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的封建制度：西藏之谜 (ZT)

1.为了领主和喇嘛们

沿着被鲜血浸染的宗教冲突的风景线，没有那一个宗教象佛教一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内心平静和安慰。与其他的因为不宽容而导致野蛮的宗教相比，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既不狂热也不教条--至少它的信仰者们如此说道。对于佛教的许多信仰者来说，佛教与其说是神学，还不如说是一种冥想和探索。它促进了内在的和谐和启蒙，从而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正确的生活之路。一般地说，（佛教的）精神关注点不是在个人，而是在他人的福祉上面。一个人尽量放下个人的自我追求，而努力去理解与他人和外在事物的联系。“入世的佛教”尽量把个人的解放和负责任的社会活动混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一个开明的社会。

但是，对历史的回顾却显示并非佛教的所有的各种形式都远离教条主义的狂热和暴力的，带有剥削性质的追求。而这些，正是其他宗教的特点。在斯里兰卡，有一个传奇性的，几乎是神圣的笔载历史。这个历史记录了远古时代信仰佛教的国王们所发动并获胜的战争。在二十世纪，佛教徒们在自己人之间以及与非佛教徒们之间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发生在了泰国，缅甸，韩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在斯里兰卡，信奉佛教的土著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夺去了双方的许多生命。1998年，美国国务院列出了三十个世界上最暴力和最危险的极端组织。这其中有半数以上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更明确地讲，就是穆斯林，犹太教徒，和佛教徒。

1998年在南韩，成千的曹溪宗的佛教徒用拳头，石块，燃烧弹和木棒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他们战斗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对该宗派的控制权。这个教派是南韩最大的教派，每年有九百二十万美元的预算，好几百万美元的财产，还有指定1700个僧侣担任各级职务的特权。这场争斗破坏了主要的佛教圣地，造成了好几打的和尚受伤，有的人伤势严重。南韩公众们看起来憎恶参与争斗的双方，因为他们感觉无论那一边获胜，“它都会利用信徒们的捐献来购买豪宅和昂贵的轿车。”［2］

就象任何宗教一样，佛教的各个教派之间和内部的争斗往往源于物质上的腐败和领导人的个人缺陷。例如，在有着超过1400年的历史的日本长野县善光寺，“一场令人讨厌的战争”在小松主持和一群名义上受他管辖的寺庙之间发生了。这些寺庙的和尚们指控小松主持用出售寺庙的书画的办法为自己谋私利。他们还为常常看见小松与女子在一起而感到震惊。反过来，小松寻求孤立和惩罚那些批评他的和尚们。这场斗争持续了五年，并告上了法庭。［3］

但是藏传佛教又如何呢？它难道不是超然于这种争端之外吗？它帮助建立了怎样一种社会呢？许多佛教徒声称，在被中国于1959年和谐之前，旧西藏是一个以精神生活为导向的王国，能够免于困扰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空虚的物质主义，和腐朽的不道德行为。西方媒体，旅行手册，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等等已经把西藏的神权统治描绘为一个可以证实的香格里拉。达赖喇嘛自己就声称过，西藏“无所不在的佛教影响”，“在一个未收污染的环境下的广阔空间里，产生了一个致力于和平和和谐的社会。我们都享受着自由和满足。”
对西藏历史的解读却显示了另外一个有些不同的画面。“宗教冲突在旧西藏司空见惯，” 一个西方的佛教徒写道。“历史否定了西藏喇嘛们和他们的信徒互相宽容，充满善意地共处的香格里拉般的形象。” 事实上，情况非常的不同。旧西藏非常象在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宗教战争之下的欧洲。[5] 在十三世纪，忽必烈可汗创造了第一个“大喇嘛”。这个大喇嘛就象一个全能的教皇统治着他的主教们一样统治着所有的喇嘛们。几个世纪之后，中国的皇帝派遣军队进入西藏，支持当时的大喇嘛。这是一个年方25岁，野心勃勃的人。他此后给自己加上了“达赖(大海)喇嘛，全西藏的统治者”的称号。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第一个达赖喇嘛是被中国的军队所扶持的。(译者：原文没有给出处。有谁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段历史，可以在什么权威的文献中找到？)

他之前的两个喇嘛“转世”随后被追认为他的前生，这样就把第一个达赖喇嘛转入了第三个达赖喇嘛。这第一个(或者第三个) 达赖喇嘛夺取了不属于他的教派的寺庙，并被相信摧毁了与他自称的神性相冲突的佛教典籍。继承他的下一个达赖喇嘛追求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他拥有许多的情妇，和朋友们开派对，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也与一个转世的神明身份不符。他的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导致他被僧侣们谋杀。在170年之中，有五个达赖喇嘛被他们的僧侣或者廷臣所谋杀，尽管他们拥有广泛承认的神性。[6]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彼此竞争的藏传佛教教派们进行了剧烈的冲突和毫不犹豫的杀戮。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面临着后藏地区的叛乱。这一地区是与之竞争的噶举教派的据点，这个教派的最高喇嘛领袖叫做噶玛巴。五世达赖喇嘛号召对叛乱分子进行残酷的报复，并引入了蒙古军队来消灭他们的男女老幼，“就像以卵击石一般...一句话，毁灭他们的任何痕迹，甚至是他们的名字。”[7]
1792年，许多噶举教派的寺庙被没收，寺庙的喇嘛们被迫皈依格鲁教派(达赖喇嘛的教派) 。格鲁教派，也被称为“黄教” ，显示了很少的宽容和将他们的教导与其他佛教教派融合的意愿。用他们传统祈祷的话来说：“向您祈祷，黄教的暴力之神/您把污染和腐蚀格鲁信条的伟人，高官和凡人化为尘埃。”[8] 一个十八世纪西藏将军的回忆录描绘了在佛教徒之间的教派冲突。这些冲突和任何宗教冲突一样野蛮而血腥。[9] 这一阴暗的历史大多不被今天西方的藏传佛教徒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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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但与暴力密切相关，还与经济剥削密切相关。事实上，通常是经济上的剥削导致了暴力冲突。西藏的神权统治也不例外。直到1959年，在达赖喇嘛主持西藏的时候，大多数的可耕地都仍然被组织成农庄的形式被农奴们耕作。这些农庄被两大社会集团所拥有：富有的世俗领主们和富有的实行神权统治的喇嘛们。甚至一个同情旧秩序的作家也说“大量的地产属于寺庙，这些寺庙大多聚集了惊人的财富。” 这些财富的大部分是由“活跃的贸易，商业，和贷款活动” 所积累的。[10]

西藏哲蚌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拥有185个农庄，25000个农奴，300个大草场，和16000个牧人。这些寺庙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高级喇嘛的手中。许多普通的喇嘛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对巨大的财富无从染指。达喇喇嘛自己“富足地居住在有1000个房间，14层楼的布达拉宫里。”[11]

世俗的领主们也过得不错。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西藏军队的总司令官。他是达赖喇嘛的世俗内阁的成员之一，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500个农奴。[12] 旧西藏被一些西方崇拜者错误地表述为“一个不需要警察的社会，因为它的人民自愿地遵守因果报应的法律。”[13] 事实上，它有一支职业军队，尽管不大。这支军队主要充当领主们的宪兵队，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财产，追踪逃亡的农奴。

年幼的西藏男孩们被定期的从自己的农家里带走，带入寺庙被作为喇嘛来培训。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一生被束缚在那里。Tashì-Tsering, 一个喇嘛，曾谈及在这些寺庙里，农奴的孩子们被性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自己就是一个被反复强奸的牺牲者，而这些事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4] 这些寺庙还让这些孩子们终身服役，充作仆人，舞蹈者，和士兵。

在旧西藏，有少数的农民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自耕农存在着，还有大概一万户左右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商人，店主，和小的贸易商。上千的其他人是乞丐。此外还有奴隶，通常是一无所有的家奴，他们的后代也生来就是奴隶。[15] 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都是农奴。这些农奴们没有教育和医疗照顾，只比奴隶稍好一点。他们一生都被束缚在领主们或者寺庙的土地上工作--没有报酬，为领主们修房子，运送粮食，收集柴火。他们也被指望在需要时提供牲畜和运输。[16] 他们的主人们告诉他们种植什么作物，养殖什么牲畜。没有领主或者喇嘛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一旦他们的领主把他们送到远方工作，他们也会因此轻易地与家庭分离。[17]

在一个自由的劳工系统里，与奴隶制不同，领主们对农奴们的维护不负责任，也不会把农奴作为一个昂贵的财产而对他或她的生存产生直接的兴趣。农奴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而在奴隶制下，农奴们被束缚于他们的领主，保证了一个稳定而永久的劳动力。他们既不能组织起来，也不能罢工，也不能如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一样自由离开。(西藏的)领主们把两种制度下最好的部分都占全了。

一个22岁的女人，她自己是一个逃亡奴隶，谈到：“漂亮的农奴女孩常常被主人作为佣人带走，并被以主人想要的方式使用；” 她们“只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18] 农奴去任何地方都需要许可。地主们有法律权威去抓捕试图逃亡的农奴。一个24岁的逃亡奴隶把中国的干涉作为“解放” 来欢迎。他作证说在农奴制度下，他被迫从事无尽的耕作，饥饿，和寒冷。在他第三次试图逃跑失败之后，他被地主的人无情地毒打，直到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倾泻而出。他们随后把酒和有腐蚀性的苏打水倒在他的伤口上，制造疼痛。[19]

农奴们要为结婚交税，为每一个孩子的诞生交税，为家庭里的每一个死亡交税。
他们要为在院子里种树和畜养牲畜而交税。他们要为宗教节日和公共的舞蹈与鼓乐交税，要为被投入监狱和被释放而交税。那些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会因没有工作而被收税。如果他们旅行到另外的村庄去找工作，他们要交通行税。当人们交不起税的时候，寺院就会以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利息贷款。有些债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再从儿子传到孙子。还不起贷款的负债人有着被变成奴隶的风险。[20]

神权统治的宗教教诲加强了它的阶级秩序。受苦的穷人被告知他们现世的苦难来自于前世的作恶。所以他们必须接受现世的悲惨来作为因果报应的救赎，以此来期待下世的情况能够变好。有权有钱的人把他们的好运作为对前世和后世的美德的奖励，同时也作为一种可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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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奴们不只是对他们所受的压迫视而不见的迷信受害者。正如我们所见，有人逃亡，还有人公开反抗，有时遭受可怕的结局。在封建制的西藏，酷刑和折磨--包括挖眼，拉舌，抽筋，和截肢--作为对小偷，逃亡或者敢于抵抗的农奴们的惩罚而受到欢迎。1960年代在西藏旅行的斯图尔特和罗玛.盖尔德(Stuart and Roma Gelder) 采访了一个前农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窃了两头属于寺院的羊。为此，他的双眼被挖出，手也被伤残到不能使用。他说他不再是一个佛教徒：“当一个神圣的喇嘛告诉他们把我弄瞎时，我不再相信宗教有任何的好。”[21] 因为夺取生命是违反佛教教诲的，所以一些违反法律的人(只是)被严重地伤害，然后被“留给神”，在寒夜中死去。“西藏和中世纪欧洲的相似性非常显著，” 汤姆.格朗费尔德(Tom Grunfeld) 在他的一本书中作出结论。[22]

1959年，安娜.露易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访问了一个关于西藏领主们使用的刑具的展览。这里有各种尺寸的手铐，包括给小孩用的小尺寸手铐，以及用来割鼻耳，挖眼，断手和抽脚筋的各种工具。还有烙铁，鞭子，和挖肘的工具。展览展示了照片和因为偷窃而被弄瞎和弄残的受害者的证词。有一个牧人，他的主人欠他元和小麦的报销，但是拒绝支付。于是他拿走了主人的一头母牛；为此他的手被截肢了。另外一个牧人因反对他的妻子被领主带走而被打断了手。还有照片显示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被切掉了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个女人先被强奸，然后被切掉鼻子。[23]

更早的去西藏的访问者评论了西藏的神权专制。1895年，英国人A.L.瓦德尔博士(Dr. A. L. Waddell), 写到西藏的人们处于“喇嘛们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和喇嘛们编造用来恐吓人们的魔鬼迷信之下。1904年，佩尔斯瓦.兰敦(Perceval Landon) 把达赖喇嘛的统治描述为“压迫的发动机”。大约在同一时候，另外一个英国旅行者，W.F.T.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or), 观察到“大地主和僧侣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着不容反抗的专制” ，而人民“被如怪物般增长的修道院制度和僧侣手段所压迫着。” 西藏的统治者“发明了可耻的传奇并在普通人之中制造了一种迷信的精神”。1937年，另一个访问者，斯宾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写到，“喇嘛僧侣们没有把时间花在救助人民或者教育他们之上...路边的乞丐与僧侣们毫无关系。知识是被寺院们小心翼翼守护着的特权，并被用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和财富。”[24] 和我们也许期待的相反，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远非浪漫化的，被西方的佛教徒们所热情歌颂的香格里拉。

无论1959年之后中国人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引入了什么样的新压迫，他们的确废除了奴隶制度和西藏有劳无酬的农奴制。他们废除了许多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税收，开始了工程项目，并极大的减少了失业和乞讨。他们建立了世俗的学校，从而打破了寺院对教育的垄断。他们还在拉萨修建了自来水和电力系统。[32]

海因里希.哈尔(Heinrich Harrer) (此人后来被揭出是希特勒党卫军的军士) 写了一本关于他在西藏的经历的畅销书。此书后来被制作成一部流行的好莱坞电影。他提到那些反抗中国人的西藏人“占压倒性多数的是贵族，半贵族，和喇嘛们；他们被勒令做一些最低下的工作来作为惩罚，包括在道路和桥梁项目上工作。他们还被驱使在游客到来之前清扫城市，这对他们是进一步的羞辱。” 他们还不得不居住在最初为乞丐和流浪者所建立的营地之中--所有的这些都被哈尔用来证明中国占领的可怕本质。[33]

到1961年，中国占领当局剥夺了领主和喇嘛们的地产。他们把数千英亩的土地分给了佃农和无地的农民，并把他们重新组织成上百的公社。曾被贵族们拥有的畜群被交给了贫穷的牧人集体。牲畜的饲养得到提高，新品种的蔬菜，新品种的大麦和小麦被引进，还有灌溉的提高。所有的这些据报导都导致了农业产量的提高。[34]

许多农民还是如以前那样相信宗教，并给神职人员捐献。但是曾在孩提时代被强征入寺院的僧侣们现在却可以自由的抛弃修道院的生活。数千的人这么做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僧侣们。剩下的神职人员靠着政府不多的供养和在婚丧嫁娶上做祈祷仪式挣到的额外收入而生活。[35]

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兼最小的兄弟，Tendzin Choegyal，声称“超过一百二十万的西藏人因为中国的占领而死。”[36] 发布于1953年的官方人口数据--这是在中国和谐之前的六年--记录了在西藏居住的总人口是一百二十七万四千。[37] 其他的统计数据把西藏的人口放在大概两百万左右。如果中国人在1960年代早期杀害了一百二十万人，那么几乎西藏的所有地区都会荒无人烟，被变成点缀着死亡集中营和集体坟墓的杀戮之地--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在西藏的分布稀薄的中国力量是没有可能把这么多人集中起来，一个个追捕住，然后处决的，即使他们什么其他事都不干。

中国当局宣称已经废除了把鞭挞，伤残和截肢作为一种对罪犯的惩罚的形式。但他们自己却被流亡的藏人指控犯有暴行。政府当局的确承认“错误，” 尤其是在1966-76年的文革期间。在此期间，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在中国和西藏都达到了高潮。在1950年代后期的叛乱之后，数千的藏人被监禁。在大跃进期间，集体化和农作物种植被强加于西藏农民，有时对产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放松控制“并试图修补在之前二十年间造成的破坏。”[38]

1980年，中国政府开始了据报导是设计为赋予西藏更大程度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改革。西藏人将能够被允许种植自留地，出售多余的收获，自己决定种植什么作物，并保有耗牛和羊。和外部世界的通讯被再次允许，边境控制也被放松，允许藏人访问流亡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亲戚。[39] 到1980年代许多主要的喇嘛们都开始在中国和海外流亡社区之间往返，“恢复他们在西藏的寺院和帮助复兴那里的佛教。”[40] 。

到2007年为止，藏传佛教仍然被广泛地实践和被官方所容忍。宗教朝圣和其他形式的膜拜也被允许，但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所有的和尚和尼姑都必须签署一份效忠书，保证他们不能用他们的宗教地位来酝酿分裂和不同政见。同时，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被宣布为非法。[41]

在1990年代，汉族，占中国巨大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种族，开始以大量的数目进入西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大街上，汉族殖民的标记随处可见。中国人拥有工厂和许多的商店摊位。高大的办公楼和大的购物中心被建立起来。这些项目花费的资金也许可以被用来修建水处理工厂和住房。中国在西藏的干部常常把他们的西藏邻居看作落后而懒惰，需要经济发展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1990年代，西藏政府中被怀疑藏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雇员被从职位上清洗出去，同时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也再次被发起。据报导，那些进行分裂主义活动和“政治颠覆” 的藏人遭到逮捕，监禁，和强迫劳动。有些人被行政监禁，缺乏足够的食物，水，和毛毯，遭到威胁，殴打，和其他的虐待。[42]1.为了领主和喇嘛们

沿着被鲜血浸染的宗教冲突的风景线，没有那一个宗教象佛教一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内心平静和安慰。与其他的因为不宽容而导致野蛮的宗教相比，佛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既不狂热也不教条--至少它的信仰者们如此说道。对于佛教的许多信仰者来说，佛教与其说是神学，还不如说是一种冥想和探索。它促进了内在的和谐和启蒙，从而引导我们走上一条正确的生活之路。一般地说，（佛教的）精神关注点不是在个人，而是在他人的福祉上面。一个人尽量放下个人的自我追求，而努力去理解与他人和外在事物的联系。“入世的佛教”尽量把个人的解放和负责任的社会活动混合在一起，从而建立一个开明的社会。

但是，对历史的回顾却显示并非佛教的所有的各种形式都远离教条主义的狂热和暴力的，带有剥削性质的追求。而这些，正是其他宗教的特点。在斯里兰卡，有一个传奇性的，几乎是神圣的笔载历史。这个历史记录了远古时代信仰佛教的国王们所发动并获胜的战争。在二十世纪，佛教徒们在自己人之间以及与非佛教徒们之间都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冲突发生在了泰国，缅甸，韩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在斯里兰卡，信奉佛教的土著和信奉印度教的泰米尔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夺去了双方的许多生命。1998年，美国国务院列出了三十个世界上最暴力和最危险的极端组织。这其中有半数以上是带有宗教性质的，更明确地讲，就是穆斯林，犹太教徒，和佛教徒。

1998年在南韩，成千的曹溪宗的佛教徒用拳头，石块，燃烧弹和木棒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激烈战斗。他们战斗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对该宗派的控制权。这个教派是南韩最大的教派，每年有九百二十万美元的预算，好几百万美元的财产，还有指定1700个僧侣担任各级职务的特权。这场争斗破坏了主要的佛教圣地，造成了好几打的和尚受伤，有的人伤势严重。南韩公众们看起来憎恶参与争斗的双方，因为他们感觉无论那一边获胜，“它都会利用信徒们的捐献来购买豪宅和昂贵的轿车。”［2］

就象任何宗教一样，佛教的各个教派之间和内部的争斗往往源于物质上的腐败和领导人的个人缺陷。例如，在有着超过1400年的历史的日本长野县善光寺，“一场令人讨厌的战争”在小松主持和一群名义上受他管辖的寺庙之间发生了。这些寺庙的和尚们指控小松主持用出售寺庙的书画的办法为自己谋私利。他们还为常常看见小松与女子在一起而感到震惊。反过来，小松寻求孤立和惩罚那些批评他的和尚们。这场斗争持续了五年，并告上了法庭。［3］

但是藏传佛教又如何呢？它难道不是超然于这种争端之外吗？它帮助建立了怎样一种社会呢？许多佛教徒声称，在被中国于1959年和谐之前，旧西藏是一个以精神生活为导向的王国，能够免于困扰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空虚的物质主义，和腐朽的不道德行为。西方媒体，旅行手册，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等等已经把西藏的神权统治描绘为一个可以证实的香格里拉。达赖喇嘛自己就声称过，西藏“无所不在的佛教影响”，“在一个未收污染的环境下的广阔空间里，产生了一个致力于和平和和谐的社会。我们都享受着自由和满足。”
对西藏历史的解读却显示了另外一个有些不同的画面。“宗教冲突在旧西藏司空见惯，” 一个西方的佛教徒写道。“历史否定了西藏喇嘛们和他们的信徒互相宽容，充满善意地共处的香格里拉般的形象。” 事实上，情况非常的不同。旧西藏非常象在反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宗教战争之下的欧洲。[5] 在十三世纪，忽必烈可汗创造了第一个“大喇嘛”。这个大喇嘛就象一个全能的教皇统治着他的主教们一样统治着所有的喇嘛们。几个世纪之后，中国的皇帝派遣军队进入西藏，支持当时的大喇嘛。这是一个年方25岁，野心勃勃的人。他此后给自己加上了“达赖(大海)喇嘛，全西藏的统治者”的称号。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第一个达赖喇嘛是被中国的军队所扶持的。(译者：原文没有给出处。有谁知道这是来自于哪一段历史，可以在什么权威的文献中找到？)

他之前的两个喇嘛“转世”随后被追认为他的前生，这样就把第一个达赖喇嘛转入了第三个达赖喇嘛。这第一个(或者第三个) 达赖喇嘛夺取了不属于他的教派的寺庙，并被相信摧毁了与他自称的神性相冲突的佛教典籍。继承他的下一个达赖喇嘛追求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他拥有许多的情妇，和朋友们开派对，在其他方面的行为也与一个转世的神明身份不符。他的这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导致他被僧侣们谋杀。在170年之中，有五个达赖喇嘛被他们的僧侣或者廷臣所谋杀，尽管他们拥有广泛承认的神性。[6]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彼此竞争的藏传佛教教派们进行了剧烈的冲突和毫不犹豫的杀戮。1660年，五世达赖喇嘛面临着后藏地区的叛乱。这一地区是与之竞争的噶举教派的据点，这个教派的最高喇嘛领袖叫做噶玛巴。五世达赖喇嘛号召对叛乱分子进行残酷的报复，并引入了蒙古军队来消灭他们的男女老幼，“就像以卵击石一般...一句话，毁灭他们的任何痕迹，甚至是他们的名字。”[7]
1792年，许多噶举教派的寺庙被没收，寺庙的喇嘛们被迫皈依格鲁教派(达赖喇嘛的教派) 。格鲁教派，也被称为“黄教” ，显示了很少的宽容和将他们的教导与其他佛教教派融合的意愿。用他们传统祈祷的话来说：“向您祈祷，黄教的暴力之神/您把污染和腐蚀格鲁信条的伟人，高官和凡人化为尘埃。”[8] 一个十八世纪西藏将军的回忆录描绘了在佛教徒之间的教派冲突。这些冲突和任何宗教冲突一样野蛮而血腥。[9] 这一阴暗的历史大多不被今天西方的藏传佛教徒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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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不但与暴力密切相关，还与经济剥削密切相关。事实上，通常是经济上的剥削导致了暴力冲突。西藏的神权统治也不例外。直到1959年，在达赖喇嘛主持西藏的时候，大多数的可耕地都仍然被组织成农庄的形式被农奴们耕作。这些农庄被两大社会集团所拥有：富有的世俗领主们和富有的实行神权统治的喇嘛们。甚至一个同情旧秩序的作家也说“大量的地产属于寺庙，这些寺庙大多聚集了惊人的财富。” 这些财富的大部分是由“活跃的贸易，商业，和贷款活动” 所积累的。[10]

西藏哲蚌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主之一，拥有185个农庄，25000个农奴，300个大草场，和16000个牧人。这些寺庙的财富集中在极少数高级喇嘛的手中。许多普通的喇嘛们过着清苦的生活，对巨大的财富无从染指。达喇喇嘛自己“富足地居住在有1000个房间，14层楼的布达拉宫里。”[11]

世俗的领主们也过得不错。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西藏军队的总司令官。他是达赖喇嘛的世俗内阁的成员之一，拥有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500个农奴。[12] 旧西藏被一些西方崇拜者错误地表述为“一个不需要警察的社会，因为它的人民自愿地遵守因果报应的法律。”[13] 事实上，它有一支职业军队，尽管不大。这支军队主要充当领主们的宪兵队，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财产，追踪逃亡的农奴。

年幼的西藏男孩们被定期的从自己的农家里带走，带入寺庙被作为喇嘛来培训。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一生被束缚在那里。Tashì-Tsering, 一个喇嘛，曾谈及在这些寺庙里，农奴的孩子们被性虐待是司空见惯的事。他自己就是一个被反复强奸的牺牲者，而这些事在他九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4] 这些寺庙还让这些孩子们终身服役，充作仆人，舞蹈者，和士兵。

在旧西藏，有少数的农民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自耕农存在着，还有大概一万户左右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商人，店主，和小的贸易商。上千的其他人是乞丐。此外还有奴隶，通常是一无所有的家奴，他们的后代也生来就是奴隶。[15] 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都是农奴。这些农奴们没有教育和医疗照顾，只比奴隶稍好一点。他们一生都被束缚在领主们或者寺庙的土地上工作--没有报酬，为领主们修房子，运送粮食，收集柴火。他们也被指望在需要时提供牲畜和运输。[16] 他们的主人们告诉他们种植什么作物，养殖什么牲畜。没有领主或者喇嘛的同意，他们不能结婚。一旦他们的领主把他们送到远方工作，他们也会因此轻易地与家庭分离。[17]

在一个自由的劳工系统里，与奴隶制不同，领主们对农奴们的维护不负责任，也不会把农奴作为一个昂贵的财产而对他或她的生存产生直接的兴趣。农奴们必须自己养活自己。而在奴隶制下，农奴们被束缚于他们的领主，保证了一个稳定而永久的劳动力。他们既不能组织起来，也不能罢工，也不能如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一样自由离开。(西藏的)领主们把两种制度下最好的部分都占全了。

一个22岁的女人，她自己是一个逃亡奴隶，谈到：“漂亮的农奴女孩常常被主人作为佣人带走，并被以主人想要的方式使用；” 她们“只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奴隶。”[18] 农奴去任何地方都需要许可。地主们有法律权威去抓捕试图逃亡的农奴。一个24岁的逃亡奴隶把中国的干涉作为“解放” 来欢迎。他作证说在农奴制度下，他被迫从事无尽的耕作，饥饿，和寒冷。在他第三次试图逃跑失败之后，他被地主的人无情地毒打，直到血从他的鼻子和嘴里倾泻而出。他们随后把酒和有腐蚀性的苏打水倒在他的伤口上，制造疼痛。[19]

农奴们要为结婚交税，为每一个孩子的诞生交税，为家庭里的每一个死亡交税。
他们要为在院子里种树和畜养牲畜而交税。他们要为宗教节日和公共的舞蹈与鼓乐交税，要为被投入监狱和被释放而交税。那些未能找到工作的人会因没有工作而被收税。如果他们旅行到另外的村庄去找工作，他们要交通行税。当人们交不起税的时候，寺院就会以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利息贷款。有些债务从父亲传到儿子，再从儿子传到孙子。还不起贷款的负债人有着被变成奴隶的风险。[20]

神权统治的宗教教诲加强了它的阶级秩序。受苦的穷人被告知他们现世的苦难来自于前世的作恶。所以他们必须接受现世的悲惨来作为因果报应的救赎，以此来期待下世的情况能够变好。有权有钱的人把他们的好运作为对前世和后世的美德的奖励，同时也作为一种可见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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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农奴们不只是对他们所受的压迫视而不见的迷信受害者。正如我们所见，有人逃亡，还有人公开反抗，有时遭受可怕的结局。在封建制的西藏，酷刑和折磨--包括挖眼，拉舌，抽筋，和截肢--作为对小偷，逃亡或者敢于抵抗的农奴们的惩罚而受到欢迎。1960年代在西藏旅行的斯图尔特和罗玛.盖尔德(Stuart and Roma Gelder) 采访了一个前农奴Tsereh Wang Tuei。他偷窃了两头属于寺院的羊。为此，他的双眼被挖出，手也被伤残到不能使用。他说他不再是一个佛教徒：“当一个神圣的喇嘛告诉他们把我弄瞎时，我不再相信宗教有任何的好。”[21] 因为夺取生命是违反佛教教诲的，所以一些违反法律的人(只是)被严重地伤害，然后被“留给神”，在寒夜中死去。“西藏和中世纪欧洲的相似性非常显著，” 汤姆.格朗费尔德(Tom Grunfeld) 在他的一本书中作出结论。[22]

1959年，安娜.露易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访问了一个关于西藏领主们使用的刑具的展览。这里有各种尺寸的手铐，包括给小孩用的小尺寸手铐，以及用来割鼻耳，挖眼，断手和抽脚筋的各种工具。还有烙铁，鞭子，和挖肘的工具。展览展示了照片和因为偷窃而被弄瞎和弄残的受害者的证词。有一个牧人，他的主人欠他元和小麦的报销，但是拒绝支付。于是他拿走了主人的一头母牛；为此他的手被截肢了。另外一个牧人因反对他的妻子被领主带走而被打断了手。还有照片显示共产主义活动分子被切掉了鼻子和上嘴唇，以及一个女人先被强奸，然后被切掉鼻子。[23]

更早的去西藏的访问者评论了西藏的神权专制。1895年，英国人A.L.瓦德尔博士(Dr. A. L. Waddell), 写到西藏的人们处于“喇嘛们令人无法忍受的暴政”和喇嘛们编造用来恐吓人们的魔鬼迷信之下。1904年，佩尔斯瓦.兰敦(Perceval Landon) 把达赖喇嘛的统治描述为“压迫的发动机”。大约在同一时候，另外一个英国旅行者，W.F.T.欧康纳上校(Captain W.F.T. O’Connor), 观察到“大地主和僧侣们...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着不容反抗的专制” ，而人民“被如怪物般增长的修道院制度和僧侣手段所压迫着。” 西藏的统治者“发明了可耻的传奇并在普通人之中制造了一种迷信的精神”。1937年，另一个访问者，斯宾塞.查普曼(Spencer Chapman) 写到，“喇嘛僧侣们没有把时间花在救助人民或者教育他们之上...路边的乞丐与僧侣们毫无关系。知识是被寺院们小心翼翼守护着的特权，并被用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和财富。”[24] 和我们也许期待的相反，封建神权统治下的西藏远非浪漫化的，被西方的佛教徒们所热情歌颂的香格里拉。

无论1959年之后中国人做了什么样的错事，引入了什么样的新压迫，他们的确废除了奴隶制度和西藏有劳无酬的农奴制。他们废除了许多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税收，开始了工程项目，并极大的减少了失业和乞讨。他们建立了世俗的学校，从而打破了寺院对教育的垄断。他们还在拉萨修建了自来水和电力系统。[32]

海因里希.哈尔(Heinrich Harrer) (此人后来被揭出是希特勒党卫军的军士) 写了一本关于他在西藏的经历的畅销书。此书后来被制作成一部流行的好莱坞电影。他提到那些反抗中国人的西藏人“占压倒性多数的是贵族，半贵族，和喇嘛们；他们被勒令做一些最低下的工作来作为惩罚，包括在道路和桥梁项目上工作。他们还被驱使在游客到来之前清扫城市，这对他们是进一步的羞辱。” 他们还不得不居住在最初为乞丐和流浪者所建立的营地之中--所有的这些都被哈尔用来证明中国占领的可怕本质。[33]

到1961年，中国占领当局剥夺了领主和喇嘛们的地产。他们把数千英亩的土地分给了佃农和无地的农民，并把他们重新组织成上百的公社。曾被贵族们拥有的畜群被交给了贫穷的牧人集体。牲畜的饲养得到提高，新品种的蔬菜，新品种的大麦和小麦被引进，还有灌溉的提高。所有的这些据报导都导致了农业产量的提高。[34]

许多农民还是如以前那样相信宗教，并给神职人员捐献。但是曾在孩提时代被强征入寺院的僧侣们现在却可以自由的抛弃修道院的生活。数千的人这么做了，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僧侣们。剩下的神职人员靠着政府不多的供养和在婚丧嫁娶上做祈祷仪式挣到的额外收入而生活。[35]

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兼最小的兄弟，Tendzin Choegyal，声称“超过一百二十万的西藏人因为中国的占领而死。”[36] 发布于1953年的官方人口数据--这是在中国和谐之前的六年--记录了在西藏居住的总人口是一百二十七万四千。[37] 其他的统计数据把西藏的人口放在大概两百万左右。如果中国人在1960年代早期杀害了一百二十万人，那么几乎西藏的所有地区都会荒无人烟，被变成点缀着死亡集中营和集体坟墓的杀戮之地--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在西藏的分布稀薄的中国力量是没有可能把这么多人集中起来，一个个追捕住，然后处决的，即使他们什么其他事都不干。

中国当局宣称已经废除了把鞭挞，伤残和截肢作为一种对罪犯的惩罚的形式。但他们自己却被流亡的藏人指控犯有暴行。政府当局的确承认“错误，” 尤其是在1966-76年的文革期间。在此期间，对宗教信仰的迫害在中国和西藏都达到了高潮。在1950年代后期的叛乱之后，数千的藏人被监禁。在大跃进期间，集体化和农作物种植被强加于西藏农民，有时对产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在19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放松控制“并试图修补在之前二十年间造成的破坏。”[38]

1980年，中国政府开始了据报导是设计为赋予西藏更大程度的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改革。西藏人将能够被允许种植自留地，出售多余的收获，自己决定种植什么作物，并保有耗牛和羊。和外部世界的通讯被再次允许，边境控制也被放松，允许藏人访问流亡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亲戚。[39] 到1980年代许多主要的喇嘛们都开始在中国和海外流亡社区之间往返，“恢复他们在西藏的寺院和帮助复兴那里的佛教。”[40] 。

到2007年为止，藏传佛教仍然被广泛地实践和被官方所容忍。宗教朝圣和其他形式的膜拜也被允许，但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所有的和尚和尼姑都必须签署一份效忠书，保证他们不能用他们的宗教地位来酝酿分裂和不同政见。同时，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被宣布为非法。[41]

在1990年代，汉族，占中国巨大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的种族，开始以大量的数目进入西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大街上，汉族殖民的标记随处可见。中国人拥有工厂和许多的商店摊位。高大的办公楼和大的购物中心被建立起来。这些项目花费的资金也许可以被用来修建水处理工厂和住房。中国在西藏的干部常常把他们的西藏邻居看作落后而懒惰，需要经济发展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1990年代，西藏政府中被怀疑藏有民族主义情绪的雇员被从职位上清洗出去，同时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也再次被发起。据报导，那些进行分裂主义活动和“政治颠覆” 的藏人遭到逮捕，监禁，和强迫劳动。有些人被行政监禁，缺乏足够的食物，水，和毛毯，遭到威胁，殴打，和其他的虐待。[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