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官办经济-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建议置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16 17:14:54
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 @h'/^q'Bz>
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 "AqD/J
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j8?*h0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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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 KhpHz"}c7
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 ti9{/d)O
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 a}+o" /
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kgRhq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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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按照某种经验主义的观察，“一个国家不可能连续经济增长30年”。这 l0k5HA0D
个“规律”，将被中国的官办经济轻而易举地终结，现在人们谈论的是再增长 ]}zz '/2
20年。 PrY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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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按照各种合理的标准，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国。然而，中国在国际经 IM{g 5R
济环境里是个顶级阔佬，这两年财大气粗的气势实在令很多人震惊甚至无法接 `$X#oRbdx
受，想不通。这也是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根源也在于中国搞出来的官办经济。 1?%n&j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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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中国金融机构的坏账数据，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外国的估计，都 G/g 1'8E%
超过了任何合理的界限，任何常规财经理论都不允许这种令人发指的数据出现 x53 o#
。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 V}eVl!u
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 *5; }5ukG
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 @%7!44 Fx
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y5^AO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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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 CQ!`><2s
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 lI@E@FIwVY
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 -:>Y ML 9
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 % peW:y@5^
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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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 ~'EX`,\
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 &[.yX%S
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 cogG{/^_
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 w!ew48C"U
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 O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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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 ~zFa N
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 -pJ\tS_
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 bUdBo]
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w}"{j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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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e ^yuO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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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朮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6oi"M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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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朮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km 3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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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V^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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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 )_i?T: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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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B@aPqNY\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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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 T0fyQo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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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V]=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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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GBtu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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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P\"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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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w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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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D<{t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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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Us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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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fd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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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某种猜想，如果中国人民知道了“真相”，银行将被挤提打爆，中国政 V}eVl!u
府立刻就会有大麻烦了。的确，麻烦很大，不过是相反方向的麻烦，中国人民 *5; }5ukG
拼命把钱存到坏账高得吓人的中国银行里，现在还多了一些“不明真相”的外 @%7!44 Fx
国人也在这么干添乱。这也是中国的官办经济造成的奇观。 y5^AO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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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中国的股市。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年以世界第一的速度增长，如果这种 CQ!`><2s
事情发生的别的国家，股市无疑会是一轮超级大牛市。然而，中国的股市却是 lI@E@FIwVY
一个四年多的大熊市，股指从数值上只剩一半，被认为不可能的“千点论”真 -:>Y ML 9
的成为现实了。如果除去发新股把股指带高的效应，实际上跌到三分之一。这 % peW:y@5^
种奇怪的情形，也是官办经济搞出的好事。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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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把这些奇怪的现象一直列下去，还可以列很长。我想应该可以说明一个 ~'EX`,\
概念了：中国经济是个超级怪异的东西。近年来，中外对此都有足够的教训与 &[.yX%S
认识。一方面，西方的崩溃论不断破产，实在不好意思，慢慢知道要用不同的 cogG{/^_
方法看待中国了，不能胡乱预测。另一方面，中国政府自己也吃亏，不知道如 w!ew48C"U
何预测自己搞出来的官办经济，一不小心就弄出了损失巨大的缺电。 " O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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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觉悟得算是比较早，知道官办经济的厉害与深不可 ~zFa N
测了。他们当智囊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祭出了一个“宏观调控”的老套名词。 -pJ\tS_
不过，这次中央政府搞的更应该叫“官办经济运行大法”，将是一个长期的磨 bUdBo]
合过程，而不是短期的救火行为。 w}"{j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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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办进出口：从“十个大庆”到八千亿美元外汇储备 e ^yuO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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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后，华国锋上台搞经济。当时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全国石油有富余，出口日本等国挣到不少外汇，华国锋很高兴。他推出了一个“建十个大庆，十个开栾，三十个电站，引进二十二项工程”的经济计划。这里的核心是“十个大庆”，有了十个大庆，外汇不成问题，正好西方发达国家阵营要拉中国对抗苏联，遍地都是引进技朮的机会。现在有些人回头问，当时中国哪来的外汇引进技朮？不要幻想，靠的是出口原材料。 6oi"M D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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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个后来被称为“洋跃进”的经济路线非常危险。引进技朮并没有错，任何派别都是赞成的。从1978到1980年，主要是由于引进花钱较多，有了外贸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成了负数（当时10亿美元是个很大的数字）。预想中的“十个大庆”成了泡影，地质勘探数据不支持这样的幻想，国际油价也不高（美国人打击苏联的阴谋，因为苏联当时也靠出口石油挣外汇）。81到83年就不太敢花外汇了，搞了三年顺差。 km 3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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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的石油出口战略遗留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有少部分石油出口日本，因为是长期协议。日本还把中国当作重要石油进口来源地，似乎没有料想到中国这么快就和日本开始抢油。石油价格到是走牛了，可惜中国反成了第二大进口国。本来早就该涨高了，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几年萨达姆同志做活雷锋在“石油换食品”配额之外大量低价出口石油捞点私房钱，硬是打低了油价。 ;V^E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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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出口原材料挣外汇，是个人都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了，可引进又要花钱。小平同志想通了，下了决心，从84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借外债，搞出口加工！说大规模，其实也就是一年十几二十亿美元。但这是对“没有外债”“姓资姓社”的一种颠覆，外资进来还想让它搞社会主义？而且照现在的认识，就算不管姓资姓社，好多发展中国家这样搞不折不扣是灾难的开始。 )_i?T: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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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是真的不好，旧的计划经济遇到了“工业化轻松阶段”后的麻烦，新的发展模式还不知在哪里，所以就走上了一天“摸路”。但是，奇妙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中国“官办经济”的威力真正开始发挥了。 B@aPqNY\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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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办经济威力初级分析 T0fyQo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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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搞的招数，从最大面上来说，其实不新鲜。开放一下，引进一下，搞搞出口加工，借些外债，引进FDI。这有什么新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这一套，很多都倒大霉了。 V]=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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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呢，就象一个班上的学生，都是上一样的课，考一样的题目，学习成绩差别就是很大。所以发展中国家一起上课（到国际经济环境里来捞食），经济成就却有很大的差异性。 :GBtuO;[B(
DM>Gm>O8]
因为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数据，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搞这一套，发展中国家都会被中国甩得老远的。基本上所有要抢的产业都被中国抢光了。开放引进出口加工这条道路对不对另说，至少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走得最远。如果要问中国是如何搞定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那就要具体描述官办经济的威力了。 %;P\"vg;
W*Hq%5
老毛同志是个超级牛人，他改造中国社会的能力真的是无人能比。改造的结果，以中国政府为首的中国社会结构成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组织结构。老毛在朝鲜干完美军以后，社会结构改造顺利地推进下去了。这以后的中国人民，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性，真象老毛所说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wZ-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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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怀疑是不是经济发展二十多年，组织性解体了。正好来个非典，一测试，嗯，中央发严令，下面坚决执行这一套，还是玩得转的。以前组织性更好，就算是全党全社会很多人觉得有问题的，象反右大跃进文革，政府里想不通的人都很多，但也能坚决推下去。现在的组织性是，政府想得通，那就肯定能推下去，老百姓想不通挡不住。如果政府里有人想不通了，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实施了。 D<{t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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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老毛真的是非常厉害。以前中国人那种状态，短短二十来年，能够组织到这种程度，除了老毛，看不出谁有这个本事。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没有达到这个组织程度，所以，老毛干的事，不仅仅是推翻了蒋家王朝，而是使中国人民达到前所未有的组织性。以前就是汉唐的好时候，组织能力也不行，所以在极盛时期面对游牧民族也经常吃败仗。组织能力一旦崩溃，立刻就是亡国的危险。老毛干成的事，解决了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人文社会，只要有组织性，都是次要问题。 =@Us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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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毛同志对经济很不了解，把这种组织性胡乱使用。结果中国社会这么好的资质，二十多年搞下来，文革结束后，相当多数据上和坏典型印度混得差不多惨了。 fd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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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官办经济--不懂具体经济的老毛同志
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
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
，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
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
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
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
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
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
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
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
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
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
，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
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
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
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
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
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
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
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
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
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
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
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
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
。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
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
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
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
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
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
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
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
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
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
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
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
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
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
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
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
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
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
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
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
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
，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
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
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
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
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
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
，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
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
“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
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
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
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
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
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
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
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
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
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
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
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
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
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
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
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
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
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
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
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
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
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
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
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
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
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
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
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
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
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
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
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
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
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
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
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
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
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
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
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
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
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
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
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
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
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
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
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
。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
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
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
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
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
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
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
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
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
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
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1958年1070
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
人无压力轻飘飘，江泽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
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
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
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
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
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
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
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
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
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
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
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
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
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
，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
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
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
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
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
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
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
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
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
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
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亿公斤
水果，或者想要500万台彩电，只要1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
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
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
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
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
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
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
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
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
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
，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
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
，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
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
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这一节后面全文照贴以前写的“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我认为这些事实无可
辩驳地证明老毛是个不懂具体经济的外行。很多人无法接受这点，说有这样那样的成就
，怎么能说老毛不懂经济？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问题，看人愿不愿意接受最合逻辑的事
实。有成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改造得不错，总会有些成就的，这么大个国家，成就列一
下不巨大都不可能。但是具体到一些经济事务上来，老毛的错误是极其明显的，无可辩
驳的。只要肯承认毛同志也有不懂的东西，也会犯愚蠢的错误，那么没什么好争的。
如果按照应有的期望来看，前面三十年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稍有概
念，就知道，只要政局稳定，从零开始，即使只大挖原材料，搞最原始的工业化，增长
率都绝不会低。结果却是和印度差不多，工农业指标都大致可比，就是社会指标好些。
可见印度以那么差的条件，那么差的社会指标都和中国发展得差不多，只能说中国那些
年出了太多乱子。
前三十年搞经济的错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计划经济本身有一些内在缺陷，这个是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不独中国不行。另一个老毛同志脱不了干系，只能归
因于他，计划经济都干得不算好，出得乱子特别多。就是说仅论计划经济的成就，比苏
联差远了，斯大林同志在经济建设上比老毛表现好多了。但是，斯大林的继任者不争气
，输给了老毛的继任者。因为苏联在计划经济上走得太远了，成就固然大，吃计划经济
的亏也会比中国大。后面章节具体分析这些概念。
从陈云管经济的经历看，毛泽东自己承认不懂具体经济
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1949年到1956年主要是陈云在管经济，作为财经委员会主任，
是经济工作的一把手。这一阶段，陈云可以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在那么困难的
条件下，三年就从烂摊子恢复了，各项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另一方面，还有了新发展，
一五计划，各项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主要因为这一阶段的工作，陈云获得了很高声
望。象王桂五（检查学专家、体改委理事）这样的，直接把陈云捧到“二十世纪最伟大
的经济学家”这种程度。
这一阶段毛泽东的作用，应该是一种精神与形式上的领导，具体操作基本没管。毛泽东
本人1958年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描述如下：
“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实际上是
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作强
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
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
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这说明陈云当时的经济权力是比较独立的，各项计划操作也与毛泽东关系不大，以至于
只是形式上尊重毛泽东的领导权。毛泽东这个阶段主要是全面领导，经济上干涉得很少
。我怀疑陈云、周恩来等人私下认为毛泽东对具体经济不在行，干脆架空了事。
毛泽东对这种与他无关的经济建设领导局面很不满，从1957年“反反冒进”开始，主动
插手具体经济政策。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的“反冒进”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应
该说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有意见，批示是“不看了”，暗含不满。一年多以后，1957
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了“反冒进”，
经过几年的发展，就此酿成大祸。
1958年1月17日，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
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就在前面提到的1958年2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陈云不得不就“反冒进”作了
检查。毛泽东的话放得很重，他明显要插手具体经济政策，由于他的权威，别人只能配
合。
因为对具体经济不懂，他第一次出手就是一个荒唐的“1962年3000万吨钢计划”。由于
1957年只有535万吨钢，这是个无可辩解的外行目标。因为1962年要3000万吨，1958年怎
么也得增长多些，就定了个1070万吨的翻倍目标。具体执行的人为大炼钢铁使出各种荒
唐招数，只完成800万吨，又胡搞出200多万吨不能使用的废钢，人民日报就此吹说已经
完成。
1958年底毛泽东看到1958年计划“完成了”，进一步显出对经济完全外行，他要求1959
年就完成3000万吨钢！这一下搞具体经济工作的人终于受不了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赵尔陆，陈云都明确表示完成不了，毛泽东这时也意识到这个指标太过分了，讨价还价
之后，降到了1800万吨。实际上这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因为1958年的1100万吨本
来就是非常虚的。中央全会的公报如下，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大跃进”目标。
“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
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
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
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经过陈云的劝说，毛泽东终于冷静下来一段时间，1959年5月23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
上宣布了最新的调整目标：1300万吨。最后，1959年钢产量的公布数字是1387万吨，掺
了很多水份后勉强算是完成了。
这是毛泽东不懂具体经济的最好证明，拼死都只能完成1300万，他却要搞到3000万去！
陈云就估算得非常准，确实只能完成1300万。
1959年5月，陈云得冠心病，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了李富春，和腿受伤的邓小平一样
，没参加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完全是中国政治经济工作的大败仗。毛泽东出于各种心理
因素，一意孤行，本来是反左的搞成反右，接下来几年彻底把中国经济搞成了一锅粥。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几年都是负增长，直到1964年才恢复1959年水平。当然这并不是说
五年就白干了，而是造成了很大混乱。要知道负增长对中国这样基数很低的国家来说是
不得了的经济灾难，现在要是经济增长只有6%了，那都是极大的经济困难。毛泽东连搞
了几年负增长出来，饿死人虽然3000万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但百万以上肯定是有的。这
不可以用情况复杂，左右为难，选择错了，经济工作失误来解释。实际上情况并不复杂
，完全就是因为不懂具体经济，左倾狂热造成极大经济灾难。而且内部人也大部分知道
问题所在，只是无法对抗毛泽东的个人行为。
最后乱子闹大了，毛泽东只好回头收拾局面。他直接承认了失败，承认了不懂具体经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说：
“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
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拿我来
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
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为收拾局面，毛泽东让别人接手搞调整。刘少奇说，“左了那么多年，让我们‘右’一
下吧”。作为经济专家，陈云很快分析清楚了局面，拿出了办法，作出了指导性贡献。
可惜的是，因为“包产到户”问题，陈云与毛泽东意见不合，1962年9月就受到了不点
名批评。从此陈云受到冷遇，从经济工作战线消失长达11年，直到1973年才重新出来工
作。所以，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工作，主要是刘少奇在抓，也取得了不小成就。
以上这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毛泽东对于经济的具体操作是不懂的，连他自己也承认这
一点。因为他不懂又乱来，造成了极大的经济灾难，这是无可推诿的。下面也有些人跟
着闹腾，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但是主要责任只能是毛泽东的。
关于一些经济建设原则，如自力更生，一定要造出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可以算是贡献。
但这些经济原则上的贡献并不象他领导军队与党的组织建设、指挥作战、社会改造这些
有极高的独创性，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实际上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地有这样的指导
原则，拉美就是“进口替代”，也是要工业化自力更生造东西。中国取得更高成就，主
要是社会改造比较成功，有强力政府土改搞掉地主，普及教育，又有苏联大规模技术转
移，推进工业化自然会取得较大成就。
这也正如改革开放中国取得成就，主要不是因为中国有什么奇妙的经济政策比发展中国
家高出一筹，而是因为政府执行操作能力强它们太多，操作上不出现重大失误，肯定会
比它们强很多。当初说开放，说改革，其实到底怎么搞并不清楚，就这么试着过来了。
说邓小平搞经济厉害，让他到印度去搞肯定完蛋。
再比如说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要靠科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国家要有技术，要知道怎
么造东西，要现代化，要知识经济。受过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民众都知道这些东西。但真
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难处就很多很多，连俄罗斯都去卖原材料了。这就是操作水平的
问题。
综合以上因素，就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搞经济的声誉远不如他在其他方面得到的评价那样
高。我认为如果毛泽东不干预，放手让他的战友们搞经济，他去抓社会改造方面，成就
会高得多。实际上他的战友们抓得相当不错，历史证明是个相当能战斗的团体，陈云、
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抓经济都有不错的表现。
至于说毛泽东有什么远比搞经济目光远大的崇高目标，要改造全球，这也是可能的。但
这不是为不懂具体经济造成大祸辩护的理由，不能说因此就情有可原了。
（五）官办经济--中国苏联经济模式进阶分析
毛同志的经济失误影响深远。某种意义上，老毛得算是计划经济的破坏者。
老毛经常性地或者直接提出荒唐的经济指示，或者发动政治动运冲击经济计
划。对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样做具体工作的好手，老毛天马行空式的指示
与打着老毛旗号的政治冲击，对他们的计划如同噩梦一般。周恩来曾经长期
陷于各种保护打捞手下重要工作人员的事务中，一些重要工程与科研项目经
常性地需要“上头”的强力干涉才能正常运转（这种强力干涉往往还被当作
以前的好体制“重视”科技的证据）。邓小平与陈云就干脆长期靠边站了。
毛同志去世以后，中国领导们终于可以开始考虑一些高层次的经济问题了。
首先，结束政治运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全国人民包括各级政府
对政治运动基本都疲了，还想搞的四人帮都住在号子里。怎么搞经济，需要
停下来好好想想，认真选择。国际环境，还算有利，没有现实的危机，西方
阵营想拉中国对抗苏联，苏联也想改善关系，算是比较顺心的一段时间。这
种局面，有点类似于古罗马立国之初派官员去考察希腊民主制的时候。
中国政府官员们其实知道计划经济的厉害之处。由于一五计划算得上十分成
功，后面也建成了不少项目，官员们对有组织有计划地搞经济并不排斥，只
要没有老毛式的经常冲击与胡乱指示，这样并非不可行。所以说，计划经济
是有很多支持者的，陈云是核心（奇怪的是，现在左派连陈云也骂），完全
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少数。另一方面，二战后西方国家阵营经济有了飞速的
发展，其成就如果不考虑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是好过搞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国家的，不然不可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演变过来。老邓开个头，高层官员
纷纷出国考察，看到与西方国家那种未曾料想到的巨大差距，思想上受到了
极大冲击。
这时的中国官员们，从观察角度来说，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一方面，
对计划经济没有完全失望，优点与弱点都有了解；另一方面，又承认西方的
资本主义经济有可取之处，不能蒙上眼睛批判了事。这样的观察角度，导致
了官办经济的出台。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彻底的实用主义，放低姿态，不
断尝试各种方法，一直摸到了现行的“宏观调控”经济，经济模式基本稳定
下来，成为众多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
相对的，苏联就比较不走运。其实分析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更应该看苏联
。中国的计划经济受老毛冲击太大，还没等到计划经济的本质缺陷来害人，
就出很大问题了。苏联人搞计划经济那比中国长太多时间了，成就大得多，
可是对计划经济往下搞会怎么样的认识也要深得多。
与中国类似，苏联也把人民组织起来大搞建设，威力发挥出来，逼得美国都
要拉中国了，取得的成就实在是惊人。当苏联抢先发射卫星，最先把人送到
太空时，对人心的震慎非常大，美国人都慌了。应该说苏联人干科技的体制
较少受政治冲击，民族又多才多艺，搞出很多先进科技非常了不起。这一点
上，中国比苏联差不少。中国的武器研发，还是差苏联很多的。苏联人连图
纸都给中国了，由于中国的科研体系建得很不好，又受很大冲击，十多年开
发不出新机型（造好飞机比造原子弹的难度要高一个数量级）。由于中国科
技体系一开始就是一种引进追赶模式，有本质的弱点，这些后面再谈。
但是苏联经济有一个最本质的弱点，就是不知道市场需求是什么东西，这也
是中苏等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根本弱点。国家的科研人员工人农民
知识分子有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上面发个指示，确实可以创造人间奇迹。
但是他们都没有竞争压力，只有来自上面的指令压力。老毛发出1958年1070
万吨钢的指令压力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真的搞出了1100万吨钢。
人无压力轻飘飘，江泽民在工厂里干活的时候也曾经没日没夜地完成上面的
指令。
这就造成了两个极大危险：一个是上面的指令错得离谱，也会得到执行，造
成大错，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以中国最为典型。这个如果说不是本质困难
的话，另一个就无法可解了，经济与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不是来自真实的需
求，而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我认为区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不是
看企业的组织形式，而是看需求模式。例如日本的企业和大锅饭一样，很多
人就把日本当计划经济了。但是日本的企业的运作是以市场需求为目标的，
并不是什么人创造的指令性需求。而中国苏联的企业需求就真的是指令性的
需求了，是货真价实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
就象苏联的军事工业，是一个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例子。这些
需求真的形成了推动力，苏联军工人员不断创造人间奇迹，各种好东西让现
在的中国军方还流口水。然而这些需求终究不是市场来的，来自某些人的头
脑。所以苏联搞出了上万颗核弹，连带美国也是上万颗。我认为按照经济模
式分析，如果苏联不搞这么多，或者停在几千颗上，美国也会停住的。人类
历史上一大奇观：美苏军备竞赛就这么搞下来了。
当计划经济有明确目标时，它的效率与成就是惊人的。斯大林要快速工业化
，要成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他做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目标类似，
虽然出了很多乱子，但也算是成就惊人。但是这之后呢？社会主义国家陷入
了危机。
工业化了，都核恐怖平衡了，军事上危机不致命了（到现在美国都不敢打朝
鲜）。接下来要管人民生活了，总不能把军事上占领全球或者赤化全球当目
标吧？到不是不能这么想，主要是西方阵营不是吃干饭的会死顶，这么干有
现实困难。中国搞全球输出革命，受到很大挫折，东南亚死了很多共产党与
华侨。苏联陷在了阿富汗。所以，不能干革命了，回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民
生经济。
除了军事需求，苏联人民也有需求，要吃好用好玩好，由于没有市场经济，
这些需求很难用市场的方法合理表达出来。苏联官员们也知道，所以也会搞
些民生。然而，这仍然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官员们说，我认为苏联
人民需要1000万台黑白电视机，于是就造出来了。也许苏联人更需要1亿公斤
水果，或者想要500万台彩电，只要100万台黑白电视机，但苏联官员没有办
法猜中这些数字。
这样，就是经济学名词“资源配置失效”所说的现象。这是计划经济的本质
弱点。相对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市场失效”的问题，就是说靠市场调节反
而是坏结果，资源没有得到合理使用。然而，市场失效的情况相对于市场成
功的情况，是少数的，不是常态，也可以想办法应对。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
不合理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至少目前没有谁有办法，而且失效是常态，偶
尔合理了，那得靠天纵英才的官员撞大运作出完美的计划。这既有很多理论
结果（一般人根本不了解），也有铁一样的事实说明。
苏联奋斗了这么多年，那么多才多艺的一个民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结
果到国际市场上一看，居然是个完全的失败者。除了卖原材料与军工，还有
什么东西有竞争力？这不仅是现在俄罗斯的状况，苏联没解体前就是这样了
，所以苏联才欠了西方国家很多钱。而美国人针对苏联经济这个特点，特别
打击国际原材料价格。苏联经济从进出口角度来说，已经破产。这就说明了
，不按市场真实的需求搞经济，最终是会完蛋的。
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认识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对苏联来说，他们的计划
经济已经走得太远，即使认识到了问题，最后还是堕入了深渊。中苏二国的
转型，一个走向了官办经济，一个走向了寡头经济。
六）官办经济--邓小平比拼戈尔巴乔夫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
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
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
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
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
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
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
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
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
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
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
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
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
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
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
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
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
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
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
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
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
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
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
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
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
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
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
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
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
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
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
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
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
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
，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
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
，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
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七）官办经济--“猫摸”二论体现的实验方法与认识态度
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
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
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历
史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
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
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
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
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
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
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
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肯
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
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
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
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
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来就是阶级对立分析，说中国是按
照精英阶级自由主义的梦想改革的。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落了下乘。结
果扯来扯去就是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解
释过去的事还是预测未来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写阶级斗争文章，由于
语言与逻辑可以被操纵，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写得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
是观点要有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是精英阶级
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穷人，胡锦涛温家宝看来是向着人民的。但说不定哪
天胡温让人不高兴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这
样理解太简单，没意思。另外一种解读是，他们不过是正常人，就是试图
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招集精英集团开大会商量怎么压迫剥
削工人农民。
当邓小平把“猫摸”二论在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后，中国走到官办
经济这一步，就成为历史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当绝对平均主义放弃以后，先富的会是些什么人？这个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是以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这样，难道还是工人农民先发家
致富？
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要多想了，就让原始的同情心与正
义感支配自己的行为，骂利益集团同情普通民众。这样很正常，很可以理
解。另外一种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当物质看，承认这象物理定律一样
不可避免。
我觉得社会上两种态度都需要。一部分负责正义感与道德压力，一部分去
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负责正义感的人不能捞过界。如果用道德诉求
或者其它压力去影响经济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那
么就是捞过界了，历史上证明，会造成“左”的错误。
从邓小平的“猫摸”二论开始，中国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
如果从正义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是当我把道德摆在一
边后，一切都是那样有道理，逻辑是那样简单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
你不想当简单的“好人”了，想换个角度看世界，那么我下面对官办经济
方方面面的分析，会是有所帮助的
看了前面的分析，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都要改革了。不是领导人高瞻远瞩或
者发神经，是现实情况逼得要改。80年代最大的国际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的改革。除了中国苏联，其它都是小喽罗。中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苏联是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实用，没有理论。虽然号称有“邓
小平理论”，还有文选，但我看来全是大白话，都是些实际问题，以及一些
朴素哲学观点。这些朴素哲学观点并非什么创见，无非是因为以前的思想框
架太不合理，讲些大白话捅掉窗户纸。例如“凡是论”，从哲学与科学上看
不可能是正确的，却要经过真理大讨论权利斗争才能搞掉。黑猫白猫论是朴
素哲学的典型代表，只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显出有价值。经济学政治
学上面复杂精微的理论多得是，老邓牛就牛在能够统统不管，就用最简单的
逻辑解决问题。
相对的，戈尔巴乔夫要有学识得多，视野也要广得多。他的思考方向类似于
老毛，会考虑一些很“大”的问题，如民主之类的“普世价值”（老毛会考
虑世界革命，经常自己出钱支援世界革命，对于苏联和美国搞缓和有很大意
见）。
也就是说，邓小平是个做事的人，而戈尔巴乔夫是个思想家。邓小平最关注
的是做事，为此用什么手段并不太在乎。他自己觉得有把握了，立刻就动手
做，根本不理对方想不想得通，也不作姿态收买人心浪费时间。所以他就发
明了著名的“不争论”，一举干掉了想不通的左派。当然，他不是乱来，一
个是让别人想办法，一个是放手让人做（周恩来这一点不行）。我看他自己
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改革办法，全是别人想的，什么经济特区，承包责任
制，都不是他的贡献。从做事上来讲，这是最有效的。这又是一个很牛的地
方，非常人所能为。
相比之下，老戈这个人作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政治人物就太nice了，有点搞理
论走火入魔的感觉，权力没抓牢，还写书推销思想，真去搞什么人类价值。
在实际操作上，戈尔巴乔夫是爬苏共阶梯上来的，不象中共历史那样血雨腥
风十分艰苦，受的考验与政治经济建设斗争经验比邓小平差太远了。最怕的
就是这种实际手段上并不高明，然而搞理论吹得震天响的。
从经济学这门学科来说，也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当的东西。经济学的成果，绝
大多数是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现象的解释，预测上很不可靠。作为理论成果
而言，对经济现象有一种适用的解释，预测上比瞎猜好，都算是很好的成果
了，搞个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有道理的。然而，要把经济学成果用到实际经
济建设上来一定要小心，首先要有一个经济学并不那么可靠的基本认识才能
用，不然早晚是个死。死的最快的，是把别人用不同背景总结出来的经济规
律用到自己独有的经济环境里。
由于中国与苏联那种转型经济环境都是前所未有的独特环境，任何既有经济
理论都是不合适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行，社会主义那一套传统经济学也
不行。那么，什么是管用的？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哲学，无招胜有招。最朴
素最简单的东西，拥有最高的可靠性与实用性。复杂精微的中国或者苏联转
型经济学，可以以后慢慢发展出来，并不是就一直靠简单逻辑打天下。所以
说，我认为邓小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经济学家，根本不懂什么经济学大道理
，也不是思想家，就是一个最简单做事的人，除了做事，没有什么才能（诗
文都写得不怎么样）。戈尔巴乔夫是聪明人懂不少理论，和邓小平吹经济学
，一定是他厉害，就这样反而坏了事。
这样，从领导人的角度，中国占了很大优势。当然后来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
因素，苏联垮成那样，也要具体分析，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能决定的。
（七）官办经济--“猫摸”二论体现的实验方法与认识态度
邓小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他的做法是前无古人的，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
的。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没有这样的。
首先，要改成什么样子？邓小平说，你们去试，老子也不晓得。我们看历
史无论是商鞅还是王安石变法，都是有天才型的能人搞出一套套的理论与
路线设计，俄罗斯干脆就请来大经济学家精心设计。这种是常规的改革思
路。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它的特点是政策资源等要素输入得到各
项经济数据输出，那么应该然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而研究科学的方法
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一种是实验。科学界有时也挺不象话的，重理论轻
实验的倾向有时没法避免（理论省事），但无论如何，实验结果是最终决
定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
如果我们把转型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那么我们显然可以看到，邓小
平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把自己当经济大师。跑到日本西欧看了一圈，肯
定是受到震动的，但只是一种要追赶的紧迫感，没有失去思想听西方人摆
布。邓小平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所以就去“摸”，去做实验，然后看实验
结果再定下面的行动，看猫有没有抓到老鼠。如果我们不是在说经济，可
以看出这完全是一种搞科学的态度。
所以，邓小平最大层面上的贡献其实是一个转型经济实验方法。这在国家
层面上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有一些人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上来就是阶级对立分析，说中国是按
照精英阶级自由主义的梦想改革的。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落了下乘。结
果扯来扯去就是那一套，无法深入，也搞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解
释过去的事还是预测未来的事漏洞都很多。如果是写阶级斗争文章，由于
语言与逻辑可以被操纵，无论什么观点都可以写得长篇大论气势磅礴。但
是观点要有对比，才能看出哪个更合理。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是精英阶级
的代表肥了先富害了穷人，胡锦涛温家宝看来是向着人民的。但说不定哪
天胡温让人不高兴了也成了精英代表了。不是说不可以这样理解，而是这
样理解太简单，没意思。另外一种解读是，他们不过是正常人，就是试图
去解决一些实际的经济问题，并不是招集精英集团开大会商量怎么压迫剥
削工人农民。
当邓小平把“猫摸”二论在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以后，中国走到官办
经济这一步，就成为历史必然了。很多事情都是必然发生的。
例如，当绝对平均主义放弃以后，先富的会是些什么人？这个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是以官僚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不这样，难道还是工人农民先发家
致富？
对这种事情的态度，有两种。一种是不要多想了，就让原始的同情心与正
义感支配自己的行为，骂利益集团同情普通民众。这样很正常，很可以理
解。另外一种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把人当物质看，承认这象物理定律一样
不可避免。
我觉得社会上两种态度都需要。一部分负责正义感与道德压力，一部分去
搞些深入的本原分析。但是负责正义感的人不能捞过界。如果用道德诉求
或者其它压力去影响经济的本原分析，以取得本来没有的逻辑正确性，那
么就是捞过界了，历史上证明，会造成“左”的错误。
从邓小平的“猫摸”二论开始，中国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今的中国，
如果从正义道德的角度去看，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但是当我把道德摆在一
边后，一切都是那样有道理，逻辑是那样简单有力，真是很有意思。如果
你不想当简单的“好人”了，想换个角度看世界，那么我下面对官办经济
方方面面的分析，会是有所帮助的
（八）官办经济--中国政府的SWOT分析
前面作了很多大方向的理论准备，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弱点，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
不得不改革的大气候。对于中国，剖析了邓小平相当了得的朴素哲学。但是，具
体如何改革，如何搞经济，还需要一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借一个时髦的名词，我
们对中国政府作一个SWOT分析，中国政府搞经济有哪些Strenth（优势），有哪些
Weakness（弱点），又有哪些Opportunity（机会），哪些Threat（威胁）。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说的主要是搞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得不改革了，
那么就一定是以搞经济为主。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在干“事业”，对钱很
看不上，考虑的是人类解放的大事，国民经济只是大事业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属
于大事业。所以造出厉害武器或在某国逼退美军的priority是高于国民经济的。
后来发现造武器或者在全球争地盘不解决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差很远，才不得不
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结束政治运动搞经济建设，
并没有特殊之处，不这么干反而很奇怪。朝鲜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奇怪了很多
年。
1. Strenth
搞经济的话，中国政府很有优势。我们选几个大的说。
中国普通民众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力量所在，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实际上世界各国
人民的素质就是千差万别，搞经济的本事当然也差很远。东亚人民普遍比较积极
向上，自强不息，工作态度是全球是最优秀的。以前中国人普遍在国企里混事，
现在也不少，因为没压力。但是如果逼到头上来，那还是能拼出来的。就是去搞
歪门斜道都会想出很多办法，所以中国的骗术最多（我们暂且把这当作另类的积
极向上）。而且中国人喜欢往上面看，出名发财致富的愿望是赤裸裸的。而世界
人民很多并不是这样的，安身乐命，搞搞宗教，幸福感比中国强多了。以前老毛
领着中国人的架势是去搞全球解放的大事业，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要搞经济传统文化就很有用了，四小龙的例子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的实质权力顶天大，大到通管一切。这个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观察，是
一种罪恶，个人没有自由了。然而要搞经济，如果能够把这种权力用对地方，那
不是一般国家挡得住的。实际上搞经济靠政府强推经济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象香
港那样当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混饭吃是特例，都自由主义肯定是灾难。现在韩国是
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以后也会成为成功实例。这里说的强推不是计划经济通管
的那一套，而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核心进行国家级投入的产业发展计划。
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说要动哪块地，不说完全没有阻力，
至少全球能象中国政府这样圈地的很少。一般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
麻烦，或者贫民窟乱占地，也没办法。
中国政府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号称没有内外债。这其实是个很另类的经济观念，只
有很独特的国家才会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就
如企业的发展运营一样，过程中借债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政府
没有外债，不值得称道，因为代价是以前经济发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
些借债太多却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要好些。要是中国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这不
能称为strenth。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应该去搞技术，就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搞
技术并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优势所在。如果考察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
会发现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以引进仿造为根基的，只有在无法引进的情况下才自己
搞，大部分工业化成果是别人早就做到了的，这和现在说的自主创新完全是两回
事，这个后面再详论。不是说不该搞技术，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去搞技术并没
有优势。
2. Weakness
按照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国人搞不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具体
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民搞经济的形势很严峻。
一个是搞了三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商业人才。这个不是中国人没有商业潜能。不
管是自我封闭还是被人封锁，国际贸易没怎么干。内部是计划经济，商业就是管
分派物资式的流通，也谈不上培养人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差西方发达国家很远
的地方，连阿拉伯人这方面都不错，阿联酋搞商业非常厉害。并不是说商业就可
以包打天下了，还要许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没有商业确实是不行的。特别是到国
际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没有办法。
一个是技术上完全落后，而且一段时间内被越拉越远不可避免。这个不是和非洲
比，而是和发达国家比。国际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发达
国家差就没用（现在的国际经济局面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中国差就没用
）。这一点上值得深入论述。
中国当时的一个极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离西方差太远了。而且这种差距，是硬
的差距，不象现在，是一种从事不同产业曲折的产值差距。例如，中国能够生产
汽车，但是跟人海战术一样，100个人顶日本1个人的产量。这种劳动生产率背后
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大的技术差距。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有无是属于
“工业化轻松阶段”的事。
工业化轻松阶段，拉美人民是比较有经验的。开始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做过了
，开个矿，搞个小高炉，发展中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行了。中国干脆就是苏联把156
家工厂搬过来了。所以，要解决有无的问题，只要把这些转移的技术学会就行了，
公开的资料也很多。
中国在解决有无问题以后，进行的是全国推广。苏联转移过来的技术项目与工厂
，学会了，就一变二，二变四，全国到处布点。所以中国那么多钢厂，很多都是
以苏联技术转移项目为源头的。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以这个路线为典型。
应该说，推广这项工作也是较容易的。把人拉到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带几个徒弟
，学会了就把一些人组织一下，国家安排一个地方另开一个新厂，有问题老厂来
人帮，并没有本质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广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
问题是，如果只推广，不深化，那么问题是很大的。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苏联的国企系统，是4万家大企业集团。而中国建国30年后，是38万
家大中小国企遍地开花。苏联的大企业集团的技术水平是中国企业无法比的，各
种飞机等先进武器不断出来，它们是真的在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的企业不少是
30年干一个型号。在引进告一段落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如果与过
去对比，从无到有，当然是进步。但是与人家比，就看出差距来了，别人是新产
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是在低水平重复。歼六歼七造了好几千架，新机老出不
来。大解放卡车一个型号用了很多年。
这还是和苏联比。如果和美国西欧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一个体制的问
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型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技术人员人数虽然
凑凑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数是普通操作员水平，他知道对于这个型号的东西应该
这么干，按照这样的步骤可以做出工业产品，但要创新就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
对科技人员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先解决有无，再推广，创新的要求很少。
当然，苏联的4万家大国企在改革按统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国的38
万家企业就要灵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办法。这也是辩证
法，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九）扯几句闲话，继续SWOT分析
有人说我是乐观派，唱赞歌之类的，这个其实值得说一说。唱赞歌其实
和骂政府一样，都是没啥油盐个人以为没什么意思的。我的兴趣在于找
出真相，无论是好是坏，都找出背后管用的逻辑。如果不能肯定，就找
出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非要贬褒，这里有个标准问题。例如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无
疑是个牛人。但是他显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并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中
也出过一些乱子，现在也还有不少深层次矛盾。所以，用某些人心目中
完美的标准，完全可以把他说成一个罪人。贫富不均，腐败这两条比原
来严重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所有主事者说成罪人。所以，这种贬褒评价
都是自洽的，都是自说自话。这是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那就不能乱来了。这个也可以绕来绕去，但一般还得硬碰硬，
高下之别也就在这里。两个大头，数据事实与预测判断，这两个就不能
靠语言与逻辑混了。这方面需要下功夫，考验人的认识水平。你坚信中
国农民收入这些年下降了，我拿出数据来证明反而是增长最快，你就没
话了。你说中国没技术在国际贸易里没法混，我把外贸数据一列就可以
了，等千亿美元顺差出来这种数据出来，道理不言自明，你当初说得再
可怕都是虚的。
这种事很多，一些人非要把中国往死里说，什么加入WTO一定完，左边
一团，右边一团。本来拿些干巴语言抒情骂政府赞民主或者赞主席，我
都没意见，骂完赞完了能满足某种情绪，是个好事。但经常就是客观标
准瞎来，胡乱预测，一错再错，撞在我手里的就好几出。这我一般都指
出来，硬碰硬别人没法辩驳，就此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显得好象我是在
为中国政府辩护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要批评中国政府的话，把柄多得很，我说得保证能比一
般人深刻得多。我有些预测是明显说中国要吃亏的。非典，铜期货，我
都提前明确说要吃大亏。
但是在大方向上，不能含糊。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许多弱点，另一方面，
中国兴旺发达腾飞崛起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是乐观派也行，可不是唱
赞歌。我相信，如果把中国崛起的各方面优势与弱点都摆明，真正理解
情势的人是会同意我的，而且会很有信心。
下面继续说中国的weakness。
已经说了两个weakness，没商业人才，技术不行。
其实政府里也没有经济人才。如果把政府业务当作一种专业，中国政府
官员们没学到什么东西。以前包括中央官员在内，对现代经济都没什么
知识，现在中央官员好些了，地方官员还是不通。
人才问题是最关键的。这不是一两个天才能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得靠
全社会的common sense。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发展目
标不能放得多高，任何理想主义的发展道路都是幻想。中国当时要是当
官的能艰苦朴素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狠抓技术，造了火车造飞机，
占领全球市场靠知识换东西，比现在当个世界工厂不好太多了？这个就
是理想主义。现在中国钱这么多，人的认识也要好多了，要搞个自主创
新都很费劲，改革开放初就更不要想了，能不搞成全盘西化已经是很幸
运了。
人素质不行吧，数量还特多。这也给中国的发展打了个上限。比方说中
国几个产业相对发展得好些，电信造船之类的都还成。这些产业要是放
在中小国家，立刻就能管大用，GDP翻个番不成问题。可是在中国，就
是个小泡沫，人均加个几百块的，没人注意到。要搞出明显的效应，得
成百上千个产业都取得很大成就。就好象印度的IT外包搞得不错，就业
人员可以算是混成小资了。可是对整个印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是个
不到百分之一的零头，只能吹，一大选，就不行了。
人多，国土也大。对于搞经济的某些阶段来说，有时这是个弱点，基础
设施难搞啊。一个中小发展中国家投个千把亿美元那基础设施能建成世
界一流。中国得投多少钱，要建的东西太多了。基础设施这种东西，也
是玩不得虚的。不行，就是全瞎。连个电都没有，再扯什么经济发展就
是搞笑了。这个还急不得。不能说我今天修路盖房，明天拉电，后天农
民就住进去了。那需要的资源都是硬的，多少水泥，多少钢，都得造工
厂搞出来。相对来说，GDP就好炒得多了。基础设施搞好了，GDP要炒上
去办法太多了。通俗地说，GDP就是基础设施+产业+炒作。最后数字上，
炒作占绝对大头，以至于基础设施与产业都象看不见一样，看到的都是
些fancy的东西。但是就发展过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的年头最多，国
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没有奇迹的。产业如果运气好，地下都是油，那
么好办，否则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过搞产业需要的年头并不多，
有了基础设施，搞对了路子一个产业忽拉一下就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设施没搞好。到不是说没成就，比起解放前当然还
是好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搞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相比
各有长处。主要是计划也没安排好，老出乱子。一下子超级过热，增长
20%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乱，负增长。建个坝，号称边
施工边设计，费用后来翻了四倍。好多厂子从这个省搬到那个省，中间
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可人家升级换
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显得很落后，只好去和坏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
设者热情是不错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乱子实在太多了
，干得很不合理，不能说令人满意。
大弱点基本就这些。人均资源少之类的，不能算。能买到足够资源就不
算弱点。主要还是人素质不行。不是说不勤劳善良，而是眼界不开，世
界上很多事情没见识过，没什么特别管用的专业技能。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很危机，很着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种论的什么海
洋文明先进论，又是什么开除球籍。西方拉你对抗苏联的时候，说你的
好话。等不想说好话了，那什么坏事都出来，天天崩溃论宣传攻势。
综合看中国的优势，人肯干，有奋进的心，政府能组织干事。其它的，
就什么都差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干些事，可这些事都不会
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没有奇迹，有点子猛往前傻干的意思。干事
的时候，经常吃亏，因为不懂啊，经常走错道，要是叫发达国家的聪明
人看了，一定会说你们该这么这么干。后来，照聪明人意思干的国家陆
续没有好结果，中国人也慢慢学精了，这才客气了些。
讲strenth与weakness，到底是为了干事，为了opportunity，为了对付
threat。所以，往下还得分析机会与危机。
前面作了很多大方向的理论准备，分析了计划经济的弱点，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
不得不改革的大气候。对于中国，剖析了邓小平相当了得的朴素哲学。但是，具
体如何改革，如何搞经济，还需要一些具体层面的探讨。借一个时髦的名词，我
们对中国政府作一个SWOT分析，中国政府搞经济有哪些Strenth（优势），有哪些
Weakness（弱点），又有哪些Opportunity（机会），哪些Threat（威胁）。
首先必须指出，我们说的主要是搞经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不得不改革了，
那么就一定是以搞经济为主。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在干“事业”，对钱很
看不上，考虑的是人类解放的大事，国民经济只是大事业中的一个环节，要从属
于大事业。所以造出厉害武器或在某国逼退美军的priority是高于国民经济的。
后来发现造武器或者在全球争地盘不解决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差很远，才不得不
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结束政治运动搞经济建设，
并没有特殊之处，不这么干反而很奇怪。朝鲜就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奇怪了很多
年。
1. Strenth
搞经济的话，中国政府很有优势。我们选几个大的说。
中国普通民众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力量所在，这绝不是一句套话。实际上世界各国
人民的素质就是千差万别，搞经济的本事当然也差很远。东亚人民普遍比较积极
向上，自强不息，工作态度是全球是最优秀的。以前中国人普遍在国企里混事，
现在也不少，因为没压力。但是如果逼到头上来，那还是能拼出来的。就是去搞
歪门斜道都会想出很多办法，所以中国的骗术最多（我们暂且把这当作另类的积
极向上）。而且中国人喜欢往上面看，出名发财致富的愿望是赤裸裸的。而世界
人民很多并不是这样的，安身乐命，搞搞宗教，幸福感比中国强多了。以前老毛
领着中国人的架势是去搞全球解放的大事业，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
要搞经济传统文化就很有用了，四小龙的例子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中国政府的实质权力顶天大，大到通管一切。这个按照某些理想主义的观察，是
一种罪恶，个人没有自由了。然而要搞经济，如果能够把这种权力用对地方，那
不是一般国家挡得住的。实际上搞经济靠政府强推经济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象香
港那样当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混饭吃是特例，都自由主义肯定是灾难。现在韩国是
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以后也会成为成功实例。这里说的强推不是计划经济通管
的那一套，而是一种以“市场需求”为核心进行国家级投入的产业发展计划。
中国的土地都是国有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说要动哪块地，不说完全没有阻力，
至少全球能象中国政府这样圈地的很少。一般发展中国家私有化了，要用地就很
麻烦，或者贫民窟乱占地，也没办法。
中国政府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号称没有内外债。这其实是个很另类的经济观念，只
有很独特的国家才会追求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是一个过程，就
如企业的发展运营一样，过程中借债是完全正常而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政府
没有外债，不值得称道，因为代价是以前经济发展慢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比那
些借债太多却没什么发展的国家要好些。要是中国政府想通了，早就借了，这不
能称为strenth。
现在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应该去搞技术，就会比现在好很多。但搞
技术并不是当时中国政府的优势所在。如果考察建国前三十年中国的技术进步，
会发现中国政府的计划是以引进仿造为根基的，只有在无法引进的情况下才自己
搞，大部分工业化成果是别人早就做到了的，这和现在说的自主创新完全是两回
事，这个后面再详论。不是说不该搞技术，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去搞技术并没
有优势。
2. Weakness
按照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国人搞不好经济是没有道理的。但这是一个过程，具体
到改革开放时，中国人民搞经济的形势很严峻。
一个是搞了三十年计划经济，没有商业人才。这个不是中国人没有商业潜能。不
管是自我封闭还是被人封锁，国际贸易没怎么干。内部是计划经济，商业就是管
分派物资式的流通，也谈不上培养人才。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差西方发达国家很远
的地方，连阿拉伯人这方面都不错，阿联酋搞商业非常厉害。并不是说商业就可
以包打天下了，还要许多方面的配合，但是没有商业确实是不行的。特别是到国
际上，商业竞争非常激烈，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人才不行就没有办法。
一个是技术上完全落后，而且一段时间内被越拉越远不可避免。这个不是和非洲
比，而是和发达国家比。国际经济当时的现实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发达
国家差就没用（现在的国际经济局面是，技术比非洲强不管事，比中国差就没用
）。这一点上值得深入论述。
中国当时的一个极大问题，是劳动生产率离西方差太远了。而且这种差距，是硬
的差距，不象现在，是一种从事不同产业曲折的产值差距。例如，中国能够生产
汽车，但是跟人海战术一样，100个人顶日本1个人的产量。这种劳动生产率背后
的主要问题，就是极大的技术差距。这不是有无的问题。实际上解决有无是属于
“工业化轻松阶段”的事。
工业化轻松阶段，拉美人民是比较有经验的。开始的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做过了
，开个矿，搞个小高炉，发展中国家照葫芦画瓢就行了。中国干脆就是苏联把156
家工厂搬过来了。所以，要解决有无的问题，只要把这些转移的技术学会就行了，
公开的资料也很多。
中国在解决有无问题以后，进行的是全国推广。苏联转移过来的技术项目与工厂
，学会了，就一变二，二变四，全国到处布点。所以中国那么多钢厂，很多都是
以苏联技术转移项目为源头的。中国的工业化，就是以这个路线为典型。
应该说，推广这项工作也是较容易的。把人拉到厂子里干活，一个人带几个徒弟
，学会了就把一些人组织一下，国家安排一个地方另开一个新厂，有问题老厂来
人帮，并没有本质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推广工作当然是应该做的。
问题是，如果只推广，不深化，那么问题是很大的。这方面中国与苏联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苏联的国企系统，是4万家大企业集团。而中国建国30年后，是38万
家大中小国企遍地开花。苏联的大企业集团的技术水平是中国企业无法比的，各
种飞机等先进武器不断出来，它们是真的在不断自主创新。而中国的企业不少是
30年干一个型号。在引进告一段落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十分缓慢。如果与过
去对比，从无到有，当然是进步。但是与人家比，就看出差距来了，别人是新产
品新技术层出不穷，我们是在低水平重复。歼六歼七造了好几千架，新机老出不
来。大解放卡车一个型号用了很多年。
这还是和苏联比。如果和美国西欧日本比，那差距就更大了。这是一个体制的问
题。发达国家的研发人员在进行创新型的研发工作。而中国的技术人员人数虽然
凑凑也不少了，但是大多数是普通操作员水平，他知道对于这个型号的东西应该
这么干，按照这样的步骤可以做出工业产品，但要创新就很困难。因为中国政府
对科技人员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先解决有无，再推广，创新的要求很少。
当然，苏联的4万家大国企在改革按统一的模式改造，基本完蛋了。而中国的38
万家企业就要灵活得多，死了不少，也搞活了不少，各有各的办法。这也是辩证
法，坏事不一定是坏事。
（九）扯几句闲话，继续SWOT分析
有人说我是乐观派，唱赞歌之类的，这个其实值得说一说。唱赞歌其实
和骂政府一样，都是没啥油盐个人以为没什么意思的。我的兴趣在于找
出真相，无论是好是坏，都找出背后管用的逻辑。如果不能肯定，就找
出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非要贬褒，这里有个标准问题。例如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比，无
疑是个牛人。但是他显然有很多不足之处，并不是万能的，改革开放中
也出过一些乱子，现在也还有不少深层次矛盾。所以，用某些人心目中
完美的标准，完全可以把他说成一个罪人。贫富不均，腐败这两条比原
来严重了，这一条就可以把所有主事者说成罪人。所以，这种贬褒评价
都是自洽的，都是自说自话。这是主观标准。
客观标准那就不能乱来了。这个也可以绕来绕去，但一般还得硬碰硬，
高下之别也就在这里。两个大头，数据事实与预测判断，这两个就不能
靠语言与逻辑混了。这方面需要下功夫，考验人的认识水平。你坚信中
国农民收入这些年下降了，我拿出数据来证明反而是增长最快，你就没
话了。你说中国没技术在国际贸易里没法混，我把外贸数据一列就可以
了，等千亿美元顺差出来这种数据出来，道理不言自明，你当初说得再
可怕都是虚的。
这种事很多，一些人非要把中国往死里说，什么加入WTO一定完，左边
一团，右边一团。本来拿些干巴语言抒情骂政府赞民主或者赞主席，我
都没意见，骂完赞完了能满足某种情绪，是个好事。但经常就是客观标
准瞎来，胡乱预测，一错再错，撞在我手里的就好几出。这我一般都指
出来，硬碰硬别人没法辩驳，就此得罪了不少人。于是显得好象我是在
为中国政府辩护一样。
但实际上不是。要批评中国政府的话，把柄多得很，我说得保证能比一
般人深刻得多。我有些预测是明显说中国要吃亏的。非典，铜期货，我
都提前明确说要吃大亏。
但是在大方向上，不能含糊。一方面中国政府有许多弱点，另一方面，
中国兴旺发达腾飞崛起一定会成功。所以说我是乐观派也行，可不是唱
赞歌。我相信，如果把中国崛起的各方面优势与弱点都摆明，真正理解
情势的人是会同意我的，而且会很有信心。
下面继续说中国的weakness。
已经说了两个weakness，没商业人才，技术不行。
其实政府里也没有经济人才。如果把政府业务当作一种专业，中国政府
官员们没学到什么东西。以前包括中央官员在内，对现代经济都没什么
知识，现在中央官员好些了，地方官员还是不通。
人才问题是最关键的。这不是一两个天才能解决问题的，很多时候得靠
全社会的common sense。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发展目
标不能放得多高，任何理想主义的发展道路都是幻想。中国当时要是当
官的能艰苦朴素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狠抓技术，造了火车造飞机，
占领全球市场靠知识换东西，比现在当个世界工厂不好太多了？这个就
是理想主义。现在中国钱这么多，人的认识也要好多了，要搞个自主创
新都很费劲，改革开放初就更不要想了，能不搞成全盘西化已经是很幸
运了。
人素质不行吧，数量还特多。这也给中国的发展打了个上限。比方说中
国几个产业相对发展得好些，电信造船之类的都还成。这些产业要是放
在中小国家，立刻就能管大用，GDP翻个番不成问题。可是在中国，就
是个小泡沫，人均加个几百块的，没人注意到。要搞出明显的效应，得
成百上千个产业都取得很大成就。就好象印度的IT外包搞得不错，就业
人员可以算是混成小资了。可是对整个印度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就是个
不到百分之一的零头，只能吹，一大选，就不行了。
人多，国土也大。对于搞经济的某些阶段来说，有时这是个弱点，基础
设施难搞啊。一个中小发展中国家投个千把亿美元那基础设施能建成世
界一流。中国得投多少钱，要建的东西太多了。基础设施这种东西，也
是玩不得虚的。不行，就是全瞎。连个电都没有，再扯什么经济发展就
是搞笑了。这个还急不得。不能说我今天修路盖房，明天拉电，后天农
民就住进去了。那需要的资源都是硬的，多少水泥，多少钢，都得造工
厂搞出来。相对来说，GDP就好炒得多了。基础设施搞好了，GDP要炒上
去办法太多了。通俗地说，GDP就是基础设施+产业+炒作。最后数字上，
炒作占绝对大头，以至于基础设施与产业都象看不见一样，看到的都是
些fancy的东西。但是就发展过程来说，基础设施需要的年头最多，国
土越大，越不好搞，是没有奇迹的。产业如果运气好，地下都是油，那
么好办，否则也不好搞，需要真功夫。不过搞产业需要的年头并不多，
有了基础设施，搞对了路子一个产业忽拉一下就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设施没搞好。到不是说没成就，比起解放前当然还
是好的。也不是计划经济的问题，计划经济搞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相比
各有长处。主要是计划也没安排好，老出乱子。一下子超级过热，增长
20%以上，少的也有15%以上。一下子又大乱，负增长。建个坝，号称边
施工边设计，费用后来翻了四倍。好多厂子从这个省搬到那个省，中间
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搞来搞去，和自己比是有进步的，可人家升级换
代的速度快太多了，就显得很落后，只好去和坏典型印度比。那一代建
设者热情是不错的，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出得乱子实在太多了
，干得很不合理，不能说令人满意。
大弱点基本就这些。人均资源少之类的，不能算。能买到足够资源就不
算弱点。主要还是人素质不行。不是说不勤劳善良，而是眼界不开，世
界上很多事情没见识过，没什么特别管用的专业技能。
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很危机，很着急。有些人都搞起人种论的什么海
洋文明先进论，又是什么开除球籍。西方拉你对抗苏联的时候，说你的
好话。等不想说好话了，那什么坏事都出来，天天崩溃论宣传攻势。
综合看中国的优势，人肯干，有奋进的心，政府能组织干事。其它的，
就什么都差了。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一定会干些事，可这些事都不会
是什么了不起的高明的事，没有奇迹，有点子猛往前傻干的意思。干事
的时候，经常吃亏，因为不懂啊，经常走错道，要是叫发达国家的聪明
人看了，一定会说你们该这么这么干。后来，照聪明人意思干的国家陆
续没有好结果，中国人也慢慢学精了，这才客气了些。
讲strenth与weakness，到底是为了干事，为了opportunity，为了对付
threat。所以，往下还得分析机会与危机。
（十）机会与危机
中国当初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从机会与危机的角度来看，算是
搞上了时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对的问题也最多，当然，也有
不少机会。
当时说要改革，是一种着急的情绪。人家都发展成那样了，即
使想不太明白这么大差距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
至于说有什么机会，也没功夫去细想。
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机会还是不错的。从中国开始，全世界好
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投身国际经济大环境
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
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
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
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
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
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
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
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
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问
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
，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
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
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
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
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
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
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
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
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
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
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
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
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
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
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
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
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
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
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
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
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
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
，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
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
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
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
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
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
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
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
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
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
，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
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
，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
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
，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
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
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
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
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
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
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
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
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
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
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
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
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
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
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
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
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
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
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
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
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
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
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
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不是说小胡你来
当常委，而是叫组织部海选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于是找出
了小胡）。最后，还都实现了。这应该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
有的奇事了。
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没什么理论不断出错地搞经济，搞到后来官
办经济基本有了个样子，请看下一节“官办经济运行大法－－
网中央的蜘蛛”。
（十一）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首先，画一个九宫或者3*3的矩阵：
紧紧 紧中 紧松
中紧 中中 中松
松紧 松中 松松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政府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的要诀所在。下面解释
一下，不难。
一个格子两个字，分别代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每个政
策有“紧、中、松”三种选择，组合一下就是九种选择。简单地理
解，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花钱收税发国债”这些政府进行的投资
与消费的经济行为，紧就是收缩控制花钱，松就是扩张花钱，中就
是二者之间的常规行为。货币政策，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利
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金融工具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
费行为。这些金融工具的细节不论，如果货币政策偏“紧”，社会
上就觉得贷款集资进行消费投资不容易了，如果偏“松”，就觉得
比较容易，“中”就是二者之间。
如果看GDP的构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政府消费投资与社会消费
投资，就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来调控指导了。用“松
紧中”两大政策组合来调节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经济增长“平
稳”，社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要“平衡”。
这个平稳与平衡绝对是非常要紧的。中国建国以后，经济发展是世
界上有名的不平稳不平衡，所以特别知道不平稳不平衡的危害。改
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高就是20%以上，低就是负增长20%以上，经
济零增长负增长好几次，画出图来，整个一“强波震荡”。震一次
，就是一堆问题出来，消耗大量资源苦干之下，最后成了浪费瞎忙
活。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各个年头的增长率相加是个常数（相当
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现在增长多了，后面增长就会少些），那么想
使各年增长率的乘积最大，那么应该使各年的增长率尽量一致。
例如每年增长9%连续增长10年，一共复合增长了2.367倍，增长率
相加是90%。如果搞成“强波震荡”，五年各增长18%，五年各负增
长0%，那么10年复合增长率是2.28。平稳增长理论上虽然增长高一
些，好象高得不多。但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一次增长18%以后，会
搞得好几年缓不过劲来，根本不可能马上又来一次18%的增长。所以
改革前基数低的情况下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7%，远低于改革后的年
均9.6%（改革后增长其实也不能算平稳），关键就在于以前震荡得
太厉害了，好多本来该增长的年份结果不得不去调整收拾局面。而
且过热增长会造成供给与需求很不平衡，浪费很大。花大钱建个大
工厂，结果没原料或者没市场卖不出去，就全部浪费了，一个这样
的大工厂就可以让一个地区好几年翻不过身来。商品价格对过热与
短缺还特别敏感，一点子短缺一点子过剩就可以让价格差个几倍。
国际原油市场比原来高了三四倍，其实供给与需求的差额与总量相
比并没有多大。中国原来焦炭紧缺，出口价格高到400美元以上，结
果山西地方上眼热争相上了几个焦炭项目，就过热了，价格立刻降
到一半以下。出口多了，耗得资源多了，挣得反而少了。这都是过
热导致不平衡闹得。这不平衡的危害真是讲也讲不完。
政府要去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整，一种极端情况就是经济明显过热
了，就得用“紧紧”去调，把投资消费降下来。要是做晚了，就成
了“硬着陆”，不用政府调整，整个社会投资消费难以为继，自己
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大跃进就是一场“超级硬着陆”，经济负增长
20%以上，耗了五年才回到起点（这也说明五年18%，五年0%是不可
能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经济过冷，国际国内环境闹得投资与消
费需求不足，商品普遍过剩，工厂日子都不好过，投资人消费者都
没有信心，通货紧缩。这时就要用“松松”去调控，希望通过扩张
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改变局面。
但是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多种多样，各种情况分别需要用九种组合中
的某一种去应对。政府象个蜘蛛一样，一会爬到这一格，一会爬到
那一格。
根据平稳平衡的要求，政府这个蜘蛛最想待的地方，就是网中央的
“中中”这一格。这一格从理论上也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是处于
“中中”的位置，那么比较灵活机动，可以随时跑到相邻的格子里
去，都是微调，造成经济的波动较小。其它格子都不如“中中”灵
活，到不是不可以跑到其它格子，而是一跑就动静比较大。例如从
“松松”跑到“紧紧”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政策变化就太极端
了，肯定会造成一大堆没料到的投资人骂娘，很多投资项目会完蛋
，这就根本不可能平稳平衡发展了。
蜘蛛的理想境界，是把“中中”当个大本营，一有风吹草动，就暂
时到旁边的格子去一下，等情况正常了马上回到大本营。这些“风
吹草动”，从经济数据上来说就是某些经验数据离开了正常的“走
廊”，跑到界限以外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常的“走廊”的
是7-10%，大了或者小了就明显是过热或者过冷了；物价增长“走
廊”是1-5%，大了小了就是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信贷增长“走
廊”是12-20%，大了小了就会出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看看这些数据
出轨了或者有出轨的迹象，就相机行事，偏离“中中”搞搞各式各
样的调控，把经济数据又拉回走廊，又回到“中中”这格来“闭目
观八方”。
这些“数据走廊”都是经验数据，还真讲不出啥道理，但是管用。
这么看来，中国政府这个“官办经济运行大法”还真没有啥了不起
的，好象很简单啊。那么说中国政府在“中中”这个理想位置有多
长时间？
其实就两年：2004，2005，再以前，没了。中国政府这个大蜘蛛一
直是上窜下跳，一直游动不停。在改革开放都不在网里面，得算是
在网外四周乱跳。后来慢慢跑进了网里，也是四处忙活，沿着边乱
窜，总没机会停在中间，经常就是左上角与右下角两个最远的极端
来回跑。
后来2003年过去，终于忽悠进了“中中”这个黄金位置，还不敢相
信了。经济学家争了很一阵子，到底是“过热”还是“过冷”，会
“通缩”还是“通胀”，各方好象都有些道理，开始还没想到其实
是到了“中中”。
等各种经济数据陆续出来，好得和编的一样，中国政府大致明白了
，真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觉。多少年了，就是这段日子舒心些。就势
给“中中”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双稳健”。
中国当初开始搞改革的时候，从机会与危机的角度来看，算是
搞上了时候。改革搞得最早，面对的问题也最多，当然，也有
不少机会。
当时说要改革，是一种着急的情绪。人家都发展成那样了，即
使想不太明白这么大差距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不改是不行了。
至于说有什么机会，也没功夫去细想。
但是现在回头一看，机会还是不错的。从中国开始，全世界好
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投身国际经济大环境
捞食吃，两大阵营觉得打仗不是办法还是搞经济算了，全球经
济进入全面转型发展期。发达国家也不全面围堵了，大公司挑
头搞起了全球化。虽然这里面没有一个善男信女，陷阱无数，
可要混好了，是有不少机会的。中国抓住了机会，把纺织品与
机电产品两大块占了。所以，现在还能有闲心讲讲发展道路选
择之类的，想想当初是不是做得不好，以后该怎么走，都还有
得说。要是不占住几块，那整个就是抓瞎，尽想着怎么维持生
计维持政权，哪有功夫想道路问题。
本来中国政府对全球化根本什么感觉，那时考虑的问题现在看
看都有些邪性。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问
题，居然能炒上好几年。后来“姓资姓社”问题又争了十多年
，都不明白在争些什么。有一段时间居然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
济的优缺点都成了政治问题，得靠“南巡”搞出个“市场经济
姓社”的搞笑方案解决了问题。那时中国人的话语与思维环境
太政治化，不能从本原去分析经济问题，说话写文章得用政治
语言包装，局外人根本闹不清关键问题是什么。
要说中国利用上了全球化的机会，这个根源很奇怪，得归到拎
着包来内地招摇撞骗的港台商人头上。我们实事求是地说，这
些商人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少坏事都是他们带进来的。可再怎
么说，这些商人算是见过点世面的，确实比内地中国人更知道
商业与全球化是什么东西。曹操用人，不管人品只看本事，中
国政府就此把港台商人请进来了。港台商人借着内地的各种资
源，大发特发，连带台湾香港经济飞速发展上层次。回头还到
内地欺男霸女，还闹台独。这都是些窝心事。但没有办法，你
没有商业人才，只好让这些“侨胞”挣你的钱了。
连机会都利用得这么窝心，要说起危机来，真是太多了。头一
个危机是翻船。大气候小气候地一闹，要是没搞好，就比苏东
波更早吃大亏了。这是政权问题，非常重要，但本贴主要从经
济角度分析，因此不细论。
从经济角度论，一个大危机是不改革或者改革又退回去，总是
想搞计划经济。不要看现在论坛上左派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
中的“自由主义精英”反得很热闹，其实在政治上根本不值一
提，“主流”或者根本不理，或者居高临下扔几句话。因为市
场经济派已经全面大胜，牢牢掌控了经济权力。但十几年前还
不是这样，那时连说“市场经济也姓社”还得老邓在背后硬挺
才行。而且老江刚上台没想通的时候确实搞了一阵子计划经济
，是有退回去的危险的。这还是对经济发展的本原动力认识不
清，就是不信最基本的经济道理，总是迷信人为规划能胜过市
场。原先因为有政治框框，市场经济派没法把话说透，又有些
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成了自由化派，反而损害了市场经济的说服
力。最后还得靠老邓的“不争论”，狠狠地干了几年以后，实
践解决，这才把情势倒转。现在有了这些年的实践经验，人们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完全两样，深入了许多，话语环境也好
多了，可以把道理讲得很透。计划经济的道理已经完全讲不过
了，以至于搞市场经济的主流都懒得去辩论了。
另一个大危机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其实就知道个皮毛，却迷
信市场经济万能，其实不知道后果如何，却“敢想敢干”，这
就比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还要坏。在政治上就配合“自由民主”
，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这也
曾经是现实的危机，赵紫阳弄得那一群人，现在看真是些ＳＢ
，却个个专家学者一样眼睛只望着洋人，转头教育低等中国人
要转向海洋文明搞民主自由。经济政策上就理想化，削足适履
，发达国家怎么办，中国就怎么办，以为一切就都好了。这种
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粗浅认识，发达
国家经济好，发达国家搞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好。但真正
管用的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市场经济怎么样用到具体环境
特别是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里来，这些绝对是要对经济有精深
的理解才能领会到的。例如一定先要知道，引入市场经济的目
的不是为了搞市场经济，而是为了解决资源利用率的问题，是
因为计划经济资源配置会失效，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发达
国家穷。那么就要时刻去考察最根本的微观生产过程，而不是
只看形式上市场与计划的架构。
只有把两大危机防住了，那才能真正提高资源利用率这个国际
竞争力的根本，才能胜过那些投身到国际经济环境里的国家，
在全球化中捞到些汤喝。
就是两大危机，保守了不行，激进了也不行。这个时候，老邓
最初初定的实验方案就显出了厉害来了。以老邓多年的经验，
他一定知道会出乱子。他一点也不理想化，知道改革肯定会犯
错误。甚至他自己说的话有些看起来也很可笑。我记得邓选里
面说过“不能扭屁股跳舞”之类的话。后来我明白了，老邓他
不可能什么话都有道理，他当然可以有很多模糊错误的认识。
他厉害不在于说的话全是圣人一样的超级真理，我认为从经济
学角度上看，老邓的话没有任何值得一提之处。但是他有一套
做事的方法，错了去纠正，改革停滞了就去推动，这个相当了
得，因缘际会之下，可能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做实验的级别非常大，总书计接班人都换了两次，居然商量
着把老江推上了台。所以，如果他认为错了，那是没有二话会
改正的，开枪驱散人民群众这种事都做。到８８岁上，居然以
一普通党员身分亲自出马威胁老江“谁不改革谁下台”。又出
奇着隔代指定了十年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不是说小胡你来
当常委，而是叫组织部海选给我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于是找出
了小胡）。最后，还都实现了。这应该是世界政治史上绝无仅
有的奇事了。
就这么奇奇怪怪的没什么理论不断出错地搞经济，搞到后来官
办经济基本有了个样子，请看下一节“官办经济运行大法－－
网中央的蜘蛛”。
（十一）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网中央的蜘蛛
首先，画一个九宫或者3*3的矩阵：
紧紧 紧中 紧松
中紧 中中 中松
松紧 松中 松松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政府官办经济运行大法的要诀所在。下面解释
一下，不难。
一个格子两个字，分别代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每个政
策有“紧、中、松”三种选择，组合一下就是九种选择。简单地理
解，财政政策，就是政府“花钱收税发国债”这些政府进行的投资
与消费的经济行为，紧就是收缩控制花钱，松就是扩张花钱，中就
是二者之间的常规行为。货币政策，就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利
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金融工具来影响社会的投资与消
费行为。这些金融工具的细节不论，如果货币政策偏“紧”，社会
上就觉得贷款集资进行消费投资不容易了，如果偏“松”，就觉得
比较容易，“中”就是二者之间。
如果看GDP的构成，可以分成两大部分，政府消费投资与社会消费
投资，就可以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来调控指导了。用“松
紧中”两大政策组合来调节的目标是什么？是希望经济增长“平
稳”，社会经济的“供给”与“需求”要“平衡”。
这个平稳与平衡绝对是非常要紧的。中国建国以后，经济发展是世
界上有名的不平稳不平衡，所以特别知道不平稳不平衡的危害。改
革开放以前，经济增长高就是20%以上，低就是负增长20%以上，经
济零增长负增长好几次，画出图来，整个一“强波震荡”。震一次
，就是一堆问题出来，消耗大量资源苦干之下，最后成了浪费瞎忙
活。简单的算术问题，如果各个年头的增长率相加是个常数（相当
于受客观条件限制，现在增长多了，后面增长就会少些），那么想
使各年增长率的乘积最大，那么应该使各年的增长率尽量一致。
例如每年增长9%连续增长10年，一共复合增长了2.367倍，增长率
相加是90%。如果搞成“强波震荡”，五年各增长18%，五年各负增
长0%，那么10年复合增长率是2.28。平稳增长理论上虽然增长高一
些，好象高得不多。但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一次增长18%以后，会
搞得好几年缓不过劲来，根本不可能马上又来一次18%的增长。所以
改革前基数低的情况下平均增长率只有不到7%，远低于改革后的年
均9.6%（改革后增长其实也不能算平稳），关键就在于以前震荡得
太厉害了，好多本来该增长的年份结果不得不去调整收拾局面。而
且过热增长会造成供给与需求很不平衡，浪费很大。花大钱建个大
工厂，结果没原料或者没市场卖不出去，就全部浪费了，一个这样
的大工厂就可以让一个地区好几年翻不过身来。商品价格对过热与
短缺还特别敏感，一点子短缺一点子过剩就可以让价格差个几倍。
国际原油市场比原来高了三四倍，其实供给与需求的差额与总量相
比并没有多大。中国原来焦炭紧缺，出口价格高到400美元以上，结
果山西地方上眼热争相上了几个焦炭项目，就过热了，价格立刻降
到一半以下。出口多了，耗得资源多了，挣得反而少了。这都是过
热导致不平衡闹得。这不平衡的危害真是讲也讲不完。
政府要去用财政货币政策去调整，一种极端情况就是经济明显过热
了，就得用“紧紧”去调，把投资消费降下来。要是做晚了，就成
了“硬着陆”，不用政府调整，整个社会投资消费难以为继，自己
就不得不停下来了。大跃进就是一场“超级硬着陆”，经济负增长
20%以上，耗了五年才回到起点（这也说明五年18%，五年0%是不可
能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经济过冷，国际国内环境闹得投资与消
费需求不足，商品普遍过剩，工厂日子都不好过，投资人消费者都
没有信心，通货紧缩。这时就要用“松松”去调控，希望通过扩张
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改变局面。
但是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多种多样，各种情况分别需要用九种组合中
的某一种去应对。政府象个蜘蛛一样，一会爬到这一格，一会爬到
那一格。
根据平稳平衡的要求，政府这个蜘蛛最想待的地方，就是网中央的
“中中”这一格。这一格从理论上也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是处于
“中中”的位置，那么比较灵活机动，可以随时跑到相邻的格子里
去，都是微调，造成经济的波动较小。其它格子都不如“中中”灵
活，到不是不可以跑到其它格子，而是一跑就动静比较大。例如从
“松松”跑到“紧紧”去，这也是可以的，但是政策变化就太极端
了，肯定会造成一大堆没料到的投资人骂娘，很多投资项目会完蛋
，这就根本不可能平稳平衡发展了。
蜘蛛的理想境界，是把“中中”当个大本营，一有风吹草动，就暂
时到旁边的格子去一下，等情况正常了马上回到大本营。这些“风
吹草动”，从经济数据上来说就是某些经验数据离开了正常的“走
廊”，跑到界限以外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正常的“走廊”的
是7-10%，大了或者小了就明显是过热或者过冷了；物价增长“走
廊”是1-5%，大了小了就是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信贷增长“走
廊”是12-20%，大了小了就会出问题。那么中国政府看看这些数据
出轨了或者有出轨的迹象，就相机行事，偏离“中中”搞搞各式各
样的调控，把经济数据又拉回走廊，又回到“中中”这格来“闭目
观八方”。
这些“数据走廊”都是经验数据，还真讲不出啥道理，但是管用。
这么看来，中国政府这个“官办经济运行大法”还真没有啥了不起
的，好象很简单啊。那么说中国政府在“中中”这个理想位置有多
长时间？
其实就两年：2004，2005，再以前，没了。中国政府这个大蜘蛛一
直是上窜下跳，一直游动不停。在改革开放都不在网里面，得算是
在网外四周乱跳。后来慢慢跑进了网里，也是四处忙活，沿着边乱
窜，总没机会停在中间，经常就是左上角与右下角两个最远的极端
来回跑。
后来2003年过去，终于忽悠进了“中中”这个黄金位置，还不敢相
信了。经济学家争了很一阵子，到底是“过热”还是“过冷”，会
“通缩”还是“通胀”，各方好象都有些道理，开始还没想到其实
是到了“中中”。
等各种经济数据陆续出来，好得和编的一样，中国政府大致明白了
，真有些喜出望外的感觉。多少年了，就是这段日子舒心些。就势
给“中中”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双稳健”。
（十二）“运行大法”的奇异之处
我上一节说的“官办经济运行大法”从表面上看，其实就是经济学里
司空见惯的的东西，没啥稀奇的。如果加上一些干巴经济学词汇，堆
上一些数据，那就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的调调没啥区别了。
但是，本文最初就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看看这个财
政货币政策调控大法，哪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及经
济学家们假装中国经济很正常，或者应该正常，就用一些正常词汇去
描绘古里古怪的中国经济。你看中国政府宣示经济政策的某些话，都
是些流行词汇，把国名换成其它国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中国
那些经济政策的相关背景，以及实行起来架势，那就完全是自己独有
的一套了，想按“正常”去理解就会越来越糊涂。
例如，中国政府对“紧中松”各安一个宣传味道较好的词：“紧”就
是“谨慎”的，“中”就是“稳健”的，“松”就是“积极”的，总
之怎么做都是动机良好的。这也平常，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谨慎稳健
积极地搞经济。然而，其它国家跑中国来看，可能会吓坏，中国政府
即使是在“谨慎”地搞经济，在它们看来也是“疯狂”的。当中国政
府感觉经济增长很不好时，可能是增长7%的样子，这要是别的国家，
都是很不错的数字。当中国政府“积极”了那么几年，世界上一半的
建筑机械就跑中国干活来了。好几个世界级大项目同时铺开搞，要不
注意，都不知道中国在搞多少超级项目，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数目。
这里就要用到前面SWOT分析里中国的优势，简单归纳就是，政府组织
干项目的能力很厉害。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以政府为主干的，市场
经济都多少年了，可一说到大项目，那还是政府出面，政府还越干越
有劲，民营外资想干还不让了。这就和自由主义那种思维对政府的要
求很不同。二是敢想敢干还干得成。其实要光说项目，世界各国都能
吹吹，但是真敢干最后还提前干成，那就得数中国了，这没啥道理，
把数据一摆，发展中国家都得管中国政府叫大哥。三是奔着干成算就
开搞，至于是不是该干，怎么干比较有效率，会出多少毛病，那个不
太管，反正我就干了，你不管是不是中国人唧唧喳喳不管用。所以干
着干着就一堆问题出来了。
如果你事先对中国政府这个特点有了解，再去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
公报什么的，就很有意思了。我经常看着政府的工作报告笑得打跌。
政府一边口口声声要搞市场，要科学发展，一边又一本正经地安排下
各种离奇古怪的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办到的发展目标。回头一算上年增
长率，哟，又超过规划了。这个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政府报告上力
透纸背的几个大字：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与经济学家的言论，透着一种平静的“疯狂”劲头。表面上
讲很多困难，承认许多缺陷。一讲到目标与展望，那种人定胜天“尽
在掌控”中的口气就出来了。多少年都是这样了，因为中国政府的确
可以这样做，而且真的做得到。这在世界各国绝对是独一份的。象印
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愿望十分迫切，一有机会就大吹特吹。可要说
象中国这么安排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说什么“今年比较困难，条件不
行，搞个7%左右吧”这样的话，印度政府就不敢。它多少有些靠天吃
饭的意思，增长好是运气，增长不好也是运气。而中国政府就不是这
样了，增长不好不是运气，而是工作失误，增长好那就年年世界第一
当仁不让。中国政府透着一种“只要自己调控搞得好，就谁也不怕”
的意思，是一种绝对主动式的操作方式。
这实际上是很让人看不惯的一种作派。我估计中国政府自己还不觉得
，其实世界各国看不惯中国政府很多年了，所以老是盼着中国出事，
一有机会就鼓吹中国崩溃论。于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找中国
经济的毛病，毛病确实是越找越多，还不是瞎编的假毛病，都是有理
有据可以卖书挣钱的，可眼见着中国政府本钱越整越大，让人越来越
想不通。
这是对官办经济不了解。官办经济就是这样，平静中疯狂，疯狂中毛
病，毛病中增长。
本来，不是这样的。至少90年代以前，不是这样的。
（十三）官办经济之前的改革时期
现在官办经济搞了十多年了，已经有了个基本样子，以至于中央政府
加个“中国特色”后把它打扮成市场经济，也能蒙住很多人，外国的
崩溃论势头也下去了。一些经济政策，也基本有了谱。到不是说就知
道该怎么搞了，要改革的地方到处都是，“说起来都是泪”，全世界
最离谱毛病最多的经济体就是中国。但是要论“带病运行”的本事，
这个全球不作第二国想。经济政策不合理是知道的，要改也是知道的
，要改成什么样虽然不知道，但有一套“摸”的成熟办法。东摸摸西
摸摸，基本全是错的，对一个不容易，但就是稳得住，永远有得摸，
“有赌不为输”。就这么摸来摸去，还真就做大了，如今已是势大难
阻了。
这种摸法，是90年代以后的模式，也是官办经济的成形期。所以，我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两阶段看的，以邓小平南巡为分界线，前面是
真正在搞改革开放，后面与其说是在搞改革，还不如说是在搞官办经
济。所以，就是两段，一个改革探索时期，一个官办经济时期。前面
这个时期主要是对外开放解放思维，各种思潮混战一通，非常混乱不
稳定，但是为官办经济的出台作好了准备。后面就是真正的把官办经
济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路线，是中国的
独门绝技，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分析的一段。
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主要是因为眼界不开，世界上
很多事情不清楚。一方面，一些人脑子僵化，就在一些旧名词里打转
转，拒绝接受新事物，改革总有阻力。另一方面，一些人走向了另外
一个极端，思维方式是旧的，却跳到了新的自由民主名词体系里，推
出了更加危险更加极端的自由化思潮。这两帮人打来打去，两任总书
记都倒了台，中国经济也跟着抽风一样。说老实话，要还是这样搞，
跟北宋王安石变法一样搞成新旧党争，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的。还
好老邓把这两派都收拾了，搞开了官办经济。老邓用天才的“不争论
”一举干掉了僵化的左派，再更加天才地把自由民主派全赶到国外，
解决得比左派更加彻底。
现在我是一点不担心了。虽然还有不少事会吃亏，象铜期货亏个几亿
美元，这种事不会少。但那是进步的代价，能吃到某种亏表明有资格
去搞事了。大面上，中国都有了自己成熟的主意，不断进步只是时间
问题。在思想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不比世界哪
国差。
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险。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农村承包责任制
，我实在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比起官办经济来，这承包
责任制真没有什么东西，很没有意思。之所以闹到承包责任制都成了
“重大成就”，是因为以前农业实在搞得太差。这也是我对从前很不
满意的地方，全国那么多人在农村种地，居然连吃饭都搞得紧巴巴的
，实在是出了很多乱子，搞政治搞得连地都种不好了。只要不象从前
那样政治化，只要老实种地，不管怎么搞，农业都会好转的。我预计
这个责任制将来在理论上没什么地位，缺点会越说越多。实际上当时
就算还是搞集体农业，也肯定有办法的，关键是不要老是政治冲击生
产。
农村放开了一下，虽然远不是什么理想体制，但总比过去那种死气沉
沉好，所以农业物资产出丰富了。所谓丰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让种不
让养，后来让搞了，农业产出真正上台阶还得后来靠市场需求带动。
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电视之类的，也生产出来卖了，人民觉得
生活有进步。就这样，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邓天安门上站一站，居然
就有“小平你好”的条幅打出来。说老实话，那时中国人的良好感觉
就是“天真烂漫”，不知江湖有多险恶。那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的
经济改革有这么复杂，水这么深，也不知道世界经济环境这么黑暗可
怕。
经济学上，这叫什么“帕累托改进”，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变好了，
至少是没人利益受损。在某些人看来，就这么一直“帕累托”下去，
黑白的换彩电，房子旧换新多好啊。可惜的是，这种好事一会就搞完
了，往下不好搞了。
这一段，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过去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当然
也有很多正确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损（农民弄点小生产能害
得了谁？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过分了），回复人之常情的正常办
法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这当改革开放，那就太小儿科了。
改革开放，还得回到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分析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缺
点、资源利用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求对经济与科
技进步的推动、以及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来。这就非常困难了，以至于
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差点翻船。
大约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拨乱反正”期。这时候已经有了市
场的概念，居民可以买的生活用品丰富了很多（我家那时搞了台黑白
电视，那高兴劲比后来买啥子大家伙都真），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
这种“市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里面的流通环节，完全处于一种
依附地位。国家让卖啥就卖啥，和现在的市场相比真的等于没什么东
西，短缺经济。
高兴劲过去，一看人家过的日子（特别是香港台湾），泄气了，好多
人脑子就开始乱了。因为开放，外国是什么情况，大体上全国人陆续
知道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知道离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国人说落后
了，老百姓也就这么一听，并不当回事，大体上也就和笑话里两老农
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窝窝头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想过要是能天天吃苹
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开了，心里越来越沉重。人家不
是天天吃苹果，而是比你的钱多上百倍，最穷的人过的日子都是汽车
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后来了解得更多，才知道发达国家也不是说得这
么好，汽车洋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日子，而且还有很多比中国惨得多
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我记得是说印度有三亿“中
产阶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中国人有多么好骗）。这就
开始瞎反思。
一反思，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问题了。
我上一节说的“官办经济运行大法”从表面上看，其实就是经济学里
司空见惯的的东西，没啥稀奇的。如果加上一些干巴经济学词汇，堆
上一些数据，那就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的调调没啥区别了。
但是，本文最初就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看看这个财
政货币政策调控大法，哪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以及经
济学家们假装中国经济很正常，或者应该正常，就用一些正常词汇去
描绘古里古怪的中国经济。你看中国政府宣示经济政策的某些话，都
是些流行词汇，把国名换成其它国家，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中国
那些经济政策的相关背景，以及实行起来架势，那就完全是自己独有
的一套了，想按“正常”去理解就会越来越糊涂。
例如，中国政府对“紧中松”各安一个宣传味道较好的词：“紧”就
是“谨慎”的，“中”就是“稳健”的，“松”就是“积极”的，总
之怎么做都是动机良好的。这也平常，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谨慎稳健
积极地搞经济。然而，其它国家跑中国来看，可能会吓坏，中国政府
即使是在“谨慎”地搞经济，在它们看来也是“疯狂”的。当中国政
府感觉经济增长很不好时，可能是增长7%的样子，这要是别的国家，
都是很不错的数字。当中国政府“积极”了那么几年，世界上一半的
建筑机械就跑中国干活来了。好几个世界级大项目同时铺开搞，要不
注意，都不知道中国在搞多少超级项目，远超过一般人想象的数目。
这里就要用到前面SWOT分析里中国的优势，简单归纳就是，政府组织
干项目的能力很厉害。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以政府为主干的，市场
经济都多少年了，可一说到大项目，那还是政府出面，政府还越干越
有劲，民营外资想干还不让了。这就和自由主义那种思维对政府的要
求很不同。二是敢想敢干还干得成。其实要光说项目，世界各国都能
吹吹，但是真敢干最后还提前干成，那就得数中国了，这没啥道理，
把数据一摆，发展中国家都得管中国政府叫大哥。三是奔着干成算就
开搞，至于是不是该干，怎么干比较有效率，会出多少毛病，那个不
太管，反正我就干了，你不管是不是中国人唧唧喳喳不管用。所以干
着干着就一堆问题出来了。
如果你事先对中国政府这个特点有了解，再去看中国政府的经济建设
公报什么的，就很有意思了。我经常看着政府的工作报告笑得打跌。
政府一边口口声声要搞市场，要科学发展，一边又一本正经地安排下
各种离奇古怪的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办到的发展目标。回头一算上年增
长率，哟，又超过规划了。这个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政府报告上力
透纸背的几个大字：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与经济学家的言论，透着一种平静的“疯狂”劲头。表面上
讲很多困难，承认许多缺陷。一讲到目标与展望，那种人定胜天“尽
在掌控”中的口气就出来了。多少年都是这样了，因为中国政府的确
可以这样做，而且真的做得到。这在世界各国绝对是独一份的。象印
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愿望十分迫切，一有机会就大吹特吹。可要说
象中国这么安排下经济增长的速度，说什么“今年比较困难，条件不
行，搞个7%左右吧”这样的话，印度政府就不敢。它多少有些靠天吃
饭的意思，增长好是运气，增长不好也是运气。而中国政府就不是这
样了，增长不好不是运气，而是工作失误，增长好那就年年世界第一
当仁不让。中国政府透着一种“只要自己调控搞得好，就谁也不怕”
的意思，是一种绝对主动式的操作方式。
这实际上是很让人看不惯的一种作派。我估计中国政府自己还不觉得
，其实世界各国看不惯中国政府很多年了，所以老是盼着中国出事，
一有机会就鼓吹中国崩溃论。于是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找中国
经济的毛病，毛病确实是越找越多，还不是瞎编的假毛病，都是有理
有据可以卖书挣钱的，可眼见着中国政府本钱越整越大，让人越来越
想不通。
这是对官办经济不了解。官办经济就是这样，平静中疯狂，疯狂中毛
病，毛病中增长。
本来，不是这样的。至少90年代以前，不是这样的。
（十三）官办经济之前的改革时期
现在官办经济搞了十多年了，已经有了个基本样子，以至于中央政府
加个“中国特色”后把它打扮成市场经济，也能蒙住很多人，外国的
崩溃论势头也下去了。一些经济政策，也基本有了谱。到不是说就知
道该怎么搞了，要改革的地方到处都是，“说起来都是泪”，全世界
最离谱毛病最多的经济体就是中国。但是要论“带病运行”的本事，
这个全球不作第二国想。经济政策不合理是知道的，要改也是知道的
，要改成什么样虽然不知道，但有一套“摸”的成熟办法。东摸摸西
摸摸，基本全是错的，对一个不容易，但就是稳得住，永远有得摸，
“有赌不为输”。就这么摸来摸去，还真就做大了，如今已是势大难
阻了。
这种摸法，是90年代以后的模式，也是官办经济的成形期。所以，我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分两阶段看的，以邓小平南巡为分界线，前面是
真正在搞改革开放，后面与其说是在搞改革，还不如说是在搞官办经
济。所以，就是两段，一个改革探索时期，一个官办经济时期。前面
这个时期主要是对外开放解放思维，各种思潮混战一通，非常混乱不
稳定，但是为官办经济的出台作好了准备。后面就是真正的把官办经
济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经济路线，是中国的
独门绝技，是很有意思非常值得分析的一段。
8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主要是因为眼界不开，世界上
很多事情不清楚。一方面，一些人脑子僵化，就在一些旧名词里打转
转，拒绝接受新事物，改革总有阻力。另一方面，一些人走向了另外
一个极端，思维方式是旧的，却跳到了新的自由民主名词体系里，推
出了更加危险更加极端的自由化思潮。这两帮人打来打去，两任总书
记都倒了台，中国经济也跟着抽风一样。说老实话，要还是这样搞，
跟北宋王安石变法一样搞成新旧党争，我是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的。还
好老邓把这两派都收拾了，搞开了官办经济。老邓用天才的“不争论
”一举干掉了僵化的左派，再更加天才地把自由民主派全赶到国外，
解决得比左派更加彻底。
现在我是一点不担心了。虽然还有不少事会吃亏，象铜期货亏个几亿
美元，这种事不会少。但那是进步的代价，能吃到某种亏表明有资格
去搞事了。大面上，中国都有了自己成熟的主意，不断进步只是时间
问题。在思想层面上，我认为中国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不比世界哪
国差。
但是80年代真的很危险。好搞的，一下就搞完了。象农村承包责任制
，我实在不觉得这算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比起官办经济来，这承包
责任制真没有什么东西，很没有意思。之所以闹到承包责任制都成了
“重大成就”，是因为以前农业实在搞得太差。这也是我对从前很不
满意的地方，全国那么多人在农村种地，居然连吃饭都搞得紧巴巴的
，实在是出了很多乱子，搞政治搞得连地都种不好了。只要不象从前
那样政治化，只要老实种地，不管怎么搞，农业都会好转的。我预计
这个责任制将来在理论上没什么地位，缺点会越说越多。实际上当时
就算还是搞集体农业，也肯定有办法的，关键是不要老是政治冲击生
产。
农村放开了一下，虽然远不是什么理想体制，但总比过去那种死气沉
沉好，所以农业物资产出丰富了。所谓丰富，可能就是以前不让种不
让养，后来让搞了，农业产出真正上台阶还得后来靠市场需求带动。
一些非常粗的民用品，黑白电视之类的，也生产出来卖了，人民觉得
生活有进步。就这样，叫改革很有成就，老邓天安门上站一站，居然
就有“小平你好”的条幅打出来。说老实话，那时中国人的良好感觉
就是“天真烂漫”，不知江湖有多险恶。那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中国的
经济改革有这么复杂，水这么深，也不知道世界经济环境这么黑暗可
怕。
经济学上，这叫什么“帕累托改进”，意思就是大家日子都变好了，
至少是没人利益受损。在某些人看来，就这么一直“帕累托”下去，
黑白的换彩电，房子旧换新多好啊。可惜的是，这种好事一会就搞完
了，往下不好搞了。
这一段，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过去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当然
也有很多正确的政策）弄得所有人利益都受损（农民弄点小生产能害
得了谁？都当资本主义尾巴割了，过分了），回复人之常情的正常办
法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受益。但要把这当改革开放，那就太小儿科了。
改革开放，还得回到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分析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优缺
点、资源利用率与劳动力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市场需求对经济与科
技进步的推动、以及转型的根本问题上来。这就非常困难了，以至于
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差点翻船。
大约就是1984年以前，可以算是“拨乱反正”期。这时候已经有了市
场的概念，居民可以买的生活用品丰富了很多（我家那时搞了台黑白
电视，那高兴劲比后来买啥子大家伙都真），但这完全是一种假象。
这种“市场”，可以算作是计划经济里面的流通环节，完全处于一种
依附地位。国家让卖啥就卖啥，和现在的市场相比真的等于没什么东
西，短缺经济。
高兴劲过去，一看人家过的日子（特别是香港台湾），泄气了，好多
人脑子就开始乱了。因为开放，外国是什么情况，大体上全国人陆续
知道了。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知道离人家差距多大，教育全国人说落后
了，老百姓也就这么一听，并不当回事，大体上也就和笑话里两老农
想象皇帝天天吃上等窝窝头差不多。我小时候就想过要是能天天吃苹
果那日子不得美上天去？等眼界慢慢开了，心里越来越沉重。人家不
是天天吃苹果，而是比你的钱多上百倍，最穷的人过的日子都是汽车
洋房你都不敢指望（后来了解得更多，才知道发达国家也不是说得这
么好，汽车洋房其实也不是什么好日子，而且还有很多比中国惨得多
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我记得是说印度有三亿“中
产阶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当时中国人有多么好骗）。这就
开始瞎反思。
一反思，这才真正搞起改革了，就出大问题了。
（十四）大气候，小气候
8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内，苏联三任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
相继去世。接着上台的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到是身体不错，到现在二十多
年了也不太显老。这哥们那时才50出头，比现在的胡锦涛还要年轻好几岁，风头之健
更是一时无两，1990年还捞了个诺贝尔和平奖。
本来在西方媒体上，社会主义国家这边的风头是邓小平占着的，1978和1985年两年都
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副总理访美比最高领导人规格不差。那段时间，老邓的面
目很是奇怪，和美国人打得火热，各种合作项目很多。国内宣传面各种思想解放运动
搞得很火。
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出来，才知道什么叫“思想开放”，全球都震惊了。中
国虽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后了，保守势力太强了。这时候，社会主
义阵营终于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层面都是急剧变化。
这就是老邓后来说的“大气候”，当真是很有水平的观察。他说大气候的时候，苏东
巨变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有水平。一场大气候下来，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陆续经历巨大
震荡，“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军事上没有失败，却在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攻势之下全线溃败。各国共产党几乎全部
丢失国家政权，剩中朝越古这四个难兄难弟。极端的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甚至被
拉出去毙了。
国际上是大气候，国内也免不了，就是“小气候”。结果很奇妙，中国思想界开始了
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气的独特一套。后来的发展证明，还是中国这一套更有
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维”。
为什么最先搞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气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这就可以看出中
苏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探索”，是大规模的实验，并
没有预先接受什么。连领导人在内，都是奇谈怪行层出不穷，象胡耀邦搞什么吃西餐
，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开大会情绪一激动就领头高呼口号。全国那时有一种啥也
不懂，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觉得新鲜的气氛。社会上的思潮那就没法说了，水平低
到惨不忍睹的东西堂而皇之在中央电视台瞎播。一句话，就是不成熟，连“精英”在
内，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样。还有保守派看不惯新事物，开大会骂娘的不少。整个感
觉就是挺乱的。
但是乱归乱，其实就是那么些上层人物思想在乱。老邓做实验不是完全瞎来，不会把
实验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经济实验就放几个特区，思想实验就让赵紫
阳搞几个研究所。和美国那些合作，与其说是觉得美国思想先进，还不如说是多年来
一直反苏的邓小平的抗苏行为。一般媒体宣传里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等老八股，偶尔来
个新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新思维”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知
识分子没多少人，工人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说民主自由好黄土文明不行，他们听不
懂。
苏联东欧那可不一样了，他们是认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这么
可笑。中国知识分子吃好喝好点先富一下就被收买了，也不启蒙了。但苏联知识分子
是真的从内心鄙视物质的那一套，文化传统就是如此，写的小说都是厚砖头般的十分
沉重，所以他们真搞起来就很可怕了。他们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饱了没事
就思考大问题，咖啡馆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个沙龙。全社会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
自由的道理不仅听得懂，还能自己琢磨出不少东西。社会主义多少年看下来，好处都
习惯了，对其弊端认识得特别深，批得特别准。公平地说，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火力没
放过中国，但重点还是对着东欧苏联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国这边弄个美国之音火了
一阵子，但其实没啥特别成系统的和演计划，不是重点。
所以当“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中国这里只是个“小气候”。知识分子自命
不凡，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自觉得了风气之先思想启蒙了，就想当救国救民急先锋跳了
出来。86年闹了一次，大学生上街了，往身后一看，没人了。所以说知识分子最狂热
，特别是这种懂一点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闹大，还得等社会上烦涨价烦
官倒要反腐败，才拉上几百万人全国一通游行。
这时中国的乱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摄像机直播子弹乱飞打死人，中国
第一次全面占领全球主要媒体。但这次乱其实是个无根之乱，都不知道要乱啥子。学
生们不知要干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门住着还能参与历史。一会要改革反腐败
与政府谈判，一会儿又游行支持共产党，连玩策略都很幼稚。老百姓也不知要干啥，
就是觉得大学生爱国不容易，另外反对当官的。也是那时中国学生少，精贵得很，全
社会当宝一样捧着，所以就任他们闹了好几个月。到后来，就等于成了这样的局面，
学生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是要在天安门住着玩，还一定要政府派大官来赔着玩。所
以，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动乱，根本上大多数人是玩心很重的，热心参与者被知识分
子的狂热性支配，内心里不把这当个多严肃的事。所以，把国家首都中心占了那么长
时间居然理直气壮越玩越high。后来，政府不让玩了，果然就没有学生玩了，可见当
初学生们是真的在玩，不是在认真救国救民。相对的，旧社会的学生运动要真诚的多
，国家真的是惨得很，内心的悲剧情绪是真的。假设以后日本又和中国打仗，中国政
府又不抵抗了，我相信学生们就算明知有镇压也是会去游行的。但1989年显然不是这
样的，有点子象文革刚闹的时候群众挺高兴的，并不是真的认为国家危急。
工人农民既然不懂民主自由的道理，又不是没饭吃，也就没有闹的动力。所以整个国
家的乱也有限度，远比不上文革那种全社会停止运行搞批斗武斗。
但是苏联东欧是真的人心都乱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人民
是真的想搞自由民主搞资本主义了。如果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也许没到绝对多数，
因为也有很多下层工农。但肯定比中国知识分子那几条破枪要多得多。知识分子多到
这种程度，就可以代表人民了，至少可以支配影响人民的政策。如果说邓小平派军队
平暴，搞掉的是一小挫人，那么苏联819政变抓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人，真的是一小挫。
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苏东巨变是必然的，从思想层面上没有其它结局。和平演变
的确是胜利了，早在各国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之前，就已经在思想上胜利了，最后的
政变不过是履行确认手续而已。
但是在中国，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胜利过。在朝鲜越南肯定也没有。我可以肯定地预
期，以后也不会。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教育程度低，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人底蕴好
，或者说老毛有宝贵思想遗产，或者说老邓高瞻远瞩。这也有得吵的。但是中国注定
无疑跳开了和平演变设好的局，走向了独树一帜的官办经济。
下面会具体讲官办经济的发展运行细节。
十五）从“鸟笼经济”到“官办经济”
动乱压下去了，自由派抓的抓逃的逃，政府收拾了局面，回头还是要过日
子。接下来怎么搞，似乎是不用争了，老邓发现自己几乎靠边站了。这就
要分析一下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70年代末以来，公平的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冲突是比较缓和的，而
且越来越有规矩。就近十几年来的表现，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持续稳定
的政权了，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这并不表明内部就没有矛盾冲突，而是
冲突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了。
华国锋汪东兴两个中央副主席级别的人离开权力中心，代表着毛泽东路线
上的政治人物彻底走进历史舞台。我这里指的是狭意的政治传承，文革时
代毛泽东推行政令依靠的高层人物基本全部被清理出局。广义的毛泽东路
线内涵非常丰富，会长久存在。华汪离职的待遇相当不错，华国锋年年仍
是中委，这是进步的开始。一方面华本人没有搞林彪式的鱼死网破，邓小
平斗争胜利了也不为己甚。老毛搞斗争的同时，将对手置于死地（至少他
不care群众把刘彭整死），相比之下，是比较狠一点。后面的高层变动，
失败者都依华国锋的例子，避免了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血雨腥风权力争夺
却让老百姓付出极大代价的惨剧一再发生。所以说意义不小，华国锋也被
评为“忠厚”，并非反派人物。
下面的时代从实质政治权力来说，用“八老治国”来概括比较合适。八老
指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和宋任穷。
他们的地位之高，是后辈的最高领导人都比不了的。这没什么道理好讲，
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非常讲究老资格，有深厚的历史原因。这里要说明一
下，叶剑英是完全有资格把里面的人顶掉或者变成“九老”的，但他去世
的较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一条路，一方面对中央的
事务不太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向中央替老家广东要来了独立发展的实质权
力。长久以来，广东的经济事务由叶剑英家族幕后操盘，中央并不干涉。
由于行事低调，也未引起太大反弹。最后，广东经济发展最为持续稳定，
成为全国最富的一个地区。所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常常要把广东单
独处理，因为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例如，近几年忽然争议很大的国企领
导MBO持股，广东不少企业老早就搞完了，那时却没什么人注意。邓选上
记载，深圳特区向邓小平提出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被他以“顾全局”为理
由拒绝。这也是其来有自，不然难以想象深圳敢搞得这么过火。
这八老里面，老邓不客气，自封“核心”，别人也认了。但其实也就是老
邓对搞改革比较迫切，对开放比较热心，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推动力量。别
的几个从经济政策上讲，都是以陈云为核心，传统上可以称之为“左派”
（当然和现在的左派指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断乎不同于
毛泽东那种天马行空，搞经济工作相当实际，经验也很丰富，的确是经济
工作一把好手，这是党内公认的。
就如我前面描述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其实很不成熟，到底要怎么搞经济
他自己确实是不清楚。当然他办事能力非常好，他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效
率相当高，具体抓经济也是一把好手，其能力老毛都很欣赏，这也是党内
公认的。陈云和邓小平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政治上不如邓小平有手段，也
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有自己明确的一套。所以，他
一直以“党内第一经济专家”的面目出现，却没有统领全局能力与想法，
不能算是政治家。
陈云的经济思想，可以用“鸟笼经济”来概括。这个词表面不太好听，但
其实并非那么不好。他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要有计划地发展，需要很好地
规划，但也注意到市场是很有用的，计划有时不如市场合适。所以，在计
划不太合适的领域，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就象一个鸟笼一样，计划定好框
子，在框子内部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既防住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坏处，
又能治市场经济过于放任的毛病。这个思想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
他能观察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缺点，也有很多具体的经验证明，很
不容易。在老毛时代，陈云想在鸟笼内搞点市场，就是“包产到户”，结
果老毛要搞大集体，陈云很可惜地长期靠边站了。老毛在经济体制上搞成
了铁盒子一样超级僵化，陈云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他政治上相当有原则，
还是把老毛当导师。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等下层自发改革，陈云一派也是乐观
其成的，阻力来自华国锋等人。这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就称为改革的“
黄金时期”，因为各方面争议不多，全国都受益，改革要能这样干下去就
太好了。问题是以后的改革深化阶段，陈云这派和邓小平的两杆枪胡耀邦
赵紫阳冲突很大。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不同意按陈云的意见搞“鸟笼经济”，他思想更开
放一些，愿意去试一些更新的东西。政治手段上，就搞个中顾委，挡路的
都拉到中顾委来当常委，真正的中央政治局就安排下自己的人来搞思想解
放与经济实验。从人事上来讲，胡耀邦与赵紫阳都只算是老邓这边的，八
老里其它人很看不惯。
胡赵二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老邓看中的是他们比较进取。但最终还是
毛病太大，相继下台。胡耀邦人比较直，内心确实很正直，也很坚定。把
他拉出来搞拨乱反正，反两个凡是，平反冤案，确实很合适，他也做得不
错。所以当了总书记，也还算是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他抓全局的能力缺陷
很大，并没有成熟的治国思想，乱放炮，也不知权变。表面上他有很多思
想开放的言行，后来基本成了笑话，什么吃西餐之类的。他搞民族政策，
更是胡来，直接导致后来西藏新疆出事。最为致命的是，他得罪了太多同
僚。太不讲情面，抓了不少老干部犯事的子女，枪毙的都有几个。这种做
法让许多人下决心把他搞掉。如果要搞他，他把柄实在不少，老邓也不满
意他，所以借着学生闹事等由头，最终下台。不过这时权力斗争确实比从
前缓和，因此看老邓的面子，仍然当政治局委员。
赵紫阳从能力上来说，比胡耀邦要强很多，言谈风度确实不差。要论起邓
小平前期搞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主要还是赵紫阳具体抓的。赵紫阳也有
相当深的心机与谋略，并非胡耀邦那么一根筋把老干部都得罪光了。从能
力与资历上看，赵紫阳确实最有希望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已经当了军委
副主席。问题是，赵紫阳的思想相当接近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上面还有很
多人镇着，不然早全面推行自由化了。他内心里确实相信民主自由这一套
，并且他有一套长久的稳步推进的计划。说得不好听一些，象李登辉那样
在国民党内隐忍多年，老赵也是干得出来的。等他混到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那苏联式的“新思维”运动是免不了的。
因为上面还有很多阻力，所以就先只是自己搞了一摊人，主要是两个研究
所（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搞些子理论探讨。偶而放
了个河殇出来让全国人都很迷惑，但不是常态，还是在上层务虚的多。应
该说，这时他的安排还是很谨慎的，很多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计划都是相
当长期的，并非急功近利想要立刻搞定反对派就此大选，有相当务实的长
远计划。
但是他的运气不太好，社会上不知怎么的，出乎他的预料就闹起来了。这
一闹，就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害了。他本人肯定是不狂热的，对于实际的
政治冲突考虑得相当深。但是他依靠的那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无疑是狂热
的，他或者再加上其它几个冷静的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还有香港台湾美国
的那些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就此把运动越整越火，彻底暴露了某些知识分
子阶层推翻政权的意图。
赵紫阳几经挣扎无法控制局势（不是他想闹大夺权，他应该清楚知道他权
争是不可能赢的，而是他下面那些人没法停下来了，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就
是太幼稚）。所以到最后，他只好认输了事，就跑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
，无所谓了”，含义相当丰富。由于他在思想上真的跑到了共产党的对立
面，所以也不肯妥协如胡耀邦那样任个次要职务，而是干脆光棍到底，保
持自我思想的一致性。
这一下两个看不惯的人都自我爆炸了，以陈云为核心的左派顺理成章的接
管政权安排。由李先念提议，把江泽民调进京当头。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
跌碎眼镜，包括老江自己，确实都想不到。这只能说明历史中有相当多偶
然因素。接下来的经济政策，自然就是陈云建议的“鸟笼经济”。如果对
1990年左右的经济政策有印象，想必还记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个
字。这其实就是要搞“鸟笼经济”，这和大跃进后陈云提的那些“调整巩
固”如出一辙，完全是陈云的路数。
那时可以说是左派全面接管政权。老江那时面目模糊得很，如果有的话，
完全是个左派形象。这不是老江真的信鸟笼经济，而是他认为左派占优。
宣传的都是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起调节作为为辅的八股。
鸟笼经济本身到底好不好？由于只是实践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到老邓南巡
就被官办经济代替了，没法实践检验了，因此只能作些理论分析。鸟笼经
济从表面上看官办经济只是个程度差别，官办经济中也是有大量的计划经
济成分，“发改委”这个计划经济味道浓厚的部门可以说是权势涛天。如
果我们把“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当作成分多少，那么鸟
笼经济与官办经济不过是成分构成的细微差别。但是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
在操作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上也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选择鸟笼经济，
就选择了去完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是为了完善计划。而选择官
办经济，就是去完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会慢慢当堡垒一样慢慢攻破，是
属于被破坏对象。从操作上来说，搞官办经济就没有可能计划与市场同时
发展，肯定是市场革了计划的命。而搞鸟笼经济，肯定就是计划越搞越细
越搞越大，市场也变成计划的一部分。
鸟笼经济，形式上不同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操作上肯定也会灵活得多。
陈云并非僵化之人，对于搞民生是相当支持的。但我认为陈云没有认识到
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对于计划还是迷信，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必胜计划
的根本道理。市场需求推动的巨大力量，陈云没有充分见识过，我们后面
会论述。等到官办经济发威几年，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不可
阻挡。
但这一切，还要等邓小平发动南巡对左派进行绝地反击才能实现，真正精
彩的还在后面。
80年代前期，短短数年内，苏联三任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契尔年科、安得罗波夫
相继去世。接着上台的是“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到是身体不错，到现在二十多
年了也不太显老。这哥们那时才50出头，比现在的胡锦涛还要年轻好几岁，风头之健
更是一时无两，1990年还捞了个诺贝尔和平奖。
本来在西方媒体上，社会主义国家这边的风头是邓小平占着的，1978和1985年两年都
是时代周刊年度人物，一个副总理访美比最高领导人规格不差。那段时间，老邓的面
目很是奇怪，和美国人打得火热，各种合作项目很多。国内宣传面各种思想解放运动
搞得很火。
后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一出来，才知道什么叫“思想开放”，全球都震惊了。中
国虽然改革搞得早，但相比之下思想就太落后了，保守势力太强了。这时候，社会主
义阵营终于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层面都是急剧变化。
这就是老邓后来说的“大气候”，当真是很有水平的观察。他说大气候的时候，苏东
巨变还没有发生，所以说有水平。一场大气候下来，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陆续经历巨大
震荡，“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极大挫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军事上没有失败，却在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攻势之下全线溃败。各国共产党几乎全部
丢失国家政权，剩中朝越古这四个难兄难弟。极端的如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甚至被
拉出去毙了。
国际上是大气候，国内也免不了，就是“小气候”。结果很奇妙，中国思想界开始了
真正的自我思考，形成了有底气的独特一套。后来的发展证明，还是中国这一套更有
新意，是真正的“新思维”。
为什么最先搞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气候”中反而成了最“保守”的？这就可以看出中
苏改革的根本不同了。如前所述，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探索”，是大规模的实验，并
没有预先接受什么。连领导人在内，都是奇谈怪行层出不穷，象胡耀邦搞什么吃西餐
，又拉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开大会情绪一激动就领头高呼口号。全国那时有一种啥也
不懂，东看看西瞧瞧，什么都觉得新鲜的气氛。社会上的思潮那就没法说了，水平低
到惨不忍睹的东西堂而皇之在中央电视台瞎播。一句话，就是不成熟，连“精英”在
内，思想上都跟小孩子一样。还有保守派看不惯新事物，开大会骂娘的不少。整个感
觉就是挺乱的。
但是乱归乱，其实就是那么些上层人物思想在乱。老邓做实验不是完全瞎来，不会把
实验室都拆了。知道水平低，就很小心，经济实验就放几个特区，思想实验就让赵紫
阳搞几个研究所。和美国那些合作，与其说是觉得美国思想先进，还不如说是多年来
一直反苏的邓小平的抗苏行为。一般媒体宣传里还是四项基本原则等老八股，偶尔来
个新思维。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新思维”教育。因为教育不发达，知
识分子没多少人，工人农民不懂什么大道理，说民主自由好黄土文明不行，他们听不
懂。
苏联东欧那可不一样了，他们是认真地在“思想”，不象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人物这么
可笑。中国知识分子吃好喝好点先富一下就被收买了，也不启蒙了。但苏联知识分子
是真的从内心鄙视物质的那一套，文化传统就是如此，写的小说都是厚砖头般的十分
沉重，所以他们真搞起来就很可怕了。他们教育程度高，生活也好很多，吃饱了没事
就思考大问题，咖啡馆里拉完了小提琴就弄个沙龙。全社会都有一定思索能力，民主
自由的道理不仅听得懂，还能自己琢磨出不少东西。社会主义多少年看下来，好处都
习惯了，对其弊端认识得特别深，批得特别准。公平地说，西方阵营和平演变火力没
放过中国，但重点还是对着东欧苏联的，投入要多得多。中国这边弄个美国之音火了
一阵子，但其实没啥特别成系统的和演计划，不是重点。
所以当“大气候”真正成了气候的时候，中国这里只是个“小气候”。知识分子自命
不凡，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自觉得了风气之先思想启蒙了，就想当救国救民急先锋跳了
出来。86年闹了一次，大学生上街了，往身后一看，没人了。所以说知识分子最狂热
，特别是这种懂一点懂得不太多的，真是次次如此。真闹大，还得等社会上烦涨价烦
官倒要反腐败，才拉上几百万人全国一通游行。
这时中国的乱子表面上是最大的，洋人眼都直了，摄像机直播子弹乱飞打死人，中国
第一次全面占领全球主要媒体。但这次乱其实是个无根之乱，都不知道要乱啥子。学
生们不知要干啥，只知道挺high的，上天安门住着还能参与历史。一会要改革反腐败
与政府谈判，一会儿又游行支持共产党，连玩策略都很幼稚。老百姓也不知要干啥，
就是觉得大学生爱国不容易，另外反对当官的。也是那时中国学生少，精贵得很，全
社会当宝一样捧着，所以就任他们闹了好几个月。到后来，就等于成了这样的局面，
学生也提不出什么要求，就是要在天安门住着玩，还一定要政府派大官来赔着玩。所
以，这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动乱，根本上大多数人是玩心很重的，热心参与者被知识分
子的狂热性支配，内心里不把这当个多严肃的事。所以，把国家首都中心占了那么长
时间居然理直气壮越玩越high。后来，政府不让玩了，果然就没有学生玩了，可见当
初学生们是真的在玩，不是在认真救国救民。相对的，旧社会的学生运动要真诚的多
，国家真的是惨得很，内心的悲剧情绪是真的。假设以后日本又和中国打仗，中国政
府又不抵抗了，我相信学生们就算明知有镇压也是会去游行的。但1989年显然不是这
样的，有点子象文革刚闹的时候群众挺高兴的，并不是真的认为国家危急。
工人农民既然不懂民主自由的道理，又不是没饭吃，也就没有闹的动力。所以整个国
家的乱也有限度，远比不上文革那种全社会停止运行搞批斗武斗。
但是苏联东欧是真的人心都乱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人民
是真的想搞自由民主搞资本主义了。如果从最广泛的角度来说，也许没到绝对多数，
因为也有很多下层工农。但肯定比中国知识分子那几条破枪要多得多。知识分子多到
这种程度，就可以代表人民了，至少可以支配影响人民的政策。如果说邓小平派军队
平暴，搞掉的是一小挫人，那么苏联819政变抓戈尔巴乔夫的那些人，真的是一小挫。
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认为，苏东巨变是必然的，从思想层面上没有其它结局。和平演变
的确是胜利了，早在各国共产党纷纷丧失政权之前，就已经在思想上胜利了，最后的
政变不过是履行确认手续而已。
但是在中国，和平演变从来就没有胜利过。在朝鲜越南肯定也没有。我可以肯定地预
期，以后也不会。你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国人教育程度低，或者说是因为中国人底蕴好
，或者说老毛有宝贵思想遗产，或者说老邓高瞻远瞩。这也有得吵的。但是中国注定
无疑跳开了和平演变设好的局，走向了独树一帜的官办经济。
下面会具体讲官办经济的发展运行细节。
十五）从“鸟笼经济”到“官办经济”
动乱压下去了，自由派抓的抓逃的逃，政府收拾了局面，回头还是要过日
子。接下来怎么搞，似乎是不用争了，老邓发现自己几乎靠边站了。这就
要分析一下8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局面。
70年代末以来，公平的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冲突是比较缓和的，而
且越来越有规矩。就近十几年来的表现，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持续稳定
的政权了，可以说是进步非常大。这并不表明内部就没有矛盾冲突，而是
冲突以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了。
华国锋汪东兴两个中央副主席级别的人离开权力中心，代表着毛泽东路线
上的政治人物彻底走进历史舞台。我这里指的是狭意的政治传承，文革时
代毛泽东推行政令依靠的高层人物基本全部被清理出局。广义的毛泽东路
线内涵非常丰富，会长久存在。华汪离职的待遇相当不错，华国锋年年仍
是中委，这是进步的开始。一方面华本人没有搞林彪式的鱼死网破，邓小
平斗争胜利了也不为己甚。老毛搞斗争的同时，将对手置于死地（至少他
不care群众把刘彭整死），相比之下，是比较狠一点。后面的高层变动，
失败者都依华国锋的例子，避免了历史上众多帝王将相血雨腥风权力争夺
却让老百姓付出极大代价的惨剧一再发生。所以说意义不小，华国锋也被
评为“忠厚”，并非反派人物。
下面的时代从实质政治权力来说，用“八老治国”来概括比较合适。八老
指的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彭真、王震、薄一波和宋任穷。
他们的地位之高，是后辈的最高领导人都比不了的。这没什么道理好讲，
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非常讲究老资格，有深厚的历史原因。这里要说明一
下，叶剑英是完全有资格把里面的人顶掉或者变成“九老”的，但他去世
的较早。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一条路，一方面对中央的
事务不太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向中央替老家广东要来了独立发展的实质权
力。长久以来，广东的经济事务由叶剑英家族幕后操盘，中央并不干涉。
由于行事低调，也未引起太大反弹。最后，广东经济发展最为持续稳定，
成为全国最富的一个地区。所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时常常要把广东单
独处理，因为实际上是独立发展的。例如，近几年忽然争议很大的国企领
导MBO持股，广东不少企业老早就搞完了，那时却没什么人注意。邓选上
记载，深圳特区向邓小平提出要发行自己的货币，被他以“顾全局”为理
由拒绝。这也是其来有自，不然难以想象深圳敢搞得这么过火。
这八老里面，老邓不客气，自封“核心”，别人也认了。但其实也就是老
邓对搞改革比较迫切，对开放比较热心，是改革开放真正的推动力量。别
的几个从经济政策上讲，都是以陈云为核心，传统上可以称之为“左派”
（当然和现在的左派指的意思完全不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断乎不同于
毛泽东那种天马行空，搞经济工作相当实际，经验也很丰富，的确是经济
工作一把好手，这是党内公认的。
就如我前面描述的，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其实很不成熟，到底要怎么搞经济
他自己确实是不清楚。当然他办事能力非常好，他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效
率相当高，具体抓经济也是一把好手，其能力老毛都很欣赏，这也是党内
公认的。陈云和邓小平不同之处在于，他在政治上不如邓小平有手段，也
没有这方面的心思，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有自己明确的一套。所以，他
一直以“党内第一经济专家”的面目出现，却没有统领全局能力与想法，
不能算是政治家。
陈云的经济思想，可以用“鸟笼经济”来概括。这个词表面不太好听，但
其实并非那么不好。他的意思是，中国经济要有计划地发展，需要很好地
规划，但也注意到市场是很有用的，计划有时不如市场合适。所以，在计
划不太合适的领域，就让市场发挥作用。就象一个鸟笼一样，计划定好框
子，在框子内部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既防住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坏处，
又能治市场经济过于放任的毛病。这个思想应该说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
他能观察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缺点，也有很多具体的经验证明，很
不容易。在老毛时代，陈云想在鸟笼内搞点市场，就是“包产到户”，结
果老毛要搞大集体，陈云很可惜地长期靠边站了。老毛在经济体制上搞成
了铁盒子一样超级僵化，陈云是很不满意的，当然他政治上相当有原则，
还是把老毛当导师。
改革开放以后，对于农村承包责任制等下层自发改革，陈云一派也是乐观
其成的，阻力来自华国锋等人。这个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就称为改革的“
黄金时期”，因为各方面争议不多，全国都受益，改革要能这样干下去就
太好了。问题是以后的改革深化阶段，陈云这派和邓小平的两杆枪胡耀邦
赵紫阳冲突很大。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他不同意按陈云的意见搞“鸟笼经济”，他思想更开
放一些，愿意去试一些更新的东西。政治手段上，就搞个中顾委，挡路的
都拉到中顾委来当常委，真正的中央政治局就安排下自己的人来搞思想解
放与经济实验。从人事上来讲，胡耀邦与赵紫阳都只算是老邓这边的，八
老里其它人很看不惯。
胡赵二人，虽然各有各的毛病，老邓看中的是他们比较进取。但最终还是
毛病太大，相继下台。胡耀邦人比较直，内心确实很正直，也很坚定。把
他拉出来搞拨乱反正，反两个凡是，平反冤案，确实很合适，他也做得不
错。所以当了总书记，也还算是顺理成章。但实际上他抓全局的能力缺陷
很大，并没有成熟的治国思想，乱放炮，也不知权变。表面上他有很多思
想开放的言行，后来基本成了笑话，什么吃西餐之类的。他搞民族政策，
更是胡来，直接导致后来西藏新疆出事。最为致命的是，他得罪了太多同
僚。太不讲情面，抓了不少老干部犯事的子女，枪毙的都有几个。这种做
法让许多人下决心把他搞掉。如果要搞他，他把柄实在不少，老邓也不满
意他，所以借着学生闹事等由头，最终下台。不过这时权力斗争确实比从
前缓和，因此看老邓的面子，仍然当政治局委员。
赵紫阳从能力上来说，比胡耀邦要强很多，言谈风度确实不差。要论起邓
小平前期搞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主要还是赵紫阳具体抓的。赵紫阳也有
相当深的心机与谋略，并非胡耀邦那么一根筋把老干部都得罪光了。从能
力与资历上看，赵紫阳确实最有希望成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已经当了军委
副主席。问题是，赵紫阳的思想相当接近戈尔巴乔夫，也就是上面还有很
多人镇着，不然早全面推行自由化了。他内心里确实相信民主自由这一套
，并且他有一套长久的稳步推进的计划。说得不好听一些，象李登辉那样
在国民党内隐忍多年，老赵也是干得出来的。等他混到真正的最高领导人
，那苏联式的“新思维”运动是免不了的。
因为上面还有很多阻力，所以就先只是自己搞了一摊人，主要是两个研究
所（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搞些子理论探讨。偶而放
了个河殇出来让全国人都很迷惑，但不是常态，还是在上层务虚的多。应
该说，这时他的安排还是很谨慎的，很多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计划都是相
当长期的，并非急功近利想要立刻搞定反对派就此大选，有相当务实的长
远计划。
但是他的运气不太好，社会上不知怎么的，出乎他的预料就闹起来了。这
一闹，就被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害了。他本人肯定是不狂热的，对于实际的
政治冲突考虑得相当深。但是他依靠的那些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无疑是狂热
的，他或者再加上其它几个冷静的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还有香港台湾美国
的那些境外势力推波助澜，就此把运动越整越火，彻底暴露了某些知识分
子阶层推翻政权的意图。
赵紫阳几经挣扎无法控制局势（不是他想闹大夺权，他应该清楚知道他权
争是不可能赢的，而是他下面那些人没法停下来了，知识分子的的确确就
是太幼稚）。所以到最后，他只好认输了事，就跑到广场上说“我们老了
，无所谓了”，含义相当丰富。由于他在思想上真的跑到了共产党的对立
面，所以也不肯妥协如胡耀邦那样任个次要职务，而是干脆光棍到底，保
持自我思想的一致性。
这一下两个看不惯的人都自我爆炸了，以陈云为核心的左派顺理成章的接
管政权安排。由李先念提议，把江泽民调进京当头。这一次绝大多数人都
跌碎眼镜，包括老江自己，确实都想不到。这只能说明历史中有相当多偶
然因素。接下来的经济政策，自然就是陈云建议的“鸟笼经济”。如果对
1990年左右的经济政策有印象，想必还记得“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个
字。这其实就是要搞“鸟笼经济”，这和大跃进后陈云提的那些“调整巩
固”如出一辙，完全是陈云的路数。
那时可以说是左派全面接管政权。老江那时面目模糊得很，如果有的话，
完全是个左派形象。这不是老江真的信鸟笼经济，而是他认为左派占优。
宣传的都是些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起调节作为为辅的八股。
鸟笼经济本身到底好不好？由于只是实践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到老邓南巡
就被官办经济代替了，没法实践检验了，因此只能作些理论分析。鸟笼经
济从表面上看官办经济只是个程度差别，官办经济中也是有大量的计划经
济成分，“发改委”这个计划经济味道浓厚的部门可以说是权势涛天。如
果我们把“计划经济为主”还是“市场经济为主”当作成分多少，那么鸟
笼经济与官办经济不过是成分构成的细微差别。但是鸟笼经济与官办经济
在操作上完全不同的，思想上也是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选择鸟笼经济，
就选择了去完善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成分是为了完善计划。而选择官
办经济，就是去完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会慢慢当堡垒一样慢慢攻破，是
属于被破坏对象。从操作上来说，搞官办经济就没有可能计划与市场同时
发展，肯定是市场革了计划的命。而搞鸟笼经济，肯定就是计划越搞越细
越搞越大，市场也变成计划的一部分。
鸟笼经济，形式上不同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操作上肯定也会灵活得多。
陈云并非僵化之人，对于搞民生是相当支持的。但我认为陈云没有认识到
计划经济的本质弱点，对于计划还是迷信，没有充分认识到市场必胜计划
的根本道理。市场需求推动的巨大力量，陈云没有充分见识过，我们后面
会论述。等到官办经济发威几年，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市场力量的不可
阻挡。
但这一切，还要等邓小平发动南巡对左派进行绝地反击才能实现，真正精
彩的还在后面。
（十六）邓小平的绝地反击
1989年以后，邓小平坚决地从所有职务上退了下来。这时他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是培养接班队伍，二是推进改革开放。从培养接班队伍的角度上来说，他退下来的确有好处。因此，运气很好的江泽民一举当上了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由于江泽民不是邓小平选上来的（按照传言，邓想让李瑞环上来），而是"八老"中其它人商量出来的，邓小平能迅速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确实是真心为共产党执政团队考虑。
江泽民天上掉陷饼（其实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职务历史上出事非常多，搞不好就是陷阱）一样拱到中央，再配几个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跟个草台班子式的就开搞。怎么搞几乎没得选，看人就知道了。89年六月中电视里宣布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全国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奇怪。这说明共产党当时实在是没人了，老一辈人还在，但都得退了，稍小一点的都没什么突出的人。而且更要命的是，老一辈基本没几年好活了，80多快90的一堆，还就得把重任真正交给这些不怎么突出的人做。以前的思维活跃开放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动乱后职位或扒或降，有经验而比较保守的姚依林李鹏等人接管了日常事务。
应该说保守派并非如一些小故事编排的那样不堪。中国共产党选高级干部相当看重党内风评，断不是越无耻越阴谋混得越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党内共识。例如高级干部子女问题，这是有成规的，到了一定级别的老干部或国家领导人可安排一两个子女到副部级，子女经商应当提供便利都属心照不宣的约定。从毛泽东以下都如此，27岁的李讷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26岁的林立果空降空军作战部，毛远新更是当到了沈阳军区政委，都是其来有自。文革时年青人上得这么猛，相比之下后来要收敛一些了。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如此行事，小蒋直接接班。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过分理想化看待。理想化倾向一种是对此受不了，要民主自由搞大选，凭什么让你们那么容易升官发财。另一种理想化倾向也是愤怒，因此对主席整老干部特别支持，并对文革等政治事件作出主席发动群众斗官僚式的解释，对李讷毛远新的例子或根本不知或作例外看待。人世间很多事都没有公平可言，却又急切间无法改变。这一点上，只有周恩来确实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这也不是说，共产党就成了小团体，只安排自己子女接班。党内还是有些起良性作用的风评，捞得太多了越界了众人也看不惯。老干部们肯定不是新闻或者悼词里说的那么完美，为子女捞些肥厚利益在所难免，但也不是可恶到开大会专门给自己后代分赃。所以高到一定层次的职位，烈士后代就有优势，李鹏江泽民都是如此。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高官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薄熙来有可能破此例）。
邓小平其实早就对长远的干部年龄与知识水平问题有所考虑，80年代开始选了一大批学历与实际经验稍好些的年青人到了一些中级职位，王兆国这样较突出的更是直接提入高层。但人事主要还是按胡耀邦或赵紫阳接班这样来安排的。这两人短时间内忽然不行了，就此造成中央在高级别人事问题上没有准备，人事安排得重头来过。中央政府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人事平衡被打破，改革派失败让出许多要职，保守派自然占据了这些职位。
这就是江泽民初到中央时的人事背景。不管他是不是赞成鸟笼经济，他没有选择只能按保守派那一套搞，说话行事也按着保守派的样子，反自由化和平演变不离口，经济就是陈云那些熟套词汇，根本不敢鼓吹市场主导。这时社会舆论与经济发展都比较压抑，1989与1990这两年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社会上颇有一种改革开放不行了要回头搞计划经济的气氛。
这段时期国际上连出几件大事让老邓心急如焚。89年两德统一，年底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决，90至91年海湾战争美帝军事革命效力初显，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阵营本来经济上就是绝对优势，这下和平演变与军事打击双拳出击威力已显，搞完了东欧下面要搞谁地球人都知道。西方这时对于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最后的共产大国还能挺几年，真不是开玩笑的。中国这边应对的方法就是“反和平演变”，大学生入校先拉去军训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以老邓的智能，他知道这个是靠不住的。当初深圳农民纷纷逃港，邓小平没有蒙上眼睛说是农民思想问题，他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香港农民收入要高100倍。如果不拿出些实质办法来，光靠反和平演变思想教育，必然就是朝鲜似的深沟高垒防外逃加僵化八股思想教育，搞不好真的可能反生东欧式政权突变。不客气地说，搞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先被和演过去的。
鸟笼经济加反和平演变，根本上是一个防守性的政策组合。如果苏联还在，到可以慢慢玩，一时危机不大。但是中国已成和演最大目标，在西方阵营那种绝对优势的打击下，真的不好玩。如果靠反和平演变，就不得不扎紧篱笆，搞不好就成了闭关锁国。西方阵营其实根本不在乎你反和平演变，共产党阵营的宣传能力退化得厉害，完全是挨打之势。你越是封闭，它越来劲，天天美国之音围着你一天24小时放，你干扰，它就搞别的法子，防不胜防。老邓水平不会这么差，他要绝地反击！
老邓的核心思想，一个是要开放，绝不能搞封闭被动挨打，自己人越封闭越没本事没见识越容易上当受骗。一个是要搞经济，经济是自几发展与对外斗争的根本，而且形势紧迫慢了还不行。反和平演变搞搞就行了，从根本上是靠不住的。自己培养的胡赵不行了，只好顺着余老之意，让江泽民搞，连军委主席都让出去了。结果看老江那样子越来越不成器，把个没前途的反和平演变放在嘴边，经济上就毫无主见地搞鸟笼经济，不紧不慢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增长毫无起色，老邓非常失望。往身边在北京的官员一看，不能说是坏人，但基本全是保守派守成之辈。自己没职务了，不好直接说事了，通过人放些搞市场开拓进取的话，在北京居然发不出去，只好在上海讲话，由周瑞金（就是皇甫平）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了四篇扭转风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他的高层人事安排失败了，搞的自己居然都要靠边站了。在国内，他也要绝地反击！
以上就是老邓92年初南巡时国际国内的背景。南巡这个事件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快90的老人，没职务了，全国走了一通，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从而也影响了整个世界。从结果来看，邓小平这次绝地反击在国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在胜利前进当中，而且一定会最终胜利。
南巡的过程并不出奇，资料非常多，没必要详述。南巡到底是要干啥？官方的文章基本全是八股套话，我将其本意讲一下。老邓发起的整个事件是以南巡为标志，但其实是一系列动作，前后的人事安排至为关键，相当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最后一锤定音式的长远规划与最后交待。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上，老邓希望中国脱离政治的影响，社会主义好还是民主自由好，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放在一边，总之是不搞政治了。在经济上，采取彻底的现实主义，要有紧迫感，发展至上，什幺理论都靠边站，发展是硬道理，实践了再说，实践不能等理论。国际上就扩大开放，主动出击，不能自我封闭被动等死，与其让你来和平演变我，不如我自己杀出去看世界怎幺回事。
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他确实是没有理论，无论是面对自由派自由民主的大道理还是保守派姓资姓社的责问，他都没有兴趣去玩这种文字游戏。文字与口头上争得再好，到底得实践干出来才算数。他的道理是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发展，为了发展，什幺都不要管了，开放也好，引外资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要顾忌了。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属于桎棝最少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苏联东欧的思想解放，仍然是从一种理论走向另外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干不下去了就去找民主自由理论。在老邓这里，干脆就没有了理论，只有发展这一个目标。
和平演变之类的其实是在搞理论，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骗人，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真理”，最希望的就是跟你辩论。但老邓来了个釜底抽薪，中国人都不搞理论了，你那理论再能吹，再怎幺正确，反正我都不理了，那么和平演变就失去了目标，成了自说自话，闹到后来美国之音成了中国人学英语的电台。这就是著名的“不争论”的本意。你搞民主自由的想争论是吧？送到美国去，那搞理论的人大把，你们到那扎堆去搞理论，满意了吧。你想争姓资姓社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是吧？到你们那几本破杂志上爱写啥写啥去，不要耽误我这里的经济建设。
这个“不争论”绝对是个大智能。这不是某些左派所说的是因为老邓争不过，所以不让“真理在手”的左派说话。老邓“不争论”的智能是高一个层次的。从最根本上来讲，既然实践检验真理，那争论能顶什幺事？再进一步地说，理论又顶什幺事。理论不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低于实践的。你实践都没有做，搞什幺理论争论。所以在中国那种情况下，就真的是不要理论了。形势紧迫，时间不等人，不抓住发展机遇什幺都完了，所以真的不能慢慢腾腾两派“争论”民主自由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左派保守派自由派长久以来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以空对空玩理论，实际上看不起实践，经不起检验。面对老邓“不争论”的“实践”攻势，被打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两派都搞成了笑话一样，因为哲学上确实是低一个层次。等有了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出去争论的时候，民主自由派可以说根本不是对手。这可以说是老邓对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贡献，很多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小平思想的精髓。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中国人落后一个层次，很多人还在琢磨民主自由到底好不好，好象民主自由道理是对的，民主自由却又并不带来富强，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国又那么可恶，想来想去想不通。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转来转去永远没出路的。只有拋掉理论，自己去实践，才有出路。
就如现在一些左派所设想的“理想道路”，据此痛批改革开放，争什幺正确什幺错误，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这在境界上落了下层。按照“不争论”思想的精髓，说理想道路正确，现实道路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到底现实道路错了多少，理想道路会有多么好都是以空对空没有实践为根基的虚假问题。有意义的是现实主义的实践探讨。只有能做的，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理论上”中国人应该全部团结一致，公而忘私，狠抓技朮，让坏人滚蛋，让好人上台，碰到困难就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解决，只要发挥人的本事总有办法解雇的，这样一定会好得不能再好地就发达了。我的回答是，“应该”如此，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中国应该做的事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只有你开始“实践”去解决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实际问题，你就知道理论是个多没意义的事。很多人还在幻想反了贪官让好人搞，这都是思想上理论太多的毛病。
“不争论”实际上不是不让说话，而是希望人不要用“理论争论”的方法来说话。如果左派保守派自由派对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那么这是很好的，这就不是“争论”了，而是“建议”了，中国政府真的是相当欢迎这类“建议”。但很多人实际上是这里那里的一些严重问题一通骂，然后忽然就跳到一个没有实践可能的结论上，例如要求回归“毛泽东路线”，或者要搞“民主自由”。如果要说起“毛泽东路线”实践上到底怎幺搞，“民主自由”到底要怎幺搞，马上就知道这些理论是有多幺荒唐了。
从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左派保守派面对老邓的攻势是挡不住的。老邓也可以黑着脸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上层虽然保守派多些，但中下层干部与老百姓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顶得过任何左派引经据典的大套理论。老邓能够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做成了，不是因为他权谋好，实在是因为他就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老邓用“不争论”这样绝大的智能发动南巡，让中国人思想上了一个层次，从此开始搞起了没有理论胡搞胡有理的官办经济。
(十七) 政府成了“经济人”
邓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彻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着。一个是把朱镕基调到中央任副总理，但同时让当总理的李鹏"因病长期休养"，实际上是老朱管经济事务，一管就是约十年。二是让中组部选一个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出来，就选出胡锦涛来了，老邓把他连提数级，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准备十年后接江泽民的班。三是让李鹏等人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把明里暗里不服气的杨尚昆杨白冰等人剥夺实权，最后发明"核心论"，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当三代核心。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西方媒体与民运长久以来热切盼望中国"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冲突，一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就是两派斗争的模式。结果说到后来小胡都顺利接班了，才发现这套模式分析离谱透顶，都让老邓耍了。这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本事，人家以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谁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几下就给摆平了，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稳定了，老江刚上来时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战斗力。理论上就是"不争论"，上了一个层次，中国从此真正摆脱了政治与理论的干扰，一心一意搞开了最纯粹的经济。经济有自身的规律，给出了初始条件，没有了政治冲击，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坏，一切都显得那样"合理"。
中国的初始条件照我们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简单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国南巡后，等于是告诉各地政府，干经济吧，没约束了，爱怎幺搞怎幺搞，奔着发财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这个大魔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发展经济，什幺招都使出来了。这就是官办经济，是政府级别的自由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怪物。对人民来说，能够从事的经济事务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远远称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种表象上的自由，实质上是政府搞经济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级别，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级政府划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令人震惊的经济成绩，还是令人发指的社会乱象，都很容易解释，相当有意思。
经济学理论里面有名的"经济人"假设，用到普通中国人身上意义不大。因为人实际上选择受限，你可以分析出农民务农挣不到钱会去城里打工，打工受累受穷农村政策好转他又回乡种地，再怎幺"经济人"理性选择，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头上，就非常合适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人"假设（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没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南巡前，可能就广东政府一个"经济人"，用各种法子捞钱，先富发了。别的省，无论政府想不想发财，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还是被上面的计划"婆婆"管得没脾气。这下老邓给尚方宝剑了，恢复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经济人"的"理性"来搞经济了。
各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人"之前，上面还有一个最 NB的"经济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当然会把钱往中央搂。这就要去同中央"讲数"，结果就是"分税制"。以前反正都计划着来，分不分的区别不大。但现在都要做"经济人"了，那么还是把事情讲清楚才好理性选择，不然地方上怕幸幸苦苦挣来的钱让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钱被地方瞎糟蹋了。从经济学里的"产权"理论看，讲清楚利益划分最关键，谁多谁少不是最重要的。广东年年交得最多，照样发展得不错。
分税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讨价还价完了，各省市就甩开膀子开始大搞了。怎幺搞相当简单，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挣到钱就去做。
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优势"。要注意，这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经济学指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都靠边站，没人对理论感兴趣，挣到钱是真的。经济学用到中国，主要是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是些现实主义的歪着，没有一个是用理论来解决的。某省高官对张五常说，利益集团互相纠缠象老鼠尾巴，怎么也拆不开，改革不好搞啊。张五常说，简单，你把这些尾巴一齐剪掉不就行了？这就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东西后来没啥人听了。
这个"比较优势"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解释，很适合解释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经济学，不懂什幺叫"比较优势"，就知道这么这么做可以挣到钱，这就暗合了"比较优势"理论。有些不满意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人说不该按"比较优势"搞，应该去搞高科技。这其实也是在"比较优势"解释框架内的。搞高科技能挣到钱，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例如日本韩国搞高科技比泰国马来西亚厉害，所以它们投入巨资到高科技里面去挣了很多钱。中国搞高科技有点本事，还不如前苏联了，但是"搞高科技挣钱"和前苏联一样，都不行，因为没想到用高科技去挣钱，而主要是想着去打仗。这种能力得慢慢发展，等到挣钱与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时中国也会把"搞高科技挣钱"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为此中国已经投了很多钱，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历史上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暂时不能靠这个挣钱解决大问题。
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
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招商引资"，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笑话"：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
1989年以后，邓小平坚决地从所有职务上退了下来。这时他关注的事情主要是两个，一是培养接班队伍，二是推进改革开放。从培养接班队伍的角度上来说，他退下来的确有好处。因此，运气很好的江泽民一举当上了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由于江泽民不是邓小平选上来的（按照传言，邓想让李瑞环上来），而是"八老"中其它人商量出来的，邓小平能迅速把军委主席让出来确实是真心为共产党执政团队考虑。
江泽民天上掉陷饼（其实共产党总书记这个职务历史上出事非常多，搞不好就是陷阱）一样拱到中央，再配几个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跟个草台班子式的就开搞。怎么搞几乎没得选，看人就知道了。89年六月中电视里宣布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时，全国绝大多数人都非常奇怪。这说明共产党当时实在是没人了，老一辈人还在，但都得退了，稍小一点的都没什么突出的人。而且更要命的是，老一辈基本没几年好活了，80多快90的一堆，还就得把重任真正交给这些不怎么突出的人做。以前的思维活跃开放的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等人在动乱后职位或扒或降，有经验而比较保守的姚依林李鹏等人接管了日常事务。
应该说保守派并非如一些小故事编排的那样不堪。中国共产党选高级干部相当看重党内风评，断不是越无耻越阴谋混得越好，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党内共识。例如高级干部子女问题，这是有成规的，到了一定级别的老干部或国家领导人可安排一两个子女到副部级，子女经商应当提供便利都属心照不宣的约定。从毛泽东以下都如此，27岁的李讷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26岁的林立果空降空军作战部，毛远新更是当到了沈阳军区政委，都是其来有自。文革时年青人上得这么猛，相比之下后来要收敛一些了。国民党在台湾也是如此行事，小蒋直接接班。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属于人之常情，不能过分理想化看待。理想化倾向一种是对此受不了，要民主自由搞大选，凭什么让你们那么容易升官发财。另一种理想化倾向也是愤怒，因此对主席整老干部特别支持，并对文革等政治事件作出主席发动群众斗官僚式的解释，对李讷毛远新的例子或根本不知或作例外看待。人世间很多事都没有公平可言，却又急切间无法改变。这一点上，只有周恩来确实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这也不是说，共产党就成了小团体，只安排自己子女接班。党内还是有些起良性作用的风评，捞得太多了越界了众人也看不惯。老干部们肯定不是新闻或者悼词里说的那么完美，为子女捞些肥厚利益在所难免，但也不是可恶到开大会专门给自己后代分赃。所以高到一定层次的职位，烈士后代就有优势，李鹏江泽民都是如此。在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高官子女几乎没有机会（薄熙来有可能破此例）。
邓小平其实早就对长远的干部年龄与知识水平问题有所考虑，80年代开始选了一大批学历与实际经验稍好些的年青人到了一些中级职位，王兆国这样较突出的更是直接提入高层。但人事主要还是按胡耀邦或赵紫阳接班这样来安排的。这两人短时间内忽然不行了，就此造成中央在高级别人事问题上没有准备，人事安排得重头来过。中央政府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人事平衡被打破，改革派失败让出许多要职，保守派自然占据了这些职位。
这就是江泽民初到中央时的人事背景。不管他是不是赞成鸟笼经济，他没有选择只能按保守派那一套搞，说话行事也按着保守派的样子，反自由化和平演变不离口，经济就是陈云那些熟套词汇，根本不敢鼓吹市场主导。这时社会舆论与经济发展都比较压抑，1989与1990这两年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社会上颇有一种改革开放不行了要回头搞计划经济的气氛。
这段时期国际上连出几件大事让老邓心急如焚。89年两德统一，年底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夫妇被枪决，90至91年海湾战争美帝军事革命效力初显，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西方阵营本来经济上就是绝对优势，这下和平演变与军事打击双拳出击威力已显，搞完了东欧下面要搞谁地球人都知道。西方这时对于中国的兴趣主要在于这个最后的共产大国还能挺几年，真不是开玩笑的。中国这边应对的方法就是“反和平演变”，大学生入校先拉去军训政治学习思想教育。以老邓的智能，他知道这个是靠不住的。当初深圳农民纷纷逃港，邓小平没有蒙上眼睛说是农民思想问题，他心里非常清楚是因为香港农民收入要高100倍。如果不拿出些实质办法来，光靠反和平演变思想教育，必然就是朝鲜似的深沟高垒防外逃加僵化八股思想教育，搞不好真的可能反生东欧式政权突变。不客气地说，搞思想教育的那些人反而有可能是最先被和演过去的。
鸟笼经济加反和平演变，根本上是一个防守性的政策组合。如果苏联还在，到可以慢慢玩，一时危机不大。但是中国已成和演最大目标，在西方阵营那种绝对优势的打击下，真的不好玩。如果靠反和平演变，就不得不扎紧篱笆，搞不好就成了闭关锁国。西方阵营其实根本不在乎你反和平演变，共产党阵营的宣传能力退化得厉害，完全是挨打之势。你越是封闭，它越来劲，天天美国之音围着你一天24小时放，你干扰，它就搞别的法子，防不胜防。老邓水平不会这么差，他要绝地反击！
老邓的核心思想，一个是要开放，绝不能搞封闭被动挨打，自己人越封闭越没本事没见识越容易上当受骗。一个是要搞经济，经济是自几发展与对外斗争的根本，而且形势紧迫慢了还不行。反和平演变搞搞就行了，从根本上是靠不住的。自己培养的胡赵不行了，只好顺着余老之意，让江泽民搞，连军委主席都让出去了。结果看老江那样子越来越不成器，把个没前途的反和平演变放在嘴边，经济上就毫无主见地搞鸟笼经济，不紧不慢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增长毫无起色，老邓非常失望。往身边在北京的官员一看，不能说是坏人，但基本全是保守派守成之辈。自己没职务了，不好直接说事了，通过人放些搞市场开拓进取的话，在北京居然发不出去，只好在上海讲话，由周瑞金（就是皇甫平）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发了四篇扭转风向的文章。这也是因为他的高层人事安排失败了，搞的自己居然都要靠边站了。在国内，他也要绝地反击！
以上就是老邓92年初南巡时国际国内的背景。南巡这个事件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个快90的老人，没职务了，全国走了一通，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方向，从而也影响了整个世界。从结果来看，邓小平这次绝地反击在国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国际上，也在胜利前进当中，而且一定会最终胜利。
南巡的过程并不出奇，资料非常多，没必要详述。南巡到底是要干啥？官方的文章基本全是八股套话，我将其本意讲一下。老邓发起的整个事件是以南巡为标志，但其实是一系列动作，前后的人事安排至为关键，相当于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作出了最后一锤定音式的长远规划与最后交待。在思想与政治层面上，老邓希望中国脱离政治的影响，社会主义好还是民主自由好，无论持何种观点都放在一边，总之是不搞政治了。在经济上，采取彻底的现实主义，要有紧迫感，发展至上，什幺理论都靠边站，发展是硬道理，实践了再说，实践不能等理论。国际上就扩大开放，主动出击，不能自我封闭被动等死，与其让你来和平演变我，不如我自己杀出去看世界怎幺回事。
以上可以看出邓小平思想的精髓。他确实是没有理论，无论是面对自由派自由民主的大道理还是保守派姓资姓社的责问，他都没有兴趣去玩这种文字游戏。文字与口头上争得再好，到底得实践干出来才算数。他的道理是最简单直接的，就是要发展，为了发展，什幺都不要管了，开放也好，引外资也好，搞资本主义也好，都不要顾忌了。这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是属于桎棝最少的。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以及苏联东欧的思想解放，仍然是从一种理论走向另外一种理论，社会主义理论干不下去了就去找民主自由理论。在老邓这里，干脆就没有了理论，只有发展这一个目标。
和平演变之类的其实是在搞理论，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骗人，民主自由才是“普世真理”，最希望的就是跟你辩论。但老邓来了个釜底抽薪，中国人都不搞理论了，你那理论再能吹，再怎幺正确，反正我都不理了，那么和平演变就失去了目标，成了自说自话，闹到后来美国之音成了中国人学英语的电台。这就是著名的“不争论”的本意。你搞民主自由的想争论是吧？送到美国去，那搞理论的人大把，你们到那扎堆去搞理论，满意了吧。你想争姓资姓社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是吧？到你们那几本破杂志上爱写啥写啥去，不要耽误我这里的经济建设。
这个“不争论”绝对是个大智能。这不是某些左派所说的是因为老邓争不过，所以不让“真理在手”的左派说话。老邓“不争论”的智能是高一个层次的。从最根本上来讲，既然实践检验真理，那争论能顶什幺事？再进一步地说，理论又顶什幺事。理论不过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低于实践的。你实践都没有做，搞什幺理论争论。所以在中国那种情况下，就真的是不要理论了。形势紧迫，时间不等人，不抓住发展机遇什幺都完了，所以真的不能慢慢腾腾两派“争论”民主自由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市场经济好还是计划经济好。左派保守派自由派长久以来的那种话语体系，就是以空对空玩理论，实际上看不起实践，经不起检验。面对老邓“不争论”的“实践”攻势，被打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两派都搞成了笑话一样，因为哲学上确实是低一个层次。等有了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出去争论的时候，民主自由派可以说根本不是对手。这可以说是老邓对中国人民思想的一大贡献，很多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小平思想的精髓。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要比中国人落后一个层次，很多人还在琢磨民主自由到底好不好，好象民主自由道理是对的，民主自由却又并不带来富强，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国又那么可恶，想来想去想不通。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转来转去永远没出路的。只有拋掉理论，自己去实践，才有出路。
就如现在一些左派所设想的“理想道路”，据此痛批改革开放，争什幺正确什幺错误，这仍然是在搞理论。这在境界上落了下层。按照“不争论”思想的精髓，说理想道路正确，现实道路错误是没有意义的，到底现实道路错了多少，理想道路会有多么好都是以空对空没有实践为根基的虚假问题。有意义的是现实主义的实践探讨。只有能做的，才是有意义的。例如“理论上”中国人应该全部团结一致，公而忘私，狠抓技朮，让坏人滚蛋，让好人上台，碰到困难就找出“正确”的应对方法解决，只要发挥人的本事总有办法解雇的，这样一定会好得不能再好地就发达了。我的回答是，“应该”如此，但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中国应该做的事多了，不合理的事情多了。只有你开始“实践”去解决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实际问题，你就知道理论是个多没意义的事。很多人还在幻想反了贪官让好人搞，这都是思想上理论太多的毛病。
“不争论”实际上不是不让说话，而是希望人不要用“理论争论”的方法来说话。如果左派保守派自由派对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那么这是很好的，这就不是“争论”了，而是“建议”了，中国政府真的是相当欢迎这类“建议”。但很多人实际上是这里那里的一些严重问题一通骂，然后忽然就跳到一个没有实践可能的结论上，例如要求回归“毛泽东路线”，或者要搞“民主自由”。如果要说起“毛泽东路线”实践上到底怎幺搞，“民主自由”到底要怎幺搞，马上就知道这些理论是有多幺荒唐了。
从以上的分析就知道，左派保守派面对老邓的攻势是挡不住的。老邓也可以黑着脸说“谁不改革谁下台”。上层虽然保守派多些，但中下层干部与老百姓在邓小平这一边。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顶得过任何左派引经据典的大套理论。老邓能够以普通党员的身分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做成了，不是因为他权谋好，实在是因为他就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
老邓用“不争论”这样绝大的智能发动南巡，让中国人思想上了一个层次，从此开始搞起了没有理论胡搞胡有理的官办经济。
(十七) 政府成了“经济人”
邓小平搞完南巡，基本上歇了。在彻底歇之前，人事上搞了三大奇着。一个是把朱镕基调到中央任副总理，但同时让当总理的李鹏"因病长期休养"，实际上是老朱管经济事务，一管就是约十年。二是让中组部选一个有前途的年青干部出来，就选出胡锦涛来了，老邓把他连提数级，一步到位放到常委位置上，准备十年后接江泽民的班。三是让李鹏等人对江泽民"不要不服气"，把明里暗里不服气的杨尚昆杨白冰等人剥夺实权，最后发明"核心论"，自封二代核心，硬挺老江当三代核心。这几个都是绝招，解决了共产党最高层二十年内的稳定问题，将可能的高层政治冲突完全消于无形之中，端的了得。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人事安排接连让外界跌破眼镜无从猜想，但接下来的二十年成为共产党高层人事最稳定的时期，从现在来看已无任何悬念。西方媒体与民运长久以来热切盼望中国"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冲突，一分析中国高层政治就是两派斗争的模式。结果说到后来小胡都顺利接班了，才发现这套模式分析离谱透顶，都让老邓耍了。这就是邓小平"举重若轻"的本事，人家以为不得了的大事，他用谁也料想不到的法子几下就给摆平了，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让人不能不佩服。
政治上人事稳定了，老江刚上来时的草台班子整合出了战斗力。理论上就是"不争论"，上了一个层次，中国从此真正摆脱了政治与理论的干扰，一心一意搞开了最纯粹的经济。经济有自身的规律，给出了初始条件，没有了政治冲击，它就自己演化，不管是好是坏，一切都显得那样"合理"。
中国的初始条件照我们前面 SWOT分析里所述，简单的概括就是政府通管一切。中国南巡后，等于是告诉各地政府，干经济吧，没约束了，爱怎幺搞怎幺搞，奔着发财去搞吧。各地方政府，加上中央政府这个大魔头，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了发展经济，什幺招都使出来了。这就是官办经济，是政府级别的自由经济，发展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怪物。对人民来说，能够从事的经济事务虽然比过去多了，但远远称不上完全的自由，甚至只能是一种表象上的自由，实质上是政府搞经济的工具，地位微不足道。但是到地方政府级别，就非常自由了，和中央或者上一级政府划分好了利益，怎幺搞有很大的自由度。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无论是令人震惊的经济成绩，还是令人发指的社会乱象，都很容易解释，相当有意思。
经济学理论里面有名的"经济人"假设，用到普通中国人身上意义不大。因为人实际上选择受限，你可以分析出农民务农挣不到钱会去城里打工，打工受累受穷农村政策好转他又回乡种地，再怎幺"经济人"理性选择，无非就是这些东西，格局很小。但是用到南巡后中国各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头上，就非常合适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府经济人"假设（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知有没有经济学家已经提出来了）。南巡前，可能就广东政府一个"经济人"，用各种法子捞钱，先富发了。别的省，无论政府想不想发财，得看"上面"的意思行事，多半还是被上面的计划"婆婆"管得没脾气。这下老邓给尚方宝剑了，恢复了自由身，各地政府都可以按照"政府经济人"的"理性"来搞经济了。
各地方政府成为"经济人"之前，上面还有一个最 NB的"经济人" —中央政府。中央不是善男信女，按照"经济人"的理性，当然会把钱往中央搂。这就要去同中央"讲数"，结果就是"分税制"。以前反正都计划着来，分不分的区别不大。但现在都要做"经济人"了，那么还是把事情讲清楚才好理性选择，不然地方上怕幸幸苦苦挣来的钱让中央端去了，中央也怕投到地方的钱被地方瞎糟蹋了。从经济学里的"产权"理论看，讲清楚利益划分最关键，谁多谁少不是最重要的。广东年年交得最多，照样发展得不错。
分税制你三我七的和中央讨价还价完了，各省市就甩开膀子开始大搞了。怎幺搞相当简单，就是靠山吃山，干什幺能挣到钱就去做。
在经济学里，这叫做"比较优势"。要注意，这时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经济学指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理论指导都靠边站，没人对理论感兴趣，挣到钱是真的。经济学用到中国，主要是用于"解释"而不是"指导"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是些现实主义的歪着，没有一个是用理论来解决的。某省高官对张五常说，利益集团互相纠缠象老鼠尾巴，怎么也拆不开，改革不好搞啊。张五常说，简单，你把这些尾巴一齐剪掉不就行了？这就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只是嘴上爽一下，所以他的东西后来没啥人听了。
这个"比较优势"是一个不错的经济学解释，很适合解释各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根本不懂什幺经济学，不懂什幺叫"比较优势"，就知道这么这么做可以挣到钱，这就暗合了"比较优势"理论。有些不满意中国政府改革开放的人说不该按"比较优势"搞，应该去搞高科技。这其实也是在"比较优势"解释框架内的。搞高科技能挣到钱，就是一种"比较优势"，例如日本韩国搞高科技比泰国马来西亚厉害，所以它们投入巨资到高科技里面去挣了很多钱。中国搞高科技有点本事，还不如前苏联了，但是"搞高科技挣钱"和前苏联一样，都不行，因为没想到用高科技去挣钱，而主要是想着去打仗。这种能力得慢慢发展，等到挣钱与高科技都知道怎幺回事了，那时中国也会把"搞高科技挣钱"变成自己的"比较优势"，为此中国已经投了很多钱，也慢慢有了一些搞高科技搞得好的。但在历史上这种能力是没有的，暂时不能靠这个挣钱解决大问题。
一些穷省，通共没几所大学，没多少大学生，叫着去搞高科技就是笑话。如果要发展经济，肯定是那些让人看不上眼的招数。每个县但凡有条件，都弄个卷烟厂啤酒厂，别地的要卖进来就有很多阻力。这时地方政府不会讲什么市场经济了，反正你那香烟啤酒就是卖不进去。有资源的挖资源，算是不错的，干部们都喜欢到这样的地区去当官，但这得靠天吃饭。最常见全国最流行的一招，还是"招商引资"。
以前开了四个特区，号称是给政策。给的是什幺政策？其实最实在一条，就是让"招商引资"，而别的地区不让。这没啥道理好讲，人特区就靠这个发了，比什幺都有说服力。南巡了，都放开了，全国都可以招商引资了，这就热火朝天地干开了。 1992 年引进外资400 多亿美元，比上年翻好几倍，就是这么来的，经济增长14% 这上面贡献不小。
400 多亿美元外资看似不少，全国几十个地区一分也没多少了，何况基本让条件好的几个地区捞去了。拉外资这一招，多半不是那么好使，有些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就差把老婆送给外商了，也弄不来多少投资。好在还有银行。
那一阵子中国各地的银行就是个印钞机，想干什幺事打声招呼提钱就行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因为得计划着来，一年就给你计划那么些子钱。上海市长徐匡迪说，一年就 10 个亿可以用。预算里当然不是这么点钱，可都已经分好地方了，这国企多少钱，那单位多少钱，维持费，市长不好动的。这可是全中国经济最强的上海市，其它城市怎幺样可想而知了。在 90 年代早期的各地城市里，流传着这样一种"笑话"： XX 市建了个大立交，把三年后的财政预算都用完了！还真就是这么穷。忽然一下放开了让自己搞了，谁还受得了这个？现在好多城市一年上百亿搞建设还直嚷嚷钱不够，那时就是叫花子一样。也不是说钱就到中央去了，中央也没钱。这是全社会经济体制的问题，特点就是维持性财政，财政计划都是惨淡经营努力维持一个大家，想搞什么事就没钱。除了广东财大气粗都可以和中央叫板了（有传言广东省代表说，中央钱不够可以向广东借，李鹏说中央不是叫花子），都穷得很。但是政府天生有一个捞钱的法子，就是印钱。以前赵紫阳干过一阵子，一阵涨价就乱套了，于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来还是发现，不印钱不行，而且由于地方也自由发展了，就地方中央一齐印。反正是豁出去了，印钱也要上项目。一个大立交算啥子，要建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印钱也不一定就会坏事，虽然坏事的情况挺常见的，还是得看操作水平。就等于是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印钱印出事了，政权崩溃或者经济危机了，是最差的。一种是不印钱，发展也慢，这是中间状态，以前中国政府因为蒋介石政权印金圆券倒台的历史，非常追求“物价稳定”，再引申开来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再有就是使劲印钱，人还抢着要，这是最好的情况。中国政府从结果来看是实现了这种最好的情况，近年来就是这样，都加印好多钱了，货币供给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物价还是那样低，还有好几千亿美元外汇抢着要换中国政府印的人民币。
但也不是说官办经济一开始就有这种随便印钱的好事。各地政府一通搞，项目乱上，各地银行乱贷款，眼看就要天下大乱。这种情况下，朱镕基开始搞了几把大的。
（十八）崩溃危机
从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国经济的乱象不过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重演。但这一次，还是“乱”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乱法，是计划之乱。中央订了个高增长目标，就按此实施，这省建几个工厂，那省开几个矿。更野蛮的就是和打仗一样下达指针，给我干出多少吨钢多少吨粮来。计划嘛，总有出差错的情况，让你干300万吨钢，你只干出200万吨来，那边多少工厂等着用，结果都只能停下来等了。计划里预备的是两年研发出关键设备，就好大干快上了，结果就是搞不出来，配套的投资都歇那儿了。追求高指针到最后，总是投资无法持续，不少干的活都浪费了。乱到顶点，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收拾局面，接下来就是负增长或者接近零增长。这时又怕乱了，不敢动了，该投资的也不投资，死气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实都是缺东西，短缺经济。因为缺少东西，所以放一放生产多些，又因为缺少东西，一些生产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这样来回收放，总是不得要领，不知有什幺办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乱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听命行事。
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钱疯上项目的乱象，不是这个模式。中央并没有给高指针，没有说你要建多少工厂修多少路GDP增长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疯了一样地投资。还有一个海南开发区在疯炒房地产添乱。那些上的项目，是奔着为自己这个地区挣钱去的，这也和过去根本不同。过去叫“全国一盘棋”，让你办厂，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全国计划着用，象征性地定个价，是为了好定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你该挣多少还是多少，几级工就拿几级工的工资，国家不会多给你一分，“统购统销统一工资”。现在国家除了煤电等重要基础性战略物资，都不计划定价了，你卖得出去随你怎幺浮动去。和中央是分税制了，你挣的钱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这下就激动了，什幺挣钱上什幺。你能靠这个挣钱，我外地的照样能组织人生产，凭什幺把钱留给你挣？这个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挣钱，各地一堆企业就扑上去了。彩电生产厂一度多达上百家。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过剩。这不是说都过剩了，短缺的东西仍然有很多，但是开始有不少东西过剩了。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可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上对过剩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书上。按计划生产，只有说是完不成，没有说是过剩的。也有多生产“超额完成任务”报喜的，但不是过剩，搞计划的喜出望外拿过来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这种情况很少），计划经济很好控制这种情况，下个指针就一切搞定。
但在这次一窝蜂行动中，就真的是过剩了。有两种过剩，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产品过剩。某种东西挣钱，所有的地区都疯狂上马项目。市场上只能承受500万台彩电，结果生产出800万台了，那边各彩电厂还在扩产，下年就会有1200万台生产出来。这就是产能与产品都过剩了。也许从长期意义来讲，不能叫过剩，说不定什幺时候市场容量变成2000万台了，反而会短缺。但对各地区政府各生产厂家，这短期过剩卖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们以前对“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干么不送人？彩电卖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问题了。收不回钱，那么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银行的钱怎幺办？
对个人来说，还不上银行的钱，就真的不好办了，所以没多少人有胆子借大钱干事业。但中国是官办经济，中央都说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干的？我就让地方银行拿钱上项目，全国都这样，还不上钱你银行也不能怎幺的，讨债你都不知找谁。你银行收不回的钱可以搞“坏账”啊，继续印钱啊，又不是没干过。
的确，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坏账”并不新鲜。建一个厂子3000万，维持费一年1000万，都从银行贷款安排了。结果生产的产品是技朮不过关还是怎幺的，没啥大用，一年捞不回几个钱。你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大钱改进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就是再要5000万你也咬牙硬上，但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无底洞了，想把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来说不定还得花1亿。一种就是不死不活发基本工资维持着，那么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坏账了，那维持费一年年的跟催命阎王似的都是坏账。长痛不如短痛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破产这种事，这是政治问题。你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坏账就要了你的命。
本来计划经济就留下大堆坏账（具体数据是中国政府的最核心机密，可能根本没有真相），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坏账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冲。再往下老百姓就该动手了，到崩盘的时候，人民币就和废纸差不多了，天下大乱就在眼前。朱镕基后来被骂多了，急眼了，脱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动手整顿，“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是实情，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次经济可能崩溃的大危机。
其实前苏联也是这样，计划经济都这样。投资没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出来就是坏账。坏账多，就没钱，别人也对你不放心，自己搞来搞去就积重难返崩了。先是国际上没钱，再是国内变不出钱，印钱也不管事了，演变成社会危机。一些人幻想照计划经济老路走，就怎幺发达了。这属于理想主义，就只管说，对实际问题不用管，怎幺说都有一套自定义的逻辑。这也不是说错了，就是不实际（外国人说communism是“Idea is wonderful,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确切中要害）。
中国是死中求活，搞起官办经济，就遭到当头一棒。新老坏账一起来，乱象已显。但好就好在，这是转型经济最大一次考验，挺过去了，就好办了。怎幺挺，讲理论是没有用的，就得实实在在的一个个操作。这种局面下，朱镕基的确有些过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办法，把盘子稳住了。
朱镕基这个人理论色彩不浓，稍有一些。因为在国家经委年头长，对搞计划经济的弊病认识非常清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营机制心里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时会露出一点，但不多。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至上的人，经委这种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对空搞理论。他有一个毛病，什幺问题都定个“三年”的时期，叫嚷着去解决。怎幺解决他不玩理论，就是靠他操作主义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难题也不怕，“三年解决”就出来了。他不是说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操作主义非常有信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把问题都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到底是什幺理论有什幺关系？软着陆有什幺理论，老子不照样搞定了？后来发现问题复杂，不好办，气焰就下去了，有点子蔫了，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有人说老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不对，两人一个玩操作一个玩理论，差很远。
从以上对老朱的描述就知道为什幺老邓喜欢朱镕基，说他“懂经济”。连陈云也觉得老朱是个人才。老邓和陈云都不是搞理论的，具体操作都干了很长时间，是党内两大操作好手，周恩来都甘拜下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是从他多年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有些可贵之处，并非书桌前的空想。两人跑到各地考察干部，一看谈吐，水平怎幺样那还不是心知肚明？就会大言炎炎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经济事务却没经验的人，在两人这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改革派保守派两大头目都是操作为王的人，那么中国当然就是操作主义至上了。那时共产党的确是没人才，赵紫阳算是不错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邓陈云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盘。那么的确就只有老朱合适，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说胡锦涛不错，那是做人不错，所以可以当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体操盘搞经济，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经验，在上海当市长正好邓小平陈云跑去过冬，时不时有机会聊聊。两退休老人正心里惦记着找个“懂经济”的，好不容易发现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荐”。
老朱脾气暴得很，缺点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产党内本来是没机会升到高层的，大家都喜欢胡锦涛那样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当副总理那种锋头，真是无人能挡，实质权力比当总理的李鹏大多了。后来在党内横行，开大会面向媒体大众作秀，开小会唱独角戏骂人，都无人敢管。实在是来头太大，靠山太硬，也确实有些资本。这资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时积下的。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
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从表面上看，南巡后中国经济的乱象不过是又一次“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重演。但这一次，还是“乱”出了一些新意。
以前的乱法，是计划之乱。中央订了个高增长目标，就按此实施，这省建几个工厂，那省开几个矿。更野蛮的就是和打仗一样下达指针，给我干出多少吨钢多少吨粮来。计划嘛，总有出差错的情况，让你干300万吨钢，你只干出200万吨来，那边多少工厂等着用，结果都只能停下来等了。计划里预备的是两年研发出关键设备，就好大干快上了，结果就是搞不出来，配套的投资都歇那儿了。追求高指针到最后，总是投资无法持续，不少干的活都浪费了。乱到顶点，都受不了了，就开始收拾局面，接下来就是负增长或者接近零增长。这时又怕乱了，不敢动了，该投资的也不投资，死气沉沉。不管是抓是放，其实都是缺东西，短缺经济。因为缺少东西，所以放一放生产多些，又因为缺少东西，一些生产干不下去了，就得收一收。这样来回收放，总是不得要领，不知有什幺办法收放自如。收也好放也好，根子都在中央，乱子出在下面，但下面是听命行事。
这一次南巡后地方政府狂印钱疯上项目的乱象，不是这个模式。中央并没有给高指针，没有说你要建多少工厂修多少路GDP增长多少，是地方上自己疯了一样地投资。还有一个海南开发区在疯炒房地产添乱。那些上的项目，是奔着为自己这个地区挣钱去的，这也和过去根本不同。过去叫“全国一盘棋”，让你办厂，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全国计划着用，象征性地定个价，是为了好定计划，不是为了让你挣钱。你该挣多少还是多少，几级工就拿几级工的工资，国家不会多给你一分，“统购统销统一工资”。现在国家除了煤电等重要基础性战略物资，都不计划定价了，你卖得出去随你怎幺浮动去。和中央是分税制了，你挣的钱自己能留多少是清楚的，这下就激动了，什幺挣钱上什幺。你能靠这个挣钱，我外地的照样能组织人生产，凭什幺把钱留给你挣？这个模式至今都是如此，什幺挣钱，各地一堆企业就扑上去了。彩电生产厂一度多达上百家。
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新现象：过剩。这不是说都过剩了，短缺的东西仍然有很多，但是开始有不少东西过剩了。在计划经济里，是不可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上对过剩很不喜欢，资本主义倒牛奶的事就放在教科书上。按计划生产，只有说是完不成，没有说是过剩的。也有多生产“超额完成任务”报喜的，但不是过剩，搞计划的喜出望外拿过来干更多事。真要是不需要更多了（这种情况很少），计划经济很好控制这种情况，下个指针就一切搞定。
但在这次一窝蜂行动中，就真的是过剩了。有两种过剩，一个是产能过剩，一个是产品过剩。某种东西挣钱，所有的地区都疯狂上马项目。市场上只能承受500万台彩电，结果生产出800万台了，那边各彩电厂还在扩产，下年就会有1200万台生产出来。这就是产能与产品都过剩了。也许从长期意义来讲，不能叫过剩，说不定什幺时候市场容量变成2000万台了，反而会短缺。但对各地区政府各生产厂家，这短期过剩卖不出去就要了命。照我们以前对“倒牛奶”的理解，你倒了，干么不送人？彩电卖不出去，就不是送不送人的问题了。收不回钱，那么前期投入都瞎了，借银行的钱怎幺办？
对个人来说，还不上银行的钱，就真的不好办了，所以没多少人有胆子借大钱干事业。但中国是官办经济，中央都说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地方政府有什幺不敢干的？我就让地方银行拿钱上项目，全国都这样，还不上钱你银行也不能怎幺的，讨债你都不知找谁。你银行收不回的钱可以搞“坏账”啊，继续印钱啊，又不是没干过。
的确，在以前计划经济时期，“坏账”并不新鲜。建一个厂子3000万，维持费一年1000万，都从银行贷款安排了。结果生产的产品是技朮不过关还是怎幺的，没啥大用，一年捞不回几个钱。你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投大钱改进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就是再要5000万你也咬牙硬上，但这也不一定能成，搞不好就成了无底洞了，想把这些先期投入的救回来说不定还得花1亿。一种就是不死不活发基本工资维持着，那么垮掉是早晚的事，先期投入都成了坏账了，那维持费一年年的跟催命阎王似的都是坏账。长痛不如短痛破产？社会主义没有破产这种事，这是政治问题。你是“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可是坏账就要了你的命。
本来计划经济就留下大堆坏账（具体数据是中国政府的最核心机密，可能根本没有真相），这地方上一通胡搞，眼看坏账就是几何级数往上冲。再往下老百姓就该动手了，到崩盘的时候，人民币就和废纸差不多了，天下大乱就在眼前。朱镕基后来被骂多了，急眼了，脱口而出，要不是老子动手整顿，“中国经济就崩溃了”。这是实情，是改革开放以后唯一一次经济可能崩溃的大危机。
其实前苏联也是这样，计划经济都这样。投资没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表现出来就是坏账。坏账多，就没钱，别人也对你不放心，自己搞来搞去就积重难返崩了。先是国际上没钱，再是国内变不出钱，印钱也不管事了，演变成社会危机。一些人幻想照计划经济老路走，就怎幺发达了。这属于理想主义，就只管说，对实际问题不用管，怎幺说都有一套自定义的逻辑。这也不是说错了，就是不实际（外国人说communism是“Idea is wonderful, but simply not practical”，的确切中要害）。
中国是死中求活，搞起官办经济，就遭到当头一棒。新老坏账一起来，乱象已显。但好就好在，这是转型经济最大一次考验，挺过去了，就好办了。怎幺挺，讲理论是没有用的，就得实实在在的一个个操作。这种局面下，朱镕基的确有些过人之能，他真拿出了一系列办法，把盘子稳住了。
朱镕基这个人理论色彩不浓，稍有一些。因为在国家经委年头长，对搞计划经济的弊病认识非常清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营机制心里有些美好的想象很正常，有时会露出一点，但不多。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至上的人，经委这种地方想不琢磨操作的事都不行，又不是社科院可以以空对空搞理论。他有一个毛病，什幺问题都定个“三年”的时期，叫嚷着去解决。怎幺解决他不玩理论，就是靠他操作主义的一套，信心爆棚，天大的难题也不怕，“三年解决”就出来了。他不是说按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就可以解决问题，而是对自己的操作主义非常有信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把问题都解决了，就没有问题了，到底是什幺理论有什幺关系？软着陆有什幺理论，老子不照样搞定了？后来发现问题复杂，不好办，气焰就下去了，有点子蔫了，一副壮志难酬的样子。有人说老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个不对，两人一个玩操作一个玩理论，差很远。
从以上对老朱的描述就知道为什幺老邓喜欢朱镕基，说他“懂经济”。连陈云也觉得老朱是个人才。老邓和陈云都不是搞理论的，具体操作都干了很长时间，是党内两大操作好手，周恩来都甘拜下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是从他多年操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有些可贵之处，并非书桌前的空想。两人跑到各地考察干部，一看谈吐，水平怎幺样那还不是心知肚明？就会大言炎炎理论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经济事务却没经验的人，在两人这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改革派保守派两大头目都是操作为王的人，那么中国当然就是操作主义至上了。那时共产党的确是没人才，赵紫阳算是不错的，可惜操作翻船了，老邓陈云不得不重新找人操盘。那么的确就只有老朱合适，其它人根本不行。你说胡锦涛不错，那是做人不错，所以可以当接班人掌控全局，真具体操盘搞经济，也不一定行。老朱口才好，又有经验，在上海当市长正好邓小平陈云跑去过冬，时不时有机会聊聊。两退休老人正心里惦记着找个“懂经济”的，好不容易发现人才了，立刻向中央“推荐”。
老朱脾气暴得很，缺点也很多，得罪了很多人，在共产党内本来是没机会升到高层的，大家都喜欢胡锦涛那样厚道的好人。但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的事情。老朱当副总理那种锋头，真是无人能挡，实质权力比当总理的李鹏大多了。后来在党内横行，开大会面向媒体大众作秀，开小会唱独角戏骂人，都无人敢管。实在是来头太大，靠山太硬，也确实有些资本。这资本就是南巡后力挽然危局时积下的。
（十九）转型调控之路
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二十）企业效率问题
官办经济的核心难题是企业问题。外部条件基本稳定后，企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朱镕基用抓银行与抓出口的两手，在相当长时间内，给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支持性的框架。银行收归中央管理，那么企业不能再把银行当不用还的钱袋子，要到市场里去靠本事挣钱。有了出口这条路，市场就大了很多，企业的发展目标也明确多了，要主动去参与全球竞争。这就是官办经济里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两大方向，一是要面向市场以利润为目标，这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是要面向全球市场，不能自我封闭，这是把市场的范围界定下来，不是说就在中国搞个封闭的市场经济，而是主动到世界经济体系里捞食。这个框架也是不停发展的，一方面银行业的改革进展非常大，一方面加入WTO，以半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彻底杀入了世界市场。但方向是明确的，从来没有退回去说不要利润了搞计划经济，或者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要国外市场。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些理论争议，以空对空地谈是不是计划经济更好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更重要都可以，但实践上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与进展，肯定不会变，想变的人结果就是靠边站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在这种框架内，企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一切的关键。在计划的框架里，效率并不是大问题，计划是根据效率来的，无论效率高低都可以照干计划经济。一个厂子效率低一年只能生产10万吨钢，我要100万吨钢就开10个厂子，全国弄几百家钢铁厂。发展到后来，钢铁厂数量比西方国家多一个数量级，单产就少一个数量级，总量世界第一是这么来的。前苏联也差不多，造飞机材料不过关，我多生产些部件，从中间选几个好的就能给战斗机用了，其它的废了就废了，反正原材料多得是。这种体制内效率也是会提高的，因为搞计划的人也知道效率高了有好处，但提高就比较慢，因为不提高也还是有办法搞，并不是很着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那就完全不同了，没效率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靠保护生存，一个是破产或者被并购吃掉。你没有效率，到市场上的产品性价比就低，就卖不出去，这个没啥道理好讲。而且效率本身还很残酷，你只有做到前几名才有活路，半调子似的比自己过去进步是没有用的。能造什幺东西，解决了有无问题，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效率产生的压力是压倒一切的，市场经济对效率的推动力毫无疑问比计划经济要强得多。
这也不是说就一定开放比保护好，市场比计划好，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好不好的标准不能含糊，就是比效率，这是世界潮流，逆之者亡，顺之者昌。你可以去论证计划经济好，成就大，苏联或者中国可以造出卫星飞船，能造不少东西，所以很好。这种理论问题可以随便，但实践中只要是竞争，就一定是效率好的活的滋润，没啥道理好讲，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你可以说，对某个产业，应该适当保护，甚至用计划的办法搞，边保护边自我提升效率，这样效率最好，不能完全放开了用市场的方法发展。这是相当好的道理，核心是看效率。计划经济要是到达了理想状态能够干成什幺样的效率不知道，反正中国苏联的计划经济效率是相当差的，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70年代末，按照某种特定标准（如人均产量），在一些行业日本的生产效率是中国的百倍以上，中国100个人造的车日本1个人造了，美国农业的效率也在中国的百倍以上，100个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一个美国农民多。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是两大阵营有竞争的行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是西方阵营的对手。这种状况是无可辩解的，就是因为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在效率上失败了。你可以说人们对没效率地生活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大家庭，还过得很高兴（的确不少人喜欢这样）。但地球政治本质就是竞争，没有这样的桃花源给你过精神生活。一方面你自己会出毛病，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来和平演变你，硬拉着你去竞争，你效率低根本档不住。
从以上讨论可知，朱镕基要搞中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就是效率。以前搭了个大架子，但是没有效率，竞争不过人家，老朱下决心把效率提上去到全球去竞争！这个大方向上老朱没有错，他用了很多办法可以说是出尽百宝为此努力，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这一点上我确信历史将会给老朱一个公道。某些办法本身有很多错误，并不成功，这完全正常，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宗旨就是操作主义允许失败，实践中也不可能有不犯错的完美人物，肯定是多做多错。有些办法的确提高了效率，但就令部分人利益受损，这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来看，老朱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大动作，是相当进取的，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有数量级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的效率差距由百倍前进到十倍以内（这也是按具体标准来算的，就是个进步非常快的意思）。
现在一些领域中国企业的效率已经相当厉害，别的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的。最突出的是纺织品领域，中国造的是又便宜又好，能够给中国贡献一年10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如果放开来竞争，那么一定是中国把全球市场基本占光，搞个2000亿美元不成问题。这就是提高效率带来的好处。你可以说纺织品来钱不够多（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利润大头，不可小视），不如造飞机挣钱多，所以要去造飞机。但是你占住了纺织品市场再去想该不该造飞机，总比连纺织品市场都搞不定空想造飞机一步发达要好。
企业效率的数值描述方法多种多样，经济学名词很多。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大致就是企业各方面综合效率的体现。中国的出口10年增长5倍，不是靠出口原材料，基本都是打出来的，根本原因肯定是效率提升。我们可以去具体看一下老朱做了些什幺让中国企业的效率鸟枪换炮。
最重要的是大力引进先进生产技朮。老朱当政的时期，比从前引进技朮步子要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老朱手头的钱越来越多，引进技朮一会就形成生产力赚钱，赚了钱又去引进技朮，形成了正循环，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没有资金问题，只有别人不愿卖技朮的问题。可以质疑说，引进中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吸收引进技朮自主研发有重大缺陷，这是相当合理的疑问。但老朱至少做到了正循环，引进技朮从总体上还是相当值得的，并没有白花钱。就我较熟的几个领域，生产技朮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小时候很熟悉的一个单位是个6000千瓦的发电厂，好几百号人占好大一块地，现在想想都恐怖，这效率低得太吓人了。后来都拆了，新上马的电厂一般就是30万千瓦一台机组，用的人反而少很多，效率提高50倍不止。30万、60万千瓦的机组，不少就要到国外去引进。但没有不引进的道理，不能等国产机组研发好了再上（后来国产机组也慢慢赶上来了），不然你一吨煤发的电就是要少很多，烧一吨就亏一吨，一个大电厂一天就是上百节车皮煤。没有电你发展慢了，其它生产也受影响。发电领域的情况和过去相比真的是新旧两重天，如今应该说与西方的差距不算大了，想想从前白白烧掉多少煤。现在印度想要发展制造业，我觉得它要吃大苦头了，想把电力生产技朮弄到中国这种水平，它得折腾死，它那产品的电力成本不可能低的。这种例子多得很，我想读者一定有比较熟悉的领域，欢迎现身说法提供材料共享。
另一个是“减员增效”。这里主要指的是制造业，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效率是最关键的。减员是手段，是因为过去实在是人太多了。你引进先进技朮也罢，自研技朮也好，人多的话效率还是高不上去。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理解，说你减员了，人下岗了，没生活来源了，社会乱了，你制造业大发展，还加入WTO，结果反而制造业就业人口从9000多万掉到了8000多万，得不偿失。另外一种是积极的理解，减员了，社会用更少的劳动力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减掉的人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可以去从事其它的行业，又进一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从近年来的发展看，政府是按照积极的办法去实行的，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都是绝对世界第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把人塞进工厂人浮于事。具体实践办企业的人会怎幺做是不言而喻的，强要不减员就是大家一起拖死。制造业市场竞争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你效率不行就完蛋。制造业的原则一定是减人，减下来的人到服务业去，只有总量大大扩张的情况下制造业才可以增人（90年代以后也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制造业的就业减少所以要控诉，是不折不扣的外行话，用机器替人干活是硬道理，应该看社会总就业。服务业确实是人太少了，要大力发展，这个暂时不用讲效率，有工作的人能一人请一个下岗的来家里做家务最好了，可惜中国人不喜欢这样做。
另一个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单个企业的生产技朮可以快速进步，人员可以大幅减少，这是效率提升的大头。但某些关键环节，还得看社会基础设施。水陆空交通不好，电力供异不足，厂子原材料或者部件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没电也开不了工，本厂的生产再有效率也不行。电信不行，网络不发达，企业市场反应就慢，效率也很受影响。这方面不能靠企业，得由政府包搞。中国政府这方面相当厉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优势在于干项目，比发达国家还厉害。中国五年建的比美国西欧三十年建的还多（发达国家不少地方修工程慢吞吞的）。照现在这个搞法，基础设施赶上发达国家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时间问题，连农村都已经放到计划里了。一年年那么多钢铁水泥出来，不是吃干饭的，最后就是国家大变样。这方面是官办经济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最大优势，中国有这样的优势原因很多，如土地国有，也有一定技朮。总之外国人实在是怕了。一些看不顺眼的外国人说中国建基础设施“没有效率”，建出很多坏账来，最后维持不下去，总会出事的。这方面是属于没想通，建基础设施的坏账是不怕的，因为可以通过搞生产捞回来。基础设施本身是三十年还是五十年的还款期甚至根本就当公益事业都不要紧，社会生产发展了就不是问题。在基础设施上弄些坏账，是“健康”的坏账，远胜过维持低效率企业弄出的坏账，那个会要命。这就好比人去体育运动锻炼身体会弄出些皮破外伤，但这好过整天吃了不动混身虚弱。例如江西90年代整了几个大电厂，结果自己工业不行电力需求不足，全国电力过剩往外卖也没指望，眼看那几十亿的贷款怎幺也还不上就要坏账了，连维持运行都会亏损。可是没过两年就是全国缺电了，效益一下就上去了。
最后就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一样的条件，都引进技朮，都减员，都用一样的基础设施，竞争起来国企一般就是搞不过私企外企。问题在企业内部运作差异上。这也不是说国企就是些坏人在当领导，搞不过为干脆为自己干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原因很复杂，国企包袱多，国企任务重，国企交税多（或者说不如外企私企会逃税）。这个是实践结果，找原因属于理论问题，反正国企就是出尽百宝提高效率，也还是拼不过（不是没提高）。最后，就有两种实践出来的法子比较通行管用。
一种是搞垄断，这个是中央的终极法宝，地方上也经常用。电信运营业务，利润是以万亿人民币计的，中央搞几个垄断国企自己吞了，还包装上市直接捞现的。还有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都是垄断利润，中石油是亚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二百亿美元。还有银行业保险业也是如此。这种稳打稳的利润，中央不搞什幺市场经济的，中央是也是经济人，能捞的都划拉到自己账下。这种产业我总结叫作“现代产业”，特点是搞起来就赚，原来是市场空白，相当于印钱搞产业，没有任何风险。外国人在中国入WTO时讨价还价，盯的就是这些产业，要中国开放这些产业，的确是有肥厚的利润。中国答应的是“开放”，不是说就把产业白送人，而是说让外国人来竞争了，这样，垄断程度就不是100%了（也还是高度垄断），外国人如果想出办法来竞争了（中国这边电信联通中银什幺的已经全国布好点占了地利），能捞到不少，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合资各占50%一起捞，大把利润肯定还是有保障的，是不是比自己独吞多就要看竞争提高效率多少了。郎咸平指着这种垄断公司说国企效率高，遭到了一致的批评，是他的一个大硬伤。
另一种是搞新型国企。从股本结构来看（中国所有公司从名义上都转成了股份制），国有股法人股是绝对大头，所以实质是国营公司。也不垄断，还是参与社会竞争的。经营机制上，就依靠历史机遇或者有“能人”整了几把的因素，占了一定的市场，有了一定的本钱，也有一定竞争实力，虽然有国企的缺点，也不是说就活不下去了。这种国企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宝贝，地方上明里暗里会有一些资源支持，是官办经济里的一分子。它们比从前进步了很多，通过改制成了比较纯粹的企业，不是过去那种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知道去跑市场了，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去搞技朮，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缺陷，是官办经济的大缺陷之一。中国上市公司不少都是这种新型国企。
如果这两种法子行不通，这国企问题就要了命。中国政府说“抓大放小”，就等于是说，除了前面两种法子，其它救国企的办法都失败了。如果社会问题严重，可能“放小”的步子就慢点，但最终政府是不会去救那些失败国企的，从心里都放弃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卖”。这是实践的选择，有时连卖都卖不出去。不实践干国企，可以说怎幺怎幺救，怎幺说都行，说把外资全赶跑的都有。但中国是官办经济，各地政府是经济人，不是理论家，看着烂国企一年年没效益还得往里投钱维持，那心里能烦死，也就是没人买，或者工人要上街，不然早扔了。种种“高明”的理论实践中根本不济事，没人听的。这也不是说政府官员“短视”造成的，政府官员整了许多年官办经济一般还有点子实践经验，有一些事务上目光短浅肯定是有的，但种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全国没有一个官员会有兴趣的。也不是说光左派的主意没人听，右派彻底自由化的法子也没人听，管用的是中国政府实践出来的一些土法子。
国企就是以上三个结局，垄断肥得流油，新型国企抓住机遇占据市场先机也还能混，剩下的等着破产卖光，我确信不会有变了。从数量上来说，原来38万家国企，可能就数千家能活下来。中央抓住利润最肥的一二百家大型央企，国资委还在地方企业占股。地方上各有若干骨干国企当宝一样，并不是某些人说的仇恨国企非要私有化。剩下的爱怎幺的怎幺的，反正怎幺整都那回事。总量上，国企还是炒肥了。国资委发了，手头企业利润一年就是6000亿元，理论上都是中央的，分不分红另说，挣钱是实在的。垄断利润不是你市场经济幸幸苦苦挣钱能比的。因此，其它烂国企纯粹就是包袱，全不要了也不会影响中央发大财。
那些烂国企，是官办经济的牺牲品。从整个经济结构上来说，是不断被私企民企外企等其它成分的企业代替，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动荡。厂子破产了，工人下岗了骂骂娘闹一会儿，领了遣散费大部分还是到私企民企外企混去了。真闹起来的，是困难地区找不着工作吃低保的。政府弄些镇暴武警，再安排点子钱不让人饿死，也就对付过去了，不跟你讲啥子良心。政府是经济人，你不闹得它生产干不下去没法捞钱了，它凭什幺管你？官办经济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和“官”讲“道理”肯定是被当成SB。现实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没法改变，搞经济不是干革命，理想主义靠边站。不要看现在好象中国乱得很，到处都是犯罪分子一样，其实是超级稳定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对手，可能世界上其它国家执政党都换一圈了，中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千年不死一样地混着。美国人搞和平演变都不知如何下手，中国政府好象混身是破绽但就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垂而不死”。
老朱整了十年，付出很大代价且不提，中国企业的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整上去了。国企都有很大进步，民企私企更不是吃干饭的。地方上又搞了一些创新，如“块状经济”，就是自发形成的产业聚集，外资也来扎堆转移产业搞出产业聚集，这很重要，但是与老朱关系不大。至于一些贬低中国经济的内外人士提的“不要环保”，“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劳动条件差时间长”，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黑心企业的竞争力，但不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就知道一些企业，从事媒体上所称“血汗工厂”干的行业，但其实对工人待遇不算差，住宿餐饮福利都好，工资也不算少，但竞争力并不差，并没有被“血汗工厂”给挤垮了。中国的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我上面分析的几大头，“血汗工厂”并非关键。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也不少，一些纺织企业就如此，但是技朮等综合条件实在差中国太远，效率根本不行，还是会被中国企业挤垮。
国际经济环境里就是这样，企业有管用的综合效率了，世界市场那么大，挣钱不成问题。老朱抓住了企业效率这个纲，中国政府真的富了。当然，官办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富的是政府，不是人民。
（二十一）穷政府
政府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或者说推动力，的确有相当程度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在一些人称为“改革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有实际性的提高，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期矛盾较少的主因。这一段时期政府的财力，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国际上没有钱。外汇储备到90年代早期也不过一二百亿美元。和美国结伙对抗苏联时，美国人说你出个把亿美元，我干脆帮你把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全改造了。但那时就觉得美国人黑，要钱太多。其实现在来看这点钱真不算啥，买个预警机都不够，就是那时没钱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国内也没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做起来是捉襟见肘。老邓出头把国防科研等经费砍了很多，先顾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人一边骂邓小平压国防，一边又说老毛有钱留给老邓改善生活。其实就是二难选择，钱就那么多，无论怎幺做都是压这个保那个。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象宣传说的那样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纠正过去对谁都没好处的极端政策（如让农民搞副业），还得靠真金白银地预算倾斜。因为穷，想弄点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经济收益的正循环，是以战养战。只要人肯奋斗，一路技朮进步伴着经济发达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剥削其它国家的话，这是后进国家走向发达的正路。不接受市场检验搞“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技朮积累，比啥也不干光卖资源要好，但不如市场导向的技朮进步合理。特别的麻烦在于，技朮积累与经济收益无法形成正循环，得从其它地方压榨资源投入到技朮积累里。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压榨农民收取农业剩余给工业积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穷二白，开始只能这样做。但这种理论的极端错误在于，忽视了其它挣钱手段的作用。靠农业积累是最慢的方式，因为搞农业实在不是来钱的好方法。如果有条件了，一定要发展工商业，有条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还要尽量创造条件去搞。在国际上占住了一个产业，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种田的积累要多得多。陈云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要搞一点出口搞一些工商业，他其实只是要求松动一点点，可惜连这也做不到，老毛让陈云长年靠边站。结果中国多年来都是农业工业两头转，没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积累挣钱，全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地里做着收益不大的工作，后来都干得没精神了。七亿人种地和六亿人种田的粮食产量能有多大区别？工业吸收不了足够就业人口，不能发展其它产业么？弄些手工艺人搞点三产对经济能有什幺坏影响？非得把人限在农村，连知识青年都要到农村去讨口饭吃。现代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在中国变成了计划经济里无关紧要的分配环节。这都是过于僵化的错误，哪怕你就是干计划经济也可以灵活一些，干陈云的鸟笼经济都会好得多。什幺辩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错误。
就这样弄了快三十年，结果国家还是很穷，政府穷，人民穷。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穷一百倍，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靠卖资源挣外汇，还怎幺跟周边的资本主义斗？现在一些人对以前的经济建设进行美好的空想，要为犯了极大错误的僵化经济政策辩护，这是不知最基本的经济道理。
痛定思痛，老邓还是整出了办法，政府先变成了全球顶级阔佬。
官办经济的核心难题是企业问题。外部条件基本稳定后，企业如何运作至关重要。朱镕基用抓银行与抓出口的两手，在相当长时间内，给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设定了支持性的框架。银行收归中央管理，那么企业不能再把银行当不用还的钱袋子，要到市场里去靠本事挣钱。有了出口这条路，市场就大了很多，企业的发展目标也明确多了，要主动去参与全球竞争。这就是官办经济里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两大方向，一是要面向市场以利润为目标，这就是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是要面向全球市场，不能自我封闭，这是把市场的范围界定下来，不是说就在中国搞个封闭的市场经济，而是主动到世界经济体系里捞食。这个框架也是不停发展的，一方面银行业的改革进展非常大，一方面加入WTO，以半开放国内市场为代价彻底杀入了世界市场。但方向是明确的，从来没有退回去说不要利润了搞计划经济，或者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要国外市场。这两个方向还有一些理论争议，以空对空地谈是不是计划经济更好或者保护自己的市场更重要都可以，但实践上因为已经取得的成绩与进展，肯定不会变，想变的人结果就是靠边站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
在这种框架内，企业的效率问题就是一切的关键。在计划的框架里，效率并不是大问题，计划是根据效率来的，无论效率高低都可以照干计划经济。一个厂子效率低一年只能生产10万吨钢，我要100万吨钢就开10个厂子，全国弄几百家钢铁厂。发展到后来，钢铁厂数量比西方国家多一个数量级，单产就少一个数量级，总量世界第一是这么来的。前苏联也差不多，造飞机材料不过关，我多生产些部件，从中间选几个好的就能给战斗机用了，其它的废了就废了，反正原材料多得是。这种体制内效率也是会提高的，因为搞计划的人也知道效率高了有好处，但提高就比较慢，因为不提高也还是有办法搞，并不是很着急。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那就完全不同了，没效率就只有两条路，一个是靠保护生存，一个是破产或者被并购吃掉。你没有效率，到市场上的产品性价比就低，就卖不出去，这个没啥道理好讲。而且效率本身还很残酷，你只有做到前几名才有活路，半调子似的比自己过去进步是没有用的。能造什幺东西，解决了有无问题，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效率产生的压力是压倒一切的，市场经济对效率的推动力毫无疑问比计划经济要强得多。
这也不是说就一定开放比保护好，市场比计划好，也有反过来的情况，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好不好的标准不能含糊，就是比效率，这是世界潮流，逆之者亡，顺之者昌。你可以去论证计划经济好，成就大，苏联或者中国可以造出卫星飞船，能造不少东西，所以很好。这种理论问题可以随便，但实践中只要是竞争，就一定是效率好的活的滋润，没啥道理好讲，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你可以说，对某个产业，应该适当保护，甚至用计划的办法搞，边保护边自我提升效率，这样效率最好，不能完全放开了用市场的方法发展。这是相当好的道理，核心是看效率。计划经济要是到达了理想状态能够干成什幺样的效率不知道，反正中国苏联的计划经济效率是相当差的，这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70年代末，按照某种特定标准（如人均产量），在一些行业日本的生产效率是中国的百倍以上，中国100个人造的车日本1个人造了，美国农业的效率也在中国的百倍以上，100个中国农民种出来的粮食不如一个美国农民多。在国际贸易中，只要是两大阵营有竞争的行业，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不是西方阵营的对手。这种状况是无可辩解的，就是因为中苏两国的计划经济实践在效率上失败了。你可以说人们对没效率地生活并不在乎，社会主义大家庭，还过得很高兴（的确不少人喜欢这样）。但地球政治本质就是竞争，没有这样的桃花源给你过精神生活。一方面你自己会出毛病，很多人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会来和平演变你，硬拉着你去竞争，你效率低根本档不住。
从以上讨论可知，朱镕基要搞中国经济改革，核心问题就是效率。以前搭了个大架子，但是没有效率，竞争不过人家，老朱下决心把效率提上去到全球去竞争！这个大方向上老朱没有错，他用了很多办法可以说是出尽百宝为此努力，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这一点上我确信历史将会给老朱一个公道。某些办法本身有很多错误，并不成功，这完全正常，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宗旨就是操作主义允许失败，实践中也不可能有不犯错的完美人物，肯定是多做多错。有些办法的确提高了效率，但就令部分人利益受损，这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来看，老朱推动了很多的改革大动作，是相当进取的，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有数量级的提高，与西方国家的效率差距由百倍前进到十倍以内（这也是按具体标准来算的，就是个进步非常快的意思）。
现在一些领域中国企业的效率已经相当厉害，别的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的。最突出的是纺织品领域，中国造的是又便宜又好，能够给中国贡献一年1000亿美元以上的出口。如果放开来竞争，那么一定是中国把全球市场基本占光，搞个2000亿美元不成问题。这就是提高效率带来的好处。你可以说纺织品来钱不够多（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利润大头，不可小视），不如造飞机挣钱多，所以要去造飞机。但是你占住了纺织品市场再去想该不该造飞机，总比连纺织品市场都搞不定空想造飞机一步发达要好。
企业效率的数值描述方法多种多样，经济学名词很多。但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大致就是企业各方面综合效率的体现。中国的出口10年增长5倍，不是靠出口原材料，基本都是打出来的，根本原因肯定是效率提升。我们可以去具体看一下老朱做了些什幺让中国企业的效率鸟枪换炮。
最重要的是大力引进先进生产技朮。老朱当政的时期，比从前引进技朮步子要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老朱手头的钱越来越多，引进技朮一会就形成生产力赚钱，赚了钱又去引进技朮，形成了正循环，一举解决了资金问题。没有资金问题，只有别人不愿卖技朮的问题。可以质疑说，引进中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吸收引进技朮自主研发有重大缺陷，这是相当合理的疑问。但老朱至少做到了正循环，引进技朮从总体上还是相当值得的，并没有白花钱。就我较熟的几个领域，生产技朮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小时候很熟悉的一个单位是个6000千瓦的发电厂，好几百号人占好大一块地，现在想想都恐怖，这效率低得太吓人了。后来都拆了，新上马的电厂一般就是30万千瓦一台机组，用的人反而少很多，效率提高50倍不止。30万、60万千瓦的机组，不少就要到国外去引进。但没有不引进的道理，不能等国产机组研发好了再上（后来国产机组也慢慢赶上来了），不然你一吨煤发的电就是要少很多，烧一吨就亏一吨，一个大电厂一天就是上百节车皮煤。没有电你发展慢了，其它生产也受影响。发电领域的情况和过去相比真的是新旧两重天，如今应该说与西方的差距不算大了，想想从前白白烧掉多少煤。现在印度想要发展制造业，我觉得它要吃大苦头了，想把电力生产技朮弄到中国这种水平，它得折腾死，它那产品的电力成本不可能低的。这种例子多得很，我想读者一定有比较熟悉的领域，欢迎现身说法提供材料共享。
另一个是“减员增效”。这里主要指的是制造业，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效率是最关键的。减员是手段，是因为过去实在是人太多了。你引进先进技朮也罢，自研技朮也好，人多的话效率还是高不上去。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的理解，说你减员了，人下岗了，没生活来源了，社会乱了，你制造业大发展，还加入WTO，结果反而制造业就业人口从9000多万掉到了8000多万，得不偿失。另外一种是积极的理解，减员了，社会用更少的劳动力就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减掉的人也是宝贵的劳动力，可以去从事其它的行业，又进一步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从近年来的发展看，政府是按照积极的办法去实行的，就是“创造”就业机会（每年创造的就业机会都是绝对世界第一），而不是象过去那样把人塞进工厂人浮于事。具体实践办企业的人会怎幺做是不言而喻的，强要不减员就是大家一起拖死。制造业市场竞争是没有道理好讲的，你效率不行就完蛋。制造业的原则一定是减人，减下来的人到服务业去，只有总量大大扩张的情况下制造业才可以增人（90年代以后也有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制造业的就业减少所以要控诉，是不折不扣的外行话，用机器替人干活是硬道理，应该看社会总就业。服务业确实是人太少了，要大力发展，这个暂时不用讲效率，有工作的人能一人请一个下岗的来家里做家务最好了，可惜中国人不喜欢这样做。
另一个是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单个企业的生产技朮可以快速进步，人员可以大幅减少，这是效率提升的大头。但某些关键环节，还得看社会基础设施。水陆空交通不好，电力供异不足，厂子原材料或者部件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没电也开不了工，本厂的生产再有效率也不行。电信不行，网络不发达，企业市场反应就慢，效率也很受影响。这方面不能靠企业，得由政府包搞。中国政府这方面相当厉害，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优势在于干项目，比发达国家还厉害。中国五年建的比美国西欧三十年建的还多（发达国家不少地方修工程慢吞吞的）。照现在这个搞法，基础设施赶上发达国家没有任何疑问，只是时间问题，连农村都已经放到计划里了。一年年那么多钢铁水泥出来，不是吃干饭的，最后就是国家大变样。这方面是官办经济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最大优势，中国有这样的优势原因很多，如土地国有，也有一定技朮。总之外国人实在是怕了。一些看不顺眼的外国人说中国建基础设施“没有效率”，建出很多坏账来，最后维持不下去，总会出事的。这方面是属于没想通，建基础设施的坏账是不怕的，因为可以通过搞生产捞回来。基础设施本身是三十年还是五十年的还款期甚至根本就当公益事业都不要紧，社会生产发展了就不是问题。在基础设施上弄些坏账，是“健康”的坏账，远胜过维持低效率企业弄出的坏账，那个会要命。这就好比人去体育运动锻炼身体会弄出些皮破外伤，但这好过整天吃了不动混身虚弱。例如江西90年代整了几个大电厂，结果自己工业不行电力需求不足，全国电力过剩往外卖也没指望，眼看那几十亿的贷款怎幺也还不上就要坏账了，连维持运行都会亏损。可是没过两年就是全国缺电了，效益一下就上去了。
最后就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一样的条件，都引进技朮，都减员，都用一样的基础设施，竞争起来国企一般就是搞不过私企外企。问题在企业内部运作差异上。这也不是说国企就是些坏人在当领导，搞不过为干脆为自己干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原因很复杂，国企包袱多，国企任务重，国企交税多（或者说不如外企私企会逃税）。这个是实践结果，找原因属于理论问题，反正国企就是出尽百宝提高效率，也还是拼不过（不是没提高）。最后，就有两种实践出来的法子比较通行管用。
一种是搞垄断，这个是中央的终极法宝，地方上也经常用。电信运营业务，利润是以万亿人民币计的，中央搞几个垄断国企自己吞了，还包装上市直接捞现的。还有石油、电力等能源工业，都是垄断利润，中石油是亚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二百亿美元。还有银行业保险业也是如此。这种稳打稳的利润，中央不搞什幺市场经济的，中央是也是经济人，能捞的都划拉到自己账下。这种产业我总结叫作“现代产业”，特点是搞起来就赚，原来是市场空白，相当于印钱搞产业，没有任何风险。外国人在中国入WTO时讨价还价，盯的就是这些产业，要中国开放这些产业，的确是有肥厚的利润。中国答应的是“开放”，不是说就把产业白送人，而是说让外国人来竞争了，这样，垄断程度就不是100%了（也还是高度垄断），外国人如果想出办法来竞争了（中国这边电信联通中银什幺的已经全国布好点占了地利），能捞到不少，中国政府和外国人合资各占50%一起捞，大把利润肯定还是有保障的，是不是比自己独吞多就要看竞争提高效率多少了。郎咸平指着这种垄断公司说国企效率高，遭到了一致的批评，是他的一个大硬伤。
另一种是搞新型国企。从股本结构来看（中国所有公司从名义上都转成了股份制），国有股法人股是绝对大头，所以实质是国营公司。也不垄断，还是参与社会竞争的。经营机制上，就依靠历史机遇或者有“能人”整了几把的因素，占了一定的市场，有了一定的本钱，也有一定竞争实力，虽然有国企的缺点，也不是说就活不下去了。这种国企一般都是地方上的宝贝，地方上明里暗里会有一些资源支持，是官办经济里的一分子。它们比从前进步了很多，通过改制成了比较纯粹的企业，不是过去那种一个企业一个社会，知道去跑市场了，也有一些有远见的去搞技朮，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很多缺陷，是官办经济的大缺陷之一。中国上市公司不少都是这种新型国企。
如果这两种法子行不通，这国企问题就要了命。中国政府说“抓大放小”，就等于是说，除了前面两种法子，其它救国企的办法都失败了。如果社会问题严重，可能“放小”的步子就慢点，但最终政府是不会去救那些失败国企的，从心里都放弃了。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卖”。这是实践的选择，有时连卖都卖不出去。不实践干国企，可以说怎幺怎幺救，怎幺说都行，说把外资全赶跑的都有。但中国是官办经济，各地政府是经济人，不是理论家，看着烂国企一年年没效益还得往里投钱维持，那心里能烦死，也就是没人买，或者工人要上街，不然早扔了。种种“高明”的理论实践中根本不济事，没人听的。这也不是说政府官员“短视”造成的，政府官员整了许多年官办经济一般还有点子实践经验，有一些事务上目光短浅肯定是有的，但种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全国没有一个官员会有兴趣的。也不是说光左派的主意没人听，右派彻底自由化的法子也没人听，管用的是中国政府实践出来的一些土法子。
国企就是以上三个结局，垄断肥得流油，新型国企抓住机遇占据市场先机也还能混，剩下的等着破产卖光，我确信不会有变了。从数量上来说，原来38万家国企，可能就数千家能活下来。中央抓住利润最肥的一二百家大型央企，国资委还在地方企业占股。地方上各有若干骨干国企当宝一样，并不是某些人说的仇恨国企非要私有化。剩下的爱怎幺的怎幺的，反正怎幺整都那回事。总量上，国企还是炒肥了。国资委发了，手头企业利润一年就是6000亿元，理论上都是中央的，分不分红另说，挣钱是实在的。垄断利润不是你市场经济幸幸苦苦挣钱能比的。因此，其它烂国企纯粹就是包袱，全不要了也不会影响中央发大财。
那些烂国企，是官办经济的牺牲品。从整个经济结构上来说，是不断被私企民企外企等其它成分的企业代替，所以也没有造成多大动荡。厂子破产了，工人下岗了骂骂娘闹一会儿，领了遣散费大部分还是到私企民企外企混去了。真闹起来的，是困难地区找不着工作吃低保的。政府弄些镇暴武警，再安排点子钱不让人饿死，也就对付过去了，不跟你讲啥子良心。政府是经济人，你不闹得它生产干不下去没法捞钱了，它凭什幺管你？官办经济只讲利益，不讲良心的，和“官”讲“道理”肯定是被当成SB。现实就是如此，接不接受都没法改变，搞经济不是干革命，理想主义靠边站。不要看现在好象中国乱得很，到处都是犯罪分子一样，其实是超级稳定的。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政府，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对手，可能世界上其它国家执政党都换一圈了，中国还是共产党政府千年不死一样地混着。美国人搞和平演变都不知如何下手，中国政府好象混身是破绽但就是和资本主义一样“垂而不死”。
老朱整了十年，付出很大代价且不提，中国企业的效率是实实在在的整上去了。国企都有很大进步，民企私企更不是吃干饭的。地方上又搞了一些创新，如“块状经济”，就是自发形成的产业聚集，外资也来扎堆转移产业搞出产业聚集，这很重要，但是与老朱关系不大。至于一些贬低中国经济的内外人士提的“不要环保”，“随便开除工人”，“工人劳动条件差时间长”，这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黑心企业的竞争力，但不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我自己就知道一些企业，从事媒体上所称“血汗工厂”干的行业，但其实对工人待遇不算差，住宿餐饮福利都好，工资也不算少，但竞争力并不差，并没有被“血汗工厂”给挤垮了。中国的效率提升的原因主要是我上面分析的几大头，“血汗工厂”并非关键。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也不少，一些纺织企业就如此，但是技朮等综合条件实在差中国太远，效率根本不行，还是会被中国企业挤垮。
国际经济环境里就是这样，企业有管用的综合效率了，世界市场那么大，挣钱不成问题。老朱抓住了企业效率这个纲，中国政府真的富了。当然，官办经济的主体是政府，富的是政府，不是人民。
（二十一）穷政府
政府搞改革开放的初衷，或者说推动力，的确有相当程度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现在一些人称为“改革黄金时代”的80年代初期，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确实有实际性的提高，这是得到一致公认的，是改革开放前期矛盾较少的主因。这一段时期政府的财力，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国际上没有钱。外汇储备到90年代早期也不过一二百亿美元。和美国结伙对抗苏联时，美国人说你出个把亿美元，我干脆帮你把战斗机的电子系统全改造了。但那时就觉得美国人黑，要钱太多。其实现在来看这点钱真不算啥，买个预警机都不够，就是那时没钱不大敢花。另一方面，国内也没钱。到处都要花钱，预算做起来是捉襟见肘。老邓出头把国防科研等经费砍了很多，先顾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有人一边骂邓小平压国防，一边又说老毛有钱留给老邓改善生活。其实就是二难选择，钱就那么多，无论怎幺做都是压这个保那个。那时还是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非象宣传说的那样弄些“好政策”就做得到。除了靠纠正过去对谁都没好处的极端政策（如让农民搞副业），还得靠真金白银地预算倾斜。因为穷，想弄点钱搞改革，印了一些钱，就“剧烈”通货膨胀了（其实不算啥，老百姓没见识过，买一澡盆肥皂放家里），是动乱的原因之一。那时候贪污犯想弄点钱都不容易，到处都是计划里的钱，不好弄。我印象中确实觉得城市建设很慢，跟后来没法比，这都是因为没钱。
为什幺国际国内都没有钱？国际上没钱，道理很简单，一是卖原材料弄不到多少钱，二是没有按比较优势挣外汇。中国到是肯卖原材料，原油木材煤都卖过。但是中国资源不多，这样做弄不到多少钱，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十个大庆”梦想破灭了。这第二个，就很值得说一说了。按比较优势挣外汇，就是你生产的东西有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就能有来钱的路数。一些国家卖原材料可以算是比较优势，但中国肯定不能把卖原材料当比较优势。中国也还是有比较优势的，十亿人，还有一定工程技朮实力，这劳动力配上工程师一定有不少类别的商品生产是有国际竞争力的。但以前就是因为封闭，没怎幺去做。香港这么小个地方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了，开始也不过做一些低档的加工业。你有从长计议的宏伟计划，不能全国都按比较优势干，但分很少一部分人去用比较优势去国际上挣钱，总没有太多困难，挣来外汇了还可以帮助全国干大事。1973年代陈云又出来工作，建议搞些手工艺品出口，就是这个思路。但以前就是管得太死了，农村资本主义尾巴都要割掉，根本就是太政治化。其实美苏封锁也不是说就完全封锁，搞些优势产品出口还是有门的，后来外交破局完全可以搞出规模了，但自己没想到。最后搞得靠卖原材料换外汇进口技朮设备，也弄不到多少钱，后来外汇不够都不敢进口了。好几亿农民在田里混工分，香港农民比深圳农民收入高一百倍，都是一样的中国人，这还怎幺让人相信社会主义？你说要忍耐等全国建成四个现代化，好多深圳农民已经忍耐不住逃到香港去了。社会主义国家忍耐不住基本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这是一个无可推诿的失误，哪怕分出一千万农民来国际市场抢活都要好得多。难道还少这一千万农民干四化？那段时间，世界经济发展很快，周边国家与中国内地明显拉开了差距，城市外观也好，居民收入也好都进步很大。所以说中国错过了一次经济机会，指的就是这个。说句实话，如果那时中国去与四小龙抢国际经济机会，哪有后来港台商人到内地欺男霸女的事？当然这是马后炮，中国在政治运动，没人去想这种事，就是想到了，谁提这个不被打死才怪。
有些人幻想搞技朮搞着搞着一步登天忽然就发达了。这都经不起实践检验，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日本韩国都是从把简单的东西卖到国际市场上做起，后来才技朮进步走向发达的。把话说明白一些，从简单做起一步步接受国际国内市场检验更容易形成技朮开发与经济收益的正循环，是以战养战。只要人肯奋斗，一路技朮进步伴着经济发达就成功了。不靠侵略剥削其它国家的话，这是后进国家走向发达的正路。不接受市场检验搞“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的技朮积累，比啥也不干光卖资源要好，但不如市场导向的技朮进步合理。特别的麻烦在于，技朮积累与经济收益无法形成正循环，得从其它地方压榨资源投入到技朮积累里。
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压榨农民收取农业剩余给工业积累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一穷二白，开始只能这样做。但这种理论的极端错误在于，忽视了其它挣钱手段的作用。靠农业积累是最慢的方式，因为搞农业实在不是来钱的好方法。如果有条件了，一定要发展工商业，有条件出口商品一定要搞，还要尽量创造条件去搞。在国际上占住了一个产业，哪怕就是做最次等的衣服，也比种田的积累要多得多。陈云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坚持要搞一点出口搞一些工商业，他其实只是要求松动一点点，可惜连这也做不到，老毛让陈云长年靠边站。结果中国多年来都是农业工业两头转，没想到靠其它方式去积累挣钱，全国大多数劳动力在地里做着收益不大的工作，后来都干得没精神了。七亿人种地和六亿人种田的粮食产量能有多大区别？工业吸收不了足够就业人口，不能发展其它产业么？弄些手工艺人搞点三产对经济能有什幺坏影响？非得把人限在农村，连知识青年都要到农村去讨口饭吃。现代社会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在中国变成了计划经济里无关紧要的分配环节。这都是过于僵化的错误，哪怕你就是干计划经济也可以灵活一些，干陈云的鸟笼经济都会好得多。什幺辩解的理由都不管用，就是犯了僵化的错误。
就这样弄了快三十年，结果国家还是很穷，政府穷，人民穷。老邓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实在是非常痛心的。人民穷一百倍，这么大个国家的政府靠卖资源挣外汇，还怎幺跟周边的资本主义斗？现在一些人对以前的经济建设进行美好的空想，要为犯了极大错误的僵化经济政策辩护，这是不知最基本的经济道理。
痛定思痛，老邓还是整出了办法，政府先变成了全球顶级阔佬。
（二十二）气可鼓不可泄
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历史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二十三）穷政府的几大主题
对于一个人，什幺叫穷，什幺叫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有时明明没多少钱的人会觉得自己够富了，钱多的人却觉得自己很穷，所以以空对空论穷富是没什幺意义的。但与自己过去对比，在一些与财富有关的事情上，明显有很多事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说“变富”了，还是靠得住的。例如以前想天天吃苹果没那么多钱是做梦，但现在有钱不成问题了，那么肯定得算比从前富了。当然，这和人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以前天天盼苹果吃时生活有点进步就高兴得很，现在看见别人买房买车自己没指望烦得不得了。自己觉得富不富，得看你想干什幺事，干不成就觉得自己穷。
政府也是这样，一个是要绝对意义上“变富”，在国家层次可以笼统地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外汇储备等与“钱”有关的数字来表示，实质上是支持货币价值的产业、资源、技朮等与综合国力有关的体现。第二是要界定“想干的事”，不然什幺事都想做，那永远只会觉得穷得要死。改革开放开始为什幺觉得非常穷，是因为这两方面都困难。对内对外能用的钱不多，维持性财政，综合国力要急起直追。想干的事吧，又特别多，国家对人民生活从最底层就开始大包大揽， 所有的经济建设都由政府包搞，挑得担子太重了，对于发展又雄心勃勃。责任与目标都不小，国力不足，政府自然会觉得穷得要命。
那么政府想由穷变富，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想办法。最开始的办法很容易，把“想干的事”调整一下，就会好些了。你要管农民怎幺种田，结果是一起磨洋工，又要管农民生活返销粮，还不如让农民自己搞。这个只要想通了就很容易，政府责任也小了，农民也得了实惠，农业产出也多了。这就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意义，也正因为简单，后面越搞毛病越多。
其实政府花钱的大头，在于一些“重”项目。这些项目有这样的特点：对技朮与资源要求较高，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大﹔想要做成最终产品获得经济效益非常困难，必须持续投入，缺一环都不行﹔国际上竞争激烈，落后一点就没有竞争力﹔国防项目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是花钱买安全。典型就是如“运十”这个项目，其它的国防大项目都很多。这样的项目，不断大搞的话对技朮积累是有好处的，还会有“技朮溢出”效应，国防技朮拿来民用很常见。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在于真是太花钱了，政府会弄得很穷。从长远来说，技朮积累是有利于挣钱的，但这也不一定，真的要实现靠技朮挣钱，需要很多条件。一是你要把技朮用到挣钱上去，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技朮技朮只投入不产出。二是怎幺从技朮到挣钱，这相当复杂，并不比搞技朮容易，商业竞争上技朮好的败给技朮差的事情很常见。我认为挣钱的综合套路比单纯搞技朮要难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赞成“搞技朮”，但千万不能把“搞技朮”等同于“搞技朮挣钱”，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事情。一些人幻想毛时代重工技朮路线这么搞下去就会发达，就是这样的简单处理。反正现实里苏联这样搞是垮掉了。中国那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还不是技朮的问题，香港有什幺技朮？就是挣钱的综合套路上，差得很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老邓出头去砍“重”项目是相当自然的。他不是理想主义者，相当实际，既然不打粮食，就砍了。理想主义的人骂短视爱骂骂去，反正我弄一堆操作主义的人干事，这些人能理解就行（相当多的人确实能理解，支持运十下马的人里很多想得很深），不跟你们扯这些无聊的事。当然现在政府有钱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府也并非不懂技朮的重要性，不看短期经济效益猛投R＆D已经快十年了。老邓那时，是别无选择，一方面没钱，得用技朮去挣钱，另一方面用技朮挣钱的套路也得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再则当时国际局势还算好，号称“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两大主流”，确国防有理由，美帝与台独闹得凶是后来的事。
砍了重项目，让国防“忍耐”，挑的担子轻了，就有余力去做其它事，主要精力也转向其它事。这其它事就是几大主题，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等。把这些事做好，自然就会“变富”。这些都是后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常见的东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政策的最大差别。至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前是国防第一，狠搞重工业，那肯定只能是计划经济，最后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僵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了，要大搞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那实践的结果一定是慢慢把计划经济改掉，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的官办经济。老邓是搞经济的老手，实践经验很丰富，不会被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类以空对空的无聊理论欺骗，他搞改革的原因是要把那几大主题搞好。我们前面说的老朱为提高效率整的那些招，也是因为这几大主题。苏联就不是，它认为国家应该这样这样运行，结果自然会好，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几大主题，怎幺干好是个相当专业的事，这里头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摸出了不少法子，也犯过不少错误。干了二十多年，就几个主题的发展而言，可以肯定是相当成功的。一些人否定改革，对这些主题只能一带而过，不然会被政府拿数据砸死。当然可以从环境保护、贫富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教育医疗等问题下手，这方面可以说的相当多，中国政府自己都承认了，人人都相当清楚了。至于从“整体”上该肯定还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个无聊的哲学问题，无非是个人喜好，你喜欢这方面变好了，他痛恨那方面变坏了。
我去评价，喜欢到具体的问题里去看。最终目标当然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我说的这几大主题，以及那些人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大缺点，都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不解决基础设施等大主题，我是不会有任何兴趣去论什幺成功失败的，其它的比中国再好都没兴趣。对于中国来说，不解决几大主题，其它问题最终都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几大主题基本解决了或者有了解决的希望，其它问题弄弄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无非是哪个闹得凶就解决哪一个，除了骂娘，没有什幺意思。这就是是抓纲治本。
（二十四）毛泽东反全球化
在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技朮、产业升级等几大主题中，进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要论“重要性”（其实都重要，比哪个更重要，是个要定标准的哲学问题），进出口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抓进出口贸易较容易入手，对其它几个主题都有促进作用，可谓“着一子而全活”。一些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搞得好，其它方面就不会差。如果下大本钱搞其它方面，进出口却表现不好，那么很可能是有问题难以持续的。
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一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表现，经过多年来历史的考验，确实是很好的方法。“比较优势”的名头这么大，不是靠吹嘘，确实是管用（当然什幺理论都不能乱用，背景知识很重要）。照我的理解，比较优势理论用到进出口上，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要分析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按你现有的比较优势去搞进出口，二是要去提高你自己的比较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如我们前面SWOT分析中所做的。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文过饰非胡吹大气，一定要实事求是，放到国际大环境里去老实分析。你不能胡吹说，运十已经飞上天了，所以客机制造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把资源投到运十上去，把波音空客的市场抢过来，卖几十架飞机就能解决全国人民很多大问题了，这多带劲。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会很惨。俄罗斯飞机制造比中国好多了，也卖不了多少客机，中国要往里投多少钱是没法算的。如果对运十的技朮问题有些了解，就知道客机制造绝非我们的比较优势，短缺的技朮资源非常多，即使只给自己的航空公司用也差之甚远。你可以说，应该投入资源到大飞机制造上去，但出发点得是“提高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说是“靠比较优势挣钱”，现在政府实力足够，确实可以这样搞。对于80年代中国那个穷政府，这是个相当为难的选择。另外，有人说买外国飞机上千亿美元，为什幺不拿很少一部分钱出来自己研制？这个是错误理解了钱。这实际是个资源投入问题，有些东西不是钱能够代替的。中国的飞机制造产业就那么些人力物力技朮资源，如果去搞最耗资源的大运，很多其它飞机就不能搞了，投再多钱都是如此，除非你用美元立刻能买来技朮，投钱才管用。就象现在中国如果下定决心了完全可以扔出一千亿美元去搞大飞机，但人家不卖技朮，什幺时候能搞出来还真不敢说。
8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一定技朮水平，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政府搞项目非常厉害。这要干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真是太合适了，确实就是全球最好。后来挣到了不少钱，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又发展出新的优势：资本，结合引进技朮自研技朮，技朮密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成了比较优势。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就是“知识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技朮、品牌等等综合优势发挥出来层次更高。
中国搞改革开放运气不错在于，这些比较优势正好在全球化大扩张的国际大环境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来早些开放按比较优势搞会更好，但80年代来搞也还来得及，再晚，就不好办了。想想看，如果印度先于中国十年开放，纺织业机电产业让印度占去了，中国再来改革开放，还有什幺可搞的？全球化的过程，是不断演化的，中国以前封闭与世界经济关系不大，世界经济没有中国照样演化，并不会等中国准备好了才动，中国只有加进来才能影响这个过程。
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生产大分工”，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社会分工提高效率，确实是经济学的精要所在，马克思都认的。随着交通与通信工具速度与效率的几次飞跃发展，从马车发展到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从电话一直到互联网，经济社会的范畴终于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前一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产业分工，效率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得多。现在是国家级别的分工，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布局生产，效率比一国自己搞又有提高。所以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这才是真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的“民主”根本比不了。但也不是说的这么好，这样的全球化必然就是有的吃肉，有的喝汤，有的在泥里打滚。全球化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可是公平没有谁来给你保证。不仅没人保证，有实力的国家还就是要弄得不公平，给自己划拉利益。文明点的就是条约，你不肯就范我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暴力一下不是什幺难事。
现在有一些反全球化的组织，痛诉全球化的各种坏事，都是真事，但其实掀不起什幺浪花。全球所有社会都是被利益驱动的，并不是善恶驱动的。真正反全球化的老大，得算是老毛的“造反有理”。那时美欧与苏东两大阵营对峙，其实都是要全球化。苏联组织的经护会各集团就有国家级别的产业分工，把其它国家拉进社会主义集团是大事业，一段时间内全球攻势挺厉害。美国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死顶了一阵，要搞自己的全球化，在朝鲜越南打得很热闹，就是怕“骨牌效应”一大片地区都赤化了。老毛整的“造反有理”、“哪时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三个世界理论”，是明确反这两种全球化的。虽然说的是“反霸”，老毛的兴趣也不在经济上，但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就是反全球化。老毛获得世界性的声誉，现在还是很多运动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老毛从内心里就非常不喜欢“经济人”这种小里小气的东西，不喜欢按照“假设人人自私”的原则去组织全球产业分工。他要造反，要全球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联合起来干翻压迫人的资本家，他的眼光是放在全球的。他的气魄确实大，真的按着这样的思想搞了一阵子，中国真的作出表率，在国际上无私援助了不少国家。现在一些人说，老毛援助发展中国家是眼光长远为了把这些国家拉进中国经济圈先给它们一些利益，这肯定是曲解了老毛的本意。这还是从经济上着眼，无非是在美国苏联以外，又开第三家去与它们争夺势力范围，还是帝国主义的老套。老毛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如果是作为第三股势力去抢食，根本闹不出什幺动静。之所以老毛弄出了那么大的全球影响，是因为思想上给了人们另一种出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口号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圈的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宣传，实实在在就是老毛想全球革命，无私援助世界革命也是真心的，不是想卖乖买好。我看老毛与苏联决裂，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发现苏联成了个自私自利想压迫其它国家的“苏修”，就义无反顾地对赫鲁晓夫大批判。其实那时苏联对中国真不能算差，赫鲁晓夫援助中国是比较尽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不是事实。如果老毛向赫秃子服个软，肯定会有更多援助，在苏联集团里面混个老二还是靠得住的，不仅不会吃亏，还能吃香喝辣跟着欺压其它国家。但是“义不容情”，大是大非不是百把个工业援助项目能收买得了的。所以苏联威胁撤回专家，老毛都让他们走人，后来搞到边境陈兵百万对峙，都是因为这个“大是大非”。这一点上，我相当理解老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确实令人敬佩。一些下三烂攻击老毛说他是想“争夺领导权”，这个眼界就太低了。
但是老毛的全球事业是个注定失败的事业。敌人势力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力量太小。一段时间，弄得中国孤家寡人，全球两大集团都把中国当大敌。从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值得骄傲的事，全世界能理解的人非常尊敬毛泽东是有原因的。就是敌人，也得把老毛当伟人。但在黑社会把持的秩序中想强出头做正义人士，会付出很大代价。老毛的浪漫英雄主义有够正义，可惜就苦了中国人。两大集团把中国封锁得结结实实的，内部受压力太大想要快速发展，就弄出很多不科学的东西。搞全球革命，在东南亚先就受到很大挫折，华侨与共产党被杀不少，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最大敌人。花了几百亿援助的越南投靠了苏修，最后闹到要打仗。周恩来相当理解老毛，所以出钱支持别国他安排下来了，但是真的很苦。
最后老毛也觉得这样搞不是办法。正义英雄做起来太苦，最后还得回归现实。这时的老毛，已经有些灰心，斗志已经不旺了，最后连林彪也反对他，更是给他沉重一击。我觉得老毛的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但不赞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从事这样一个必定失败的事业。说起来真的是为全人类的正义事业作了贡献，到头来弄得自己穷得很要向港台商人低三下四拉投资。这个地球就是这样黑暗，想当好人先得看你够不够份量。
老毛都反不了的全球化，确实就是世界潮流，虽然很邪恶。“打败不了你，就加入你”，中国也到全球化里捞食吃去了。
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历史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二十三）穷政府的几大主题
对于一个人，什幺叫穷，什幺叫富，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有时明明没多少钱的人会觉得自己够富了，钱多的人却觉得自己很穷，所以以空对空论穷富是没什幺意义的。但与自己过去对比，在一些与财富有关的事情上，明显有很多事以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做到了，那么我们说“变富”了，还是靠得住的。例如以前想天天吃苹果没那么多钱是做梦，但现在有钱不成问题了，那么肯定得算比从前富了。当然，这和人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以前天天盼苹果吃时生活有点进步就高兴得很，现在看见别人买房买车自己没指望烦得不得了。自己觉得富不富，得看你想干什幺事，干不成就觉得自己穷。
政府也是这样，一个是要绝对意义上“变富”，在国家层次可以笼统地用财政收入固定资产外汇储备等与“钱”有关的数字来表示，实质上是支持货币价值的产业、资源、技朮等与综合国力有关的体现。第二是要界定“想干的事”，不然什幺事都想做，那永远只会觉得穷得要死。改革开放开始为什幺觉得非常穷，是因为这两方面都困难。对内对外能用的钱不多，维持性财政，综合国力要急起直追。想干的事吧，又特别多，国家对人民生活从最底层就开始大包大揽， 所有的经济建设都由政府包搞，挑得担子太重了，对于发展又雄心勃勃。责任与目标都不小，国力不足，政府自然会觉得穷得要命。
那么政府想由穷变富，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想办法。最开始的办法很容易，把“想干的事”调整一下，就会好些了。你要管农民怎幺种田，结果是一起磨洋工，又要管农民生活返销粮，还不如让农民自己搞。这个只要想通了就很容易，政府责任也小了，农民也得了实惠，农业产出也多了。这就是“农村承包责任制”，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没有什幺了不起的意义，也正因为简单，后面越搞毛病越多。
其实政府花钱的大头，在于一些“重”项目。这些项目有这样的特点：对技朮与资源要求较高，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很大﹔想要做成最终产品获得经济效益非常困难，必须持续投入，缺一环都不行﹔国际上竞争激烈，落后一点就没有竞争力﹔国防项目甚至没有经济效益，就是花钱买安全。典型就是如“运十”这个项目，其它的国防大项目都很多。这样的项目，不断大搞的话对技朮积累是有好处的，还会有“技朮溢出”效应，国防技朮拿来民用很常见。这是好的方面，但不好的在于真是太花钱了，政府会弄得很穷。从长远来说，技朮积累是有利于挣钱的，但这也不一定，真的要实现靠技朮挣钱，需要很多条件。一是你要把技朮用到挣钱上去，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技朮技朮只投入不产出。二是怎幺从技朮到挣钱，这相当复杂，并不比搞技朮容易，商业竞争上技朮好的败给技朮差的事情很常见。我认为挣钱的综合套路比单纯搞技朮要难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赞成“搞技朮”，但千万不能把“搞技朮”等同于“搞技朮挣钱”，这是两个相差甚远的事情。一些人幻想毛时代重工技朮路线这么搞下去就会发达，就是这样的简单处理。反正现实里苏联这样搞是垮掉了。中国那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还不是技朮的问题，香港有什幺技朮？就是挣钱的综合套路上，差得很远。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老邓出头去砍“重”项目是相当自然的。他不是理想主义者，相当实际，既然不打粮食，就砍了。理想主义的人骂短视爱骂骂去，反正我弄一堆操作主义的人干事，这些人能理解就行（相当多的人确实能理解，支持运十下马的人里很多想得很深），不跟你们扯这些无聊的事。当然现在政府有钱了，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政府也并非不懂技朮的重要性，不看短期经济效益猛投R＆D已经快十年了。老邓那时，是别无选择，一方面没钱，得用技朮去挣钱，另一方面用技朮挣钱的套路也得在实践中锻炼出来。再则当时国际局势还算好，号称“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两大主流”，确国防有理由，美帝与台独闹得凶是后来的事。
砍了重项目，让国防“忍耐”，挑的担子轻了，就有余力去做其它事，主要精力也转向其它事。这其它事就是几大主题，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等。把这些事做好，自然就会“变富”。这些都是后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常见的东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不太一样。
这是我认为改革开放前后经济政策的最大差别。至于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是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以前是国防第一，狠搞重工业，那肯定只能是计划经济，最后因为一些政治因素搞成了中国特色的僵化计划经济。改革开放了，要大搞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那实践的结果一定是慢慢把计划经济改掉，最后成为中国特色的官办经济。老邓是搞经济的老手，实践经验很丰富，不会被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类以空对空的无聊理论欺骗，他搞改革的原因是要把那几大主题搞好。我们前面说的老朱为提高效率整的那些招，也是因为这几大主题。苏联就不是，它认为国家应该这样这样运行，结果自然会好，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两回事。
对于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等几大主题，怎幺干好是个相当专业的事，这里头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摸出了不少法子，也犯过不少错误。干了二十多年，就几个主题的发展而言，可以肯定是相当成功的。一些人否定改革，对这些主题只能一带而过，不然会被政府拿数据砸死。当然可以从环境保护、贫富分化、贪污腐败、道德沦丧、教育医疗等问题下手，这方面可以说的相当多，中国政府自己都承认了，人人都相当清楚了。至于从“整体”上该肯定还是否定改革开放，这是个无聊的哲学问题，无非是个人喜好，你喜欢这方面变好了，他痛恨那方面变坏了。
我去评价，喜欢到具体的问题里去看。最终目标当然是解决所有重大问题。我说的这几大主题，以及那些人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大缺点，都是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政府不解决基础设施等大主题，我是不会有任何兴趣去论什幺成功失败的，其它的比中国再好都没兴趣。对于中国来说，不解决几大主题，其它问题最终都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几大主题基本解决了或者有了解决的希望，其它问题弄弄并不需要多高的水平，无非是哪个闹得凶就解决哪一个，除了骂娘，没有什幺意思。这就是是抓纲治本。
（二十四）毛泽东反全球化
在基础设施、消费、进出口贸易、引进技朮、产业升级等几大主题中，进出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要论“重要性”（其实都重要，比哪个更重要，是个要定标准的哲学问题），进出口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抓进出口贸易较容易入手，对其它几个主题都有促进作用，可谓“着一子而全活”。一些国家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进出口贸易搞得好，其它方面就不会差。如果下大本钱搞其它方面，进出口却表现不好，那么很可能是有问题难以持续的。
用“比较优势”理论来分析一国在进出口贸易中的表现，经过多年来历史的考验，确实是很好的方法。“比较优势”的名头这么大，不是靠吹嘘，确实是管用（当然什幺理论都不能乱用，背景知识很重要）。照我的理解，比较优势理论用到进出口上，应该是两个层面：一是要分析清楚自己的比较优势，按你现有的比较优势去搞进出口，二是要去提高你自己的比较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优势所在，就是如我们前面SWOT分析中所做的。这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文过饰非胡吹大气，一定要实事求是，放到国际大环境里去老实分析。你不能胡吹说，运十已经飞上天了，所以客机制造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应该把资源投到运十上去，把波音空客的市场抢过来，卖几十架飞机就能解决全国人民很多大问题了，这多带劲。这么做不是不可以，但会很惨。俄罗斯飞机制造比中国好多了，也卖不了多少客机，中国要往里投多少钱是没法算的。如果对运十的技朮问题有些了解，就知道客机制造绝非我们的比较优势，短缺的技朮资源非常多，即使只给自己的航空公司用也差之甚远。你可以说，应该投入资源到大飞机制造上去，但出发点得是“提高自己的比较优势”，不能说是“靠比较优势挣钱”，现在政府实力足够，确实可以这样搞。对于80年代中国那个穷政府，这是个相当为难的选择。另外，有人说买外国飞机上千亿美元，为什幺不拿很少一部分钱出来自己研制？这个是错误理解了钱。这实际是个资源投入问题，有些东西不是钱能够代替的。中国的飞机制造产业就那么些人力物力技朮资源，如果去搞最耗资源的大运，很多其它飞机就不能搞了，投再多钱都是如此，除非你用美元立刻能买来技朮，投钱才管用。就象现在中国如果下定决心了完全可以扔出一千亿美元去搞大飞机，但人家不卖技朮，什幺时候能搞出来还真不敢说。
80年代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有一定技朮水平，人力资源非常丰富，政府搞项目非常厉害。这要干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真是太合适了，确实就是全球最好。后来挣到了不少钱，基础设施越来越好，又发展出新的优势：资本，结合引进技朮自研技朮，技朮密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也成了比较优势。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就是“知识经济”，发达国家的金融、技朮、品牌等等综合优势发挥出来层次更高。
中国搞改革开放运气不错在于，这些比较优势正好在全球化大扩张的国际大环境里发挥了很大作用。本来早些开放按比较优势搞会更好，但80年代来搞也还来得及，再晚，就不好办了。想想看，如果印度先于中国十年开放，纺织业机电产业让印度占去了，中国再来改革开放，还有什幺可搞的？全球化的过程，是不断演化的，中国以前封闭与世界经济关系不大，世界经济没有中国照样演化，并不会等中国准备好了才动，中国只有加进来才能影响这个过程。
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生产大分工”，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社会分工提高效率，确实是经济学的精要所在，马克思都认的。随着交通与通信工具速度与效率的几次飞跃发展，从马车发展到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从电话一直到互联网，经济社会的范畴终于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前一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的产业分工，效率比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高得多。现在是国家级别的分工，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全球布局生产，效率比一国自己搞又有提高。所以说，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这才是真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谓的“民主”根本比不了。但也不是说的这么好，这样的全球化必然就是有的吃肉，有的喝汤，有的在泥里打滚。全球化的生产效率是提高了，可是公平没有谁来给你保证。不仅没人保证，有实力的国家还就是要弄得不公平，给自己划拉利益。文明点的就是条约，你不肯就范我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暴力一下不是什幺难事。
现在有一些反全球化的组织，痛诉全球化的各种坏事，都是真事，但其实掀不起什幺浪花。全球所有社会都是被利益驱动的，并不是善恶驱动的。真正反全球化的老大，得算是老毛的“造反有理”。那时美欧与苏东两大阵营对峙，其实都是要全球化。苏联组织的经护会各集团就有国家级别的产业分工，把其它国家拉进社会主义集团是大事业，一段时间内全球攻势挺厉害。美国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死顶了一阵，要搞自己的全球化，在朝鲜越南打得很热闹，就是怕“骨牌效应”一大片地区都赤化了。老毛整的“造反有理”、“哪时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三个世界理论”，是明确反这两种全球化的。虽然说的是“反霸”，老毛的兴趣也不在经济上，但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就是反全球化。老毛获得世界性的声誉，现在还是很多运动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老毛从内心里就非常不喜欢“经济人”这种小里小气的东西，不喜欢按照“假设人人自私”的原则去组织全球产业分工。他要造反，要全球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联合起来干翻压迫人的资本家，他的眼光是放在全球的。他的气魄确实大，真的按着这样的思想搞了一阵子，中国真的作出表率，在国际上无私援助了不少国家。现在一些人说，老毛援助发展中国家是眼光长远为了把这些国家拉进中国经济圈先给它们一些利益，这肯定是曲解了老毛的本意。这还是从经济上着眼，无非是在美国苏联以外，又开第三家去与它们争夺势力范围，还是帝国主义的老套。老毛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中国当时的国力，如果是作为第三股势力去抢食，根本闹不出什幺动静。之所以老毛弄出了那么大的全球影响，是因为思想上给了人们另一种出路。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些口号如“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不是为了达到中国经济圈的目的而采取的策略宣传，实实在在就是老毛想全球革命，无私援助世界革命也是真心的，不是想卖乖买好。我看老毛与苏联决裂，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发现苏联成了个自私自利想压迫其它国家的“苏修”，就义无反顾地对赫鲁晓夫大批判。其实那时苏联对中国真不能算差，赫鲁晓夫援助中国是比较尽力，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苏修逼债”不是事实。如果老毛向赫秃子服个软，肯定会有更多援助，在苏联集团里面混个老二还是靠得住的，不仅不会吃亏，还能吃香喝辣跟着欺压其它国家。但是“义不容情”，大是大非不是百把个工业援助项目能收买得了的。所以苏联威胁撤回专家，老毛都让他们走人，后来搞到边境陈兵百万对峙，都是因为这个“大是大非”。这一点上，我相当理解老毛，从理想的角度来说，确实令人敬佩。一些下三烂攻击老毛说他是想“争夺领导权”，这个眼界就太低了。
但是老毛的全球事业是个注定失败的事业。敌人势力太强大了，相比之下，中国的力量太小。一段时间，弄得中国孤家寡人，全球两大集团都把中国当大敌。从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值得骄傲的事，全世界能理解的人非常尊敬毛泽东是有原因的。就是敌人，也得把老毛当伟人。但在黑社会把持的秩序中想强出头做正义人士，会付出很大代价。老毛的浪漫英雄主义有够正义，可惜就苦了中国人。两大集团把中国封锁得结结实实的，内部受压力太大想要快速发展，就弄出很多不科学的东西。搞全球革命，在东南亚先就受到很大挫折，华侨与共产党被杀不少，多年来一直把中国当最大敌人。花了几百亿援助的越南投靠了苏修，最后闹到要打仗。周恩来相当理解老毛，所以出钱支持别国他安排下来了，但是真的很苦。
最后老毛也觉得这样搞不是办法。正义英雄做起来太苦，最后还得回归现实。这时的老毛，已经有些灰心，斗志已经不旺了，最后连林彪也反对他，更是给他沉重一击。我觉得老毛的理想主义可以理解，但不赞同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从事这样一个必定失败的事业。说起来真的是为全人类的正义事业作了贡献，到头来弄得自己穷得很要向港台商人低三下四拉投资。这个地球就是这样黑暗，想当好人先得看你够不够份量。
老毛都反不了的全球化，确实就是世界潮流，虽然很邪恶。“打败不了你，就加入你”，中国也到全球化里捞食吃去了。
（二十五）靠比较优势发家
对于中国这样缺少资源的后进国家，不大搞进出口是不可想象的。大干进出口，会有很多毛病，但这些毛病再多也比不搞要好，两种经济模式从本质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如上节所分析，必须加到世界产业循环中去，在这个大环境中往上爬。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了，发达就很有希望了。你搞技朮还是提高商业环境都好，总之是要在世界产业链中争取占据有利地位。成功例子很多，日本四小龙都是如此。不按这个做的，全都混不好。中国与印度是两大苦主，拉美的“进口替代”也走向失败。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这是后进国家搞“发展经济学”至今为止唯一正确的选择。相对于苏联转型时的“下降螺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上升螺旋”。这是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领悟到的最高层次的理论。虽然经济学家们有过这样的论述，但淹没在大量非关键的论述中，如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论证出来的“福利经济学”定律，“产权”理论等等，这些在经济学理论地位上更重要，但是对中国而言不如比较优势理论更适用。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理论，确实发现比较优势理论最合适。例如现在流行的“自主创新”，应该放到这个大框架中去理解。自主创新是为了“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这个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为了“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重新发明轮子这样的事不能做。为什幺说“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就是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去“挣到更多的钱”。用上面总结的理论，自主创新是自然的结论，还可以推出更多的东西。例如我们开始就只能去把纺织业机电组装业这些低级的产业占住，靠这个挣钱。对于搞科技创新没有优势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没有出路了，可以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正循环。例如内蒙发展草原养殖业，挣来更多钱，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扩大产业，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最好，这远比从前把草地吃光经济差环境也破坏了的错误政策要好。现在中央说“可持续发展”，实际说的就是“形成正循环的机制”，不然靠比较优势挖矿卖油爬两下，出了大问题不可持续，这就不是“正循环”，而是短视。一些大吹老毛经济政策的人说，用收取农业剩余及保护主义的方法发展工业技朮积累实现发达，用上面的方法分析，很容易就知道是错误的。这样做，特点就是穷，实质上是没有正循环机制不可持续，总会因为各种问题搞不下去，因为没有用比较优势去挣钱。工农业剪刀差30多年，还是没有实现以工养农，农民穷成那个样子，这没什幺好推诿的，就是犯错误了，忽视了挣钱的正循环。牺牲农民还理直气壮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周边地区一比就没话可说了。周边地区日本四小龙早就实现了以工养农，农民比你城里人还富。原因不是日本四小龙的妇女靠卖淫挣钱（这样总结别人富的原因，很不实事求是），是因为人家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正循环。
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用比较优势去挣钱也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开始“以工养农”，“工业反哺农业”，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胜利。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是因为在高层次的经济路线问题上，终于稳定在这个正确路线上了。中央层面上我确信这个路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很清楚地都是以此为根基的。近来看不少地方干部的言论，进步也很大。只要顺着这条正循环的路走下去，不停想办法克服困难，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就在不远的一段时间内，不用等到21世纪中期去。现在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局势是相当好的。其实中国已经算是东亚地区发展慢的了，以我们的资质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慢，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摸到这条正确路线用了很长时间。而东亚其它经济体别无选择，没什幺资源，人比较进取，只能用这条路线去拼，结果一个个都拼出来了。以东亚地区的民族素质与历史底蕴，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是必然的，就等中国来完成这最重要的一步。
当然这个理论对中国以及东亚是合适的，因为我相信以东亚地区民族的素质，“挣钱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是相当可行的。东南亚拉美非洲即使知道这个理论，也可能不合适。因为他们靠天生的比较优势挣来钱了，但因为素质问题，发展不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也不是人笨，但人家的文化喜欢踢球过狂欢节，不象东亚人这么努力），发展的高度大致由天生的比较优势厚度决定，原材料丰富的GDP就可以炒高些。印度不好说，资源可能还不如中国，除了靠人聪明英语好搞IT外包有比较优势（与印度人口规模相比太小），条件太困难。印度看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把制造业发展成下一个比较优势。印度人不比中国人笨，但制造业已经被中国占了位，它即使有出路，也会麻烦得多。
以上把后进国家的发展理论总结了一下，这很重要。如果按照这个发展理论来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什幺好争的，并非关键。各国会有各国做事的方式，日本员工终生制大锅饭一样，照样搞。韩国就是国家扶植的大企业，也不合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有竞争力，要有比较优势。所以，组织方式可以偏计划，经济运行的方式一定得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最后整出来的经济模式叫计划还是叫市场是哲学定义问题（日本有人自称是计划经济，觉得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计划可言是乱来），实质是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
大致上，中国80年代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那时理论界喜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搞，你好还是我好吵一吵，或者找转型的办法。象80年代两个重要经济理论会议，巴山轮会议（在轮船上开的）议定在四种经济模式中应采取“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其它三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灵活一些的计划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莫干山会议建议用世界独创的“双轨制”从计划经济价格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就这些办法与结论本身来说，是相当有水平的。但这仍然是在讨论“做事的方式”，至于“做什幺”，就认识不太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到世界经济中靠比较优势抢饭吃的意识。那个时期，中国拉外资不算多，还不如东南亚了，进出口有发展，但不算很快，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进出口带动的，应该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
到90年代，就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搞了，进出口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以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察，他们已经缺省地把这个理论当作最高指导原则了。我认为这才是“主流”的意思，所有主流都同意这条道路。至于所有制、产权之类的运行机制，主流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能脸谱化选一种最恶心的来批。如果不同意或者不清楚这个以提升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理论，迷失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那么只能是丧失话语权，已经没什幺好争的，属于认识层次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政府里混得不错，原因就是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管用。一方面确实挣来了钱，一方面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也能想出一些解决办法，政府可择其善者从之。反主流的那些激烈言论，在具体问题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经济学认识太浅，错误的地方很多，可以当作“群众呼声”对待，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考虑因素。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对手，主流经济学家们以前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出来驳（不客气地说，我这个业余的去辩论都有必胜之算）。后来被骂得凶，才出来表白几句，也不是说理论，就是自觉有功反被骂觉得委曲。这也是宣传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在媒体上写不少文章，但可能是因为太专业，往往简单一句话有一堆复杂背景，我因为熟一些是能看明白的，但一般人很难明白主流经济理论的要义。但中央确定无疑是会按这条比较优势的路线走下去的，而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障碍（如要形成正循环的机制，就要去改革科研体系）。具体运行就是官办经济运行大法，想做的事就是提升比较优势挣钱。
当然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说挣了钱怎幺用怎幺分配，它只是说你怎幺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挣钱这个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老朱照此弄了几把，虽然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确实经济实力做大了，而且形成了套路。他离职以后，反而挣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政府财政真正大翻身了。 我认为老朱这个历史地位还是有的。在花钱以及分配上，有很多问题，这个不能否认，如应该早些用外汇储备趁油便宜大买特买，但这都是挣钱这个大原则之下的事。老朱应该就是让政府挣钱有些本事，怎幺花钱炒期货之类的，这个要经验，犯错误不奇怪。90年代初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得到中国这个“即将崩溃”的穷国2006年外储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在老朱手里做成了。再怎幺说外汇储备多了危险，也还得算挣到钱了，得算综合国力里很大一块，出去访问砸钱都有底气。98年金融风暴韩国金泳三找老朱借300亿美元，没给他，现在再有这样的事肯定借出去了，近年来百亿美元都不当多大事的。
挣到了钱，又是政府级别的市场经济，小民没有地位，怎幺分配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围着政府吃，吃到的就发了，吃不到的就成“弱势群体”。这方面经济学理论确实没办法。越是信经济学，越觉得这太合逻辑了。说到底，经济学是分析事情如何运行变化的，并不是分析善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控诉经济学家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自己跟着官办经济捞些也是人之常情，捞不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有不捞的经济学家，照样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用那个政府通管的体制来搞靠比较优势挣钱的经济，必然就是官办经济。
从毛泽东放弃与美苏全面对抗的反全球化开始，中国走到世界经济环境里是迟早的事。一方面政治环境逐渐稳定，越来越稳定，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让位给经济，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直到90年代，又最终摸对了全球化中后进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走向了官办经济。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我们对官办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很多历史与理论背景的介绍与阐述，接下来可以去分析一些现实的成绩与问题，对未来作一些展望。
（二十六）富政府的“超级现金牛”
改革开放中老邓的摸论，在80年代，理论与实践都是小范围的瞎摸，几个特区摸得比较多，其它地方等中央指示。在90年代，通过“不争论”把理论干掉了，全国各地政府都开始了大规模彻底的瞎摸，这就是官办经济。很快就自然而然地摸到了“比较优势”这条路上去了，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巨型怪兽。搞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本来在以空对空瞎吵吵（一些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以前的言论看起来搞笑得很，估计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大规模实践一搞，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中国的实际，弄出了很多新办法新理论。短短十余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从70年代末算起至今是一个整体，但80年代主要是政治格局变化很大，经济体制与实际运行与从前相似之处很多。90年代以后政治可以说是超级稳定，但经济格局就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与80年代都是完全两样。国际上看中国，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看，要对抗苏联就说你好，要和平演变就说你坏，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和改革开放前一样在国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国际上观察中国压倒一切的因素。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是在90年代。
9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一大“成就”，或者说“后果”，就是中国政府自己“脱贫致富”，变成了一个阔佬。当然，各地政府在官办经济里互相竞争，也有不少混得不好仍然很穷的，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政府手头的资本不折不扣是暴发了。这一点，以前还有人持“崩溃论”的观点不断质疑，最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出来以后，需要解释的已经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这些唱衰派怎幺调整自己的说法了。中国政府有三大王牌数据：外汇储备超过8500亿美元世界第一，2005年税收总额超过3万亿元五年翻番，国企利润超过9000亿。更可怕的是，这些数据还在高速增长中。其它的相关数据，外贸进出口连年增长20%、30%，今年都说要减速了看来却仍然会高速增长，FDI持续在每年600亿美元的高水平上，人民币不断升值。政府已经有余力（或者说愿意）去搞免农业税、免小学学杂费、封山育林等举措。这些其实不算什幺，并不能显示财力。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建成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网，已成板上钉钉之势只是时间问题，最近又开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建成以后将是全球独步的），“新农村建设”一投就是3000多亿。这些才是真正显示中国政府财力的地方。90年代以来综合国力的成长，只能用火箭式的上升来形容，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对比之下，90年代初期，一个市建个立交桥都要四处找钱。开建三峡工程的时候，有用倾国之力去搞的感觉，经常有人担心费用超支会拖垮财政。现在三峡级别的工程或者大工业项目很多一起铺开搞，人们都没什幺兴趣去关心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政府这三年建的农村公路相当于过去50多年的总和。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种综合国力的成长仍然认识不够，只是从数字角度去理解。一算GDP，哦，人均17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都不算什幺，还是穷国。中国政府的实力，恰恰不能用GDP去理解，即使用PPP去算GDP都是不合适的。GDP在大多数国家显得和维持费一样，一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政府财政会破产。真正有意义的是，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金以及资源去做想做的事。也不是说全是政府投，政府做好准备了，喊一嗓子，社会资金外资都会跟过来一起搞。也不一定是在中国搞，到其它国家去收购包搞经济都是可能的。这种能力，我断定中国政府已经是全球顶级之一，一般发达国家都比不上。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的行事作风就是发达国家大国的思路。世界各国也慢慢发现，必须象应对发达国家大国一样去应对中国政府。这也就是为什幺世界上慢慢觉得只有中国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中国政府在GDP背后隐藏了真正的实力，明着说的韬光养晦，居然基本达到了目的。政府从改革开放开始说的翻两番之类的目标，现在说21世纪头十年要翻一番，所以硬凑了个7.5%的年均目标增长率出来（其实6%就够了，但说太低了不好意思）。这通通都是虚的，全是数字游戏。对于中国政府，是想办法压低数字，各省不肯压低，中央政府就统一压一下。其实这些增长率、GDP总额之类的数据全是虚的，是政府出于宣传目的炮制出来的幻影数字。在真实世界中这些数字对应的具体经济是什幺，没有人知道，国家统计局都不知道。我也是观察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的，先还以为国家统计局心里有数。用GDP数值或者增长率去与其它经济体比，与自己以前比，是一种伪科学。经济模式不同，根本不能相比。
中国政府真正在意的，是综合国力。GDP数字，就成天哭穷，企图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混入WTO。对于崩溃论，先还有点烦，后来也听之任之了，反正又唱不衰，还有助于政府哭穷。成天哭穷，自己人都深信不疑了，觉得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都算是穷的，加入WTO怎幺这么难，外国人太坏了。外国政府都不笨，在“中国制造”的教育下，比中国老百姓清楚，知道中国的比较优势太厉害了，如果按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放进去，好多国家都没法混了，太便宜中国了。但我看还是中国政府对自己官办经济的优势最明白，比外国人清楚。最后，得算是韬成了。本来应该韬得更好，老朱谈判时心急了，急于锁定胜利成果，多做了一些让步。就这么让了些开放产业，留了些设限条款之后，混入了WTO。但加入WTO后四年里进出口贸易无人预料到的惊人增长证明，还是捞到了。如果外国人能够预测到这种结局，那提出的条款会高得多。现在再怎幺变花样贸易壁垒反倾销，中国年年20%30%的出口增长就是下不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把自己当个一般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有信心，如果这世界是公平地做贸易，我们能打败任何对手。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在经济领域已成现实。自己心里要有底，不要跟着人家信什幺中国的优势在于血汗工厂不要环保人民币低估之类的。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中国人民大众是勤劳而智能的，只要我们把这个优势发挥出去和人竞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们一定胜利。中国政府只要不阻住中国人民的优秀素质发挥出来，就能成功。华人到了其它国家，一样的机会甚至比别人机会差得多，整体上都能脱贫致富。外国人对这一点实际上相当怕，所以崩溃论威胁论轮着来，一边希望你自己垮掉让他们松口气，一边又觉得中国越来越可怕。
种种保护主义的论调，实际上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能力，不知道中国人的弱点，越保护越糟糕。因为中国人普遍有“小富即安”的念头，长远危机意识少。逼到头上来了，处境很困难，反而能爆发出一些能量。安稳地挣着钱，就赌博包二奶不务正业去了。
中国政府实力成长之巨，十分惊人。自己发展积累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长的，再怎幺压榨农民都不行。人无横财不富，靠的是到全球化中去捞，才能成长这么快。论综合国力实力对比的变化，我们绝对是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胜利者。至于说还要往产业链上方爬，那是以后的任务，不能一步登天。我们现在占住了几大块，综合国力极大成长，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了。
因为有从全球化中捞到的横财，包括FDI，贸易顺差，IPO上市，到外国收购资产等等，中国政府才乌枪换炮，从穷政府变成了富政府。中国人民付出了代价，但中国政府的传统就是不在乎人民付出代价（这也是中国政府可怕的地方）。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横财，一般人很难想象。例如纺织品出口，自己的企业用人民币组织生产，出口收到美元。从企业利润的角度，也许是很微薄的利润，一件衣服挣几块钱，一只袜子几分钱，出口上千亿美元也没多少利润。但对中国政府而言，那就是天大的利润了，一方面自己印人民币发展纺织企业，拉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出口换回来的美元全落在自己口袋里。除了进口纺织机械以及一些原材料的几十亿美元，对政府而言，就相当于千亿美元规模的净利润了。当然，政府投入了人力成本，也要棉花等原材料，也可能有环境污染。但在政府看来，人力与棉花什幺的，根本没什幺成本，不搞出口也就荒在那里了，人没工作还要找政府的麻烦。环境污染暂时不管的话，这种生意是绝对的横财，里外都赚到了。收来上千亿美元，就真的可以拿去做很多事。这就是后进国家靠出口导向发展经济的原理，与自己积累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发展会快很多，有条件一定要大搞特搞，谁说不搞就是不懂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只有说是你人力资源去干别的更挣钱，才可以放弃这些产业，这些产业是不是低级不是问题。你即使占住了更高级的产业，只要你还有人在干低级劳动，就不能放弃。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还特别地搞了大笔出口退税，让企业可以更好地去全球抢食。这从企业经营来说，就是上好的“现金牛”，靠这头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就可以放心地去发展其它产业，其它产业先期投入需要很多也不怕。
中国政府有了“纺织品”这个现金牛，从90年代开始搞了几年，又把“机电产品”做成了一个更大的现金牛。这就是弄出了层级更高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正循环走出了第一步。那些电视厂可能没什幺利润比较苦，但中国政府仍然是可以把电视出口当个现金牛看待的。到现在，形成了整个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制造业整体成了个“超级现金牛”。2005年，一家伙弄出1000亿美元顺差，忽然爆发了。要知道这些年中国是很多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原材料涨得那个疯。结果顺差反而翻几倍，这就是超级现金牛的威力。干制造业的，再怎幺也比你那光卖原材料的层次要高。
这有了“现金牛”的经济与没有“现金牛”的经济，真是完全两回事。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全是没有“现金牛”或者“现金牛”出问题的。国际收支不成问题，就可以放心大胆在内部整一些利润丰厚的产业，如房地产、电信业。缺原材料，缺技朮设备都不是问题，买就是了（当然要人家肯卖）。中国政府手里抓着纺织业、机电产业，这就热火朝天的干开了。缺钢材，就上钢铁产能，不过三年产量就二亿三亿四亿吨这么疯狂地增长。铁矿石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有，花钱买就是了。钢铁水泥不成问题，房地产就疯一样的火起来了，全国所有城市都完全大变样。搞电信业，要进口很多先进设备，花费那都是以千亿计。但不怕，只管买来，当然自己的设备制造商把打价格打低了更好。全国人民用上了电话手机，一年光利润就是上千亿。中国政府不客气，都给垄断了，电信业好几万亿国有资产就整出来了。至于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那个更是要大搞了，能进一步加强比较优势，都放在规划最前面。
这么搞，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就发了，利润9000亿。国企发家，绝对不能靠把老国企救活，那样会穷死。得靠弄一些新型垄断国企，把利润划拉进国家口袋里。老朱说，给我弄一家叫“中国电信”的国企，国有100%控股，另外准备100个麻袋收钱。自由派经济学家说，不能这么干啊，没竞争，效率低，要放开这些产业。老朱想想，就分出几家叫“中国移动”，“联通”，“网通”什幺的，算是内部有了点竞争，想放开是门都没有的。政府不会把这些稳打稳捞钱的产业机会给别人了。就这么弄了一百多家大企业，一年弄个6000亿的利润。其它的国企，政府就不在乎了，就好比公司主营业务不错，一些旧资产或者其它业务怎幺处理都没有大问题，公司主要眼光放在开拓新的来钱的业务上。就靠这一手，国有资产增加的比GDP增长快多了。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不是按自由主义那一套干经济的，真要是自由主义，得分光卖光，俄罗斯油田都能让个人占了。有些人指着中国政府不要了的尽是麻烦的国有资产说，中国政府自由主义了，搞分光卖光了。这就根本不明白政府的思维。
老朱一手抓进出口现金牛，一手搞国有基础设施（电信、油田、电厂、道路全是国有的），这就是老朱的发家秘诀。这个办法，老朱是不会说的，他说的全是些政治做秀，以及一些经济套话，不明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要怎幺搞。一般注意到的就是他怎幺折腾那些麻烦事，什幺软着陆、国企改制、扩大内需、保八，干得最顺利的这个事却没人在意。到头来，中国政府发家了，在铁一般的数据事实面前不得不认，怎幺发的却完全不明白，好象老朱干的都是些越干越麻烦的事，怎幺就能发了？就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解释，有的说中国政府靠卖地卖资源卖环境给外资发的，有的说靠黄色娘子军发的。这都不对，因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这样卖着搞，却仍然发不了。
老朱这两手，我认为从路线上来看，是最优选择。当然如果技朮积累更好些，国企弄得更灵活些，发得会更好，但这是操作问题，当然可以改进，任何国家的操作都可以不断改进。但我不认为有更高明的路线。有些人说，这毛病那毛病气死人，改革路线错了，应该赶走外资，退出WTO，保护国有企业，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现金牛杀了，再怎幺艰苦奋斗都不行。
现在一些崩溃论，如果说的是环境崩溃，或者民愤极大社会崩溃，虽然也多半是胡说，但多少还有些影子。但很多就是说中国政府经济会崩溃，什幺坏账，什幺贸易冲突。从现金牛的角度来说，这些经济崩溃论都是离谱透顶的。一个公司主营业务好，那就稳得住。只要中国政府手头的“超级现金牛”一直活着，经济增长就可以由中国政府主观意志决定，实在不行就靠政府投资撑住经济增长，要建的东西还多得很，这么干20年内不成问题。政府的“超级现金牛”出问题，只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自己社会乱了，忽然一下就全国动乱或者是文革再起，生产都不搞了大家玩杀富济贫，那么你要恢复得慢了，这牛就可能死掉。一种是政府搞起了理想主义回到以前的经济路线，赶走外资退出WTO回到计划经济，自己不要了现金牛。一种是打起了台海战争或者中日中美战争，进出口全完。要真有这种事，印度等国得乐死，所以天天盼中国崩溃。前两种中国政府都是有明确认识的，稳定压倒一切，要继续改革，说得都明白得很，不会出问题。第三种打仗的事，这个就是恐怖平衡，谁愿意跟中国一起完蛋可以来试，世界各国都盼着别人牺牲都不来，中国政府钱多得把俄国的家伙全买过来也就那么回事，越往后实力越强，就越没人敢来。最后一种可能，其它国家的纺织业机电产业等制造业发展得比中国还厉害，那也会出事。但这一条就算有可能，也是非常遥远的事。中国靠的不是几个说搬走就搬走的玩具加工厂，而是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这里头要整多少事需要多少条件那说都说不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制造业现金牛会吃得多胖，会抢了多少国家的食，人家很害怕。发展中国家是已经知道厉害了，发达国家也觉得危险，所以千方百计限制中国。
老朱弄的这条路线，以后的政府确定无疑是会继续下去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发起来了，官办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老朱的最大任务是挣钱，把穷政府变成富政府，他做到了，富的程度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新班子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挣钱，另一方面，因为有钱了，也要更多考虑怎幺花钱了。因为人民，很不满意。
对于中国这样缺少资源的后进国家，不大搞进出口是不可想象的。大干进出口，会有很多毛病，但这些毛病再多也比不搞要好，两种经济模式从本质上就不可同日而语。就如上节所分析，必须加到世界产业循环中去，在这个大环境中往上爬。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了，发达就很有希望了。你搞技朮还是提高商业环境都好，总之是要在世界产业链中争取占据有利地位。成功例子很多，日本四小龙都是如此。不按这个做的，全都混不好。中国与印度是两大苦主，拉美的“进口替代”也走向失败。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用比较优势挣钱，挣钱来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形成这种正循环的机制”，这是后进国家搞“发展经济学”至今为止唯一正确的选择。相对于苏联转型时的“下降螺旋”，这是一个靠得住的“上升螺旋”。这是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领悟到的最高层次的理论。虽然经济学家们有过这样的论述，但淹没在大量非关键的论述中，如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中总结论证出来的“福利经济学”定律，“产权”理论等等，这些在经济学理论地位上更重要，但是对中国而言不如比较优势理论更适用。我看过各种各样的理论，确实发现比较优势理论最合适。例如现在流行的“自主创新”，应该放到这个大框架中去理解。自主创新是为了“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又挣到更多的钱”，这个目标必须明确，不能为了“自主创新”而“自主创新”，重新发明轮子这样的事不能做。为什幺说“自主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就是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去“挣到更多的钱”。用上面总结的理论，自主创新是自然的结论，还可以推出更多的东西。例如我们开始就只能去把纺织业机电组装业这些低级的产业占住，靠这个挣钱。对于搞科技创新没有优势的地方，也不一定就没有出路了，可以靠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正循环。例如内蒙发展草原养殖业，挣来更多钱，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扩大产业，近年来全国经济增长最好，这远比从前把草地吃光经济差环境也破坏了的错误政策要好。现在中央说“可持续发展”，实际说的就是“形成正循环的机制”，不然靠比较优势挖矿卖油爬两下，出了大问题不可持续，这就不是“正循环”，而是短视。一些大吹老毛经济政策的人说，用收取农业剩余及保护主义的方法发展工业技朮积累实现发达，用上面的方法分析，很容易就知道是错误的。这样做，特点就是穷，实质上是没有正循环机制不可持续，总会因为各种问题搞不下去，因为没有用比较优势去挣钱。工农业剪刀差30多年，还是没有实现以工养农，农民穷成那个样子，这没什幺好推诿的，就是犯错误了，忽视了挣钱的正循环。牺牲农民还理直气壮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和周边地区一比就没话可说了。周边地区日本四小龙早就实现了以工养农，农民比你城里人还富。原因不是日本四小龙的妇女靠卖淫挣钱（这样总结别人富的原因，很不实事求是），是因为人家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正循环。
现在中国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用比较优势去挣钱也有一段时间了，终于可以开始“以工养农”，“工业反哺农业”，开始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比较优势理论的胜利。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就是因为在高层次的经济路线问题上，终于稳定在这个正确路线上了。中央层面上我确信这个路线已经深入人心，所有宏观经济政策很清楚地都是以此为根基的。近来看不少地方干部的言论，进步也很大。只要顺着这条正循环的路走下去，不停想办法克服困难，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就在不远的一段时间内，不用等到21世纪中期去。现在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局势是相当好的。其实中国已经算是东亚地区发展慢的了，以我们的资质应该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们慢，主要是因为历史原因，摸到这条正确路线用了很长时间。而东亚其它经济体别无选择，没什幺资源，人比较进取，只能用这条路线去拼，结果一个个都拼出来了。以东亚地区的民族素质与历史底蕴，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是必然的，就等中国来完成这最重要的一步。
当然这个理论对中国以及东亚是合适的，因为我相信以东亚地区民族的素质，“挣钱发展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是相当可行的。东南亚拉美非洲即使知道这个理论，也可能不合适。因为他们靠天生的比较优势挣来钱了，但因为素质问题，发展不出更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也不是人笨，但人家的文化喜欢踢球过狂欢节，不象东亚人这么努力），发展的高度大致由天生的比较优势厚度决定，原材料丰富的GDP就可以炒高些。印度不好说，资源可能还不如中国，除了靠人聪明英语好搞IT外包有比较优势（与印度人口规模相比太小），条件太困难。印度看来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把制造业发展成下一个比较优势。印度人不比中国人笨，但制造业已经被中国占了位，它即使有出路，也会麻烦得多。
以上把后进国家的发展理论总结了一下，这很重要。如果按照这个发展理论来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没什幺好争的，并非关键。各国会有各国做事的方式，日本员工终生制大锅饭一样，照样搞。韩国就是国家扶植的大企业，也不合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但必须有竞争力，要有比较优势。所以，组织方式可以偏计划，经济运行的方式一定得是以市场需求为核心。最后整出来的经济模式叫计划还是叫市场是哲学定义问题（日本有人自称是计划经济，觉得中国的计划经济无计划可言是乱来），实质是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
大致上，中国80年代还没有认识到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那时理论界喜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搞，你好还是我好吵一吵，或者找转型的办法。象80年代两个重要经济理论会议，巴山轮会议（在轮船上开的）议定在四种经济模式中应采取“有控制的市场经济”（其它三种是严格的计划经济，灵活一些的计划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莫干山会议建议用世界独创的“双轨制”从计划经济价格机制转向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就这些办法与结论本身来说，是相当有水平的。但这仍然是在讨论“做事的方式”，至于“做什幺”，就认识不太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到世界经济中靠比较优势抢饭吃的意识。那个时期，中国拉外资不算多，还不如东南亚了，进出口有发展，但不算很快，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进出口带动的，应该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道理。
到90年代，就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搞了，进出口一跃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另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以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察，他们已经缺省地把这个理论当作最高指导原则了。我认为这才是“主流”的意思，所有主流都同意这条道路。至于所有制、产权之类的运行机制，主流内部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并不能脸谱化选一种最恶心的来批。如果不同意或者不清楚这个以提升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理论，迷失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那么只能是丧失话语权，已经没什幺好争的，属于认识层次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在政府里混得不错，原因就是这个比较优势理论管用。一方面确实挣来了钱，一方面对于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解释，也能想出一些解决办法，政府可择其善者从之。反主流的那些激烈言论，在具体问题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对经济学认识太浅，错误的地方很多，可以当作“群众呼声”对待，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考虑因素。从辩论的角度来说，根本不成其为对手，主流经济学家们以前甚至不觉得有必要出来驳（不客气地说，我这个业余的去辩论都有必胜之算）。后来被骂得凶，才出来表白几句，也不是说理论，就是自觉有功反被骂觉得委曲。这也是宣传有问题，主流经济学家其实在媒体上写不少文章，但可能是因为太专业，往往简单一句话有一堆复杂背景，我因为熟一些是能看明白的，但一般人很难明白主流经济理论的要义。但中央确定无疑是会按这条比较优势的路线走下去的，而且开始着手解决一些深层次的障碍（如要形成正循环的机制，就要去改革科研体系）。具体运行就是官办经济运行大法，想做的事就是提升比较优势挣钱。
当然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没有说挣了钱怎幺用怎幺分配，它只是说你怎幺挣到越来越多的钱。挣钱这个目标确实是达到了，老朱照此弄了几把，虽然他也犯了一些错误，但确实经济实力做大了，而且形成了套路。他离职以后，反而挣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容易，政府财政真正大翻身了。 我认为老朱这个历史地位还是有的。在花钱以及分配上，有很多问题，这个不能否认，如应该早些用外汇储备趁油便宜大买特买，但这都是挣钱这个大原则之下的事。老朱应该就是让政府挣钱有些本事，怎幺花钱炒期货之类的，这个要经验，犯错误不奇怪。90年代初中国外汇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的时候，没有人能预料得到中国这个“即将崩溃”的穷国2006年外储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这在老朱手里做成了。再怎幺说外汇储备多了危险，也还得算挣到钱了，得算综合国力里很大一块，出去访问砸钱都有底气。98年金融风暴韩国金泳三找老朱借300亿美元，没给他，现在再有这样的事肯定借出去了，近年来百亿美元都不当多大事的。
挣到了钱，又是政府级别的市场经济，小民没有地位，怎幺分配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围着政府吃，吃到的就发了，吃不到的就成“弱势群体”。这方面经济学理论确实没办法。越是信经济学，越觉得这太合逻辑了。说到底，经济学是分析事情如何运行变化的，并不是分析善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得去改变政府的运行方式，控诉经济学家是没有用的。经济学家自己跟着官办经济捞些也是人之常情，捞不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也有不捞的经济学家，照样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用那个政府通管的体制来搞靠比较优势挣钱的经济，必然就是官办经济。
从毛泽东放弃与美苏全面对抗的反全球化开始，中国走到世界经济环境里是迟早的事。一方面政治环境逐渐稳定，越来越稳定，甚至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政治运动让位给经济，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直到90年代，又最终摸对了全球化中后进国家的正确发展道路，走向了官办经济。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我们对官办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作了很多历史与理论背景的介绍与阐述，接下来可以去分析一些现实的成绩与问题，对未来作一些展望。
（二十六）富政府的“超级现金牛”
改革开放中老邓的摸论，在80年代，理论与实践都是小范围的瞎摸，几个特区摸得比较多，其它地方等中央指示。在90年代，通过“不争论”把理论干掉了，全国各地政府都开始了大规模彻底的瞎摸，这就是官办经济。很快就自然而然地摸到了“比较优势”这条路上去了，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个巨型怪兽。搞理论的经济学家们本来在以空对空瞎吵吵（一些主流经济学家90年代以前的言论看起来搞笑得很，估计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大规模实践一搞，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中国的实际，弄出了很多新办法新理论。短短十余年，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一般把改革开放从70年代末算起至今是一个整体，但80年代主要是政治格局变化很大，经济体制与实际运行与从前相似之处很多。90年代以后政治可以说是超级稳定，但经济格局就与从前完全不同了，与80年代都是完全两样。国际上看中国，90年代以前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看，要对抗苏联就说你好，要和平演变就说你坏，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和改革开放前一样在国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国际上观察中国压倒一切的因素。所以，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是在90年代。
90年代的经济改革的一大“成就”，或者说“后果”，就是中国政府自己“脱贫致富”，变成了一个阔佬。当然，各地政府在官办经济里互相竞争，也有不少混得不好仍然很穷的，但从整体上来说，中国政府手头的资本不折不扣是暴发了。这一点，以前还有人持“崩溃论”的观点不断质疑，最近几年的经济数据出来以后，需要解释的已经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这些唱衰派怎幺调整自己的说法了。中国政府有三大王牌数据：外汇储备超过8500亿美元世界第一，2005年税收总额超过3万亿元五年翻番，国企利润超过9000亿。更可怕的是，这些数据还在高速增长中。其它的相关数据，外贸进出口连年增长20%、30%，今年都说要减速了看来却仍然会高速增长，FDI持续在每年600亿美元的高水平上，人民币不断升值。政府已经有余力（或者说愿意）去搞免农业税、免小学学杂费、封山育林等举措。这些其实不算什幺，并不能显示财力。中国正在稳步推进建成美国规模的高速公路网，已成板上钉钉之势只是时间问题，最近又开始了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建成以后将是全球独步的），“新农村建设”一投就是3000多亿。这些才是真正显示中国政府财力的地方。90年代以来综合国力的成长，只能用火箭式的上升来形容，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期。对比之下，90年代初期，一个市建个立交桥都要四处找钱。开建三峡工程的时候，有用倾国之力去搞的感觉，经常有人担心费用超支会拖垮财政。现在三峡级别的工程或者大工业项目很多一起铺开搞，人们都没什幺兴趣去关心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政府这三年建的农村公路相当于过去50多年的总和。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种综合国力的成长仍然认识不够，只是从数字角度去理解。一算GDP，哦，人均1700美元，在发展中国家里都不算什幺，还是穷国。中国政府的实力，恰恰不能用GDP去理解，即使用PPP去算GDP都是不合适的。GDP在大多数国家显得和维持费一样，一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多的国家，政府财政会破产。真正有意义的是，政府能够动员多少资金以及资源去做想做的事。也不是说全是政府投，政府做好准备了，喊一嗓子，社会资金外资都会跟过来一起搞。也不一定是在中国搞，到其它国家去收购包搞经济都是可能的。这种能力，我断定中国政府已经是全球顶级之一，一般发达国家都比不上。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的行事作风就是发达国家大国的思路。世界各国也慢慢发现，必须象应对发达国家大国一样去应对中国政府。这也就是为什幺世界上慢慢觉得只有中国才是美国真正的对手。
中国政府在GDP背后隐藏了真正的实力，明着说的韬光养晦，居然基本达到了目的。政府从改革开放开始说的翻两番之类的目标，现在说21世纪头十年要翻一番，所以硬凑了个7.5%的年均目标增长率出来（其实6%就够了，但说太低了不好意思）。这通通都是虚的，全是数字游戏。对于中国政府，是想办法压低数字，各省不肯压低，中央政府就统一压一下。其实这些增长率、GDP总额之类的数据全是虚的，是政府出于宣传目的炮制出来的幻影数字。在真实世界中这些数字对应的具体经济是什幺，没有人知道，国家统计局都不知道。我也是观察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的，先还以为国家统计局心里有数。用GDP数值或者增长率去与其它经济体比，与自己以前比，是一种伪科学。经济模式不同，根本不能相比。
中国政府真正在意的，是综合国力。GDP数字，就成天哭穷，企图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混入WTO。对于崩溃论，先还有点烦，后来也听之任之了，反正又唱不衰，还有助于政府哭穷。成天哭穷，自己人都深信不疑了，觉得我们在发展中国家都算是穷的，加入WTO怎幺这么难，外国人太坏了。外国政府都不笨，在“中国制造”的教育下，比中国老百姓清楚，知道中国的比较优势太厉害了，如果按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放进去，好多国家都没法混了，太便宜中国了。但我看还是中国政府对自己官办经济的优势最明白，比外国人清楚。最后，得算是韬成了。本来应该韬得更好，老朱谈判时心急了，急于锁定胜利成果，多做了一些让步。就这么让了些开放产业，留了些设限条款之后，混入了WTO。但加入WTO后四年里进出口贸易无人预料到的惊人增长证明，还是捞到了。如果外国人能够预测到这种结局，那提出的条款会高得多。现在再怎幺变花样贸易壁垒反倾销，中国年年20%30%的出口增长就是下不去。
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把自己当个一般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有信心，如果这世界是公平地做贸易，我们能打败任何对手。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在经济领域已成现实。自己心里要有底，不要跟着人家信什幺中国的优势在于血汗工厂不要环保人民币低估之类的。我们的优势就在于中国人民大众是勤劳而智能的，只要我们把这个优势发挥出去和人竞争，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们一定胜利。中国政府只要不阻住中国人民的优秀素质发挥出来，就能成功。华人到了其它国家，一样的机会甚至比别人机会差得多，整体上都能脱贫致富。外国人对这一点实际上相当怕，所以崩溃论威胁论轮着来，一边希望你自己垮掉让他们松口气，一边又觉得中国越来越可怕。
种种保护主义的论调，实际上是看不起中国人的能力，不知道中国人的弱点，越保护越糟糕。因为中国人普遍有“小富即安”的念头，长远危机意识少。逼到头上来了，处境很困难，反而能爆发出一些能量。安稳地挣着钱，就赌博包二奶不务正业去了。
中国政府实力成长之巨，十分惊人。自己发展积累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长的，再怎幺压榨农民都不行。人无横财不富，靠的是到全球化中去捞，才能成长这么快。论综合国力实力对比的变化，我们绝对是全球化产业分工的胜利者。至于说还要往产业链上方爬，那是以后的任务，不能一步登天。我们现在占住了几大块，综合国力极大成长，这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了。
因为有从全球化中捞到的横财，包括FDI，贸易顺差，IPO上市，到外国收购资产等等，中国政府才乌枪换炮，从穷政府变成了富政府。中国人民付出了代价，但中国政府的传统就是不在乎人民付出代价（这也是中国政府可怕的地方）。从政府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横财，一般人很难想象。例如纺织品出口，自己的企业用人民币组织生产，出口收到美元。从企业利润的角度，也许是很微薄的利润，一件衣服挣几块钱，一只袜子几分钱，出口上千亿美元也没多少利润。但对中国政府而言，那就是天大的利润了，一方面自己印人民币发展纺织企业，拉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出口换回来的美元全落在自己口袋里。除了进口纺织机械以及一些原材料的几十亿美元，对政府而言，就相当于千亿美元规模的净利润了。当然，政府投入了人力成本，也要棉花等原材料，也可能有环境污染。但在政府看来，人力与棉花什幺的，根本没什幺成本，不搞出口也就荒在那里了，人没工作还要找政府的麻烦。环境污染暂时不管的话，这种生意是绝对的横财，里外都赚到了。收来上千亿美元，就真的可以拿去做很多事。这就是后进国家靠出口导向发展经济的原理，与自己积累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发展会快很多，有条件一定要大搞特搞，谁说不搞就是不懂最基本的经济原理。只有说是你人力资源去干别的更挣钱，才可以放弃这些产业，这些产业是不是低级不是问题。你即使占住了更高级的产业，只要你还有人在干低级劳动，就不能放弃。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政府还特别地搞了大笔出口退税，让企业可以更好地去全球抢食。这从企业经营来说，就是上好的“现金牛”，靠这头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资金，就可以放心地去发展其它产业，其它产业先期投入需要很多也不怕。
中国政府有了“纺织品”这个现金牛，从90年代开始搞了几年，又把“机电产品”做成了一个更大的现金牛。这就是弄出了层级更高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正循环走出了第一步。那些电视厂可能没什幺利润比较苦，但中国政府仍然是可以把电视出口当个现金牛看待的。到现在，形成了整个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制造业整体成了个“超级现金牛”。2005年，一家伙弄出1000亿美元顺差，忽然爆发了。要知道这些年中国是很多原材料的最大进口国，原材料涨得那个疯。结果顺差反而翻几倍，这就是超级现金牛的威力。干制造业的，再怎幺也比你那光卖原材料的层次要高。
这有了“现金牛”的经济与没有“现金牛”的经济，真是完全两回事。所有发生金融危机的经济体，全是没有“现金牛”或者“现金牛”出问题的。国际收支不成问题，就可以放心大胆在内部整一些利润丰厚的产业，如房地产、电信业。缺原材料，缺技朮设备都不是问题，买就是了（当然要人家肯卖）。中国政府手里抓着纺织业、机电产业，这就热火朝天的干开了。缺钢材，就上钢铁产能，不过三年产量就二亿三亿四亿吨这么疯狂地增长。铁矿石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有，花钱买就是了。钢铁水泥不成问题，房地产就疯一样的火起来了，全国所有城市都完全大变样。搞电信业，要进口很多先进设备，花费那都是以千亿计。但不怕，只管买来，当然自己的设备制造商把打价格打低了更好。全国人民用上了电话手机，一年光利润就是上千亿。中国政府不客气，都给垄断了，电信业好几万亿国有资产就整出来了。至于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那个更是要大搞了，能进一步加强比较优势，都放在规划最前面。
这么搞，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就发了，利润9000亿。国企发家，绝对不能靠把老国企救活，那样会穷死。得靠弄一些新型垄断国企，把利润划拉进国家口袋里。老朱说，给我弄一家叫“中国电信”的国企，国有100%控股，另外准备100个麻袋收钱。自由派经济学家说，不能这么干啊，没竞争，效率低，要放开这些产业。老朱想想，就分出几家叫“中国移动”，“联通”，“网通”什幺的，算是内部有了点竞争，想放开是门都没有的。政府不会把这些稳打稳捞钱的产业机会给别人了。就这么弄了一百多家大企业，一年弄个6000亿的利润。其它的国企，政府就不在乎了，就好比公司主营业务不错，一些旧资产或者其它业务怎幺处理都没有大问题，公司主要眼光放在开拓新的来钱的业务上。就靠这一手，国有资产增加的比GDP增长快多了。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政府不是按自由主义那一套干经济的，真要是自由主义，得分光卖光，俄罗斯油田都能让个人占了。有些人指着中国政府不要了的尽是麻烦的国有资产说，中国政府自由主义了，搞分光卖光了。这就根本不明白政府的思维。
老朱一手抓进出口现金牛，一手搞国有基础设施（电信、油田、电厂、道路全是国有的），这就是老朱的发家秘诀。这个办法，老朱是不会说的，他说的全是些政治做秀，以及一些经济套话，不明白的人根本不知道他要怎幺搞。一般注意到的就是他怎幺折腾那些麻烦事，什幺软着陆、国企改制、扩大内需、保八，干得最顺利的这个事却没人在意。到头来，中国政府发家了，在铁一般的数据事实面前不得不认，怎幺发的却完全不明白，好象老朱干的都是些越干越麻烦的事，怎幺就能发了？就有各种乱七八糟的解释，有的说中国政府靠卖地卖资源卖环境给外资发的，有的说靠黄色娘子军发的。这都不对，因为其它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这样卖着搞，却仍然发不了。
老朱这两手，我认为从路线上来看，是最优选择。当然如果技朮积累更好些，国企弄得更灵活些，发得会更好，但这是操作问题，当然可以改进，任何国家的操作都可以不断改进。但我不认为有更高明的路线。有些人说，这毛病那毛病气死人，改革路线错了，应该赶走外资，退出WTO，保护国有企业，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现金牛杀了，再怎幺艰苦奋斗都不行。
现在一些崩溃论，如果说的是环境崩溃，或者民愤极大社会崩溃，虽然也多半是胡说，但多少还有些影子。但很多就是说中国政府经济会崩溃，什幺坏账，什幺贸易冲突。从现金牛的角度来说，这些经济崩溃论都是离谱透顶的。一个公司主营业务好，那就稳得住。只要中国政府手头的“超级现金牛”一直活着，经济增长就可以由中国政府主观意志决定，实在不行就靠政府投资撑住经济增长，要建的东西还多得很，这么干20年内不成问题。政府的“超级现金牛”出问题，只有几种可能。一种是自己社会乱了，忽然一下就全国动乱或者是文革再起，生产都不搞了大家玩杀富济贫，那么你要恢复得慢了，这牛就可能死掉。一种是政府搞起了理想主义回到以前的经济路线，赶走外资退出WTO回到计划经济，自己不要了现金牛。一种是打起了台海战争或者中日中美战争，进出口全完。要真有这种事，印度等国得乐死，所以天天盼中国崩溃。前两种中国政府都是有明确认识的，稳定压倒一切，要继续改革，说得都明白得很，不会出问题。第三种打仗的事，这个就是恐怖平衡，谁愿意跟中国一起完蛋可以来试，世界各国都盼着别人牺牲都不来，中国政府钱多得把俄国的家伙全买过来也就那么回事，越往后实力越强，就越没人敢来。最后一种可能，其它国家的纺织业机电产业等制造业发展得比中国还厉害，那也会出事。但这一条就算有可能，也是非常遥远的事。中国靠的不是几个说搬走就搬走的玩具加工厂，而是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产业链，这里头要整多少事需要多少条件那说都说不完。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这个制造业现金牛会吃得多胖，会抢了多少国家的食，人家很害怕。发展中国家是已经知道厉害了，发达国家也觉得危险，所以千方百计限制中国。
老朱弄的这条路线，以后的政府确定无疑是会继续下去了。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发起来了，官办经济已经进入了新阶段。老朱的最大任务是挣钱，把穷政府变成富政府，他做到了，富的程度超过所有人的预期。新班子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挣钱，另一方面，因为有钱了，也要更多考虑怎幺花钱了。因为人民，很不满意。
（二十七）“社会主义大事业”变成了“官办经济”
中国政府发了，主流经济学家们high了。这几年的漂亮数据亮出来，经济学家们矜持地评点着，大部分言论谈的还是困难，虽然是智珠在握，也没有得意忘形。洋人也还有些白痴在弄中国崩溃论，真正懂行的，都服了。萨缪尔森写了个文章，意思是说美国与中国自由贸易“可能”不利于美国，开始敲警钟了。西方经济学大佬们都变得客气了，夸起中国来比较大方，有些还经常上中国转几圈，和政府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们互相吹捧。“主流”们正目视远方畅想未来，忽然就迎来了一阵板砖，一时被轰了个昏头转向。这时才发现，官办经济整了十多年，经济有了极大增长，人民却出乎预料地很愤怒。
这让主流经济学家们觉得挺委曲的。经济学家们的委曲是很可以理解的。用经济数据来攻击他们，是错误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不可辩驳，这是中国政府的特强项。就是人民生活的硬指标，从物质角度来说，也是极大增长的。我自己的评价，这十多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态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或者更多，拿各种大众商品一列就一清二楚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经济学家们觉得，经济成绩这么大，再怎么也有些功劳吧？怎么反而被骂成这样？委曲，想不通。后来被骂得凶了，不少人还上媒体写文章反击，中央也安抚了他们一下。
但我认为，民众的愤怒也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没有去理解民众，才会觉得委曲。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经济数据上的错误攻击，民众确实有理由感到愤怒。关键是，我们应该用精神，而不是物质去分析。愤怒是一个精神现象，经济学家们拿物质指标来说事是找错方向了。如果只去考察物质指标，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生活比从前有多少提高，民众应该是觉得欢欣鼓舞才对。但民众不会这样，他们就是直接愤怒了。
“官办经济”在经济上的成功无可质疑，但是在精神上，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无可质疑的。失败之处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大事业”本来是个经济与精神一体的事业，后来的“官办经济”就只有经济了，精神方面已经主动放弃了。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就采用了一体化的方法搞事业，理论与实践上全国人民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点。我们在前面说了以前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的是精神方面的动力，可以说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对以前的经济政策很不满意，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明显的失误，以我们特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我们的目标就得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激励机制代替一般国家的物质激励模式，来发展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事业。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传统办法。首先，把所有人都放入“单位”管起来。你加入单位了，各方面生活就由单位给你解决了。解决的好不好另说（往往解决得不好），人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及安全感。如果不是发生文革那样的动乱，在正常运行模式下，人病了，单位会安排去治病，单位会派人来照顾。小孩上学都安排进子弟学校之类的附属机构。除了很少一些的特权人物，大家的待遇都差不多。工资就全国统一安排，分级拿工资。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能力一般的人，会觉得比较平等。能力好的人，可以给各种荣誉，也有激励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下，人们会觉得是在一起为一个大事业努力，精神上可以得到某种满足。社会精神状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确实是相当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大大弥补物质享受不足的缺陷。说实话，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种工作环境的，就一门心思想怎么为国家作贡献，不用考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利益方面的事情。日本的社会组织其实有些类似之处，所以民众工作态度不错。
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去从事我前面总结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经济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后来社会思想乱了，大跃进等重大经济失误还不是关键，文革等政治运动实在是很痛心，搞得人心都混乱了。社会主义大事业的理想出现了大裂缝。周恩来是这种经济路线的代表，他以身作则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多少人想到总理就不问报酬甘愿奉献，现在还能感动很多人。但我实在不理解老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把周恩来以下那么多老实搞建设的人弄得那么惨。老毛的经济失误其实可以理解，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就算是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可以放过。如果一些人不把老毛吹成无所不能的经济天才，我也并不会说太多。但老毛晚年搞的那些政治运动，我实在是没法原谅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能力不错的仁人志士，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搞社会主义大事业？就算是老毛想支援穷国反霸斗争多花些钱，也可以接受。但为什么要搞政治运动，搞得社会上一些烂人领着冲动的年青人斗并无多大过错的老实人？把个好好的社会主义事业斗得乱七八糟。
从文革开始，中国就失去了以理想模式搞建设的可能。十年动乱下来，人心乱了，真正心思纯朴一心干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有不少，但也有很多人心思不对了。新中国要靠以周恩来为首的非常感人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好榜样，才可以从正面影响民众心理。学坏容易学好难，这要把人心思搞坏，就容易多了。各单位出那么几个混的干部，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能从此完蛋。所以后来发展到官办经济干脆放弃精神了，很正常。在80年代那种混乱的情势下，又要发展经济，又要收拾人心，靠的是那样的干部队伍，我是没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吃了亏，后来能没有想法？失了人心，谁替你认真宣传社会主义？老邓如果能把人心又重新收拢回来，那真成神人了。我觉得也不能怪知识分子，其实搞理工的有传统还是相当爱国的，只是实在没法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全球的社会主义都差不多垮了，还想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纯洁得很，这过分了。现在很多人骂知识分子，说老毛整得好，这本末倒置了。退一万步说，老毛整完了，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反而垮掉了，也没什么好吹的。
老毛是精神激励专家，确实牛。但他搞精神原子弹，最后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他自己操作失误，还是臭知识分子死不悔改，反正人心乱了。老邓要搞精神肯定牛不过老毛，他不会走这条路。他搞改革的结果，是充满着铜臭味利益为先的“官办经济”。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金钱至上，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是精神失败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过是回归大流。
但中国人民是知道“社会主义大事业”怎么回事的，不是没见识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你官府搞经济，拿我当工具，那我也不会对你有感情，我也不会有什么事业感，最多我发扬传统爱爱国。这官办经济从本质上就不讨人喜欢。我是比过去有钱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医院，小孩要自己交钱读书，房子也要我自己买。虽然学校与医院比过去设备好，我不管租房还是买房住得比过去宽畅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鲜玩艺，但就是觉得没劲。人生真没有意义，就是上个班挣个钱，图个啥？为公司挣钱大头让老板捞去了，真黑，不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看在钱的份上才不得不干。
这样一搞，整个社会都压力重重。竞争很厉害，没工作了不好办。人家过上好日子了，买房买车了，不是过去那样大家排队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没变差，感觉也不好。混得好的钱虽然不少，但也没理想，觉得混社会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横就杀向社会为非作歹。搞来搞去大家比黑比坏，越弄感觉越差。也就是经济还在增长，可以靠物质弄些醉生梦死，不然早闹开了。
何况你还那么不公平。本来对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就不适应，你再来些人围着政府吃，还让人怎么过？一个个暴发的看着都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连媒体上都是一连串黑暗事件，就别提口耳相传的那些恶心事了，对社会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还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想买大房子，不象从前加一级工资就觉得阔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处境改善。个个觉得自己没法混出头，精神灰暗。
就这样，能不愤怒么？人是物质的，但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过去差了，而是从整体上就不喜欢这种让人提不起劲的社会。有些即使处境不错也还是替别人愤怒。不愤的，那是特殊分子。捞大了的会感谢社会给他机会，一些觉得大有机会的人精神亢奋忙着捞。还有象我这样的，没有善恶事非观念，没啥情绪的把社会当物质评论，也不愤。但总体上，中国人很愤怒，凑一块就骂社会。谁要是说这社会的好话都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就愤怒这个事本身来说，是个好事。你既然以利益为根基搞经济，政府天生就该挨骂。只有在中国这种奇怪的转型国家，才会发生民众在媒体上称颂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骂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险，这个再怎么也解释不过去，就是政治落后。我很不喜欢无聊的推卸责任的民主，不赞成以民主为决策根基治国，但更不喜欢连低限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政府应该允许民众把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愤怒，我觉得不危险。经济毕竟在增长，国势在上升，不是沉沦。问起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在全球都是最乐观的。这和个人的灰暗感觉似乎矛盾，但其实很合理。中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会，虽然凑在一起骂社会，潜意识里也知道比过去还是有很多地方进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对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人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数字轰炸宣传，外国人也在帮腔，还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灰暗。真正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溃论的，是一些见微知著想得更远更深的聪明人（他们能讲出一些崩溃的道理来），或者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相信会崩溃的情绪化非理性愤怒人士。但这是少数，多数对中国还是觉得乐观的（下层人士可能不会去考虑这种问题，问也没用）。人民的愤怒，不是那种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革命式愤怒，而是牢骚。
因此，人民一定要愤怒。有什么不满一定要闹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二十八）官办经济中的“官”与“民”
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的意见不摸。这个时期有一些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困境，高层决策是处于改派与保守派的平衡状态。
南巡以后，这个决策模式又变了。高层的治国思想较为统一了，想不通的就用“不争论”干掉，靠边站。没有了两派冲突与斗争的复杂平衡，中国政府一心搞起了官办经济。我们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内部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忙活，争论少了，是内部政治冲突最少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是“官”与“民”的矛盾。
从矛盾冲突角度来说，毛泽东时代是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与周恩来为首的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务实派的尖锐冲突。80年代是邓小平协调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治国方略冲突。矛盾冲突都集中在高层，毛时代被打倒的高官不计其数，80年代也倒了两任总书记。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将内部矛盾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政治风险极小。这时，政府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官民”冲突，成为最大的矛盾。这也不是说爱护人民的保守派被拿人民当工具的改革派斗倒了，所以没人为民众说话了。以前是政府集团内部矛盾太大，还轮不到官民冲突有多大影响，哪一派都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比较头疼。南巡后，政府集团意见统一了，就是要搞经济，从中为政府捞利益，政府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所以官民冲突上升为最大矛盾。
当然，政府从来都是宣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些高层人物某些时候是在真心为民众着想，并非做秀。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并非某几个人可以左右的。有超越体制的无形权威的人已经纷纷老去，众多低级中级高级党政官员其实是在一个庞大的统制机器里混事，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不过这个机器的。往直里说，政府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没有改造利益团体的本事，就得用利益的方式推动这个团体做事。
比如江朱胡温，都可以找到某些“反利益团体”的动作。老江枪毙了几个贪大的高官，老朱经常怒骂贪官，胡温搞了很多亲民的举措。是不是作秀不提，他们做事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什幺一清二楚。跟老江混的，老江都照顾得不错。老朱提拔了不少人，但照顾得不算好，被捉进局子的不少，应该是老朱搞人事不如老江有本事，就靠搞经济的本事混。胡温自己派系的干部也慢慢升上来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想要做事就得这么搞，我并不就此批评他们。
这还是提拔自己人，你说话自己人听。但安排自己人不能太过分，党的传统就是要五湖四海。怎幺让别人做事？一种办法是老朱这样强推，开大会就骂人，吓得人要死，不得不快手快脚把事情做了，但人肯定是得罪了，老朱仗着有本事背景过硬不在乎。也就是背景最硬办法最多的老朱可以这样做。可就连粗暴的老朱，也得搞各种名堂给政府集团划拉各种利益，公务员加薪就好几次，靠这样去推动做事。这样的一个体制，一起做事，就算是正义事业，也得用利益去推动。你高层内心里可以说我要当好人，我不贪不腐，我要为人民做好事（我个人相信胡温有这样的思想）。但你真要做好事，就不得不容忍一些人在这些事情里上下其手。你想来个“水至清”，先把“坏人”赶走，“坏人”抵抗的办法多得是，那就什幺事情都不要做了，大家搞政治斗争。“好人”胡耀邦反正是下台了。
其实，什幺是“好人”，什幺是“坏人”，这也难说的很，人性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一分为二处理。一个懂经济较有能力的官员，可以把一方经济搞好，得到中央的嘉许，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但九成九他会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捞些便宜，让亲朋好友开公司捞钱之类的，自己这里经济好了，亲友的公司也大发了。退一万步说， “人脉”对搞经济是很重要的，拉投资的时候人家要求建立私人关系划拉些好处不可避免。那么这种官员算什幺人？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当违法乱纪的“坏人”。这种官算好人坏人我不知道，我可以断定的是，就连胡温都会提拔重用他们。只有说是地方经济不好，或者实在是为害太大影响太坏，才会被拿出来当典型捉了。估计中央秘密部门早就有了各种官员的黑账，该不该捉根本不是从 “坏人”“法律”这种天真的角度来考虑的，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现实政治。理想主义爱憎分明的人在里面一天都混不下去。
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了潜规则的利益团体要去搞经济，人民处于什幺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也不要过于失望，觉得怎幺怎幺黑暗了。政府开大会还是商量正经事，并不是怎幺结成团伙欺压民众。这个政治集团还是有前进的动力的，那就是要富强。人性是复杂的，各级官员们完全可以一边为自己捞，一边还的确是认真在想办法搞好经济，有些官员还干得挺投入的。
出于现实考虑，我对官员的最低期望是，要懂现代经济，另外要聪明地捞，不要捞得太过分搞得民愤极大。懂现代经济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多，冒大危险瞎捞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少。中央高层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正循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清除出不会搞经济还乱贪的笨人有助于官僚集团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得到广大官僚的理解，阻力不会太大。只要不搞那种把官员们全都革命掉的激进动作，政治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其实这种路线也不新鲜，经济路线对头了，官员们腐败一下，经济还是会增长。那些发达经济体致富过程中也充满着各种腐败官员。后来富到一定程度，可以法制化了，利益集团也早捞够了原始积累，可以靠法制正大光明地保护利益继续大发特发了，就搞搞清廉之类的婊子牌坊。人民群众因为也分到了一些肉，比起发展中国家好多了，所以也就算了。种种把反腐败当搞经济第一要务的观点，全是理想主义，不知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
这不是为腐败辩护，我绝对支持任何反腐败的行动。我要说明的是，官办经济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腐败，但经济照样会发展。认为有腐败了就会崩溃，这是错误的。可以把官办经济里的人看成物质一样，无所谓好坏，不要管正义公理，就看它怎幺演化。这也不是说腐败就可以这么严重下去。再好的国家腐败严重起来也会败掉。但我觉得中国的腐败主要发生在分配环节，中国人还是喜欢养肥了羊再杀，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根本不会慢。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就不是这样了，腐败可以使得国家什幺事也做不成。
要讲良心正义公理地来评论，这官办经济确实对人民比较狠一点。这个狠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官”与“民”的利益冲突了，差些的为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民众利益，好些的也是为“政府”的利益损害民众利益。为民众利益考虑的事不是没有，那得媒体爆炒闹大才行。
例如下岗这个事。惨不惨？是真惨。一辈子奉献给厂子了，到头来发两钱推向社会了，家里老小一堆不知怎搞。任何人都同意这样做不地道，反人性，对不起人民。那么政府就会收手么？各地政府都一样，能下的就坚决下。搞下岗对政府有很大利益，政府会排除阻碍坚决搞。除了下岗工人闹有些麻烦，对政府来说其它全是好处。政府搞经济时要养的人少了，劳动力供应增加了，企业效率提高了，捞钱更容易了。政府还觉得有长远的道理，不下岗，企业一起死，到头来还是没得混，还不如搞搞下岗看能不能把企业救活，或者让破厂子倒闭了事，省出资金去做别的事。所以是人都知道的惨事，现实中还是挡不住。
例如股市。中国政府为了救国企开了个股市，是又黑又笨，还没有好效果，是我最不满意的政策。你黑点，要是能起到集资作用也行。结果把个现代经济里非常有用能大幅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股市，变成了一个圈钱的大赌场，搞的利润好的企业都要到境外股市上市。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错的，为的是通过发行股票捞些钱救国企。设计得也是很黑，散户大户基金所有流通股也顶不过占大头的国家股，除了炒了炒去根本没有意义，怎幺经营还是国企老总们说了算，老总们还去勾结黑庄骗钱。结果弄得和中国足球一样，失了人心，连圈钱都没人上当了。经济连年增长全球第一，股市却几乎是全球最差。烂国企还是没救得了，却陪上了股市，损失不知有多大。现在重新回来搞全流通，也不知什幺时候能走回正轨。根本的设计原则就是错的，应该把股市当国家资产来经营，把好企业拿来上市，让利给股市投资者，千万不能拿坏企业来蒙人圈钱。股市弄好了，可以相当于让社会自动高效率地来投资搞经济，还可以让人民的财富感大大增加。结果设计的时候居然想坑民众的钱来填国企的窟窿，下面人也在乱搞黑庄炒做，整个成了个黑社会一样的大赌场。一些利益集团到是通过股市毫无风险的发了，九成五以上的民众赔大了。
还有农民。穷地方政府穷疯了居然把黑手伸向了最穷的农民。又是圈地，又是各种税。把农民惹毛了，多次发生恶性事件，乡镇县各级政府都有被农民围攻的。
城市居民也跑不了，教育医疗产业化厉害啊。知道你比农民有钱，小孩上学家人治病，把钱交出来吧。还真就只有交出来了。再把房地产炒炒，政府能多收不少地皮费，可一般民众心里就又沉上一截。
这些政策都是政府弄出来的，为了政府这个利益团体，不惜损害民众利益。按照某些愤怒人士的说法，这么黑暗，还不崩溃？天理不容啊。但其实真要是没了良心不管善恶是非这么一观察，人世间这种事情多得是，公平是人类社会缺少才特别鼓吹的东西。那些发家致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哪个不是一身血债，人家恶有恶报了么？还是比你正义的弱小国家混得好。老毛蹦了一下，也失败了，中国政府还是原始积累老套照做。
我是彻底放弃了理想主义，不去幻想一路正义光明地就越来越富强。老毛让农民饿死不少，几十年生活苦得很，全国人民也受了不少苦，这个就算了。付出努力也弄了不少东西。但心里还是觉得吃这么大苦头捞到的东西不够。官办经济人民也受苦，但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苦啊苦啊，全国人民都叫苦，真要挺，也都挺过来了。90年代以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贫穷，更不是由富到穷。人们更多的是因为不公平而感到强烈不满。全国大部分人自己和自己比，已经是两种不同经济状况了。90年代以来，从人数上来说，是农民的生活变化最大。从没有希望的田地里跑到城里打工，虽然还是苦，但生活状况是好转了。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从整体上失去了对乡土的依恋（无病呻吟的文人除外）。
更为关键的是，90年代这个财富爆炸过程中，政府捞到了大头，人民还有希望。有一种数据说，中国内部商品剩余的八成以上被政府捞去了。中国富豪虽然显得中国好象贫富差距挺大，其实在世界各国里并不算多富的，远不如印度与俄罗斯。中国毕竟有一个超级政府在通管一切，虽然是被各色人等围着吃，大头还是留下来了。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表面上挺严重的，全世界都数得着。但中国主要是两大结构性问题，地区差距特别大，城市与农村差距特别大，就这样把整体基尼系数弄得很高。如果中国就两个地区，一个是绝对平均的珠三角，比另一个绝对平均的贵州富十倍，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将是世界最高的。除去这两个特殊因素，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经济学家挨骂然而正确的解释是：富人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穷人穷。解决问题应该是让穷人变富，而不是把富人的钱拿过来散给穷人。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不用搞劫富济贫。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把富人打倒，穷人是不可能变富的。
关键在于，政府这个肥得流油的大阔佬，得把财富还给付出代价的人民。
中国政府发了，主流经济学家们high了。这几年的漂亮数据亮出来，经济学家们矜持地评点着，大部分言论谈的还是困难，虽然是智珠在握，也没有得意忘形。洋人也还有些白痴在弄中国崩溃论，真正懂行的，都服了。萨缪尔森写了个文章，意思是说美国与中国自由贸易“可能”不利于美国，开始敲警钟了。西方经济学大佬们都变得客气了，夸起中国来比较大方，有些还经常上中国转几圈，和政府官员、主流经济学家们互相吹捧。“主流”们正目视远方畅想未来，忽然就迎来了一阵板砖，一时被轰了个昏头转向。这时才发现，官办经济整了十多年，经济有了极大增长，人民却出乎预料地很愤怒。
这让主流经济学家们觉得挺委曲的。经济学家们的委曲是很可以理解的。用经济数据来攻击他们，是错误的。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不可辩驳，这是中国政府的特强项。就是人民生活的硬指标，从物质角度来说，也是极大增长的。我自己的评价，这十多年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形态已经上了一个档次或者更多，拿各种大众商品一列就一清二楚了。从统计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是靠得住的。经济学家们觉得，经济成绩这么大，再怎么也有些功劳吧？怎么反而被骂成这样？委曲，想不通。后来被骂得凶了，不少人还上媒体写文章反击，中央也安抚了他们一下。
但我认为，民众的愤怒也是相当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没有去理解民众，才会觉得委曲。除去一些非理性的经济数据上的错误攻击，民众确实有理由感到愤怒。关键是，我们应该用精神，而不是物质去分析。愤怒是一个精神现象，经济学家们拿物质指标来说事是找错方向了。如果只去考察物质指标，冷静地分析自己的生活比从前有多少提高，民众应该是觉得欢欣鼓舞才对。但民众不会这样，他们就是直接愤怒了。
“官办经济”在经济上的成功无可质疑，但是在精神上，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这也是无可质疑的。失败之处在于，以前的“社会主义大事业”本来是个经济与精神一体的事业，后来的“官办经济”就只有经济了，精神方面已经主动放弃了。新中国从建国开始，就采用了一体化的方法搞事业，理论与实践上全国人民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确实是相当厉害的一点。我们在前面说了以前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失误，但是成就也是巨大的，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靠的是精神方面的动力，可以说是即使有这样那样的政策失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对以前的经济政策很不满意，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明显的失误，以我们特有的精神力量，可以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我们的目标就得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
具体来说，新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以独树一帜的精神激励机制代替一般国家的物质激励模式，来发展包括经济在内的各项事业。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些传统办法。首先，把所有人都放入“单位”管起来。你加入单位了，各方面生活就由单位给你解决了。解决的好不好另说（往往解决得不好），人会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及安全感。如果不是发生文革那样的动乱，在正常运行模式下，人病了，单位会安排去治病，单位会派人来照顾。小孩上学都安排进子弟学校之类的附属机构。除了很少一些的特权人物，大家的待遇都差不多。工资就全国统一安排，分级拿工资。这样，大多数人都是能力一般的人，会觉得比较平等。能力好的人，可以给各种荣誉，也有激励的办法。在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下，人们会觉得是在一起为一个大事业努力，精神上可以得到某种满足。社会精神状况比较单纯的情况下，这确实是相当好的一种状态，可以大大弥补物质享受不足的缺陷。说实话，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种工作环境的，就一门心思想怎么为国家作贡献，不用考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利益方面的事情。日本的社会组织其实有些类似之处，所以民众工作态度不错。
我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是以这样的社会组织，去从事我前面总结的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经济建设道路。但可惜的是，后来社会思想乱了，大跃进等重大经济失误还不是关键，文革等政治运动实在是很痛心，搞得人心都混乱了。社会主义大事业的理想出现了大裂缝。周恩来是这种经济路线的代表，他以身作则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多少人想到总理就不问报酬甘愿奉献，现在还能感动很多人。但我实在不理解老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把周恩来以下那么多老实搞建设的人弄得那么惨。老毛的经济失误其实可以理解，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就算是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可以放过。如果一些人不把老毛吹成无所不能的经济天才，我也并不会说太多。但老毛晚年搞的那些政治运动，我实在是没法原谅他。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人我相信他们都是有社会主义理想的能力不错的仁人志士，怎么就不能让他们安安稳稳搞社会主义大事业？就算是老毛想支援穷国反霸斗争多花些钱，也可以接受。但为什么要搞政治运动，搞得社会上一些烂人领着冲动的年青人斗并无多大过错的老实人？把个好好的社会主义事业斗得乱七八糟。
从文革开始，中国就失去了以理想模式搞建设的可能。十年动乱下来，人心乱了，真正心思纯朴一心干社会主义的虽然还有不少，但也有很多人心思不对了。新中国要靠以周恩来为首的非常感人常人难以做到的许多好榜样，才可以从正面影响民众心理。学坏容易学好难，这要把人心思搞坏，就容易多了。各单位出那么几个混的干部，一个单位的风气就可能从此完蛋。所以后来发展到官办经济干脆放弃精神了，很正常。在80年代那种混乱的情势下，又要发展经济，又要收拾人心，靠的是那样的干部队伍，我是没有幻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吃了亏，后来能没有想法？失了人心，谁替你认真宣传社会主义？老邓如果能把人心又重新收拢回来，那真成神人了。我觉得也不能怪知识分子，其实搞理工的有传统还是相当爱国的，只是实在没法对社会主义有信心。全球的社会主义都差不多垮了，还想要求中国知识分子纯洁得很，这过分了。现在很多人骂知识分子，说老毛整得好，这本末倒置了。退一万步说，老毛整完了，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反而垮掉了，也没什么好吹的。
老毛是精神激励专家，确实牛。但他搞精神原子弹，最后还是失败了。不管是他自己操作失误，还是臭知识分子死不悔改，反正人心乱了。老邓要搞精神肯定牛不过老毛，他不会走这条路。他搞改革的结果，是充满着铜臭味利益为先的“官办经济”。其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这样金钱至上，一方面可以说中国是精神失败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过是回归大流。
但中国人民是知道“社会主义大事业”怎么回事的，不是没见识过的发展中国家人民。你官府搞经济，拿我当工具，那我也不会对你有感情，我也不会有什么事业感，最多我发扬传统爱爱国。这官办经济从本质上就不讨人喜欢。我是比过去有钱了，多了十倍都不止。但是事情也要我自己管了，病要自己上医院，小孩要自己交钱读书，房子也要我自己买。虽然学校与医院比过去设备好，我不管租房还是买房住得比过去宽畅了，吃喝也好了，也用上了不少新鲜玩艺，但就是觉得没劲。人生真没有意义，就是上个班挣个钱，图个啥？为公司挣钱大头让老板捞去了，真黑，不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看在钱的份上才不得不干。
这样一搞，整个社会都压力重重。竞争很厉害，没工作了不好办。人家过上好日子了，买房买车了，不是过去那样大家排队等分房，自己生活就算没变差，感觉也不好。混得好的钱虽然不少，但也没理想，觉得混社会真累。混得不好的心一横就杀向社会为非作歹。搞来搞去大家比黑比坏，越弄感觉越差。也就是经济还在增长，可以靠物质弄些醉生梦死，不然早闹开了。
何况你还那么不公平。本来对搞市场经济很多人就不适应，你再来些人围着政府吃，还让人怎么过？一个个暴发的看着都不是什么正派人物，连媒体上都是一连串黑暗事件，就别提口耳相传的那些恶心事了，对社会的怨恨就更深了。
不公平也就算了，还看不到希望。一方面期望被些富人提得太高了，刚毕业的大学生就想买大房子，不象从前加一级工资就觉得阔多了。一方面人也太多了，不知什么时候能轮到自己处境改善。个个觉得自己没法混出头，精神灰暗。
就这样，能不愤怒么？人是物质的，但更特别的地方在于，人也是精神的。愤的不是自己吃喝比过去差了，而是从整体上就不喜欢这种让人提不起劲的社会。有些即使处境不错也还是替别人愤怒。不愤的，那是特殊分子。捞大了的会感谢社会给他机会，一些觉得大有机会的人精神亢奋忙着捞。还有象我这样的，没有善恶事非观念，没啥情绪的把社会当物质评论，也不愤。但总体上，中国人很愤怒，凑一块就骂社会。谁要是说这社会的好话都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就愤怒这个事本身来说，是个好事。你既然以利益为根基搞经济，政府天生就该挨骂。只有在中国这种奇怪的转型国家，才会发生民众在媒体上称颂政府的怪事。以前也不好，骂政府就是反革命有人身危险，这个再怎么也解释不过去，就是政治落后。我很不喜欢无聊的推卸责任的民主，不赞成以民主为决策根基治国，但更不喜欢连低限度的言论思想自由都没有的社会。政府应该允许民众把愤怒表现出来。
而且这种愤怒，我觉得不危险。经济毕竟在增长，国势在上升，不是沉沦。问起中国人对中国未来的预期，在全球都是最乐观的。这和个人的灰暗感觉似乎矛盾，但其实很合理。中国人也并不是完全精神地仇恨社会，虽然凑在一起骂社会，潜意识里也知道比过去还是有很多地方进步了，只是不好意思说。对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人还是有信心的，政府天天拿数字轰炸宣传，外国人也在帮腔，还是起了些作用的。但怕自己成为失败者，所以灰暗。真正觉得中国没有希望，以至于相信崩溃论的，是一些见微知著想得更远更深的聪明人（他们能讲出一些崩溃的道理来），或者讲不出什么道理就是相信会崩溃的情绪化非理性愤怒人士。但这是少数，多数对中国还是觉得乐观的（下层人士可能不会去考虑这种问题，问也没用）。人民的愤怒，不是那种干柴烈火一触即发的革命式愤怒，而是牢骚。
因此，人民一定要愤怒。有什么不满一定要闹出来，闹得越大越好。
（二十八）官办经济中的“官”与“民”
前面的分析说了，官办经济放弃了精神，采取了彻底的唯经济路线。这样一种方法在操作上是比较方便的，你考虑的问题采取的办法都是为了经济，得到经济数据反馈又去调控修正经济策略。就这样一轮轮操作下来，越搞越有经验，经济确实做大了。
如果能一边发展经济，一边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大家都很高兴自然是好。但没有这么好的事，改革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实在是水太深，任何方法都必然要损害某些阶层的利益。有时方法，能让1000万人受益，但会损害100万人的利益。有些方法根本就是让一小部分人受益，大多数人利益受损。有些短期内会损害全部人的利益，但长期会有益于国家。有些正相反，短期内好象大家都高兴，长远国家吃大亏。改革走到这一步，不可能有什幺好办法能不引发矛盾冲突。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模式里，这些问题由最高层“高瞻远瞩”地决定。老毛的决定到底是好是坏，可任人评说，但人们只能习惯性地按老毛的意思办。我们可以喜欢老毛说他是为了人民利益在决策，但人民实质上没有决策权。不仅人民，连高层官员都是动不动就靠边站。文革了，闹了一通大民主，微观决策权下放，其实也不是什幺正经决策，无非是各种各样的捣乱方式，让人们知道大民主不是这么好玩的，所有人都知道不能这么搞（改革开放后民主闹不起来这也是一个原因）。
老毛去世了，决策模式也变了。邓小平没有老毛这样的权威，也不喜欢那种一言堂的模式。他是去平衡各派的利益，这方面他的政治手段相当了得。另一方面，他也是以理服人为主，动用权威的时候少。平衡的结果就是“摸”，特区可以摸，上海等重要地区就听保守派的意见不摸。这个时期有一些顺应民心的改革举措，但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经济困境，高层决策是处于改派与保守派的平衡状态。
南巡以后，这个决策模式又变了。高层的治国思想较为统一了，想不通的就用“不争论”干掉，靠边站。没有了两派冲突与斗争的复杂平衡，中国政府一心搞起了官办经济。我们必须得说，中国政府内部是相当一致的，都是为了把经济搞上去而忙活，争论少了，是内部政治冲突最少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的矛盾主要是“官”与“民”的矛盾。
从矛盾冲突角度来说，毛泽东时代是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与周恩来为首的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务实派的尖锐冲突。80年代是邓小平协调下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治国方略冲突。矛盾冲突都集中在高层，毛时代被打倒的高官不计其数，80年代也倒了两任总书记。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终于解决了内部的问题，将内部矛盾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政治风险极小。这时，政府集团与一般民众的“官民”冲突，成为最大的矛盾。这也不是说爱护人民的保守派被拿人民当工具的改革派斗倒了，所以没人为民众说话了。以前是政府集团内部矛盾太大，还轮不到官民冲突有多大影响，哪一派都是对自己的政治对手比较头疼。南巡后，政府集团意见统一了，就是要搞经济，从中为政府捞利益，政府利益高于民众利益，所以官民冲突上升为最大矛盾。
当然，政府从来都是宣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我们甚至可以相信一些高层人物某些时候是在真心为民众着想，并非做秀。然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庞大的集团，并非某几个人可以左右的。有超越体制的无形权威的人已经纷纷老去，众多低级中级高级党政官员其实是在一个庞大的统制机器里混事，个人无论如何是胜不过这个机器的。往直里说，政府集团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你没有改造利益团体的本事，就得用利益的方式推动这个团体做事。
比如江朱胡温，都可以找到某些“反利益团体”的动作。老江枪毙了几个贪大的高官，老朱经常怒骂贪官，胡温搞了很多亲民的举措。是不是作秀不提，他们做事真正的依靠力量是什幺一清二楚。跟老江混的，老江都照顾得不错。老朱提拔了不少人，但照顾得不算好，被捉进局子的不少，应该是老朱搞人事不如老江有本事，就靠搞经济的本事混。胡温自己派系的干部也慢慢升上来了。这都是人之常情，想要做事就得这么搞，我并不就此批评他们。
这还是提拔自己人，你说话自己人听。但安排自己人不能太过分，党的传统就是要五湖四海。怎幺让别人做事？一种办法是老朱这样强推，开大会就骂人，吓得人要死，不得不快手快脚把事情做了，但人肯定是得罪了，老朱仗着有本事背景过硬不在乎。也就是背景最硬办法最多的老朱可以这样做。可就连粗暴的老朱，也得搞各种名堂给政府集团划拉各种利益，公务员加薪就好几次，靠这样去推动做事。这样的一个体制，一起做事，就算是正义事业，也得用利益去推动。你高层内心里可以说我要当好人，我不贪不腐，我要为人民做好事（我个人相信胡温有这样的思想）。但你真要做好事，就不得不容忍一些人在这些事情里上下其手。你想来个“水至清”，先把“坏人”赶走，“坏人”抵抗的办法多得是，那就什幺事情都不要做了，大家搞政治斗争。“好人”胡耀邦反正是下台了。
其实，什幺是“好人”，什幺是“坏人”，这也难说的很，人性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一分为二处理。一个懂经济较有能力的官员，可以把一方经济搞好，得到中央的嘉许，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但九成九他会为自己的利益小团体捞些便宜，让亲朋好友开公司捞钱之类的，自己这里经济好了，亲友的公司也大发了。退一万步说， “人脉”对搞经济是很重要的，拉投资的时候人家要求建立私人关系划拉些好处不可避免。那么这种官员算什幺人？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当违法乱纪的“坏人”。这种官算好人坏人我不知道，我可以断定的是，就连胡温都会提拔重用他们。只有说是地方经济不好，或者实在是为害太大影响太坏，才会被拿出来当典型捉了。估计中央秘密部门早就有了各种官员的黑账，该不该捉根本不是从 “坏人”“法律”这种天真的角度来考虑的，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现实政治。理想主义爱憎分明的人在里面一天都混不下去。
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了潜规则的利益团体要去搞经济，人民处于什幺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但我们也不要过于失望，觉得怎幺怎幺黑暗了。政府开大会还是商量正经事，并不是怎幺结成团伙欺压民众。这个政治集团还是有前进的动力的，那就是要富强。人性是复杂的，各级官员们完全可以一边为自己捞，一边还的确是认真在想办法搞好经济，有些官员还干得挺投入的。
出于现实考虑，我对官员的最低期望是，要懂现代经济，另外要聪明地捞，不要捞得太过分搞得民愤极大。懂现代经济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多，冒大危险瞎捞的官员应该越来越少。中央高层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正循环。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说，清除出不会搞经济还乱贪的笨人有助于官僚集团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得到广大官僚的理解，阻力不会太大。只要不搞那种把官员们全都革命掉的激进动作，政治稳定是可以保证的。
其实这种路线也不新鲜，经济路线对头了，官员们腐败一下，经济还是会增长。那些发达经济体致富过程中也充满着各种腐败官员。后来富到一定程度，可以法制化了，利益集团也早捞够了原始积累，可以靠法制正大光明地保护利益继续大发特发了，就搞搞清廉之类的婊子牌坊。人民群众因为也分到了一些肉，比起发展中国家好多了，所以也就算了。种种把反腐败当搞经济第一要务的观点，全是理想主义，不知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
这不是为腐败辩护，我绝对支持任何反腐败的行动。我要说明的是，官办经济里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腐败，但经济照样会发展。认为有腐败了就会崩溃，这是错误的。可以把官办经济里的人看成物质一样，无所谓好坏，不要管正义公理，就看它怎幺演化。这也不是说腐败就可以这么严重下去。再好的国家腐败严重起来也会败掉。但我觉得中国的腐败主要发生在分配环节，中国人还是喜欢养肥了羊再杀，各种各样的建设项目根本不会慢。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就不是这样了，腐败可以使得国家什幺事也做不成。
要讲良心正义公理地来评论，这官办经济确实对人民比较狠一点。这个狠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官”与“民”的利益冲突了，差些的为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民众利益，好些的也是为“政府”的利益损害民众利益。为民众利益考虑的事不是没有，那得媒体爆炒闹大才行。
例如下岗这个事。惨不惨？是真惨。一辈子奉献给厂子了，到头来发两钱推向社会了，家里老小一堆不知怎搞。任何人都同意这样做不地道，反人性，对不起人民。那么政府就会收手么？各地政府都一样，能下的就坚决下。搞下岗对政府有很大利益，政府会排除阻碍坚决搞。除了下岗工人闹有些麻烦，对政府来说其它全是好处。政府搞经济时要养的人少了，劳动力供应增加了，企业效率提高了，捞钱更容易了。政府还觉得有长远的道理，不下岗，企业一起死，到头来还是没得混，还不如搞搞下岗看能不能把企业救活，或者让破厂子倒闭了事，省出资金去做别的事。所以是人都知道的惨事，现实中还是挡不住。
例如股市。中国政府为了救国企开了个股市，是又黑又笨，还没有好效果，是我最不满意的政策。你黑点，要是能起到集资作用也行。结果把个现代经济里非常有用能大幅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股市，变成了一个圈钱的大赌场，搞的利润好的企业都要到境外股市上市。根本的出发点就是错的，为的是通过发行股票捞些钱救国企。设计得也是很黑，散户大户基金所有流通股也顶不过占大头的国家股，除了炒了炒去根本没有意义，怎幺经营还是国企老总们说了算，老总们还去勾结黑庄骗钱。结果弄得和中国足球一样，失了人心，连圈钱都没人上当了。经济连年增长全球第一，股市却几乎是全球最差。烂国企还是没救得了，却陪上了股市，损失不知有多大。现在重新回来搞全流通，也不知什幺时候能走回正轨。根本的设计原则就是错的，应该把股市当国家资产来经营，把好企业拿来上市，让利给股市投资者，千万不能拿坏企业来蒙人圈钱。股市弄好了，可以相当于让社会自动高效率地来投资搞经济，还可以让人民的财富感大大增加。结果设计的时候居然想坑民众的钱来填国企的窟窿，下面人也在乱搞黑庄炒做，整个成了个黑社会一样的大赌场。一些利益集团到是通过股市毫无风险的发了，九成五以上的民众赔大了。
还有农民。穷地方政府穷疯了居然把黑手伸向了最穷的农民。又是圈地，又是各种税。把农民惹毛了，多次发生恶性事件，乡镇县各级政府都有被农民围攻的。
城市居民也跑不了，教育医疗产业化厉害啊。知道你比农民有钱，小孩上学家人治病，把钱交出来吧。还真就只有交出来了。再把房地产炒炒，政府能多收不少地皮费，可一般民众心里就又沉上一截。
这些政策都是政府弄出来的，为了政府这个利益团体，不惜损害民众利益。按照某些愤怒人士的说法，这么黑暗，还不崩溃？天理不容啊。但其实真要是没了良心不管善恶是非这么一观察，人世间这种事情多得是，公平是人类社会缺少才特别鼓吹的东西。那些发家致富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哪个不是一身血债，人家恶有恶报了么？还是比你正义的弱小国家混得好。老毛蹦了一下，也失败了，中国政府还是原始积累老套照做。
我是彻底放弃了理想主义，不去幻想一路正义光明地就越来越富强。老毛让农民饿死不少，几十年生活苦得很，全国人民也受了不少苦，这个就算了。付出努力也弄了不少东西。但心里还是觉得吃这么大苦头捞到的东西不够。官办经济人民也受苦，但其实也就是这么一说苦啊苦啊，全国人民都叫苦，真要挺，也都挺过来了。90年代以后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贫穷，更不是由富到穷。人们更多的是因为不公平而感到强烈不满。全国大部分人自己和自己比，已经是两种不同经济状况了。90年代以来，从人数上来说，是农民的生活变化最大。从没有希望的田地里跑到城里打工，虽然还是苦，但生活状况是好转了。中国人历史上第一次从整体上失去了对乡土的依恋（无病呻吟的文人除外）。
更为关键的是，90年代这个财富爆炸过程中，政府捞到了大头，人民还有希望。有一种数据说，中国内部商品剩余的八成以上被政府捞去了。中国富豪虽然显得中国好象贫富差距挺大，其实在世界各国里并不算多富的，远不如印度与俄罗斯。中国毕竟有一个超级政府在通管一切，虽然是被各色人等围着吃，大头还是留下来了。这与其它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体现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表面上挺严重的，全世界都数得着。但中国主要是两大结构性问题，地区差距特别大，城市与农村差距特别大，就这样把整体基尼系数弄得很高。如果中国就两个地区，一个是绝对平均的珠三角，比另一个绝对平均的贵州富十倍，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将是世界最高的。除去这两个特殊因素，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经济学家挨骂然而正确的解释是：富人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穷人穷。解决问题应该是让穷人变富，而不是把富人的钱拿过来散给穷人。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不用搞劫富济贫。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把富人打倒，穷人是不可能变富的。
关键在于，政府这个肥得流油的大阔佬，得把财富还给付出代价的人民。
（二十九）往下怎幺搞
政府对于十多年官办经济的成绩很满意。各层领导人虽然说得多半还是困难，但那股气势不一样了，列经济数据的时候相当有底气，显得信心很足，跟几年前比都好不少了。这叫“手里有牌，心里不慌”。90年代初期的时候，老邓叫众人“不要慌”，当时的官僚集团明显就是信心不足，一些人稳当的发财方法不搞却去急功近利地猛捞结果出了事，就是因为这个。十几年搞下来，官员们慢慢心里有底了，生存与发展的危机算是过去了，财政状况甚至好过了所有人的期望。现在的官僚体系，除了例行的贪污腐败，还是相当有战斗力的，并不是一个等着垮台的集团，而是摩拳擦掌要大干（同时大捞）一番。
这也是中国政府与大多数国家政府很不同的地方。其实很多国家不是不知道该怎幺搞经济，东亚怎幺做的又不是什幺秘密，而是政府实在有心无力。一般就是维持会一样边混边贪污，有点啥成绩是政府不管，民众自己发展出来的，如印度IT业。所以国际经济学界流传着一个神话，说政府就是不该干涉经济运行，要尽量少管，看香港多好，政府干经济，毛病太多了。这对那些“弱政府”是对的，你靠嘴皮子哄人大选上了台，并没有一支靠得住的做事的队伍（看看民进党），与其硬去做把事情搞坏，还不如不要管让民众去做。但对中国这样的“强政府”，那就不对了。政府手头这幺多资源，谁做事能比你快？毛病是一堆，可政府不做，肯定也是一堆毛病。所以政府快快把事情干了，发展发展，就能解决一些问题了，出来新问题再说，动起来就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到是可以慢慢摸，政府也不必什幺事都包搞，发现这事那事交给民众去做效率更好以后就这幺办了。但这得在实践中摸出来，到底什幺该管什幺不该管实践说了算，没有开始就断定政府不干涉经济最好的道理。
所以，我们知道，政府还是会把官办经济干下去，各级政府，还是经济的主体。这个中国特色什幺时候能结束还真不好说。政府这幺搞有信心。
90年代以来，运气也不错。全球化生产布局布到中国来了，赶上好时候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把我们那时的竞争对手干掉不少，FDI从三七开变成七三开。俄罗斯经济崩溃，给我们送来不少廉价人才与原材料。本拉登同志也来帮忙，在关键时候至少给中国多争取了五年时间。基本上别人倒一次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往上蹦一蹦。这十来年，综合国力可以说是在“窜升”，世界第二大概是有谱了。国际社会上美国老大横冲直撞挡我者死不假，中国这个老二也不是吃素的，除了几个死硬分子，大多数还是给面子的。实际上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声称的“和平崛起”，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经过思考说服教育已经认了，不再以敌对眼光看中国了，虽然会有些防备，但总体是准备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捞些便宜。
还剩下三个死硬分子，美国日本台湾。日本是没办法，危机感没法不强，中国强起来会怎幺弄它，心里实在没底，到时候中国逼它把钓鱼岛交出来，它丢不起那人，所以只能想一切办法拖慢中国的发展。我估计日本一定会死抗到底，中国更是别无选择，两国冷战不可避免。
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小丑，不值一提，就那点实力还想拖慢中国的发展，目的达不到，反而把自己的经济赔进去了。等国民党上台，应该会随大流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以放弃台独为筹码，申请搭顺风车，台湾问题高风险期将成为历史。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台湾政府的问题，它想害中国只能自取其辱，搞了五六年笑话一箩筐。中国政府先还紧张怕它真闹台独，拉开架势应对反而让台湾政府捞着了些东西，后来就任它闹，越闹笑话越大，什幺废统，都成大笑话了。台独政府切香肠如果让它切完了那幺中国政府错了，可明摆着是它越来越不好切靠玩文字游戏混，那只能是小丑一样。
美国比较矛盾。它不象日本和中国有太多利益冲突，和中国能合作的地方还多过冲突之处。它有退路，中国和它不是你死我活非得对抗，而且也相信中国不能把它怎幺样。但是从长远战略上来看，中国是它全球独大统治地位最可能的挑战者，不得不防。所以政策会长期矛盾，一会要合作，一会要遏制。合作的一面不是为了迷惑中国领导人耍的花招，确实就是没中国不行，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最终会变成什幺样，很不好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但是手头加紧准备家伙，一边说服美国人接受中国崛起，增大美国政府作出全面遏制决策的难度。到底要怎幺搞，得美国人自己吵出来，中国是两手准备。美国人本来说是靠和平演变把中国整完了算，所以说要“接触”，为此还对中国开放市场，幻想中国开放多些就民主革命大功告成。现在发现这一套不灵了，到底要怎幺样实在没个准主意，确实就是没定，不是已经定了在蒙人。
这样的国际局势，已经比从前好太多了。战争风险不大，焦点转移到经济斗争上。这方面我们也有一定实力了，肯定得算国际大佬。但经验就不太够。怎幺发挥政治经济实力去趋利避害，这相当值得研究。感觉上因为经验问题，是有些吃亏的。这次原材料一通疯涨，吃了不小的亏。但这种亏还不足以动摇根本，我们还有得玩。
现在的国际经济局势，真是不好说。美国人在印钱，巨额金融资本在全球乱窜，大公司在全球布局，不少国家在抢原材料。国际上势头比较旺的，叫BRIC“金砖四国”（也不知谁起的这俗名）。巴西俄罗斯赶上了卖原材料的好时候，喘过气来了，债还了，还积下了一些钱。印度基数低，借着“世界办公室”的花头增长率上来了，顺势拉来和中国并列。对国际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这几个再加上老牌发达国家G7，世界经济的玩主基本齐了。
关于国际经济大势，我瞎抡几下，不一定正确，就是看个热闹的意思。全球化肯定是大势所趋，没效率的输给有效率的，实物生产越来越集中，WTO里面各国吵得很厉害，但这个趋势不会变。这一点我们不怕，咱做好准备了，还有一定先发优势，竞争起来是人家怕我们，所以对WTO里面的争吵可以置身事外。全球化里是资本品牌效率原材料这四个东西起决定性作用，国与国的界限已经不管用了。以前原材料不值钱，全世界抢着卖原材料给几个发达国家，现在不一样了，中印等几个大块头的经济陆续发展起来了，原材料值钱了，所以要加进来。相对的，资本的作用减小了。美国拼命花钱，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是太没出息或多或少都捞到了一些钱。为什幺说“效率”不说“技朮”，因为技朮最终要体现在效率上，而效率不完全由技朮决定。一些传统商品，要说有多高技朮也就那幺回事，但是要把生产效率整到中国这水平就非常困难。为什幺说老朱提高效率的举措非常关键，就是因为中国四大关键因素里其它都不行，只有靠提高效率混。要不是搞生产效率不错，现在原材料价格这幺高，真不知怎幺搞。靠效率一通搞，现在资本也起来了，中国占了两个优势。有资本，搞生产有效率，原材料只要别人肯卖就不是大问题，也可以慢慢推品牌。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里我们手里有牌，不怕。种种崩溃论在国际经济上一般说不通。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如反倾销，外贸顺差过多。但这是说可以做得更好，不是说没法混了。
所以在国际上怎幺搞清楚了。效率要继续提高。老办法是靠拉外资组织生产，产业聚集，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要继续搞。还没到不要外资的程度，不是图那些钱，而是外资组织搞生产销售还是有优势。中国政府这一点还是清醒的，严打热钱，来的大部分都是搞生产的，有助于提高效率。印度这一点有些不太对劲，它资本项目的顺差很多是从股市来的，放外资进来把股市炒得挺高，用资本项目的顺差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这就无助于提高效率。如果印度股市垮了，资金一撤，它可能会吃大亏。印度政府似有觉醒，说要搞制造业，得观察它做得怎幺样。我们对外资也要小心，不能照单全收，得看能不能帮着提高效率。
如果仍然用老办法这么搞官办经济，也不是没法混了。我们有资本与效率优势，全球最重要的实物生产基地这个地位还是靠得住。有这一条，就可以去搞到资源，国内继续基础设施房地产第三产业这么搞。我发现很多人眼睛只盯着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这不好那缺陷，干活累，挣得还比人家少多了。这种“向上看”的精神是好的，总好过只和印度比吹成就。但不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和发达国家比这不行那不行，就觉得没法混了，甚至去信崩溃论。我们就用常规的方法，还可以继续增长十来年不成问题。我的估计是，2010年很可能是人均3000美元，2020年人均6000美元有希望。这种“常规”经济增长，仍然会高得吓人。
这些GDP数字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房地产涨价，保姆费用上涨，GDP就会涨上去。加上人民币升值，涨得更快。当然，好房子越建越多，农民进城做保姆当保安的越来越多，也是有意义的。但就没啥意思，技朮含量不高。6000美元以后要继续增长，可能会有麻烦。具体数字不一定是3000、6000美元，意思是说，这种常规经济增长，会有发展极限。
常规经济增长的极限，由比较优势的厚度决定。你的比较优势弄来的钱多，你就可以搞起更多的产业，GDP就可以炒高些。如果比较优势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是很容易预期的，就按步就班把内部的产业一个个搞过来就行了。但这得靠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什幺也没干，忽然原材料价格就涨上去了，卖原材料的国家一下就牛起来了。但运气不好的时候，就糟糕了。你不会没有竞争对手，如果竞争不过人家，比较优势成比较劣势了，就会有大麻烦，经济危机是免不了的。靠卖原材料的国家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抢着卖，价格下滑，就很麻烦。
中国的比较优势，还是靠得住的。全球生产基地，是个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不是那么好弄的。有人说这两年出了民工荒，民工都加了不少工资，成本上去了，一些外资转移到越南印度去了，会不会这生产基地靠不住了？这有些过虑了，看看外贸顺差就知道了。总会有些好转移的产业，就是看工资成本，哪儿低上哪。这种产业，资本家不肯加工资要跑路，咱们应该高兴地欢送，我们的人民甘心接受这样的低工资才是值得忧虑的事。生产基地是产业链，几万亿美元堆出来的基础设施，上亿高素质劳力扎堆住着。这样一个基地搞起生产来肯定是有优势的，还在继续滚大。所以说常规经济增长还是有把握的。
但就真的没什幺意思。无非是炒炒房地产，修修公路地铁，老一套。你袜子做得再好效率再高，也只能挣袜子的钱。全国人民都烦了。中央说，我们要“自主创新”。
政府对于十多年官办经济的成绩很满意。各层领导人虽然说得多半还是困难，但那股气势不一样了，列经济数据的时候相当有底气，显得信心很足，跟几年前比都好不少了。这叫“手里有牌，心里不慌”。90年代初期的时候，老邓叫众人“不要慌”，当时的官僚集团明显就是信心不足，一些人稳当的发财方法不搞却去急功近利地猛捞结果出了事，就是因为这个。十几年搞下来，官员们慢慢心里有底了，生存与发展的危机算是过去了，财政状况甚至好过了所有人的期望。现在的官僚体系，除了例行的贪污腐败，还是相当有战斗力的，并不是一个等着垮台的集团，而是摩拳擦掌要大干（同时大捞）一番。
这也是中国政府与大多数国家政府很不同的地方。其实很多国家不是不知道该怎幺搞经济，东亚怎幺做的又不是什幺秘密，而是政府实在有心无力。一般就是维持会一样边混边贪污，有点啥成绩是政府不管，民众自己发展出来的，如印度IT业。所以国际经济学界流传着一个神话，说政府就是不该干涉经济运行，要尽量少管，看香港多好，政府干经济，毛病太多了。这对那些“弱政府”是对的，你靠嘴皮子哄人大选上了台，并没有一支靠得住的做事的队伍（看看民进党），与其硬去做把事情搞坏，还不如不要管让民众去做。但对中国这样的“强政府”，那就不对了。政府手头这幺多资源，谁做事能比你快？毛病是一堆，可政府不做，肯定也是一堆毛病。所以政府快快把事情干了，发展发展，就能解决一些问题了，出来新问题再说，动起来就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到是可以慢慢摸，政府也不必什幺事都包搞，发现这事那事交给民众去做效率更好以后就这幺办了。但这得在实践中摸出来，到底什幺该管什幺不该管实践说了算，没有开始就断定政府不干涉经济最好的道理。
所以，我们知道，政府还是会把官办经济干下去，各级政府，还是经济的主体。这个中国特色什幺时候能结束还真不好说。政府这幺搞有信心。
90年代以来，运气也不错。全球化生产布局布到中国来了，赶上好时候了。东南亚金融危机把我们那时的竞争对手干掉不少，FDI从三七开变成七三开。俄罗斯经济崩溃，给我们送来不少廉价人才与原材料。本拉登同志也来帮忙，在关键时候至少给中国多争取了五年时间。基本上别人倒一次霉，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往上蹦一蹦。这十来年，综合国力可以说是在“窜升”，世界第二大概是有谱了。国际社会上美国老大横冲直撞挡我者死不假，中国这个老二也不是吃素的，除了几个死硬分子，大多数还是给面子的。实际上就是说，对于中国政府声称的“和平崛起”，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经过思考说服教育已经认了，不再以敌对眼光看中国了，虽然会有些防备，但总体是准备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捞些便宜。
还剩下三个死硬分子，美国日本台湾。日本是没办法，危机感没法不强，中国强起来会怎幺弄它，心里实在没底，到时候中国逼它把钓鱼岛交出来，它丢不起那人，所以只能想一切办法拖慢中国的发展。我估计日本一定会死抗到底，中国更是别无选择，两国冷战不可避免。
台湾民进党政府是小丑，不值一提，就那点实力还想拖慢中国的发展，目的达不到，反而把自己的经济赔进去了。等国民党上台，应该会随大流承认中国崛起不可避免，以放弃台独为筹码，申请搭顺风车，台湾问题高风险期将成为历史。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台湾政府的问题，它想害中国只能自取其辱，搞了五六年笑话一箩筐。中国政府先还紧张怕它真闹台独，拉开架势应对反而让台湾政府捞着了些东西，后来就任它闹，越闹笑话越大，什幺废统，都成大笑话了。台独政府切香肠如果让它切完了那幺中国政府错了，可明摆着是它越来越不好切靠玩文字游戏混，那只能是小丑一样。
美国比较矛盾。它不象日本和中国有太多利益冲突，和中国能合作的地方还多过冲突之处。它有退路，中国和它不是你死我活非得对抗，而且也相信中国不能把它怎幺样。但是从长远战略上来看，中国是它全球独大统治地位最可能的挑战者，不得不防。所以政策会长期矛盾，一会要合作，一会要遏制。合作的一面不是为了迷惑中国领导人耍的花招，确实就是没中国不行，在经济领域更是如此。最终会变成什幺样，很不好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但是手头加紧准备家伙，一边说服美国人接受中国崛起，增大美国政府作出全面遏制决策的难度。到底要怎幺搞，得美国人自己吵出来，中国是两手准备。美国人本来说是靠和平演变把中国整完了算，所以说要“接触”，为此还对中国开放市场，幻想中国开放多些就民主革命大功告成。现在发现这一套不灵了，到底要怎幺样实在没个准主意，确实就是没定，不是已经定了在蒙人。
这样的国际局势，已经比从前好太多了。战争风险不大，焦点转移到经济斗争上。这方面我们也有一定实力了，肯定得算国际大佬。但经验就不太够。怎幺发挥政治经济实力去趋利避害，这相当值得研究。感觉上因为经验问题，是有些吃亏的。这次原材料一通疯涨，吃了不小的亏。但这种亏还不足以动摇根本，我们还有得玩。
现在的国际经济局势，真是不好说。美国人在印钱，巨额金融资本在全球乱窜，大公司在全球布局，不少国家在抢原材料。国际上势头比较旺的，叫BRIC“金砖四国”（也不知谁起的这俗名）。巴西俄罗斯赶上了卖原材料的好时候，喘过气来了，债还了，还积下了一些钱。印度基数低，借着“世界办公室”的花头增长率上来了，顺势拉来和中国并列。对国际经济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们。这几个再加上老牌发达国家G7，世界经济的玩主基本齐了。
关于国际经济大势，我瞎抡几下，不一定正确，就是看个热闹的意思。全球化肯定是大势所趋，没效率的输给有效率的，实物生产越来越集中，WTO里面各国吵得很厉害，但这个趋势不会变。这一点我们不怕，咱做好准备了，还有一定先发优势，竞争起来是人家怕我们，所以对WTO里面的争吵可以置身事外。全球化里是资本品牌效率原材料这四个东西起决定性作用，国与国的界限已经不管用了。以前原材料不值钱，全世界抢着卖原材料给几个发达国家，现在不一样了，中印等几个大块头的经济陆续发展起来了，原材料值钱了，所以要加进来。相对的，资本的作用减小了。美国拼命花钱，发展中国家只要不是太没出息或多或少都捞到了一些钱。为什幺说“效率”不说“技朮”，因为技朮最终要体现在效率上，而效率不完全由技朮决定。一些传统商品，要说有多高技朮也就那幺回事，但是要把生产效率整到中国这水平就非常困难。为什幺说老朱提高效率的举措非常关键，就是因为中国四大关键因素里其它都不行，只有靠提高效率混。要不是搞生产效率不错，现在原材料价格这幺高，真不知怎幺搞。靠效率一通搞，现在资本也起来了，中国占了两个优势。有资本，搞生产有效率，原材料只要别人肯卖就不是大问题，也可以慢慢推品牌。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里我们手里有牌，不怕。种种崩溃论在国际经济上一般说不通。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麻烦，如反倾销，外贸顺差过多。但这是说可以做得更好，不是说没法混了。
所以在国际上怎幺搞清楚了。效率要继续提高。老办法是靠拉外资组织生产，产业聚集，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个要继续搞。还没到不要外资的程度，不是图那些钱，而是外资组织搞生产销售还是有优势。中国政府这一点还是清醒的，严打热钱，来的大部分都是搞生产的，有助于提高效率。印度这一点有些不太对劲，它资本项目的顺差很多是从股市来的，放外资进来把股市炒得挺高，用资本项目的顺差补经常项目的逆差，这就无助于提高效率。如果印度股市垮了，资金一撤，它可能会吃大亏。印度政府似有觉醒，说要搞制造业，得观察它做得怎幺样。我们对外资也要小心，不能照单全收，得看能不能帮着提高效率。
如果仍然用老办法这么搞官办经济，也不是没法混了。我们有资本与效率优势，全球最重要的实物生产基地这个地位还是靠得住。有这一条，就可以去搞到资源，国内继续基础设施房地产第三产业这么搞。我发现很多人眼睛只盯着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比我们这不好那缺陷，干活累，挣得还比人家少多了。这种“向上看”的精神是好的，总好过只和印度比吹成就。但不要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和发达国家比这不行那不行，就觉得没法混了，甚至去信崩溃论。我们就用常规的方法，还可以继续增长十来年不成问题。我的估计是，2010年很可能是人均3000美元，2020年人均6000美元有希望。这种“常规”经济增长，仍然会高得吓人。
这些GDP数字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房地产涨价，保姆费用上涨，GDP就会涨上去。加上人民币升值，涨得更快。当然，好房子越建越多，农民进城做保姆当保安的越来越多，也是有意义的。但就没啥意思，技朮含量不高。6000美元以后要继续增长，可能会有麻烦。具体数字不一定是3000、6000美元，意思是说，这种常规经济增长，会有发展极限。
常规经济增长的极限，由比较优势的厚度决定。你的比较优势弄来的钱多，你就可以搞起更多的产业，GDP就可以炒高些。如果比较优势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是很容易预期的，就按步就班把内部的产业一个个搞过来就行了。但这得靠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什幺也没干，忽然原材料价格就涨上去了，卖原材料的国家一下就牛起来了。但运气不好的时候，就糟糕了。你不会没有竞争对手，如果竞争不过人家，比较优势成比较劣势了，就会有大麻烦，经济危机是免不了的。靠卖原材料的国家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抢着卖，价格下滑，就很麻烦。
中国的比较优势，还是靠得住的。全球生产基地，是个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不是那么好弄的。有人说这两年出了民工荒，民工都加了不少工资，成本上去了，一些外资转移到越南印度去了，会不会这生产基地靠不住了？这有些过虑了，看看外贸顺差就知道了。总会有些好转移的产业，就是看工资成本，哪儿低上哪。这种产业，资本家不肯加工资要跑路，咱们应该高兴地欢送，我们的人民甘心接受这样的低工资才是值得忧虑的事。生产基地是产业链，几万亿美元堆出来的基础设施，上亿高素质劳力扎堆住着。这样一个基地搞起生产来肯定是有优势的，还在继续滚大。所以说常规经济增长还是有把握的。
但就真的没什幺意思。无非是炒炒房地产，修修公路地铁，老一套。你袜子做得再好效率再高，也只能挣袜子的钱。全国人民都烦了。中央说，我们要“自主创新”。
（三十）自主创新从哪里来
自主创新，经济学背景就是几个“增长模型”。传统经济增长模型里，资本与劳动投入是增长的关键变量。后来发现技朮进步的作用非常大，就搞出一种“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朮进步一举成为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新古典增长”里面的技朮进步太笼统，是个“外生变量”，等同于假设可以一直靠引进持续提高技朮水平，这显然是有缺陷的。于是就进一步有一个“新增长理论”，这里技朮进步成为“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前景。这最后一种就有“自主”的意思在里面了。“创新”，在理论上就搞搞分类，比较热的是“维持型创新”与“破坏性创新”，一个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进，一个是靠新技朮彻底革命把旧技朮的大量投资搞成浪费了一样。这些理论上的东西，个人认为已经成为常识，不结合实际的话，没有多大意思。
就好象现在的中国各级政府，把几种经济理论一列，然后喊一句，我们要自主创新按照最好的增长模式去做！真搞起来还是得拉外资、搞房地产。其实理论上老早都是知道的，什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宣传上都吹了一阵子。理论上真的没有什幺秘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为啥宣传上理论上都这么吹，实际上搞起来却是另外一套，越搞技朮水平的问题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从增长模式上看，是传统经济增长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再加上“新古典增长”引进技朮提高效率为主。现在眼巴巴地看着想搞成“新增长”，所有人都知道增长模式有大问题。为什幺改革开放没有整成“新增长”？
一种解释是说，以老邓为首的高层“短视”，就顾着挣点子钱，没有看到搞技朮长远发展的大道理，所以搞成这样了。这种解释到是简单易懂，就是比较理想主义。按照理想主义的想法，各级政府“应该”去这么这么搞，于是就会很好。但是实际生活中，理想主义的道路一般不会成为现实。现实生活中压力与诱惑之大，可以让任何理想主义道路成为空想。你老老实实投钱去搞教育搞研发，别人招商引资发了，你还怎幺坚持？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都输给了现实，你一个草民还想斗得过大堆官僚？
何况80年代中国面临的压力与诱惑之大不可想象。和周边地区一比，穷成那样，人家和平演变眼看就要把你整死了。自搞一套的广东靠招商引资成了全国最富，这榜样的力量比谁的大道理诱惑力都要大。中国人也就是一堆俗人，能不被诱惑过去？要想搞理想主义，阻力太大了，困难太多了，最后失败了就什幺也捞不着。还不如就捞一些现实的。
所以，整个国家就按照容易做的路线走下去了。招商引资容易做，基础设施容易做，炒房地产容易做，就发展成官办经济了。理想主义路线要搞成了当然好，但麻烦太多，哪一步出问题就完蛋了。老毛搞的大跃进与文革，是经济与政治理想主义，要是真搞成了，人都成了无私心的人团结一心大跃进成功，是好。但老毛都失败了，谁还敢来碰理想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老毛搞大跃进文革失败也有好处，就是让中国人彻底放弃了理想主义。
按照博弈论的经典局面，大家都是不短视的，那么会有好结果，可是现实中不可能做到，只要有人短视了，那么老实人就吃亏。所以理智的人从一开始就不能老实。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么多地方政府，不可能都老实的。要是各地方政府都“全国一盘棋”，甘心做奉献，那么当然好。实际政治一搞起来，只会是各自为政，利益驱动。
除非说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不搞技朮没办法了，那还可能拼出来。日本韩国就是这样。它们开始也不是多好，弄的也是中低级的产业。国家小又没啥资源，中低级产业一会就搞到头了，不象中国，弄中低级产业都可以变成国际大阔佬。日本韩国不搞“新增长”真的是没法活了。所以它们危机意识特别强，只能拼了。由于东亚儒家文化自强不息的影响，拼劲是不错的，所以搞成了。这也不是说日本韩国人就比中国人有远见，是客观环境逼的。国际经济里这是个常见现象，素质差不多的民族，资源好的反而不长进。
中国也快了，必须要拼了。弄了20多年的利益驱动，骗子全国满天飞，鬼打鬼一通搞，增长不小，政府富了，但毛病也是一大堆，全国人都烦了。我觉得这样也好，快快地把旧模式发展到头，容易捞钱的都给它整完，逼得各级政府不得不去搞“新增长”。要是中国资源和俄罗斯一样多，说不定还在靠卖原材料混。中华民族不是没出息的民族，逼到绝地了，反而会杀出新路来。
为什幺说中国必须要拼了？因为旧模式真的是发展到头了。如果就“招商引资世界车间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么搞官办经济，不用多高水平都能预测下面会怎幺样。到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外储花光金融危机天下大乱。政府钱仍然会越来越多。但和以前没钱的状态不同，钱够多了就不会觉得光挣钱有多大意思了，得弄些事功出来才有劲。政府光有钱，会觉得很难受。
国际上人家会从四面八方来挤压你。你不是旧增长模式靠引进技朮资本人力资源投入么？我有原材料的就涨价，反正你得买，你累死累活我躺着收钱。基金就推波助澜，我有技朮的就不卖给你，你有钱也没用。你世界生产基地，我成天嚷嚷说你挣了我的钱，天天反倾销烦死你。发展中国家看中国这些年这么风光能不眼红么？肯定会来抢食。短期内中国是不怕，可要老不长进，说不定真被人家把食抢跑了。
国内，也不好混。你那环境污染恶化，得怪病的越来越多，沙尘暴扑天盖地，得治理。工人农民社会底层看见别人富了心里不满，杀向社会团伙犯罪，搞不好就拉美化了，你得涨工资，得搞“新农村建设”。利益团体成帮结伙吃政府，光吃不作贡献，也不是个事。经济不升级，钱再多也不顶事。
所以看起来财政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上越来越风光，但是已经到了不得不拼的境地。中国人这点见识还是有的，连政府都知道不能自满，困难多得很。中国人特容易不满，改革开放生活刚好了几年就闹动乱，官办经济正是威力尽显的时候，已经沸反盈天了。这是好事，眼睛得盯着前面，不能因为比过去好了就没动力了。政府压力还是很大的，知道要拼了。这回要拼的，不是由穷到富解决生存危机，而是要自主创新成为上等强国，改革开放确实到了新阶段。这次条件非常好，一定能成功。拼成了，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提前个二十年不成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用SWOT来分析中国的自主创新，会发现成功的可能太大了。具体要怎幺搞，那得由各级政府与各企业科研院校摸出来。理论上作一些策略性的建议，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多得很，我并不会比别人高明。大致就是几条原则，要靠企业去搞创新，要搞自己的标准，引进要以消化吸收为主等等，这些原则都不会是问题，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我就一条，得去摸，各种方法都试试，实践结果啥好就是啥，先不要说什幺方法一定成，一时搞不成也没关系。我这里就分析一下成功可能。
从中国的strength来看，自主创新并不是空中楼阁。首先钱就不缺，这和从前是本质的不同，不用忙着弄钱左右权衡弃这个保那个。我就通搞了，来个全面追赶，这钱也不是出不起。引进技朮，钱不是问题，也就是别人不肯卖才有麻烦，这比从前不够钱引进要好多了。现在的财政格局是钱不知怎幺花，自主创新钱根本不是问题。人，也不能说缺。千金买马骨，留学生也回来不少了，外国人才都不少跑到中国来了。公司里搞开发的年青人总数也不小了。论起搞科研的人数，那是有数量级的增长。人一多，就再差，也还可以拼凑出一些不错的。人还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投入是太少了，搞科研的纷纷逃离去挣钱，是没法搞，科研项目整得不象话的太多了。现在不少企业与科研单位提供的职位待遇是相当好的，海归有时还竞争不上。就这么持续投入，科研队伍力量会越来越强大，人才危机会慢慢缓解。缺一些大师级人物，也不能急，先把总人数弄上去。还有一个长处，就是科研实践的机会特别多。这边政府在狂上项目变着法往科技上靠，那边生产要不断升级，还有那么多引进技朮要消化吸收。这机会太多了，全球罕见。还不光是技朮，营销生产管理也要自主创新，这些都是大把机会。要照以前，真不能说有多大机会。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国防科研大会战，建工厂把苏联援助的项目普及推广，基本就这两样了。一个汽车厂生产的东西几十年不变，大学长年在搞政治，可惜了。改革开放以后忙挣钱，机会也不多。如果搞技朮能帮着挣钱，是有机会的，不然就没机会了，好多没有短期效益的效目都停掉了。这回政府阔起来了，搞自主创新的决心特别大，不象从前是有些光说不练的意思。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就是政府下决心搞什幺事那种架势相当吓人。一条磁悬浮做做实验就拿个80亿出来，合不合算另说，大搞的决心是有了。总的来说，中国自主创新的strength就是推劝力相当好。不用勒紧裤带，不用领袖高瞻远瞩。就是自然的市场推动，创新成功就是钱，所以投钱有动力，不创新就被人挤垮，你那点招人家都会，不搞创新有压力。
从weakness看，就是科研机制成问题。改革前有老问题，改革后又出新问题，科研机制成了瓶颈。以前是政治冲击科研，意识形态化太严重，瞎指挥，搞科研的还不如干后勤的有地位，层层审批，反应慢，不灵活。改革后老九们也开始钻钱眼里了，胡弄人，表面光，利益团体胡乱鉴定捞钱。新老毛病加一起，科研团体可以说已经堕落得相当厉害了，急需提高战斗力。特别是企业真干科技的太少，弄虚作假往科技上靠的多。企业要说有啥创新，就是生产模式上有些创新，搞出了产业聚集，有些生产线也弄得比较灵活，总体上还不大行。良好的研发体制，这个得靠竞争逼出来。以前汽车业保护着没啥竞争捞大钱，就不争气。现在一哄而上瓜分市场，竞争厉害了，就有一些搞起了自主品牌研发。从近来的态势来看，有进步，不算是最差的时候，比前几年要好些了。说一开放肯定完蛋的汽车业，自主品牌慢慢出来不少了。局部也有些小亮点，新闻联播找自主创新典型吹的时候，还真找着了不少。这个不能急。从态势上来看，好体制干研发的能真金白银的捞到投资或者开发出产品挣钱，旧体制搞科技的靠蒙越来越不好混，这是一个正向的压力，有利于好体制的形成。以前胡吹保健品搞假科技也能发家，可这么干的人一多，很快市场就饱和了，民众都不好骗了。还有一个资本市场的问题，美国厉害，就是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弄得很好。我们的政府到是肯投钱，但是投得有些乱，听几个科学家或者利益团体忽悠，大笔钱就拍上去了。我们这方面提高的余地很多，大有可为。
自主创新的opportunity，实在是太好了。一个是一些领域，发达国家就停在那里了，我们差得不算多。例如航天飞机炸两次就停了好几年，正好我们追赶。CPU摩尔定律失效了，我们追得很快。一些生产性的领域，要说有技朮也就那么回事，产业都基本定型了，发达国家是在吃老本，并没有持续研发，咱们突破了，或者把技朮买过来了，因为有生产链的优势，就会被我们占住。这个是它们不动，我们追。再一个是一些新领域，大家机会差不多，都是新的平台，以往的积累并没有多大用。电信业是个典型例子，我们直接上光缆，别人的旧电话线积累多了反而麻烦。现在中国的电信增值业务可算是全球独树一帜，怪事很多。一个短信业务能让几大网站起死回生。这个是大家一起动，我们市场大，人多，研发成本低，也有优势。光这两样，自主创新就机会大把，中国因为市场大，还有一些特别的优势，自己弄个标准就能起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惨，很多领域被别人越拋越远，对技朮没信心，光顾着引进，没心思去想太多。现在信心慢慢回来了，也敢投钱搞科技，叫嚷起追赶的口号也有些底气。还有一些领域，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或者对我们的优势太大，我们一时跟不上，暂时会吃些亏。象液晶产业，某些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环保产业等等。这些是会吃亏，发达国家掐我们也就是在这些上面，我们得拿大钱往上填，引进技朮与设备部件搞生产不知啥时是个头。这些要打持久战，慢慢积累力量，先引进为主，不能着急，等我们的积累突破了临界点再作打算。好在发达国家搞研发也有些麻烦了，科技进步有些停滞的意思，全面领先我们的关键领域比从前要少。我们总体上是越追越近，不是越拉越远，有些外国人都着急了，报告里或多或少拿中国当要研发经费的理由。中国是挺可怕的，哪怕就是百分之一的人在搞科技都是上千万人，可以铺在很多个领域上。有些“高科技”其实捅穿了就和萝卜白菜一样，外国人心里明白就是啥时被捅穿的问题，能不怕么。
自主创新的threat，就是光花钱不打粮食，没法持续。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比较优势的升级问题，老是发展不出新的比较优势，也麻烦。人家不会等你，会来压迫你，搞不好就出事了。在自主创新上，就是能不能让多一个数量级以上的人在用脑力劳动创造利润，而不是过去那样用资本人力土地资源来拼。这个threat算是比较长期的，我们时间还真不少。如果研发体制快速进步，那么自然好。慢一些，也不会有大问题，没有现实的威胁。以前那么困难，崩溃论说得活灵活现，都“挺”过来了。现在能“挺”多久，很难预测，但一定是很长时间。怎幺整成发达，我说不出具体道路，也不相信有人能预先说出来，得试，20年前没人知道中国政府会变成这样，说了人也不信。但要说危机，只要是具体的，不玩虚的，中国政府靠官办经济弄出来的实力就可以对付过去。现在地球上都看出中国政府势大难阻，中国崩溃论不流行了。我就换个位置，给崩溃论想词，都不知往哪找。没人肯跟中国打仗。工人农民闹事也不新鲜了，怎幺处理都有经验了。和平演变早歇菜了。预测经济危机是个危险的事，会被中国政府拿出的坚挺数据弄得下不来台。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threat的说法，是拉美化，被外资控制经济之类的。这不叫崩溃，就是没啥希望了，给发达国家“锁定”在一些中低级产业上，你国内的高端产业都让人家占了，永远被迫和人家不等价交换，劳动生产率永远低一个层次。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是现实，确实就是没戏了，都放弃希望了，没那个心气了。中国首先在政治上强太多了，从来都是斗志昂扬，不要说现在条件这么好，就是从前那么困难的时候，也没失去信心。这个算老毛的功劳，改变了中国人的气质。现在已经很多人嚷嚷要防外资了，其实外资在中国离控盘还差得远，中国政府搞起垄断来不是玩虚的，民营外资一概不许，就政府自己捞。要挑一个控盘的，还得数中国政府。“国有控股”这一条，都刻在经济命脉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中国政府得算是老大，“官办经济运行大法”除了中国谁也玩不成。就具体产业来说，就算是被骂得最多的汽车业，还是在中国政府手里。一个厂子和好几家外国公司合资，谁也控不了。其实真正的毛病在于政府控得太多了，弄得股市都成那样了，改革方向是政府得放一些给民营。至于防外资控盘，没有问题，国资委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天天一堆人骂，政府也有压力，想转给外资都麻烦。高层也不是不懂这些关键问题，又不是什幺太难的道理，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其实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不知道要自主的道理，主动引狼入室的少，恨外资的哪国都是一大堆人。但是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不得不出卖资产，这个是没办法，被人整出毛病了，不得不低头。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外汇储备多得要爆掉了，国际收支危机不知从何谈起。咱们担心的是，收购不着别人的核心资产，钱砸手里了，而不是别人把我们的核心资产弄去了。中国政府的核心资产，垄断国企，基础设施，都抓得牢牢的，也就是包装上市的时候划拉出去一部分股份，控股地位不可能放手。就是上市，图的主要也不是钱，而是转换经营机制。
防拉美化，防外资，舆论炒炒是好的，给政府压力。但也别自己把自己说死了，以为就一定完蛋了。现实情况是，是我们去当“坏人”，到其它国家“掌控”它们的经济，这方面要有些手段。这个过几年就知道了，看看外资在中国混得如何，中资在外国混得如何。几年前谁信联想能把IBM的PC部门给收购了？中石油悄不声的就变成亚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不在外面收购是不行的。很多人还是从前的弱者心态，总把中国当穷国，总不信政府如今大发了，还是穷人的思维。以前说中国的银行都是实质破产，建行上市硬是从2.35涨到3.6港元去了，就得这样慢慢的用事实把人的思维扭过来。
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大好时机。企业在市场经济、全球经济里正经锻炼成长也就是十来年。就以做得不错的日本韩国企业而论，也得要时间才能成长起来。那一招一式都得自己摸出来。从态势上看，是时候了，锻炼得差不多了，得出成果了。自主创新，就是这最后一招。能这么快就摸到自主创新门口，我相当满意。
自主创新，经济学背景就是几个“增长模型”。传统经济增长模型里，资本与劳动投入是增长的关键变量。后来发现技朮进步的作用非常大，就搞出一种“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朮进步一举成为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新古典增长”里面的技朮进步太笼统，是个“外生变量”，等同于假设可以一直靠引进持续提高技朮水平，这显然是有缺陷的。于是就进一步有一个“新增长理论”，这里技朮进步成为“内生变量”，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前景。这最后一种就有“自主”的意思在里面了。“创新”，在理论上就搞搞分类，比较热的是“维持型创新”与“破坏性创新”，一个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改进，一个是靠新技朮彻底革命把旧技朮的大量投资搞成浪费了一样。这些理论上的东西，个人认为已经成为常识，不结合实际的话，没有多大意思。
就好象现在的中国各级政府，把几种经济理论一列，然后喊一句，我们要自主创新按照最好的增长模式去做！真搞起来还是得拉外资、搞房地产。其实理论上老早都是知道的，什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宣传上都吹了一阵子。理论上真的没有什幺秘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为啥宣传上理论上都这么吹，实际上搞起来却是另外一套，越搞技朮水平的问题越严重。改革开放20多年从增长模式上看，是传统经济增长的资本与劳动投入，再加上“新古典增长”引进技朮提高效率为主。现在眼巴巴地看着想搞成“新增长”，所有人都知道增长模式有大问题。为什幺改革开放没有整成“新增长”？
一种解释是说，以老邓为首的高层“短视”，就顾着挣点子钱，没有看到搞技朮长远发展的大道理，所以搞成这样了。这种解释到是简单易懂，就是比较理想主义。按照理想主义的想法，各级政府“应该”去这么这么搞，于是就会很好。但是实际生活中，理想主义的道路一般不会成为现实。现实生活中压力与诱惑之大，可以让任何理想主义道路成为空想。你老老实实投钱去搞教育搞研发，别人招商引资发了，你还怎幺坚持？超级牛人老毛的理想主义都输给了现实，你一个草民还想斗得过大堆官僚？
何况80年代中国面临的压力与诱惑之大不可想象。和周边地区一比，穷成那样，人家和平演变眼看就要把你整死了。自搞一套的广东靠招商引资成了全国最富，这榜样的力量比谁的大道理诱惑力都要大。中国人也就是一堆俗人，能不被诱惑过去？要想搞理想主义，阻力太大了，困难太多了，最后失败了就什幺也捞不着。还不如就捞一些现实的。
所以，整个国家就按照容易做的路线走下去了。招商引资容易做，基础设施容易做，炒房地产容易做，就发展成官办经济了。理想主义路线要搞成了当然好，但麻烦太多，哪一步出问题就完蛋了。老毛搞的大跃进与文革，是经济与政治理想主义，要是真搞成了，人都成了无私心的人团结一心大跃进成功，是好。但老毛都失败了，谁还敢来碰理想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老毛搞大跃进文革失败也有好处，就是让中国人彻底放弃了理想主义。
按照博弈论的经典局面，大家都是不短视的，那么会有好结果，可是现实中不可能做到，只要有人短视了，那么老实人就吃亏。所以理智的人从一开始就不能老实。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这么多地方政府，不可能都老实的。要是各地方政府都“全国一盘棋”，甘心做奉献，那么当然好。实际政治一搞起来，只会是各自为政，利益驱动。
除非说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不搞技朮没办法了，那还可能拼出来。日本韩国就是这样。它们开始也不是多好，弄的也是中低级的产业。国家小又没啥资源，中低级产业一会就搞到头了，不象中国，弄中低级产业都可以变成国际大阔佬。日本韩国不搞“新增长”真的是没法活了。所以它们危机意识特别强，只能拼了。由于东亚儒家文化自强不息的影响，拼劲是不错的，所以搞成了。这也不是说日本韩国人就比中国人有远见，是客观环境逼的。国际经济里这是个常见现象，素质差不多的民族，资源好的反而不长进。
中国也快了，必须要拼了。弄了20多年的利益驱动，骗子全国满天飞，鬼打鬼一通搞，增长不小，政府富了，但毛病也是一大堆，全国人都烦了。我觉得这样也好，快快地把旧模式发展到头，容易捞钱的都给它整完，逼得各级政府不得不去搞“新增长”。要是中国资源和俄罗斯一样多，说不定还在靠卖原材料混。中华民族不是没出息的民族，逼到绝地了，反而会杀出新路来。
为什幺说中国必须要拼了？因为旧模式真的是发展到头了。如果就“招商引资世界车间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么搞官办经济，不用多高水平都能预测下面会怎幺样。到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外储花光金融危机天下大乱。政府钱仍然会越来越多。但和以前没钱的状态不同，钱够多了就不会觉得光挣钱有多大意思了，得弄些事功出来才有劲。政府光有钱，会觉得很难受。
国际上人家会从四面八方来挤压你。你不是旧增长模式靠引进技朮资本人力资源投入么？我有原材料的就涨价，反正你得买，你累死累活我躺着收钱。基金就推波助澜，我有技朮的就不卖给你，你有钱也没用。你世界生产基地，我成天嚷嚷说你挣了我的钱，天天反倾销烦死你。发展中国家看中国这些年这么风光能不眼红么？肯定会来抢食。短期内中国是不怕，可要老不长进，说不定真被人家把食抢跑了。
国内，也不好混。你那环境污染恶化，得怪病的越来越多，沙尘暴扑天盖地，得治理。工人农民社会底层看见别人富了心里不满，杀向社会团伙犯罪，搞不好就拉美化了，你得涨工资，得搞“新农村建设”。利益团体成帮结伙吃政府，光吃不作贡献，也不是个事。经济不升级，钱再多也不顶事。
所以看起来财政形势一片大好，国际上越来越风光，但是已经到了不得不拼的境地。中国人这点见识还是有的，连政府都知道不能自满，困难多得很。中国人特容易不满，改革开放生活刚好了几年就闹动乱，官办经济正是威力尽显的时候，已经沸反盈天了。这是好事，眼睛得盯着前面，不能因为比过去好了就没动力了。政府压力还是很大的，知道要拼了。这回要拼的，不是由穷到富解决生存危机，而是要自主创新成为上等强国，改革开放确实到了新阶段。这次条件非常好，一定能成功。拼成了，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提前个二十年不成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用SWOT来分析中国的自主创新，会发现成功的可能太大了。具体要怎幺搞，那得由各级政府与各企业科研院校摸出来。理论上作一些策略性的建议，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多得很，我并不会比别人高明。大致就是几条原则，要靠企业去搞创新，要搞自己的标准，引进要以消化吸收为主等等，这些原则都不会是问题，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我就一条，得去摸，各种方法都试试，实践结果啥好就是啥，先不要说什幺方法一定成，一时搞不成也没关系。我这里就分析一下成功可能。
从中国的strength来看，自主创新并不是空中楼阁。首先钱就不缺，这和从前是本质的不同，不用忙着弄钱左右权衡弃这个保那个。我就通搞了，来个全面追赶，这钱也不是出不起。引进技朮，钱不是问题，也就是别人不肯卖才有麻烦，这比从前不够钱引进要好多了。现在的财政格局是钱不知怎幺花，自主创新钱根本不是问题。人，也不能说缺。千金买马骨，留学生也回来不少了，外国人才都不少跑到中国来了。公司里搞开发的年青人总数也不小了。论起搞科研的人数，那是有数量级的增长。人一多，就再差，也还可以拼凑出一些不错的。人还越来越多。改革开放后有一段投入是太少了，搞科研的纷纷逃离去挣钱，是没法搞，科研项目整得不象话的太多了。现在不少企业与科研单位提供的职位待遇是相当好的，海归有时还竞争不上。就这么持续投入，科研队伍力量会越来越强大，人才危机会慢慢缓解。缺一些大师级人物，也不能急，先把总人数弄上去。还有一个长处，就是科研实践的机会特别多。这边政府在狂上项目变着法往科技上靠，那边生产要不断升级，还有那么多引进技朮要消化吸收。这机会太多了，全球罕见。还不光是技朮，营销生产管理也要自主创新，这些都是大把机会。要照以前，真不能说有多大机会。改革开放前是计划经济，国防科研大会战，建工厂把苏联援助的项目普及推广，基本就这两样了。一个汽车厂生产的东西几十年不变，大学长年在搞政治，可惜了。改革开放以后忙挣钱，机会也不多。如果搞技朮能帮着挣钱，是有机会的，不然就没机会了，好多没有短期效益的效目都停掉了。这回政府阔起来了，搞自主创新的决心特别大，不象从前是有些光说不练的意思。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优势，就是政府下决心搞什幺事那种架势相当吓人。一条磁悬浮做做实验就拿个80亿出来，合不合算另说，大搞的决心是有了。总的来说，中国自主创新的strength就是推劝力相当好。不用勒紧裤带，不用领袖高瞻远瞩。就是自然的市场推动，创新成功就是钱，所以投钱有动力，不创新就被人挤垮，你那点招人家都会，不搞创新有压力。
从weakness看，就是科研机制成问题。改革前有老问题，改革后又出新问题，科研机制成了瓶颈。以前是政治冲击科研，意识形态化太严重，瞎指挥，搞科研的还不如干后勤的有地位，层层审批，反应慢，不灵活。改革后老九们也开始钻钱眼里了，胡弄人，表面光，利益团体胡乱鉴定捞钱。新老毛病加一起，科研团体可以说已经堕落得相当厉害了，急需提高战斗力。特别是企业真干科技的太少，弄虚作假往科技上靠的多。企业要说有啥创新，就是生产模式上有些创新，搞出了产业聚集，有些生产线也弄得比较灵活，总体上还不大行。良好的研发体制，这个得靠竞争逼出来。以前汽车业保护着没啥竞争捞大钱，就不争气。现在一哄而上瓜分市场，竞争厉害了，就有一些搞起了自主品牌研发。从近来的态势来看，有进步，不算是最差的时候，比前几年要好些了。说一开放肯定完蛋的汽车业，自主品牌慢慢出来不少了。局部也有些小亮点，新闻联播找自主创新典型吹的时候，还真找着了不少。这个不能急。从态势上来看，好体制干研发的能真金白银的捞到投资或者开发出产品挣钱，旧体制搞科技的靠蒙越来越不好混，这是一个正向的压力，有利于好体制的形成。以前胡吹保健品搞假科技也能发家，可这么干的人一多，很快市场就饱和了，民众都不好骗了。还有一个资本市场的问题，美国厉害，就是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弄得很好。我们的政府到是肯投钱，但是投得有些乱，听几个科学家或者利益团体忽悠，大笔钱就拍上去了。我们这方面提高的余地很多，大有可为。
自主创新的opportunity，实在是太好了。一个是一些领域，发达国家就停在那里了，我们差得不算多。例如航天飞机炸两次就停了好几年，正好我们追赶。CPU摩尔定律失效了，我们追得很快。一些生产性的领域，要说有技朮也就那么回事，产业都基本定型了，发达国家是在吃老本，并没有持续研发，咱们突破了，或者把技朮买过来了，因为有生产链的优势，就会被我们占住。这个是它们不动，我们追。再一个是一些新领域，大家机会差不多，都是新的平台，以往的积累并没有多大用。电信业是个典型例子，我们直接上光缆，别人的旧电话线积累多了反而麻烦。现在中国的电信增值业务可算是全球独树一帜，怪事很多。一个短信业务能让几大网站起死回生。这个是大家一起动，我们市场大，人多，研发成本低，也有优势。光这两样，自主创新就机会大把，中国因为市场大，还有一些特别的优势，自己弄个标准就能起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惨，很多领域被别人越拋越远，对技朮没信心，光顾着引进，没心思去想太多。现在信心慢慢回来了，也敢投钱搞科技，叫嚷起追赶的口号也有些底气。还有一些领域，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或者对我们的优势太大，我们一时跟不上，暂时会吃些亏。象液晶产业，某些设备制造业，飞机制造，环保产业等等。这些是会吃亏，发达国家掐我们也就是在这些上面，我们得拿大钱往上填，引进技朮与设备部件搞生产不知啥时是个头。这些要打持久战，慢慢积累力量，先引进为主，不能着急，等我们的积累突破了临界点再作打算。好在发达国家搞研发也有些麻烦了，科技进步有些停滞的意思，全面领先我们的关键领域比从前要少。我们总体上是越追越近，不是越拉越远，有些外国人都着急了，报告里或多或少拿中国当要研发经费的理由。中国是挺可怕的，哪怕就是百分之一的人在搞科技都是上千万人，可以铺在很多个领域上。有些“高科技”其实捅穿了就和萝卜白菜一样，外国人心里明白就是啥时被捅穿的问题，能不怕么。
自主创新的threat，就是光花钱不打粮食，没法持续。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比较优势的升级问题，老是发展不出新的比较优势，也麻烦。人家不会等你，会来压迫你，搞不好就出事了。在自主创新上，就是能不能让多一个数量级以上的人在用脑力劳动创造利润，而不是过去那样用资本人力土地资源来拼。这个threat算是比较长期的，我们时间还真不少。如果研发体制快速进步，那么自然好。慢一些，也不会有大问题，没有现实的威胁。以前那么困难，崩溃论说得活灵活现，都“挺”过来了。现在能“挺”多久，很难预测，但一定是很长时间。怎幺整成发达，我说不出具体道路，也不相信有人能预先说出来，得试，20年前没人知道中国政府会变成这样，说了人也不信。但要说危机，只要是具体的，不玩虚的，中国政府靠官办经济弄出来的实力就可以对付过去。现在地球上都看出中国政府势大难阻，中国崩溃论不流行了。我就换个位置，给崩溃论想词，都不知往哪找。没人肯跟中国打仗。工人农民闹事也不新鲜了，怎幺处理都有经验了。和平演变早歇菜了。预测经济危机是个危险的事，会被中国政府拿出的坚挺数据弄得下不来台。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threat的说法，是拉美化，被外资控制经济之类的。这不叫崩溃，就是没啥希望了，给发达国家“锁定”在一些中低级产业上，你国内的高端产业都让人家占了，永远被迫和人家不等价交换，劳动生产率永远低一个层次。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是现实，确实就是没戏了，都放弃希望了，没那个心气了。中国首先在政治上强太多了，从来都是斗志昂扬，不要说现在条件这么好，就是从前那么困难的时候，也没失去信心。这个算老毛的功劳，改变了中国人的气质。现在已经很多人嚷嚷要防外资了，其实外资在中国离控盘还差得远，中国政府搞起垄断来不是玩虚的，民营外资一概不许，就政府自己捞。要挑一个控盘的，还得数中国政府。“国有控股”这一条，都刻在经济命脉上。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中国政府得算是老大，“官办经济运行大法”除了中国谁也玩不成。就具体产业来说，就算是被骂得最多的汽车业，还是在中国政府手里。一个厂子和好几家外国公司合资，谁也控不了。其实真正的毛病在于政府控得太多了，弄得股市都成那样了，改革方向是政府得放一些给民营。至于防外资控盘，没有问题，国资委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天天一堆人骂，政府也有压力，想转给外资都麻烦。高层也不是不懂这些关键问题，又不是什幺太难的道理，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其实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不知道要自主的道理，主动引狼入室的少，恨外资的哪国都是一大堆人。但是发生国际收支危机，不得不出卖资产，这个是没办法，被人整出毛病了，不得不低头。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外汇储备多得要爆掉了，国际收支危机不知从何谈起。咱们担心的是，收购不着别人的核心资产，钱砸手里了，而不是别人把我们的核心资产弄去了。中国政府的核心资产，垄断国企，基础设施，都抓得牢牢的，也就是包装上市的时候划拉出去一部分股份，控股地位不可能放手。就是上市，图的主要也不是钱，而是转换经营机制。
防拉美化，防外资，舆论炒炒是好的，给政府压力。但也别自己把自己说死了，以为就一定完蛋了。现实情况是，是我们去当“坏人”，到其它国家“掌控”它们的经济，这方面要有些手段。这个过几年就知道了，看看外资在中国混得如何，中资在外国混得如何。几年前谁信联想能把IBM的PC部门给收购了？中石油悄不声的就变成亚洲盈利最多的公司，不在外面收购是不行的。很多人还是从前的弱者心态，总把中国当穷国，总不信政府如今大发了，还是穷人的思维。以前说中国的银行都是实质破产，建行上市硬是从2.35涨到3.6港元去了，就得这样慢慢的用事实把人的思维扭过来。
现在正是中国发展的大好时机。企业在市场经济、全球经济里正经锻炼成长也就是十来年。就以做得不错的日本韩国企业而论，也得要时间才能成长起来。那一招一式都得自己摸出来。从态势上看，是时候了，锻炼得差不多了，得出成果了。自主创新，就是这最后一招。能这么快就摸到自主创新门口，我相当满意。
（三十一）从“出口导向”到“扩大内需”
从宏观经济上看，中国政府过去十余年搞活经济的关键是“出口导向”政策，我们前面对此已经有了不少分析。通过抓出口，政府取得了宝贵的激活资金，又靠各种来钱的项目滚动发展，发展出了巨大的财政实力。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中国的出口形势非常不妙，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肯定是不行了，事实上1998年的出口增长只有0.5%。对比现在连续四五年20%30%的出口增长，就知道那时经济形势有多困难了。有句话叫“金融危机是个框，有啥困难都往里装”，公司业绩不好就把责任推到东南亚去。为什幺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这幺大？因为出口面向的是硬硬的“需求”，市场经济里最关键的推动力，经济运行最麻烦的因素。把世界的需求拿过来帮自己发展经济，是个很好的事，比自己封闭发展肯定要快得多，这就是“出口导向”的基本道理。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老朱推出了一个号称是“扩大内需”的应急政策，把经济增长撑住了。其实经济要最简单来讲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增长就是“需求”或者“供给”不断成长。“外需”不行了，那幺把“内需”炒起来，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维持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扩大内需”的一个典型招数。如果我们拋开道德人伦天理仅仅从经济角度看此事，其实很简单。广大人民有“上大学”的需求，这是最真实的需求，不是政府强迫年青人上大学强行制造出来的需求。从供给角度来说，就远远不够。所以，大学扩招是一定的。教育产业化，就是说把这个扩招过程货币化。由于是官办经济讲利益，政府察觉人民有能力掏出一部分钱，所以就只配套了部分钱去做这事，并不自己包搞。当然，教育产业化是早几年就开始“摸”了的，但是大规模扩招确实就是因为1998年的经济形势。由于人民不习惯教育货币化，喜欢国家花钱培养小孩，对此骂声震天，也属正常。但以后会习惯的，谁来搞经济都是这一套，现实主义没啥道理好讲。
“大学扩招”其实起不了太大用处，但实在是着急了，管点用就用上了。还有“黄金周”，都是如此。真正管用的，还是政府强行“创造”出来的需求。老朱硬挺着发国债搞了一堆基础设施项目，确实拉动了经济增长，死命把“保8”撑住了。
这件事情影响深远。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完全是一句空话。最终老朱做的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特色经济危机”时会怎幺做，也大致界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也弄出了7.8%的经济增长，这可以充分说明政府投资的威力。人们很容易把老朱的做法联想到凯恩斯主义去。然而，理论都是空的，做不出来再凯恩斯都没有用。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强行创造需求正好是特强项，比别人强是自然的。这肯定不应该是常态，能好好的经济增长，就不用这幺“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用市场经济的真实需求推动更好。但我们再想深一层，有这种“强行创造需求”的能力，不是一个坏事。全球经济增长好，那幺大家都繁荣发展自然好说。一旦有什幺事，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趴窝了，中国来个“强行创造需求”，就可以比别人多抢到一些时间发展。运行效率上，这种自己闷头整的政府投资当然会有问题，但抢到时间了意义更大。所以中国坏账可以比别人多得多，但发展也会比别人快得多。通俗地理解，我们做10件事只做成5件，人家做3件事成了2件，坏账是我们多得多，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多。坏账就是人们假定另外那5件事也该做成算出来的账，其实就白扔那不管了也没啥了不起，关键是做成的事得越来越多。全球化时代，就是比做事的时代，不是比谁账本干净。抢到了一块，就滚动发展，时机很重要，不能慢腾腾想怎幺抢好。
说是说要“扩大内需”，最后整的是“政府投资”。现在又到了一个转折时刻，又说要靠“内需拉动”，但这次不一样，是因为形势大好。
从发展“出口导向”上来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整成了一个大怪物，国际经济里确实就没有过。别人都是在国际产业链里各占一块，好的就一级级往上爬，看中国那意思，是要上下通吃，一级级全给占住。想想是可怕，一个十来亿人的国家，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由一个强力政党领导，也不闹民主或者革命，就一门心思搞生产挣钱，啥活都干。国际产业本来是处于游移过程中的，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很常见。但是中国一来搞，就有些不一样了。以前是资本家挑地方，到处转移，现在也是如此，但有些行业就被逼不得不转移到中国。从产业角度来说，中国似乎整出了一套成本控制方法，相当了得。我以前提过中国可以靠这个本事到外国去包搞基础设施，不久前已经成为现实，印尼三分之一的电力基础设施80亿美元包给中国几个公司搞了，外国公司要价上百亿美元竞争不过。这就不是光人力便宜整得出来的。产业发展成本控制的综合因素相当多，要一定技朮水平，相关产业要综合配套齐全，要有财力人力物力土地供给，要有顺畅的交通通信设施与营销渠道，要有整合能力。这样权衡下来，人力便宜只是在某些简单产业还能管用。
由于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就维持了一个低价格体系。从基础设施水平来说，国际公认中国的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人均5000美元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炒到人均5000美元去并不难。但中国政府就不炒，就维持低价格，把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到全球最低。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旋涡，把国际产业不停吸过来，别人确实就是竞争不过。理论上一个产业只要中国技朮与营销追上来了，能生产了，加上中国这套成本控制方法，立刻就是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就等着被中国吃掉。以前一些小国也搞“出口导向”，但是没有中国这套成本控制方法，只是局部产业聚集，没有形成吸引旋涡，产业经常是说转走就转走，没有形成生产基地。中国似乎已经不能用“出口导向”去理解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对一个个产业进行“蚕食”，占住一个再图谋下一个，要成为全球实物生产力最强的国家。“出口导向”，开始说的是以外补内，弄些外汇，是比较狭意的。但后来指的是，产业发展的目标市场是全世界。既然中国能够把一个产业做到全世界比较优势最强，那么目标市场当然应该是全世界。所以，这是中国政府出血本加入WTO最大的原因。
这个战略，最近几年出成效了，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国际原材料价格翻了几倍，中国好多项都是最大进口国。按照传统的理解，象中国这样没啥资源的国家，技朮又不高，怎幺混？结果2005年顺差上千亿美元，2006年只怕会更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厉害。你可以说中国企业这毛病那毛病，毛病确实多，但是中国的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就是强，而且强得一般人无法理解。从全球经济来看，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变幻，某些产品的需求总是在那的，而中国能以最高的性价比满足一大块需求，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中国还没有把份额占满，在吃份额的过程中顺差大涨就很自然了。其实产业的技朮需求各不相同，并非技朮高的市场就大。中国占住的几大块都是很大的市场，技朮上差距并非关键，再怎幺高技朮人也是吃饭穿衣。所以即使中国技朮和发达国家比并不算好，也可以在国际产业里大吃特吃。何况中国政府也知道搞技朮的好处，一些看似高级的产业慢慢被中国变成了中级初级产业，被挤得没活路了。
如果这么在国际上猛占产业，搞下去会怎幺样？假设中国政府就喜欢挣美元，就这么猛往外卖东西，生产的东西越来越高级，那顺差会涨到天上去。现在一年上千亿美元好象很多了，其实不算啥，还有很大潜力，只能算刚刚活动开，日本德国人比中国少多了，也有上千亿美元顺差。这是个好事，表明中国在地球上有了基本的生存办法，缺资源也没关系，现在没人会说“开除球籍”了。国际上有办法混了，全球化时代发展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是就要这么猛挣顺差？这个问题以前没意义，反正也没几个钱，干了几十年加加减减的也才拢了2000亿美元，防灾防事的也不能乱花了，所以还鼓励去搞外贸挣顺差。但现在一年就能弄到这个数，这就成了个现实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去发展外贸，挣来顺差都直接算进GDP里面了，还有间接拉动。国际上产业还肥得很，我们还大有可为，好好搞技朮再突它几下，这条路还是可以走的。自主创新也不一定是说得那么难，我们干起来可能一会就突破了。就这么去抢产业，相信一定能抢来不少。出口增长连年20%30%四五年了，经济学家本来众口一辞说会消停会增长慢些，也没停下来，到底什幺时候增长降下来都不太敢说话了。但这条路不是说我们干不好，而是国际上不“和谐”。
我们是成本最低，人最多，综合条件最好，搞起生产来谁也干不过我们。我们要搞，是可以把全球产业都抢过来，中国人都搞生产了，别人产业给挤垮，卖原材料给我们。但这样干的目的是什幺？就为了把人挤垮，我们挣越来越多怎幺也花不出去的美元？我们的人在工厂里干活很舒服么？我们的环境给污染了怎幺算？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了。以前是没钱，没资格去想这些问题。但我们现在确实要想想了。
搞出口，最初的目的是国家太穷要挣钱搞活经济，闷头干。现在达到了这个目的，还超额了，那么又该为了什幺去干出口？答案是明显的：平衡。即然在国际上的钱够花了，就不用再去挣这么多钱了。但是也得进口些东西吧，不能吃老本，所以就搞搞出口，最好两者相抵平衡，要进口多少钱的东西就大致出口多少钱的东西，资本项目再加加减减最后弄个平衡。你出口多了，反正你挣来的钱又花不出去，等于白给人家送东西了。
说是这样说，但要把平衡弄出来，还真不容易。人家就喜欢上中国办厂，中国企业往外出口挣钱就是比在国内血拼要容易。搞外贸的说“不怕老外怕老乡”就是这意思。这出口的势头起来了，中国这么大个头要按下去就不容易，也怕操作不好弄翻了。最终得靠什幺弄出平衡来？靠“扩大内需”。结论和1998年一样，但原因就完全相反。那时是外贸太惨了，现在是外贸太火了。
这回和老朱整的口号型强扭的“扩大内需”是真的不一样了。老朱是外需没增长，内需也没有，经济增长眼看要完。外需是操之在人，只好自己操纵内需硬挺。这回经济增长是火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双位数字了，需求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需求的分布，外需太旺，内需不够。我们要实现外需向内需的合理转变，企业一看内需也不错，就不抢着干外贸了，顺差就少了，平衡就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不会慢。这个好处还有很多。内需强进口需求就多，人家也高兴，贸易冲突会少。内需好，经济增长实在，需求开发出来了就在那长期存在，不象外需有点靠运气，运气不好就坏了。内需是国民内部的消费，一增长就是人民消费多了，这是搞经济的根本目的。内需拉动解决就业多，不象外需发展就业限制较多。中国人储蓄太多，是得靠扩大内需把钱放出来花掉一些。内需好，人民生活就和谐，社会矛盾减少。这回是真的要发展内需了，不是为了经济增长强撑，而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连外国经济学家也呼吁中国人多花钱。。。
这么好的事，那还不快去干？这下，就碰到官办经济的痛处了。说是这么说的，要扩大内需，靠内需拉动，结果顺差还是上千亿美元，银行存款居高不下，国民储蓄率就是下不去。政府官员们干招商引资上项目房地产这一套熟，你说要扩大内需，也没说不让招商引资上项目房地产了，那么就还是这么干，喊两句扩大内需应景，没有什幺实在的行动。招商引资搞房地产，政府有实在的利益，手头确实可以捞到钱拿出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有谁知道到底该怎幺扩大内需么？道理都知道，但其实没有什幺明确的招数，都等着中央拿出办法来。
所以，确实到了要转折的时候了。从中央开始，就得转变思路，从出口导向转到内需拉动。干了很多年，一时不好转，就慢慢转。出口方面，可以挑着干了，一些污染大耗能高的产业，发改委搞搞审批给调控掉，不要没见过钱一样什幺都干。内部，对财政要有信心，也要给人民信心，不要穷疯了一样拼命捞钱原始积累滚动发展，应该想想怎幺花钱，最好能进入“越花钱越有钱”的境界。生产项目少建一些，生活项目多上一些，如给农村搞搞基础设施。工资要涨，连民工工资在内，这两年已经涨了不少了，以下几年估计都会一直涨。农业税免掉了，开始说是给农民松口气，其实意思应该往大里扩，算是内需拉动的一招。中央弄了个“和谐社会”的花头，与转向内需是一致的。
这些都算是好弄的，阻力不大，全国农业税都免掉了。关键还是教育医疗房地产这几个大头项目，得顺利发展起来。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免费或者低价思路，希望政府为人民着想下狠心整治教育医疗产业，压低房价，大家都愉快地不花多少钱就什幺都享受了。一种是增收思路，一方面民众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教育医疗房地产形成不同层次的供给，让各种收入阶层的民众都能形成需求得到服务。还有一种就是把教育医疗房地产当稀缺资源，大家抢，富人先得到服务，现在就是这种。说起来是“新三座大山”，社会上骂声震天，其实得算是小康社会顺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中国现在的教育医疗房地产品质而论，并不差，要真能人人住进新房子了，就已经是中等发达了，和发达国家的生活品质没有太大实质区别。但还要很多时间，不能着急，看到一些人“提前”过上了这种日子，社会上骂也属正常。
我感觉这些大头项目得用国家整体战略去搞。不是说回到以前计划经济去给人分房子，那肯定不行，太没效率了。也不是说就市场经济大家哄抢越炒越高崩完了回头又炒起来。官办经济解决这种问题其实有长处，那就是调控着按照政府规划的节奏发展。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都有价格，但政府调控这个价格的能力必须很强。政府好象是有这样的意思。从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经济将会是非常独特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在需要竞争发展效率的时候竞争十分残酷，在需要调控时又能强力控制住。我觉得这是官办经济的发展方向。前一阶段发展主要是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出口导向混出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形成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引导内需良性发展。
这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也不是没希望。毕竟政府手里资源太多了，社会商品剩余八成都归了政府，全球就中国政府有这个条件。要警惕的是一种现代思路，说是要打破垄断，政府放权让民众自己发展，政府转型，转成理想的服务机构，小政府大社会，好得不得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样想的。左派那种回归计划经济的思路太极端，摆不上台面，不需要警惕。我觉得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就是民众互相拼，政府不管，会产生很多超级富豪，广大民众给这些超级富豪打工，小小的香港就是如此，民众生活很没有意思。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官办经济到底，广大民众给政府这个超级富豪打工，政府还有希望把利益分下来。现在虽然说中国贫富不均很厉害，实际上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大，地区差距大，大富豪并不算多，与中国的财富总值很不相称，因为大头财富跑到政府手里去了。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当然，政府垄断，会有一些效率问题，这个我觉得可以付出一些代价，不影响发展就行。事实上垄断也可以高速发展，中国电信也搞成了全球知名品牌，电话费贵就贵点，全国人一摊也没多少了，中国这一点很厉害。如果让私人发展电信，资费可能会便宜（也不一定），但不知会出什幺样的大富豪。
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搞自主创新去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去调控大头消费项目还惠于民。这个调控就是要去搞定利益团体，教育医疗从业人员，地方政府，地产商人，再加上一大堆民众，一通混战，想想都可怕。但还是那句话，要相信政府。我觉得中国政府还不能算是与民众对立的，它也受到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不是开大会商量怎幺压迫民众，还得商量怎幺让广大民众受益。这是因为人性很复杂，虽然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但有余力为民众做些事也还愿意，大富豪也会做善事，特别是有道德压力的时候。发达国家工人闹事也闹到了不少利益，中国民众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生产力够了完全有机会。只有说是国家真穷的时候，那闹事就不管用。以前开事闹出大问题了，所以要强调稳定，现在却可以闹闹给利益集团压力。也不要容易出乱子的民主，就是民间舆论，网上骂骂人，工人农民找到机会就上上街，都不错。一方面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好了，要政府做这做那，今天反腐败明天打日本。另一方面，也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坏了，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掂记着革命闹事。现在中国政府应该是个挺好理解的，用相当正常的逻辑思维行事的国家机构。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
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
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
从宏观经济上看，中国政府过去十余年搞活经济的关键是“出口导向”政策，我们前面对此已经有了不少分析。通过抓出口，政府取得了宝贵的激活资金，又靠各种来钱的项目滚动发展，发展出了巨大的财政实力。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中国的出口形势非常不妙，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肯定是不行了，事实上1998年的出口增长只有0.5%。对比现在连续四五年20%30%的出口增长，就知道那时经济形势有多困难了。有句话叫“金融危机是个框，有啥困难都往里装”，公司业绩不好就把责任推到东南亚去。为什幺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这幺大？因为出口面向的是硬硬的“需求”，市场经济里最关键的推动力，经济运行最麻烦的因素。把世界的需求拿过来帮自己发展经济，是个很好的事，比自己封闭发展肯定要快得多，这就是“出口导向”的基本道理。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老朱推出了一个号称是“扩大内需”的应急政策，把经济增长撑住了。其实经济要最简单来讲就是“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增长就是“需求”或者“供给”不断成长。“外需”不行了，那幺把“内需”炒起来，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维持的。教育产业化就是“扩大内需”的一个典型招数。如果我们拋开道德人伦天理仅仅从经济角度看此事，其实很简单。广大人民有“上大学”的需求，这是最真实的需求，不是政府强迫年青人上大学强行制造出来的需求。从供给角度来说，就远远不够。所以，大学扩招是一定的。教育产业化，就是说把这个扩招过程货币化。由于是官办经济讲利益，政府察觉人民有能力掏出一部分钱，所以就只配套了部分钱去做这事，并不自己包搞。当然，教育产业化是早几年就开始“摸”了的，但是大规模扩招确实就是因为1998年的经济形势。由于人民不习惯教育货币化，喜欢国家花钱培养小孩，对此骂声震天，也属正常。但以后会习惯的，谁来搞经济都是这一套，现实主义没啥道理好讲。
“大学扩招”其实起不了太大用处，但实在是着急了，管点用就用上了。还有“黄金周”，都是如此。真正管用的，还是政府强行“创造”出来的需求。老朱硬挺着发国债搞了一堆基础设施项目，确实拉动了经济增长，死命把“保8”撑住了。
这件事情影响深远。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完全是一句空话。最终老朱做的事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在“中国特色经济危机”时会怎幺做，也大致界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也弄出了7.8%的经济增长，这可以充分说明政府投资的威力。人们很容易把老朱的做法联想到凯恩斯主义去。然而，理论都是空的，做不出来再凯恩斯都没有用。中国政府从计划经济走过来，强行创造需求正好是特强项，比别人强是自然的。这肯定不应该是常态，能好好的经济增长，就不用这幺“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用市场经济的真实需求推动更好。但我们再想深一层，有这种“强行创造需求”的能力，不是一个坏事。全球经济增长好，那幺大家都繁荣发展自然好说。一旦有什幺事，全球大部分国家都趴窝了，中国来个“强行创造需求”，就可以比别人多抢到一些时间发展。运行效率上，这种自己闷头整的政府投资当然会有问题，但抢到时间了意义更大。所以中国坏账可以比别人多得多，但发展也会比别人快得多。通俗地理解，我们做10件事只做成5件，人家做3件事成了2件，坏账是我们多得多，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多。坏账就是人们假定另外那5件事也该做成算出来的账，其实就白扔那不管了也没啥了不起，关键是做成的事得越来越多。全球化时代，就是比做事的时代，不是比谁账本干净。抢到了一块，就滚动发展，时机很重要，不能慢腾腾想怎幺抢好。
说是说要“扩大内需”，最后整的是“政府投资”。现在又到了一个转折时刻，又说要靠“内需拉动”，但这次不一样，是因为形势大好。
从发展“出口导向”上来说，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整成了一个大怪物，国际经济里确实就没有过。别人都是在国际产业链里各占一块，好的就一级级往上爬，看中国那意思，是要上下通吃，一级级全给占住。想想是可怕，一个十来亿人的国家，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由一个强力政党领导，也不闹民主或者革命，就一门心思搞生产挣钱，啥活都干。国际产业本来是处于游移过程中的，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很常见。但是中国一来搞，就有些不一样了。以前是资本家挑地方，到处转移，现在也是如此，但有些行业就被逼不得不转移到中国。从产业角度来说，中国似乎整出了一套成本控制方法，相当了得。我以前提过中国可以靠这个本事到外国去包搞基础设施，不久前已经成为现实，印尼三分之一的电力基础设施80亿美元包给中国几个公司搞了，外国公司要价上百亿美元竞争不过。这就不是光人力便宜整得出来的。产业发展成本控制的综合因素相当多，要一定技朮水平，相关产业要综合配套齐全，要有财力人力物力土地供给，要有顺畅的交通通信设施与营销渠道，要有整合能力。这样权衡下来，人力便宜只是在某些简单产业还能管用。
由于中国选择了“出口导向”，在国内就维持了一个低价格体系。从基础设施水平来说，国际公认中国的消费水准至少相当于人均5000美元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炒到人均5000美元去并不难。但中国政府就不炒，就维持低价格，把综合生产成本控制到全球最低。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旋涡，把国际产业不停吸过来，别人确实就是竞争不过。理论上一个产业只要中国技朮与营销追上来了，能生产了，加上中国这套成本控制方法，立刻就是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就等着被中国吃掉。以前一些小国也搞“出口导向”，但是没有中国这套成本控制方法，只是局部产业聚集，没有形成吸引旋涡，产业经常是说转走就转走，没有形成生产基地。中国似乎已经不能用“出口导向”去理解了，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对一个个产业进行“蚕食”，占住一个再图谋下一个，要成为全球实物生产力最强的国家。“出口导向”，开始说的是以外补内，弄些外汇，是比较狭意的。但后来指的是，产业发展的目标市场是全世界。既然中国能够把一个产业做到全世界比较优势最强，那么目标市场当然应该是全世界。所以，这是中国政府出血本加入WTO最大的原因。
这个战略，最近几年出成效了，可以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国际原材料价格翻了几倍，中国好多项都是最大进口国。按照传统的理解，象中国这样没啥资源的国家，技朮又不高，怎幺混？结果2005年顺差上千亿美元，2006年只怕会更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厉害。你可以说中国企业这毛病那毛病，毛病确实多，但是中国的产业在国际上竞争力就是强，而且强得一般人无法理解。从全球经济来看，不管经济形势如何变幻，某些产品的需求总是在那的，而中国能以最高的性价比满足一大块需求，这是一个铁的事实。由于中国还没有把份额占满，在吃份额的过程中顺差大涨就很自然了。其实产业的技朮需求各不相同，并非技朮高的市场就大。中国占住的几大块都是很大的市场，技朮上差距并非关键，再怎幺高技朮人也是吃饭穿衣。所以即使中国技朮和发达国家比并不算好，也可以在国际产业里大吃特吃。何况中国政府也知道搞技朮的好处，一些看似高级的产业慢慢被中国变成了中级初级产业，被挤得没活路了。
如果这么在国际上猛占产业，搞下去会怎幺样？假设中国政府就喜欢挣美元，就这么猛往外卖东西，生产的东西越来越高级，那顺差会涨到天上去。现在一年上千亿美元好象很多了，其实不算啥，还有很大潜力，只能算刚刚活动开，日本德国人比中国少多了，也有上千亿美元顺差。这是个好事，表明中国在地球上有了基本的生存办法，缺资源也没关系，现在没人会说“开除球籍”了。国际上有办法混了，全球化时代发展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是就要这么猛挣顺差？这个问题以前没意义，反正也没几个钱，干了几十年加加减减的也才拢了2000亿美元，防灾防事的也不能乱花了，所以还鼓励去搞外贸挣顺差。但现在一年就能弄到这个数，这就成了个现实问题，一个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面对过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高速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去发展外贸，挣来顺差都直接算进GDP里面了，还有间接拉动。国际上产业还肥得很，我们还大有可为，好好搞技朮再突它几下，这条路还是可以走的。自主创新也不一定是说得那么难，我们干起来可能一会就突破了。就这么去抢产业，相信一定能抢来不少。出口增长连年20%30%四五年了，经济学家本来众口一辞说会消停会增长慢些，也没停下来，到底什幺时候增长降下来都不太敢说话了。但这条路不是说我们干不好，而是国际上不“和谐”。
我们是成本最低，人最多，综合条件最好，搞起生产来谁也干不过我们。我们要搞，是可以把全球产业都抢过来，中国人都搞生产了，别人产业给挤垮，卖原材料给我们。但这样干的目的是什幺？就为了把人挤垮，我们挣越来越多怎幺也花不出去的美元？我们的人在工厂里干活很舒服么？我们的环境给污染了怎幺算？现在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了。以前是没钱，没资格去想这些问题。但我们现在确实要想想了。
搞出口，最初的目的是国家太穷要挣钱搞活经济，闷头干。现在达到了这个目的，还超额了，那么又该为了什幺去干出口？答案是明显的：平衡。即然在国际上的钱够花了，就不用再去挣这么多钱了。但是也得进口些东西吧，不能吃老本，所以就搞搞出口，最好两者相抵平衡，要进口多少钱的东西就大致出口多少钱的东西，资本项目再加加减减最后弄个平衡。你出口多了，反正你挣来的钱又花不出去，等于白给人家送东西了。
说是这样说，但要把平衡弄出来，还真不容易。人家就喜欢上中国办厂，中国企业往外出口挣钱就是比在国内血拼要容易。搞外贸的说“不怕老外怕老乡”就是这意思。这出口的势头起来了，中国这么大个头要按下去就不容易，也怕操作不好弄翻了。最终得靠什幺弄出平衡来？靠“扩大内需”。结论和1998年一样，但原因就完全相反。那时是外贸太惨了，现在是外贸太火了。
这回和老朱整的口号型强扭的“扩大内需”是真的不一样了。老朱是外需没增长，内需也没有，经济增长眼看要完。外需是操之在人，只好自己操纵内需硬挺。这回经济增长是火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双位数字了，需求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需求的分布，外需太旺，内需不够。我们要实现外需向内需的合理转变，企业一看内需也不错，就不抢着干外贸了，顺差就少了，平衡就实现了，经济增长也不会慢。这个好处还有很多。内需强进口需求就多，人家也高兴，贸易冲突会少。内需好，经济增长实在，需求开发出来了就在那长期存在，不象外需有点靠运气，运气不好就坏了。内需是国民内部的消费，一增长就是人民消费多了，这是搞经济的根本目的。内需拉动解决就业多，不象外需发展就业限制较多。中国人储蓄太多，是得靠扩大内需把钱放出来花掉一些。内需好，人民生活就和谐，社会矛盾减少。这回是真的要发展内需了，不是为了经济增长强撑，而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连外国经济学家也呼吁中国人多花钱。。。
这么好的事，那还不快去干？这下，就碰到官办经济的痛处了。说是这么说的，要扩大内需，靠内需拉动，结果顺差还是上千亿美元，银行存款居高不下，国民储蓄率就是下不去。政府官员们干招商引资上项目房地产这一套熟，你说要扩大内需，也没说不让招商引资上项目房地产了，那么就还是这么干，喊两句扩大内需应景，没有什幺实在的行动。招商引资搞房地产，政府有实在的利益，手头确实可以捞到钱拿出漂亮的经济增长数字。有谁知道到底该怎幺扩大内需么？道理都知道，但其实没有什幺明确的招数，都等着中央拿出办法来。
所以，确实到了要转折的时候了。从中央开始，就得转变思路，从出口导向转到内需拉动。干了很多年，一时不好转，就慢慢转。出口方面，可以挑着干了，一些污染大耗能高的产业，发改委搞搞审批给调控掉，不要没见过钱一样什幺都干。内部，对财政要有信心，也要给人民信心，不要穷疯了一样拼命捞钱原始积累滚动发展，应该想想怎幺花钱，最好能进入“越花钱越有钱”的境界。生产项目少建一些，生活项目多上一些，如给农村搞搞基础设施。工资要涨，连民工工资在内，这两年已经涨了不少了，以下几年估计都会一直涨。农业税免掉了，开始说是给农民松口气，其实意思应该往大里扩，算是内需拉动的一招。中央弄了个“和谐社会”的花头，与转向内需是一致的。
这些都算是好弄的，阻力不大，全国农业税都免掉了。关键还是教育医疗房地产这几个大头项目，得顺利发展起来。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传统的免费或者低价思路，希望政府为人民着想下狠心整治教育医疗产业，压低房价，大家都愉快地不花多少钱就什幺都享受了。一种是增收思路，一方面民众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教育医疗房地产形成不同层次的供给，让各种收入阶层的民众都能形成需求得到服务。还有一种就是把教育医疗房地产当稀缺资源，大家抢，富人先得到服务，现在就是这种。说起来是“新三座大山”，社会上骂声震天，其实得算是小康社会顺利发展的关键时期。以中国现在的教育医疗房地产品质而论，并不差，要真能人人住进新房子了，就已经是中等发达了，和发达国家的生活品质没有太大实质区别。但还要很多时间，不能着急，看到一些人“提前”过上了这种日子，社会上骂也属正常。
我感觉这些大头项目得用国家整体战略去搞。不是说回到以前计划经济去给人分房子，那肯定不行，太没效率了。也不是说就市场经济大家哄抢越炒越高崩完了回头又炒起来。官办经济解决这种问题其实有长处，那就是调控着按照政府规划的节奏发展。表面上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都有价格，但政府调控这个价格的能力必须很强。政府好象是有这样的意思。从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经济将会是非常独特的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混合体。在需要竞争发展效率的时候竞争十分残酷，在需要调控时又能强力控制住。我觉得这是官办经济的发展方向。前一阶段发展主要是在全球化时代通过出口导向混出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形成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引导内需良性发展。
这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也不是没希望。毕竟政府手里资源太多了，社会商品剩余八成都归了政府，全球就中国政府有这个条件。要警惕的是一种现代思路，说是要打破垄断，政府放权让民众自己发展，政府转型，转成理想的服务机构，小政府大社会，好得不得了，不少主流经济学家都是这样想的。左派那种回归计划经济的思路太极端，摆不上台面，不需要警惕。我觉得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就是民众互相拼，政府不管，会产生很多超级富豪，广大民众给这些超级富豪打工，小小的香港就是如此，民众生活很没有意思。与其如此，还不如干脆官办经济到底，广大民众给政府这个超级富豪打工，政府还有希望把利益分下来。现在虽然说中国贫富不均很厉害，实际上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城乡差距大，地区差距大，大富豪并不算多，与中国的财富总值很不相称，因为大头财富跑到政府手里去了。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当然，政府垄断，会有一些效率问题，这个我觉得可以付出一些代价，不影响发展就行。事实上垄断也可以高速发展，中国电信也搞成了全球知名品牌，电话费贵就贵点，全国人一摊也没多少了，中国这一点很厉害。如果让私人发展电信，资费可能会便宜（也不一定），但不知会出什幺样的大富豪。
所以政府一方面是搞自主创新去发展经济，一方面要去调控大头消费项目还惠于民。这个调控就是要去搞定利益团体，教育医疗从业人员，地方政府，地产商人，再加上一大堆民众，一通混战，想想都可怕。但还是那句话，要相信政府。我觉得中国政府还不能算是与民众对立的，它也受到了很大的道德压力，不是开大会商量怎幺压迫民众，还得商量怎幺让广大民众受益。这是因为人性很复杂，虽然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但有余力为民众做些事也还愿意，大富豪也会做善事，特别是有道德压力的时候。发达国家工人闹事也闹到了不少利益，中国民众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生产力够了完全有机会。只有说是国家真穷的时候，那闹事就不管用。以前开事闹出大问题了，所以要强调稳定，现在却可以闹闹给利益集团压力。也不要容易出乱子的民主，就是民间舆论，网上骂骂人，工人农民找到机会就上上街，都不错。一方面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好了，要政府做这做那，今天反腐败明天打日本。另一方面，也不要把政府想得太坏了，自己把自己气死了，掂记着革命闹事。现在中国政府应该是个挺好理解的，用相当正常的逻辑思维行事的国家机构。
(三十二)微观的枷锁
经济学理论研究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需要的假设太理想化。水平一般的学者操弄模型与数字，将自己与读者都迷失在条件设定与复杂推理之中，靠着专业门槛混饭吃。文章写出来象是带着枷锁一样，没有个干脆话，“假设、如果、另一方面、或者、可能”之类的词满天飞。高手在不得不忍受这一套的同时，还能靠老辣的直觉弄出真正厉害的东西。包装的形式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低手弄没意义或者错误的东西，高手整的有意义而且经得起检验。真正的大师能够摆脱枷锁，自己设定框架，在里面较为自由地弄些新东西，别人来研究得依着框架来，相当于为别人做了枷锁。
中国政府的经济实践不是搞理论，但也是这个处境。看上去好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往下一推，微观上就满不是那幺回事，往往是反效果。错误犯多了，经验多了，政府聪明了些，知道一定得结合实际小心行事，就弄些七扭八歪的现实着数，解决了一些问题，却生出许多弊病，谁看了都不顺眼，象是带着微观的枷锁行事。
这个“微观的枷锁”，即现实的制约，实在是非常烦人。理想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这些微观枷锁不放在心上。不当权的理想主义者，就觉得当权派又笨又坏，才会不用好主意，搞出那么多坏事。理想主义要是当了权，那就大轰大嗡，提出一些吓人的目标，事还没干，就先跟现实体制打成一团。只有老毛这样的超级牛人，才能打破微观的枷锁，连微观结构都给它统统改造过来。
公平地说，我认为老毛的根本思路是正确的，对这些微观的枷锁，有时就得狠狠地去打破，不然再怎幺搞都跳不出圈子。地主不打倒，土改不搞，中国社会就只会是死气沉沉。这么整了一把，政府的土地红利一直吃到现在。但老毛的问题是，他在宏观政策有问题的情况下，却把原因归到微观结构上，去搞文化大革命，这样搞就过了。明明是宏观的问题，却去用微观的办法解决，那么就越搞越僵。现在朝鲜就是这样，宏观上闭关锁国跟不上世界潮流再怎幺也没法搞，人与人之间不管如何互相揭发批评鼓干劲，人人主体思想独立自主心灵纯洁道德高尚，也不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面对的困难，说实话，需要老毛这种打破微观枷锁的能力。宏观上，我们问题不大，经济学家也好，各级政府也好，都知道一些基本的路数了，现代经济有了个最基本的了解，还算跟得上时代潮流，在一些观念上甚至领先一步，如“不争论”。面对微观现实，也知道不能主观臆想，宁肯搞七扭八歪的现实政策，也不去搞危害极大的理想主义了。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是说你就能永远这么现实主义地混下去。你的微观结构问题成堆，迟早会是大麻烦。现在起点低目标不算高，还可以在这种结构下往上冲，以后目标更高了，就可能积重难返，要坏事。
我们的微观结构确实问题很多，经济增长的成本太高，质量太低。国际上一些人对我们指指点点，说微观运行效率还不如印度，长远会不好，有一定道理。我们是官办黑箱操作，决策不科学，强干硬上，有利益了归小团体，出事了就国家包底。之所以这样的微观操作总体上还成就不小，是因为我们有政府级别的竞争，保证了优胜劣汰，整体上生产效率还是有极大提高。但很多情况下是“低水平重复”、“恶性竞争”的结果，经过市场无情的检验才产生出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因为我们微观运行差，才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如果微观运行效率高，决策科学，那么我们就会是“高水平良性竞争”，虽然也是优胜劣汰，但企业素质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我们企业素质低，所以占住的就是一些中低层次的，或者是靠中国独特优势的产业。
对这些微观结构的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首先是不要怕，以为不如人家就没法混了。黄亚生经常“挺印贬中”说印度好企业比中国多，长远比中国好，过于片面了。我们有独特的优势，就是国家与政府级别的运行效率非常高。说圈地就圈地，说拆迁就拆迁，要公路就公路，要港口就港口，快手快脚地都做了。慢了不行，无数地方政府在竞争着比快。企业与政府的运行决策问题确实大，但是政府的效率优势补上了一些缺陷。在需要政府出手配套的产业竞争上，我们还是有优势，而且这个优势还能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别人在国家级别的综合竞争上往往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是说一不二的“强政府”，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要管选举等政权问题的“弱政府”这一点上要强。这也是我认为官办经济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原因。包括做大央企等思路，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推出来。
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竞争是多层次的，有些是“强政府”能搞定的，有些还得靠一个个企业的运行与组织效率。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企业的运行效率才最靠得住，政府包打天下是计划经济式的幻想。如我们狂推的自主创新，再怎幺“强政府”疯狂投钱，也得企业与科研单位实干出来，不能幻想有钱就行。
所以，政府今后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一个是靠强政府的独门绝技“宏观调控”把经济增长撑住，在增长中解决问题，或者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延续过去“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的总路线。这方面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政府财雄势大，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搞宏观经济的经验也相当多，这套“硬功夫”相当了得，再来个20年的高速增长很有希望。另一个就是要打破微观的枷锁，按中央的说法，就是提高“软环境”，政府与企业要科学决策，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也要向现代企业转变，靠真正的竞争力打天下，不能围着政府吃。我们的社会组织也要向好的“软环境”转变，不能大家比坏比恶比无耻，要在竞争中良性发展。这第二个层面的任务就艰巨得多，而且也是比较新的任务，正面经验不多，反面教训一大堆。在具体问题上，有识之士很多，
现代企业制度、环保、社会公义、均富等问题，我并无什幺特别的看法，因此也不具体论述。
我们过去靠强政府的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拉开了距离。它们企业不行，政府也不行，超过它们并不算难。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政府与民众还是清醒的，知道有差距，群众骂声震天，报刊杂志上天天忧患忧思，都在为此努力。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我们没有天天唱赞歌，这是好事。我个人觉得中国舆论反而是对这些忧思的东西关注了解得更多些，却不太清楚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政府不仅没崩溃反而混得挺有劲的多少有些稀里糊涂。
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转变发展目标，不仅基础设施等硬的指针要发展，科学民主社会保障等软的指针也要提高。路线上非常正确。总的来说，就是中国这个最怪异的经济体，要逐渐正常化，要象个运行良好的现代国家的样。我们不能还象以前那样本来就怪，越搞越奇怪，七扭八歪，以怪制胜。以前是条件不好，人也稀里糊涂，落后得太多，只好弄中国特色，瞎摸了一阵子。好在没有吃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大亏，也没有因为争论不休而闹出大乱或止步不前。回到“不争论”的本意来说，既然大家都稀里糊涂的，以空对空谁也说不服谁，那就不要争论了，往前干就知道怎幺回事了。但现在不能再这样说了，我们的经验够多了，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清楚了，不再是稀里糊涂了，那就不能瞎摸了事，而是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我们不仅要说“发展是硬道理”，而且要说清楚“要什幺样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清楚，可以正大光明地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说清楚。
（三十三）当经济增长不再解决问题
支撑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无疑是老江声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不少缺陷，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有希望。习惯性的唱衰派们举出各种弊端，用宋末、明末、清末、民国等各种末世历史时代进行种种似是而非的模拟，“天灾人祸，种种不详，不止一端”，说明就要完蛋。我对这种“寓言式”的模拟倾向很不感冒。现代社会和旧时代差别太大了，已经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最奇特的发展故事之一，再去模拟，没多大意思。搞这个也显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不了解，无法进行有效分析与直接预测。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展不下去，而是我们要发展成什幺样子。中国人在摸索，外国人也带着疑虑想问清楚。我感觉这些年到了可以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很幸运，就在这两年，接连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发生在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将不再是政权更迭、上层政治斗争、战争胜利或失败这些传统政治上的事，而是一些也许显得枯燥的经济数据或经济事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这么活跃的原因，和以前完全不同。不说更早的时候，就是90年代早期，老百姓谁知道经济学家是啥东西？
大约就是2004到2005这两年，有大量转折性的经济事件，我比较熟专门写贴分析的就有几个。以前人们分析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多少，每年上千亿美元这种吓死人的估计资料不少见。2004年以来眼睁睁就看着外汇储备成了世界第一，改为估计非法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2005年，外贸顺差爆发式地冲上了千亿美元的台阶，这个势头在2006年将继续维持。机电产品，以前是逆差大户，2004年开始从逆差转到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多，2006年前四个月就有292亿美元，成为顺差主力之一。就连饱受质疑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也成了顺差，进口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仅增9.8%，2006年已经变成负增长。这一切，令人民币从以前的不断贬值转成强势货币，不断升值已成定局。
不仅是外贸，内需方面也有很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饱受攻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低层民众的工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这种攻击本身是最低工资不断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前两年闹出来的“民工荒”，是转折发生的前奏。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激活，都是这两年的事，三年修的农村道路比前53年还要多。社会消费的增长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时期。政府收入连年疯狂增长，各种超级项目顺利放上日程，甚至加速推进。
因为这些确实的证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多年以来，政府都信奉一个缺省的“真理”：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公平地说，一段时间以来，这是个非常正确而有益的观点，远胜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从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来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漂亮。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今后继续高速增长也没有问题。从上层政治到下层经济组织，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完全可以在今后二十年实现这个预期。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增长紧张了20多年后，终于发现这并不是个多困难的事情。就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而言，目前确实就是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前面写了，民众并不因此而欢喜，反而非常愤怒，我们也从心理上分析了原因。以民众的愤怒情绪为基础，恰恰就是在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演化出了一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逻辑上说，这些人往往走向了误区，因为种种看不惯的事，连经济增长也要攻击否定。种种崩溃论经济危机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不客气的说，全是极其业余充满漏洞自相矛盾的偏激言论。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类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学术上根本就错了，其错误程度不低于民间科学家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我们不能就止于此，不能满足于把崩溃论信徒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想想更根本的原因。民众的愤怒情绪无疑也是真实的。崩溃论危机论信徒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说，你政府不是声称经济增长是真的，成绩很大么？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让人怎么信？你的经济增长肯定是假的，实际上不知破败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逻辑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对经济不太了解的人。我这儿确信经济增长是历年最好，人家却会用各种可笑的业余手法论证中国经济将要出事的“真相”，原因就是这个。
问题出在中国政府这个增长逻辑上：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以前这确实是正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过二十多年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陆续解决了很多，剩下的不多。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手段，遭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铁律，越来越不好使。另一方面，出来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只靠经济增长不好解决，甚至越是经济增长越糟糕。
例如，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这个大问题，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有着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其它的事就未必了。以前你一个月挣100，加到200很容易，高兴了一会。以后你再加100就不会有多高兴了。房价涨得高高的，还都卖出去了，经济增长确实不错，但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不高兴。经济增长越好，经济规模越大，贪污腐败的规模就越吓人。搞到现在，出了几个大问题：农村穷、贫富不均、教育医疗负担重、房子等资产买不起、污染重、工作不安全等等。
泛泛的这么一看，如果国家搞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所以很容易想，还得靠发展经济。但这就陷入了“民主论”一样的误区。如果国家按民主的原则好好运行，国家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富得人均几万美元了，就没啥大问题了。这都是假设天上掉陷饼，然后幻想怎么吃陷饼。你怎么达到这种到处是陷饼的状态，才是最关键的。开始一点民主没有或者经济很差的时候，你搞搞民主或者猛搞一下经济，确实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就是好”，“发展是硬道理”。但往后就麻烦了，情况复杂了，搞民主的搞出一头包，搞经济的比搞民主的要好些，但埋头发展发现经济增长也不解决问题了。就那几个大问题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可以10好几个百分点，整个国家弄个双位数增长都行，可这与农村发展无关，三农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经济增长，可以是富人越来越富，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也不解决问题。经济增长了，教育医疗费涨得更高甚至就是靠这两拉动的，那么民众就会骂娘。房价涨得高了，GDP升起来更容易，可是大多数民众买不起，也没有好话。要是不管污染，不管安全生产，建厂捞GDP也可以增长很快，但这种发展有什么意思？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就是现实。政府的增长逻辑显然遇到了大麻烦，不得不修改了。极端愤怒的民众或者崩溃论信徒说，政府的增长是假的，要出事要危机要崩溃，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很好驳。但我们也要把增长逻辑修正，不能只靠“发展是硬道理”的朴素哲学了。这就涉及到我们上一节说的发展目标。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相当深入的思考。虽然是搞了一通八股文宣，但仍然能看出其中的新意。从宣传角度上看，“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并不比从前的“三个代表”、“三讲”高明，都是老套。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宏观调控这样的一些具体操作手法，包括最近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实质上放弃了“经济增长至上”的粗放式目标，而是企图以经济运行的“质量”为目标，用一些复杂手段着手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划来说，中长期翻几番已经不重要。一方面，这是因为达到增长目标相当容易，不须为此费尽心思蛮干硬上，甚至主要的问题在于控制过热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那些深层次的矛盾。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言论已经悄悄改变了讨论的根基，不再关注板上钉钉的经济增长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连篇累牍地对这些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思想高度上看，中央政府与经济学家们还是要领先一些。
相对落伍的是地方政府、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地方政府仍然有强烈的增长冲动，“捞政绩捞利益”使它们继续用老套的办法干着官办经济，拉外资上项目搞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而言，有时并非不知经济增长要质量的道理，而是难于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去看问题，各自为政之下，转型不容易。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对经济的认识可能比地方政府还要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他们却忙于各种乱七八糟的论证。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好的理想社会，计划经济好，改革开放是灾难，中国的发展是假的，崩溃或者危机不远了，要回到过去或者民主化。这都是因为看到一些现实问题，想不通，就失去信心了，用更加荒唐的逻辑解释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此已经有明确的结论，成就不容质疑，问题巨大不假，办法是继续改革。
就具体的转型办法而言，十分复杂，各个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经济学家们内部都经常吵成一锅粥。但从过去的经历来看，不是根本的困难，中国政府对此相当有经验。老邓的办法仍然管用：先不说什幺一定对或者错，试试看，实践检验。这些操作上的事情中国政府并不弱，从整体上说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一不会搞出危机，二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关键是操作的目标。以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目标错了再怎幺搞都不行。改革开放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确实就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实质上没有顾到“公平”，所以就问题一堆。现在提“和谐社会”，如果这是中央政府真正的想法，那么操作上希望不小。
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来看，仍然是全球比较独特的政府通管型。政治经济上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实体，都是政府通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占了大头。从改革或者转型的初始条件来看，这代表有较高的“势能”，政府资源投向这里那里都可以自由决定。其它国家这一点上一般比中国差很多，因为政治上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反而要为了政治权力纷争花费大量精力，经济上往往私有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国家要从私人手里把经济实力收回来相当麻烦，搞不好就血雨腥风，加个税甚至一个劳工法案都有可能闹得全国大乱。如果搞“维持会”，那么中国政府要管的事多，比起其它国家政府那种实质上没啥责任的局面，确实要累些。但如果要改革，要转型，特别是要快速适应时代的急速演变抢时间的时候，那中国政府这种“高势能”的状态就有利了，确实有些“指哪打哪”的意思，相当了得。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有这种“高势能”，所以成了改革开放成功的样板国。更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被传统理想化的经济理论误导，我们的发展并没有以放弃这种“高势能”为代价，政府的实力有了极大的增长，远远高过经济增长本身的幅度，某种程度上说，“高势能”得到了加强。
就“拉美化”的某些表象来说，中国与一些国家确实有些类似，如果继续这么闷头增长下去，的确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有“高势能”的强力政府，拉美化的国家没有。形象点说，我们天天骂政府会管用，虽然媒体上可能不许公开指责。而媒体上随便骂政府的国家也意味着骂了没用。
现在是看看管不管用的时候了，实践检验谁都可以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检验我已经没有兴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可以当定理一样用了。我感兴趣的是，房价涨幅控得怎幺样，底层民众收入增长如何，教育医疗改得如何，这些结构化的表现。前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积蓄经济实力的阶段，现在到了使用这些实力的时候了。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就是闷头发展，老邓说“不出头”，老江说“闷声发大财”都是如此。有什幺事都是人家搞我们，我们被动应付，没有去主动生事。这种战术确实起到了效果，发展经济的环境比较稳定，世界各地出事乱了好几回，我们还算顺利地过来了。开始没什幺人注意，中国政府忽然就混成了国际阔佬，各方面实力都有可观之处。怎幺用这个实力？也是个问题。
支撑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无疑是老江声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经过20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不少缺陷，但这个目标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有希望。习惯性的唱衰派们举出各种弊端，用宋末、明末、清末、民国等各种末世历史时代进行种种似是而非的模拟，“天灾人祸，种种不详，不止一端”，说明就要完蛋。我对这种“寓言式”的模拟倾向很不感冒。现代社会和旧时代差别太大了，已经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最奇特的发展故事之一，再去模拟，没多大意思。搞这个也显出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不了解，无法进行有效分析与直接预测。
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发展不下去，而是我们要发展成什幺样子。中国人在摸索，外国人也带着疑虑想问清楚。我感觉这些年到了可以说清楚的时候了。我们很幸运，就在这两年，接连发生了一些标志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很有把握地看清楚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断言，发生在中国的转折性事件，将不再是政权更迭、上层政治斗争、战争胜利或失败这些传统政治上的事，而是一些也许显得枯燥的经济数据或经济事件。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中这么活跃的原因，和以前完全不同。不说更早的时候，就是90年代早期，老百姓谁知道经济学家是啥东西？
大约就是2004到2005这两年，有大量转折性的经济事件，我比较熟专门写贴分析的就有几个。以前人们分析的是，中国的“资本外逃”有多少，每年上千亿美元这种吓死人的估计资料不少见。2004年以来眼睁睁就看着外汇储备成了世界第一，改为估计非法流入中国的热钱有多少。2005年，外贸顺差爆发式地冲上了千亿美元的台阶，这个势头在2006年将继续维持。机电产品，以前是逆差大户，2004年开始从逆差转到顺差，而且顺差越来越多，2006年前四个月就有292亿美元，成为顺差主力之一。就连饱受质疑的机械装备制造业，也成了顺差，进口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仅增9.8%，2006年已经变成负增长。这一切，令人民币从以前的不断贬值转成强势货币，不断升值已成定局。
不仅是外贸，内需方面也有很多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饱受攻击，实际上这两年中国低层民众的工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这种攻击本身是最低工资不断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前两年闹出来的“民工荒”，是转折发生的前奏。从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的大规模激活，都是这两年的事，三年修的农村道路比前53年还要多。社会消费的增长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时期。政府收入连年疯狂增长，各种超级项目顺利放上日程，甚至加速推进。
因为这些确实的证据，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多年以来，政府都信奉一个缺省的“真理”：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我们公平地说，一段时间以来，这是个非常正确而有益的观点，远胜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从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这个目标来说，中国政府做得非常漂亮。这不仅是因为过去二十多年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今后继续高速增长也没有问题。从上层政治到下层经济组织，中国已经有很大进步，完全可以在今后二十年实现这个预期。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学家们为了经济增长紧张了20多年后，终于发现这并不是个多困难的事情。就经济增长这个目标而言，目前确实就是历史最好时期。
然而前面写了，民众并不因此而欢喜，反而非常愤怒，我们也从心理上分析了原因。以民众的愤怒情绪为基础，恰恰就是在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演化出了一场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逻辑上说，这些人往往走向了误区，因为种种看不惯的事，连经济增长也要攻击否定。种种崩溃论经济危机之类的说法层出不穷，不客气的说，全是极其业余充满漏洞自相矛盾的偏激言论。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类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与攻击从学术上根本就错了，其错误程度不低于民间科学家攻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但是，我们不能就止于此，不能满足于把崩溃论信徒驳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要想想更根本的原因。民众的愤怒情绪无疑也是真实的。崩溃论危机论信徒看到了一些问题，于是说，你政府不是声称经济增长是真的，成绩很大么？现在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还让人怎么信？你的经济增长肯定是假的，实际上不知破败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逻辑非常吸引人，特别是对经济不太了解的人。我这儿确信经济增长是历年最好，人家却会用各种可笑的业余手法论证中国经济将要出事的“真相”，原因就是这个。
问题出在中国政府这个增长逻辑上：经济增长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以前这确实是正确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经过二十多年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经济增长能解决的问题”陆续解决了很多，剩下的不多。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作为一个手段，遭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铁律，越来越不好使。另一方面，出来很多新问题，这些问题只靠经济增长不好解决，甚至越是经济增长越糟糕。
例如，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这个大问题，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有着不容质疑的正确性。但其它的事就未必了。以前你一个月挣100，加到200很容易，高兴了一会。以后你再加100就不会有多高兴了。房价涨得高高的，还都卖出去了，经济增长确实不错，但一般老百姓买不起，不高兴。经济增长越好，经济规模越大，贪污腐败的规模就越吓人。搞到现在，出了几个大问题：农村穷、贫富不均、教育医疗负担重、房子等资产买不起、污染重、工作不安全等等。
泛泛的这么一看，如果国家搞得和发达国家一样富，这些问题都好解决。所以很容易想，还得靠发展经济。但这就陷入了“民主论”一样的误区。如果国家按民主的原则好好运行，国家就会发展得很好；如果富得人均几万美元了，就没啥大问题了。这都是假设天上掉陷饼，然后幻想怎么吃陷饼。你怎么达到这种到处是陷饼的状态，才是最关键的。开始一点民主没有或者经济很差的时候，你搞搞民主或者猛搞一下经济，确实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你可以信心百倍地说“民主就是好”，“发展是硬道理”。但往后就麻烦了，情况复杂了，搞民主的搞出一头包，搞经济的比搞民主的要好些，但埋头发展发现经济增长也不解决问题了。就那几个大问题来说，城市经济发展可以10好几个百分点，整个国家弄个双位数增长都行，可这与农村发展无关，三农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经济增长，可以是富人越来越富，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也不解决问题。经济增长了，教育医疗费涨得更高甚至就是靠这两拉动的，那么民众就会骂娘。房价涨得高了，GDP升起来更容易，可是大多数民众买不起，也没有好话。要是不管污染，不管安全生产，建厂捞GDP也可以增长很快，但这种发展有什么意思？
以上分析说明，经济增长的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这就是现实。政府的增长逻辑显然遇到了大麻烦，不得不修改了。极端愤怒的民众或者崩溃论信徒说，政府的增长是假的，要出事要危机要崩溃，这当然是错误的，也很好驳。但我们也要把增长逻辑修正，不能只靠“发展是硬道理”的朴素哲学了。这就涉及到我们上一节说的发展目标。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有相当深入的思考。虽然是搞了一通八股文宣，但仍然能看出其中的新意。从宣传角度上看，“和谐社会”、“八荣八耻”并不比从前的“三个代表”、“三讲”高明，都是老套。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宏观调控这样的一些具体操作手法，包括最近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我认为中央政府已经实质上放弃了“经济增长至上”的粗放式目标，而是企图以经济运行的“质量”为目标，用一些复杂手段着手解决上述诸多难题。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规划来说，中长期翻几番已经不重要。一方面，这是因为达到增长目标相当容易，不须为此费尽心思蛮干硬上，甚至主要的问题在于控制过热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政府确实认识到了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那些深层次的矛盾。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的公开言论已经悄悄改变了讨论的根基，不再关注板上钉钉的经济增长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连篇累牍地对这些深层次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从思想高度上看，中央政府与经济学家们还是要领先一些。
相对落伍的是地方政府、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地方政府仍然有强烈的增长冲动，“捞政绩捞利益”使它们继续用老套的办法干着官办经济，拉外资上项目搞房地产。对地方政府而言，有时并非不知经济增长要质量的道理，而是难于站在一个全局的高度去看问题，各自为政之下，转型不容易。愤怒青年、崩溃论信徒对经济的认识可能比地方政府还要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了，他们却忙于各种乱七八糟的论证。改革开放以前是很好的理想社会，计划经济好，改革开放是灾难，中国的发展是假的，崩溃或者危机不远了，要回到过去或者民主化。这都是因为看到一些现实问题，想不通，就失去信心了，用更加荒唐的逻辑解释一时想不通的问题。中央政府对此已经有明确的结论，成就不容质疑，问题巨大不假，办法是继续改革。
就具体的转型办法而言，十分复杂，各个领域都值得深入探讨，经济学家们内部都经常吵成一锅粥。但从过去的经历来看，不是根本的困难，中国政府对此相当有经验。老邓的办法仍然管用：先不说什幺一定对或者错，试试看，实践检验。这些操作上的事情中国政府并不弱，从整体上说有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一不会搞出危机，二能够不断进步。我认为关键是操作的目标。以前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目标错了再怎幺搞都不行。改革开放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确实就发展起来了，但因为实质上没有顾到“公平”，所以就问题一堆。现在提“和谐社会”，如果这是中央政府真正的想法，那么操作上希望不小。
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来看，仍然是全球比较独特的政府通管型。政治经济上政府有着绝对的权威，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经济实体，都是政府通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占了大头。从改革或者转型的初始条件来看，这代表有较高的“势能”，政府资源投向这里那里都可以自由决定。其它国家这一点上一般比中国差很多，因为政治上政府控制不了局势，反而要为了政治权力纷争花费大量精力，经济上往往私有化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国家要从私人手里把经济实力收回来相当麻烦，搞不好就血雨腥风，加个税甚至一个劳工法案都有可能闹得全国大乱。如果搞“维持会”，那么中国政府要管的事多，比起其它国家政府那种实质上没啥责任的局面，确实要累些。但如果要改革，要转型，特别是要快速适应时代的急速演变抢时间的时候，那中国政府这种“高势能”的状态就有利了，确实有些“指哪打哪”的意思，相当了得。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就有这种“高势能”，所以成了改革开放成功的样板国。更值得高兴的是，中国政府没有被传统理想化的经济理论误导，我们的发展并没有以放弃这种“高势能”为代价，政府的实力有了极大的增长，远远高过经济增长本身的幅度，某种程度上说，“高势能”得到了加强。
就“拉美化”的某些表象来说，中国与一些国家确实有些类似，如果继续这么闷头增长下去，的确有可能越来越严重。但我们有“高势能”的强力政府，拉美化的国家没有。形象点说，我们天天骂政府会管用，虽然媒体上可能不许公开指责。而媒体上随便骂政府的国家也意味着骂了没用。
现在是看看管不管用的时候了，实践检验谁都可以做。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检验我已经没有兴趣，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可以当定理一样用了。我感兴趣的是，房价涨幅控得怎幺样，底层民众收入增长如何，教育医疗改得如何，这些结构化的表现。前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积蓄经济实力的阶段，现在到了使用这些实力的时候了。
在国际上，也是这样。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政府就是闷头发展，老邓说“不出头”，老江说“闷声发大财”都是如此。有什幺事都是人家搞我们，我们被动应付，没有去主动生事。这种战术确实起到了效果，发展经济的环境比较稳定，世界各地出事乱了好几回，我们还算顺利地过来了。开始没什幺人注意，中国政府忽然就混成了国际阔佬，各方面实力都有可观之处。怎幺用这个实力？也是个问题。
三十四）五个世界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前，推出我胡整着好玩的“五个世界”理论。前面有对“毛泽东反全球化”的分析，他要全世界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干翻帝国主义。老毛搞全球革命的理想主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还是应该继承老毛的精神，对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回头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是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值得鼓吹。
老毛搞了个“三个世界”理论，现在过去很多年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用“五个世界”来说事更好分析。 五个世界依次为：
1. 美国 2. 发达国家 3. 中国 4. 发展中国家 5. 失败国家
美国靠绝对优势的军事与金融实力，以前就是老牌霸权，现在更是一家独大，可谓人类历史上霸权之盛。另外一个老霸权苏联垮台降到发展中国家里面去了。发达国家还是那几个，以前合伙抗苏不论，现在有些觉着美国占便宜太大，阵营有些松动，但总的来说，还是和美国意识形态一致，生活方式类似。发展中国家也还是以前那些，因为一些国家分裂还多了一些。总体而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好了不少，在全球化中日子过得要好些了。这是以前“三个世界”理论框架里世界各国的发展，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图景的主体。
应该说世界还是变得比从前好了，世界大战没打起来，战争冲突数量规模相对小了，世界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全球经济发展处于较好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图景中，有一些失败国家就显得特别背时背运，因此单列一层。朝鲜、伊拉克、阿富汗是典型。这说明封闭、个人极端独裁、意识形态僵化确实是很不好的国家政治形态，弄得不好比劣质民主还差。封闭状态下人会产生奇怪的逻辑，再来个独裁体制全国一推，外面人看着确实不放心。这个不能全怨发达国家霸住宣传机器猛煽，还是失败国家自己的责任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改革开放前还是强太多了，开放虽然会有很多坏处，再怎幺也比封闭好。
中国是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成就全球最耀眼的国家，由于各方面块头都够大，足以另开一家。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将中国特别处理，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间的一层，可以更好地描述全球图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各方面能力与发达国家区别不大。发达国家也发现，不能把中国当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待，各方面区别太大了。当然，我们肯定不能算发达国家，还差得远，甚至永远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某些标准。因此，有必要把中国上提一级特别处理。这样就从原来的“三个世界”弄成了“五个世界”。
这“五个世界”怎幺演化发展，关键就在中美两个特殊国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球是美国在上面拎着，中国在下面托着，这么转动的。失败国家是经常性的全球热点，但它们无非是以捣乱的方式来影响世界，我认为全球传媒过分夸大了这些国家的影响，即使考虑到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它们的活动实质上也就等于地球发展史上的白噪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或富或穷，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只有美国与中国，才有这种能力。从前的美苏争霸格局解体了，后来经常说的是一极独大，或是多极世界，但把眼光放长，中国成为另一极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这还不是中国政府自吹，主要还是别人这么猛炒。
在发达国家原本预期的全球化图景中，世界将形成一次吃肉喝汤的完美划分。原先的最大障碍苏东集团自我爆炸了，萨达姆这样的小虫子伸个小指头就按死了，全球化顺顺当当这么一推，哈！以后的世界就是“高素质”的少数精英国家控制全球各种资源与生产要素，安排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部分产品给精英们享用，小部分给那些低等的人维持有“人权”的基本生活，吃饱了就投票。养活人应该不是问题，就不用搞人道毁灭了。如果有兴趣，甚至可以发善心搞搞扶贫。但底线是，精英们的“全球利益”必须得到确保。精英国家的内部纷争当然也会有，可以开开G7之类的会议协调摆平。在全球化这个根本目标上，发达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美国人领头干，手里有点实力的都准备操家伙上。
这样的预想，因为中国的官办经济从斜剌里杀出来，虽然不能说完全落空，但至少是扭曲得非常厉害。本来全球化大生产，应该是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想放哪国放哪国。跨国大公司原先觉得中国应该是个大市场，但没想到整成了一个规模超乎想象的世界生产基地，非但难于控制，而且相当麻烦。这个全球化大生产再想随便安排可就不容易了，自觉不自觉的就转移到中国去了。现在说的是要“分散风险”，往越南印度投一些。但是中国搞起生产来已经是势大难阻了，再要“分散风险”，就是逆着经济规律干事，难下决心，多半还是让中国一个个产业给扫荡了。
中国吞掉的产业，说到底发达国家是不太想要了，吞就吞吧。但全球化好象就有些不对了，本来该跨国公司们捞肥的，怎幺让中国也混成了一个挺大的受益者？中国搞出来的产业聚集黑洞吸金效应，好象原先没有预计到。中国干的产业只能算中低级，可架不住规模大，啥都捞，七搞八搞就自我演化一通，给占住的行业在全球化之外打个中国式的印记。除非是中国干不了的，不然啥行业的基本面都有个“中国价格”在晃悠。得，还是让中国人捞算了，跨国公司还是能捞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不亏。这跨国公司那跨国公司，每一单中国得利都不大，加加总一算，成不折不扣的暴发户了。
虽然有些笨拙，但中国政府这个暴发户还是穿上西装充满信心地上全球混去了，全球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如果中国老实当生产基地，劳力素质不错，产业聚集能把价格搞到最低，对跨国公司当然有很大好处。但中国人转头跑出来竞争了，这就是现实的麻烦了。这个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好象不太对了，一些行业还算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另一些行业就变成中国与发达国家混战一通了。混战的结果不太妙。虽然说把原因归到中国人“偷”技朮上去了，一般还是让中国混水摸鱼了，中国的出口额飞快爬向世界第一。
现在发展中国家发现世界变了，多了中国这个很不一样的选择。以前只有发达国家财雄势大满世界做生意， 给穷国们提的条件够黑，但事情困难了也只好这样了。相比之下，中国要好太多了。经过几次全球撒钱行动，世界各国已经相信了中国阔佬的财力。出价太够哥们了，买原材料是比过去翻倍的高价，卖工业品就是过去不敢想的低价。中国能搞的事居然还不少，好多基础设施都能包搞。而且还不要搞啥子民主。以前哪有这样的好事？佬佬的，上中国访问去。老江小胡说，我们这边人手也得陪养，不要急，慢慢来，都是好哥们，你们那个地区我们准备放个几十亿。就只一桩事不好，这中国产品竞争力也太强了，挤得本国产品都不好混了。胡温出去笑眯眯地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和谐，好商量，扩大合作交流，那点利早捞回来了。
每年中国领导人就这么全球转上几圈，越转越来劲。以前是不声张，成天哭穷，暗地里把协议签了。后来索性就大撒把了，支票本一拍，谁来合作这钱就拿走。忽然就发现，全球各个角落的发展中国家群落中，有了犹如星星之火般的中国据点。这在全球形成了一股势头，隐约的和发达国家阵营的民主意识形态对抗。这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大计绝对是件坏事。本来事情顺顺当当的，苏联都整垮了，只等把中国闷头一棒解决了就彻底完胜。结果也不知邓小平怎幺弄的，先是年年将要崩溃的中国变成了大怪兽，后来这民主运动在全球也变了味，看来和坏榜样中国政府关系很大。不是不肯民主要搞经济先，就是民主起来却反美反资本主义。明里炸剌对搞的虽然少了，暗中不服气的多了。
但这回是经济暗战，都在“文明世界”的规则之内，也不好反制中国政府的动作，只好用些曲折隐晦的词句写些酸文咒几句。时间长了，中国政府老不垮，慢慢也习惯了，外国政客与一般民众心理上有了与中国政府长期共存打交道的预期。敏锐的经济学家与学者更是热情高涨，忽然对中国有了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就想，这中国看来是挡不住了，承认现实得了，不寄望中国民主或者崩溃了，改看好中国，换些人民币到上海买套房子是正经。
但是事情不只这么简单。中国从本质上与发达国家就是两条路，我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体系有本质的冲击，可能导致它们的深刻危机。中国各级政府肯定不是有意要做什么正义事业，挣钱还来不及，绝非有意要和谁对着干，但经济规律自然会起作用。
中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世界一个影响重大的“通缩冲击”(国际上叫deflation shock)。这次中国通过提高企业效率与制造业实力，将电器等大量重要消费品的价格大幅降低。这是第一次有低水平经济体能大规模成体系并且有一定品质地，制造这些需要一定技术水准的消费品。这样只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全球的“基准”通货膨胀率就可以相应下调。按照发达经济济体宏观经济的调控方法，通货膨胀率低就可以放心投放更多货币刺激经济增长。老朱那时出去谈判，都是拿这个说事，不怕美国贸易制裁。网络泡沫破灭再加上911恐怖袭击，世界经济一片愁云惨雾，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都疯狂印钱拉动经济增长，反正和中国贸易就可以控制住通货膨胀。发达国家经济主体是消费，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数字相当好。中国的经济主体是投资，有外需托着投资底气足，更是拉上了双位数字的增长，通过引进或收购技术进一步增强了制造业的实力竞争力更强。这样就搞成了一个双方从表面上都显得“乐此不疲”的经济循环，中国进出口无人预测到的超高速增长已经维持好几年了。得此强助，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一边在短时间内积累下了大量外汇财富（世界经济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一边综合生产效率技术实力不断提高。
这样一个“正循环”实在是威力惊人，很快就导致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不平衡”。表现为以中国为首的一些生产国、原材料国惊人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国的巨额贸易与财政赤字。如果不作调整，这么循环下去，就是美国经济增长靠印钱消费，消费靠进口，进口靠中国生产。指数往上一乘，不平衡就越为越“壮观”了。现在还在指数发展过程中。原材料价格飞涨都可以从这个循环中推出来。
按照比较警惕的说法，这是美国印钱换实物，吃亏的是顺差国。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害怕这一点，采取了一种捆绑式的打法，人民币就死贴着美元汇率，你印钱我也印，新增外汇储备好多都是印人民币换来的，并不是表面上成本那么高。你要进口我就出口，我搞出口结构调整，不卖宝贵资源，就上些人干活，闲着也是闲着。进口资源主要用在国内疯狂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些大工业项目建设上，原材料价高也不怕照买，反正在循环中我们钱一定够，总体上可以做到正收益。近万亿美元外储看上去很危险，但心一横就当一笔横财了，本来并不想挣这么多钱的，亏光拉倒。也不会亏光，看美元贬成什么样。美国想要中国亏一大笔，它可以对其它国际货币疯狂贬值，搞垃圾美元政策。那它自己至少得死半条命，因为失了信誉，赖一些账又能占到多少便宜？我认为美国人说要强势美元，并不是假的。搞垃圾美元政策赖账是不可想象的愚蠢政策，后果难于控制。中国只要不突然大幅升值，就这么慢慢往上爬着升值，利用中美两国的利率差距就可以成功实现捆绑。如果突然大幅升值，外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就净赚了，那就真是往外国送钱了。外国人可以选择人民币兑成外币退出中国，也可以继续搏升值，都是无代价地折腾中国。现在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加快升值并不会影响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还可以帮着控制经济过热，支持升值的相当多，但这就不是捆绑了。明显我们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绝对安全的政策，那么捆绑式我吃亏你也得付出代价的打法，从兵法上比自己升值给别人主动权要好。
我觉得这个局面非常的有趣。美国人猛压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一种没法解决问题推卸责任的姿态，并非真觉得人民币升值能解决问题，但总得找个说法。懂行的人全知道美国真正的经济问题所在：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虽然很强大，但撑得太满，真正的竞争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消费。实际上中美贸易中美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多，人民的日常生活与高科技战争这种竞争不一样，还是柴米油盐这些中国拿手的多些。现在暂时是用透支美元信誉的办法撑住局面。也不是说就不想办法了，美国人也想提高竞争力，还说要储蓄更多。
所以，我们不能说就很安全，但也不是只有中国要调整，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复杂的局面中也卷了进来，不见得比我们好受。我们至少明确知道努力的方向，自主创新，转向消费拉动等都是争议不大的确定方向。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就不太有方向感，成天就喊些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空洞口号。发达国家继续发达的根本是要维持超过发展中国家，或者说超过中国一大截的竞争优势。但这不是发达国家自己发展就行的，中国追赶的步伐越来越快了。
我觉得以目前的发展态势，总有一日会实现我的终极期望：捅破发达国家所谓强大竞争力这层窗户纸，打破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发展中国家不知发达国家怎么回事，以为发达国家有多神，总觉得自卑。但弄懂了其实也就是一层窗户纸。一些高科技其实和白菜豆腐一样。但你不捅，人家就乐得以货币、第三产业、金融三道炒作把人均GDP炒出数量级的差距。
中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五个世界的中间层次，除了失败国家自己找死没办法，中国应该能起到拉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历史性作用，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也不能自大到要称霸全球，或者都过上阔人的好日子，不能幻想中国什么产业都做到全球最好。但中国应该让人类社会不同国家间不合理的暴利大大下降。中国有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总和的人口总数，只要摸通了发达国家的那些并不神奇的招数，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地球资源支撑不了中国人全按现在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生活，那得全球人一起改变这种生活方式。
（三十五）邪恶轴心
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的加入已经，而不是将要，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此的认识只是从两三年前才真正开始，以前说的是中国潜力大，或者说中国实际上并不重要。我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但是对中国经济这么快就开始对全球经济起决定性的影响，还是觉得震惊。大投行等全球金融机构的重头分析文章主要就是分析中美两国，已经明确的把中国的重要性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斯蒂芬罗奇的例行文章，大部分都在分析中国的动向，了解相当深入，已经明确阐述了中国官办经济的许多独特之处，我觉得再不是西方人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颇有可观之处。
从经济模式上来说，在中国成为主要玩家之前，世界上只有占全球人口小部分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其它地区大部分人口还没有找到工业化的道路。这样全球经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工业化完成地区变着花样消费全球资源的过程。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板上钉钉地下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个趋势不可阻挡。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只是因为人口多地方大，需要时间去建设，并没有本质的困难。政府与经济学家说的种种困难与麻烦好象很着急，是按照完美的标准去要求的，希望工业化过程又快又好又不浪费，代价最小成就最大。但工业化本身没有任何疑问，谁也挡不住，无非是早三年迟三年，多用还是少用几十亿吨能源与资源的问题。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就是只有过快的麻烦，上速度根本不是问题，最慢也是世界第一。从经济构成上看，就是疯狂投资在基础设施大工厂等各种工业化设施上，通过搞出口这样干本钱足够而且有需求，投资与出口成为经济主题，消费虽然增长也不小，但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从属地位。
由于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数，国土面积也相当大，这样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等于把那些国家许多年干成的事再来一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数据上真的就是如此，五年建的相当于欧美二十年的总和，全世界一半工程机械在中国干活，连县级市都弄得彻底变样。这样的效应有爆炸性的冲击力。地球资源肯定已经进入了短缺时代，因为中国这个有钱又有需求的大买家等于给各类资源划定了底价，只是怎幺涨的问题。只有等中国工业化进入完成期，一些资源的需求才会陆续开始减少，某些资源需求还会增加。世界经济本来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中，发达国家消费增长按步就班，发展中国家维持会政府出不出乱子都影响不大。这样的相对平衡局面由于中国的加入被冲了个粉碎，再加上美国人的疯狂消费，一举弄出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不平衡。
工业化完成国家消费占GDP比例没有八成也有七成，经济增长确定无疑必须靠消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邪恶的消费哲学。因为整个国家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到公司微观经济运行，都是指针驱动利润驱动，把地球不可再生资源拿过来烧掉，假设人靠消费更多过上舒服日子。消费增长不好，经济增长就差，政府就倒台，公司就裁员，引发民众一系列痛苦的感受，从社会组织上已经是以消费为核心。人欲望无止境，住的房子要大，开的车要好，用的能源要多，衣服穿没几天就扔掉（美国人一年买30多件衬衫）。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绿色环保组织之类的，但总的来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利润驱动的大方向。人忙忙碌碌的，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你不消费别人挣不到钱发生经济危机说不定更坏，全社会卷进这种生存状态中。政府为此就上全球去搞军事与金融霸权，去抢资源，弄得全球燥动不安。
中国加进来了，扩大消费之类的说法怎幺看怎幺象这种邪恶的消费主义。现在是在搞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还没有怎幺大搞消费。以后要是工业化完成了，真扩大消费奔美国标准去了，那还得了？可以肯定，这种消费主义在全球是不可维持的。地球资源再多，科技再先进，也比不上消费主义的指数增长。中国闭门发展，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能维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中国加进来肯定会大大缩短这段时期。
现在中国真的来缩短了，故事开始了，全球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发生了。按照丘吉尔的说法以及经济学家的引用，这不是结束的开始，也不是开始的结束，而是开始的开始，好戏才刚开头。美国人印钱扔到全世界，消费主义猛消费，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中最好。中国利用这个机会靠捆绑美元进出口比较优势快速完成工业化。这已经成了一个两方面都乐此不疲的游戏，把全球都卷了进来，是全球经济不折不扣的“邪恶轴心”。一个原本相对平衡的世界，就这样“失衡”了。美国财政外贸双赤越来越多，中国顺差外储GDP都爆发增长。
全球经济学家们对此还是有清醒认识的。经济学家可能是因为学术的数学根基建立在方程的“稳定解”上，对平衡状态有本能的爱好，对越来越大的不平衡忧心忡忡。解药已经开出来了，方向是明确的，美国人要储蓄更多，中国人要消费更多。美国人别老借钱刷卡印钞票了，还是想想怎幺还债吧。中国人，也别拿着银子四处疯买资源大建基础设施与工厂，往全世界卖了产品挣回钱，回头又需要更多资源。还是搞“第三产业”吧，有工作的每家都请个佣人，人给人服务，不怎幺花资源。但中美两国都不是省油的灯。
美国一家军事力量顶其它国家加起来，美元又是最大的国际货币，军事金融科技都是全球霸权，制造业相对来说国际竞争力是不太行了，但最差也可以做到“捆绑”全球经济。它就印美元，就消费，就双赤。没有对应资产也假装有，发债到全球。美军看哪不舒服就上去乱搞一通。谁也不敢和它明着对着干，只好让它绑架了，全球人民还是拿着美元四处花。想让美国经济完蛋，全球经济先得完蛋。想让美国人主动调整，不可能。美国人要能主动调整过来，早调了。它的国民心态已经就那样了，都坚信美国天下无敌，美国人就是可以借钱消费负储蓄。人挣钱能力越来越强，家庭财富越来越多，越来越敢借钱，还钱拿一部分出来就行了，又不用一下还清，永动机一样。你让它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改存钱了，公司挣不到钱开始裁员了，这谁知会出什幺事？美国不会这样作贡献的，它宁肯花巨额军费维持霸权，也不会主动收缩。
让中国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别这么猛生产，拿质量越来越好的各种级别便宜货淹全世界了。中国政府也是这样说的，但有底线，就是工业化进程不能受影响。出口到什幺程度才收手，得我们说了算。如果政府没把握，或者说转型一时转不过来，那还是靠出口需求发展经济，我们是按规则来竞争的，没义务给你们质次价高的产品活路。搞第三产业扩大内需的确要做，但我们不会着急。实际速度已经不慢了，只是因为搞基建投资靠出口挣钱机会太好，实在受不了去挣这个钱的诱惑。农民还好几亿没工作，不建工厂招工人，谁给解决问题？
结果就是全球经济在中美邪恶轴心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石油金属矿石价格都升到天上去了，除了中美，全球都怕了。中美不怕，美国反正是印钱买，中国因为好几大块产业竞争力全球最强，经济模式能保证出口增值，除非是买不到，价格高些到不是大问题，说不定价格越高顺差还越大。那些资源不太好产业竞争力又不太强的国家就有些撑不住了，来次中级震荡估计就会倒下一批。资源好的国家到是捞到很多钱，可是钱也不象过去那样稳定可靠了，谁知道以后美元变成啥价？是不是把美元换成欧元？这么多怎幺换啊？欧元就靠得住么？还是上中国买些楼算了？光有钞票，没工业化，打起仗来还是会吃大亏，钱越多越觉得危险。就为了这些事闹心。
我只能描述一下这个全球“失衡”的可怕状况，至于会怎幺演化发展，还真不敢说，确实是史无前例。说不定什幺时候就弄爆了，全球经济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崩溃论”转“世界崩溃论”了，我们不用着急，看好戏就成了。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前，推出我胡整着好玩的“五个世界”理论。前面有对“毛泽东反全球化”的分析，他要全世界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干翻帝国主义。老毛搞全球革命的理想主义虽然失败了，但中国还是应该继承老毛的精神，对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较大贡献。回头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还是弄出了不小的动静，值得鼓吹。
老毛搞了个“三个世界”理论，现在过去很多年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用“五个世界”来说事更好分析。 五个世界依次为：
1. 美国 2. 发达国家 3. 中国 4. 发展中国家 5. 失败国家
美国靠绝对优势的军事与金融实力，以前就是老牌霸权，现在更是一家独大，可谓人类历史上霸权之盛。另外一个老霸权苏联垮台降到发展中国家里面去了。发达国家还是那几个，以前合伙抗苏不论，现在有些觉着美国占便宜太大，阵营有些松动，但总的来说，还是和美国意识形态一致，生活方式类似。发展中国家也还是以前那些，因为一些国家分裂还多了一些。总体而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情况好了不少，在全球化中日子过得要好些了。这是以前“三个世界”理论框架里世界各国的发展，构成了全球政治经济图景的主体。
应该说世界还是变得比从前好了，世界大战没打起来，战争冲突数量规模相对小了，世界人民生活水准普遍提高，全球经济发展处于较好的一个时期。在这样一个大图景中，有一些失败国家就显得特别背时背运，因此单列一层。朝鲜、伊拉克、阿富汗是典型。这说明封闭、个人极端独裁、意识形态僵化确实是很不好的国家政治形态，弄得不好比劣质民主还差。封闭状态下人会产生奇怪的逻辑，再来个独裁体制全国一推，外面人看着确实不放心。这个不能全怨发达国家霸住宣传机器猛煽，还是失败国家自己的责任更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比改革开放前还是强太多了，开放虽然会有很多坏处，再怎幺也比封闭好。
中国是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成就全球最耀眼的国家，由于各方面块头都够大，足以另开一家。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将中国特别处理，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间的一层，可以更好地描述全球图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就是发达国家，各方面能力与发达国家区别不大。发达国家也发现，不能把中国当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待，各方面区别太大了。当然，我们肯定不能算发达国家，还差得远，甚至永远也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某些标准。因此，有必要把中国上提一级特别处理。这样就从原来的“三个世界”弄成了“五个世界”。
这“五个世界”怎幺演化发展，关键就在中美两个特殊国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地球是美国在上面拎着，中国在下面托着，这么转动的。失败国家是经常性的全球热点，但它们无非是以捣乱的方式来影响世界，我认为全球传媒过分夸大了这些国家的影响，即使考虑到地缘政治的深远影响，它们的活动实质上也就等于地球发展史上的白噪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或富或穷，无论如何发展都不足以改变世界格局。只有美国与中国，才有这种能力。从前的美苏争霸格局解体了，后来经常说的是一极独大，或是多极世界，但把眼光放长，中国成为另一极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这还不是中国政府自吹，主要还是别人这么猛炒。
在发达国家原本预期的全球化图景中，世界将形成一次吃肉喝汤的完美划分。原先的最大障碍苏东集团自我爆炸了，萨达姆这样的小虫子伸个小指头就按死了，全球化顺顺当当这么一推，哈！以后的世界就是“高素质”的少数精英国家控制全球各种资源与生产要素，安排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大部分产品给精英们享用，小部分给那些低等的人维持有“人权”的基本生活，吃饱了就投票。养活人应该不是问题，就不用搞人道毁灭了。如果有兴趣，甚至可以发善心搞搞扶贫。但底线是，精英们的“全球利益”必须得到确保。精英国家的内部纷争当然也会有，可以开开G7之类的会议协调摆平。在全球化这个根本目标上，发达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美国人领头干，手里有点实力的都准备操家伙上。
这样的预想，因为中国的官办经济从斜剌里杀出来，虽然不能说完全落空，但至少是扭曲得非常厉害。本来全球化大生产，应该是发达国家跨国大公司主导的，想放哪国放哪国。跨国大公司原先觉得中国应该是个大市场，但没想到整成了一个规模超乎想象的世界生产基地，非但难于控制，而且相当麻烦。这个全球化大生产再想随便安排可就不容易了，自觉不自觉的就转移到中国去了。现在说的是要“分散风险”，往越南印度投一些。但是中国搞起生产来已经是势大难阻了，再要“分散风险”，就是逆着经济规律干事，难下决心，多半还是让中国一个个产业给扫荡了。
中国吞掉的产业，说到底发达国家是不太想要了，吞就吞吧。但全球化好象就有些不对了，本来该跨国公司们捞肥的，怎幺让中国也混成了一个挺大的受益者？中国搞出来的产业聚集黑洞吸金效应，好象原先没有预计到。中国干的产业只能算中低级，可架不住规模大，啥都捞，七搞八搞就自我演化一通，给占住的行业在全球化之外打个中国式的印记。除非是中国干不了的，不然啥行业的基本面都有个“中国价格”在晃悠。得，还是让中国人捞算了，跨国公司还是能捞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不亏。这跨国公司那跨国公司，每一单中国得利都不大，加加总一算，成不折不扣的暴发户了。
虽然有些笨拙，但中国政府这个暴发户还是穿上西装充满信心地上全球混去了，全球几乎每个角落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如果中国老实当生产基地，劳力素质不错，产业聚集能把价格搞到最低，对跨国公司当然有很大好处。但中国人转头跑出来竞争了，这就是现实的麻烦了。这个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好象不太对了，一些行业还算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另一些行业就变成中国与发达国家混战一通了。混战的结果不太妙。虽然说把原因归到中国人“偷”技朮上去了，一般还是让中国混水摸鱼了，中国的出口额飞快爬向世界第一。
现在发展中国家发现世界变了，多了中国这个很不一样的选择。以前只有发达国家财雄势大满世界做生意， 给穷国们提的条件够黑，但事情困难了也只好这样了。相比之下，中国要好太多了。经过几次全球撒钱行动，世界各国已经相信了中国阔佬的财力。出价太够哥们了，买原材料是比过去翻倍的高价，卖工业品就是过去不敢想的低价。中国能搞的事居然还不少，好多基础设施都能包搞。而且还不要搞啥子民主。以前哪有这样的好事？佬佬的，上中国访问去。老江小胡说，我们这边人手也得陪养，不要急，慢慢来，都是好哥们，你们那个地区我们准备放个几十亿。就只一桩事不好，这中国产品竞争力也太强了，挤得本国产品都不好混了。胡温出去笑眯眯地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和谐，好商量，扩大合作交流，那点利早捞回来了。
每年中国领导人就这么全球转上几圈，越转越来劲。以前是不声张，成天哭穷，暗地里把协议签了。后来索性就大撒把了，支票本一拍，谁来合作这钱就拿走。忽然就发现，全球各个角落的发展中国家群落中，有了犹如星星之火般的中国据点。这在全球形成了一股势头，隐约的和发达国家阵营的民主意识形态对抗。这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大计绝对是件坏事。本来事情顺顺当当的，苏联都整垮了，只等把中国闷头一棒解决了就彻底完胜。结果也不知邓小平怎幺弄的，先是年年将要崩溃的中国变成了大怪兽，后来这民主运动在全球也变了味，看来和坏榜样中国政府关系很大。不是不肯民主要搞经济先，就是民主起来却反美反资本主义。明里炸剌对搞的虽然少了，暗中不服气的多了。
但这回是经济暗战，都在“文明世界”的规则之内，也不好反制中国政府的动作，只好用些曲折隐晦的词句写些酸文咒几句。时间长了，中国政府老不垮，慢慢也习惯了，外国政客与一般民众心理上有了与中国政府长期共存打交道的预期。敏锐的经济学家与学者更是热情高涨，忽然对中国有了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就想，这中国看来是挡不住了，承认现实得了，不寄望中国民主或者崩溃了，改看好中国，换些人民币到上海买套房子是正经。
但是事情不只这么简单。中国从本质上与发达国家就是两条路，我认为中国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体系有本质的冲击，可能导致它们的深刻危机。中国各级政府肯定不是有意要做什么正义事业，挣钱还来不及，绝非有意要和谁对着干，但经济规律自然会起作用。
中国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给世界一个影响重大的“通缩冲击”(国际上叫deflation shock)。这次中国通过提高企业效率与制造业实力，将电器等大量重要消费品的价格大幅降低。这是第一次有低水平经济体能大规模成体系并且有一定品质地，制造这些需要一定技术水准的消费品。这样只要和中国进行贸易，全球的“基准”通货膨胀率就可以相应下调。按照发达经济济体宏观经济的调控方法，通货膨胀率低就可以放心投放更多货币刺激经济增长。老朱那时出去谈判，都是拿这个说事，不怕美国贸易制裁。网络泡沫破灭再加上911恐怖袭击，世界经济一片愁云惨雾，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都疯狂印钱拉动经济增长，反正和中国贸易就可以控制住通货膨胀。发达国家经济主体是消费，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数字相当好。中国的经济主体是投资，有外需托着投资底气足，更是拉上了双位数字的增长，通过引进或收购技术进一步增强了制造业的实力竞争力更强。这样就搞成了一个双方从表面上都显得“乐此不疲”的经济循环，中国进出口无人预测到的超高速增长已经维持好几年了。得此强助，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一边在短时间内积累下了大量外汇财富（世界经济史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一边综合生产效率技术实力不断提高。
这样一个“正循环”实在是威力惊人，很快就导致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不平衡”。表现为以中国为首的一些生产国、原材料国惊人的贸易顺差，以及美国的巨额贸易与财政赤字。如果不作调整，这么循环下去，就是美国经济增长靠印钱消费，消费靠进口，进口靠中国生产。指数往上一乘，不平衡就越为越“壮观”了。现在还在指数发展过程中。原材料价格飞涨都可以从这个循环中推出来。
按照比较警惕的说法，这是美国印钱换实物，吃亏的是顺差国。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害怕这一点，采取了一种捆绑式的打法，人民币就死贴着美元汇率，你印钱我也印，新增外汇储备好多都是印人民币换来的，并不是表面上成本那么高。你要进口我就出口，我搞出口结构调整，不卖宝贵资源，就上些人干活，闲着也是闲着。进口资源主要用在国内疯狂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些大工业项目建设上，原材料价高也不怕照买，反正在循环中我们钱一定够，总体上可以做到正收益。近万亿美元外储看上去很危险，但心一横就当一笔横财了，本来并不想挣这么多钱的，亏光拉倒。也不会亏光，看美元贬成什么样。美国想要中国亏一大笔，它可以对其它国际货币疯狂贬值，搞垃圾美元政策。那它自己至少得死半条命，因为失了信誉，赖一些账又能占到多少便宜？我认为美国人说要强势美元，并不是假的。搞垃圾美元政策赖账是不可想象的愚蠢政策，后果难于控制。中国只要不突然大幅升值，就这么慢慢往上爬着升值，利用中美两国的利率差距就可以成功实现捆绑。如果突然大幅升值，外国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就净赚了，那就真是往外国送钱了。外国人可以选择人民币兑成外币退出中国，也可以继续搏升值，都是无代价地折腾中国。现在经济学家纷纷指出，加快升值并不会影响中国商品的竞争力，还可以帮着控制经济过热，支持升值的相当多，但这就不是捆绑了。明显我们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绝对安全的政策，那么捆绑式我吃亏你也得付出代价的打法，从兵法上比自己升值给别人主动权要好。
我觉得这个局面非常的有趣。美国人猛压人民币升值其实是一种没法解决问题推卸责任的姿态，并非真觉得人民币升值能解决问题，但总得找个说法。懂行的人全知道美国真正的经济问题所在：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虽然很强大，但撑得太满，真正的竞争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消费。实际上中美贸易中美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多，人民的日常生活与高科技战争这种竞争不一样，还是柴米油盐这些中国拿手的多些。现在暂时是用透支美元信誉的办法撑住局面。也不是说就不想办法了，美国人也想提高竞争力，还说要储蓄更多。
所以，我们不能说就很安全，但也不是只有中国要调整，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复杂的局面中也卷了进来，不见得比我们好受。我们至少明确知道努力的方向，自主创新，转向消费拉动等都是争议不大的确定方向。但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就不太有方向感，成天就喊些教育提高全民素质的空洞口号。发达国家继续发达的根本是要维持超过发展中国家，或者说超过中国一大截的竞争优势。但这不是发达国家自己发展就行的，中国追赶的步伐越来越快了。
我觉得以目前的发展态势，总有一日会实现我的终极期望：捅破发达国家所谓强大竞争力这层窗户纸，打破全球贫富两极分化的格局。发展中国家不知发达国家怎么回事，以为发达国家有多神，总觉得自卑。但弄懂了其实也就是一层窗户纸。一些高科技其实和白菜豆腐一样。但你不捅，人家就乐得以货币、第三产业、金融三道炒作把人均GDP炒出数量级的差距。
中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五个世界的中间层次，除了失败国家自己找死没办法，中国应该能起到拉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历史性作用，为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也不能自大到要称霸全球，或者都过上阔人的好日子，不能幻想中国什么产业都做到全球最好。但中国应该让人类社会不同国家间不合理的暴利大大下降。中国有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总和的人口总数，只要摸通了发达国家的那些并不神奇的招数，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地球资源支撑不了中国人全按现在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生活，那得全球人一起改变这种生活方式。
（三十五）邪恶轴心
全球经济因为中国的加入已经，而不是将要，发生巨大变化。人们对此的认识只是从两三年前才真正开始，以前说的是中国潜力大，或者说中国实际上并不重要。我虽然对此早有预期，但是对中国经济这么快就开始对全球经济起决定性的影响，还是觉得震惊。大投行等全球金融机构的重头分析文章主要就是分析中美两国，已经明确的把中国的重要性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斯蒂芬罗奇的例行文章，大部分都在分析中国的动向，了解相当深入，已经明确阐述了中国官办经济的许多独特之处，我觉得再不是西方人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颇有可观之处。
从经济模式上来说，在中国成为主要玩家之前，世界上只有占全球人口小部分的发达国家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其它地区大部分人口还没有找到工业化的道路。这样全球经济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工业化完成地区变着花样消费全球资源的过程。通过改革开放前后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板上钉钉地下结论，中国的工业化必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个趋势不可阻挡。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只是因为人口多地方大，需要时间去建设，并没有本质的困难。政府与经济学家说的种种困难与麻烦好象很着急，是按照完美的标准去要求的，希望工业化过程又快又好又不浪费，代价最小成就最大。但工业化本身没有任何疑问，谁也挡不住，无非是早三年迟三年，多用还是少用几十亿吨能源与资源的问题。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就是只有过快的麻烦，上速度根本不是问题，最慢也是世界第一。从经济构成上看，就是疯狂投资在基础设施大工厂等各种工业化设施上，通过搞出口这样干本钱足够而且有需求，投资与出口成为经济主题，消费虽然增长也不小，但在工业化过程中是从属地位。
由于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数，国土面积也相当大，这样的工业化进程实际上等于把那些国家许多年干成的事再来一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数据上真的就是如此，五年建的相当于欧美二十年的总和，全世界一半工程机械在中国干活，连县级市都弄得彻底变样。这样的效应有爆炸性的冲击力。地球资源肯定已经进入了短缺时代，因为中国这个有钱又有需求的大买家等于给各类资源划定了底价，只是怎幺涨的问题。只有等中国工业化进入完成期，一些资源的需求才会陆续开始减少，某些资源需求还会增加。世界经济本来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中，发达国家消费增长按步就班，发展中国家维持会政府出不出乱子都影响不大。这样的相对平衡局面由于中国的加入被冲了个粉碎，再加上美国人的疯狂消费，一举弄出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不平衡。
工业化完成国家消费占GDP比例没有八成也有七成，经济增长确定无疑必须靠消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邪恶的消费哲学。因为整个国家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到公司微观经济运行，都是指针驱动利润驱动，把地球不可再生资源拿过来烧掉，假设人靠消费更多过上舒服日子。消费增长不好，经济增长就差，政府就倒台，公司就裁员，引发民众一系列痛苦的感受，从社会组织上已经是以消费为核心。人欲望无止境，住的房子要大，开的车要好，用的能源要多，衣服穿没几天就扔掉（美国人一年买30多件衬衫）。发达国家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绿色环保组织之类的，但总的来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利润驱动的大方向。人忙忙碌碌的，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你不消费别人挣不到钱发生经济危机说不定更坏，全社会卷进这种生存状态中。政府为此就上全球去搞军事与金融霸权，去抢资源，弄得全球燥动不安。
中国加进来了，扩大消费之类的说法怎幺看怎幺象这种邪恶的消费主义。现在是在搞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还没有怎幺大搞消费。以后要是工业化完成了，真扩大消费奔美国标准去了，那还得了？可以肯定，这种消费主义在全球是不可维持的。地球资源再多，科技再先进，也比不上消费主义的指数增长。中国闭门发展，发达国家的消费主义能维持多长时间我不知道，但中国加进来肯定会大大缩短这段时期。
现在中国真的来缩短了，故事开始了，全球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发生了。按照丘吉尔的说法以及经济学家的引用，这不是结束的开始，也不是开始的结束，而是开始的开始，好戏才刚开头。美国人印钱扔到全世界，消费主义猛消费，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中最好。中国利用这个机会靠捆绑美元进出口比较优势快速完成工业化。这已经成了一个两方面都乐此不疲的游戏，把全球都卷了进来，是全球经济不折不扣的“邪恶轴心”。一个原本相对平衡的世界，就这样“失衡”了。美国财政外贸双赤越来越多，中国顺差外储GDP都爆发增长。
全球经济学家们对此还是有清醒认识的。经济学家可能是因为学术的数学根基建立在方程的“稳定解”上，对平衡状态有本能的爱好，对越来越大的不平衡忧心忡忡。解药已经开出来了，方向是明确的，美国人要储蓄更多，中国人要消费更多。美国人别老借钱刷卡印钞票了，还是想想怎幺还债吧。中国人，也别拿着银子四处疯买资源大建基础设施与工厂，往全世界卖了产品挣回钱，回头又需要更多资源。还是搞“第三产业”吧，有工作的每家都请个佣人，人给人服务，不怎幺花资源。但中美两国都不是省油的灯。
美国一家军事力量顶其它国家加起来，美元又是最大的国际货币，军事金融科技都是全球霸权，制造业相对来说国际竞争力是不太行了，但最差也可以做到“捆绑”全球经济。它就印美元，就消费，就双赤。没有对应资产也假装有，发债到全球。美军看哪不舒服就上去乱搞一通。谁也不敢和它明着对着干，只好让它绑架了，全球人民还是拿着美元四处花。想让美国经济完蛋，全球经济先得完蛋。想让美国人主动调整，不可能。美国人要能主动调整过来，早调了。它的国民心态已经就那样了，都坚信美国天下无敌，美国人就是可以借钱消费负储蓄。人挣钱能力越来越强，家庭财富越来越多，越来越敢借钱，还钱拿一部分出来就行了，又不用一下还清，永动机一样。你让它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改存钱了，公司挣不到钱开始裁员了，这谁知会出什幺事？美国不会这样作贡献的，它宁肯花巨额军费维持霸权，也不会主动收缩。
让中国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别这么猛生产，拿质量越来越好的各种级别便宜货淹全世界了。中国政府也是这样说的，但有底线，就是工业化进程不能受影响。出口到什幺程度才收手，得我们说了算。如果政府没把握，或者说转型一时转不过来，那还是靠出口需求发展经济，我们是按规则来竞争的，没义务给你们质次价高的产品活路。搞第三产业扩大内需的确要做，但我们不会着急。实际速度已经不慢了，只是因为搞基建投资靠出口挣钱机会太好，实在受不了去挣这个钱的诱惑。农民还好几亿没工作，不建工厂招工人，谁给解决问题？
结果就是全球经济在中美邪恶轴心的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石油金属矿石价格都升到天上去了，除了中美，全球都怕了。中美不怕，美国反正是印钱买，中国因为好几大块产业竞争力全球最强，经济模式能保证出口增值，除非是买不到，价格高些到不是大问题，说不定价格越高顺差还越大。那些资源不太好产业竞争力又不太强的国家就有些撑不住了，来次中级震荡估计就会倒下一批。资源好的国家到是捞到很多钱，可是钱也不象过去那样稳定可靠了，谁知道以后美元变成啥价？是不是把美元换成欧元？这么多怎幺换啊？欧元就靠得住么？还是上中国买些楼算了？光有钞票，没工业化，打起仗来还是会吃大亏，钱越多越觉得危险。就为了这些事闹心。
我只能描述一下这个全球“失衡”的可怕状况，至于会怎幺演化发展，还真不敢说，确实是史无前例。说不定什幺时候就弄爆了，全球经济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崩溃论”转“世界崩溃论”了，我们不用着急，看好戏就成了。
（三十六）结束语（全文完）
最新数据又出来了，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惊人的10.9%。经济学家们的眼镜又一次跌破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我对此毫不奇怪，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有趣的时代，作预测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仅在本文写作的这半年中，文中引用的经济数据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外汇储备9400亿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有几个月了，年底达到万亿美元毫无悬念。去年爆发式的1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今年上半年又增长50%，全年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政府财政收入2006年上半年继续高速增长，超过2万亿，顶三年前整年的。上半年央企利润3500亿，也在高速增长。政府的王牌经济数据都在疯狂增长，几乎是毫无道理一样地发展，所有人都料想不到。我认为已经足够说明，中国经济非常奇特，必须从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经验式模拟式的观察预测，多半会被中国经济的独特性所击败，这也是中国经济“怪异”的根源。其实不怪，只不过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不习惯。以后人们见多了，对中国经济的感觉也会变，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成为经典案例，许多新概念会因此产生，一些老的“规律”会得到修正。无论是写正经论文，还是象我这样业余猛侃，都是很好的材料。
虽然本文已经相当长了，对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讨论分析很广泛，某些方面谈得很深入，但仍然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分析。要扯下去几乎永远有得扯，一方面过去很多事现在来看有新意了，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局势也在高速演化，昨天今天明天一通扯，话题多得很。但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扯某些具体的事好玩（我写过不少贴子专门扯这些具体的事），而是通过综述式框架式的分析，让读者对中国经济有一个全新的整体认识。这个目标应该说已经可以顺利完成了，因此，本文也可以结束了。这次算是侃了个痛快。
国内国际的事，大框架上总结展望得都差不多了。其实我主要是在解释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中国经济，让人有一个不偏离事实真相太远的了解，至少不会被一些离奇邪门耸人听闻的说法所迷惑。至于到底该怎么搞就能多快好省地发达了，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妙计，也不相信有人有这本事，到底怎幺办得“摸”，得交互式地“调控”。我也当不了大仙，不可能精确预测出一些具体的事如何发展，只有在有非常充足理由的时候才会作一些方向性的预测，如03年非典会出大事，去年底说铜价一定升。即使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拿具体的股票、债券、楼价之类的数据硬让我分析预测，我可能还不如随机选择的猴子。经济学家也高明不到哪去，经济学其实更多是一种“解释”型的经验科学。
但我确信，中国总体形势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中国走在正确的大方向上。这个大方向甚至不是指某些非常宏观的经济政策（如出口导向），而是对整个国家前进动力的整体感觉。一个字，就是“旺”，不可阻挡。具体的缺陷与问题大把，但政府正好是“问题驱动”的模式，确实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整个舆论环境非常适合正经讨论问题。具体的作法当然可议，象房地产新政之类的，显然毛病多多，七嘴八舌出主意挑毛病的很多。可是这种看上去闹烘烘乱糟糟的状态我以为相当好。虽然各种长中短期政策不会完美，但中国将在这种状态中不断调整不断进步。相反，我比较害怕那种高瞻远瞩“主义驱动型”的，中国的国情民情还是适合“问题驱动”。我们处于一个“群体智能”时期，各方面人但凡有些真知灼见，吵一通还是会起到正面作用，这样加总起来水平不会低。现在也有不少喜欢“主义驱动”的，在某些正确的见解里夹杂着大量荒唐甚至有害的观点，声称就它是正确的，别人是垃圾。好在整体舆论环境不错，明显错误的东西一通大吵，没有谁能一手遮天。
具体到经济发展上，我们解决了进出口问题，经济发展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积累下了大量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财富大头在政府手里，可以说处于待分配状态，势能很高。在国内财富分配环节上一通吵，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总会慢慢进步，就是用计划经济式的分配方法都可以。普通民众最好是抱着希望使劲闹，别丧失信心搞革命天下大乱就成。政府以前因为闷头猛干经济，新近才开搞“和谐”弄公平问题，经验少，所以多少显得有些笨拙，相信以后干多了会摸出些路数来。我对此也就是和大伙一样看热闹，不敢说有什么好主意。我个人不喜欢控诉式的正义文章，觉得没什幺意思，多半还有好多明显的常识错误，逻辑性成问题。但我以为社会舆论应该平衡，愤怒正义控诉式的文章多些不是问题，逻辑性差些也不是问题，有这类舆论提供道德压力是好事。只要其它类型的舆论观点也有生存空间，能够平衡补足社会舆论的逻辑性就行了。就怕正义人士不给其它类型活路，这就是相当糟糕的状态，国家遭了大难都不知该怪谁。
这并不是指表面上的言论自由，说的是全民族全社会的理性状态。全社会不理性了，言论自由不顶啥用。体现到政府层面，就是看非理性的“基本教义”有多少。以前伊拉克政权是“萨达姆说啥就是啥”，台湾民进党政府是“一切为了本土政权”，美国政府是“天大地大不如美国老大”，这都是非理性的基本教义。世界上这样的国家政权还有很多，很不好。中国改革开放前，得算是挺“基本教义”的一个政府，正常逻辑经常要扭着说，很麻烦。现在中国政府应该算不错的，“基本教义”少。不是说没有，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是一个，这是不是非理性，也不好说。但中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很少受到“基本教义”的干扰，连“民主”都不用顾忌，今后也会如此，是很大一个优势，特别是要转型的时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了，虽然看上去符合“多数人的选择”的“天理”，但我认为这就是个非理性的基本教义。从逻辑性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多数人的选择就更正确更合逻辑。“全社会建立在逻辑性基础上的充分讨论”这样的机制，比民主投票本身要有价值得多。台湾之所以搞成了劣质民主，就是因为光有投票制度，社会舆论却超级非理性大分裂，充斥着弱智操控煽动。也不是说蓝营就比绿营理性，当我看到台湾政客往台上一站说几句就冲底下群众大喊“你们说对不对”，就觉得这地方算完蛋了。相对来说，中国政府公报之类的宣传，虽然八股得非常没意思，但真正非理性的东西确实少。有一些中宣部式的传统套话要深究也是非理性的，但写的人看的人都缺省地忽略不计了。真正起实质作用的干货，都相当合逻辑。至少我看政府公文公报很少能看出其内在逻辑问题。有些有疑问，有时会怀疑是不是政府数据编漏了，象不少人疑惑为什幺投资消费净出口都增长10好几个百分点，GDP却只增10%。一通查找之后往往发现有很深背景，挺能增长知识的，真瞎编的少。
我们从内部组织状态，到外部环境，天时地利人和，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时期。比起前些年困难大的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准备看着中国的实力每个月这么不断壮大，飞机大炮可劲造，经济发展还一点不受影响。正如上节所述，这种消费主义的发展，也许是个邪恶的事，但中国没有选择，这个世界就得这么混。
本文结束了，但中国的官办经济会继续发展，让我们继续关注。
最新数据又出来了，2006年上半年经济增长是惊人的10.9%。经济学家们的眼镜又一次跌破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我对此毫不奇怪，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有趣的时代，作预测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仅在本文写作的这半年中，文中引用的经济数据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外汇储备9400亿成为世界第一已经有几个月了，年底达到万亿美元毫无悬念。去年爆发式的1000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今年上半年又增长50%，全年可能达到1500亿美元。政府财政收入2006年上半年继续高速增长，超过2万亿，顶三年前整年的。上半年央企利润3500亿，也在高速增长。政府的王牌经济数据都在疯狂增长，几乎是毫无道理一样地发展，所有人都料想不到。我认为已经足够说明，中国经济非常奇特，必须从全新的角度去观察分析。经验式模拟式的观察预测，多半会被中国经济的独特性所击败，这也是中国经济“怪异”的根源。其实不怪，只不过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不习惯。以后人们见多了，对中国经济的感觉也会变，中国经济的发展会成为经典案例，许多新概念会因此产生，一些老的“规律”会得到修正。无论是写正经论文，还是象我这样业余猛侃，都是很好的材料。
虽然本文已经相当长了，对中国经济各方面的讨论分析很广泛，某些方面谈得很深入，但仍然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可以分析。要扯下去几乎永远有得扯，一方面过去很多事现在来看有新意了，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局势也在高速演化，昨天今天明天一通扯，话题多得很。但是本文写作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扯某些具体的事好玩（我写过不少贴子专门扯这些具体的事），而是通过综述式框架式的分析，让读者对中国经济有一个全新的整体认识。这个目标应该说已经可以顺利完成了，因此，本文也可以结束了。这次算是侃了个痛快。
国内国际的事，大框架上总结展望得都差不多了。其实我主要是在解释看上去十分古怪的中国经济，让人有一个不偏离事实真相太远的了解，至少不会被一些离奇邪门耸人听闻的说法所迷惑。至于到底该怎么搞就能多快好省地发达了，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妙计，也不相信有人有这本事，到底怎幺办得“摸”，得交互式地“调控”。我也当不了大仙，不可能精确预测出一些具体的事如何发展，只有在有非常充足理由的时候才会作一些方向性的预测，如03年非典会出大事，去年底说铜价一定升。即使这样的机会也很少。拿具体的股票、债券、楼价之类的数据硬让我分析预测，我可能还不如随机选择的猴子。经济学家也高明不到哪去，经济学其实更多是一种“解释”型的经验科学。
但我确信，中国总体形势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中国走在正确的大方向上。这个大方向甚至不是指某些非常宏观的经济政策（如出口导向），而是对整个国家前进动力的整体感觉。一个字，就是“旺”，不可阻挡。具体的缺陷与问题大把，但政府正好是“问题驱动”的模式，确实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整个舆论环境非常适合正经讨论问题。具体的作法当然可议，象房地产新政之类的，显然毛病多多，七嘴八舌出主意挑毛病的很多。可是这种看上去闹烘烘乱糟糟的状态我以为相当好。虽然各种长中短期政策不会完美，但中国将在这种状态中不断调整不断进步。相反，我比较害怕那种高瞻远瞩“主义驱动型”的，中国的国情民情还是适合“问题驱动”。我们处于一个“群体智能”时期，各方面人但凡有些真知灼见，吵一通还是会起到正面作用，这样加总起来水平不会低。现在也有不少喜欢“主义驱动”的，在某些正确的见解里夹杂着大量荒唐甚至有害的观点，声称就它是正确的，别人是垃圾。好在整体舆论环境不错，明显错误的东西一通大吵，没有谁能一手遮天。
具体到经济发展上，我们解决了进出口问题，经济发展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积累下了大量财富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财富大头在政府手里，可以说处于待分配状态，势能很高。在国内财富分配环节上一通吵，会叫的孩子有奶吃，总会慢慢进步，就是用计划经济式的分配方法都可以。普通民众最好是抱着希望使劲闹，别丧失信心搞革命天下大乱就成。政府以前因为闷头猛干经济，新近才开搞“和谐”弄公平问题，经验少，所以多少显得有些笨拙，相信以后干多了会摸出些路数来。我对此也就是和大伙一样看热闹，不敢说有什么好主意。我个人不喜欢控诉式的正义文章，觉得没什幺意思，多半还有好多明显的常识错误，逻辑性成问题。但我以为社会舆论应该平衡，愤怒正义控诉式的文章多些不是问题，逻辑性差些也不是问题，有这类舆论提供道德压力是好事。只要其它类型的舆论观点也有生存空间，能够平衡补足社会舆论的逻辑性就行了。就怕正义人士不给其它类型活路，这就是相当糟糕的状态，国家遭了大难都不知该怪谁。
这并不是指表面上的言论自由，说的是全民族全社会的理性状态。全社会不理性了，言论自由不顶啥用。体现到政府层面，就是看非理性的“基本教义”有多少。以前伊拉克政权是“萨达姆说啥就是啥”，台湾民进党政府是“一切为了本土政权”，美国政府是“天大地大不如美国老大”，这都是非理性的基本教义。世界上这样的国家政权还有很多，很不好。中国改革开放前，得算是挺“基本教义”的一个政府，正常逻辑经常要扭着说，很麻烦。现在中国政府应该算不错的，“基本教义”少。不是说没有，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是一个，这是不是非理性，也不好说。但中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很少受到“基本教义”的干扰，连“民主”都不用顾忌，今后也会如此，是很大一个优势，特别是要转型的时候。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民主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了，虽然看上去符合“多数人的选择”的“天理”，但我认为这就是个非理性的基本教义。从逻辑性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多数人的选择就更正确更合逻辑。“全社会建立在逻辑性基础上的充分讨论”这样的机制，比民主投票本身要有价值得多。台湾之所以搞成了劣质民主，就是因为光有投票制度，社会舆论却超级非理性大分裂，充斥着弱智操控煽动。也不是说蓝营就比绿营理性，当我看到台湾政客往台上一站说几句就冲底下群众大喊“你们说对不对”，就觉得这地方算完蛋了。相对来说，中国政府公报之类的宣传，虽然八股得非常没意思，但真正非理性的东西确实少。有一些中宣部式的传统套话要深究也是非理性的，但写的人看的人都缺省地忽略不计了。真正起实质作用的干货，都相当合逻辑。至少我看政府公文公报很少能看出其内在逻辑问题。有些有疑问，有时会怀疑是不是政府数据编漏了，象不少人疑惑为什幺投资消费净出口都增长10好几个百分点，GDP却只增10%。一通查找之后往往发现有很深背景，挺能增长知识的，真瞎编的少。
我们从内部组织状态，到外部环境，天时地利人和，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时期。比起前些年困难大的局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准备看着中国的实力每个月这么不断壮大，飞机大炮可劲造，经济发展还一点不受影响。正如上节所述，这种消费主义的发展，也许是个邪恶的事，但中国没有选择，这个世界就得这么混。
本文结束了，但中国的官办经济会继续发展，让我们继续关注。
值得一看，虽然长文章容易靠字数掩盖自己的偏颇。
原帖由 雷神帝释天 于 2006-8-28 10:42 发表
值得一看，虽然长文章容易靠字数掩盖自己的偏颇。
因为字数多了可以用1万字来稀释原来如果要用10个字来说肯定被人反驳的句子
没怎么去看
计划经济 国有企业
现在都在转形呢！！！
国有企业有的破产变现 有的股份经营。有的资产上市出售！！！
计划经济 国有企业
现在都在转形呢！！！
国有企业有的破产变现 有的股份经营。有的资产上市出售！！！
晕啊，没什么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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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觉得有些还是挺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