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我对廖伯康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评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10 21:17:53
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1924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选进重庆市团市委，任副书记；后来又成为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庆市团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对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个别领导同志犯有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转发重庆市委<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给予彻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后，廖伯康同志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一、“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是廖伯康胡编乱造的欺人之谈！
廖伯康成为重庆的名人，是在“文革”时期，他那时曾经十分卖力的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再说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积极活动，大力谋求当时的群众组织推荐他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负责重庆市“军管”的部队领导不大喜欢廖伯康过于卖力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上部队比较支持的“群众组织”坚决反对廖伯康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深受刘邓司令部的大将——李井泉迫害的”廖伯康才成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革命干部”。
廖伯康是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成员被正式“平反昭雪”，并受到胡耀邦、杨尚昆的重视，由“文革”前的中层干部迅速被提升为重庆市的领导人，又当了四川省政协的的主席，自然是个“俊杰”式的人物！就连自称是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乐于用《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为题，给廖伯康写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作序。因为廖伯康的“文章”，用中国“反毛者”惯用的手法，编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由此而深受国内外“反毛者”的欣赏与吹捧……；“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立即成为国内外“反毛者”眼中的“珍品”，争相转帖、引用、加油添醋的发挥，象“金辉”一类“名家”还以此为据，把他们编造的“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估算”，不断加码，变为“中国饿死了4000多万人”的“事实”；于是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就使廖伯康成为海内外一切“反毛者”的推崇的“名人”而“名扬天下”……
现在，我先引用一段廖伯康“玄龙门阵”中最被国内外“反毛者”诊视的“文字叙述”，再次展示一下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所使用的“方法”——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说：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txE `M7 s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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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就是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就是中国的“金辉”们要把“中国饿死3000万人”加码到“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理由”？ IaBH<N ^c@
二、在1957年，四川并没有7215.7万人
中国的“金辉”们在制造“中国饿死3000万人”和“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很用学问”的中国人，也“喜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展示自己的非常聪明与才智；那些到处鼓吹与传播廖伯康“玄龙门阵”的“反毛者”们，他们同样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四川在1957年有没有7215,7万人？” O<]r^qa
我就是四川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直在四川农村生活，他们的子孙现在已经大了；我姐姐的重孙辈，也快进小学读书了……；这两个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也有成员出现水肿现象。我姐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点食物，背着社队干部到煤矿去采煤；直到1963年煤矿“清退农村人口”，他才回家，成为被“饿死”又复活的“新增”人口……
我1950年到成都市做“学徒”，至今在成都市生活。大跃进期间，是四川省一机校实习工厂的教员，那时从农村招收了不少学生，致使一机校“一分为二”，新成立一个“四川省电器制造工业学校”，我也被分到电器校筹建实习工厂。1962年电器校清退农村人口，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被遣送回农村，我曾经做过“护送人员”，让一些已经被“注销”的农村人口，重新成为农村的“新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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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我被调到军工厂，支援中国现代电子工业建设。那时工厂里绝大多数青工都来自农村；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情况大体相似，这也是那个时期“城市人口增加”， “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n)|1o?(
据我所知：四川在1957年根本没有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人；像廖伯康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只能被我们这些四川的退休者称为胡编乱造的“玄龙门阵”！
——因为1952年四川只有4628．5万人，到1957年只有5年时间，不可能一下就变为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因为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数量是2587,2万人，只有平均每一年都净增517,44万人，四才能够从1952年的4628,5万人,增加到廖伯康“玄龙门阵”所说的“四川在1957年有7215.7万”，也才能让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最近，我在“四川在线论坛”上首次看到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开始还有些不相信这是廖伯康写的东西，更难相信这是“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大作”；于是就上网查证出这样的“玄龙门阵”的确是廖伯康的“杰作”。
于是，我就开始找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结果，我看到的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竟然是廖伯康个人“首创”的“玄龙门阵”！——因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根本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在1962年6月以前）用“统计年鉴”发布过：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四川省的相关文献与正规的“文件”上，都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廖伯康参加四川省传达“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廖伯康那时只是重庆市一个中层干部，他的职权与职责范围，都不可能使他了解并确认他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事实；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杨尚昆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竟然会“认可”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来作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样的“玄龙门阵”，也只有中外的“反毛者”才会认定为不能怀疑的“事实”！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最善于使用捏造“事实”，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行家”……
三、从廖伯康“玄龙门阵”，看“反毛者”散布“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手法”
在今日中国，那些一再用“大跃进”造成“3000万中国人饿死”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反毛者”， 已经在中国的“论坛”上进行过形形色色的表演；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论坛”上仍然可见那些“职业反毛者”不断采用“翻新”手法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在中国“饿死了”3000万、4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的“金辉”们和廖伯康的“玄龙门阵”，不时被“职业反毛者”改头换面的重复着，不时被“专业反毛者”用“创新”手法变换着花样进行“传销”着；因为中外的“反毛者”就象“瘾君子”离不开“鸦片制品”一样，已经离不开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迷醉”与“快感”……
从中国的“金辉”们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制造出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4000万中国人，到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数字编造“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晃眼一看，这些“反毛者”从表面上都是打着以“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依据的旗号——
我在“网上”，有幸在中国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局的文献中，查到了四川在1957年底的的实有人口数量：只有5088.8万人！——这个“数字”与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竟然相差2128,9万人；在《中国统计年鉴》上，直到1982年，四川的人口数量才达到7215,6万。——也就是说：廖伯康在胡编“玄龙门阵”的时候，无疑不是“忙中出错”；而是“需要”让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否则他就不能制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因为以1957年四川实有人口5088，8万人作为“基数”， 廖伯康就很难在四川制造出“饿死”1000多万人的“杰作”！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 中国的“金辉”和廖伯康们仍然能够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字里行间”，创造性的找到“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找到中国“大跃进饿死中国人”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的“依据”；——因为他们为了“反毛”，不能不具有这样的：技巧：必须善于编造出形形色色的“依据”， 必须善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1924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选进重庆市团市委，任副书记；后来又成为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庆市团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对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个别领导同志犯有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转发重庆市委<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给予彻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后，廖伯康同志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一、“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是廖伯康胡编乱造的欺人之谈！
廖伯康成为重庆的名人，是在“文革”时期，他那时曾经十分卖力的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再说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积极活动，大力谋求当时的群众组织推荐他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负责重庆市“军管”的部队领导不大喜欢廖伯康过于卖力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上部队比较支持的“群众组织”坚决反对廖伯康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深受刘邓司令部的大将——李井泉迫害的”廖伯康才成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革命干部”。
廖伯康是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成员被正式“平反昭雪”，并受到胡耀邦、杨尚昆的重视，由“文革”前的中层干部迅速被提升为重庆市的领导人，又当了四川省政协的的主席，自然是个“俊杰”式的人物！就连自称是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乐于用《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为题，给廖伯康写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作序。因为廖伯康的“文章”，用中国“反毛者”惯用的手法，编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由此而深受国内外“反毛者”的欣赏与吹捧……；“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立即成为国内外“反毛者”眼中的“珍品”，争相转帖、引用、加油添醋的发挥，象“金辉”一类“名家”还以此为据，把他们编造的“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估算”，不断加码，变为“中国饿死了4000多万人”的“事实”；于是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就使廖伯康成为海内外一切“反毛者”的推崇的“名人”而“名扬天下”……
现在，我先引用一段廖伯康“玄龙门阵”中最被国内外“反毛者”诊视的“文字叙述”，再次展示一下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所使用的“方法”——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说：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txE `M7 s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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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就是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就是中国的“金辉”们要把“中国饿死3000万人”加码到“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理由”？ IaBH<N ^c@
二、在1957年，四川并没有7215.7万人
中国的“金辉”们在制造“中国饿死3000万人”和“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很用学问”的中国人，也“喜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展示自己的非常聪明与才智；那些到处鼓吹与传播廖伯康“玄龙门阵”的“反毛者”们，他们同样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四川在1957年有没有7215,7万人？” O<]r^qa
我就是四川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直在四川农村生活，他们的子孙现在已经大了；我姐姐的重孙辈，也快进小学读书了……；这两个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也有成员出现水肿现象。我姐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点食物，背着社队干部到煤矿去采煤；直到1963年煤矿“清退农村人口”，他才回家，成为被“饿死”又复活的“新增”人口……
我1950年到成都市做“学徒”，至今在成都市生活。大跃进期间，是四川省一机校实习工厂的教员，那时从农村招收了不少学生，致使一机校“一分为二”，新成立一个“四川省电器制造工业学校”，我也被分到电器校筹建实习工厂。1962年电器校清退农村人口，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被遣送回农村，我曾经做过“护送人员”，让一些已经被“注销”的农村人口，重新成为农村的“新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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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我被调到军工厂，支援中国现代电子工业建设。那时工厂里绝大多数青工都来自农村；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情况大体相似，这也是那个时期“城市人口增加”， “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n)|1o?(
据我所知：四川在1957年根本没有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人；像廖伯康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只能被我们这些四川的退休者称为胡编乱造的“玄龙门阵”！
——因为1952年四川只有4628．5万人，到1957年只有5年时间，不可能一下就变为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因为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数量是2587,2万人，只有平均每一年都净增517,44万人，四才能够从1952年的4628,5万人,增加到廖伯康“玄龙门阵”所说的“四川在1957年有7215.7万”，也才能让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最近，我在“四川在线论坛”上首次看到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开始还有些不相信这是廖伯康写的东西，更难相信这是“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大作”；于是就上网查证出这样的“玄龙门阵”的确是廖伯康的“杰作”。
于是，我就开始找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结果，我看到的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竟然是廖伯康个人“首创”的“玄龙门阵”！——因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根本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在1962年6月以前）用“统计年鉴”发布过：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四川省的相关文献与正规的“文件”上，都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廖伯康参加四川省传达“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廖伯康那时只是重庆市一个中层干部，他的职权与职责范围，都不可能使他了解并确认他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事实；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杨尚昆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竟然会“认可”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来作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样的“玄龙门阵”，也只有中外的“反毛者”才会认定为不能怀疑的“事实”！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最善于使用捏造“事实”，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行家”……
三、从廖伯康“玄龙门阵”，看“反毛者”散布“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手法”
在今日中国，那些一再用“大跃进”造成“3000万中国人饿死”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反毛者”， 已经在中国的“论坛”上进行过形形色色的表演；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论坛”上仍然可见那些“职业反毛者”不断采用“翻新”手法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在中国“饿死了”3000万、4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的“金辉”们和廖伯康的“玄龙门阵”，不时被“职业反毛者”改头换面的重复着，不时被“专业反毛者”用“创新”手法变换着花样进行“传销”着；因为中外的“反毛者”就象“瘾君子”离不开“鸦片制品”一样，已经离不开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迷醉”与“快感”……
从中国的“金辉”们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制造出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4000万中国人，到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数字编造“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晃眼一看，这些“反毛者”从表面上都是打着以“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依据的旗号——
我在“网上”，有幸在中国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局的文献中，查到了四川在1957年底的的实有人口数量：只有5088.8万人！——这个“数字”与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竟然相差2128,9万人；在《中国统计年鉴》上，直到1982年，四川的人口数量才达到7215,6万。——也就是说：廖伯康在胡编“玄龙门阵”的时候，无疑不是“忙中出错”；而是“需要”让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否则他就不能制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因为以1957年四川实有人口5088，8万人作为“基数”， 廖伯康就很难在四川制造出“饿死”1000多万人的“杰作”！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 中国的“金辉”和廖伯康们仍然能够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字里行间”，创造性的找到“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找到中国“大跃进饿死中国人”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的“依据”；——因为他们为了“反毛”，不能不具有这样的：技巧：必须善于编造出形形色色的“依据”， 必须善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由”！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选进重庆市团市委，任副书记；后来又成为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庆市团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对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个别领导同志犯有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转发重庆市委<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给予彻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后，廖伯康同志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一、“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是廖伯康胡编乱造的欺人之谈！
廖伯康成为重庆的名人，是在“文革”时期，他那时曾经十分卖力的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再说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积极活动，大力谋求当时的群众组织推荐他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负责重庆市“军管”的部队领导不大喜欢廖伯康过于卖力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上部队比较支持的“群众组织”坚决反对廖伯康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深受刘邓司令部的大将——李井泉迫害的”廖伯康才成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革命干部”。
廖伯康是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成员被正式“平反昭雪”，并受到胡耀邦、杨尚昆的重视，由“文革”前的中层干部迅速被提升为重庆市的领导人，又当了四川省政协的的主席，自然是个“俊杰”式的人物！就连自称是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乐于用《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为题，给廖伯康写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作序。因为廖伯康的“文章”，用中国“反毛者”惯用的手法，编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由此而深受国内外“反毛者”的欣赏与吹捧……；“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立即成为国内外“反毛者”眼中的“珍品”，争相转帖、引用、加油添醋的发挥，象“金辉”一类“名家”还以此为据，把他们编造的“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估算”，不断加码，变为“中国饿死了4000多万人”的“事实”；于是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就使廖伯康成为海内外一切“反毛者”的推崇的“名人”而“名扬天下”……
现在，我先引用一段廖伯康“玄龙门阵”中最被国内外“反毛者”诊视的“文字叙述”，再次展示一下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所使用的“方法”——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说：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txE `M7 s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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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就是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就是中国的“金辉”们要把“中国饿死3000万人”加码到“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理由”？ IaBH<N ^c@
二、在1957年，四川并没有7215.7万人
中国的“金辉”们在制造“中国饿死3000万人”和“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很用学问”的中国人，也“喜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展示自己的非常聪明与才智；那些到处鼓吹与传播廖伯康“玄龙门阵”的“反毛者”们，他们同样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四川在1957年有没有7215,7万人？” O<]r^qa
我就是四川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直在四川农村生活，他们的子孙现在已经大了；我姐姐的重孙辈，也快进小学读书了……；这两个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也有成员出现水肿现象。我姐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点食物，背着社队干部到煤矿去采煤；直到1963年煤矿“清退农村人口”，他才回家，成为被“饿死”又复活的“新增”人口……
我1950年到成都市做“学徒”，至今在成都市生活。大跃进期间，是四川省一机校实习工厂的教员，那时从农村招收了不少学生，致使一机校“一分为二”，新成立一个“四川省电器制造工业学校”，我也被分到电器校筹建实习工厂。1962年电器校清退农村人口，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被遣送回农村，我曾经做过“护送人员”，让一些已经被“注销”的农村人口，重新成为农村的“新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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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我被调到军工厂，支援中国现代电子工业建设。那时工厂里绝大多数青工都来自农村；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情况大体相似，这也是那个时期“城市人口增加”， “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n)|1o?(
据我所知：四川在1957年根本没有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人；像廖伯康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只能被我们这些四川的退休者称为胡编乱造的“玄龙门阵”！
——因为1952年四川只有4628．5万人，到1957年只有5年时间，不可能一下就变为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因为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数量是2587,2万人，只有平均每一年都净增517,44万人，四才能够从1952年的4628,5万人,增加到廖伯康“玄龙门阵”所说的“四川在1957年有7215.7万”，也才能让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最近，我在“四川在线论坛”上首次看到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开始还有些不相信这是廖伯康写的东西，更难相信这是“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大作”；于是就上网查证出这样的“玄龙门阵”的确是廖伯康的“杰作”。
于是，我就开始找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结果，我看到的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竟然是廖伯康个人“首创”的“玄龙门阵”！——因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根本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在1962年6月以前）用“统计年鉴”发布过：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四川省的相关文献与正规的“文件”上，都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廖伯康参加四川省传达“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廖伯康那时只是重庆市一个中层干部，他的职权与职责范围，都不可能使他了解并确认他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事实；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杨尚昆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竟然会“认可”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来作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样的“玄龙门阵”，也只有中外的“反毛者”才会认定为不能怀疑的“事实”！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最善于使用捏造“事实”，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行家”……
三、从廖伯康“玄龙门阵”，看“反毛者”散布“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手法”
在今日中国，那些一再用“大跃进”造成“3000万中国人饿死”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反毛者”， 已经在中国的“论坛”上进行过形形色色的表演；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论坛”上仍然可见那些“职业反毛者”不断采用“翻新”手法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在中国“饿死了”3000万、4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的“金辉”们和廖伯康的“玄龙门阵”，不时被“职业反毛者”改头换面的重复着，不时被“专业反毛者”用“创新”手法变换着花样进行“传销”着；因为中外的“反毛者”就象“瘾君子”离不开“鸦片制品”一样，已经离不开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迷醉”与“快感”……
从中国的“金辉”们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制造出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4000万中国人，到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数字编造“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晃眼一看，这些“反毛者”从表面上都是打着以“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依据的旗号——
我在“网上”，有幸在中国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局的文献中，查到了四川在1957年底的的实有人口数量：只有5088.8万人！——这个“数字”与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竟然相差2128,9万人；在《中国统计年鉴》上，直到1982年，四川的人口数量才达到7215,6万。——也就是说：廖伯康在胡编“玄龙门阵”的时候，无疑不是“忙中出错”；而是“需要”让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否则他就不能制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因为以1957年四川实有人口5088，8万人作为“基数”， 廖伯康就很难在四川制造出“饿死”1000多万人的“杰作”！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 中国的“金辉”和廖伯康们仍然能够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字里行间”，创造性的找到“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找到中国“大跃进饿死中国人”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的“依据”；——因为他们为了“反毛”，不能不具有这样的：技巧：必须善于编造出形形色色的“依据”， 必须善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1924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选进重庆市团市委，任副书记；后来又成为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庆市团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对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个别领导同志犯有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转发重庆市委<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给予彻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后，廖伯康同志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一、“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是廖伯康胡编乱造的欺人之谈！
廖伯康成为重庆的名人，是在“文革”时期，他那时曾经十分卖力的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再说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积极活动，大力谋求当时的群众组织推荐他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负责重庆市“军管”的部队领导不大喜欢廖伯康过于卖力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上部队比较支持的“群众组织”坚决反对廖伯康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深受刘邓司令部的大将——李井泉迫害的”廖伯康才成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革命干部”。
廖伯康是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成员被正式“平反昭雪”，并受到胡耀邦、杨尚昆的重视，由“文革”前的中层干部迅速被提升为重庆市的领导人，又当了四川省政协的的主席，自然是个“俊杰”式的人物！就连自称是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乐于用《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为题，给廖伯康写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作序。因为廖伯康的“文章”，用中国“反毛者”惯用的手法，编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由此而深受国内外“反毛者”的欣赏与吹捧……；“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立即成为国内外“反毛者”眼中的“珍品”，争相转帖、引用、加油添醋的发挥，象“金辉”一类“名家”还以此为据，把他们编造的“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估算”，不断加码，变为“中国饿死了4000多万人”的“事实”；于是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就使廖伯康成为海内外一切“反毛者”的推崇的“名人”而“名扬天下”……
现在，我先引用一段廖伯康“玄龙门阵”中最被国内外“反毛者”诊视的“文字叙述”，再次展示一下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所使用的“方法”——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说：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txE `M7 s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LbbBM<>r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就是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就是中国的“金辉”们要把“中国饿死3000万人”加码到“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理由”？ IaBH<N ^c@
二、在1957年，四川并没有7215.7万人
中国的“金辉”们在制造“中国饿死3000万人”和“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很用学问”的中国人，也“喜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展示自己的非常聪明与才智；那些到处鼓吹与传播廖伯康“玄龙门阵”的“反毛者”们，他们同样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四川在1957年有没有7215,7万人？” O<]r^qa
我就是四川人，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直在四川农村生活，他们的子孙现在已经大了；我姐姐的重孙辈，也快进小学读书了……；这两个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也有成员出现水肿现象。我姐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点食物，背着社队干部到煤矿去采煤；直到1963年煤矿“清退农村人口”，他才回家，成为被“饿死”又复活的“新增”人口……
我1950年到成都市做“学徒”，至今在成都市生活。大跃进期间，是四川省一机校实习工厂的教员，那时从农村招收了不少学生，致使一机校“一分为二”，新成立一个“四川省电器制造工业学校”，我也被分到电器校筹建实习工厂。1962年电器校清退农村人口，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被遣送回农村，我曾经做过“护送人员”，让一些已经被“注销”的农村人口，重新成为农村的“新增”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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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我被调到军工厂，支援中国现代电子工业建设。那时工厂里绝大多数青工都来自农村；成都东郊的国防工厂，情况大体相似，这也是那个时期“城市人口增加”， “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 n)|1o?(
据我所知：四川在1957年根本没有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人；像廖伯康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只能被我们这些四川的退休者称为胡编乱造的“玄龙门阵”！
——因为1952年四川只有4628．5万人，到1957年只有5年时间，不可能一下就变为廖伯康所说的7215.7万;因为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数量是2587,2万人，只有平均每一年都净增517,44万人，四才能够从1952年的4628,5万人,增加到廖伯康“玄龙门阵”所说的“四川在1957年有7215.7万”，也才能让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最近，我在“四川在线论坛”上首次看到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开始还有些不相信这是廖伯康写的东西，更难相信这是“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大作”；于是就上网查证出这样的“玄龙门阵”的确是廖伯康的“杰作”。
于是，我就开始找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结果，我看到的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竟然是廖伯康个人“首创”的“玄龙门阵”！——因为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根本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事实上，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在1962年6月以前）用“统计年鉴”发布过：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四川省的相关文献与正规的“文件”上，都没有“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
廖伯康参加四川省传达“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廖伯康那时只是重庆市一个中层干部，他的职权与职责范围，都不可能使他了解并确认他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事实；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杨尚昆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竟然会“认可”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来作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样的“玄龙门阵”，也只有中外的“反毛者”才会认定为不能怀疑的“事实”！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些最善于使用捏造“事实”，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行家”……
三、从廖伯康“玄龙门阵”，看“反毛者”散布“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手法”
在今日中国，那些一再用“大跃进”造成“3000万中国人饿死”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反毛者”， 已经在中国的“论坛”上进行过形形色色的表演；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论坛”上仍然可见那些“职业反毛者”不断采用“翻新”手法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在中国“饿死了”3000万、4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的“金辉”们和廖伯康的“玄龙门阵”，不时被“职业反毛者”改头换面的重复着，不时被“专业反毛者”用“创新”手法变换着花样进行“传销”着；因为中外的“反毛者”就象“瘾君子”离不开“鸦片制品”一样，已经离不开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迷醉”与“快感”……
从中国的“金辉”们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制造出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4000万中国人，到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数字编造“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晃眼一看，这些“反毛者”从表面上都是打着以“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依据的旗号——
我在“网上”，有幸在中国统计年鉴和四川统计局的文献中，查到了四川在1957年底的的实有人口数量：只有5088.8万人！——这个“数字”与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 竟然相差2128,9万人；在《中国统计年鉴》上，直到1982年，四川的人口数量才达到7215,6万。——也就是说：廖伯康在胡编“玄龙门阵”的时候，无疑不是“忙中出错”；而是“需要”让四川在1957年就有7215,7万人口，否则他就不能制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因为以1957年四川实有人口5088，8万人作为“基数”， 廖伯康就很难在四川制造出“饿死”1000多万人的“杰作”！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 中国的“金辉”和廖伯康们仍然能够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字里行间”，创造性的找到“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找到中国“大跃进饿死中国人”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的“依据”；——因为他们为了“反毛”，不能不具有这样的：技巧：必须善于编造出形形色色的“依据”， 必须善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由”！
四、“反毛者”用《中国人口年鉴》上的“数字”，并不能把谎言变成事实
我在“网上”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的过程中，有幸看到一位名为“野草”的先生，就象司马南揭穿“伪气功”骗人把戏一样，他采用很简单的“验算”方式，就用《中国人口年鉴》中的“数字”（也就是中国的“金辉”们用来制造“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的那些“数字”），揭穿了中国的“金辉”们用来制造“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的骗人手法。——现在，我就把野草先生提供的部分资料和文献，现摘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1，野草先生首先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中，刊载的“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让人们通过对比“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去认识与感受中国解放前后的优劣：
表一、中国江苏省江阴县1931—1934年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贫穷者——总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 30.9 39.9 47.4 ——(平均数)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贫穷者——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
野草先生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表二 中国解放以后历年（1949—1966）全国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全国 城 市 农 村 年度 全国 城 市 农 村
1949 20,00 1963 10,04 7,13 10,49
1950 18,00 1964 11,50 7,27 12,17
1951 17,80 1965 9,50 5,69 10,06
1952 17,00 1966 8,83 5,59 9,47
1953 14,00 1967 8,43
1954 13,18 8,07 13,71 1968 8,21
1955 12,28 9,30 12,60 1969 8,03
1956 11,40 7,43 11,84 1970 7,60 1k
1957 10,80 8,47 11,07 1971 7,32 5,35 7,57 i
1958 11,98 9,22 12,50 1972 7,61 5,29 7,93 `
1959 14,59 10,92 14,61 1973 7,04 4,96 7,33
1960 25,43 13,77 28,58 1974 7,34 5,24 7,63
1961 14,24 11,39 14,58 1975 7,32 5,39 7,59
1962 10,02 8,28 10,32 1976 7,25 6,60 7,3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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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通过“表1”与“表2”的对比，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中国人”的妖言可以尘埃落定了。按照《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提供的数字，1959年人口净增长1113多万，1960年净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净减少348万。从表二中所列数据，以1959年与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如果一个相对客观的人，应当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我的计算方法是：将三年困难时期总死亡率，减去此前三年的总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将这个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总数，即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计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注意：非正常死亡并不完全等于饿死），是以解放后取得的成就（即参照1956—1958年的死亡率）为基础的！如果参照1949年的死亡率，恐怕连1959、1961年都不能算作灾年。更别说如果参照以解放前的中国（以1934年的江苏江阴为参照，已经是相当乐观了！别忘记了，34年已经接近旧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年[1936年]，江苏当年又是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会得出什么结论。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某些痞子说，不能将战乱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甚至说什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乱年代当然是不能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但不妨问一句：战乱是谁造成的？是反抗者还是压迫者？解放前，人均寿命三十五岁，文盲率高达80%，这是战乱可以解释得通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有战乱吗？那里情况怎样？（表一就是明证！）解放战争期间，直到渡江战役开始前，战场始终在长江以北，江南情况怎样？那里的战乱如何解说？！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有关三年灾害饿死三千万的说法纯属虚构,即使最最反共反华的官方文章也谨慎地不去提及这一"事实"；然而网上和民间“传说”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无疑是一些中国“反毛者”需要“西方民主”而运作出来的典型“成果”…… 五、从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联想现实生活中的“廖伯康现象”
重庆市团市委1963年8月10日——19日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情景，至今还会有人记得；廖伯康在当时的“表现”，至今还不曾被人遗忘。事实上，廖伯康在重庆市做过的好事，至今还有重庆市人赞扬；廖伯康在“文革”中的言行，至今也还有重庆人记得……
在“文革时期”，廖伯康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李井泉”的反对者；在那时，廖伯康一直渴望“造反派”在打倒李井泉之后，再赢得为“萧李廖翻案”的“胜利”……
事实上，重庆市的“造反派”确实把廖伯康作为优秀的革命干部代表，花了极大的力气“要求”军管会同意廖伯康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对“四人帮”实施逮捕以后，胡耀邦接管中组部，负责主持对“文革”中受过批判与冲击的党政干部进行平反昭雪。李井泉很快被解放，不仅重新成为党的中央委员，还被选为第三、第四、第五届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9年4月才在北京病死。
1982年9月，是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领导人；这时候的廖伯康还没有获得解放，既不敢承认自己反对过“刘邓司令部黑干将——李井泉”，更不敢自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只能把自己说成是“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 Z!Sb B/H
廖伯康获得解放的时间是1983年2月，重新受到重用的时间是1985年2月17日后；在这段时间，廖伯康一直是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和拥护者。
在李井泉和胡耀邦逝世之前，廖伯康从未公开说过“胡耀邦是揭开四川迷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也没有公开讲过他那个“玄龙门阵”的“情节”，更没有公开说过自己曾经对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过四川在“大跃进”期间曾经“饿死”1000多万人的“故事”。 UTiZ] U1<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直到2004年，才首次刊登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所编印的《当代史资料》第1—2期上。那时侯，胡耀邦和李井泉都已经在1989年4月逝世；邓小平也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就连杨尚昆也因病于1998年9月14日逝世。廖伯康在这种情况下抛出他的“玄龙门阵”，无疑是有经过认真考虑后的举措。
廖伯康为什么要等到胡耀邦、李井泉、邓小平和杨尚昆全都逝世以后的的2004年，才决定用他的“玄龙门阵” 公开展示他曾经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过“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并因此受到了李井泉的报复与迫害？——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研究与探索的社会现象，是否可以称为今日中国的“廖伯康现象”
我们知道，2004年9月，中央批准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新起点！
廖伯康通过篡改四川1957年的人口数字，活灵活现地“创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不是毫无原因的举措；至少它能够为中外的“反毛者”和“金辉”们继续鼓吹“中国的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提供“最有力”的“旁证”与“支撑”…… /bFCR8|Sg
“廖伯康现象”——无疑是今日中国具有特殊色彩的“新典型”！研究这样的典型现象，有利于人们对中国的过去，进行理性回顾；研究这样的典型现象，也有利于人们认识今日中国“反毛者”，为什么要采用篡改四川1957年人口数量的手法，竭力今日中国来“制造”出一些花样翻新的 “人气”？ 难道这样一些谎言，就能够“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与伟大？
六、结束语
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和儿时同学，如今是美籍华人，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1949年随父母到美国定居，后来获得美国国籍，成了美国的华人；今年是他第一次回祖国，就提议由他承担全部费用， “请”我的朋友先到北京等他，然后一起到江苏看看自己的出生地和儿时的朋友…… c`q,+^)[
最近，我的朋友同我谈了一点他们在北京的情况——
我的朋友说：“我那个亲戚，一到北京，就要我陪他到天安门。他看到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地方，满意地连声说“好！……好！”——我们站住天安门前，他久久的睨视着毛泽东的“画像”，眼里有泪，最后对毛泽东的画像深深地鞠躬……”
我的朋友的对我说：“他不明白现在的一些中国人为什么要贬低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别人对华人的态度与看法；毛泽东能够使华人扬眉吐气，能够使外国人看重中国；在美国，包括支持台湾的华人，都很敬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美国的华人也不再被人蔑视！”
我的朋友说：“我的亲戚这次看见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位置，很高兴，很激动……；他不愿意去毛泽东纪念堂，他认为：毛泽东应该活在华人的心里……”
我在“网上”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的过程中，有幸看到一位名为“野草”的先生，就象司马南揭穿“伪气功”骗人把戏一样，他采用很简单的“验算”方式，就用《中国人口年鉴》中的“数字”（也就是中国的“金辉”们用来制造“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的那些“数字”），揭穿了中国的“金辉”们用来制造“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的骗人手法。——现在，我就把野草先生提供的部分资料和文献，现摘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1，野草先生首先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中，刊载的“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让人们通过对比“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去认识与感受中国解放前后的优劣：
表一、中国江苏省江阴县1931—1934年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贫穷者——总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 30.9 39.9 47.4 ——(平均数)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贫穷者——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
野草先生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表二 中国解放以后历年（1949—1966）全国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全国 城 市 农 村 年度 全国 城 市 农 村
1949 20,00 1963 10,04 7,13 10,49
1950 18,00 1964 11,50 7,27 12,17
1951 17,80 1965 9,50 5,69 10,06
1952 17,00 1966 8,83 5,59 9,47
1953 14,00 1967 8,43
1954 13,18 8,07 13,71 1968 8,21
1955 12,28 9,30 12,60 1969 8,03
1956 11,40 7,43 11,84 1970 7,60 1k
1957 10,80 8,47 11,07 1971 7,32 5,35 7,57 i
1958 11,98 9,22 12,50 1972 7,61 5,29 7,93 `
1959 14,59 10,92 14,61 1973 7,04 4,96 7,33
1960 25,43 13,77 28,58 1974 7,34 5,24 7,63
1961 14,24 11,39 14,58 1975 7,32 5,39 7,59
1962 10,02 8,28 10,32 1976 7,25 6,60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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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通过“表1”与“表2”的对比，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中国人”的妖言可以尘埃落定了。按照《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提供的数字，1959年人口净增长1113多万，1960年净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净减少348万。从表二中所列数据，以1959年与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如果一个相对客观的人，应当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我的计算方法是：将三年困难时期总死亡率，减去此前三年的总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将这个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总数，即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计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注意：非正常死亡并不完全等于饿死），是以解放后取得的成就（即参照1956—1958年的死亡率）为基础的！如果参照1949年的死亡率，恐怕连1959、1961年都不能算作灾年。更别说如果参照以解放前的中国（以1934年的江苏江阴为参照，已经是相当乐观了！别忘记了，34年已经接近旧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年[1936年]，江苏当年又是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会得出什么结论。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某些痞子说，不能将战乱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甚至说什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乱年代当然是不能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但不妨问一句：战乱是谁造成的？是反抗者还是压迫者？解放前，人均寿命三十五岁，文盲率高达80%，这是战乱可以解释得通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有战乱吗？那里情况怎样？（表一就是明证！）解放战争期间，直到渡江战役开始前，战场始终在长江以北，江南情况怎样？那里的战乱如何解说？！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有关三年灾害饿死三千万的说法纯属虚构,即使最最反共反华的官方文章也谨慎地不去提及这一"事实"；然而网上和民间“传说”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无疑是一些中国“反毛者”需要“西方民主”而运作出来的典型“成果”…… 五、从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联想现实生活中的“廖伯康现象”
重庆市团市委1963年8月10日——19日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情景，至今还会有人记得；廖伯康在当时的“表现”，至今还不曾被人遗忘。事实上，廖伯康在重庆市做过的好事，至今还有重庆市人赞扬；廖伯康在“文革”中的言行，至今也还有重庆人记得……
在“文革时期”，廖伯康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李井泉”的反对者；在那时，廖伯康一直渴望“造反派”在打倒李井泉之后，再赢得为“萧李廖翻案”的“胜利”……
事实上，重庆市的“造反派”确实把廖伯康作为优秀的革命干部代表，花了极大的力气“要求”军管会同意廖伯康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对“四人帮”实施逮捕以后，胡耀邦接管中组部，负责主持对“文革”中受过批判与冲击的党政干部进行平反昭雪。李井泉很快被解放，不仅重新成为党的中央委员，还被选为第三、第四、第五届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9年4月才在北京病死。
1982年9月，是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领导人；这时候的廖伯康还没有获得解放，既不敢承认自己反对过“刘邓司令部黑干将——李井泉”，更不敢自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只能把自己说成是“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 Z!Sb B/H
廖伯康获得解放的时间是1983年2月，重新受到重用的时间是1985年2月17日后；在这段时间，廖伯康一直是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和拥护者。
在李井泉和胡耀邦逝世之前，廖伯康从未公开说过“胡耀邦是揭开四川迷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也没有公开讲过他那个“玄龙门阵”的“情节”，更没有公开说过自己曾经对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过四川在“大跃进”期间曾经“饿死”1000多万人的“故事”。 UTiZ] U1<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直到2004年，才首次刊登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所编印的《当代史资料》第1—2期上。那时侯，胡耀邦和李井泉都已经在1989年4月逝世；邓小平也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就连杨尚昆也因病于1998年9月14日逝世。廖伯康在这种情况下抛出他的“玄龙门阵”，无疑是有经过认真考虑后的举措。
廖伯康为什么要等到胡耀邦、李井泉、邓小平和杨尚昆全都逝世以后的的2004年，才决定用他的“玄龙门阵” 公开展示他曾经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过“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并因此受到了李井泉的报复与迫害？——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研究与探索的社会现象，是否可以称为今日中国的“廖伯康现象”
我们知道，2004年9月，中央批准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新起点！
廖伯康通过篡改四川1957年的人口数字，活灵活现地“创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不是毫无原因的举措；至少它能够为中外的“反毛者”和“金辉”们继续鼓吹“中国的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提供“最有力”的“旁证”与“支撑”…… /bFCR8|Sg
“廖伯康现象”——无疑是今日中国具有特殊色彩的“新典型”！研究这样的典型现象，有利于人们对中国的过去，进行理性回顾；研究这样的典型现象，也有利于人们认识今日中国“反毛者”，为什么要采用篡改四川1957年人口数量的手法，竭力今日中国来“制造”出一些花样翻新的 “人气”？ 难道这样一些谎言，就能够“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与伟大？
六、结束语
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和儿时同学，如今是美籍华人，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1949年随父母到美国定居，后来获得美国国籍，成了美国的华人；今年是他第一次回祖国，就提议由他承担全部费用， “请”我的朋友先到北京等他，然后一起到江苏看看自己的出生地和儿时的朋友…… c`q,+^)[
最近，我的朋友同我谈了一点他们在北京的情况——
我的朋友说：“我那个亲戚，一到北京，就要我陪他到天安门。他看到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地方，满意地连声说“好！……好！”——我们站住天安门前，他久久的睨视着毛泽东的“画像”，眼里有泪，最后对毛泽东的画像深深地鞠躬……”
我的朋友的对我说：“他不明白现在的一些中国人为什么要贬低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别人对华人的态度与看法；毛泽东能够使华人扬眉吐气，能够使外国人看重中国；在美国，包括支持台湾的华人，都很敬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美国的华人也不再被人蔑视！”
我的朋友说：“我的亲戚这次看见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位置，很高兴，很激动……；他不愿意去毛泽东纪念堂，他认为：毛泽东应该活在华人的心里……”
我已经讲过，能被直接证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少得可怜，其余数字只能先天性的属于争议范畴。不论要夸大还是缩小，最终只能采取模糊处理办法。
不论哪种处理都会让人不满意，争论到最后，难免会变成一个屁股问题。
不论哪种处理都会让人不满意，争论到最后，难免会变成一个屁股问题。
饿死一个人也是饿死啊，我们在这争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就像日本人考证1937年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一样荒谬
原帖由 huizhidao2005 于 2008-3-2 02:30 发表
饿死一个人也是饿死啊，我们在这争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就像日本人考证1937年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一样荒谬
到底头上剩下几根毛才能被称为秃子呢？全部没有当然是，还剩三根算不算？还剩十根呢？还剩一百根呢？
量变会引起质变，认为饿死一个人与饿死1000万人性质相同，那才是没动脑子的荒谬说法，别说中国，你拿现在的美国来看，3亿人口基数我就不信找不到一个因政策失误而被饿死的。
不是饿死的是撑死的，是一天吃五顿撑死地。
四川“三年大饥荒”，饿死一千二百五十万人
廖伯康
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的所谓三年大饥荒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衆说纷纭。最近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中，收入了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年廖伯康因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而遭到四川最高领导人李井泉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长期遭受迫害。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回忆录，其中公开了在那次大饥荒中四川饿死人的数位。供关心历史者参阅。
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爲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
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爲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候补委员）一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
因爲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一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桢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着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
我想起市财政局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年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有一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星。我问他什麽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着觉。
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麽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爲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一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爲之苦涩暗叹。
冥想中，又一组画面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麽叫“家徒四壁”，什麽叫“野有饿殍”什麽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爲实。人民群衆生活如此悲惨，四川死人如此之多，我岂能知情不报？这一夜冥思苦想的结果，促成我那次北京之行的所作所爲。尽管爲此遭受了近二十年的劫难，但我终身无怨无悔。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
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一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怎麽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爲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后，中央爲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80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两个人。……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爲什麽开这麽长时间？因爲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一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爲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
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爲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爲什麽不讲话啊？一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一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一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爲他的职务，而是因爲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一颗真正爲人民爲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一大愿望。
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一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一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不大一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
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
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一条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爲什麽采取那样的态度。因爲我汇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産生，又是由于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
作爲团中央的书记，对一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麽，提出什麽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一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一个是曾德林。看来，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一道去？他们说可以。爲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麽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
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麽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
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麽？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麽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爲什麽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爲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爲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麽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
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廖伯康
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的所谓三年大饥荒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衆说纷纭。最近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中，收入了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年廖伯康因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而遭到四川最高领导人李井泉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长期遭受迫害。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回忆录，其中公开了在那次大饥荒中四川饿死人的数位。供关心历史者参阅。
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爲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
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爲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候补委员）一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
因爲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一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桢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着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
我想起市财政局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年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有一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星。我问他什麽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着觉。
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麽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爲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一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爲之苦涩暗叹。
冥想中，又一组画面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麽叫“家徒四壁”，什麽叫“野有饿殍”什麽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爲实。人民群衆生活如此悲惨，四川死人如此之多，我岂能知情不报？这一夜冥思苦想的结果，促成我那次北京之行的所作所爲。尽管爲此遭受了近二十年的劫难，但我终身无怨无悔。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
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一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怎麽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爲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后，中央爲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80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两个人。……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爲什麽开这麽长时间？因爲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一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爲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
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爲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爲什麽不讲话啊？一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一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一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爲他的职务，而是因爲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一颗真正爲人民爲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一大愿望。
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一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一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不大一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
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
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一条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爲什麽采取那样的态度。因爲我汇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産生，又是由于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
作爲团中央的书记，对一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麽，提出什麽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一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一个是曾德林。看来，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一道去？他们说可以。爲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麽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
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麽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
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麽？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麽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爲什麽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爲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爲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
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麽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
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原帖由 大秦王朝 于 2008-3-2 04:19 发表
不是饿死的是撑死的，是一天吃五顿撑死地。
真有人撑死，有一种土叫观音土，人饿疯了，吃这个，吃得多了消化不了，撑死很多人。
原帖由 huizhidao2005 于 2008-3-2 02:30 发表
饿死一个人也是饿死啊，我们在这争论究竟饿死多少人就像日本人考证1937年在南京杀了多少中国人一样荒谬
行，那我说三年只饿死了一个人行不？
还是那句话，既然能被直接证实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少得可怜，其余数字只能先天性的属于争议范畴，最终只能采取模糊处理办法。争论到最后难免变成一个屁股问题。
没有任何奇怪之处，因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这样。不懂常识的人才会大惊小怪。
中国大陆饥荒达到最高潮的1961年,全中国全年的人口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28,58人.
而在蒋记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的1931年到1934年，作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的江苏省江阴地区,富人的死亡率也达到了每千人死亡30.9人.
换句话说,共产党治下最差的时期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仍然远远高于国民党治下最好的时期.国共双方的优劣显见
而在蒋记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的1931年到1934年，作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的江苏省江阴地区,富人的死亡率也达到了每千人死亡30.9人.
换句话说,共产党治下最差的时期的人民的生活状况仍然远远高于国民党治下最好的时期.国共双方的优劣显见
原帖由 stbayi 于 2008-3-2 22:06 发表
中国大陆饥荒达到最高潮的1961年,全中国全年的人口死亡率是每千人死亡28,58人.
而在蒋记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十年的1931年到1934年，作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的江苏省江阴地区,富 ...
人家会拿出战乱与和平年代的区别。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个屁股问题。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3-2 22:17 发表
人家会拿出战乱与和平年代的区别。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个屁股问题。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选择的，不要整天说这话。不要这么单纯，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有的人占着便宜还是骂，有的人被人卖了还要帮数钱。
社会是多样化的，不接受也得接受。
呵呵，我只是奇怪，廖伯康把这个数字说大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人做事都是有动机的吧，请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到现在只听说过当官的夸大自己的政绩，还没听说过哪个故意往自己的脸上抹黑的！难道姓廖的有神经病？;P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3-2 23:15 发表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做选择的，不要整天说这话。不要这么单纯，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有的人占着便宜还是骂，有的人被人卖了还要帮数钱。
社会是多样化的，不接受也得接受。
你这句话还算比较中听。
原帖由 赫尔姆林 于 2008-3-2 22:17 发表
人家会拿出战乱与和平年代的区别。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个屁股问题。
数字是江阴县的， 1931年到1934年，江阴打了什么仗？
看文章作者的意思，当时是李井泉治下的四川，而他当时是受到了李井泉的制裁，所以要报复
至于具体如何，就天知道了
至于具体如何，就天知道了
原帖由 百年等待 于 2008-3-2 23:23 发表
呵呵，我只是奇怪，廖伯康把这个数字说大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人做事都是有动机的吧，请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到现在只听说过当官的夸大自己的政绩，还没听说过哪个故意往自己的脸上抹黑的！难道姓廖的有神经病？;P
如果是在文革的时候说这个话，我会很佩服廖伯康，而现在说这个话，我开始怀疑你的动机了？你是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P
难道你认为他现在夸大数字，人们会把帐算到他身上？
原帖由 stbayi 于 2008-3-3 11:01 发表
数字是江阴县的， 1931年到1934年，江阴打了什么仗？
某些脑袋长在屁股上的家伙会说是什么赤色分子煽动作乱，反正理由总是找得到的啊
原帖由 stbayi 于 2008-3-3 11:01 发表
数字是江阴县的， 1931年到1934年，江阴打了什么仗？
要骂新中国粉旧中国还怕找不到理由？脂油们一定会说，江阴是个例。:D
;P ;P
江阴是国民党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距离南京和上海都不过数小时的车程……
现在是田忌赛马，共产党的下马胜国民党的上马 :D
江阴是国民党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距离南京和上海都不过数小时的车程……
现在是田忌赛马，共产党的下马胜国民党的上马 :D
由来三年自然灾害都是超级月经贴啊～～～知道的就知道 不知道的就胡捏:@ :@
俺没经历过这个年代,但是俺父辈经历过这个年代,饿死人是真实的. 但我们那里饿死的比例不大,据说我们那里是吃一种用什么野草根磨成的粉做成的饼.非常难吃.能吃上糠很不错了.我是七十年代末出生的,记得小时候,父母和爷爷奶奶对我剩饭甚至掉下一粒饭都出奇的敏感.可能是经历过这个年代,对粮食有种发自内心的珍惜.我们那里叫那个年代为"公社化时".我们那里宁波乡下,也算鱼米之乡了.我也问过,难道地里种不出粮食吗.他们说不是,种上的粮食都征去供应其他地方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否定这段悲惨的历史,估计就是那些从没挨过饿的城里人.
大部分人否定的应该是所谓3000万的这个数字吧
资料的确很详尽，但是我不相信。
有人会说，那年月自己所在的地方人口减少了云云，不好意思，我家乡人口不降反涨，都是从周边逃难过来的，大都拿着公社或大队开的介绍信，不然那年月出门可不方便
人的记忆是有夸大的习惯的，老说吃糠什么的，结果我妈妈家就她的父母两个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居然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听说吃糠饼有利于健康，缠着我外公买了一斤糠饼，结果吃了一个月还没吃完。这是在一个小县城，我外祖父母都是小职员。;P
为什么会有人不相信.我们那里有资料可查光劳动力17万就损失了2万,这样的损失比例真的很可怕,山区不比平原,即使想逃荒也没得逃,劳动力尚且不能自保,老弱病残妇孺又该如何,用农村过来人的话说,死人是一坡一坡的,但是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人,谁会去统计呢?
原帖由 老鼠笼蒸包子 于 2008-4-2 00:31 发表
人的记忆是有夸大的习惯的，老说吃糠什么的，结果我妈妈家就她的父母两个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居然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听说吃糠饼有利于健康，缠着我外公买了一斤糠饼，结果吃了一个月还没吃完。这是在一个小县城，我 ...
吃皇粮的当然不会死.但山区农村实在太可怕,尤其是经历了大炼钢铁后,连山崖上的树木都砍光了,哪里去找吃的?50年代初三峡还有"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古风,末期就绝迹了.到现在瞿塘峡的两边山崖上还是光秃秃的.可恨啊
天知道人死哪去了 就我家族了解到的情况 山东和东北没有死人 从同事了解的情况 江浙 安徽没有死人
a村说 b村死光了 b村说 c村死光了 c村说 d村。。。。。 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饥荒的传闻就是这样 南方说北方灾难大 北方说南方的在yilu北方说南方的在一路要饭
吹吧 吹吧 反正死人不上税
a村说 b村死光了 b村说 c村死光了 c村说 d村。。。。。 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饥荒的传闻就是这样 南方说北方灾难大 北方说南方的在yilu北方说南方的在一路要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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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个游戏党，文明4里宣称是2千万。
这种事情找不到直接证据，争论个屁。不过很奇怪，官方到现在既不肯定也不否认。
楼主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个文科出生的，拿不到直接证据，然后通过自己的推测，以及对当事人品德的怀疑来当证据，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人怀疑其目的和智商。
另外，文章里这段话看了让人看了喷饭-----“廖伯康的“玄龙门阵”，直到2004年，才首次刊登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所编印的《当代史资料》第1—2期上。那时侯，胡耀邦和李井泉都已经在1989年4月逝世；邓小平也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就连杨尚昆也因病于1998年9月14日逝世。廖伯康在这种情况下抛出他的“玄龙门阵”，无疑是有经过认真考虑后的举措。”--------80岁的人这么做为了什么？
楼主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个文科出生的，拿不到直接证据，然后通过自己的推测，以及对当事人品德的怀疑来当证据，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人怀疑其目的和智商。
另外，文章里这段话看了让人看了喷饭-----“廖伯康的“玄龙门阵”，直到2004年，才首次刊登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所编印的《当代史资料》第1—2期上。那时侯，胡耀邦和李井泉都已经在1989年4月逝世；邓小平也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就连杨尚昆也因病于1998年9月14日逝世。廖伯康在这种情况下抛出他的“玄龙门阵”，无疑是有经过认真考虑后的举措。”--------80岁的人这么做为了什么？
>>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
好象不太可能。
好象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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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百年等待 于 2008-4-2 21:58 发表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304中国人口信息网
正解！:victory: :victory: :victory:
毛子毛孙们！你们还有脸再抵赖吗？:D 这可是中国自己的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victory: :victory: ...
上面公布的数据说了什么?
上面哪里说了三千万?你就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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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百年等待 于 2008-4-2 23:39 发表
哈哈哈哈哈，原来你连数据都不会看！回家复习小学数学吧！
长眼睛的就看看！从1954年到1958年的总人口每年增加一千万以上！再看1959年到1961年人口本应增加2000万以上，结果是总人口反而减少1348万！那么很明显了 ...
哦
把本该出生没有出生的人也算进去当“饿死”
你真有才
那三年的的死亡率明显比之前之后三年的平均水平高，尤其是1960年更是高的惊人，明显是因为在庐山批彭后毛一意孤行搞的那个再次跃进，这个责任完全在他个人。所以一般认为最保守的估计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500万是有根据的。
原帖由 老鼠笼蒸包子 于 2008-4-2 00:31 发表
人的记忆是有夸大的习惯的，老说吃糠什么的，结果我妈妈家就她的父母两个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居然是这种情况，我妈妈听说吃糠饼有利于健康，缠着我外公买了一斤糠饼，结果吃了一个月还没吃完。这是在一个小县城，我 ...
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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