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声泪俱下与蒋争辩3小时

2015-06-03 08:07:0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dlei
核心提示：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
编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再版。书中第二章第五节记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驾驶军用飞机赴西安与蒋介石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会谈进行中，两人产生激烈的争辩，张学良更是声泪俱下细数各种利弊，这样，蒋、张之间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现对该书相关章节内容摘编如下：
1936年12月上旬，古城西安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双方都力图改变对方的主张。
12月1日晚，远在武汉的东北人士王化一从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处得悉：何在洛阳为蒋祝寿时，曾在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办公室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电，“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使与共党与杨部隔离等语”，王化一得悉后立即用“华密”电报告了张学良，要其警惕。张、杨为此曾多次密商对策。据张学良说，当时他们有三个办法：（一）和委员长告别，辞职走开，到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二）对蒋作口头诤谏，希望在最后一刻改变蒋的主张；（三）“硬干”，类似兵谏的办法。
12月2日，张学良驾驶军用飞机去洛阳见蒋介石，以观察形势。12月3日，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谏，又遭到训斥，蒋命令张、杨立即率部开赴反共前线，对红军“作彻底的处理和根本的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乘车抵西安，张学良同车随行。蒋介石以华清池为临时行辕。他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陈绍承、朱绍良、卫立煌等，也陆续齐集古城西安。
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东北军的将领，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但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这时，蒋介石已看出再使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
这样，蒋、张之间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都对对方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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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70年前，侵略者的铁蹄下，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中华儿女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共赴国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正气浩歌。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以其历史担当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广东军民进行了顽强的奋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从今日起，南方日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家国七十载 山河寸寸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第一个系列，是与省档案局联合推出的“先辈的抗战”。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大量广东的抗日将士及其后人，整理使用了广东省档案局多年来保存的珍贵资料图片和口述记录。
尽管硝烟已经散去，但那抗战的一幕幕场景依然鲜活，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979年，杭州岳飞墓庙迎来自1918年大修后的一次全面整修。那年10月，82岁的叶剑英为岳飞墓庙题写匾额“心昭天日”，高悬正殿。
“父亲把岳飞当作学习的楷模。”4月28日是叶剑英诞辰118周年纪念日，当日，他的次女叶向真在北京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叶向真说：“父亲从小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祖国和人民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人生道路中几次重大的抉择，都是非常正确的。”
叶向真从出生到上大学，一直在叶帅身边。回忆起父亲，她十分感慨地说，父亲等革命先辈们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在革命中奉献青春，献出生命。现在社会的年轻人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革命先辈正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投笔从戎
民族危难之际报效祖国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4月28日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堡下虎形村一户小商人家庭。如今，虎形山下的叶剑英纪念馆和叶帅故居不时迎来参观的人们。在纪念馆大厅叶剑英铜像前，常有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纪念馆中叶帅铜像身后，是黄河壶口瀑布巨型油画，展现这位开国元帅“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丰功伟绩。虽然战场上的硝烟已散尽，但叶帅的精神依然影响着后人。
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叶剑英5岁就到私塾念书，11岁进入离家十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那时他的学习成绩是几个班里最拔尖的。1916年春，叶剑英出洋谋生，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妄图卖国称帝，引发护国运动。
叶向真说，当时父亲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学教国文，本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云南陆军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招募学兵后，毅然投笔从戎，于1917年来到讲武堂学炮兵，毕业获得陆军炮兵少尉军衔。
叶向真说，讲武堂希望他再回南洋，帮助招考一些侨生，可是父亲却一心要跟着孙中山。“立志报效祖国”对父亲来说，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把自己一生交给祖国和人民的人生抉择。父亲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把岳飞当作学习的楷模，为了祖国和人民，父亲可以断头，可以流血牺牲。
秘赴西安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升级，华北、全国面临危亡之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叶剑英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在其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叶向真说，那段时间，父亲多次秘密到张学良公馆，就联蒋抗日、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作战、整顿改造部队等事务进行会谈。他经常和张学良谈论国事，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国共应该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对此，张学良也表现得很坚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全力支持，拟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协商大计。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几天后，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应张学良的请求，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那些日子，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
叶向真说，张学良在华清池抓了蒋介石之后，父亲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蒋介石动员过来，开展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跟张学良说，很多国民党将领听蒋介石的话，他回南京之后，可以团结相当多的力量。
统一战线
求同存异争取广泛支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10月3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后来到武汉、重庆，叶剑英也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并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做了很多关于海外华侨的工作。
叶向真说，父亲接触和谈判的对象，很多都是他在黄埔军校时期聘请的教官或是招收的学生。父亲在他们中间有比较高的声望，谈判起来也有优势，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统战对象，他非常注意技巧，求同存异，争取广泛支持。
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返回延安。从这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重要岗位上运筹帷幄，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他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主持战略问题研究会，制订战略行动方案。
叶向真说，当时在延安，孩子们可以从大人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那时父亲非常忙，要处理的文件一摞一摞的。在难得的休息间隙，他特别喜欢读古诗词。他比较好客，也比较健谈，他向中外记者团作报告，并与美军观察组交朋友。他很懂得外交的相处之道，既善于坚持原则，又有具体方式的灵活性，让对方愉快。
■人物档案
叶剑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
少年时，叶剑英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他1916年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并于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和我军驻南京代表。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
叶剑英是一位紧跟时代前进的巨人。在89年的生命里，他两次力挽狂澜，在长征途中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在粉碎“四人帮”时又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向真：父亲后悔没来得及拦住张学良
■对话
南方日报：从叶帅给您取的名字来看，他希望后辈成为什么样的人？
叶向真：父亲给我取名为“向真”，就是寓意“永远面向真理”。这正是他的期望，希望子孙后代都要做到这样的要求。这也是他给我的定位。人的一生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面向真理。他给我大哥起名，因为是“选”字辈，就取名为“选平”，意思是要世界和平。父亲从名字上教育后代，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南方日报：叶帅有没有跟您提过“西安事变”时发生的事情？
叶向真：父亲后来一直很后悔，当时没来得及拦住张学良，让他别跟蒋介石去南京。张学良放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答应抗战，坐飞机要回南京去了。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叶帅报告。周恩来和我父亲马上坐汽车追到机场，想告诉张学良不要上飞机。若跟着回去，蒋介石肯定要拿他出气，不会轻易放了他。当周恩来和我父亲赶到机场时已经晚了，张学良已经跟着蒋介石上飞机升空了。果不其然，张学良后来一直被蒋介石软禁。（记者 李强）
（2015-05-11 08:50:00）
【延伸阅读】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
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
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
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王海晨 作者为温州大学教授）
阅读延伸
“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为使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整理和出版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此聘请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了“‘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历经6年多的整理、编辑，2014年8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终于问世。
（2014-12-15 10:42:00）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603/804018.shtml2015-06-03 08:07:00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dlei
核心提示：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
编者按：近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再版。书中第二章第五节记述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驾驶军用飞机赴西安与蒋介石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会谈进行中，两人产生激烈的争辩，张学良更是声泪俱下细数各种利弊，这样，蒋、张之间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现对该书相关章节内容摘编如下：
1936年12月上旬，古城西安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双方都力图改变对方的主张。
12月1日晚，远在武汉的东北人士王化一从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处得悉：何在洛阳为蒋祝寿时，曾在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办公室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电，“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使与共党与杨部隔离等语”，王化一得悉后立即用“华密”电报告了张学良，要其警惕。张、杨为此曾多次密商对策。据张学良说，当时他们有三个办法：（一）和委员长告别，辞职走开，到东北做义勇军工作；（二）对蒋作口头诤谏，希望在最后一刻改变蒋的主张；（三）“硬干”，类似兵谏的办法。
12月2日，张学良驾驶军用飞机去洛阳见蒋介石，以观察形势。12月3日，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谏，又遭到训斥，蒋命令张、杨立即率部开赴反共前线，对红军“作彻底的处理和根本的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乘车抵西安，张学良同车随行。蒋介石以华清池为临时行辕。他的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陈绍承、朱绍良、卫立煌等，也陆续齐集古城西安。
抵达西安之后，蒋介石连续接见东北军的将领，企图使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但遇到许多不合作的反应。有些东北军将领对他说：“我的母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的两个兄弟和姐妹惨死在东北家乡。……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亲的身体，尸体至今未埋，仍做他乡之鬼……”这时，蒋介石已看出再使东北军进行“剿共”战争已没有什么希望了，开始认识到东北军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在发动最后的“剿共”战役之前，必须解决这一问题。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
这样，蒋、张之间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开化了。结果，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都对对方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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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一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
70年前，侵略者的铁蹄下，山河破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中华儿女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共赴国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正气浩歌。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以其历史担当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广东军民进行了顽强的奋战。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从今日起，南方日报推出大型系列报道“家国七十载 山河寸寸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第一个系列，是与省档案局联合推出的“先辈的抗战”。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大量广东的抗日将士及其后人，整理使用了广东省档案局多年来保存的珍贵资料图片和口述记录。
尽管硝烟已经散去，但那抗战的一幕幕场景依然鲜活，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979年，杭州岳飞墓庙迎来自1918年大修后的一次全面整修。那年10月，82岁的叶剑英为岳飞墓庙题写匾额“心昭天日”，高悬正殿。
“父亲把岳飞当作学习的楷模。”4月28日是叶剑英诞辰118周年纪念日，当日，他的次女叶向真在北京接受南方日报专访。
叶向真说：“父亲从小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时，祖国和人民需要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人生道路中几次重大的抉择，都是非常正确的。”
叶向真从出生到上大学，一直在叶帅身边。回忆起父亲，她十分感慨地说，父亲等革命先辈们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他们在革命中奉献青春，献出生命。现在社会的年轻人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革命先辈正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投笔从戎
民族危难之际报效祖国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1897年4月28日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堡下虎形村一户小商人家庭。如今，虎形山下的叶剑英纪念馆和叶帅故居不时迎来参观的人们。在纪念馆大厅叶剑英铜像前，常有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手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纪念馆中叶帅铜像身后，是黄河壶口瀑布巨型油画，展现这位开国元帅“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的丰功伟绩。虽然战场上的硝烟已散尽，但叶帅的精神依然影响着后人。
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叶剑英5岁就到私塾念书，11岁进入离家十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学堂住校读书，那时他的学习成绩是几个班里最拔尖的。1916年春，叶剑英出洋谋生，经汕头、香港、新加坡，到达马来西亚怡堡的伯父家里。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妄图卖国称帝，引发护国运动。
叶向真说，当时父亲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学教国文，本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云南陆军讲武堂派人到马来西亚招募学兵后，毅然投笔从戎，于1917年来到讲武堂学炮兵，毕业获得陆军炮兵少尉军衔。
叶向真说，讲武堂希望他再回南洋，帮助招考一些侨生，可是父亲却一心要跟着孙中山。“立志报效祖国”对父亲来说，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把自己一生交给祖国和人民的人生抉择。父亲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把岳飞当作学习的楷模，为了祖国和人民，父亲可以断头，可以流血牺牲。
秘赴西安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上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升级，华北、全国面临危亡之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6年7月，张学良与中共代表密谈，磋商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联合抗日的“西北国防政府”。中共中央应张学良的要求，决定派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密赴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叶剑英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在其亲信、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叶向真说，那段时间，父亲多次秘密到张学良公馆，就联蒋抗日、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作战、整顿改造部队等事务进行会谈。他经常和张学良谈论国事，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国共应该同仇敌忾，共同抗日。对此，张学良也表现得很坚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事变当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毛泽东、周恩来等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全力支持，拟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协商大计。周恩来到达西安的几天后，叶剑英也赶到西安。应张学良的请求，经中央批准，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那些日子，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
叶向真说，张学良在华清池抓了蒋介石之后，父亲执行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把蒋介石动员过来，开展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父亲跟张学良说，很多国民党将领听蒋介石的话，他回南京之后，可以团结相当多的力量。
统一战线
求同存异争取广泛支持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10月3日，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时期，叶剑英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后来到武汉、重庆，叶剑英也站在同国民党谈判交涉的第一线，并同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救民的大事，做了很多关于海外华侨的工作。
叶向真说，父亲接触和谈判的对象，很多都是他在黄埔军校时期聘请的教官或是招收的学生。父亲在他们中间有比较高的声望，谈判起来也有优势，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统战对象，他非常注意技巧，求同存异，争取广泛支持。
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返回延安。从这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重要岗位上运筹帷幄，成为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审时度势、精心运筹，是叶剑英多年来从事参谋部领导工作的一大特点。他参与中央军委对日作战的指挥，主持战略问题研究会，制订战略行动方案。
叶向真说，当时在延安，孩子们可以从大人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那时父亲非常忙，要处理的文件一摞一摞的。在难得的休息间隙，他特别喜欢读古诗词。他比较好客，也比较健谈，他向中外记者团作报告，并与美军观察组交朋友。他很懂得外交的相处之道，既善于坚持原则，又有具体方式的灵活性，让对方愉快。
■人物档案
叶剑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
少年时，叶剑英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他1916年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并于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和我军驻南京代表。
1941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我军对日作战。
叶剑英是一位紧跟时代前进的巨人。在89年的生命里，他两次力挽狂澜，在长征途中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在粉碎“四人帮”时又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向真：父亲后悔没来得及拦住张学良
■对话
南方日报：从叶帅给您取的名字来看，他希望后辈成为什么样的人？
叶向真：父亲给我取名为“向真”，就是寓意“永远面向真理”。这正是他的期望，希望子孙后代都要做到这样的要求。这也是他给我的定位。人的一生要追求的是什么？就是面向真理。他给我大哥起名，因为是“选”字辈，就取名为“选平”，意思是要世界和平。父亲从名字上教育后代，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南方日报：叶帅有没有跟您提过“西安事变”时发生的事情？
叶向真：父亲后来一直很后悔，当时没来得及拦住张学良，让他别跟蒋介石去南京。张学良放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答应抗战，坐飞机要回南京去了。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一起乘飞机。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叶帅报告。周恩来和我父亲马上坐汽车追到机场，想告诉张学良不要上飞机。若跟着回去，蒋介石肯定要拿他出气，不会轻易放了他。当周恩来和我父亲赶到机场时已经晚了，张学良已经跟着蒋介石上飞机升空了。果不其然，张学良后来一直被蒋介石软禁。（记者 李强）
（2015-05-11 08:50:00）
【延伸阅读】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
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
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
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王海晨 作者为温州大学教授）
阅读延伸
“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达五十余年。张学良解禁后，多家媒体和出版机构先后出版了一些名为张学良口述的文章和书籍。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是张学良一生所做的口述回忆中时间最长、工程最为浩大、最有系统的。不仅涵盖了张学良的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宗教、哲学诸方面。
为使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发挥应有的作用，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授权，圣智学习集团和日本雄松堂联合当代中国出版社整理和出版这一口述历史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为此聘请十余位民国史和张学良研究专家、学者组成了“‘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整理与编辑委员会”。历经6年多的整理、编辑，2014年8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终于问世。
（2014-12-15 10: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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