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要硬气”之说 忽视了国情【转自《鼎盛军事》】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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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日前在出席广东省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时表示，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谈到当下时有出现的“最牛钉子户”，龙永图认为，要平等协商但不能要价过高。他认为，有些钉子户要价过高，不光要房价还要地价，而地是国家所有的，因此政府要以人为本、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龙永图先生曾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首席代表，如今还主持着一个国际论坛，可能一年到头在天上飞的机会多了，渐渐地对于民间事有些生疏了，因此对当下的中国国情也有些雾里看花了。

　　就在龙永图先生发表“要硬气”言论的同一天，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大楼被焚。7月5日，陕西府谷县也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两者都是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借机“起哄”，迅速在陌生群众中形成一呼百应的“广场效应”，而且矛头直指地方政府和警察机构。

　　谁都知道，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暴力冲击政府机关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但为什么那些在某个具体案件中无直接相关利益的人们不惜铤而走险甚至“舍身”去做一件对自己丝毫无利的事情？答案诚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作风粗暴，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导致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曾在《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见《凤凰周刊》2005年第29期)一文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也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增加了四倍多。公安部在最近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赴省进京下访时指出，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明显增多，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明显加大。

　　在这样的“转型年代”，舒解民怨的根本办法恐怕不是政府对“刁民”要硬气，而是相反，要采取有力手段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传统的个案解决的法律手段恐怕都已经不够用了，为何？积怨太多、太深，个案解决太慢；而且司法通常还受制于地方党政机构，难以完全中立，弄不好旧怨未了，新怨又结。瓮案事件采取的办法，就是用政治解决之道先迅速平息事端：既追究打砸烧人员的责任，更追究当地党政官员的责任，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政委、局长一应被免职。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反思瓮安事件时深刻指出：“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这其实告诉人们，政府和警察在处理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时“退一步海阔天空”。而龙永图先生的“要硬气”，则是朝着相反的路径。也许在龙先生的眼里，过去的政府面对拆迁户总是“心太软”。但我们视野所及，看到更多的是各地政府普遍的“土地财政”，是一夜暴富赚钱、赚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开发商，是“刁民”和“钉子户”们被拆得倾家荡产甚至丢掉性命，却何曾见过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被“刁民”和“钉子户”搞得亏本甚至破产。

　　在我看来，征地、拆迁业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激发因素之一。据7月4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密云李各庄村村民王再英因不愿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活活打死在自家房前。还有多家媒体报道，为了敦促拆迁，开封市让相关公职人员一律去做亲属的工作，否则停薪停职。就在昨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某地旧村改造，某村长在未与多数村民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带领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把赤手空拳的村民打出家门，强拆房屋，有老人也挨毒打，有青年人被打得不省人事。“哪个地方拆迁不死人？”这是山东菏泽某商品房开发项目中，因强制拆迁等问题引发了上吊自尽事件后，当地一位官员相当“硬气”的话，无意中泄露了当下的一个“重要秘密”。如果这些才算“硬气”，那社会矛盾只会越积越多，越积越深，类似瓮安事件的悲剧岂不还会上演？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啊！（文/童大焕）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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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日前在出席广东省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时表示，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谈到当下时有出现的“最牛钉子户”，龙永图认为，要平等协商但不能要价过高。他认为，有些钉子户要价过高，不光要房价还要地价，而地是国家所有的，因此政府要以人为本、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龙永图先生曾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首席代表，如今还主持着一个国际论坛，可能一年到头在天上飞的机会多了，渐渐地对于民间事有些生疏了，因此对当下的中国国情也有些雾里看花了。

　　就在龙永图先生发表“要硬气”言论的同一天，6月28日，贵州瓮安县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当地党委、政府和公安局大楼被焚。7月5日，陕西府谷县也发生了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两者都是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借机“起哄”，迅速在陌生群众中形成一呼百应的“广场效应”，而且矛头直指地方政府和警察机构。

　　谁都知道，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暴力冲击政府机关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但为什么那些在某个具体案件中无直接相关利益的人们不惜铤而走险甚至“舍身”去做一件对自己丝毫无利的事情？答案诚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事件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一些干部作风粗暴，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导致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曾在《治理群体性事件需要宪政新思维》(见《凤凰周刊》2005年第29期)一文中指出：根据公安部门披露的数据，群体性事件数量从1994年的一万多起上升到2004年的七万四千多起，增加了六倍多，参与人数也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增加了四倍多。公安部在最近要求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赴省进京下访时指出，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明显增多，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明显加大。

　　在这样的“转型年代”，舒解民怨的根本办法恐怕不是政府对“刁民”要硬气，而是相反，要采取有力手段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传统的个案解决的法律手段恐怕都已经不够用了，为何？积怨太多、太深，个案解决太慢；而且司法通常还受制于地方党政机构，难以完全中立，弄不好旧怨未了，新怨又结。瓮案事件采取的办法，就是用政治解决之道先迅速平息事端：既追究打砸烧人员的责任，更追究当地党政官员的责任，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政委、局长一应被免职。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反思瓮安事件时深刻指出：“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这其实告诉人们，政府和警察在处理社会矛盾尤其是官民矛盾时“退一步海阔天空”。而龙永图先生的“要硬气”，则是朝着相反的路径。也许在龙先生的眼里，过去的政府面对拆迁户总是“心太软”。但我们视野所及，看到更多的是各地政府普遍的“土地财政”，是一夜暴富赚钱、赚得自己都不好意思的开发商，是“刁民”和“钉子户”们被拆得倾家荡产甚至丢掉性命，却何曾见过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被“刁民”和“钉子户”搞得亏本甚至破产。

　　在我看来，征地、拆迁业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激发因素之一。据7月4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密云李各庄村村民王再英因不愿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活活打死在自家房前。还有多家媒体报道，为了敦促拆迁，开封市让相关公职人员一律去做亲属的工作，否则停薪停职。就在昨天，我还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某地旧村改造，某村长在未与多数村民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带领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把赤手空拳的村民打出家门，强拆房屋，有老人也挨毒打，有青年人被打得不省人事。“哪个地方拆迁不死人？”这是山东菏泽某商品房开发项目中，因强制拆迁等问题引发了上吊自尽事件后，当地一位官员相当“硬气”的话，无意中泄露了当下的一个“重要秘密”。如果这些才算“硬气”，那社会矛盾只会越积越多，越积越深，类似瓮安事件的悲剧岂不还会上演？这可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啊！（文/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