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当取何种视角──兼评“对日关系新思维”

中日关系当取何种视角──兼评“对日关系新思维”


ZT    http://www.pp54.com/list.asp?boardid=4    shu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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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中日关系的两种视角


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政府民间关系趋於紧张、大小磨擦不断，中日关系越来越受到两国民间学界的热切关注。去年，中国部分学者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学界民间的争议浪潮。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倡言者，从中日两国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出发，认为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互伤；主张中国先让一步，表现出合作意愿和诚意，推动中日良性互动，使两国走向政治经济合作同盟，为国内事务赢得良好国际环境。

反对者多从两国历史文化及国民情绪心态出发，指出中日之间横亘历史包袱，彼此谁也不可能轻易放下；两国国民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长期缺少善意，实质改善关系缺乏社会基础。中国人尤其反对“中国应该放低姿态、主动接近日本”的主张，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日本都理亏在先；中国忍辱负重，只会被人看轻，自取其辱、适得其反。

从争论的过程结果看，後一种意见代表了中国民意主流，“对日关系新思维”很快被淹没在反对声中，微不可闻。一些始作俑者，在压力下也开始改变立场，这似乎反证了“中日两国不存在大幅改善关系的社会基础”这一论断。

其实，意见的分歧根源於看问题的不同视角。一方从两国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出发，另一方从两国历史文化和民意道德出发，都没有涉及到事物本质。笔者赞成前者在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主义视角，但所得结论正与前者相反。

外交关系，国之大事，系乎一国兴衰进退。在此问题上，对决策者来说，对国家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的考量，远比对历史文化和民情道德因素的考虑来得重要，中日两国皆然。在国际关系史上，分分合合，变幻不断，多少仇敌变密友，多少盟友成寇雠？法德、中美、中俄、俄美、美日，无不如是。如果“历史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真有某些人论证的那种重要性，国际关系将只有延续、少有变化。

历史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但在具体事件中又往往是微弱的。人的认识、判断、决策，总是依据和指向“现实处境”；在此过程中，历史文化会自觉不自觉影响人的思维。换言之，现实考虑是基本，历史文化对这种考虑作出微调。至於民意舆情，更是服从於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中国人对自己对於俄国、越南、美国等国的感觉随着国家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会陌生，日本人对美国、中国、俄国等国又何尝不然？西方国际政治界素有“没有永恒朋友，只有永恒利益”之说，更何况富於传统政治色彩的中日两国？

当然，利益关系也是变幻的，这是国家之间分分合合的主因。同时，任何利益同盟，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要求各方利益目标完全一致，各取所需而已。具体到中日关系，日本想要些什麽并不要紧；哪怕它对中国有野心、有企图，且由它去──不恃人之不攻己，乃恃己之无予人攻。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麽，以及自己愿意为此目标付出些什麽。

二，单极时代的美国战略

从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出发，一方面，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互伤；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均视美国为最大制约。两国联手，可抗衡美国，至少可减轻美方压力。这种分析，构成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立论基础。

从日方说，日本崛起*的是美国，但同时发展受到美方制约；随着日本强大，日美关系中的制约性因素越来越大，依*性作用越来越小。至今，日本生存发展仍需要依赖美国，它必然不会甘於这种依附性地位。日本要实现自己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进而参与主导世界秩序的理想，唯一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的是美国。在这方面，中国纵有心、也无力阻止日本，反倒可以成为被日本利用来抗衡美国的工具。

对中国来说，国际上唯一能够压制中国发展、甚至对中国造成毁灭性伤害的也是美国。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战略利益等多项分歧；两国虽也存在互利，但根本性分歧难以弥合，难保将来不走向敌对。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曾多次将中国列为头号“潜在对手”，美国现在正忙於“反恐”和经济复苏，但忙过之後呢？

反之，日本没有能力对中国造成重大伤害，最多是制造一些小麻烦；或以“不合作”，造成中国经济机会的损失。中日接近，在许多方面都能带来好处：两国在经济上处於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互补性；中日文化接近，可相融互补，对抗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趋势；政治上两国可模仿法德模式，共同主导亚洲秩序──这样看来，“对日关系新思维”似乎理由充足。

天下事如果真这麽简单，世界史都要重写。中国战国时代一秦灭多雄的局面，有其必然。在当今世界单极格局下，不管其它国家愿不愿意，国际关系都被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美国的意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和局部；否则，单极世界岂非名不副实？

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对美国来说，只要不发生直接武力冲突，中日越疏远越好。如果在冷战时期，由於有着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美国对待这类问题的最方便选择是扶持一方、打压另一方；以巴、印巴、朝韩、两伊、伊科，美国均如是操作，屡试不爽。冷战後期，美中日的三方结盟，与中苏、日苏矛盾难以调和有关。

进入单极时代，美国战略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单极时代的特徵是美国一强独大，其它任何一国都不足以单独对抗美国。这种单极局面，无疑对美国极其有利。因此，维持这种单极性，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大根本性指标。一方面，美国必须留意其它国家的发展势头，警惕“潜在对手”的崛起；利用种种手段，为“潜在对手”的崛起设置障碍，培植牵制性力量，不管对手是不是“和平崛起”。

另一方面，与冷战时代不同，美国已不能过於依赖“潜在对手”的对立面；因为那样，无异於在培植下一个“潜在对手”的崛起，最终不利於单极格局，反而会使美国自己陷入应接不暇的困境；拉登、萨达姆，甚至欧盟、日本、中国，都是前车之鉴。因此，美国必须直接出手，保持与相关各方、尤其是“潜在对手”的直接联系和影响渠道，运用美国的强大资源和左右局势的能力，迫使对方与美国“做交易”，达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不坏”的结局。实践证明，在单极格局下，除非能够在自我损伤不大前提下一举摧毁对手，否则，这种尽量不借重第三者、尽量直接与对手保持联系、直接施加影响的战略，对实现美国利益，效果最佳，成本最低。

因此，除对少数“不可救药”的“邪恶轴心”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杀鸡儆猴外，当今美国在外交上致力於与各种“潜在对手”直接打交道，软硬兼施，力争将尽可能多国家纳入美国所主导创建的“国际新秩序”中来。这种“直接影响”战略的奥妙之处和必要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切身体会和细心琢磨才能心领神会。因此，最近两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以强硬始、以柔软终，事固有其必然。9．11的出现，只是加速了布希政府的成熟转化；可以说，有没有“反恐斗争”需要，中美关系都将沿基本同一轨迹变化。

三，国际政治中的“囚徒困境”

在单极时代，由於美国独自拥有主导国际形势的能力，由於相对於其它任何一国、美国都有着讨价还价的最大资本，因此，其它各国实际上已陷入不得不争相交好美国的“囚徒困境”，这是“战国模式”的最基本特徵。

以中日为例，虽然中日联合是双赢，对双方整体最有利；但由於无论是单独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美国客观上都能提供比之中日双方彼此所能提供的更大利益，以此为饵，美国可轻易破坏中日接近。

虽然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利益提供都是以自身利益或机会的损失为前提，因此美国绝不可能同时为中日双方提供比各自所能从相互接近中可获得的更大利益，甚至美国有可能并不愿意为其中任何一方提供这种利益；但由於国家的自利本性，中日双方都不可能充分信任对方，在唯恐对方在示好美国方面占先的心态下，双方唯有各自把与美国的关系摆在第一位，中日同盟自然沦为镜花水月。

在这种“囚徒困境”下，除非有极特殊的偶然事件推导，否则任何两国都不可能建立起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的稳固联盟；美国却可以在任何两国之间纵横捭阂、居中协调，其它国家只能听其摆布、任其杀价，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形态特徵。

当然，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互伤，联盟未必需要针对美国。但是，美国对此会高度敏感，美国不乐意见到中日接近。以日本对美国倚痹之甚，美国可轻松破坏中日间实质性接近。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形势下，中日关系虽然并非没有更加缓和的可能，但缺乏走向同盟或大幅改善的空间。致力於改善中日关系，预期收益低、边际成本高、费力不讨好，这可能就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分别把外交重点放在别处、而任由中日关系成为各自民族主义发酵场的内在原因──也可说这是一种对於次品的循环利用吧。

四，评“对日关系新思维”

由上可见，“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倡言者由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却得出了不符合中日两国现实处境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其视线囿於中日两国之间，闭门造车；以为两国可独自决定相互关系，忽视了单极格局下的“美国因素”。

如果两国关系主要由两国自身因素决定，那麽国际关系会简单很多；正是由於各国关系的交错纵横、相互影响，才使得国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充满变数。如果仅从两国本身因素考量，几乎任何两国，都能找到捐弃前嫌、弥合分歧、走向携手合作的充分理由。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一派，正是从这种视角出发，来维系他们对於未来的乐观预期；各类纵横家，也往往据此展开他们的诡辩游说和纵横捭阂之道。

可以说，“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作者，以现实主义始、以理想主义终，最终得出了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理想化结论。中日关系当取何种视角──兼评“对日关系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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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中日关系的两种视角


近年来，随着中日两国政府民间关系趋於紧张、大小磨擦不断，中日关系越来越受到两国民间学界的热切关注。去年，中国部分学者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学界民间的争议浪潮。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倡言者，从中日两国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出发，认为中日合则两利、斗则互伤；主张中国先让一步，表现出合作意愿和诚意，推动中日良性互动，使两国走向政治经济合作同盟，为国内事务赢得良好国际环境。

反对者多从两国历史文化及国民情绪心态出发，指出中日之间横亘历史包袱，彼此谁也不可能轻易放下；两国国民尤其是日本人对中国长期缺少善意，实质改善关系缺乏社会基础。中国人尤其反对“中国应该放低姿态、主动接近日本”的主张，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日本都理亏在先；中国忍辱负重，只会被人看轻，自取其辱、适得其反。

从争论的过程结果看，後一种意见代表了中国民意主流，“对日关系新思维”很快被淹没在反对声中，微不可闻。一些始作俑者，在压力下也开始改变立场，这似乎反证了“中日两国不存在大幅改善关系的社会基础”这一论断。

其实，意见的分歧根源於看问题的不同视角。一方从两国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出发，另一方从两国历史文化和民意道德出发，都没有涉及到事物本质。笔者赞成前者在国际事务中的现实主义视角，但所得结论正与前者相反。

外交关系，国之大事，系乎一国兴衰进退。在此问题上，对决策者来说，对国家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的考量，远比对历史文化和民情道德因素的考虑来得重要，中日两国皆然。在国际关系史上，分分合合，变幻不断，多少仇敌变密友，多少盟友成寇雠？法德、中美、中俄、俄美、美日，无不如是。如果“历史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真有某些人论证的那种重要性，国际关系将只有延续、少有变化。

历史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但在具体事件中又往往是微弱的。人的认识、判断、决策，总是依据和指向“现实处境”；在此过程中，历史文化会自觉不自觉影响人的思维。换言之，现实考虑是基本，历史文化对这种考虑作出微调。至於民意舆情，更是服从於现实关系和现实利益。中国人对自己对於俄国、越南、美国等国的感觉随着国家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不会陌生，日本人对美国、中国、俄国等国又何尝不然？西方国际政治界素有“没有永恒朋友，只有永恒利益”之说，更何况富於传统政治色彩的中日两国？

当然，利益关系也是变幻的，这是国家之间分分合合的主因。同时，任何利益同盟，都是阶段性的，不可能要求各方利益目标完全一致，各取所需而已。具体到中日关系，日本想要些什麽并不要紧；哪怕它对中国有野心、有企图，且由它去──不恃人之不攻己，乃恃己之无予人攻。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麽，以及自己愿意为此目标付出些什麽。

二，单极时代的美国战略

从现实处境和利益需要出发，一方面，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互伤；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均视美国为最大制约。两国联手，可抗衡美国，至少可减轻美方压力。这种分析，构成了“对日关系新思维”的立论基础。

从日方说，日本崛起*的是美国，但同时发展受到美方制约；随着日本强大，日美关系中的制约性因素越来越大，依*性作用越来越小。至今，日本生存发展仍需要依赖美国，它必然不会甘於这种依附性地位。日本要实现自己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进而参与主导世界秩序的理想，唯一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的是美国。在这方面，中国纵有心、也无力阻止日本，反倒可以成为被日本利用来抗衡美国的工具。

对中国来说，国际上唯一能够压制中国发展、甚至对中国造成毁灭性伤害的也是美国。中美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战略利益等多项分歧；两国虽也存在互利，但根本性分歧难以弥合，难保将来不走向敌对。美国国家安全报告曾多次将中国列为头号“潜在对手”，美国现在正忙於“反恐”和经济复苏，但忙过之後呢？

反之，日本没有能力对中国造成重大伤害，最多是制造一些小麻烦；或以“不合作”，造成中国经济机会的损失。中日接近，在许多方面都能带来好处：两国在经济上处於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互补性；中日文化接近，可相融互补，对抗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趋势；政治上两国可模仿法德模式，共同主导亚洲秩序──这样看来，“对日关系新思维”似乎理由充足。

天下事如果真这麽简单，世界史都要重写。中国战国时代一秦灭多雄的局面，有其必然。在当今世界单极格局下，不管其它国家愿不愿意，国际关系都被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美国的意志、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和局部；否则，单极世界岂非名不副实？

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对美国来说，只要不发生直接武力冲突，中日越疏远越好。如果在冷战时期，由於有着强大的竞争对手──苏联，美国对待这类问题的最方便选择是扶持一方、打压另一方；以巴、印巴、朝韩、两伊、伊科，美国均如是操作，屡试不爽。冷战後期，美中日的三方结盟，与中苏、日苏矛盾难以调和有关。

进入单极时代，美国战略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单极时代的特徵是美国一强独大，其它任何一国都不足以单独对抗美国。这种单极局面，无疑对美国极其有利。因此，维持这种单极性，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大根本性指标。一方面，美国必须留意其它国家的发展势头，警惕“潜在对手”的崛起；利用种种手段，为“潜在对手”的崛起设置障碍，培植牵制性力量，不管对手是不是“和平崛起”。

另一方面，与冷战时代不同，美国已不能过於依赖“潜在对手”的对立面；因为那样，无异於在培植下一个“潜在对手”的崛起，最终不利於单极格局，反而会使美国自己陷入应接不暇的困境；拉登、萨达姆，甚至欧盟、日本、中国，都是前车之鉴。因此，美国必须直接出手，保持与相关各方、尤其是“潜在对手”的直接联系和影响渠道，运用美国的强大资源和左右局势的能力，迫使对方与美国“做交易”，达到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不坏”的结局。实践证明，在单极格局下，除非能够在自我损伤不大前提下一举摧毁对手，否则，这种尽量不借重第三者、尽量直接与对手保持联系、直接施加影响的战略，对实现美国利益，效果最佳，成本最低。

因此，除对少数“不可救药”的“邪恶轴心”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杀鸡儆猴外，当今美国在外交上致力於与各种“潜在对手”直接打交道，软硬兼施，力争将尽可能多国家纳入美国所主导创建的“国际新秩序”中来。这种“直接影响”战略的奥妙之处和必要性，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切身体会和细心琢磨才能心领神会。因此，最近两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是以强硬始、以柔软终，事固有其必然。9．11的出现，只是加速了布希政府的成熟转化；可以说，有没有“反恐斗争”需要，中美关系都将沿基本同一轨迹变化。

三，国际政治中的“囚徒困境”

在单极时代，由於美国独自拥有主导国际形势的能力，由於相对於其它任何一国、美国都有着讨价还价的最大资本，因此，其它各国实际上已陷入不得不争相交好美国的“囚徒困境”，这是“战国模式”的最基本特徵。

以中日为例，虽然中日联合是双赢，对双方整体最有利；但由於无论是单独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美国客观上都能提供比之中日双方彼此所能提供的更大利益，以此为饵，美国可轻易破坏中日接近。

虽然从根本上说，美国的利益提供都是以自身利益或机会的损失为前提，因此美国绝不可能同时为中日双方提供比各自所能从相互接近中可获得的更大利益，甚至美国有可能并不愿意为其中任何一方提供这种利益；但由於国家的自利本性，中日双方都不可能充分信任对方，在唯恐对方在示好美国方面占先的心态下，双方唯有各自把与美国的关系摆在第一位，中日同盟自然沦为镜花水月。

在这种“囚徒困境”下，除非有极特殊的偶然事件推导，否则任何两国都不可能建立起有可能是针对美国的稳固联盟；美国却可以在任何两国之间纵横捭阂、居中协调，其它国家只能听其摆布、任其杀价，这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基本形态特徵。

当然，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互伤，联盟未必需要针对美国。但是，美国对此会高度敏感，美国不乐意见到中日接近。以日本对美国倚痹之甚，美国可轻松破坏中日间实质性接近。因此，可以说，在这种形势下，中日关系虽然并非没有更加缓和的可能，但缺乏走向同盟或大幅改善的空间。致力於改善中日关系，预期收益低、边际成本高、费力不讨好，这可能就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分别把外交重点放在别处、而任由中日关系成为各自民族主义发酵场的内在原因──也可说这是一种对於次品的循环利用吧。

四，评“对日关系新思维”

由上可见，“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倡言者由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却得出了不符合中日两国现实处境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其视线囿於中日两国之间，闭门造车；以为两国可独自决定相互关系，忽视了单极格局下的“美国因素”。

如果两国关系主要由两国自身因素决定，那麽国际关系会简单很多；正是由於各国关系的交错纵横、相互影响，才使得国际关系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充满变数。如果仅从两国本身因素考量，几乎任何两国，都能找到捐弃前嫌、弥合分歧、走向携手合作的充分理由。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一派，正是从这种视角出发，来维系他们对於未来的乐观预期；各类纵横家，也往往据此展开他们的诡辩游说和纵横捭阂之道。

可以说，“对日关系新思维”的作者，以现实主义始、以理想主义终，最终得出了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理想化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