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总统府上红旗飘——南京解放前后那些鲜为人知的 ...

整篇转过来行不

^_^很好，又要说无花文，又要说撤出总统府了……

　
　　49年“汉奸部队占领南京”的谣言是怎么产生的？很多对历史一知半解的，竟然把解放南京的这支解放军35军彻底当作了“从国军到伪军再到国军”的吴化文起义部队。
　　
　　48年10月，吴化文起义部队被授予解放军35军的番号，实际上这是“老35军”。解放南京的则是“新35军”。
　　
　　1949年2月，解放军鲁中南纵队（有军史写手称其为“根正苗红的老八路”）和老35军合编组建“新35军”（后文会详细叙述吴化文部的历史和这次合编组建情况）。
　　
　　合编中，吴化文部从三个师缩编为三个团，35军每个师仅有吴化文部一个团，解放军鲁中南纵队则有两个团。合编35军二万二千人，解放军鲁中南纵队就占了近一万五千。
　　
　　35军的军权当然也不会在吴化文手上。吴化文的军长头衔其实更多是统战需要。35军实际是政委何克希负责。何政委是一员抗战虎将，抗战中曾任那支威名赫赫的“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副总指挥。
　　
　　
　　第一个进总统府的部队是35军104师312团3营9连。104师只有一个310团是吴化文的旧部。312团合编前是解放军鲁中南纵队46师138团。而鲁中南纵队46师138团前身是解放军鲁中警备4团，是解放军鲁中军区地方部队（也有资料称312团合编前是137团，前身是鲁中警备2团）。
　　
　　解放军鲁中军区各部前身都是抗战中的山东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第一个冲进总统府的部队毫无疑问是“根正苗红的老八路”。
　　
　　带领这支部队踏进南京城、冲进总统府的军官们，也都是我军的老革命：
　　
　　104师师长方明胜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纵队第四旅十二团营长，鲁中军区第十团营长。
　　
　　104师政委严政是1933年10月参加红军的，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随营学校2队副政治教导员、抗日军政大学第1分校2支队营副政治教导员、胶东支校政治处副主任、胶东军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胶东军区教导团政治委员。
　　
　　在312团带队的104师参谋长张绍安（也有资料说是“副参谋长”）是红25军的老战士，35年12月曾任陕南宁佛工委某大队队长。
　　
　　312团团长王奎权（也有资料写作了“王魁权”），1945年9月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4旅11团参谋长。
　　
　　312团3营营长管玉泉是1939年5月参加的八路军。

　　网上说到解放南京，有不少坚持说是“吴化文的部队”打进南京的。
　　
　　共产党的部队跟过去的军阀不同，压根没有“某某人的部队”的说法。
　　
　　进入南京的35军，即使全部都是吴化文的旧部，在整编过程中补充政治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遣散”不合格的“旧军队渣滓”（起义后，“旧军队渣滓”其实多逃亡了，八路的军纪可不是设么人都受得了的。网络上也不难找到这句“跟随吴化文起义的2万多人，在黄河北济阳、禹城一带整休时逃亡的逃亡，遣散的遣散，所剩只数千人。”）这样改造过的军队，怎么也说不上是“吴化文的部队”了。
　　
　　更何况，这支2万2千人的部队，吴化文的旧部只有区区几千，主体也是“根正苗红的老八路”。
　　
　　很显然，某些人把35军一口说成是“吴化文的部队”，其实是想“借题发挥”一下。
　　
　　很可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不仅不能说35军是“吴化文的部队”，连说吴化文率部打进南京都不可以。
　　
　　解放南京的作战指挥其实就没有吴化文什么事。
　　
　　《联谊报》2006年3月30日回忆文章《何克希政委指挥我们攻占南京》（作者罗晴涛，曾任新四军二师五旅十三团宣教股长，解放南京时是35军105师313团政委）明确记载：
　　“战前，军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军长吴化文因病住院，何克希政委主持这次会议，党政工作和作战指挥由他一肩挑。”……“何克希同志当司令时，指挥部队南征北战，从抗日战争打到解放战争，是位好的军事指挥员。他当政委时，不仅是位优秀的党政工作领导者，而且同样能指挥大部队作战，从江北打到江南，夺取一个接着一个胜利。”
　　
　　战前，党政工作和作战指挥都是何克希政委主持。吴化文甚至都不在军中。
　　
　　《人民日报》1999年04月27日第11版回忆文章《攻占江浦解放南京亲历记》（作者沈鸿毅，1938年参加八路军，解放南京时是35军103师侦察科长）：
　　“……林参谋长认为这条理由很充分,果断决定再次向军里请示。他直接打电话向军政委何克希同志请示。何政委考虑了一下,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明确指示,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把船交给104师。 ”
　　
　　“向军里请示”就是“向军政委何克希同志请示”。而且，请示的事项是哪支部队先渡江的问题。这明显属于作战指挥的事项，正常情况下是向军事主官请示的。从这个事情可以得出：渡江过程中，35军的作战指挥是何克希政委主持。
　　
　　可见，吴化文不过是一个挂名军长（本来也不可能给吴化文实际的军权，这个是常识了）。35军在解放南京过程中，党政工作和作战指挥，都是当年江南抗日义勇军副总指挥何克希负责的。
　　
　　是抗战时期曾率江南抗日义勇军在南京周边战斗过的何克希，在1949年又率领人民解放军35军解放了南京城！

顶，补盲:victory:

老吴很有意思的,两小老婆,一共党一中统

原帖由 关隐达 于 2008-8-26 09:27 发表
老吴很有意思的,两小老婆,一共党一中统

两小老婆,一共党一中统？;funk这种说法 来源？

说句实话,就TG爱扣这种小问题，做这种小文章

小说《铁道游击队》中“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在中国曾家喻户晓。刘洪的原型人物是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和他的前任洪振海（1940年7月，鲁南军区成立后，鲁南地区的三支铁道游击队合编为铁道游击大队，洪振海为大队长。1942年12月，大队长洪振海在微山湖畔的黄埠庄战斗中牺兰，刘金山继任大队长），刘洪这个名字也是两任队长姓的组合。刘金山和他的战友们的事迹比小说《铁道游击队》描述的更惊心动魄。

小说《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在《<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中记录：
“刘金山后来当了鲁南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后又编入主力部队到南方作战，当了副师长。全国解放后，他先后任江苏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和苏州军分区司令员。”

这段记录没有写出刘金山后面的战斗经历。其实，刘金山当了“鲁南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后到“任江苏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前的那些战斗经历也很精彩。有关刘金山参加的几个著名的战斗：鲁南军区“六九”突围、解放江浦县城，浙江金华剿匪、解放浙江部分沿海岛屿等，后文会介绍。现在只先披露一下“解放南京前最后一次较大战斗”就是这个货真价实的“铁道游击队”队长在前沿指挥的。

鲁中南纵队47师是鲁南军区警备19团、鲁南军区特务团、鲁中军区警备5团组建的，鲁南军区特务团编为鲁中南纵队47师139团。

鲁中南纵队和起义部队“老35军”合编组建“新35军”后，鲁中南纵队47师139团编为第35军103师307团，刘金山就是该团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团长。
南京解放前，第35军在与南京一江之隔的“江浦、浦镇、浦口地区”（这片地区现在都是南京市浦口区）发起了发起了“三浦战役”。“三浦战役：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为配合渡江战役，奉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之命，在江浦、浦镇、浦口地区发起了三浦战役。首先进行的是解放江浦县城的战斗……为解放军迅速解放南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摘录自南京党建网站）

三浦战役中，攻占浦口、浦镇的战斗规模很小，解放江浦县城的战斗是解放南京前最后一次较大战斗。“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一○三师三○七、三○九团奉命于4月20日下竿对驻守江浦县城的顽敌发动总攻击，歼敌一个团及县保安大队，4月21日县城解放。……”（摘录自南京党史网站）

这次战斗为35军随后进军南京扫平了道路，使解放军35军各部队得以随后顺利抵达江边，进行渡江进军南京的准备。

解放江浦县城的战斗中，103师307团是主攻团，负责作战指挥的副团长刘金山一直在前沿指挥战斗。

后文写到解放南京的具体过程时，会详述这次战斗。

在春秋顶一下，到这里再顶一下。

49年2月中旬，鲁中南纵队和起义部队“老35军”在徐州郊区合编组建“新35军”。

2月28日，35军接到南下的命令。部队坐着火车沿津浦路当天南下到安徽固镇，随后下车徒步向南进发，行军十余天，经安徽蚌埠，于3月11日到安徽滁县（今滁州市，这个地方1949年1月24日解放的）。

此前，这一带是34军（这个军的军长何基沣，七七事变中卢沟桥头的抗战名将。后文会详述这个军渡江和随后警备南京的事迹）的驻地，军部驻滁县乌衣镇。第八兵团司令部驻县城滁城。


35军到达前夕，34军开赴六合、仪征等沿江前线，滁县由35军接防。35军军部驻在滁城（当时，华东野战军政委饶漱石、华东局组织部长曾山、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等负责同志也都住在滁城，部署渡江前的准备工作），先头部队则沿津浦路向乌衣、东葛、永宁一线前伸，直逼与南京一江之隔的三浦（江浦、浦镇、浦口）地区。

在乌衣镇东南的永宁、花旗营至浦口一带，国民党李延年兵团28军，以滁河为界与我隔河对峙。35军到达滁县后，开始了紧张的整训，包括“学习新区政策，熟读入城守则，练习划船游泳，做好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等。

随后一个多月，部队由北向南、向东展开，慢慢推进，与敌28军有小规模战斗。渡江前数日起，敌28军“在主阵地前所设警戒阵地，先后为解放军所攻占。”

4月20日晚，35军发起三浦战役，先后攻占江浦、浦口、浦镇，于23日从浦口码头起渡，渡江解放南京。

滁县地区是35军由浦口渡江解放南京的主要前进阵地。59年前，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滁县地区的人民群众无不热烈响应支前号召。

滁县支前统计：

49年1月至3月——

全县共支援稻谷418.6万多斤，食油295担，支援草料662万多斤
城区献出工资米121.6石
修复公路160里，桥梁19座

发动募捐慰问伤员华中币616万元，各种物资折价115万元
（这些物资也应有部分支援34军等部队）

动员民力5万零535人次（49年9月，滁县人口统计仅仅13万9千910人），并组织3400人的随军运输队、担架队，历时两个月，行程千余里，直到杭州才返回（35军离开南京后曾赴杭州担负警备任务），获得华东野战军支前司令部“渡江支前模范”的锦旗嘉奖。

南京解放59年后，重读这些尘封已久的支前统计，让人不禁想起了毛泽东主席的话：“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

陈毅有句名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和淮海战役一样，渡江战役也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解放军取得的这一个又一个胜利都毫无疑问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

　　杨在春，49年解放南京时担任35军卫生部直属第二医疗队队长。55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担任华东海军卫生部组织计划科科长，曾在《军事历史》2004年5期发表了回忆文章《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的联勤医救保障》（该文后来编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战争亲历者说:一江山岛之战》）。
　　
　　
　　杨在春在为纪念南京解放50周年写的《南京解放亲历记》中记录了新35军的成立大会：
　　
　　“2月中旬的一个晴朗之日，徐州东南淮海大地上的石桥村，也就是鲁中南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到处飘扬着鲜艳的彩旗。在村南的平地上，临时建起了一座用席子围筑的大戏台。在台前10多亩场地上，2万余人的全副武装部队席地而坐，他们显得十分威武和有纪律。大约下午2时，在主席台上，一下子依次坐满了军、师与机关首长，以及全军的功臣英模代表。当他们出现在台中央时，场下的指战员们使劲地报以热烈掌声。霎时间会场上下形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这次大会有四项议程：
　　传达中央军委与前委命令，从现在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成立；军首长讲话并提出即将开始的作战任务；为淮海战役全胜，向纵队英模功臣授奖；为35军成立与庆功演出大型歌剧《解放》。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上吴化文的发言。网络上某部根据当事人回忆写成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这段：“吴化文这个军长，亲自在全军大会上做了检讨，这人也有能耐，能屈能伸的，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检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大伙儿一看，堂堂的大军长能做到这一步，也算不容易了，看去也算说了真心话，鲁中南纵队的人也就勉强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或许指的就是吴化文这一次的发言。
　　
　　吴化文“在主席台上恭敬地向全场指战员行军礼后”，发言说:
　　“毛主席、朱总司令、中央军委与前委首长如此信任并给了我这么大荣誉和重任，使我万分感激。按我过去的作为，若不是济南反蒋起义走向光明，我将是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今天我喜庆新生，诚愿在大家面前庄严宣誓：今生今世，接受与服从共产党领导，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我决心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在党的领导下，把军长的担子担好，和全军将士一起，为了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甘愿抛头洒血! ”（毕竟过去50年了，杨在春回忆的这段应是大意）
　　
　　杨在春回忆道“军长的话音刚落，全场掌声雷鸣。”吴化文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检讨过关了……
　　
　　向（鲁中南）纵队英模功臣授奖的情景是：
　　“在司仪带领下，全体起立，首先向淮海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默哀致悼，向光荣负伤的指战员与支前民工致敬向出席今天大会的立功英模代表们表示热烈祝贺。接着由军首长们集体向荣获二等功以上的英模代表们颁发军功章与奖状。……此时虽已夜幕降临，那锣鼓声、鞭炮声、向英模学习致敬的口号声，以及此起彼落的高歌声，交融在一起简直要把天地震破。就在全场最欢快的气氛中，突然天空出现了朵朵彩球，它那长虹般七色巨尾，划破夜空染红了天幕。这是警卫营用战场缴获来的曳光弹，为大会召开、为新的35军诞生、为英模代表们庆功所作的最精彩的节目表演。”
　　
　　庆功仪式结束后，何克希政委号召全军同志“向淮海战役立功受奖的英模学习，发扬我军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克服一切困难、压倒和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把据守在长江北岸的敌军，彻底干净地消灭掉，为早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再立新功。”
　　
　　杨在春形容何克希政委的话音是“坚强的、掷地有声的”。
　　
　　何克希政委发出号召后，会场上齐声连呼“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此时35军还没有接到“打到南京去”的任务。这句口号当是各部队都喊的。可口号的前半句却在35军身上变成了现实。
　　
　　为35军成立与庆功演出大型歌剧《解放》的情景：
　　
　　“席子围扎起来的舞台上灯光亮了。用老乡家中洗脸的铜盆装满食油，点上火芯使油灯尽量地燃烧着，映出了红黄色的亮光，照得场下指战员们直眨眼。就在这种简陋的数十盆油灯下，军文工团精心排练好的大型歌剧《解放》，为2万多官兵在露天舞台上演出了。”
　　
　　杨在春回忆说：
　　“从淮海战役开始至今，全军指战员第一次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我和全体同志一样，感到满足与欢快。这样的场面和艺术享受，在当时可谓人间一绝。”
　　
　　
　　
　　有关这部歌剧《解放》，另提供一篇回忆资料：
　　
　　歌剧《解放》是围绕着一个被抓壮丁国民党兵李大牛，展开的一个农民受压迫的故事，从李大牛被地主刘四爷抓壮丁开始，其中李父的一段唱词是：
　　“……大水单冲独木桥，严霜单打枯根草，抓兵单把穷人抓，刘四又把粮抢去了……”
　　
　　李大牛在军营里生病后的一段唱：
　　“……李大牛生疮挂了号，躲在这地堡里怕叫长官知道，地堡里又湿又潮好像个活地狱，疮又疼，心又焦，疮痛心焦好不烦恼，唉！何日里才能跳出火坑得逃生？”
　　
　　反面人物也有大段的唱词，如地主刘四手拿鸟笼，迈着四方步，唱着：
　　“……八月十五桂花香满园，生在这富贵人家，好似活神仙……”
　　
　　另一反面人物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军需官，他说的一段快板很生动：
　　“……我叫白眼狼，我和营长是同乡，朝里有人好把官来作，军需副官我一人当，管烧草，管给养，管军饷，管伙房，要花钱就把办法想，吃空名，扣军饷，样样事情我在行，……”。
　　
　　有一段唱是说明解放军纪律严明的，这在当时启发群众觉悟的时期是不可少的。一个班的战士走上舞台，边走边轮流唱：
　　“我叫李福宽，我叫王德厚，孙占山，张振海，我叫小刘，改善生活吃饺子，咱出来把东西借，借面板，擀面杖，用完赶快送还人家，损坏赔偿理应当”。
　　
　　解放时抓住了刘四，群众一段唱词是这样的：
　　“抓住了刘四坏东西，大家伙这才出了气，把他交给解放军呀，大家伙呀出主意呀，杀人的凶犯要枪毙，要回他霸占咱们的房产土地”。
　　
　　整个剧情朴实无华，唱词都“土”化，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这是当时群众文艺的一大特色。

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前线记者报道南京解放经过》：
　　【新华社长江前线电】（迟到）前线记者报道南京解放的经过称：……二十二日下午，解放军攻克浦口、浦镇，守匪仓惶渡江南逃，并烧毁或炸沉了浦口码头的大部船只。二十三日上午，南京城内残匪放火焚烧了若干房屋，在浓烟烈火弥漫中逃窜出城。当日下午，进抵南京东部的解放军前哨部队，由赖长胜营长率领由和平门入城，截获匪军正图运走的大批军用物资。同日下午八时，浦口方面的解放军集中了北岸剩余的船只迅速渡江。……
　　
　　“当日下午，进抵南京东部的解放军前哨部队，由赖长胜营长率领由和平门入城，截获匪军正图运走的大批军用物资。”
　　
　　
　　这句中提到的“解放军前哨部队”显然是34军的（军长就是卢沟桥上一战扬名的抗日英雄何基沣将军）部队。
　　
　　渡江后，34军确实迂回向南京郊区龙潭一带进军。而根据这篇新闻中的描述显示：34军部队是先于35军进南京城的。
　　
　　一直没有在别的资料上发现这样的记录。最近突然发现一个佐证：
　　
　　2007年8月2日《新华日报》《渡江：我们的1949年》：
　　“半夜过江，天还没亮就直插到鼓楼”
　　
　　叙述者：渡江战役侦察班长杜文才，81岁
　　
　　　　天堑长江，过一回都是出生入死，侦察班长杜文才却过了3回。
　　
　　　　“我是三野9兵团70旅19团的，1949年4月15日、16日、21日，三次过江。”81岁的杜文才，对人生中的这一重要数字记得清清楚楚。
　　
　　
　　15日夜里，杜文才和另外4名侦察兵从仪征十二圩借用百姓小木船过江便衣侦察。“我是打扮成卖馒头的，任务是看出操的是正规军还是杂牌军，有多少机枪，多少冲锋枪。”16日晚，再次过江，武装侦察，带着冲锋枪打一梭子，诱敌开火，趁机了解他们的明堡和暗堡分布地形。
　　
　　　　21日夜12：15，杜文才所在部队开始总攻。江面上，团政委振臂一呼：“同志们！是共产党员就冲啊！”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英勇牺牲。“1944年，我们江都50个人一起参军的，后来就剩我一个。”杜文才说。
　　
　　
　　仅用1个小时，杜文才他们就到达南京龙潭，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后势如破竹，从尧化门一路挺进到下关火车站，从挹江门进城，到鼓楼广场时，天还没亮。
　　
　　
　　渡江胜利的巨大喜悦，杜文才至今都溢于言表。“我们跑得真比汽车还快，半夜一口气跑到鼓楼。哪来那么大的劲？”81岁的杜老铿锵有力地唱起了歌：“把他全部兵马都歼光，看看老蒋跑哪里！”
　　（注：文中“三野9兵团70旅19团”、“从挹江门进城”等回忆肯定是记忆错误或记者记录错误了）
　　
　　
　　文中提到了“仪征十二圩”，从仪征渡江的正是何基沣担任军长的34军。
　　
　　文中提到的团政委（应为团长，渡江战役中“34军102师306团团长陈大海及其警卫员壮烈牺牲”）牺牲的事实显示：杜文才是34军102师306团战士。
　　
　　
　　但是文中具体说法与前述新闻中的说法有出入。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前，依然是不可以下定论的。

　　4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迁宁　刘伯承将军任校长》：“新华社南京二十日电 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已迁来南京，并在南京、合肥、芜湖、安庆、屯溪、上饶、鄱阳、歙县等地同时招生。该校设有步兵科、政治工作科、新闻科、文艺科、特种兵科、后勤科、通讯科等，校长为刘伯承将军。”
　　
　　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的前身：
　　“1948年春，由豫陕鄂军区司令员陈赓倡议，以抗大为模式，以四纵随营学校为基础，组建成豫陕鄂军政大学，陈赓兼校长。豫陕鄂军大开学后，中原局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把它扩建为中原军区军政大学，由刘伯承司令员兼任军大校长和政治委员。”
　　
　　新闻中“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已迁来南京”的说法不准确，实际情形是——
　　“1949年5月4日，中原军大一进驻南京，即奉命改称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简称二野军大。”
　　
　　南京解放十一天后，中原军大迁到南京，改称二野军大；南京解放整整两个月后，二野军大开学。49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在南京开学》：“新华社南京二十八日电 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于二十三日在南京该校阅兵场隆重举行第三期开学典礼，一万三千学员正式入学。”
　　
　　5月13日，二野军大的招生广告在《新华日报》刊登，预定招收3000人。各地青年报名之踊跃出乎意料，随即扩大了招生。经过仅一个月的招生，预定招收计划几乎成了实际招收的零头，开学时号称有“一万三千学员”（实际是12278人）。
　　
　　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在南京的校址，设在南京孝陵卫原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旧址。学员编为4个总队（每个总队下辖5个大队），女生大队和文艺新闻大队为直属大队，一共22个大队。
　　
　　开学三个月后，1949年10月1日下午，二野军大全校一万二千余名学员参加了南京庆祝建国的阅兵大散 步。
　　
　　新中国建立十一天后，10月12日，二野军大进行组织整编，全校人员分成三个梯队离开南京，分三批进军西南。到重庆后二野军大与西北军政大学的大部合并，改称西南军政大学。西南军政大学后又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高级步兵学校。52年7月，二高步校成建制调去哈尔滨市，以该校为基础,并从全国全军抽调人才创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这就是一代名校“哈军工”。

　　
　　
　　
　　
　　渡江战役前的“攻占浦口、炮击南京”计划，一直鲜为人知。笔者整理部分有关“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电报史料如下：
　　
　　1949年2月25日，军委致电陈粟谭并告刘邓张：
　　“3月中旬或下旬，你们应准备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此项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以前完成，待命行动。为此目的，应使用多少兵力及炮火，浦口及其附近敌军兵力配备、及阵地强度如何，你们对于完成夺取浦口、炮击南京这一任务感到何种困难，我军现距浦口多少里程，3月10日出动攻击，估计几天可能完成任务，以上各点均请筹划及考虑电告。我党中央和南京代表的正式谈判，大约在3月20日左右，并告。军委。”
　　
　　
　　粟裕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去济南治病休息，军中职务由张震、唐亮、钟期光三人共同主持。他们仍以“粟张”名义报告军委并总前委，对攻取浦口、炮击南京作出部署：
　　“(一)此刻浦口及附近地区为敌二十八军、九十六军两个军四个师控制。其主要阵地似为铁路、工厂、车站及浦口城防。为执行军委攻击浦口、炮击南京任务，同时又不影响下一步突破敌江防作战，我们研究，拟以八兵团之二十六军、三十四军及七兵团之三十五军，配属榴弹炮两个团执行此任务。拟以一个军攻占江浦，尔后沿铁路向浦口攻击；以一个军沿六合至浦口公路攻击，力求分割二十八军与九十六军之联系，以一个军正面攻击。据研究，达到炮击南京必须攻占浦口，将炮位移至江边才行。
　　
　　(二)为分散敌人注意力，防敌集中力量对付我对浦口之攻击，特别是集中空军力量对付我攻击浦口部队，已令七、九、十兵团于八兵团执行任务时，各就当面之敌，沿江桥头堡垒，配合八兵团动作，开辟突破江防道路。
　　
　　(三)目前各部队均正在运动中，因距离较远，恐时间来不及。我们已令各兵团克服各种困难，寅庆(3月10日)前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发起战斗。为达成分散敌人注意力，除我们各兵团配合动作外，建议二野亦于同时组织部队于安庆以西，对江北桥头堡阵地发起攻击，协调动作。当否请复示。
　　
　　(四)我攻取浦口所需时间，及敌工事情况，待确查后报。发起战斗时间，请军委示遵。”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浦口炮击南京问题给粟裕、张震的指示电》：
　　(1949年3月3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
　　寅东(3月1日)电悉。准备攻占浦口炮击南京之目的，是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谈判。此项谈判时间尚未确定，大约在5月下旬。故你们攻击浦口之时间，大约在3月20日以后谈判正在进行之时。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谈判不顺利，须加以压力，才能解决，则应于那时攻浦口。其余各部配合问题，亦应在3月20日以前，才能决定。现在各部均只作准备，不要行动。
　　
　　
　　
　　3月4日，《占浦口炮击宁作战预案》制订，上报军委并陈饶谭。
　　预案准备：
　　以二十六军、三十五军、三十四军、二十五军十一个师，三十二个团，附特纵两个榴弹炮团参战。以二十六军首先夺取江浦，尔后沿公路两侧向东北攻击前进，包围铁路工厂及浦口车站之敌。三十五军沿津浦铁路两侧向东南攻击前进，首先夺取浦镇以西高地，尔后协同二十六军包围铁路工厂、浦口。三十四军沿六浦公路向南攻击前进，夺取浦镇以北地区。并以七、九、十兵团于攻击浦口之同时，发动对江北桥头堡之攻击，协同作战，开辟突破江防之开进道路。以上各部均于3月20日前完成攻击准备，待命行动。此作战预案呈报军委、总前委。
　　
　　
　　
　　
　　
　　《粟裕传》的记录：
　　
　　3月17日，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渡江日期及攻占浦口、炮击南京问题指示第三、第二野战军：
　　在南京的代表到达北平开始谈判10天或5天后， 我军即实行渡江，迫使对方或者签订和平协定，或者破坏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因此，攻占浦口、浦镇的时机应在南京代表到达北平的那一天。至于是否炮击南京，则要看谈判情形才能决定。谈判有利于我，则不炮击，谈判破裂，则要炮击。
　　
　　
　　3月18日，中共华东局和总前委在徐州召开联席会议后报告军委：
　　“攻击浦口、炮击南京的准备业已完成，候军委命令行动。”
　　
　　3月19日军委批复：
　　“（一）是否攻占两浦，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 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 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 （二）决定4月1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 开始谈判之日期……你们大概可以在4月6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 定包括两浦）之作战”。
　　
　　
　　3月20日，中央军委致陈、谭电：“我们不知道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请即查告。据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如果无此必要，则除以一个兵团仍对两浦监视待命行动外，其他兵团可以提早于四月二日（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第二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四月五日或六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可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同日，陈毅、谭震林复电中央军委：“据我们返部两日内的了解，四月十三日开始渡江作战是可以的。对于两浦，只以一部兵力钳制即可。浦口攻占与否对整个渡江作战无重大关系。”
　　
　　3月26日，陈邓谭再电军委：“确定不攻浦口浦镇，将26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34、35军与（其他部队）渡江同时积极佯动两浦。”
　　
　　军委于3月27日批复同意此方案。
　　
　　
　　
　　“攻占浦口、炮击南京”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较为常见的的资料方面：
　　
　　渡江战役中担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钟期光，在其回忆录第十九章《打过长江去，军政双胜利》中专门写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问题。
　　
　　《粟裕传》也有记录：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济南看望正在疗养的粟裕，商谈军事问题，并于3月18日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原来指令三野于3月中旬或下旬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粟裕等认为，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以及夺取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进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潜伏在江南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突然性而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将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开始的渡江作战相衔接。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示以1个兵团监视浦口、浦镇之敌，其他兵团于4月2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敌军据点，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作战。
　　
　　
　　
　　

　　
　　
　　
　　49年7月6日，“七七事变”十二周年到来之际，驻南京市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和人民解放战争三周年”盛大阅兵典礼。
　　
　　此时，驻南京市人民解放军主力是34军。解放军34军，是解放军江淮军区部分部队和在淮海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第77军部队合编而成的。
　　
　　国民党军第77军，前身就是“七七事变”中在卢沟桥头浴血奋战的29军一部。第77军的番号，就是为了纪念“七七事变”特设的。
　　
　　解放军34军军长的何基沣，是“七七事变”中的抗战名将。他麾下34军有众多“七七事变”中的老兵们。
　　
　　“七七事变”过去十二年后，在这次“七七”纪念日的盛大阅兵典礼上，这些在“七七事变”中曾与日本侵略军殊死搏杀过的29军老兵们，以人民解放军一员的身份，“军容整齐，精神饱满，于军乐声中，正步经过检阅台向前行进”……
　　
　　
　　
　　这次盛大阅兵典礼的新闻报道：
　　
　　【新华社南京七日电】驻南京市人民解放军于六日下午举行盛大阅兵典礼，纪念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和人民解放战争三周年。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在阅兵大会上向参加检阅的部队发表演说。他说：我们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扶助日本侵略势力复活，主张迅速召开有新中国代表参加的外长会议，准备缔结对日和约。他号召全体指战员继续进，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活捉蒋介石及其他首要战犯。刘司令员在讲话中要求全军坚决保护人民利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城市政策，继续坚持和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作风；加紧学习，提高军事艺术，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建设成为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
　　
　　阅兵仪式于下午五时半开始。全部近代化装备的人民解放军步兵、摩托化部队、坦克装甲车兵团、美式榴弹炮团、美式山炮团，经由光华门明故宫飞机场沿中正路向新街口检阅台汇集。
　　
　　下午，天虽大雨，但参观的市民仍人山人海，从新街口十字路伸向四方长达十余里的街道两旁的楼窗上，都挤满了观众。受检阅的部队，军容整齐，精神饱满，于军乐声中，正步经过检阅台向前行进。两旁观众高呼“向人民解放军致敬！”掌声经久不息，不少妇女将鲜花投给行进中的战士们。当摩托化部队、榴弹炮团和坦克战车团等这些用从国民党匪军手中夺来的崭新的美式重武器装备的部队行进时，全场人民特别热烈欢呼。坦克和汽车的马达声和口号声、掌声响成一片。入夜，各商店门口的祝贺彩灯与五角红星、红色彩旗，将全市装饰得庄丽辉煌。
　　
　　
　　

　
　　
　　
　　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刘伯承担任了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书记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会上，结合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长篇报告……此后，他就离开南京市的领导岗位，去筹划进军西南的工作了。”
　　
　　
　　
　　粟裕又是何时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一职的？
　　
　　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东局并告粟裕、张震、周骏鸣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同意六月十五日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南京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
　　
　　具体电报为：
　　
　　华东局，并告粟张周，及刘邓李：
　　 （一）同意巳删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并以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
　　
　　
　　49年6月1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粟裕兼任南京军管会主任。20多天后，粟裕到南京赴任（根据粟裕年谱的记录：49年7月13日，粟裕率领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由上海移驻南京）。这与7月9日后刘伯承“离开南京市的领导岗位，去筹划进军西南的工作”正好是承接的。
　　
　　然而，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的消息，却迟迟没有正式公布。
　　
　　1949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粟裕唐亮　继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
　　【新华社南京十一日电】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另有任用；由粟裕、唐亮继任副主任。粟、唐两副主任已于七日到职工作。
　　
　　粟裕担任南京军管会主任都已两个月了，公布的却是“继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的消息。
　　
　　就在这个消息发布后不久，49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粟裕率领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事会议。
　　
　　粟裕最迟在10月24日前返回了南京。（根据粟裕年谱的记录：49年10月24日，粟裕在南京干部大会上作《新形势下的各种转变》的报告。）
　　
　　在粟裕返回了南京之后，他担任南京军管会主任的消息依然没有公布。
　　
　　194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中苏友协南京分会成立》：
　　【新华社南京三十一日电】中苏友好协会南京分会于今日上午十时举行成立大会，共到会员代表四百余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粟裕将军……
　　
　　直到11月5日，新华社才公布了这个消息。
　　
　　194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南京军管会人事更迭　粟裕继刘伯承为主任》：
　　
　　 【新华社南京五日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另有任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于上月下旬电令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副主任粟裕为主任，唐亮为副主任，并以江渭清、柯庆施、张凯、周骏鸣、陈士渠等为委员。粟裕主任等已于本月一日就职。
　　
　　值得注意的是，新华社在这条消息中竟然宣布粟裕是11月1日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一职的。
　　
　　笔者认为，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的消息，迟迟没有公布，是为了造成刘伯承依然在担任南京军管会主任的假象（直到到11月才公布刘伯承“另有任用”），迷惑国民党军，掩护二野进军西南。
　　
　　
　　

这个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