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央日报》：《叫父亲太沉重》系伪书！ 杨炳章： ...

在新华社1994年8月9日发表一篇三千八百多字的报道，标题为《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后,台湾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说:经过考证,《叫父亲太沉重》系伪书  

附:香港文汇报社论《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是改写自己历史的能手  

母亲是叫“安然”的“志愿军宣传人员”，她自己“在上海念小学”，“而且后台硬，什么学校也可以随便挑选”。现在经过查核，艾蓓出生于在安徽省五河县的农民家庭。她没有“上海大资本家”的背景，也没有一个叫做“安然”的妈妈，也没有在上海读过书。她的生母叫黄菊兰，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生没有离开过安徽省。艾蓓是改写自己历史的能手，一九八四年五月调到北京工作时，把自己的姓名由张爱培改为张艾蓓，把上小学地点改为“上海、蚌埠”，到一九八八年申请去美国会夫时，又把籍贯和出生地由安徽改为北京，进一步说自己在“上海小学毕业”。她为了说谎，不顾人伦观念，不顾生母的声誉，居然说自己是私生女，即是说，生母搞了婚外情，怀了私生女。然而，她写成了《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之后，她仍然同安徽家人保持联系。九二年她回过安徽农村探母，寄过钱，写过信，通过电话，还说接生母赴美。如果“安然”就是生母，艾蓓怎么仍把黄菊兰当成生母，仍同安徽的兄弟姊妹保持联系？如果确有“安然”其人，“安然”又在何方？  

最荒唐的是，艾蓓说八岁生日时，“总理”和“大姐”专程到上海为她祝贺生日，但历史资料证明，周总理这一天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在毛泽东主席处吃饭，祝毛主席生日。如此说来，书中那个“总理”完全是艾蓓编造的。

谎言是必然破产的。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的杰出-家，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为了新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为了中国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他赴汤蹈火，废寝忘餐，竭能殚智，毫无私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造谣丑化周总理的人，无损周总理光辉形象一丝一毫，但是，他们的卑污手段和丑陋灵魂，却公开暴露在世人面前，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杨炳章：我所知道的海外中国写手们

(选自杨炳章著《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原题为《同志，不能这样干!》

在美国出版的以中国事务为题材的新闻性著作中，郑念女士的英文版《上海生死劫》可以说是赚了大钱的，其他书都谈不上。据我个人所知，郑女士这本书连续几个月保持《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地位，先后发行几百万册，估计作者稿酬不下几百万美元。

郑念女士30年代在英国伦敦留学，40年代同夫婿一起回中国上海，其丈夫担任“亚细亚”石油公司驻沪办事处总经理。50年代任职“外资企业”的中国人为数极少，郑家即为其一。一家3口人住洋楼、领洋薪，女佣男仆、舞会宴厅，自然是一番独特的美好回亿。

以后丈夫在“大跃进”中病死，独生女儿在“文革”中自杀。本人也平白无辜被抓进班房几年。一个女人，一生经受了这么大周折痛苦，晚年离开中国定居国外，有些牢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英文几乎同时发行，也算是赚了一笔钱。其英文合作者安娜瑟断特，本来是费正清中心副主任麦道克斯先生的太太，后来离婚了。据她说共得稿酬二三十万美元，分摊之后，扣税之余，李志绥也许能得十几万元。李志绥曾是毛泽东的医生，到美国去投亲定居，出自生计写书，有些夸张虚构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60年代初期中南海定期召开周末舞会，由部队文工团女演员陪同中央领导跳舞，这应该是事实。又说舞厅里专设有毛泽东睡房，随时可以拉上舞伴去伺寝之类，这就未免过于离谱出奇，过于耸人听闻。

郑念也罢，李志绥也罢，好歹算是确有其人，即便不是确有其事。我本人还知道其他几个作者的几本书，则只能说是“人事皆非”了。

1984年，某月某日，共事于费正清中心的TR君打电话约见。见面后说一家美国出版商正在翻译出版一本揭露林彪事件内幕的书，要求此君写一篇序言，他想就此征求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英文稿件已在TR君手中，这是求人作序的通例。我一边翻阅，TR君一边解说。我记得稿件的题目是《一位中共高级官员的札记》。大致意思是中共中央林彪问题专案小组负责人，出于历史良心、政治责任的缘故，留下一份私人笔记。札记作者已经去世，原件已被中央档案馆秘存，此份副件流传到国外。所揭开的内幕是人所未闻的，不过也是简单的，即林彪并非驾机外逃摔死在外蒙，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设计暗杀的。

我将英文译稿索回，集中读完之后给TR君回话。我认为稿件内容上疑点甚多甚大，劝他向出版商索取中文原稿审查。即使稿件持有人保密，稿件本身总不至于保密吧!

稿件持有人是无法联络的，据说是一位中国大陆人，通过一位会英文的中国人，再通过一位会中文的美国人，最后联系到美国出版商，每个层次都是严格保密，以防出破绽，造成大陆亲朋的安全问题。

那时正是《希特勒日记》伪造案发生之际伪，曾使欧洲几位知名的“纳粹通”陷进去，开始说是真货，后来成了伪品，最后是丢钱丢人。以TR国际知名的“中国通”身份，不想为一本基本内容上值得怀疑的书写序。

中文原稿前二章来了，由我取回。我本人并不是什么职业鉴定家，但总可以看出来，双面折叠、繁体字印刷的稿纸并不是大陆的生产品，行文用句也有许多漏洞马脚，显然是在国外炮制而成，完全不是什么国内机密文件。

TR君拒绝写序，据说也提出理由。不过，他又说他写不写无关，书很快会出的，英文以及几个欧洲文种的出版合同全定了。书真的很快出了，英文本是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中文翻译本《林彪之死》，作者署名姚乐礼。对于未曾看过《林彪之死》的读者，我不妨引用一段该书的最精彩描绘。其背景介绍是，1971年9月12日晚上8：10分，根据事后林彪问题专案小组副组长赵研极的札记，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密谋，邀请林彪夫妇去北京郊区玉泉山赴宴，同时已安排好暗杀部队。周恩来称这顿饭是“最后的晚餐”。于是乎，一场鸿门宴的戏剧开场了：

毛泽东打开一瓶明朝王室的陈酒，足有482年的历史。随后，毛把香炉点燃，为之温酒。晚餐精致可口，都是无价的山珍海味，一对熊掌是当天在东北抓到、用专机送来的。毛泽东亲自为林彪夹菜，晚宴的气氛极其亲密而热烈。

10时54分客人告辞，林彪的座车开到宴会厅门口，汪东兴和毛泽东一起目送林彪、叶群上车。

l1时正，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巨大爆炸声。毛听到后，对周和汪只说了一句话：“此事究竟是谁的错，别人怎么说都没关系，我实在不在乎。”

周恩来出去证实林、叶确实已死后，返回毛的别墅，对毛说，“此事如何对外解释?”毛回答，“我相信你能办好的。”

对于中共政治一知半解者，看罢这一番言词描述也许会兴致勃勃，而对于中共政治确有了解者，则只会哑然失笑。这里哪像中共高干的语言?毛泽东真要杀林彪，还一定要享之480年的皇室藏酒，一定要为之亲自点燃香炉不可?

中国人办事情是草率的，好在对投稿者和授稿者都是如此，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叫, 不至于出现《希特勒日记》那样的丑闻官司。再说《希特勒日记》涉及的出售价和赔偿价都是几百万美金，中国人野心也不那么大，只想编造一个《林彪之死》小故事，得上一点小钱，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说有些外国人是“为五斗米折腰”的话，那么我们有些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是“为一颗米下跪”!198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新闻报道满天飞，一会儿谎言变成了消息，一会儿消息变成了谎言。处身于国外，不能不依靠国外的报道，国内的真情一时看不清、说不准。就在这种混沌迷茫的气氛中，出现了江之枫写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这本书先在台湾《中央日报》上连载，随后又出版单行本。本来还计划出英文译本，最后出没出我不知道。

作者江之枫，据《中央日报》记者开始介绍是一位中共中央“通天人物”，后来又说是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天安门事件期间一直在中南海值勤，最近辗转周折，刚才来到美国。再加上该书是以日记形式，充斥着作者本人在“天安门事件”前后利用中共中央机关专用“红机子”同所谓邓办、杨办、赵办、李办，以及中共高层要人联络的生动描写，更给一般读者造成神秘兮兮，煞有其人的印象。这位江之枫先生倒也知趣，不敢说他同邓、赵、杨、李相识，而同他一起吃饭谈话的人物也只是什么某市副市长、某军副军长、某上校团长、某华侨富商之富类，如此恰到好处，再高了就露馅了，再低了就没口味了。这里显然有一个不可解脱的两难困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特意附加上一段邓小平有关进攻台湾的计划，因为此书要在台湾发表，而且以台湾为市场，加上一点威吓气味从各方面说有利无害。江氏5月28日有如下记載：

1969年珍宝岛枪声一响，全国紧急动员，进入战备状态，抛掉一切成见，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破坏战争者为反革命，杀不赦。全国形势改观，得以控制。

目前形势有如文化革命，失去控制，毛泽东之策。不失为良策。打谁?越南和台湾。

越南是苏联范围，与戈尔巴乔夫和好，打越南不宜。只有打台湾，怎么打?有几种方式：打局部战争，解放全岛和封岛。

邓小平沉思良久，说：“从战略上看，有两个不利条件。第一，打台湾，我们以大打小，形不成打苏联那种危机感。第二，如出师不利，不但不能救火，反而火上浇油。”

又说：“不管如何，制定几种方案还是必要的。”

于是上将衔命而去。

这位中南海“机要秘书”听的事儿、看的事儿、管的事儿未免也太多一些了，日记写的未免也太勤快一些了吧?这种“通天人物”怎么能放他出国了呢?而台湾人也爱吃这一套，不妨吓唬吓唬他们，对书的销路反而有好处。

这样一段日记显然是故意做作、耸人听闻的。5月28日北京学生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谁人竟然会异想天开，打越南打苏联打台湾，亏江之枫还想得出来!什么邓小平沉思良久，什么上将衔命而去，无非是一派胡言乱语罢。

出书之后不久便搞清楚了，作者本人、也在纽约出现了。这位“江之枫”出国前曾是北京西北郊高级党校里一名普通教员，压根儿也没有在北京城里中南海呆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话好说的?看来书中那些神乎其神的东西，不可能是在中南海值班室里记录的，倒很可能是在纽约哈莱姆区地下室里编造的。

1992年更好了，冒出一个女作家叫做艾蓓，发表《叫父亲太沉重》，一本三四十万字的洋洋大作，竟然冒充起周恩来的私生女来了!书里面东拼西凑找来一些新闻材料，赚了多少美金不知道，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中国人的国际玩笑真是越开越大啦!

作者当然自命出身非凡，外祖母是北洋军阀时代出生的名门贵媛，同袁大皇帝的公子、徐大总统的千金一起上幼稚园，上小学，上中学，云云。外祖父则是留学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出于爱国情怀，国外高薪不就，毅然回到北平，一心报效国家，云云。

生长在这种金童玉女之家，作者母亲不消说是在“阿妈”怀抱中捧大，“莫扎特”弹得很好。解放前从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解放后成力一名色美才高的文化部干部，50年代初自愿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于是得以同周恩来总理相识相好。而作者本人便是这一段爱情的蓓蕾，故名“艾蓓”者也。书到紧要处，说有一次周恩来去找她妈，两位警卫员在房外等候。突然国务院秘书长赶来，汇报一件重大国务事件，上甘岭战役打起来啦，要求周恩来赶紧回去处理。周恩来探出头来，听罢满脸不高兴，临行恋恋不舍：“我宁愿在这屋里多留五5分钟，也不愿意当一辈子国家总理!”这个女孩子，也就是作者本人、出生后不便留在北京，于是被秘密送到外地农村托人带养。三年自然灾害时节，农村食品供应不足，周恩来总理不好出面，委托宋庆龄委员长从上海送来饼干、奶粉、砂糖一一反正一切能设想到的大人物都围绕者这个小宝贝团团转了。

以前斯大林女儿写过一本书，轰动了全世界，现在周恩来女儿也写了一本书，也要轰动全世界。《叫父亲太沉重》出版后在香港举行公开发行会，作者、编者、书商忙得不亦乐乎，拉上几位海外知名作家出来捧场，竟然还有人说，“长得真像周恩来呀!”现在当然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位“艾蓓”是安徽农村出身，家里父母双亲都还健在。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她在家里排行“老七”，上面还有几个哥哥姐姐。一个哥哥曾是公社干部，走后门好歹把小妹妹送进“蚌埠师范学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班，学会了作文。这么一大家子的穷苦乡下人，就算周恩来总理找人代养孩子，也找不到她家门槛上呀!那么，这位艾蓓女士到底是不是一名养女呢?

“不是!”本村接生婆王大娘说，“俺亲眼看娃子出生的。头呀，手呀，出来的还利落。”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爹种大米娘喂猪，也确实让这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艾蓓”女士叫父亲有点太沉重了!还是编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哪怕扮演成一个官宦人物的私生女，也许可以找一点精神安慰，又可以得一点物质收获，自然就会感到轻松一些啦!

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念中同学，是从台湾大学来的，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担任《时代周刊》总编辑，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受杜先生的邀请，我在《时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书评，题为“同志，不能这样干”，基本思想同这里说的差不多，内容上更细致一些。

如果江之枫的《中南海桥局》的牌没有玩好、英译本没有成功，我想也许是我那篇文字扫了人家的兴，拆了人家的台。

不少人愿意到美国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到了国外，尤其是学文史的人，一方面语言不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精神准备，出去以后干什么呢?往往不得不动笔写作，而中文写作的圈子又很窄，这里就出困难了。于是便标新立异，胡乱杜撰，无非是想赚钱维生罢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或政党，要搞政治宣传就大大方方搞政治宣传，不需要小手小啣、偷偷摸摸搞这一套，也不需要支持纵容这一套。而作为一个个人，则更是不可任意造次。在国外没钱过不下去要么就干脆回国，要么就打工去，犯不着玩这种鬼把戏，搞得一辈子丢人现眼，见人抬不起头来一一再说也赚不着几个钱呀!

(选自杨炳章著《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原题为《同志，不能这样干!》，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杨炳章，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男，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所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7年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过《从北大到哈佛－－献给中国知识分子》、《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等一系列中文和英文著作。)在新华社1994年8月9日发表一篇三千八百多字的报道，标题为《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后,台湾研究历史的学者也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说:经过考证,《叫父亲太沉重》系伪书  

附:香港文汇报社论《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是改写自己历史的能手  

母亲是叫“安然”的“志愿军宣传人员”，她自己“在上海念小学”，“而且后台硬，什么学校也可以随便挑选”。现在经过查核，艾蓓出生于在安徽省五河县的农民家庭。她没有“上海大资本家”的背景，也没有一个叫做“安然”的妈妈，也没有在上海读过书。她的生母叫黄菊兰，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生没有离开过安徽省。艾蓓是改写自己历史的能手，一九八四年五月调到北京工作时，把自己的姓名由张爱培改为张艾蓓，把上小学地点改为“上海、蚌埠”，到一九八八年申请去美国会夫时，又把籍贯和出生地由安徽改为北京，进一步说自己在“上海小学毕业”。她为了说谎，不顾人伦观念，不顾生母的声誉，居然说自己是私生女，即是说，生母搞了婚外情，怀了私生女。然而，她写成了《叫父亲太沉重》一书之后，她仍然同安徽家人保持联系。九二年她回过安徽农村探母，寄过钱，写过信，通过电话，还说接生母赴美。如果“安然”就是生母，艾蓓怎么仍把黄菊兰当成生母，仍同安徽的兄弟姊妹保持联系？如果确有“安然”其人，“安然”又在何方？  

最荒唐的是，艾蓓说八岁生日时，“总理”和“大姐”专程到上海为她祝贺生日，但历史资料证明，周总理这一天在北京参加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在毛泽东主席处吃饭，祝毛主席生日。如此说来，书中那个“总理”完全是艾蓓编造的。

谎言是必然破产的。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的杰出-家，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为了新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为了中国国力提高和人民生活改善，他赴汤蹈火，废寝忘餐，竭能殚智，毫无私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造谣丑化周总理的人，无损周总理光辉形象一丝一毫，但是，他们的卑污手段和丑陋灵魂，却公开暴露在世人面前，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谴责。





杨炳章：我所知道的海外中国写手们

(选自杨炳章著《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原题为《同志，不能这样干!》

在美国出版的以中国事务为题材的新闻性著作中，郑念女士的英文版《上海生死劫》可以说是赚了大钱的，其他书都谈不上。据我个人所知，郑女士这本书连续几个月保持《纽约时报》最佳畅销书地位，先后发行几百万册，估计作者稿酬不下几百万美元。

郑念女士30年代在英国伦敦留学，40年代同夫婿一起回中国上海，其丈夫担任“亚细亚”石油公司驻沪办事处总经理。50年代任职“外资企业”的中国人为数极少，郑家即为其一。一家3口人住洋楼、领洋薪，女佣男仆、舞会宴厅，自然是一番独特的美好回亿。

以后丈夫在“大跃进”中病死，独生女儿在“文革”中自杀。本人也平白无辜被抓进班房几年。一个女人，一生经受了这么大周折痛苦，晚年离开中国定居国外，有些牢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英文几乎同时发行，也算是赚了一笔钱。其英文合作者安娜瑟断特，本来是费正清中心副主任麦道克斯先生的太太，后来离婚了。据她说共得稿酬二三十万美元，分摊之后，扣税之余，李志绥也许能得十几万元。李志绥曾是毛泽东的医生，到美国去投亲定居，出自生计写书，有些夸张虚构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60年代初期中南海定期召开周末舞会，由部队文工团女演员陪同中央领导跳舞，这应该是事实。又说舞厅里专设有毛泽东睡房，随时可以拉上舞伴去伺寝之类，这就未免过于离谱出奇，过于耸人听闻。

郑念也罢，李志绥也罢，好歹算是确有其人，即便不是确有其事。我本人还知道其他几个作者的几本书，则只能说是“人事皆非”了。

1984年，某月某日，共事于费正清中心的TR君打电话约见。见面后说一家美国出版商正在翻译出版一本揭露林彪事件内幕的书，要求此君写一篇序言，他想就此征求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英文稿件已在TR君手中，这是求人作序的通例。我一边翻阅，TR君一边解说。我记得稿件的题目是《一位中共高级官员的札记》。大致意思是中共中央林彪问题专案小组负责人，出于历史良心、政治责任的缘故，留下一份私人笔记。札记作者已经去世，原件已被中央档案馆秘存，此份副件流传到国外。所揭开的内幕是人所未闻的，不过也是简单的，即林彪并非驾机外逃摔死在外蒙，而是在北京被毛泽东设计暗杀的。

我将英文译稿索回，集中读完之后给TR君回话。我认为稿件内容上疑点甚多甚大，劝他向出版商索取中文原稿审查。即使稿件持有人保密，稿件本身总不至于保密吧!

稿件持有人是无法联络的，据说是一位中国大陆人，通过一位会英文的中国人，再通过一位会中文的美国人，最后联系到美国出版商，每个层次都是严格保密，以防出破绽，造成大陆亲朋的安全问题。

那时正是《希特勒日记》伪造案发生之际伪，曾使欧洲几位知名的“纳粹通”陷进去，开始说是真货，后来成了伪品，最后是丢钱丢人。以TR国际知名的“中国通”身份，不想为一本基本内容上值得怀疑的书写序。

中文原稿前二章来了，由我取回。我本人并不是什么职业鉴定家，但总可以看出来，双面折叠、繁体字印刷的稿纸并不是大陆的生产品，行文用句也有许多漏洞马脚，显然是在国外炮制而成，完全不是什么国内机密文件。

TR君拒绝写序，据说也提出理由。不过，他又说他写不写无关，书很快会出的，英文以及几个欧洲文种的出版合同全定了。书真的很快出了，英文本是Conspiracy and Death of LinBiao，中文翻译本《林彪之死》，作者署名姚乐礼。对于未曾看过《林彪之死》的读者，我不妨引用一段该书的最精彩描绘。其背景介绍是，1971年9月12日晚上8：10分，根据事后林彪问题专案小组副组长赵研极的札记，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密谋，邀请林彪夫妇去北京郊区玉泉山赴宴，同时已安排好暗杀部队。周恩来称这顿饭是“最后的晚餐”。于是乎，一场鸿门宴的戏剧开场了：

毛泽东打开一瓶明朝王室的陈酒，足有482年的历史。随后，毛把香炉点燃，为之温酒。晚餐精致可口，都是无价的山珍海味，一对熊掌是当天在东北抓到、用专机送来的。毛泽东亲自为林彪夹菜，晚宴的气氛极其亲密而热烈。

10时54分客人告辞，林彪的座车开到宴会厅门口，汪东兴和毛泽东一起目送林彪、叶群上车。

l1时正，毛的别墅内外都听得见巨大爆炸声。毛听到后，对周和汪只说了一句话：“此事究竟是谁的错，别人怎么说都没关系，我实在不在乎。”

周恩来出去证实林、叶确实已死后，返回毛的别墅，对毛说，“此事如何对外解释?”毛回答，“我相信你能办好的。”

对于中共政治一知半解者，看罢这一番言词描述也许会兴致勃勃，而对于中共政治确有了解者，则只会哑然失笑。这里哪像中共高干的语言?毛泽东真要杀林彪，还一定要享之480年的皇室藏酒，一定要为之亲自点燃香炉不可?

中国人办事情是草率的，好在对投稿者和授稿者都是如此，对一般读者也是如此叫, 不至于出现《希特勒日记》那样的丑闻官司。再说《希特勒日记》涉及的出售价和赔偿价都是几百万美金，中国人野心也不那么大，只想编造一个《林彪之死》小故事，得上一点小钱，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说有些外国人是“为五斗米折腰”的话，那么我们有些中国人简直可以说是“为一颗米下跪”!1989年是不寻常的一年，新闻报道满天飞，一会儿谎言变成了消息，一会儿消息变成了谎言。处身于国外，不能不依靠国外的报道，国内的真情一时看不清、说不准。就在这种混沌迷茫的气氛中，出现了江之枫写的《王牌出尽的中南海桥局》。这本书先在台湾《中央日报》上连载，随后又出版单行本。本来还计划出英文译本，最后出没出我不知道。

作者江之枫，据《中央日报》记者开始介绍是一位中共中央“通天人物”，后来又说是中共中央机要秘书，天安门事件期间一直在中南海值勤，最近辗转周折，刚才来到美国。再加上该书是以日记形式，充斥着作者本人在“天安门事件”前后利用中共中央机关专用“红机子”同所谓邓办、杨办、赵办、李办，以及中共高层要人联络的生动描写，更给一般读者造成神秘兮兮，煞有其人的印象。这位江之枫先生倒也知趣，不敢说他同邓、赵、杨、李相识，而同他一起吃饭谈话的人物也只是什么某市副市长、某军副军长、某上校团长、某华侨富商之富类，如此恰到好处，再高了就露馅了，再低了就没口味了。这里显然有一个不可解脱的两难困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特意附加上一段邓小平有关进攻台湾的计划，因为此书要在台湾发表，而且以台湾为市场，加上一点威吓气味从各方面说有利无害。江氏5月28日有如下记載：

1969年珍宝岛枪声一响，全国紧急动员，进入战备状态，抛掉一切成见，团结一心一致对外。破坏战争者为反革命，杀不赦。全国形势改观，得以控制。

目前形势有如文化革命，失去控制，毛泽东之策。不失为良策。打谁?越南和台湾。

越南是苏联范围，与戈尔巴乔夫和好，打越南不宜。只有打台湾，怎么打?有几种方式：打局部战争，解放全岛和封岛。

邓小平沉思良久，说：“从战略上看，有两个不利条件。第一，打台湾，我们以大打小，形不成打苏联那种危机感。第二，如出师不利，不但不能救火，反而火上浇油。”

又说：“不管如何，制定几种方案还是必要的。”

于是上将衔命而去。

这位中南海“机要秘书”听的事儿、看的事儿、管的事儿未免也太多一些了，日记写的未免也太勤快一些了吧?这种“通天人物”怎么能放他出国了呢?而台湾人也爱吃这一套，不妨吓唬吓唬他们，对书的销路反而有好处。

这样一段日记显然是故意做作、耸人听闻的。5月28日北京学生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谁人竟然会异想天开，打越南打苏联打台湾，亏江之枫还想得出来!什么邓小平沉思良久，什么上将衔命而去，无非是一派胡言乱语罢。

出书之后不久便搞清楚了，作者本人、也在纽约出现了。这位“江之枫”出国前曾是北京西北郊高级党校里一名普通教员，压根儿也没有在北京城里中南海呆过。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话好说的?看来书中那些神乎其神的东西，不可能是在中南海值班室里记录的，倒很可能是在纽约哈莱姆区地下室里编造的。

1992年更好了，冒出一个女作家叫做艾蓓，发表《叫父亲太沉重》，一本三四十万字的洋洋大作，竟然冒充起周恩来的私生女来了!书里面东拼西凑找来一些新闻材料，赚了多少美金不知道，已经闹到这个份上，中国人的国际玩笑真是越开越大啦!

作者当然自命出身非凡，外祖母是北洋军阀时代出生的名门贵媛，同袁大皇帝的公子、徐大总统的千金一起上幼稚园，上小学，上中学，云云。外祖父则是留学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出于爱国情怀，国外高薪不就，毅然回到北平，一心报效国家，云云。

生长在这种金童玉女之家，作者母亲不消说是在“阿妈”怀抱中捧大，“莫扎特”弹得很好。解放前从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解放后成力一名色美才高的文化部干部，50年代初自愿去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于是得以同周恩来总理相识相好。而作者本人便是这一段爱情的蓓蕾，故名“艾蓓”者也。书到紧要处，说有一次周恩来去找她妈，两位警卫员在房外等候。突然国务院秘书长赶来，汇报一件重大国务事件，上甘岭战役打起来啦，要求周恩来赶紧回去处理。周恩来探出头来，听罢满脸不高兴，临行恋恋不舍：“我宁愿在这屋里多留五5分钟，也不愿意当一辈子国家总理!”这个女孩子，也就是作者本人、出生后不便留在北京，于是被秘密送到外地农村托人带养。三年自然灾害时节，农村食品供应不足，周恩来总理不好出面，委托宋庆龄委员长从上海送来饼干、奶粉、砂糖一一反正一切能设想到的大人物都围绕者这个小宝贝团团转了。

以前斯大林女儿写过一本书，轰动了全世界，现在周恩来女儿也写了一本书，也要轰动全世界。《叫父亲太沉重》出版后在香港举行公开发行会，作者、编者、书商忙得不亦乐乎，拉上几位海外知名作家出来捧场，竟然还有人说，“长得真像周恩来呀!”现在当然水落石出了。原来这位“艾蓓”是安徽农村出身，家里父母双亲都还健在。那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她在家里排行“老七”，上面还有几个哥哥姐姐。一个哥哥曾是公社干部，走后门好歹把小妹妹送进“蚌埠师范学院”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班，学会了作文。这么一大家子的穷苦乡下人，就算周恩来总理找人代养孩子，也找不到她家门槛上呀!那么，这位艾蓓女士到底是不是一名养女呢?

“不是!”本村接生婆王大娘说，“俺亲眼看娃子出生的。头呀，手呀，出来的还利落。”出身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爹种大米娘喂猪，也确实让这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艾蓓”女士叫父亲有点太沉重了!还是编造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哪怕扮演成一个官宦人物的私生女，也许可以找一点精神安慰，又可以得一点物质收获，自然就会感到轻松一些啦!

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念中同学，是从台湾大学来的，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担任《时代周刊》总编辑，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受杜先生的邀请，我在《时代周刊》上发表过一篇很长的书评，题为“同志，不能这样干”，基本思想同这里说的差不多，内容上更细致一些。

如果江之枫的《中南海桥局》的牌没有玩好、英译本没有成功，我想也许是我那篇文字扫了人家的兴，拆了人家的台。

不少人愿意到美国去，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到了国外，尤其是学文史的人，一方面语言不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精神准备，出去以后干什么呢?往往不得不动笔写作，而中文写作的圈子又很窄，这里就出困难了。于是便标新立异，胡乱杜撰，无非是想赚钱维生罢了。

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或政党，要搞政治宣传就大大方方搞政治宣传，不需要小手小啣、偷偷摸摸搞这一套，也不需要支持纵容这一套。而作为一个个人，则更是不可任意造次。在国外没钱过不下去要么就干脆回国，要么就打工去，犯不着玩这种鬼把戏，搞得一辈子丢人现眼，见人抬不起头来一一再说也赚不着几个钱呀!

(选自杨炳章著《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原题为《同志，不能这样干!》，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杨炳章，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男，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哲学所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1997年回国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出版过《从北大到哈佛－－献给中国知识分子》、《不平则鸣－－我在哈佛15年》等一系列中文和英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