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悲剧历史中的一道饕餮大餐

所有的蜜月都是短暂的。那位“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奔美国去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途中到了北京，要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时候，已经昭示着中苏关系史上短暂的“蜜月”期就要了结了。9月30日夜，晃着光头大脑袋的赫氏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晤，听完赫氏对“戴维营会谈”的介绍，真的就发生了“主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事。地球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与中国是什么关系；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示好”“求爱”，主席能不生气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其实，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749页），就有了中苏分裂的征兆了。到了1963年9月6日，精心准备一个多月的第一枚“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重磅炸弹”正式炸响了，这就是著名的“九评”里的第一评；大论战导致大破裂，后来中方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从此中断（见《中苏关系始末》，孙其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28页）。 我说这么一圈，是交待背景。到了1976年1月，《诗刊》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在瞬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这是毛泽东在1965年秋天所写的，主题思想很清楚，就是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开刀。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寓言体作品，诗主以他“鲲鹏展翅九万里”那样气冲霄汉的气概，把那被“吓倒”的“蓬间雀”给好好地嘲弄了一番。 《念奴娇·鸟儿问答》的确是亦庄亦谐、言近旨远的典范，通常被认为是讽刺诗的“绝唱”；而“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土豆烧牛肉”，则是对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观”的“精确打击”。在迄今我所见到的所有毛泽东诗词选本的注释中，无一例外都解释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4年4月1日在匈牙利一个工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把“福利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1996年9月第1版第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大观》（1998年2月第2版第543页）皆是如此。这个解释的“标准答案”可谓深入人心，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 光头赫鲁晓夫通常被看作一个“农民”、“莽汉”，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都能够脱下皮鞋猛敲桌子，那么，把“共产主义”就说成是“土豆烧牛肉”也再自然不过了。在那个时代，国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至少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怎么能够就是几颗土豆再加几块牛肉呢！所以，在“论战”中，这边的文章都严厉抨击了这种“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倏忽之间，时光进入了2006年；这一年第4期的《党史纵横》刊登了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到“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由来，让今人恍然大悟，4月10日的《报刊文摘》摘登了其中的“关键点”，读来饶有兴味：“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思想论战中，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中国批评苏共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我同许多人一样，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被派往一战之前曾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才完全弄清楚……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赫鲁晓夫这句话只是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 那么，一点也不可乐的名菜“古拉希”，到了我们这边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太可乐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呢？没有什么严重的原由，仅仅是一个翻译的技术问题。王殊在文中说，“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希’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解。如果当时直译为‘古拉希’，再加上括弧注解，可能会好一些。” 事情就那么简单！仅仅只是出报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编辑们一个不甚妥当的翻译问题！而人家赫鲁晓夫说那样的话，大抵只是玩而笑之、幽默一把，这与颇有点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式风格的赫鲁晓夫很契合，用我所在的杭州的方言来说，那就是“随口荡荡”的。赫鲁晓夫说过也就拉倒了，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当什么事，在今后庞大的回忆录里也不会“浓笔重彩”地描绘这个破事；可是，我们当时就凭借着一个并不准确的翻译，拿人家当作天大的笑话，一回回渲染、一次次抨击，将其当作“修正主义”的典型例子；毛泽东同志更是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诗词创作好题材，出神入化地将其用了进去，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因为有了 “土豆牛肉”而发出熠熠辉光，读者读了也感觉很爽，而后来众多评论者对这样的口语化诗句更是赞赏有加。 想想吧，如果不是壮志凌云、俯瞰苍生、气吞万里如虎的毛泽东，谁能把这样的大白话用到诗词中的？“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本来仅仅是“土豆烧牛肉”5个字，毛泽东他老人家愣是用13字来表达，而且紧跟着后头的尾句是骂人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个“不须放屁”当然是冲着大光头赫鲁晓夫去的：不许你满嘴放屁，睁开眼睛看看，整个世界都已天翻地覆！“不须放屁”入诗，正是大手笔的最佳体现；不仅毛泽东能够既举轻若重又举重若轻地在诗词中用上粗话，而且在他的时代，还能把“狗”字写进《宪法》：1975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有这样的条文：“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1978年版本的《宪法》虽经修改还是大同小异，在第十九条中规定：“防御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直到1982年的版本才删去了“走狗”的字眼。在那个时代，“狗”字以“走狗”的词语入宪，会有谁觉得怪异吗？一点也不会，就像把“不须放屁”写进伟人的诗句里一样。而且一句“不须放屁”，不正是诗人毛泽东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好的“进攻性防御”吗？ 但是，要知道，“土豆烧牛肉”对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恐怕是不能低估的。来自浙江的著名女作家叶文玲，在走访了莫斯科的名人墓园之后，写下了散文《最后一“墓”》（《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9日摘自12月10日《解放日报》），除了提到王明的墓碑上戴眼镜的王明“文质彬彬且年轻得不可思议”之外，还着重描摹了赫鲁晓夫的墓：“赫鲁晓夫墓碑上的刻像，倒真的栩栩如生前——黑白二色相砌的大理石构架中，赫赫然一个大光头。”赫鲁晓夫的墓碑引起她什么样的联想呢？她想起当年一位教师同事因“传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动言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而获罪遭批的种种情景！作者说她自己“再次哑然失笑了”，并问：有谁能说得清历史给我们开了多少玩笑呢？！ “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是赵朴初先生的名句，也是讽刺光头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手头有大本头、上下集的《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里面收了赵朴初先生著名的散曲“哭三尼”——《某公三哭》（见第140页）。那个时候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一尼；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二尼；印度总理尼赫鲁，三尼。这“三尼”在那个时代与中国都结有深怨。1963年底至1964年底，短短一年时间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印度总理尼赫鲁去世，接着，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于是，赵朴初以赫鲁晓夫的口气戏填了《哭三尼》的散曲，三首曲子虽写在不同时期，却有一气呵成的美妙效果。 很快，这三首散曲传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引起了他老人家的极大兴趣，可谓爱不释手。《赵朴初传》（朱洪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一书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65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要访华，毛泽东说：“柯西金来了，就把这组散曲公开发表，作为给他的见面礼。”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前，毛泽东将原来的标题《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分别改为《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又写了“某公三哭”四个大字作为总标题（见该书第112页）。于是，这个“哭三尼”的《某公三哭》传诵一时。 安排这样的“见面礼”，真可见毛泽东非凡的诗人气质，也够任性顽皮的。但是，把时空距离拉远了之后看，这是历史给睿智如他的人们所开的一个巨大玩笑。人家的一句戏言，成了攻击的最好标靶，而且整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人都坚信不疑地投入到嘲弄与批判之中，这样的“历史现实”实在是太无情、太可乐了。历史的时间就是有这样的能量，它能够把当初种种的“轰轰烈烈”扬弃成一段小小插曲！喜欢读古书的毛泽东，一定熟悉《汉书》里这样一句话：“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但如果身陷于轰轰烈烈之中，又能视见什么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忘了是哪位哲人说的了：“历史所开的一个大玩笑是：当行动者自以为是在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时，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一场热闹的笑剧。”而下面这句话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的：“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悲剧”。 “今日的敌人明天却成了朋友——这就是历史。”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如是有云。现在来回顾我们那个物质、精神和意识等等都要“跃进”的时代，反思大大小小的各种“历史悲剧”，要找寻原因其实也不难，它就藏在伟人自己的诗句里：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所有的蜜月都是短暂的。那位“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的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奔美国去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途中到了北京，要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时候，已经昭示着中苏关系史上短暂的“蜜月”期就要了结了。9月30日夜，晃着光头大脑袋的赫氏与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晤，听完赫氏对“戴维营会谈”的介绍，真的就发生了“主席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事。地球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美帝国主义”与中国是什么关系；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示好”“求爱”，主席能不生气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其实，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749页），就有了中苏分裂的征兆了。到了1963年9月6日，精心准备一个多月的第一枚“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重磅炸弹”正式炸响了，这就是著名的“九评”里的第一评；大论战导致大破裂，后来中方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从此中断（见《中苏关系始末》，孙其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第528页）。 我说这么一圈，是交待背景。到了1976年1月，《诗刊》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著名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在瞬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句。这是毛泽东在1965年秋天所写的，主题思想很清楚，就是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开刀。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惟一的寓言体作品，诗主以他“鲲鹏展翅九万里”那样气冲霄汉的气概，把那被“吓倒”的“蓬间雀”给好好地嘲弄了一番。 《念奴娇·鸟儿问答》的确是亦庄亦谐、言近旨远的典范，通常被认为是讽刺诗的“绝唱”；而“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的“土豆烧牛肉”，则是对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观”的“精确打击”。在迄今我所见到的所有毛泽东诗词选本的注释中，无一例外都解释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4年4月1日在匈牙利一个工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把“福利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1996年9月第1版第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大观》（1998年2月第2版第543页）皆是如此。这个解释的“标准答案”可谓深入人心，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 光头赫鲁晓夫通常被看作一个“农民”、“莽汉”，他在联合国大会上都能够脱下皮鞋猛敲桌子，那么，把“共产主义”就说成是“土豆烧牛肉”也再自然不过了。在那个时代，国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至少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怎么能够就是几颗土豆再加几块牛肉呢！所以，在“论战”中，这边的文章都严厉抨击了这种“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倏忽之间，时光进入了2006年；这一年第4期的《党史纵横》刊登了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到“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的由来，让今人恍然大悟，4月10日的《报刊文摘》摘登了其中的“关键点”，读来饶有兴味：“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苏思想论战中，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中国批评苏共的‘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我同许多人一样，在很长时间内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被派往一战之前曾是奥匈帝国的奥地利任大使，并且访问了匈牙利才完全弄清楚……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说，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就经常可以吃‘古拉希’了。‘古拉希’是匈牙利饭菜中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家常名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米饭上，很好吃……赫鲁晓夫这句话只是取悦匈牙利人的玩笑之词，并不是说共产主义的标准就是大家都能够吃上‘土豆烧牛肉’。” 那么，一点也不可乐的名菜“古拉希”，到了我们这边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太可乐的“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呢？没有什么严重的原由，仅仅是一个翻译的技术问题。王殊在文中说，“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的翻译们在翻译赫鲁晓夫这个讲话时，被‘古拉希’这个词难住了。如果直译为‘古拉希’，中国读者不知是何物，而在后面加上括号注解又嫌太长。有几个记者知道这个词，也吃过这道菜，说不过是土豆烧牛肉罢了。《参考消息》每天出版很紧迫，后来几个编辑商量决定译为‘土豆烧牛肉’。现在看来，这个译法不太确切，没有表达这道菜在匈牙利饭菜中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因而后来引起了不少的误解。如果当时直译为‘古拉希’，再加上括弧注解，可能会好一些。” 事情就那么简单！仅仅只是出报时间紧迫的情况下编辑们一个不甚妥当的翻译问题！而人家赫鲁晓夫说那样的话，大抵只是玩而笑之、幽默一把，这与颇有点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式风格的赫鲁晓夫很契合，用我所在的杭州的方言来说，那就是“随口荡荡”的。赫鲁晓夫说过也就拉倒了，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当什么事，在今后庞大的回忆录里也不会“浓笔重彩”地描绘这个破事；可是，我们当时就凭借着一个并不准确的翻译，拿人家当作天大的笑话，一回回渲染、一次次抨击，将其当作“修正主义”的典型例子；毛泽东同志更是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诗词创作好题材，出神入化地将其用了进去，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因为有了 “土豆牛肉”而发出熠熠辉光，读者读了也感觉很爽，而后来众多评论者对这样的口语化诗句更是赞赏有加。 想想吧，如果不是壮志凌云、俯瞰苍生、气吞万里如虎的毛泽东，谁能把这样的大白话用到诗词中的？“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本来仅仅是“土豆烧牛肉”5个字，毛泽东他老人家愣是用13字来表达，而且紧跟着后头的尾句是骂人的话：“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个“不须放屁”当然是冲着大光头赫鲁晓夫去的：不许你满嘴放屁，睁开眼睛看看，整个世界都已天翻地覆！“不须放屁”入诗，正是大手笔的最佳体现；不仅毛泽东能够既举轻若重又举重若轻地在诗词中用上粗话，而且在他的时代，还能把“狗”字写进《宪法》：1975年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五条有这样的条文：“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1978年版本的《宪法》虽经修改还是大同小异，在第十九条中规定：“防御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直到1982年的版本才删去了“走狗”的字眼。在那个时代，“狗”字以“走狗”的词语入宪，会有谁觉得怪异吗？一点也不会，就像把“不须放屁”写进伟人的诗句里一样。而且一句“不须放屁”，不正是诗人毛泽东对“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好的“进攻性防御”吗？ 但是，要知道，“土豆烧牛肉”对一个时代所产生的复杂影响，恐怕是不能低估的。来自浙江的著名女作家叶文玲，在走访了莫斯科的名人墓园之后，写下了散文《最后一“墓”》（《报刊文摘》2005年12月19日摘自12月10日《解放日报》），除了提到王明的墓碑上戴眼镜的王明“文质彬彬且年轻得不可思议”之外，还着重描摹了赫鲁晓夫的墓：“赫鲁晓夫墓碑上的刻像，倒真的栩栩如生前——黑白二色相砌的大理石构架中，赫赫然一个大光头。”赫鲁晓夫的墓碑引起她什么样的联想呢？她想起当年一位教师同事因“传播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反动言论‘共产主义就是土豆烧牛肉’”而获罪遭批的种种情景！作者说她自己“再次哑然失笑了”，并问：有谁能说得清历史给我们开了多少玩笑呢？！ “光头儿顶不住羊毫笔，土豆儿垫不满砂锅底，伙伴儿演出了逼宫戏。”这是赵朴初先生的名句，也是讽刺光头儿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手头有大本头、上下集的《赵朴初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里面收了赵朴初先生著名的散曲“哭三尼”——《某公三哭》（见第140页）。那个时候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三尼”之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一尼；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二尼；印度总理尼赫鲁，三尼。这“三尼”在那个时代与中国都结有深怨。1963年底至1964年底，短短一年时间内，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遇刺，印度总理尼赫鲁去世，接着，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下台；于是，赵朴初以赫鲁晓夫的口气戏填了《哭三尼》的散曲，三首曲子虽写在不同时期，却有一气呵成的美妙效果。 很快，这三首散曲传到了毛泽东的手上，引起了他老人家的极大兴趣，可谓爱不释手。《赵朴初传》（朱洪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一书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65年初，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要访华，毛泽东说：“柯西金来了，就把这组散曲公开发表，作为给他的见面礼。”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前，毛泽东将原来的标题《尼哭尼》、《尼又哭尼》、《尼自哭》，分别改为《哭西尼》、《哭东尼》、《哭自己》，又写了“某公三哭”四个大字作为总标题（见该书第112页）。于是，这个“哭三尼”的《某公三哭》传诵一时。 安排这样的“见面礼”，真可见毛泽东非凡的诗人气质，也够任性顽皮的。但是，把时空距离拉远了之后看，这是历史给睿智如他的人们所开的一个巨大玩笑。人家的一句戏言，成了攻击的最好标靶，而且整个时代上上下下的人都坚信不疑地投入到嘲弄与批判之中，这样的“历史现实”实在是太无情、太可乐了。历史的时间就是有这样的能量，它能够把当初种种的“轰轰烈烈”扬弃成一段小小插曲！喜欢读古书的毛泽东，一定熟悉《汉书》里这样一句话：“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但如果身陷于轰轰烈烈之中，又能视见什么呢？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忘了是哪位哲人说的了：“历史所开的一个大玩笑是：当行动者自以为是在从事一件伟大的事业时，他们实际上只是在进行一场热闹的笑剧。”而下面这句话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的：“人类的历史是很忍耐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这，大概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的悲剧”。 “今日的敌人明天却成了朋友——这就是历史。”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如是有云。现在来回顾我们那个物质、精神和意识等等都要“跃进”的时代，反思大大小小的各种“历史悲剧”，要找寻原因其实也不难，它就藏在伟人自己的诗句里：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