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什么名义管制色情？

作者：长平

新一轮的网络色情管制年前已经拉开序幕，“艳照门”之后似乎更加理所当然。疑似谎言的“很黄很暴力”不幸一语成谶，对它的质疑和嘲笑也不再理直气壮。很多人都认为，管制色情的理由不证自明，仅道德二字就已经足够，更何况托以未成年人之名。事实上，在西方很多国家，未成年人看到色情材料的机会要比在中国少得多，但同时成年人又享有出版或购买色情材料的自由。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管制色情并非只针对未成年人，就算百岁老人之间传看色情图片也为法不容。因此，我们可以首先讨论针对成年人的色情管制，它依据的理论和事实是什么？
　　严格说来，公权力没办法以道德的名义行事。道德是一种软约束，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形成的自我约束和心理压迫；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依靠公权力进行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道德不需要公权力维护，公权力一旦出动，它就已经是法律了。所以，制定法律的依据不能仅仅是道德，否则就陷入了一种悖论。即便是从道德出发，它也需要证明这种道德被破坏之后的社会后果。
　　以前人们普遍相信，色情泛滥的社会后果无需证明，必然礼崩乐坏，全民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性犯罪率也随之增加，因此大多数国家都视色情为洪水猛兽，严加管制。但这种看法一直受到质疑，到上世纪60年代则被著名的“丹麦试验”彻底颠覆了。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成人色情品市场，并跟踪调查发现：第一，人们并没有沉溺其中，色情品的的制售经过一个短暂的狂欢之后急剧下降；被试者刚开始性幻想多点，但很快就依然故我，性行为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第二，犯罪率大幅下降。1967年丹麦的犯罪率比前一年下降了 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色情品彻底解禁后，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亵儿童罪下降了80%，其他性犯罪也大幅度下降。在色情品合法化后的10年中，任何种类的性犯罪均无增长。
　　类似的社会学试验和调查，西方别的国家也做过不少，并以此为依据放宽了色情管制。中国的情况也许真的不同，但是也希望政府能够组织严肃的调查，拿出科学的结论来，而不是每次大规模行动前让电视台随便抓一个小姑娘说句“很黄很暴力”就够了。
　　更重要的是，对于色情管制的思考，我们脑子里不应该只有中世纪的道德观念，还应该有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在西方社会，这一议题更多地围绕着后者展开争论。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色情材料虽然不堪入目，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表达其个人观念和嗜好的言论自由。法律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不仅包括正确的、有用的言论，也包括错误的、无聊的言论，只要不伤害他人就行。那些厌恶色情材料的人，应该持这样的态度：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由此，涉黄的自由成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对这项权利的捍卫，有人戏称为“争取淫权”。
　　不过，也有人指出，色情并不是一般性质的言论，因为它总是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这些批评者将“是否合乎道德”替换为“是否冒犯他人”，引发了何为“冒犯”的深入讨论。这个讨论的一个结果是，色情材料都应该事先警示，比如说“本网站内容可能令人厌恶”，这样就提供了“冒犯的可避免性”。
　　有些女权主义者又有不同看法。她们从女性权利的角度，认为色情作品以男人的性消费为出发点，是对女人的物化，降低了女人的自我认同度，强化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统治，因此坚决反对色情品出版自由。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压制言论自由的政府利用，那样对男人女人都没有好处。任何出版检查制度都值得警惕，它对社会的破坏性远远大过它所检查的内容。最好的办法是，女人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即制作出版一些女性中心的色情作品，让女人去消费男人。
　　这些争论还在继续，对各国政府色情管制政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不管结论如何，也不管有没有结论，这些争论本身就是公民自我教育和民主训练的过程，有助于培养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也有助于帮助政府懂得怎样依法治国。至于保护青少年，建立严格的分级制度、开发一些加密过滤软件，效果肯定比漫天撒网的色情管制要好得多。
作者简介:
作者长平，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文章多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天涯》、《新闻晨报》、《潇湘晨报》、《现代快报》、《青年记者》、《燕赵都市报》等。作者：长平

新一轮的网络色情管制年前已经拉开序幕，“艳照门”之后似乎更加理所当然。疑似谎言的“很黄很暴力”不幸一语成谶，对它的质疑和嘲笑也不再理直气壮。很多人都认为，管制色情的理由不证自明，仅道德二字就已经足够，更何况托以未成年人之名。事实上，在西方很多国家，未成年人看到色情材料的机会要比在中国少得多，但同时成年人又享有出版或购买色情材料的自由。另一个事实是，中国管制色情并非只针对未成年人，就算百岁老人之间传看色情图片也为法不容。因此，我们可以首先讨论针对成年人的色情管制，它依据的理论和事实是什么？
　　严格说来，公权力没办法以道德的名义行事。道德是一种软约束，是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内心信念形成的自我约束和心理压迫；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依靠公权力进行强制性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道德不需要公权力维护，公权力一旦出动，它就已经是法律了。所以，制定法律的依据不能仅仅是道德，否则就陷入了一种悖论。即便是从道德出发，它也需要证明这种道德被破坏之后的社会后果。
　　以前人们普遍相信，色情泛滥的社会后果无需证明，必然礼崩乐坏，全民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性犯罪率也随之增加，因此大多数国家都视色情为洪水猛兽，严加管制。但这种看法一直受到质疑，到上世纪60年代则被著名的“丹麦试验”彻底颠覆了。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成人色情品市场，并跟踪调查发现：第一，人们并没有沉溺其中，色情品的的制售经过一个短暂的狂欢之后急剧下降；被试者刚开始性幻想多点，但很快就依然故我，性行为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第二，犯罪率大幅下降。1967年丹麦的犯罪率比前一年下降了 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色情品彻底解禁后，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亵儿童罪下降了80%，其他性犯罪也大幅度下降。在色情品合法化后的10年中，任何种类的性犯罪均无增长。
　　类似的社会学试验和调查，西方别的国家也做过不少，并以此为依据放宽了色情管制。中国的情况也许真的不同，但是也希望政府能够组织严肃的调查，拿出科学的结论来，而不是每次大规模行动前让电视台随便抓一个小姑娘说句“很黄很暴力”就够了。
　　更重要的是，对于色情管制的思考，我们脑子里不应该只有中世纪的道德观念，还应该有现代社会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在西方社会，这一议题更多地围绕着后者展开争论。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色情材料虽然不堪入目，而且没有什么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表达其个人观念和嗜好的言论自由。法律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不仅包括正确的、有用的言论，也包括错误的、无聊的言论，只要不伤害他人就行。那些厌恶色情材料的人，应该持这样的态度：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由此，涉黄的自由成为一种基本的人权。对这项权利的捍卫，有人戏称为“争取淫权”。
　　不过，也有人指出，色情并不是一般性质的言论，因为它总是让很多人感到不舒服。这些批评者将“是否合乎道德”替换为“是否冒犯他人”，引发了何为“冒犯”的深入讨论。这个讨论的一个结果是，色情材料都应该事先警示，比如说“本网站内容可能令人厌恶”，这样就提供了“冒犯的可避免性”。
　　有些女权主义者又有不同看法。她们从女性权利的角度，认为色情作品以男人的性消费为出发点，是对女人的物化，降低了女人的自我认同度，强化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统治，因此坚决反对色情品出版自由。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压制言论自由的政府利用，那样对男人女人都没有好处。任何出版检查制度都值得警惕，它对社会的破坏性远远大过它所检查的内容。最好的办法是，女人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即制作出版一些女性中心的色情作品，让女人去消费男人。
　　这些争论还在继续，对各国政府色情管制政策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不管结论如何，也不管有没有结论，这些争论本身就是公民自我教育和民主训练的过程，有助于培养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也有助于帮助政府懂得怎样依法治国。至于保护青少年，建立严格的分级制度、开发一些加密过滤软件，效果肯定比漫天撒网的色情管制要好得多。
作者简介:
作者长平，媒体工作者，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2003-2004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都周刊》副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文章多发表于《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天涯》、《新闻晨报》、《潇湘晨报》、《现代快报》、《青年记者》、《燕赵都市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