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秦桧“奸细”说质疑——纠正历史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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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奸细”说质疑
顾吉辰
宋高宗建炎元年四月，金兵驱虏徽、钦二帝北上，把张叔夜、何桌、林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官员均一并押走。四年十月，唯秦桧由金归宋。
在秦桧归宋问题上，我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几乎是定论的观点，认为秦桧是由金人怀
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将他纵回宋朝的“奸细”和“间谍”。秦桧归宋后的一系列议和主张和杀害岳飞等举措，其源盖始于此。为了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不揣学识浅陋，仅就读书所得，将有关问题的资料，移腊于后，且略加分析。不当及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认为秦桧是金人纵之回宋的“奸细”说的古籍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2s:
朱胜非《闲居录》云: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资任用，至是与其家俱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铢解其行，然全家来归，碑仆无
故。人知其非逃归也。
二、林泉《野记》云(上述《要录》注引):
桧在大金，为徽宗作书上尼玛以结和议。尼玛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伴得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城丁棋寨，诸将多曰:“两军相拒，岂全家厚载造朝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三、王明清《挥座录余话》卷二云:
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折，泥海至楚州。楚守杨揍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按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遗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搔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按屏 迹天台，不敢出击者遗二十年。
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云:
秦桧得归，此事体不小，而诸书所记，参差不齐。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搔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至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据也。适(指洪适撰其父皓《行述》)以为桧留尼玛所草檄谕降，此时尼玛在云中，何由使桧草檄，或即达奋使之。桧以为丁撰拒已不见。若尔，桧专国时，棋必反死矣。而擅朝之初，即荐之涟水军，后用为府羚办，积官遥郡观察使，权震一时。不知但感其不杀之恩，或又有曲折而收之以灭口也。故此事尤可疑。苟知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桧与何桌、林傅、司马朴同被为，三人不得归，而秦独得归，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至燕楚州二千五百里，岂无防禁之人，而蹄河越海，并无几察?此可疑二也。桧自谓随军至楚，定计于食顷之间，向使金人初无归桧之意，第令随军，则质其家属必矣。胡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张邵所奏，谓桧衣褐憔悴，盖被执而训童读。而桧自叙乃云，刘靖欲杀己以图其囊索，既有囊索，岂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桧初归见上之两言，始相建明之二策，与得政所为，前后相符，牢不可破，岂非桧在金廷，尝倡和义，而达奋纵之使归邪？今亦未敢臆决，故悉附见下方。余见十一月丙午。
五、《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金国南迁录》云:
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优，思有以止之。普王曰:“.准遗彼臣先归，使其顺我。”忠烈王曰:“·准张孝纯可。”忠献王曰:“此事在我心里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我喜其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外虽拒而中常委曲顺从。桧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说许某着手时，只依这规模。分别今若纵之归国，彼必得志。”
六、《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脚气集》云:
金诸大臣会于柳林，议遣秦桧归国，言彼得志，我事可济。至计果得行，废杀诸将，而南北之势定。金亦德之，誓书有“不轻易相”语。桧亦发宇文虚中事以报之。
七、《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云: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桌、傅、朴同构，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阶河越海，岂无讥柯之者，安保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
以上诸书是目前人们认定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南宋的“奸细”、“间谍”云云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就感到认定秦桧必是“奸细”，恐怕事实根据是不足的。
第一，朱胜非《间居录》云“全家来归，蝉仆亦无故”，而据此即得出“人知其非逃归也，的结论，这明显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据《宋史》卷三六二《朱胜非传》云:“胜非与秦桧有隙，桧得政，胜非废居八年”。其所著《闲居录》即在这个废居八年中撰成，字里行间，不满与反对秦桧也是必然的。又据《朱胜非传》云:“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膺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而秦桧则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的。这样，也给朱胜非中伤秦桧一个借口。
第二，《宋人轶事汇编》注引《金国南迁录》云: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仇，忠献王认为可使秦桧归宋，“纵之归国，彼必得志”云云。其实，《金国南迁录》所记，妄语甚多，不能相信。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云:“《金人南迁录》一卷。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初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日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汁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悟不合，盖证其妄”。这是作者陈振孙经过认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显然《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其对秦桧的叙述，也多有“晓然傅会”的成分，不能以此认定。
第三，《挥崖录余话》卷二云“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朝，巩海至楚州。楚守杨挨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挨日:……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王明清的这段记载，讹误亦多，与史实不合。据《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案语云:“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挨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者。不知明清何所据也。”又据《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癸巳》条云:“左通直郎杨撰直秘阁、知楚州。楚州自残破后，久不置守，枢密院言撰才可用，遂除职而命之。”注云:“此可见王明清所云撰欲斩秦桧事谬误。”李心传驳正诚是。
第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注引张邵奏言四点可疑之处，这是朝士怀疑秦桧充当金国“奸细”的典型。事实上通过分析，均属猜测之词，而推测或猜测终究不能代替事实。赵牲之《遗史》云:“秦桧初以不颐立张邦昌，遭尼玛拘执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随行者有小奴砚童、小脾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而已。至金国，见金小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异姓之节，以赐其弟达责为任用。任用者，执事也。达责亦高其节，甚相亲信。金人许随南官迁徙之人各逐便。砚童、兴儿、翁顺皆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遂不相离。金人欲用达责提兵而南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己独行，故为喧争日:‘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货财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喧争不息。达责之居与桧之居邻比，声相闻，达费之妻一车婆闻之，诣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日:‘不须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帝为监军，亦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自之达贵，达贵遂令王氏同行。桧为随军转运。在孙村浦寨中，楚城陷，孙村寨金人争趋入楚州。桧密约孙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令静挂席而去。”赵姓之《遗史》说明这样几点情况:
1、金人委用秦桧，出于秦桧不愿立张邦昌，高其名节。
2、奴蟀等人同行，均因‘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这是主仆之情，导致共同返宋。
3、王氏随桧一道南下，这是“桧密与妻王氏为计”所致，同时又得到达贵之妻一车婆的帮忙。
4、秦桧等人逃离金人之地，实是一则利用金兵陷楚城、兵荒马乱、百姓逃离、“纷纷不定”的时机;二则打着“随军转运”的合法旗号，到淮阳军、海州催钱粮为名，顺利逃离金营;三则桧令孙静“挂席而去”，制造某些假象，得以自己脱身。从赵牲之《遗史》所述，情节具体，内容合理，且赵牲之似乎与秦桧无任何关系，他的记载应当可信。而张邵奏言则以猜测为多，无事实为据。
第五，至于《宋史·秦桧传》所载朝士对秦桧南归的怀疑。这是《宋史》撰修者抄撮了张邵的上述奏言或移录了《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的案语。所以它是承袭之说。
第六，宋代不少著名史学家对秦桧“奸细”说大多持否定态度。为说明问题，今移录于下。
1.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
月辛未》条言:
是日，秦桧自楚州孙村归于涟水军丁棋水寨。初，金人以桧请存赵氏，执还燕山。既而从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遗金书请和也。桧与闻之。(注事见二年六月)逮二帝东捉韩州，金主足高其节，以踢左监军昌为任用。任用者，扰执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欲因是南归，而其妻王氏在燕，惧不得去，乃阳与桧争。昌妻闻之以告。由是得与王氏俱行。昌至淮阴，以桧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及楚城垂破，桧虑为敌所用，乃荐陈邦光、李涛可以任使。桧尝以舟人孙静可任，遂与密谋。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阳军钱根为名，与王氏及减搜砚童、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入小舟，令静挂席而去。至涟水军界，为撰退者所得，将执缚而杀之。桧知水寨尚为国家宁，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寨兵皆乡民，不晓其说，且谓所获奸细，稍凌辱之。桧曰:“此中有士人否?当知我牲名。”时王安道者，为酒护，众呼示之。安道徉为识桧，长揖之曰:“中垂良苦。”众信之，乃不杀。至旦，渴撰于军中。其下诸将招与饮。有副将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其贯。桧知而责之，靖不得发。桧遂发海赴行在。
李心传注云:“此以赵牲之《遣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
《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秦桧入见。初，桧发涟水军寨，权军事丁棋令参议王安道、冯由义转行，前二日至行在。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里日，引对。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湘。”遂建议讲和。且乞上致书左监军昌求和。……丁未……朝请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试礼部尚书，踢银帛二百匹两。范宗尹等进呈桧所草国书。上曰:“桧朴忠过人，联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难作国书，姑令刘光世作私书与。”宗尹言，桧初归用乏，欲踢银帛。又言桧旧除资政殿学士，欲以经筵留之。上曰:“未须如此，且与一事简尚书。”桧请以本身合得恩泽，授王安道、冯由义等官，寻并改京扶。而舟人孙静亦补承信郎。始朝廷虽数遣使，然但且宁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盖自桧始。
《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所记内容与李心传《要录》同。在李氏笔下，秦桧并不是一名金人‘奸细”，秦桧只是开宋金议和之始。换句话说，秦桧是主和派，不是抗战派。
2.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御史中丞秦桧将家属自虏寨逃归至涟水军丁旗水寨》条同《要录》。唯使用了“逃归”二字。这说明秦桧不是由金人“纵之使归”，而是“忠”宋逃归。又据十月二十八日秦桧至行在除礼部尚书条云’“……发遣桧还行在。令秀才王安道、冯由义伴行。由义字子仪。既至行在，士论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张守尝为密州州学教授，桧亦尝为之，故首称桧为可用。上甚喜，即除礼部尚书。桧具辞免赐，诏不允，日:‘卿顷者当干戈之际，有社援之言，以忠信笃敬而行蛮貂之邦，以靖共正直而为神明之听。四年去国，万里还邦。乃升常伯之联，用示匪躬之劝。昔钟仪之留晋国不忘南音，苏武之在匈奴常持汉节。方卿所守未足为难，况乎践昨之初，已有族资之诏。夺安车之高志，加秘殿之隆召。今兹之除，盖理前命，褒崇非过，何以辞为’?”高宗赵构的诏令，虽有饰词，但不是一点也没有合理的成份。
3。熊克《中兴小记》卷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敌中归，时朝士
多疑之，帷右仆封范宗尹及同知枢密院
事李回力荐其忠。丙午，桧入甘，仍进
其所与金将达兰书。……戊申……上谓
宰执曰:“秦桧忠朴可用，肤昨为之喜而
不寐，盖闻二圣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
也。”范宗尹曰:‘桧在沙漠四年，昨至都
堂议事，气不少衰。”李回曰:“桧旧首除
资殿学士，可以经延留之。”上曰:‘未须
如此。”遂除礼部尚书。上又以桧初归用
乏，踢之银、绢各二百。
从熊克的记载看，他仅云“秦桧自敌中归’，也未认定他是一名“奸细”。
第七，人们还必须看秦桧自己撰述的((J匕征纪实》。是书已佚，唯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引它。现抄录于左。
寨中日夜经管，无以为计，欲宿留
以侯后便，恐或逼招楚城，又恐城破被
用。乃荐陈邦光、李侍、蔡敦礼辈，以
为可以任使。又为言楚州福小不足深讨
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夜欲
因众竞利之时，奔马西还，而金人已先
潜伏以备城中通人。明日，见诸刻木，以
谓旦夕竿入城中，乃定计登舟，遣使再
访操舟辈。两日不可得。前后见前所共
议者，引至幕中，结约相定，遂欲推牛
相劳，而谈复再变矣，度非此时，他日
未有方便，急约云中所还往者张炳郎中。
其人医多效，往往军中相识，遂托以寻
觅水手，以取篙裁，为刺舟之计。适会
张亦欲往，遂定计于食项之间，躬诣舟
人，责以负约，仍许重贿，可否决在今
夕，以死断之。议遂坚决无疑矣。是夜，
登舟，行六十里，来日，宿丁家寨南，次
日，至下寨，具状谓统制公。彼扰未信，
再宿，引至中寨，会统制丁棋抱疾，其
次诸将见约同饮。有副将刘靖者，宿议
相图以取囊受，偶先闻之，乃于席半指
刘，斤其阴计。刘自知计已方露，不复
有言。晓乃亲诣丁棋帐中，乘醉欲卧，
以示无疑，而丁不果纳，遂还舟中。会
天宁节近，乃约诸将至僧舍祝延，示以礼法。
《北征纪实》乃秦桧所撰，虽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但具体情节，恐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杜撰。如果认为这是“谎言”，也是难以信服众人的。
第八，对于秦桧返宋的问题，当时朝士虽有像张邵等人提出怀疑，但也有不少宰执重臣认为秦桧归宋是忠于赵宋的表现。范宗尹、李回等人就说秦桧“其思”，“尽破群疑”。张守也“称桧为可用”。李刚则写书启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直谅公忠，久孚中外”。高宗赵构更称秦桧“忠朴过人”，犹如汉代“苏武”。有些先生认为，这是很多人惑于秦桧过去的表现，根本没想去审查他三四年中的政治经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事情的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秦桧被俘之前，他是主战的。他在《上钦宗论边和三事》中，认为对南犯的金军“不宜示怯，以自整削”。在金军攻破开封前夕，宋廷百官会议对策，秦桧仍然主战，反对割去太原等地。金军攻下开封后，以武力劫持文武百官，强迫官僚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秦桧作为御史中丞，带头在马伸起草的反对状上签名。被俘至北方后，金人高其名节，先后被金人留用并赐钱绢，这不能以此认定秦桧已变节投降，这也许是秦桧“取信于敌”的一种策略，为他的日后南逃做掩护。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至于为什么当时一些古籍记载秦桧是“内奸”、“间谍”云云，一种来自金国统治集团故意放出的信息与舆论，一种来自南宋政府内部不满乃至反对秦桧专权的官僚所制造的言词。这种舆论和记录，掩盖了秦桧效忠赵宋王朝的心愿，相反，变成了一名金人纵归赵宋的“奸细”，这是历史的不公，今天有必要加以质疑和考辨。秦桧“奸细”说质疑
顾吉辰
宋高宗建炎元年四月，金兵驱虏徽、钦二帝北上，把张叔夜、何桌、林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官员均一并押走。四年十月，唯秦桧由金归宋。
在秦桧归宋问题上，我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几乎是定论的观点，认为秦桧是由金人怀
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将他纵回宋朝的“奸细”和“间谍”。秦桧归宋后的一系列议和主张和杀害岳飞等举措，其源盖始于此。为了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不揣学识浅陋，仅就读书所得，将有关问题的资料，移腊于后，且略加分析。不当及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认为秦桧是金人纵之回宋的“奸细”说的古籍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2s:
朱胜非《闲居录》云: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资任用，至是与其家俱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铢解其行，然全家来归，碑仆无
故。人知其非逃归也。
二、林泉《野记》云(上述《要录》注引):
桧在大金，为徽宗作书上尼玛以结和议。尼玛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伴得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城丁棋寨，诸将多曰:“两军相拒，岂全家厚载造朝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三、王明清《挥座录余话》卷二云:
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折，泥海至楚州。楚守杨揍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按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遗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搔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按屏 迹天台，不敢出击者遗二十年。
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云:
秦桧得归，此事体不小，而诸书所记，参差不齐。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搔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至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据也。适(指洪适撰其父皓《行述》)以为桧留尼玛所草檄谕降，此时尼玛在云中，何由使桧草檄，或即达奋使之。桧以为丁撰拒已不见。若尔，桧专国时，棋必反死矣。而擅朝之初，即荐之涟水军，后用为府羚办，积官遥郡观察使，权震一时。不知但感其不杀之恩，或又有曲折而收之以灭口也。故此事尤可疑。苟知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桧与何桌、林傅、司马朴同被为，三人不得归，而秦独得归，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至燕楚州二千五百里，岂无防禁之人，而蹄河越海，并无几察?此可疑二也。桧自谓随军至楚，定计于食顷之间，向使金人初无归桧之意，第令随军，则质其家属必矣。胡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张邵所奏，谓桧衣褐憔悴，盖被执而训童读。而桧自叙乃云，刘靖欲杀己以图其囊索，既有囊索，岂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桧初归见上之两言，始相建明之二策，与得政所为，前后相符，牢不可破，岂非桧在金廷，尝倡和义，而达奋纵之使归邪？今亦未敢臆决，故悉附见下方。余见十一月丙午。
五、《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金国南迁录》云:
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优，思有以止之。普王曰:“.准遗彼臣先归，使其顺我。”忠烈王曰:“·准张孝纯可。”忠献王曰:“此事在我心里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我喜其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外虽拒而中常委曲顺从。桧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说许某着手时，只依这规模。分别今若纵之归国，彼必得志。”
六、《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脚气集》云:
金诸大臣会于柳林，议遣秦桧归国，言彼得志，我事可济。至计果得行，废杀诸将，而南北之势定。金亦德之，誓书有“不轻易相”语。桧亦发宇文虚中事以报之。
七、《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云: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桌、傅、朴同构，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阶河越海，岂无讥柯之者，安保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
以上诸书是目前人们认定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南宋的“奸细”、“间谍”云云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就感到认定秦桧必是“奸细”，恐怕事实根据是不足的。
第一，朱胜非《间居录》云“全家来归，蝉仆亦无故”，而据此即得出“人知其非逃归也，的结论，这明显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据《宋史》卷三六二《朱胜非传》云:“胜非与秦桧有隙，桧得政，胜非废居八年”。其所著《闲居录》即在这个废居八年中撰成，字里行间，不满与反对秦桧也是必然的。又据《朱胜非传》云:“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膺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而秦桧则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的。这样，也给朱胜非中伤秦桧一个借口。
第二，《宋人轶事汇编》注引《金国南迁录》云: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仇，忠献王认为可使秦桧归宋，“纵之归国，彼必得志”云云。其实，《金国南迁录》所记，妄语甚多，不能相信。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云:“《金人南迁录》一卷。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初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日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汁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悟不合，盖证其妄”。这是作者陈振孙经过认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显然《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其对秦桧的叙述，也多有“晓然傅会”的成分，不能以此认定。
第三，《挥崖录余话》卷二云“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朝，巩海至楚州。楚守杨挨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挨日:……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王明清的这段记载，讹误亦多，与史实不合。据《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案语云:“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挨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者。不知明清何所据也。”又据《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癸巳》条云:“左通直郎杨撰直秘阁、知楚州。楚州自残破后，久不置守，枢密院言撰才可用，遂除职而命之。”注云:“此可见王明清所云撰欲斩秦桧事谬误。”李心传驳正诚是。
第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注引张邵奏言四点可疑之处，这是朝士怀疑秦桧充当金国“奸细”的典型。事实上通过分析，均属猜测之词，而推测或猜测终究不能代替事实。赵牲之《遗史》云:“秦桧初以不颐立张邦昌，遭尼玛拘执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随行者有小奴砚童、小脾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而已。至金国，见金小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异姓之节，以赐其弟达责为任用。任用者，执事也。达责亦高其节，甚相亲信。金人许随南官迁徙之人各逐便。砚童、兴儿、翁顺皆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遂不相离。金人欲用达责提兵而南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己独行，故为喧争日:‘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货财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喧争不息。达责之居与桧之居邻比，声相闻，达费之妻一车婆闻之，诣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日:‘不须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帝为监军，亦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自之达贵，达贵遂令王氏同行。桧为随军转运。在孙村浦寨中，楚城陷，孙村寨金人争趋入楚州。桧密约孙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令静挂席而去。”赵姓之《遗史》说明这样几点情况:
1、金人委用秦桧，出于秦桧不愿立张邦昌，高其名节。
2、奴蟀等人同行，均因‘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这是主仆之情，导致共同返宋。
3、王氏随桧一道南下，这是“桧密与妻王氏为计”所致，同时又得到达贵之妻一车婆的帮忙。
4、秦桧等人逃离金人之地，实是一则利用金兵陷楚城、兵荒马乱、百姓逃离、“纷纷不定”的时机;二则打着“随军转运”的合法旗号，到淮阳军、海州催钱粮为名，顺利逃离金营;三则桧令孙静“挂席而去”，制造某些假象，得以自己脱身。从赵牲之《遗史》所述，情节具体，内容合理，且赵牲之似乎与秦桧无任何关系，他的记载应当可信。而张邵奏言则以猜测为多，无事实为据。
第五，至于《宋史·秦桧传》所载朝士对秦桧南归的怀疑。这是《宋史》撰修者抄撮了张邵的上述奏言或移录了《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的案语。所以它是承袭之说。
第六，宋代不少著名史学家对秦桧“奸细”说大多持否定态度。为说明问题，今移录于下。
1.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
月辛未》条言:
是日，秦桧自楚州孙村归于涟水军丁棋水寨。初，金人以桧请存赵氏，执还燕山。既而从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遗金书请和也。桧与闻之。(注事见二年六月)逮二帝东捉韩州，金主足高其节，以踢左监军昌为任用。任用者，扰执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欲因是南归，而其妻王氏在燕，惧不得去，乃阳与桧争。昌妻闻之以告。由是得与王氏俱行。昌至淮阴，以桧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及楚城垂破，桧虑为敌所用，乃荐陈邦光、李涛可以任使。桧尝以舟人孙静可任，遂与密谋。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阳军钱根为名，与王氏及减搜砚童、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入小舟，令静挂席而去。至涟水军界，为撰退者所得，将执缚而杀之。桧知水寨尚为国家宁，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寨兵皆乡民，不晓其说，且谓所获奸细，稍凌辱之。桧曰:“此中有士人否?当知我牲名。”时王安道者，为酒护，众呼示之。安道徉为识桧，长揖之曰:“中垂良苦。”众信之，乃不杀。至旦，渴撰于军中。其下诸将招与饮。有副将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其贯。桧知而责之，靖不得发。桧遂发海赴行在。
李心传注云:“此以赵牲之《遣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
《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秦桧入见。初，桧发涟水军寨，权军事丁棋令参议王安道、冯由义转行，前二日至行在。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里日，引对。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湘。”遂建议讲和。且乞上致书左监军昌求和。……丁未……朝请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试礼部尚书，踢银帛二百匹两。范宗尹等进呈桧所草国书。上曰:“桧朴忠过人，联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难作国书，姑令刘光世作私书与。”宗尹言，桧初归用乏，欲踢银帛。又言桧旧除资政殿学士，欲以经筵留之。上曰:“未须如此，且与一事简尚书。”桧请以本身合得恩泽，授王安道、冯由义等官，寻并改京扶。而舟人孙静亦补承信郎。始朝廷虽数遣使，然但且宁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盖自桧始。
《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所记内容与李心传《要录》同。在李氏笔下，秦桧并不是一名金人‘奸细”，秦桧只是开宋金议和之始。换句话说，秦桧是主和派，不是抗战派。
2.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御史中丞秦桧将家属自虏寨逃归至涟水军丁旗水寨》条同《要录》。唯使用了“逃归”二字。这说明秦桧不是由金人“纵之使归”，而是“忠”宋逃归。又据十月二十八日秦桧至行在除礼部尚书条云’“……发遣桧还行在。令秀才王安道、冯由义伴行。由义字子仪。既至行在，士论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张守尝为密州州学教授，桧亦尝为之，故首称桧为可用。上甚喜，即除礼部尚书。桧具辞免赐，诏不允，日:‘卿顷者当干戈之际，有社援之言，以忠信笃敬而行蛮貂之邦，以靖共正直而为神明之听。四年去国，万里还邦。乃升常伯之联，用示匪躬之劝。昔钟仪之留晋国不忘南音，苏武之在匈奴常持汉节。方卿所守未足为难，况乎践昨之初，已有族资之诏。夺安车之高志，加秘殿之隆召。今兹之除，盖理前命，褒崇非过，何以辞为’?”高宗赵构的诏令，虽有饰词，但不是一点也没有合理的成份。
3。熊克《中兴小记》卷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敌中归，时朝士
多疑之，帷右仆封范宗尹及同知枢密院
事李回力荐其忠。丙午，桧入甘，仍进
其所与金将达兰书。……戊申……上谓
宰执曰:“秦桧忠朴可用，肤昨为之喜而
不寐，盖闻二圣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
也。”范宗尹曰:‘桧在沙漠四年，昨至都
堂议事，气不少衰。”李回曰:“桧旧首除
资殿学士，可以经延留之。”上曰:‘未须
如此。”遂除礼部尚书。上又以桧初归用
乏，踢之银、绢各二百。
从熊克的记载看，他仅云“秦桧自敌中归’，也未认定他是一名“奸细”。
第七，人们还必须看秦桧自己撰述的((J匕征纪实》。是书已佚，唯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引它。现抄录于左。
寨中日夜经管，无以为计，欲宿留
以侯后便，恐或逼招楚城，又恐城破被
用。乃荐陈邦光、李侍、蔡敦礼辈，以
为可以任使。又为言楚州福小不足深讨
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夜欲
因众竞利之时，奔马西还，而金人已先
潜伏以备城中通人。明日，见诸刻木，以
谓旦夕竿入城中，乃定计登舟，遣使再
访操舟辈。两日不可得。前后见前所共
议者，引至幕中，结约相定，遂欲推牛
相劳，而谈复再变矣，度非此时，他日
未有方便，急约云中所还往者张炳郎中。
其人医多效，往往军中相识，遂托以寻
觅水手，以取篙裁，为刺舟之计。适会
张亦欲往，遂定计于食项之间，躬诣舟
人，责以负约，仍许重贿，可否决在今
夕，以死断之。议遂坚决无疑矣。是夜，
登舟，行六十里，来日，宿丁家寨南，次
日，至下寨，具状谓统制公。彼扰未信，
再宿，引至中寨，会统制丁棋抱疾，其
次诸将见约同饮。有副将刘靖者，宿议
相图以取囊受，偶先闻之，乃于席半指
刘，斤其阴计。刘自知计已方露，不复
有言。晓乃亲诣丁棋帐中，乘醉欲卧，
以示无疑，而丁不果纳，遂还舟中。会
天宁节近，乃约诸将至僧舍祝延，示以礼法。
《北征纪实》乃秦桧所撰，虽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但具体情节，恐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杜撰。如果认为这是“谎言”，也是难以信服众人的。
第八，对于秦桧返宋的问题，当时朝士虽有像张邵等人提出怀疑，但也有不少宰执重臣认为秦桧归宋是忠于赵宋的表现。范宗尹、李回等人就说秦桧“其思”，“尽破群疑”。张守也“称桧为可用”。李刚则写书启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直谅公忠，久孚中外”。高宗赵构更称秦桧“忠朴过人”，犹如汉代“苏武”。有些先生认为，这是很多人惑于秦桧过去的表现，根本没想去审查他三四年中的政治经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事情的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秦桧被俘之前，他是主战的。他在《上钦宗论边和三事》中，认为对南犯的金军“不宜示怯，以自整削”。在金军攻破开封前夕，宋廷百官会议对策，秦桧仍然主战，反对割去太原等地。金军攻下开封后，以武力劫持文武百官，强迫官僚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秦桧作为御史中丞，带头在马伸起草的反对状上签名。被俘至北方后，金人高其名节，先后被金人留用并赐钱绢，这不能以此认定秦桧已变节投降，这也许是秦桧“取信于敌”的一种策略，为他的日后南逃做掩护。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至于为什么当时一些古籍记载秦桧是“内奸”、“间谍”云云，一种来自金国统治集团故意放出的信息与舆论，一种来自南宋政府内部不满乃至反对秦桧专权的官僚所制造的言词。这种舆论和记录，掩盖了秦桧效忠赵宋王朝的心愿，相反，变成了一名金人纵归赵宋的“奸细”，这是历史的不公，今天有必要加以质疑和考辨。
顾吉辰
宋高宗建炎元年四月，金兵驱虏徽、钦二帝北上，把张叔夜、何桌、林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官员均一并押走。四年十月，唯秦桧由金归宋。
在秦桧归宋问题上，我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几乎是定论的观点，认为秦桧是由金人怀
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将他纵回宋朝的“奸细”和“间谍”。秦桧归宋后的一系列议和主张和杀害岳飞等举措，其源盖始于此。为了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不揣学识浅陋，仅就读书所得，将有关问题的资料，移腊于后，且略加分析。不当及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认为秦桧是金人纵之回宋的“奸细”说的古籍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2s:
朱胜非《闲居录》云: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资任用，至是与其家俱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铢解其行，然全家来归，碑仆无
故。人知其非逃归也。
二、林泉《野记》云(上述《要录》注引):
桧在大金，为徽宗作书上尼玛以结和议。尼玛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伴得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城丁棋寨，诸将多曰:“两军相拒，岂全家厚载造朝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三、王明清《挥座录余话》卷二云:
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折，泥海至楚州。楚守杨揍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按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遗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搔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按屏 迹天台，不敢出击者遗二十年。
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云:
秦桧得归，此事体不小，而诸书所记，参差不齐。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搔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至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据也。适(指洪适撰其父皓《行述》)以为桧留尼玛所草檄谕降，此时尼玛在云中，何由使桧草檄，或即达奋使之。桧以为丁撰拒已不见。若尔，桧专国时，棋必反死矣。而擅朝之初，即荐之涟水军，后用为府羚办，积官遥郡观察使，权震一时。不知但感其不杀之恩，或又有曲折而收之以灭口也。故此事尤可疑。苟知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桧与何桌、林傅、司马朴同被为，三人不得归，而秦独得归，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至燕楚州二千五百里，岂无防禁之人，而蹄河越海，并无几察?此可疑二也。桧自谓随军至楚，定计于食顷之间，向使金人初无归桧之意，第令随军，则质其家属必矣。胡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张邵所奏，谓桧衣褐憔悴，盖被执而训童读。而桧自叙乃云，刘靖欲杀己以图其囊索，既有囊索，岂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桧初归见上之两言，始相建明之二策，与得政所为，前后相符，牢不可破，岂非桧在金廷，尝倡和义，而达奋纵之使归邪？今亦未敢臆决，故悉附见下方。余见十一月丙午。
五、《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金国南迁录》云:
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优，思有以止之。普王曰:“.准遗彼臣先归，使其顺我。”忠烈王曰:“·准张孝纯可。”忠献王曰:“此事在我心里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我喜其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外虽拒而中常委曲顺从。桧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说许某着手时，只依这规模。分别今若纵之归国，彼必得志。”
六、《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脚气集》云:
金诸大臣会于柳林，议遣秦桧归国，言彼得志，我事可济。至计果得行，废杀诸将，而南北之势定。金亦德之，誓书有“不轻易相”语。桧亦发宇文虚中事以报之。
七、《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云: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桌、傅、朴同构，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阶河越海，岂无讥柯之者，安保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
以上诸书是目前人们认定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南宋的“奸细”、“间谍”云云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就感到认定秦桧必是“奸细”，恐怕事实根据是不足的。
第一，朱胜非《间居录》云“全家来归，蝉仆亦无故”，而据此即得出“人知其非逃归也，的结论，这明显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据《宋史》卷三六二《朱胜非传》云:“胜非与秦桧有隙，桧得政，胜非废居八年”。其所著《闲居录》即在这个废居八年中撰成，字里行间，不满与反对秦桧也是必然的。又据《朱胜非传》云:“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膺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而秦桧则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的。这样，也给朱胜非中伤秦桧一个借口。
第二，《宋人轶事汇编》注引《金国南迁录》云: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仇，忠献王认为可使秦桧归宋，“纵之归国，彼必得志”云云。其实，《金国南迁录》所记，妄语甚多，不能相信。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云:“《金人南迁录》一卷。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初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日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汁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悟不合，盖证其妄”。这是作者陈振孙经过认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显然《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其对秦桧的叙述，也多有“晓然傅会”的成分，不能以此认定。
第三，《挥崖录余话》卷二云“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朝，巩海至楚州。楚守杨挨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挨日:……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王明清的这段记载，讹误亦多，与史实不合。据《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案语云:“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挨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者。不知明清何所据也。”又据《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癸巳》条云:“左通直郎杨撰直秘阁、知楚州。楚州自残破后，久不置守，枢密院言撰才可用，遂除职而命之。”注云:“此可见王明清所云撰欲斩秦桧事谬误。”李心传驳正诚是。
第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注引张邵奏言四点可疑之处，这是朝士怀疑秦桧充当金国“奸细”的典型。事实上通过分析，均属猜测之词，而推测或猜测终究不能代替事实。赵牲之《遗史》云:“秦桧初以不颐立张邦昌，遭尼玛拘执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随行者有小奴砚童、小脾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而已。至金国，见金小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异姓之节，以赐其弟达责为任用。任用者，执事也。达责亦高其节，甚相亲信。金人许随南官迁徙之人各逐便。砚童、兴儿、翁顺皆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遂不相离。金人欲用达责提兵而南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己独行，故为喧争日:‘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货财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喧争不息。达责之居与桧之居邻比，声相闻，达费之妻一车婆闻之，诣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日:‘不须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帝为监军，亦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自之达贵，达贵遂令王氏同行。桧为随军转运。在孙村浦寨中，楚城陷，孙村寨金人争趋入楚州。桧密约孙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令静挂席而去。”赵姓之《遗史》说明这样几点情况:
1、金人委用秦桧，出于秦桧不愿立张邦昌，高其名节。
2、奴蟀等人同行，均因‘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这是主仆之情，导致共同返宋。
3、王氏随桧一道南下，这是“桧密与妻王氏为计”所致，同时又得到达贵之妻一车婆的帮忙。
4、秦桧等人逃离金人之地，实是一则利用金兵陷楚城、兵荒马乱、百姓逃离、“纷纷不定”的时机;二则打着“随军转运”的合法旗号，到淮阳军、海州催钱粮为名，顺利逃离金营;三则桧令孙静“挂席而去”，制造某些假象，得以自己脱身。从赵牲之《遗史》所述，情节具体，内容合理，且赵牲之似乎与秦桧无任何关系，他的记载应当可信。而张邵奏言则以猜测为多，无事实为据。
第五，至于《宋史·秦桧传》所载朝士对秦桧南归的怀疑。这是《宋史》撰修者抄撮了张邵的上述奏言或移录了《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的案语。所以它是承袭之说。
第六，宋代不少著名史学家对秦桧“奸细”说大多持否定态度。为说明问题，今移录于下。
1.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
月辛未》条言:
是日，秦桧自楚州孙村归于涟水军丁棋水寨。初，金人以桧请存赵氏，执还燕山。既而从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遗金书请和也。桧与闻之。(注事见二年六月)逮二帝东捉韩州，金主足高其节，以踢左监军昌为任用。任用者，扰执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欲因是南归，而其妻王氏在燕，惧不得去，乃阳与桧争。昌妻闻之以告。由是得与王氏俱行。昌至淮阴，以桧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及楚城垂破，桧虑为敌所用，乃荐陈邦光、李涛可以任使。桧尝以舟人孙静可任，遂与密谋。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阳军钱根为名，与王氏及减搜砚童、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入小舟，令静挂席而去。至涟水军界，为撰退者所得，将执缚而杀之。桧知水寨尚为国家宁，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寨兵皆乡民，不晓其说，且谓所获奸细，稍凌辱之。桧曰:“此中有士人否?当知我牲名。”时王安道者，为酒护，众呼示之。安道徉为识桧，长揖之曰:“中垂良苦。”众信之，乃不杀。至旦，渴撰于军中。其下诸将招与饮。有副将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其贯。桧知而责之，靖不得发。桧遂发海赴行在。
李心传注云:“此以赵牲之《遣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
《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秦桧入见。初，桧发涟水军寨，权军事丁棋令参议王安道、冯由义转行，前二日至行在。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里日，引对。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湘。”遂建议讲和。且乞上致书左监军昌求和。……丁未……朝请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试礼部尚书，踢银帛二百匹两。范宗尹等进呈桧所草国书。上曰:“桧朴忠过人，联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难作国书，姑令刘光世作私书与。”宗尹言，桧初归用乏，欲踢银帛。又言桧旧除资政殿学士，欲以经筵留之。上曰:“未须如此，且与一事简尚书。”桧请以本身合得恩泽，授王安道、冯由义等官，寻并改京扶。而舟人孙静亦补承信郎。始朝廷虽数遣使，然但且宁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盖自桧始。
《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所记内容与李心传《要录》同。在李氏笔下，秦桧并不是一名金人‘奸细”，秦桧只是开宋金议和之始。换句话说，秦桧是主和派，不是抗战派。
2.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御史中丞秦桧将家属自虏寨逃归至涟水军丁旗水寨》条同《要录》。唯使用了“逃归”二字。这说明秦桧不是由金人“纵之使归”，而是“忠”宋逃归。又据十月二十八日秦桧至行在除礼部尚书条云’“……发遣桧还行在。令秀才王安道、冯由义伴行。由义字子仪。既至行在，士论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张守尝为密州州学教授，桧亦尝为之，故首称桧为可用。上甚喜，即除礼部尚书。桧具辞免赐，诏不允，日:‘卿顷者当干戈之际，有社援之言，以忠信笃敬而行蛮貂之邦，以靖共正直而为神明之听。四年去国，万里还邦。乃升常伯之联，用示匪躬之劝。昔钟仪之留晋国不忘南音，苏武之在匈奴常持汉节。方卿所守未足为难，况乎践昨之初，已有族资之诏。夺安车之高志，加秘殿之隆召。今兹之除，盖理前命，褒崇非过，何以辞为’?”高宗赵构的诏令，虽有饰词，但不是一点也没有合理的成份。
3。熊克《中兴小记》卷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敌中归，时朝士
多疑之，帷右仆封范宗尹及同知枢密院
事李回力荐其忠。丙午，桧入甘，仍进
其所与金将达兰书。……戊申……上谓
宰执曰:“秦桧忠朴可用，肤昨为之喜而
不寐，盖闻二圣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
也。”范宗尹曰:‘桧在沙漠四年，昨至都
堂议事，气不少衰。”李回曰:“桧旧首除
资殿学士，可以经延留之。”上曰:‘未须
如此。”遂除礼部尚书。上又以桧初归用
乏，踢之银、绢各二百。
从熊克的记载看，他仅云“秦桧自敌中归’，也未认定他是一名“奸细”。
第七，人们还必须看秦桧自己撰述的((J匕征纪实》。是书已佚，唯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引它。现抄录于左。
寨中日夜经管，无以为计，欲宿留
以侯后便，恐或逼招楚城，又恐城破被
用。乃荐陈邦光、李侍、蔡敦礼辈，以
为可以任使。又为言楚州福小不足深讨
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夜欲
因众竞利之时，奔马西还，而金人已先
潜伏以备城中通人。明日，见诸刻木，以
谓旦夕竿入城中，乃定计登舟，遣使再
访操舟辈。两日不可得。前后见前所共
议者，引至幕中，结约相定，遂欲推牛
相劳，而谈复再变矣，度非此时，他日
未有方便，急约云中所还往者张炳郎中。
其人医多效，往往军中相识，遂托以寻
觅水手，以取篙裁，为刺舟之计。适会
张亦欲往，遂定计于食项之间，躬诣舟
人，责以负约，仍许重贿，可否决在今
夕，以死断之。议遂坚决无疑矣。是夜，
登舟，行六十里，来日，宿丁家寨南，次
日，至下寨，具状谓统制公。彼扰未信，
再宿，引至中寨，会统制丁棋抱疾，其
次诸将见约同饮。有副将刘靖者，宿议
相图以取囊受，偶先闻之，乃于席半指
刘，斤其阴计。刘自知计已方露，不复
有言。晓乃亲诣丁棋帐中，乘醉欲卧，
以示无疑，而丁不果纳，遂还舟中。会
天宁节近，乃约诸将至僧舍祝延，示以礼法。
《北征纪实》乃秦桧所撰，虽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但具体情节，恐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杜撰。如果认为这是“谎言”，也是难以信服众人的。
第八，对于秦桧返宋的问题，当时朝士虽有像张邵等人提出怀疑，但也有不少宰执重臣认为秦桧归宋是忠于赵宋的表现。范宗尹、李回等人就说秦桧“其思”，“尽破群疑”。张守也“称桧为可用”。李刚则写书启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直谅公忠，久孚中外”。高宗赵构更称秦桧“忠朴过人”，犹如汉代“苏武”。有些先生认为，这是很多人惑于秦桧过去的表现，根本没想去审查他三四年中的政治经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事情的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秦桧被俘之前，他是主战的。他在《上钦宗论边和三事》中，认为对南犯的金军“不宜示怯，以自整削”。在金军攻破开封前夕，宋廷百官会议对策，秦桧仍然主战，反对割去太原等地。金军攻下开封后，以武力劫持文武百官，强迫官僚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秦桧作为御史中丞，带头在马伸起草的反对状上签名。被俘至北方后，金人高其名节，先后被金人留用并赐钱绢，这不能以此认定秦桧已变节投降，这也许是秦桧“取信于敌”的一种策略，为他的日后南逃做掩护。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至于为什么当时一些古籍记载秦桧是“内奸”、“间谍”云云，一种来自金国统治集团故意放出的信息与舆论，一种来自南宋政府内部不满乃至反对秦桧专权的官僚所制造的言词。这种舆论和记录，掩盖了秦桧效忠赵宋王朝的心愿，相反，变成了一名金人纵归赵宋的“奸细”，这是历史的不公，今天有必要加以质疑和考辨。秦桧“奸细”说质疑
顾吉辰
宋高宗建炎元年四月，金兵驱虏徽、钦二帝北上，把张叔夜、何桌、林傅、秦桧、司马朴、陈过庭等官员均一并押走。四年十月，唯秦桧由金归宋。
在秦桧归宋问题上，我国的学术界有一种几乎是定论的观点，认为秦桧是由金人怀
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故意将他纵回宋朝的“奸细”和“间谍”。秦桧归宋后的一系列议和主张和杀害岳飞等举措，其源盖始于此。为了让历史事实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不揣学识浅陋，仅就读书所得，将有关问题的资料，移腊于后，且略加分析。不当及错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认为秦桧是金人纵之回宋的“奸细”说的古籍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2s:
朱胜非《闲居录》云: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资任用，至是与其家俱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铢解其行，然全家来归，碑仆无
故。人知其非逃归也。
二、林泉《野记》云(上述《要录》注引):
桧在大金，为徽宗作书上尼玛以结和议。尼玛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伴得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城丁棋寨，诸将多曰:“两军相拒，岂全家厚载造朝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
三、王明清《挥座录余话》卷二云:
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折，泥海至楚州。楚守杨揍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按曰:“万一果然，朝廷知之匪便。不若津遗赴行在，真假自辨矣。搔于是遣人阴加防闲，护送至会稽。会之既相，访寻当可，官其二子。按屏 迹天台，不敢出击者遗二十年。
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云:
秦桧得归，此事体不小，而诸书所记，参差不齐。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搔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至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事。不知明清何所据也。适(指洪适撰其父皓《行述》)以为桧留尼玛所草檄谕降，此时尼玛在云中，何由使桧草檄，或即达奋使之。桧以为丁撰拒已不见。若尔，桧专国时，棋必反死矣。而擅朝之初，即荐之涟水军，后用为府羚办，积官遥郡观察使，权震一时。不知但感其不杀之恩，或又有曲折而收之以灭口也。故此事尤可疑。苟知张邵所奏，谓桧自中京间行南归，则无是理。桧与何桌、林傅、司马朴同被为，三人不得归，而秦独得归，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至燕楚州二千五百里，岂无防禁之人，而蹄河越海，并无几察?此可疑二也。桧自谓随军至楚，定计于食顷之间，向使金人初无归桧之意，第令随军，则质其家属必矣。胡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张邵所奏，谓桧衣褐憔悴，盖被执而训童读。而桧自叙乃云，刘靖欲杀己以图其囊索，既有囊索，岂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桧初归见上之两言，始相建明之二策，与得政所为，前后相符，牢不可破，岂非桧在金廷，尝倡和义，而达奋纵之使归邪？今亦未敢臆决，故悉附见下方。余见十一月丙午。
五、《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金国南迁录》云:
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优，思有以止之。普王曰:“.准遗彼臣先归，使其顺我。”忠烈王曰:“·准张孝纯可。”忠献王曰:“此事在我心里三年矣，只有一秦桧可用。我喜其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外虽拒而中常委曲顺从。桧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说许某着手时，只依这规模。分别今若纵之归国，彼必得志。”
六、《宋人轶事汇编》卷一五注引《脚气集》云:
金诸大臣会于柳林，议遣秦桧归国，言彼得志，我事可济。至计果得行，废杀诸将，而南北之势定。金亦德之，誓书有“不轻易相”语。桧亦发宇文虚中事以报之。
七、《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云:
桧之归也，自言杀金人监己者奔舟而来。朝士多谓桧与桌、傅、朴同构，而桧独归，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阶河越海，岂无讥柯之者，安保杀监而南?就令从军挞懒，金人纵之，必质妻属，安得与王氏偕?
以上诸书是目前人们认定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南宋的“奸细”、“间谍”云云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果稍加分析的话，就感到认定秦桧必是“奸细”，恐怕事实根据是不足的。
第一，朱胜非《间居录》云“全家来归，蝉仆亦无故”，而据此即得出“人知其非逃归也，的结论，这明显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据《宋史》卷三六二《朱胜非传》云:“胜非与秦桧有隙，桧得政，胜非废居八年”。其所著《闲居录》即在这个废居八年中撰成，字里行间，不满与反对秦桧也是必然的。又据《朱胜非传》云:“胜非，张邦昌友婿也。始，邦昌膺位，胜非尝械其使，及金人过江，胜非请尊礼邦昌，录其后以谢敌”。而秦桧则是一直反对金人立伪张邦昌的。这样，也给朱胜非中伤秦桧一个借口。
第二，《宋人轶事汇编》注引《金国南迁录》云:天会八年，诸臣虑宋君臣复仇，忠献王认为可使秦桧归宋，“纵之归国，彼必得志”云云。其实，《金国南迁录》所记，妄语甚多，不能相信。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云:“《金人南迁录》一卷。称伪著作郎张师颜撰。顷初见此书，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日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汁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悟不合，盖证其妄”。这是作者陈振孙经过认真调查得出的结论。显然《金人南迁录》是一本谬误百出的书，其对秦桧的叙述，也多有“晓然傅会”的成分，不能以此认定。
第三，《挥崖录余话》卷二云“秦桧之初自虏中还朝，巩海至楚州。楚守杨挨子才疑以为伪，即欲斩之。馆客管当可者，谓挨日:……不若津遣赴行在，真假自辨矣。王明清的这段记载，讹误亦多，与史实不合。据《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案语云:“王明清《余话》所云尤为谬误。案史，杨挨以绍兴三年二月除知楚州。去此已久。又桧未尝山阳。《日历》中亦不见管当可者。不知明清何所据也。”又据《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二月癸巳》条云:“左通直郎杨撰直秘阁、知楚州。楚州自残破后，久不置守，枢密院言撰才可用，遂除职而命之。”注云:“此可见王明清所云撰欲斩秦桧事谬误。”李心传驳正诚是。
第四，《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文案语注引张邵奏言四点可疑之处，这是朝士怀疑秦桧充当金国“奸细”的典型。事实上通过分析，均属猜测之词，而推测或猜测终究不能代替事实。赵牲之《遗史》云:“秦桧初以不颐立张邦昌，遭尼玛拘执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随行者有小奴砚童、小脾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而已。至金国，见金小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异姓之节，以赐其弟达责为任用。任用者，执事也。达责亦高其节，甚相亲信。金人许随南官迁徙之人各逐便。砚童、兴儿、翁顺皆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遂不相离。金人欲用达责提兵而南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密与妻王氏为计。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己独行，故为喧争日:‘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时，有货财二十万贯，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尽此平生。今大金国以汝为任用而乃弃我于途中耶!’喧争不息。达责之居与桧之居邻比，声相闻，达费之妻一车婆闻之，诣王氏问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车婆日:‘不须虑也。大金国法令许以家属同行。今皇帝为监军，亦带家属在军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属在此而不同行也?’自之达贵，达贵遂令王氏同行。桧为随军转运。在孙村浦寨中，楚城陷，孙村寨金人争趋入楚州。桧密约孙静于淮岸，乘纷纷不定，作催淮阳军、海州钱粮为名，同王氏、砚童、兴儿、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令静挂席而去。”赵姓之《遗史》说明这样几点情况:
1、金人委用秦桧，出于秦桧不愿立张邦昌，高其名节。
2、奴蟀等人同行，均因‘不欲舍桧去，，‘乃共约同死生”，这是主仆之情，导致共同返宋。
3、王氏随桧一道南下，这是“桧密与妻王氏为计”所致，同时又得到达贵之妻一车婆的帮忙。
4、秦桧等人逃离金人之地，实是一则利用金兵陷楚城、兵荒马乱、百姓逃离、“纷纷不定”的时机;二则打着“随军转运”的合法旗号，到淮阳军、海州催钱粮为名，顺利逃离金营;三则桧令孙静“挂席而去”，制造某些假象，得以自己脱身。从赵牲之《遗史》所述，情节具体，内容合理，且赵牲之似乎与秦桧无任何关系，他的记载应当可信。而张邵奏言则以猜测为多，无事实为据。
第五，至于《宋史·秦桧传》所载朝士对秦桧南归的怀疑。这是《宋史》撰修者抄撮了张邵的上述奏言或移录了《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注文的案语。所以它是承袭之说。
第六，宋代不少著名史学家对秦桧“奸细”说大多持否定态度。为说明问题，今移录于下。
1.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
月辛未》条言:
是日，秦桧自楚州孙村归于涟水军丁棋水寨。初，金人以桧请存赵氏，执还燕山。既而从二帝之上京。上皇之遗金书请和也。桧与闻之。(注事见二年六月)逮二帝东捉韩州，金主足高其节，以踢左监军昌为任用。任用者，扰执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桧以任用偕行。桧欲因是南归，而其妻王氏在燕，惧不得去，乃阳与桧争。昌妻闻之以告。由是得与王氏俱行。昌至淮阴，以桧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及楚城垂破，桧虑为敌所用，乃荐陈邦光、李涛可以任使。桧尝以舟人孙静可任，遂与密谋。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阳军钱根为名，与王氏及减搜砚童、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入小舟，令静挂席而去。至涟水军界，为撰退者所得，将执缚而杀之。桧知水寨尚为国家宁，乃告之曰:“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寨兵皆乡民，不晓其说，且谓所获奸细，稍凌辱之。桧曰:“此中有士人否?当知我牲名。”时王安道者，为酒护，众呼示之。安道徉为识桧，长揖之曰:“中垂良苦。”众信之，乃不杀。至旦，渴撰于军中。其下诸将招与饮。有副将刘靖者，欲杀桧而取其贯。桧知而责之，靖不得发。桧遂发海赴行在。
李心传注云:“此以赵牲之《遣史》及桧《北征纪实》参修。”
《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秦桧入见。初，桧发涟水军寨，权军事丁棋令参议王安道、冯由义转行，前二日至行在。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桧善，力荐其忠，乃命先见宰执于政事堂。里日，引对。桧言:‘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湘。”遂建议讲和。且乞上致书左监军昌求和。……丁未……朝请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试礼部尚书，踢银帛二百匹两。范宗尹等进呈桧所草国书。上曰:“桧朴忠过人，联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难作国书，姑令刘光世作私书与。”宗尹言，桧初归用乏，欲踢银帛。又言桧旧除资政殿学士，欲以经筵留之。上曰:“未须如此，且与一事简尚书。”桧请以本身合得恩泽，授王安道、冯由义等官，寻并改京扶。而舟人孙静亦补承信郎。始朝廷虽数遣使，然但且宁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盖自桧始。
《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所记内容与李心传《要录》同。在李氏笔下，秦桧并不是一名金人‘奸细”，秦桧只是开宋金议和之始。换句话说，秦桧是主和派，不是抗战派。
2.徐梦萃《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建炎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前御史中丞秦桧将家属自虏寨逃归至涟水军丁旗水寨》条同《要录》。唯使用了“逃归”二字。这说明秦桧不是由金人“纵之使归”，而是“忠”宋逃归。又据十月二十八日秦桧至行在除礼部尚书条云’“……发遣桧还行在。令秀才王安道、冯由义伴行。由义字子仪。既至行在，士论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张守尝为密州州学教授，桧亦尝为之，故首称桧为可用。上甚喜，即除礼部尚书。桧具辞免赐，诏不允，日:‘卿顷者当干戈之际，有社援之言，以忠信笃敬而行蛮貂之邦，以靖共正直而为神明之听。四年去国，万里还邦。乃升常伯之联，用示匪躬之劝。昔钟仪之留晋国不忘南音，苏武之在匈奴常持汉节。方卿所守未足为难，况乎践昨之初，已有族资之诏。夺安车之高志，加秘殿之隆召。今兹之除，盖理前命，褒崇非过，何以辞为’?”高宗赵构的诏令，虽有饰词，但不是一点也没有合理的成份。
3。熊克《中兴小记》卷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云:
前御史中丞秦桧自敌中归，时朝士
多疑之，帷右仆封范宗尹及同知枢密院
事李回力荐其忠。丙午，桧入甘，仍进
其所与金将达兰书。……戊申……上谓
宰执曰:“秦桧忠朴可用，肤昨为之喜而
不寐，盖闻二圣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
也。”范宗尹曰:‘桧在沙漠四年，昨至都
堂议事，气不少衰。”李回曰:“桧旧首除
资殿学士，可以经延留之。”上曰:‘未须
如此。”遂除礼部尚书。上又以桧初归用
乏，踢之银、绢各二百。
从熊克的记载看，他仅云“秦桧自敌中归’，也未认定他是一名“奸细”。
第七，人们还必须看秦桧自己撰述的((J匕征纪实》。是书已佚，唯李心传《要录》卷三八《建炎四年冬十月辛未》条注引它。现抄录于左。
寨中日夜经管，无以为计，欲宿留
以侯后便，恐或逼招楚城，又恐城破被
用。乃荐陈邦光、李侍、蔡敦礼辈，以
为可以任使。又为言楚州福小不足深讨
之意，皆所以求自免也。城既破，夜欲
因众竞利之时，奔马西还，而金人已先
潜伏以备城中通人。明日，见诸刻木，以
谓旦夕竿入城中，乃定计登舟，遣使再
访操舟辈。两日不可得。前后见前所共
议者，引至幕中，结约相定，遂欲推牛
相劳，而谈复再变矣，度非此时，他日
未有方便，急约云中所还往者张炳郎中。
其人医多效，往往军中相识，遂托以寻
觅水手，以取篙裁，为刺舟之计。适会
张亦欲往，遂定计于食项之间，躬诣舟
人，责以负约，仍许重贿，可否决在今
夕，以死断之。议遂坚决无疑矣。是夜，
登舟，行六十里，来日，宿丁家寨南，次
日，至下寨，具状谓统制公。彼扰未信，
再宿，引至中寨，会统制丁棋抱疾，其
次诸将见约同饮。有副将刘靖者，宿议
相图以取囊受，偶先闻之，乃于席半指
刘，斤其阴计。刘自知计已方露，不复
有言。晓乃亲诣丁棋帐中，乘醉欲卧，
以示无疑，而丁不果纳，遂还舟中。会
天宁节近，乃约诸将至僧舍祝延，示以礼法。
《北征纪实》乃秦桧所撰，虽有往自己脸上贴金之嫌，但具体情节，恐非亲身经历者很难杜撰。如果认为这是“谎言”，也是难以信服众人的。
第八，对于秦桧返宋的问题，当时朝士虽有像张邵等人提出怀疑，但也有不少宰执重臣认为秦桧归宋是忠于赵宋的表现。范宗尹、李回等人就说秦桧“其思”，“尽破群疑”。张守也“称桧为可用”。李刚则写书启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直谅公忠，久孚中外”。高宗赵构更称秦桧“忠朴过人”，犹如汉代“苏武”。有些先生认为，这是很多人惑于秦桧过去的表现，根本没想去审查他三四年中的政治经历。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事情的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秦桧被俘之前，他是主战的。他在《上钦宗论边和三事》中，认为对南犯的金军“不宜示怯，以自整削”。在金军攻破开封前夕，宋廷百官会议对策，秦桧仍然主战，反对割去太原等地。金军攻下开封后，以武力劫持文武百官，强迫官僚拥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秦桧作为御史中丞，带头在马伸起草的反对状上签名。被俘至北方后，金人高其名节，先后被金人留用并赐钱绢，这不能以此认定秦桧已变节投降，这也许是秦桧“取信于敌”的一种策略，为他的日后南逃做掩护。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
至于为什么当时一些古籍记载秦桧是“内奸”、“间谍”云云，一种来自金国统治集团故意放出的信息与舆论，一种来自南宋政府内部不满乃至反对秦桧专权的官僚所制造的言词。这种舆论和记录，掩盖了秦桧效忠赵宋王朝的心愿，相反，变成了一名金人纵归赵宋的“奸细”，这是历史的不公，今天有必要加以质疑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