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46:41
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黎阳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 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 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 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 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黎阳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 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 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 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 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黎阳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 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 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 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 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驳对毛泽东的三大诽谤
黎阳
1．反右
反右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时代背景：1957年。“准战争年代”。美国的封锁禁运包围之中。四年前的1953年，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三年前的1954年，美蒋签定了“共同防御协定”，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杜勒斯拒绝在日内瓦会议上与周恩来握手。美军长期进驻台湾。两年前的1955年，中国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通过“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即《福摩萨决议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战略空军指挥部“以紧急情况为基础”，开始为大规模使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选定目标，对中国搞核讹诈。一年前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中苏分歧开始。匈牙利事件爆发。国内剿匪尚未完成。——总之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大环境”。
右派的核心主张：
——“党派轮流执政”。
——“各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共产党下台不等于蒋介石 回来。”
——“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那时党员数），统治着五亿农奴”。“非造反不行”。
——“到现在再来提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足证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几年到处都是错误。”
——“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 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中国应分成两半，以长江为界。长 江以南归蒋介石领导，以北归共产党领导。让任何一国援助共产党， 让美国援助蒋介石，双方竞争。”
……
结论：“准战争年代”。美国的核讹诈阴云未散，一年前“匈牙利事件”血迹未干。公然闹着让共产党下台——大敌当前窝里反，这叫什么？这叫政变。这就是问题的性质：战争期间的政变。
且看这一段文摘：“对于中国新政权到底‘能撑多久’，1949年秋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曾经做过一次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中共政权在未来五年内没有被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会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为其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按美国国务院1949年的估计，美国的封锁禁运将为中共政权在五年之后“将来的某个时候垮台准备条件。”1949年的“五年之后”是1954年——离1957年只差三年，正属于美国人估计的“五年之后的某个时候”这一期间。也就是说，右派的政变正发生在美国人预期的时间内。美国人的结论：美国当初的预计准确。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有效。共产党政权即将垮台。结果：坚定了美国通过封锁搞垮中国的决心和信心，加紧封锁。后果：增加中国饥荒年代的困难。
有人说：不对，右派在是帮共产党整风。是你共产党让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提意见的。
这就如同展销会闹成了哄抢案：警察立案不立案？拘捕不拘捕？让你来参加展销，没让你来聚众抢劫。你能说因为一开始是你让我来的，所以你无权拘捕我？你能说抢着东西的是少数，所以其他参与起哄推挤的人就不能算涉案？
战争时期闹政变，该如何处置？
当初国民党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杀绝共产党”——那时共产党还不肯抓枪杆子，还避免闹暴力。4．12发生地上海并没有什么工农“过激行动”。共产党正跟国民党并肩战斗闹北伐，没有提出要国民党下台。一句话，国民党是因与共产党政见不合，立刻动了刀子。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有人连篇累牍说共产党如何如何残暴，右派家属如何如何受牵连，如何如何受到非人待遇，等等。
——先看看杨开慧亲属的这段回忆：
“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评论：右派家属遭到过这种待遇吗？
——再看看斯诺的《西行漫记》里这段对徐海东的采访：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听到徐海东回答我的“你家里的人现在哪里？”时，不禁突然感到很大的兴趣，连忙坐直了身子。他若无其事的回答，显然没有准备，使我不能不怀疑这是实话。
“我家的人全都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
“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
“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六十六个人。”
“六十六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被杀的有我二十七个近亲，三十九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
“你的妻子呢？”
“我不知道她的下落。一九三一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十三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
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
……
我们必须记住，现在大家都已知道，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
……
“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徐海东说，“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一片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都几乎完全破坏。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之内，全部人口不是被杀光就是给迁空了。”
……
评论：“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在如此事实面前，咒骂毛泽东对右派“残暴”、“株连家属”的哭天抹泪是不是有点太软弱无力、太虚伪了？
“伤痕文学”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右派们是多么的善良，多么的无辜，多么的“无害而可怜”。然而文学中的优美进了现实就未必了。说“无害而可怜”，一旦大权在握立刻凶相毕露，“铁面”、“铁腕”砸“三铁”：“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国有企业重组”、“出卖国企”、“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MBO”、“扩大内需”、“公务员加薪加薪再加薪”……“改革代价论”、“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取消社会福利”、“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人没有好处”、“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腐败有利论”……等等“理论”全是在这一时期出笼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成风、造假成风、贫富剧烈分化、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等等令中国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全是在这一阶段形成气候的。号称“清廉”，实际呢？手下金融大将个个巨贪，老子当头号大官儿子当头号买办——一个当婊子一个立牌坊，分工合作，名利双收，虚伪透顶。对内一副凶神恶煞“经济沙皇”的“铁”样，对外呢？不但“铁”不起来，而且软烂如泥，奴颜婢膝送上门去求人“消气”——身为一个主权国家首脑（既不是傀儡政府又不是战败国！）却主动跑到别的国家当众宣布供人家“消气”，这简直史无前例，闻所未闻。如果不是无耻到家，怎么可能干出如此丧权辱国的勾当、如此心安理得而且还如此兴高采烈？这创造了一项“世界记录”：以堪称登峰造极的厚颜无耻而载入史册。下岗工人的评价：毛主席当年太心慈手软，所以才会让当年的右派现在有机会回来搞阶级报复。——整个一个现代版的“农夫与蛇”。
当共产党在爬冰卧雪浴血奋战时，“精英”们舒舒服服地远远躲在安全地方袖手旁观，顶多不疼不痒地吆喝两声。等共产党打下天下，他们马上跑来伸手要这个天下：我是“精英”，“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 （茅于轼），所以你流血牺牲打下的政权应该归我。给就是“民主”，不给就是“独裁”（——又是那套“用虚的捞实的”把戏，用一句虚的“民主”白捞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权。）毛泽东没答应，于是就“罪恶滔天”，就一切都被丑化，就把一切问题都往毛泽东身上推——无非要“证明”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遵循“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的恶果。今天的“精英”喋喋不休拿反右说事，污蔑毛泽东，不过是“继承先辈遗志”，继续玩弄“以虚捞实”的把戏，将诈骗进行到底。
那么“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也是对的了？当然不对。不但不对，而且是阴谋，大阴谋。反右是阳谋，“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是阴谋，是阳谋中的阴谋，披着阳谋外衣的阴谋。毛泽东只决策了反右，而具体安排、制定标准、规定执行细则的是“八大”后刚刚上任、急需“政绩”的书记处总书记。搞“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对他有好处：第一，创造了“政绩”——抓了右派多少多少万，成绩大大的。第二，先制造冤案，再甄别平反，最后来个“一风吹”，受害者便以为让自己受冤屈的是毛泽东的反右，而不是“按指标抓右派”的人——人家后来给自己平凡昭雪了嘛，可见是好人。所以对他感激涕零，而对毛泽东永远耿耿于怀。一手捉鬼一手放鬼，就唱了出这么一抓一放的“捉放曹”就离间了知识分子和毛泽东，自己乘机邀买人心——难怪掌握了“话语权”的“精英”总是把他的屎盆子往毛泽东头上扣。第三，暗暗夺权——“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制造大批冤案的后果是从此人人自危，党内普遍的教训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不管正确与否，千万不可得罪党组织内的“一把手”。（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反右扩大化”的功德。）刘少奇的“自觉做党的驯服工具”遂大行其道，成了党员的金科玉律——当“工具”不够，当“驯服工具”还不够，还得加上个“自觉”，当个“自觉”的“驯服工具”才合乎要求——这样一来，一切都由直接掌管党务的说了算，退居二线的毛泽东立刻说话不算数了，不管发现什么问题、有什么指示，不经过主管党务的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就一概行不通。党政实权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掌管党务的副主席刘少奇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手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年之后毛泽东发现刘少奇搞“共产风”、“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歪风时不管怎么打招呼怎么批评都不管用，连开了八届六中全会纠偏、形成了正式文件仍然贯彻不下去：谁也不敢得罪主管党务的刘少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明知“浮夸风”、“共产风”不对，但只要刘少奇坚持，就谁也不敢违抗。这才是“反右扩大化”、“按指标抓右派”的真正后果，所以说这是阴谋，是“借力打力”，借反右暗算毛泽东，架空毛泽东，自己乘机夺权。“第二司令部”就这样悄悄形成了。
被打成右派而最后没有完全平反的好像只有6个人。为了这六个人，全国人民遭了多少的罪。
2．“饿死三千万”
“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饿死三千万”是个非同小可的罪行。既然涉及犯罪，那按“精英”们声嘶力竭鼓吹的“法治”，应该先“无罪推定”，再出示证据：犯罪事实、犯罪动机、主谋、帮凶、策划、实施、是否包庇凶手……一切都必须以板上钉钉的确凿事实说话，而不能以含含糊糊的蛛丝马迹、凭空的想象和推断充数。——“精英”们既然那么关怀黑社会头子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那涉及毛泽东的人权和证据的确凿性时至少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
口恩，又一个毛粉，又一个脸皮够厚的。
网友“数学”的文章“关于“亩产万斤”评价一下思闻和天父的材料”和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故不惜篇幅全文附后。（附录一．附录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
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 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故也附录于后（附录三）。
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拼命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就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如果说毛泽东有错误，那就是在一开始某些场合对来自下层的若干汇报和“专家”的“学术见解” 将信将疑，没有立即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换句话说，毛泽东的责任是最多三个月的“纠正不力”。（厉以宁在“强国论坛”里承认“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不足”、“在改革中我们忽视了一些问题”、“我们当初的认识有局限性”——对毛泽东近三个月的“纠正不力”，“精英”们大肆喧闹了近三十年还没完没了；而对“精英”、“专家”、“学者”们近三十年的“问题”、“经验不足”、“局限性”却不准有人们有哪怕一分钟的质疑，否则就是“否定改革”。这一对比就能明白什么叫“虚伪”，什么叫“无耻”，什么叫“颠倒黑白”了。）
十七大辅导材料“中央领导机构的历史演变”里有如下一段：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0/31/content_6977120.htm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显示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次代表大会。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
“（一）中央委员会除设主席外，第一次设了副主席，并规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和副主席。”
“（二）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而改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
“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邓小平曾向毛泽东提出，书记处还是作为政治局办事机构，负责对军队和国务院的文件呈送。毛泽东不同意，他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1958年，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说得更明确：‘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要主持地方大政工作，并不都在北京，非重要会议一般也不来京，所以，政治局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书记处的同志最早听到毛泽东的声音，知道中央核心的决策，甚至比政治局的一些同志消息更灵通。”
综合这一切可以明白如下事实：
1．1956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迷信”在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也有所反映，开始分“一线”“二线”。中央书记处算一线。毛泽东开始退居“二线”。“中央日常工作都由书记处负责”“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反右、“大跃进”、“一平二调”、“对苏联提前还债”等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2．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3．1958年“浮夸风”最烈的6月至9月，毛泽东正忙于部署8．23炮击金门，要忙于对付美国，要忙于对付赫鲁晓夫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以及接踵而来的中苏分裂，再加上思索打破美苏两霸冷战的包围等战略大计……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紧急的事要办，未能及时全力以赴纠正“浮夸风”、“共产风”事出有因。
4．1956年起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和1959年起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都属于刚升到“一线”的“新官”。最需要拿出“政绩”证明自己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需要通过1957年的“按指标抓右派”和1958年—1959年的“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来显示“政绩”的是他们，不是毛泽东。——50年代初到1956年八大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毛泽东并不需要搞什么异想天开、轰动一时的“政绩”来证明自己。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接手“一线”的邓小平、刘少奇从1957年起是一年一把“火”：1957：“按指标抓右派”。1958：“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9：“反右倾”。此外还有“提前还债”——“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1956年分了“一线”“二线”、毛泽东不再亲自主持“一线”工作后立刻出了那么多邪门的事——“按指标抓右派”、“浮夸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新上任的“一线”领导们的“政绩工程”。
原帖由 freiheit 于 2008-1-22 12:33 发表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
生花妙笔。反对大跃进，即使位高权重如彭德怀的，立马拿下；两个省委书记，倒要六年以后才能顺掉。
黎阳果然很强大。
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要付的责任是主要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满塞！满塞！满满塞！
我在兰利见过黎阳:victory:
如果共产党也按国民党1927年对付自己的手段来对付1957年的右派政变，那会如何？——既然是“准战争年代”，那完全有理由以“紧急状态”为根据“军法从事”。——毛泽东这样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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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跟好的比，和失败的KMT比残忍，作者认为GCD和太祖就这么点出息？当走狗乱叫也会挨打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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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跟好的比，和失败的KMT比残忍，作者认为GCD和太祖就这么点出息？当走狗乱叫也会挨打滴。:D
其实这个问题到最后就是拷问当时每个人的灵魂啦
人家骂TG不民主，你不反驳说TG其实很民主，反倒辩护说独裁比民主好！结果只能是把缺点越描越黑，漏洞越抠越大，网上的这些“左派”特别是在境外的“左派”是不是收了CIA的黑钱在拐着弯的骂中共啊？很有可能！
这个太过夸张,简直是反毛粉
貌似粉毛,实则黑毛.连我这国粉都看出来了.
貌似粉毛,实则黑毛.连我这国粉都看出来了.
这种文章也能通过CD的审核？实在是不该进来。:Q :Q :Q :Q :Q :Q :Q :Q
一堆臭垃圾！！！！！！！！！！！！！！
一堆臭垃圾！！！！！！！！！！！！！！
黎阳的文章本人是不看的。
1957年剿匪尚未完成？？
反正这文章看着感觉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