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之前 张学良的另一次未遂兵谏

2008年06月13日 09:54老年文摘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富有反叛精神的张学良早在9年前就曾酝酿过一次兵谏。
1927年春，盘踞在长江流域的孙传芳、吴佩孚等大军阀被南方的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北逃窜，投靠“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决定派长子张学良统率奉军三、四方面军精锐进入河南，对抗北伐军。
然而奉军远非北伐军的对手。一向主张“息内争、御外侮”的张学良无心再战，决心谋求南北妥协，结束内战。一天，张学良对心腹葛光庭说:“这仗不能再打了，打赢、打输都是中国人吃亏，日本人还在打我们东北老家的主意哩。所以我打算撤军。老帅(即张作霖)可能不会同意。你先拿我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总司令，就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愿意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是请他们给我一点时间，容我慢慢劝说老帅。”葛光庭很快秘密南下，与北伐军的将领进行和平谈判。
但葛光庭方面迟迟没有回音，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劝说张作霖罢兵休战，也无结果。为了阻止进一步的同室操戈，一个大胆的计划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一天，张学良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密令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等心腹将领到河南新乡开会。人员一到齐，张学良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领教了北伐军的厉害，再打下去对我们也没好处。你们也知道我是反对打内战的。老帅想武力统一中国，做大总统，我看是白日做梦。这都是杨宇霆这个狗头军师出的馊主意。你们看，奉军一直打到了河南，可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县长都派不出去。我们的县长都是贪官污吏，只知道刮地皮，整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到处都是土匪，这都是被我们奉军逼出来的。”
邹作华等人心里早有厌战情绪，当即表示:“请军团长明示。”张学良感叹地说:“最近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老郭的主张对。现在要想停止内战只有以武力逼老帅停战。”
张学良所说的“老郭”就是他的老师，原奉军精锐三、四方面军的副军团长——郭松龄。1925年底，为反对张作霖扩大内战，郭松龄以“停止内战”、“开发东北，造富桑梓”相号召，在河北滦州发动起义，统帅三、四方面军回师东北，企图推翻张作霖的统治，但不幸兵败身亡。当时张学良虽然同意郭的观点，但拘于“子不悖父”的封建伦理，最后还是帮助其父平息了这次起义。此后，张作霖仍不醒悟，在狗头军师杨宇霆的怂恿下，继续扩大内战。因此张学良一想起此事，就对镇压郭松龄起义深感后悔，感觉对不住郭松龄，对不起东北老百姓。
张学良虽然在上次事变中最终站在父亲一边，但对参与起义的邹作华等将领概不追究，深得奉军上下的一致拥戴和信任。参加这次新乡会议的邹作华等人当即表示:“一切听从军团长的指挥！誓死追随军团长！”随后，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主要目标是逼张作霖停战。根据曾参与此事的高仁绂回忆，当时主要部署如下:公推镇威上将军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奉、吉、黑、热、察、直、鲁、豫八省军队起义；公推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率领晋绥军起义。孙传芳负责消灭张宗昌在山东的军队，张学良负责消灭张宗昌在河北的军队。高仁绂则指挥在北京附近15个奉军步兵和炮兵团，消灭张宗昌在京津地区的军队。如果张作霖仍然不采纳张学良的建议，高仁绂即率奉军包围张作霖居住的顺承王府，切断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和交通，但不能向王府开炮。行动具体时间等候张学良的命令。
从这个部署来看，当时京畿警备区的高仁绂所负责任最大，承担的风险也最大。张学良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高仁绂及其族兄高纪毅均是郭松龄和自己的旧部，也参加过滦州起义，自己对他也有不杀之恩。但不知为什么，张学良把孙传芳这个老军阀也拉了进来。
会后，张学良专门派邹作华去向高仁绂传达指示。高一听说还要造反，当场表示拒绝。他说:“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与郭茂宸联合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随，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这一次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邹作华只好耐心解释道:“这次是军团长个人负责，决无意外的变化。从今天起，你只接受军团长一个人的命令，任何人的命令你都不要接受。”为了让高放心，邹作华还当场写下字据，盖上印章，交给高仁绂。
高仁绂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向邹保证，愿对北京兵谏负绝对的责任。邹作华大喜过望，当即返回新乡向张学良汇报。
这时北京地区的奉军、宪兵和警察的负责人也先后收到张学良的命令:绝对听从高仁绂指挥。高仁绂也开始进行起义前的部署工作，接受西直门的警戒工作，又借口在北京城郊区进行局部军演习，逐渐形成对北京城的包围。
眼看兵谏时机越来越成熟，张学良却因封建伦理的影响，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年10月，正当高仁绂因迟迟得不到张学良的指示而寝食难安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张学良副官的电话:“军团长已经到了北京，叫你马上来！”高当即赶往张学良在新建胡同的公馆。在门口正巧遇上奉召前来的邹作华。邹作华神秘地对高说:“计划变更，停止演习。”直到此时，高仁绂才如释重负，马上通知部属停止演习，部队回营房待命。张学良响应北伐军而策划起义的兵谏就这样流产了。
根据高仁绂后来的回忆，这次兵谏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张学良的犹豫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本同意新乡计划的孙传芳背信弃义，向张作霖告了密。张作霖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痛骂一顿。但对参与谋划的人并没有追究。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接管东北大权，对邹作华、高仁绂、高纪毅都委以重任。这三人都忠实执行了张学良的铸剑为犁的政策，为东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至于坏了张学良大事的孙传芳，在张学良处死杨宇霆不久，担心张学良找他算账，从沈阳逃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大连，作了寓公。
对于这次兵谏，当时只有张学良和几个心腹等少数人知道，一些人虽然也有耳闻，大多不敢相信。天下哪有儿子反父亲的呀！但是熟悉张学良性格的人都知道，张学良做事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把蒋介石抓了起来，逼其联共抗日，就是证明。而且张学良正是吸取了第一次未遂兵谏的教训，才使西安兵谏做得天衣无缝，取得成功。2008年06月13日 09:54老年文摘
大家都知道张学良在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富有反叛精神的张学良早在9年前就曾酝酿过一次兵谏。
1927年春，盘踞在长江流域的孙传芳、吴佩孚等大军阀被南方的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向北逃窜，投靠“东北王”张作霖。张作霖决定派长子张学良统率奉军三、四方面军精锐进入河南，对抗北伐军。
然而奉军远非北伐军的对手。一向主张“息内争、御外侮”的张学良无心再战，决心谋求南北妥协，结束内战。一天，张学良对心腹葛光庭说:“这仗不能再打了，打赢、打输都是中国人吃亏，日本人还在打我们东北老家的主意哩。所以我打算撤军。老帅(即张作霖)可能不会同意。你先拿我的亲笔信交给蒋介石总司令，就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愿意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但是请他们给我一点时间，容我慢慢劝说老帅。”葛光庭很快秘密南下，与北伐军的将领进行和平谈判。
但葛光庭方面迟迟没有回音，张学良一次又一次劝说张作霖罢兵休战，也无结果。为了阻止进一步的同室操戈，一个大胆的计划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一天，张学良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密令奉军炮兵司令邹作华等心腹将领到河南新乡开会。人员一到齐，张学良就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领教了北伐军的厉害，再打下去对我们也没好处。你们也知道我是反对打内战的。老帅想武力统一中国，做大总统，我看是白日做梦。这都是杨宇霆这个狗头军师出的馊主意。你们看，奉军一直打到了河南，可我们连一个像样的县长都派不出去。我们的县长都是贪官污吏，只知道刮地皮，整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到处都是土匪，这都是被我们奉军逼出来的。”
邹作华等人心里早有厌战情绪，当即表示:“请军团长明示。”张学良感叹地说:“最近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老郭的主张对。现在要想停止内战只有以武力逼老帅停战。”
张学良所说的“老郭”就是他的老师，原奉军精锐三、四方面军的副军团长——郭松龄。1925年底，为反对张作霖扩大内战，郭松龄以“停止内战”、“开发东北，造富桑梓”相号召，在河北滦州发动起义，统帅三、四方面军回师东北，企图推翻张作霖的统治，但不幸兵败身亡。当时张学良虽然同意郭的观点，但拘于“子不悖父”的封建伦理，最后还是帮助其父平息了这次起义。此后，张作霖仍不醒悟，在狗头军师杨宇霆的怂恿下，继续扩大内战。因此张学良一想起此事，就对镇压郭松龄起义深感后悔，感觉对不住郭松龄，对不起东北老百姓。
张学良虽然在上次事变中最终站在父亲一边，但对参与起义的邹作华等将领概不追究，深得奉军上下的一致拥戴和信任。参加这次新乡会议的邹作华等人当即表示:“一切听从军团长的指挥！誓死追随军团长！”随后，张学良决定发动兵谏，主要目标是逼张作霖停战。根据曾参与此事的高仁绂回忆，当时主要部署如下:公推镇威上将军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奉、吉、黑、热、察、直、鲁、豫八省军队起义；公推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率领晋绥军起义。孙传芳负责消灭张宗昌在山东的军队，张学良负责消灭张宗昌在河北的军队。高仁绂则指挥在北京附近15个奉军步兵和炮兵团，消灭张宗昌在京津地区的军队。如果张作霖仍然不采纳张学良的建议，高仁绂即率奉军包围张作霖居住的顺承王府，切断王府同外界的一切通信联络和交通，但不能向王府开炮。行动具体时间等候张学良的命令。
从这个部署来看，当时京畿警备区的高仁绂所负责任最大，承担的风险也最大。张学良之所以选中他，是因为高仁绂及其族兄高纪毅均是郭松龄和自己的旧部，也参加过滦州起义，自己对他也有不杀之恩。但不知为什么，张学良把孙传芳这个老军阀也拉了进来。
会后，张学良专门派邹作华去向高仁绂传达指示。高一听说还要造反，当场表示拒绝。他说:“郭茂宸(郭松龄字茂宸)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与郭茂宸联合下的命令，我才誓死追随，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这一次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邹作华只好耐心解释道:“这次是军团长个人负责，决无意外的变化。从今天起，你只接受军团长一个人的命令，任何人的命令你都不要接受。”为了让高放心，邹作华还当场写下字据，盖上印章，交给高仁绂。
高仁绂实在推托不过，只好向邹保证，愿对北京兵谏负绝对的责任。邹作华大喜过望，当即返回新乡向张学良汇报。
这时北京地区的奉军、宪兵和警察的负责人也先后收到张学良的命令:绝对听从高仁绂指挥。高仁绂也开始进行起义前的部署工作，接受西直门的警戒工作，又借口在北京城郊区进行局部军演习，逐渐形成对北京城的包围。
眼看兵谏时机越来越成熟，张学良却因封建伦理的影响，迟迟下不了决心。这年10月，正当高仁绂因迟迟得不到张学良的指示而寝食难安的时候，他突然接到张学良副官的电话:“军团长已经到了北京，叫你马上来！”高当即赶往张学良在新建胡同的公馆。在门口正巧遇上奉召前来的邹作华。邹作华神秘地对高说:“计划变更，停止演习。”直到此时，高仁绂才如释重负，马上通知部属停止演习，部队回营房待命。张学良响应北伐军而策划起义的兵谏就这样流产了。
根据高仁绂后来的回忆，这次兵谏失败的主要原因除了张学良的犹豫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本同意新乡计划的孙传芳背信弃义，向张作霖告了密。张作霖勃然大怒，把张学良叫去痛骂一顿。但对参与谋划的人并没有追究。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接管东北大权，对邹作华、高仁绂、高纪毅都委以重任。这三人都忠实执行了张学良的铸剑为犁的政策，为东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至于坏了张学良大事的孙传芳，在张学良处死杨宇霆不久，担心张学良找他算账，从沈阳逃到日本人统治下的大连，作了寓公。
对于这次兵谏，当时只有张学良和几个心腹等少数人知道，一些人虽然也有耳闻，大多不敢相信。天下哪有儿子反父亲的呀！但是熟悉张学良性格的人都知道，张学良做事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把蒋介石抓了起来，逼其联共抗日，就是证明。而且张学良正是吸取了第一次未遂兵谏的教训，才使西安兵谏做得天衣无缝，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