，我还认为“贤人治国”的“开明独裁”是一种政治理想呢！所谓的价值标准是人各有志的，很难说清楚好坏。民主之所以被大多数人认可，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神圣，而是因为在相同的环境下，它能比其它的制度更好地为人民造福。
    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种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为国民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但，我们不是出于对于“民主”本身的向往，而是出于追求更加富裕和美好生活的本能。2007年，香港特首曾荫权在一次英文广播中说：民主如果发展到极端，很容易演变成文革式的无序状态。结果这一句话立刻被泛民主派作为特首反民主的罪证，既然特首反民主，那么反特首的泛民们自然是民主的卫士了，因此卫士们自然不能错过表演机会，对特首大加挞伐。其实在此之前，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也曾说过，希特勒就是民主选举出来的。结果同样是被人一顿臭批。当然，作为政治家，曾荫权和叶刘淑仪的这种发言是不合时宜的，曾荫权立刻收回了以上的发言，并向公众道歉。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标榜“民主自由”的地方，说这类的话就是不合时宜，需要向公众道歉？
    作为人类千年文明的光辉成果——民主当然应该受到大加礼赞，就像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和继续存在的其他思想一样。而且，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主流思想，这充分说明民主是最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需要的政治制度。但是，只要是一种思想，一种制度，它就不可能是完美的，白璧无瑕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理论自称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宗教。除此之外，无论是法律、道德、政治及其他任何调整人类社会关系的工具都应该有接受批评和进行改造的必要。然而，民主发展到现在却产生了基因突变，原本倡导“言论自由”的它，突然无法接受任何批评，不管这种批评是否善意，发展到一旦有人指出民主的副作用（不管这种批评是不是有道理），就立刻变成“政治不正确”，成为需要收回和道歉的“异端邪说”，更离谱的是，这被视为理所当然，见怪不怪！
    让我们看看台湾，在进行民主改革的这么多年里，政治动荡、经济成长乏力、丑闻不断。台湾相比之处于同一地区，并具有很强文化同质性的香港和新加坡，几乎社会各个方面都明显处于下风。但很奇怪的是，台湾人在谈及这两个地区的时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原来他们认为，相比台湾，这两个地方都属于“民主落后区”。在台湾人看来，民主已然超越一种调整政治关系的工具，而上升为一种价值标准，甚至是一种图腾，一种宗教了！因此，纵使经济凋敝、政局动荡，连民主向来自我标榜的反腐功能也成为了空谈的台湾，人们也依然为这种相比之前的“极权统治”没有体现出多少优越性的民主制度而自豪。这也成为了民主宗教化的鲜活例证。
    说民主宗教化，生活在大陆的我们可能因为体会不深而不能信服。其实，另一种理论的宗教化我们也许体会深刻得许多。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和民主根本不是对立的关系。在马克思的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也就是欧洲的王室们才是民主的敌人，而民主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基本的诉求之一。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经过多次的变异，成为了和“民主”对立存在的另一种意识形态。在冷战时期，不管是这种变异了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同样变异了的“民主”都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理论和政治模型，而成为了一种区分敌我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环境下，非此即彼的情况不可避免，批评马克思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批评“民主”（其实是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了“共产主义极权思想”。不管程度如何，双方都会对所谓的异端学说大力打击。西方常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20世界影响最大的宗教”。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宗教，是因为被异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存在宗教的特点，即被神化、教条化、禁止批评和反思性的意见的出现。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说，但被当成意识形态后，任何一个山野村妇也都被要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这样，这种理论的符号化、宗教化就是必然的。
    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在“民主国家”发生着（当然也许情况没有那么极端），“民主”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后，同样发生了“宗教化”的趋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那些“民主自由”的地区批评民主或指出民主的副作用成为了一种禁忌，或至少是一种“不合时宜”，而一个几乎一无是处的政治制度，仅仅因为被贴上了一个“民主”的标签，就有了先天正当性。
    有人批评说，民主值得追求，但不该为了追求民主制度而牺牲社会的稳定。香港名嘴梁文道立刻嗤之以鼻：这是一种民主实用主义者。在梁文道看来，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政治理想。这就是在那种环境成长起来的一代典型思维。其实民主不拿来实用，那还有什么价值呢？用来烧香供奉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你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理想，我还认为“贤人治国”的“开明独裁”是一种政治理想呢！所谓的价值标准是人各有志的，很难说清楚好坏。民主之所以被大多数人认可，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神圣，而是因为在相同的环境下，它能比其它的制度更好地为人民造福。
    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种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为国民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加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但，我们不是出于对于“民主”本身的向往，而是出于追求更加富裕和美好生活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