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从12军的文革经历看文革大动乱（转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6 16:49:43
从12军的文革经历看文革大动乱（转贴）
（注：转自开国少将李德生的回忆。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要紧急召见李德生？李德生在安徽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因此，李德生随后即接替被打倒的肖华跃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党的副主席，。。。。。）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从12军的文革经历看文革大动乱（转贴）
（注：转自开国少将李德生的回忆。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要紧急召见李德生？李德生在安徽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因此，李德生随后即接替被打倒的肖华跃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党的副主席，。。。。。）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
（注：转自开国少将李德生的回忆。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要紧急召见李德生？李德生在安徽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因此，李德生随后即接替被打倒的肖华跃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党的副主席，。。。。。）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从12军的文革经历看文革大动乱（转贴）
（注：转自开国少将李德生的回忆。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要紧急召见李德生？李德生在安徽到底干了些什么事？因此，李德生随后即接替被打倒的肖华跃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办事组成员、党的副主席，。。。。。）
1966年初夏，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全面发动了一场动乱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期，我们12军驻守苏北地区，按照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要求，负责江苏淮阴、盐城地区的“三支两军”工作。尽管当时我们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严格按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深入群众，宣传教育群众，派出部队保护银行、重要仓库和国家机密档案，经过一系列工作，当地的群众组织没有形成两派严重对立和严重武斗局面。部队内部团结，上下统一，思想稳定，没有陷入到地方派性之中。
1967年夏季，正当我们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到工厂支工、农村支农，组织学生学军，进一步稳定局势的时候，突然接到南京军区的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我于7月28日赶到北京，受领“三支两军”的新任务，并告诉我，去北京的专机已经在盐城空军机场等候。我向军里其他领导同志通报后，立即乘车赶赴盐城。由于当时没有具体谈到执行什么样的“三支两军”任务，车子快速地往前奔跑，我的脑子也紧张地转动思考，为什么这样紧急，而且是周总理亲自召见。过去部队执行任务，一般都是逐级下达，这次到中央直接受领任务，我左思右想，感到非同一般。即使“文革”开始后，中央直接向一个军布置任务，也很少听说。到了盐城空军机场，见到安徽省军区司令员严光已在那里，他奉命和我同机去北京。这时，我已基本上明确可能要到安徽“三支两军”。飞机上与严光同志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文革”以来的一些复杂、严重的情况。这使我联想到对整个“文革”的看法，上面一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越来越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而下面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问题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的忧虑越来越大，这样下去究竟怎么收场？
我们乘坐的是一架伊尔—14小飞机，经过近3个小时的飞行后，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一到北京使我更为震惊，在我们住的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地转着，震天动地地叫喊着，“打倒七二O事件的凶首陈再道”（当时陈再道同志在京西宾馆受到保护），“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后来又看到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团团包围。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被红卫兵“兵临城下”，心里感到实在不是滋味。这使我更加感觉到，在这种上上下下一片混乱的严峻形势下，周总理才紧急把我召来北京，赋予新的使命。
当天晚上，我赶到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已经在大会堂北大厅等候。总理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我们到福建厅坐下谈吧。”当时参加交代任务的，还在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姚文元也在场。
周总理首先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安徽自“文革”开始后，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夺权影响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的权，由于许多复杂的情况，其中主要原因是少数群众组织夺的权，没有实行“大联合”，没有实行“三结合”。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夺权派”喊“1·26夺权好得很”的好派；“反夺权派”则说“1·26夺权好个屁”的屁派。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出现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并发生了动刀、动枪的武斗。而且这些组织上下串连，全省各地、市、县都以夺权划分，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各自经常相互策应，采取统一行动，这就使得问题涉及面广，解决起来更为困难。当时中央对安徽问题虽然制定了“九条”、“五条”两个文件，指出不能随便宣布一派群众组织为反革命，不准乱捕人，通缉令一律取消，抓的人一律释放，不准搞打、砸、抢。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管会，后来钱钧同志身体不好，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等等，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而武斗不断升级，越演越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两派正酝酿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这将给安徽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党中央决定12军立即开赴安徽，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周总理特别强调，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他以非常焦急的心情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当面领受周总理下达的任务，还是第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对解决安徽问题那种心急如焚的心情，对12军的满腔希望，使我深深感到形势严峻，任务紧迫，责任重大。当时的气氛与战争年代到上级受领紧急作战任务，相差无几。我也来不及考虑更多，只是想到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作出多大的牺牲，都在所不惜。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办。同时，我也向周总理请示：12军是否还继续担负苏北的海防任务，部队都去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了，万一有情况怎么办？周总理说：“仗，恐怕十年打不起来，苏北的防务问题与南京军区商量一下，可以由别的部队来担任，有的可以交给民兵去管。”
受领任务的当晚，我几乎整夜未眠。感到解决安徽“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要比带领部队打仗复杂得多，12军在江苏淮阴、盐城地区虽然搞了一段“三支两军”，但与安徽相比，无论在地域范围上，还是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不知道要艰巨多少倍，这对12军的部队、对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当时所知，前期介入“文化大革命”的部队中，遇到挫折或犯错误的，为数不少。怎么才能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去完成安徽的“三支两军”任务？我左思右想，想着想着，在周总理的指示中，使我发现了一个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奇特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要批倒“走资派”，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是要支持“左派”。而周总理在交代任务时，一是没有提要揪“走资派”。二是没有提要支哪一派，而是只讲要坚决制止武斗。这使我找到解决安徽问题的一把钥匙，只要避开了前面两个问题，紧紧抓住坚决制止武斗，稳定局势这一条，有可能走出一条解决安徽问题的路子来。
把问题倒过来解决
为了尽快了解掌握安徽的情况，我们在动员组织部队向安徽开进的同时，派出了军炮兵副主任王灿章、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参谋去合肥，将所见所闻，随时向我报告。
第二天，他们汇报的第一件事，就很能说明安徽形势的严重程度。在去合肥途中，因路况很差，颠簸厉害，王灿章的头部撞在吉普车前遮阳板上，戳了个大口子，他们就近找卫生院简单消毒，涂药，用纱布满头缠裹，像个从战场上下来的重伤员。刚进入合肥市区，就遇到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他们将车拦住，一看是个负伤的解放军，赶快问是不是被另一派打的。车到省军管会大门口，见到的情况，更让他们大为吃惊。那里正在开追悼会，聚集了好几百人，各式各样的花圈，层层叠叠，从平地一直堆放到省军管会大门的门框上，高音喇叭放着哀乐，播单员控诉“战友被害”经过。两派搞武斗打死了人，却把矛盾推给部队。合肥两派对立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我率军部轻便指挥所提前向合肥开进时，为了减少目标，便于在沿途能够亲自看到真实情况，特意乘坐了一辆旧吉普车。当我们进至合肥南郊时，就遇到了情况，车队在南郊104医院附近，被造反派岗哨拦住，说是前面正要进行武斗，等他们找完了部队才能通过。两派武斗人员为了区分“敌我”，我一派的手腕上系上红布条。造反派都构筑了武斗据点，有的据点还拉上了铁丝网。他们的武器形形色色，有木棍、砍刀、步枪、手枪，有的还把机枪架在楼顶上。双方乒乒乓乓打了一阵，互相没有伤亡。后来弄清，这是因为12军（当时代号为6408部队）奉调入皖的消息，已由北京迅速传到安徽，他们想在部队还没有进城，就给你来一次考验，看你对武斗是什么态度。
我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组织后续部队，乘坐100多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合肥，要求大家不管遇到大小武斗，要坚决把两派人员隔开，哪怕受到伤亡，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决不开枪。合肥的群众，包括一些参加武斗组织的人员，对那种无休止的打派仗，搞武斗，早已十分厌恶，在一场酝酿已久的大武斗即将爆发的时刻，看到这么多解放军进城，感到有救了。部队一到，合肥市内十几万群众涌向大路两旁，热烈鼓掌欢迎，喊口号，放鞭炮，出自内心的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长江路上热闹地段，鞭炮炸的纸花铺了一地，这种动人的场面，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稿好“三支两军”工作，坚决制止武斗的责任感。
我到达合肥之后，听取了省军区领导的情况介绍，驻各地部队地也取了分区和人武部的情况介绍。他们给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和有利条件。与时同时，我们又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听取了多方面的意见，经过紧张的调查研究，对安徽造成严重武斗的原因，有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因为夺权形成两派，因为分派而形成对立，因为对立而爆发武斗，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恶性演变的一个共同特点。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倒着来，也就是首先制止武斗，再实现联合，然后组织“三结合”，“把领导权掌握起来”。我认为这是使周总理的指示具体落实，解决好安徽问题的基本思路。
部队到达安徽，按规定的部署展开后，我们立即召开了驻皖各部队有关领导人会议，传达了周总理等对安徽“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全省“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关系，提出了制止武斗、稳定局势的基本思路和具体要求。首先是制止武斗，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事后，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对12军的部队执行任务坚决，行动迅速，提出的制止武斗的措施有力，表示满意。他并且指出，安徽的驻军很多，海、陆、空都有，搞好各友邻之间，部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只有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有力制止武斗，稳定局势。后来我们在抓“三支两军”工作中，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步骤，都及时向周总理报告，并都得到周总理的指示和支持。
部队进驻安徽后出现的状况是，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表示欢迎毛主席派12军到安徽执行“三支两军”，但他们也有各种的想法。原来得到支持的一派，希望继续得到支持；原来认为是被压制的一派，希望得到公平对待。12军究竟是什么态度，他们都不得而知，因而双方酝酿已久的一场武斗，并没有停止准备，他们想看一看，新来的12军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8月8日傍晚，我们刚到的第二天，武斗在合肥市六安路小学和安徽工学院附近终于爆发了。一听到报告，我们立即派调几十名机关干部，带领3个连队赶到武斗现场，举着《毛主席语录》勇敢地插到两派武斗火线中间，组成人墙，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干部战士冒着遭受殴打和枪弹袭击的危险，劝阻参加武斗的人员，收起武器，停止斗殴和开枪。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将差点造成一场流血惨祸的大武斗平息。部队将堵在楼梯上的武斗工事拆除，将被围困在三层楼上，也是参加武斗的年轻学生，一个个全部接下楼来。当时如果不是部队及时赶到，坚决制止武斗，这些年轻娃娃和当地群众会有多大的伤亡就难说了。因为有人早就将几个灌满汽油的大汔油桶推到了楼下，随时准备炸楼，烧楼。
这场武斗制止后，合肥人民争相传颂，赞扬12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好部队，真正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民子弟兵。
部队制止武斗初次成功后，军党委再次要求已进驻安徽各地的部队，采取一切手段，不惜流血牺牲，坚决迅速制止各地武斗！
部队执行命令很坚决，在全省范围内制止武斗的活动迅速展开。
淮南一些武斗组织，不但在当地搞打、砸、抢，还开着火车出去搞武斗，部队劝阻、说服不听，我们命令部队组织成连的人员“卧轨”，终于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为。屯溪一带的武斗组织，开着汽车外出武斗，我们命令部队“卧路”，把这些汽车挡了回去。有的造反派千方百计想激怒部队开枪，制造事端，有人在战士耳边放枪，战士们不动声色，使这些挑衅行为未能得逞。有的冲进部队抢夺武器，我驻肥西一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几乎全都挨打了，但没有一人还手，也没有一支枪被夺走。部队用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制止武斗，很快见到效果，为进一步做群众工作创造了条件。
经过采取这些果断措施，全省各地的武斗逐步被制止，形势有了好转，这就为解决安徽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了巩固这一成果，我们要求部队立即占领各城市的制高点，在交通要道派驻小分队，并派出巡逻队日夜巡逻，严禁武斗活动，维护社会秩序。这样，全省局势初步得到控制。
到了1967年9月5日，毛主席批发了“九·五”命令。强调任何人，任何派别不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任何部队不准将武器、弹药、装备等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已经抢夺的上述物品，一律封存，限期归还。违反此命令者以违反国法论处。对再有抢枪行为者，部队经劝阻无效时可自卫反击。
群众组织手中掌握着武器，是一大隐患，有了武器随时都可能爆发流血武斗，会使形势恶化，别的一切就都谈不上了。合肥两派，经我们严肃公正地处理了几起事件后，已有罢手武斗的愿望，现在“九·五”命令下达，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时机大造舆论。军管会迅速将“九·五”命令翻印张贴。部队和群众组织都出动宣传车，从早到晚流动广播。部队派出大批收缴武器分队，深入到群众组织各据点，动员他们交出武器。这次效果非常好，两天时间，共收缴各种枪支近3万支、火炮290门，以及大量弹药和凶器。通过这次缴枪行动，两派群众还自行揭发了操纵武斗的坏头头，将他们扭送到军管会看守起来。
12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新华社《国内动态》登载，反映到中央。从毛主席到中央。毛主席看到这份“动态”后，于9月13日，亲自批转全国。
这时安徽两派对立的气氛已大为缓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取得明显效果。我们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两派思想情绪的基础上，认为实施解决安徽问题的第二步，即实现两派联合的条件已成熟。军管会提出两派联合开会，两派不但同意开会，还主动提出倒旗联合、并肩游行。9月19日两派组成了大联合委员会，在省“三支两军”办公室主任、军参谋长林有声的主持下，安徽省军区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组织准备，9月20日，两派组织10万人，共20万人，在合肥市省体育场，召开了“拥军爱民”群众大会，会后两派并肩在市内游行，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这一活动，军队没派一个连、一个人参加，两派群众自己组织得很好，说明消除派性、实现联合的思想基础比较好，条件是成熟的。省军管会通过省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两派联合的大会报道和两派群众的并肩游行的照片。周总理知道后，让我将这天的报纸，加印20万份，派人乘飞机送北京，由中央分发全国，推广安徽做法。
靠大造舆论取胜
省革委会虽然成立了，但全省各地形势发展仍不平衡，由于内部的原因和受外界的影响，少数地、市、县，几经反复，各方仍未达成协议，革委会建立不起来。个别地区，群众组织之间由于武斗时双方都打死了人，积怨太深，对立情绪还很严重。“九·五”命令公布以后，双方仍互存戒心，将武器藏起来不上缴，或只缴一部分，有的即使成立了革委会，仍“危机四伏”，极不稳定。皖南重镇芜湖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初期，芜湖的群众组织，因夺权引起分歧，发生过一场大武斗，双方伤亡都很大。其中一派被打出芜湖，人员跑到安庆、马鞍山、铜陵、合肥等地，有的把被打死的人抬着游街，到省里告状。后来将两派的代表召集到北京谈判，仍未解决问题。因此，芜湖的派性全国有名。经过多次协商，耐心工作，1968年5月，芜湖专区暨芜湖市同时成立了革委会。但是派性并没有彻底消除，一些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及群众组织的头头，怀着不满情绪，活动频繁。我在安徽搞“三支两军”工作近一年来，体会最深的是遇事要沉住气，先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再冷静处理。错误的东西总是站不住脚的，看起来是很吓唬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在工作中的自信心也就不断增强了。因此，我接到芜湖的报告后，首先严令部队，绝不准向群众开枪！只要不开枪，就可以争得主动。
为了摸准情况，我决定亲自到芜湖去，而芜湖两派都要求我去解决问题。当时，芜湖已完全处于失去控制的状态，特另是矛头指向了部队，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是谁也难以预料的。省里和军里许多同志都不太主张我去。大家关心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但那里的驻军已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芜湖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发生的冲突事件，是关系全局的问题，如芜湖的问题不解决，就将变成一个“突破口”，很可能涉及全省，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了。于是我向省里、军里的同志作了说服工作，带着革委会少数同志，包括进入三结合的两派头头，去了芜湖。一路上，和我同车的秘书谈起工作方案，我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根据调查了解那里实际情况后才能定，才能先有框子。进入芜湖后，所见到的景象和我以前来时已大不相同，到处可见荷枪实弹的武斗人员，街上的店铺关门，行人稀少。到了35师师部，听了师领导同志的汇报后，感到现在两派互相对立，部队讲话也不听，目前只有分头进行工作。抢枪、冲击部队的事，不急于处理，让省里来的两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分别去各派做工作；我和35师政委、市革委会主任于永贤，找当地两派头头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交换看法，彻底摸清事件真相，考虑下一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