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转贴）

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组组长高文谦


“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

提问：请你谈一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问题。

高文谦：关于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来龙去脉，这是我在书中第一次详细披露出来的。这次会议的导火索是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周被毛抓住了“辫子”。毛说周没有请示就擅自向基辛格做了中美进行军事合作的承诺。毛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会议中给周戴了很多帽子，危言耸听，其中最极端的话是毛说周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说他怕苏联人怕得要死，如果苏联打到中国来，就跑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按照毛定下的调子，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半个多月，批周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是周晚年经受的最大灾难。

在基辛格来访前，周已经出现了尿血，本来应该去做治疗，却因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停止下来。会议期间，周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最后只好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全部接受会上给他戴的帽子，在检讨中给自己上纲上线。会议后期周的病情明显加重。我曾经采访过章含之，她列席了这次会议，亲眼看到周不时地上厕所，在里面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出不来。据周身边医务人员讲，周膀胱里面出血，形成血块，把尿道堵住，每次小便非常痛苦。后来，毛下令停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一个月后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周的问题捅向社会。

这便是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毛周关系的终结。毛的一生打败天下无敌手，斗倒了党内外所有政敌，最后却栽在生前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周身上。周恩来之死引起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引发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党内文革派和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毛死后，江青一班人旋即被抓起来，毛的文革理论也被中共官方放弃，周的“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遗嘱？

提问：请介绍一下你书中的史料来源的问题。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这本书主要依据历史文献档案，其中包括中央文件汇集、资料选编、文电、批示、报告、书信、笔记、讲话、会谈、会议记录等。此外是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访问纪录，其中既有和他人一道的集体采访，也有我个人的单独采访和私下交谈，如采访吴法宪、杨成武、纪登奎等人，还有就是选用了一些当事人、亲历者与学界同仁发表在报刊上的回忆和研究文章。

顺便谈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档案管理制度。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历史档案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为了保管和保密，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更是严格控制。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管理系统。一是中央档案馆，负责管理中共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各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中共在建国前的文电档案。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主要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自成系统，主要保管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由军委办公厅领导。此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实行双重领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归中央档案馆指导，同时也受地方党政部门领导。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以及由此形成的档案，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来存档保管。据我所知，大约十年之后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主管中共党史的胡乔木曾经考虑要搞一个规定，建立三十年档案解密制度，但是在六四之后就不再提了，而且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把很多原来保存在个人手中的档案收了回来。

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的着作、传记、年谱的官方机构。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不过在单位内部，档案的管理制度还是很严格的，有诸多限制，严格按照级别、专题研究来阅读。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的档案。处一级或者副研究员就可以多看一些，级别越高，能够阅读的范围就越大。 所谓档案的保密等级，实际上是以涉及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不能扩散。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当年在文献室时，我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担任室务委员，又是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所以看档案比别人多一些，但也不是什幺都可以看到。很多档案需要专门打报告，经过上面批准后才能看到。不过，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接触了不少核心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专门写了请示报告，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

提问：周恩来到底有没有遗嘱？有材料说叶剑英问周恩来有什幺话要说，周说权力不能落到四人帮手里。这是否暗示叶在毛死后要对四人帮有所动作？

高文谦：我清楚周在病重时对叶说这番话的经过，实际上是我当年给官方编写《周恩来年谱》时加上去的一个条目。出处是叶剑英传记组的材料，不过是孤证，没有其它材料可以旁证，也无法判断具体时间，不知是临终时说的话，还是在之前四届人大组阁之斗时说的。我所知道的是，叶是在周病重的时候去医院看望周次数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邓小平等其它人。而且叶交待周身边的警卫秘书要做记录，说周在最后时候一定有很多话，心里有很多委屈，他说什幺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但是，最后警卫交给叶剑英的仍是一张白纸。

至于周是否有遗嘱，我觉得不大可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对自己多年的老伴邓颖超都不能说心里话，很多话只能埋在心里。邓在周病重的时候每天陪着他，两个人经常握着手，相对无言。我在书中写了周晚年悲苦的心境，是伤而不怨，尽管对毛发动文革有看法，但要保持“晚节”，恪守忠君（毛）之道，绝不吐露出来，更不用说抓四人帮这种举动了。

不久前，网上流传陈永贵的访谈录，题目是“我梦见了毛主席”。其中所披露的和我所了解的情况有相合之处。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参加政治局会议，亲耳听到叶剑英介绍抓四人帮的整个过程。叶说，当时周病重后，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认为事关重大，投鼠忌器，毛还在，只有争取周的支持，才能考虑这个问题。为此，叶试探过周的口气，周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据叶讲，周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周恩来生平写作组组长高文谦


“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

提问：请你谈一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问题。

高文谦：关于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来龙去脉，这是我在书中第一次详细披露出来的。这次会议的导火索是基辛格第五次访华。周被毛抓住了“辫子”。毛说周没有请示就擅自向基辛格做了中美进行军事合作的承诺。毛下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会议中给周戴了很多帽子，危言耸听，其中最极端的话是毛说周想当苏联人的儿皇帝，说他怕苏联人怕得要死，如果苏联打到中国来，就跑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按照毛定下的调子，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半个多月，批周外交上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是周晚年经受的最大灾难。

在基辛格来访前，周已经出现了尿血，本来应该去做治疗，却因为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停止下来。会议期间，周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最后只好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全部接受会上给他戴的帽子，在检讨中给自己上纲上线。会议后期周的病情明显加重。我曾经采访过章含之，她列席了这次会议，亲眼看到周不时地上厕所，在里面很长时间，半个小时出不来。据周身边医务人员讲，周膀胱里面出血，形成血块，把尿道堵住，每次小便非常痛苦。后来，毛下令停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一个月后又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周的问题捅向社会。

这便是所谓“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来。毛周关系的终结。毛的一生打败天下无敌手，斗倒了党内外所有政敌，最后却栽在生前一向对他俯首帖耳的周身上。周恩来之死引起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引发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党内文革派和后台老板毛泽东，敲响了文革的丧钟。毛死后，江青一班人旋即被抓起来，毛的文革理论也被中共官方放弃，周的“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



周恩来到底有没有遗嘱？

提问：请介绍一下你书中的史料来源的问题。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这本书主要依据历史文献档案，其中包括中央文件汇集、资料选编、文电、批示、报告、书信、笔记、讲话、会谈、会议记录等。此外是对一些重要当事人的访问纪录，其中既有和他人一道的集体采访，也有我个人的单独采访和私下交谈，如采访吴法宪、杨成武、纪登奎等人，还有就是选用了一些当事人、亲历者与学界同仁发表在报刊上的回忆和研究文章。

顺便谈一下中国大陆目前的档案管理制度。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历史档案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为了保管和保密，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更是严格控制。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管理系统。一是中央档案馆，负责管理中共领导人和中央党政各部门的档案。其中包括中共在建国前的文电档案。这是最大的一个。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主要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自成系统，主要保管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由军委办公厅领导。此外，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实行双重领导，一方面在业务上归中央档案馆指导，同时也受地方党政部门领导。

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以及由此形成的档案，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来存档保管。据我所知，大约十年之后移交给中央档案馆。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主管中共党史的胡乔木曾经考虑要搞一个规定，建立三十年档案解密制度，但是在六四之后就不再提了，而且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把很多原来保存在个人手中的档案收了回来。

我以前工作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的着作、传记、年谱的官方机构。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不过在单位内部，档案的管理制度还是很严格的，有诸多限制，严格按照级别、专题研究来阅读。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的档案。处一级或者副研究员就可以多看一些，级别越高，能够阅读的范围就越大。 所谓档案的保密等级，实际上是以涉及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彼此之间的相互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不能扩散。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当年在文献室时，我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后来担任室务委员，又是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所以看档案比别人多一些，但也不是什幺都可以看到。很多档案需要专门打报告，经过上面批准后才能看到。不过，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接触了不少核心档案，其中有不少是专门写了请示报告，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

提问：周恩来到底有没有遗嘱？有材料说叶剑英问周恩来有什幺话要说，周说权力不能落到四人帮手里。这是否暗示叶在毛死后要对四人帮有所动作？

高文谦：我清楚周在病重时对叶说这番话的经过，实际上是我当年给官方编写《周恩来年谱》时加上去的一个条目。出处是叶剑英传记组的材料，不过是孤证，没有其它材料可以旁证，也无法判断具体时间，不知是临终时说的话，还是在之前四届人大组阁之斗时说的。我所知道的是，叶是在周病重的时候去医院看望周次数最多的一个，远远超过邓小平等其它人。而且叶交待周身边的警卫秘书要做记录，说周在最后时候一定有很多话，心里有很多委屈，他说什幺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但是，最后警卫交给叶剑英的仍是一张白纸。

至于周是否有遗嘱，我觉得不大可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周对自己多年的老伴邓颖超都不能说心里话，很多话只能埋在心里。邓在周病重的时候每天陪着他，两个人经常握着手，相对无言。我在书中写了周晚年悲苦的心境，是伤而不怨，尽管对毛发动文革有看法，但要保持“晚节”，恪守忠君（毛）之道，绝不吐露出来，更不用说抓四人帮这种举动了。

不久前，网上流传陈永贵的访谈录，题目是“我梦见了毛主席”。其中所披露的和我所了解的情况有相合之处。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参加政治局会议，亲耳听到叶剑英介绍抓四人帮的整个过程。叶说，当时周病重后，党内有很多人来找他，提出要采取行动抓四人帮。叶认为事关重大，投鼠忌器，毛还在，只有争取周的支持，才能考虑这个问题。为此，叶试探过周的口气，周说还是要相信毛主席，要听主席的话。据叶讲，周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