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高凉陈君评论汇总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1 19:26:48
好久没写评论了,近日上网搜索了一下,自己过往所写的东西有的还能够搜到而有的却已经不见所踪了.无论如何,这此原创评论都灌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就如此随着岁月漂泠消逝想来也倍感伤心.在此借超大宝地一用,专门开一个帖子将我以往的评论到现在还能够搜索到的都汇聚起来.望各位版主们见谅了.好久没写评论了,近日上网搜索了一下,自己过往所写的东西有的还能够搜到而有的却已经不见所踪了.无论如何,这此原创评论都灌注了我大量的心血.就如此随着岁月漂泠消逝想来也倍感伤心.在此借超大宝地一用,专门开一个帖子将我以往的评论到现在还能够搜索到的都汇聚起来.望各位版主们见谅了.
作者：高凉陈君
前言
长期从事帝国学问题的分析研究，早就想以这一话题为中心撰写一篇详细、综合性的分析评论，毕竟在今天的中国关于帝国学方面的研究著作论文还是相当稀少的。尽管也是一家之言，但如果我的工作能够对今天的国人认识全球历史与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有所卑益、有所启发，我想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非常有价值意义的。
分析研究帝国学问题当然要先从客观正面认识理解帝国学开始。在今天的中国，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方面人为的歧视与误导，帝国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相当负面消极的，毕竟我们一提到、想到“帝国”这一词，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残酷无情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明文化层面上的殖民掠夺“等同划一”起来。毫无疑问，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岁月过程中，“帝国”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存在过很多负面消极的形象；因此这就导致到专门分析研究“帝国”问题现象的“帝国学”也备受争论指责起来――要详细分析研究魔鬼们的学问行为，是不是“居心匿测”？！而积极评价帝国与帝国学绝不是荒渺与反动、反革命？！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要想深入分析研究帝国学问题，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破除超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蕃蓠阻碍――“存在的就是正确的”，既然帝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物，因此就必然存在其之所以“存在”的客观理由；而帝国学就是一门专著于分析揭示帝国与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如何产生、发展与运行规律的综合性科学。事实上，帝国对外部世界主动进行强制性、侵入性统治控制行为的本质就是一个经典的“利益寻租过程（不仅仅包括有形的经济、种族扩散利益，还包括无形的政治军事、文明文化诸利益）”；因此帝国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与利益敏感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帝国遏尽心力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目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明白理解这一切是从事帝国学问题分析研究的核心关键，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道德审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神坛阴影下走出来，从此学会了以平常心态去进行帝国学问题的分析研究；否则的话我们将根本无法透过意识形态所扬起的团团迷雾从而看得更深、想得更远，甚至会进而迷失了我们的历史定位与错乱了我们的国家认同，致使苏联帝国彻底崩溃解体毁灭性“自我否定”灾难再在我们的国家重新上演。由于帝国学是门综合性科学，所涉及到的学术门类为数众多，所涉及到的内容事例也非常广泛，因此一直以来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够写得出这样的一篇评论心中无底。但是帝国学的分析研究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却又是实在太重要了，面对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国要指望能够实现成功地复兴与崛起，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诸帝国们的兴衰盛亡的深层根源作一番综合性、系统性的分析探寻，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设计出一条适合中国现代化与重新复兴崛起的最优化战略途径道路。
因此，尽管本人不才、学识低微，但是出于帝国学研究人员固有的历史负责感，我还决定进行一尝试，总决定将本人的陆权战略思想主张整合到这一篇评论中来。当然，这一篇评论仅仅代表本人的见解与主张，而且这些还未必合适与成熟，权当抛砖引玉而已，在此就希望各位读者们能够认真地给予评论与指正了。本评论由两部分所造成，第一部分是帝国学，第二部分是陆权战略，既互为联系，又相对独立。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能力来进行全文的系统整合，以便使本文读起来能流畅些、逻辑结构严密些，但由于写作能力的有限，本文在写作技巧上必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就万各位读者们能多多指正与包函了！
陈天
2005、5、6
前言
长期从事帝国学问题的分析研究，早就想以这一话题为中心撰写一篇详细、综合性的分析评论，毕竟在今天的中国关于帝国学方面的研究著作论文还是相当稀少的。尽管也是一家之言，但如果我的工作能够对今天的国人认识全球历史与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有所卑益、有所启发，我想我这么多年来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非常有价值意义的。
分析研究帝国学问题当然要先从客观正面认识理解帝国学开始。在今天的中国，由于长期受到意识形态方面人为的歧视与误导，帝国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相当负面消极的，毕竟我们一提到、想到“帝国”这一词，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残酷无情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明文化层面上的殖民掠夺“等同划一”起来。毫无疑问，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岁月过程中，“帝国”无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在人们的心目中都存在过很多负面消极的形象；因此这就导致到专门分析研究“帝国”问题现象的“帝国学”也备受争论指责起来――要详细分析研究魔鬼们的学问行为，是不是“居心匿测”？！而积极评价帝国与帝国学绝不是荒渺与反动、反革命？！
因此在今天的中国要想深入分析研究帝国学问题，首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破除超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蕃蓠阻碍――“存在的就是正确的”，既然帝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物，因此就必然存在其之所以“存在”的客观理由；而帝国学就是一门专著于分析揭示帝国与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如何产生、发展与运行规律的综合性科学。事实上，帝国对外部世界主动进行强制性、侵入性统治控制行为的本质就是一个经典的“利益寻租过程（不仅仅包括有形的经济、种族扩散利益，还包括无形的政治军事、文明文化诸利益）”；因此帝国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与利益敏感性。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帝国遏尽心力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目的也不过如此而已。明白理解这一切是从事帝国学问题分析研究的核心关键，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从道德审判、意识形态批判的神坛阴影下走出来，从此学会了以平常心态去进行帝国学问题的分析研究；否则的话我们将根本无法透过意识形态所扬起的团团迷雾从而看得更深、想得更远，甚至会进而迷失了我们的历史定位与错乱了我们的国家认同，致使苏联帝国彻底崩溃解体毁灭性“自我否定”灾难再在我们的国家重新上演。由于帝国学是门综合性科学，所涉及到的学术门类为数众多，所涉及到的内容事例也非常广泛，因此一直以来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够写得出这样的一篇评论心中无底。但是帝国学的分析研究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却又是实在太重要了，面对今天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现实，中国要指望能够实现成功地复兴与崛起，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诸帝国们的兴衰盛亡的深层根源作一番综合性、系统性的分析探寻，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设计出一条适合中国现代化与重新复兴崛起的最优化战略途径道路。
因此，尽管本人不才、学识低微，但是出于帝国学研究人员固有的历史负责感，我还决定进行一尝试，总决定将本人的陆权战略思想主张整合到这一篇评论中来。当然，这一篇评论仅仅代表本人的见解与主张，而且这些还未必合适与成熟，权当抛砖引玉而已，在此就希望各位读者们能够认真地给予评论与指正了。本评论由两部分所造成，第一部分是帝国学，第二部分是陆权战略，既互为联系，又相对独立。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能力来进行全文的系统整合，以便使本文读起来能流畅些、逻辑结构严密些，但由于写作能力的有限，本文在写作技巧上必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此就万各位读者们能多多指正与包函了！
陈天
2005、5、6
第一编 帝国学
第一章 帝国产生成长的自然地理基础
毫无疑问，帝国的产生成长是需要条件的，否则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非洲、美洲与及大洋洲就从来没有诞生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帝国（不包括今天的美国，仅仅就古代史而言）。同样道理，只使在欧亚大陆，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产生对人类历史社会有深远影响价值意义的大国、帝国。根源何在？！这显然与诸地区间客观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有着密切深层的联系。
从帝国学的角度分析而言，帝国的诞生、成长与维持需要足够的人口数量与技术优势（由其是军事技术优势）。那么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地区能够养活产生得了“足够”的人口数量呢？！这当然是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地平坦肥沃（可发展农业生产）的温带、热带大河流域或沿海地区了，事实上人类历史早期的诸文明中心都是诞生于这些地区。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导致到人均有利生境资源空间的迅速萎缩与恶化，因此生存的竞争也必定会迅速激化起来（当然，由于生存的压力，生产技术创新也会受到更多的激励），战争也就注定随之而四起（华夏传说中当年黄帝炎帝之战就属于此种性质）。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混战的过程中，那些人口相对众多、社会政治组织能力又相对更强更优秀的部落将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进而一统“天下”（铁木真当年就成功地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诸部落），而那些人口相对稀少、社会政治组织能力薄弱又缺乏一流领袖人物的部落将不得不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并吞掉！
帝国就是这样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诞生成长起来，无论是在西方的希腊（城邦时代）还是在东方的印度、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在古典时期都经历过这种“天下大乱、列国争雄”的一幕。
对于构成帝国主体的集团而言，联强并弱、合纵联横、征战四方的目的都为了争夺更多的的生存竞争优势（帝国的扩张有时是被逼、不得不进行的，当年汉帝国之所以必须开拓西域？！就是因为你汉帝国不控制占领西域我匈奴就控制占领矣。与期看着竞争对手东征西讨、越来越强大，不得已只得舍命陪君子、奉陪到底。否则的话，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最终也必将是死路一条）与经济利润；因此帝国体系天生注定就具有“主动进行帝国统治控制空间范围扩张的本能”。
关于历史上诸帝国们如何进行其帝国体系扩张的事件，诸历史典籍已经有着太多太多的详细描述，在此我就无意再一一复述了。本人在此最感兴趣的是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与及其文明文化）的持续稳定性――为什么有的帝国能够饱经沧桑、在人类历史岁月中存在得那么恒久（如华夏中国等），而有的帝国存在的时间却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如蒙古帝国等）？！为什么有的帝国能够将其统治控制扩展至无远弗界、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如蒙古帝国等），而有的帝国其统治控制的面积却始终难以大面积扩张（如古印度等）？！根源何在？！我认为这与帝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空间位置有着极大的关系。
很显然，人本身就是传承社会文明文化最佳、最优秀的一种“载体”；因此任何一个帝国、任何一种文明文化如果其所承载的人口数量越多，那么其抗灾变的能力就将会越强。自然其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系统稳定性”也将会越优秀，构成帝国核心主体的文明文化经历漫长久远历史岁月保持下来的可能性也将会越大！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不同的自然地理与气候环境决心了不同地区间所能承载养活的人口数量的极大不同------气候宜人、雨热同期又地势平坦的大河流域单位面积空间所能承载养活的人口数量是生境恶劣的沙漠、高寒草原的十倍、百倍甚至几百倍；同样道理，在农耕文明时代只使自然气候条件相同如果地理空间面积大小相差悬殊，那么帝国及其文明文化的系统稳定性也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匈奴与汉帝国，由于自然气候环境的差异，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中原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因此尽管匈奴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与汉帝国相差无几，但草原地区人口的承载量极低（相对于农耕平原地区而言），具体到实际统治控制的人口数量上匈奴帝国相对于汉帝国而言就望尘莫及了。诸单于们并非不想彻底灭亡汉帝国，事实上某些雄才大略的匈奴领袖们对汉帝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就严重威胁到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但由于匈奴人口数量的相对稀缺，从而限制了匈奴作战军队的人数规模，使得他们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信心立即对汉帝国发动致命性、决定性的军事打击。相反，汉帝国由于拥有数量多得多的人口，自然就拥有了相对雄厚得多的兵源基础――万事具备只欠伟大的领袖人物矣；因此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走上历史舞台之时也就拉开了匈奴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仅仅为了维持对西域的统治控制，汉帝国就可以调集高达六十万的士卒去西域垦田经营，而这一切对人口稀缺的匈奴帝国而言实在无喻于天荒夜谭！
同样道理，相对印度本土文明文化的最终命运结局而言，中国所拥有的辽阔地理空间范围同样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东亚大陆的面积空间要比南亚次大陆的面积空间至少大四倍以上）。事实上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发展过程中，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所受到的外来入侵无论是次数还是规模上都没有比印度少、比印度低！可是为什么东亚的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得了自身文明文化体系两千余年以来从不间断的发展传承，直至今天中国所用的文字与两千多年前秦汉时代所用的文字都没有革命性的“突变”；而印度的本土文明文化却屡受打击（甚至是灭绝性的打击），今天的印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操英语世界的一部分了呢（印度文明文化严重缺泛持续性的纵向联系）？！原因何在？！我认为这与印度次大陆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固有局限性是脱不了关系的。对于印度次大陆的本土帝国与文明文化而言，由于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狭窄，一旦面临外来强敌的入侵，抵抗不成便只有彻底屈服或彻底毁灭两条路可选择了，根本就不存在其它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相反，对于东亚的中国而言，由于拥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可以周旋，因此尽管我们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也屡次受到外来强敌的入侵打击，但“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最终还是能够“挺”得过来。而只使所有国土空间均彻底沦落入外来入侵势力之手（如元、清时代那样），但同样由于地理空间的广阔无垠、社会人口基数的庞大众多，使得外来入侵势力进行征服的时间被极大延长、进行深入统治控制的程度被极大“稀释”；以致不少外来入侵民族在征服统治中国的漫长岁月过程中，“功业未成“就反被我们所彻底地整合同化掉了（如历史上的鲜卑、辽、西夏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绝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结局与现象过程对中国、印度本土文明文化潜意识的深层影响。事实上任何一个深入分析研究过印度古文明文化的人员都会发现印度文明文化中“出世”的倾向相当严重，极端的表现就是“非暴力”思想行为的提出实施与虚无宗教幻觉的追求（如某些宗教教徒们极端的修炼行为）；相反，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潜意识里相信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有枪就是草头王”、“成王败寇”或“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类的东西，“入世”的倾向极为严重（最极端的莫过于大规模殉葬行为的发生）。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中印文明文化产生如此严重的分别差异呢？！我认为其核心根源也同样出在印度次大陆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有限狭窄问题上。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狭窄使得印度本土文明文化面临外来入侵势力的打击时，一旦失败，除了彻底屈服或彻底毁灭两条路可选择之外别无他法；每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外来入侵势力的入侵打击时，最终结局均屡次证明了对外来入侵势力进行武力抵抗的绝望性与无效性，如此天长日久自然就在印度文明文化的潜意识中植下了“非暴力”与消极“出世”、回避现实思想行为的种子――开始无论如何努力抗争、最终结果却反正都是“反抗无效”，因此逃僻现实、沉迷宗教修练与自暴自弃就理所当然了！相反，对于东亚的中国而言，由于地理回旋空间的广阔无垠，历史一再印证了对外来入侵势力进行武力抗争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如抗匈奴、抗金乃至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等，尽管抗元、抗清并没有在当时就彻底地成功阻止了这些外来入侵政权的建立，但由于后来最终都重新建立了以汉族为核心的新政权，因此这些事情乃一再强化了中国人潜意识中武力抗争的“正当性、必要性与有效性”思想的认同）。因此在我们文明文化的潜意识中对武力抗争思想的认同与崇拜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化起来了！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非暴力”思想与消极出世的宗教行为则受到了强烈的遣责与批判，这也是佛教思想在中国始终不能取得帝国官方政府认同的核心根源；相反，强调“出世与治世”的儒家思想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则一直得到了帝国官方政府的一至认同与推崇！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固有缺憾导致到帝国统治控制体系难以恒久维持的事件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社会同样发生。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确屡次建立过诸多极具全球影响力的大帝国，可是为什么今天主体构成同为一个民族的阿拉伯世界却始终不能整合统一为一个政权呢？！这显然也与阿拉伯世界所处的自然地理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章 帝国产生成长的自然地理基础
毫无疑问，帝国的产生成长是需要条件的，否则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非洲、美洲与及大洋洲就从来没有诞生过对人类文明发展史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的帝国（不包括今天的美国，仅仅就古代史而言）。同样道理，只使在欧亚大陆，也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能产生对人类历史社会有深远影响价值意义的大国、帝国。根源何在？！这显然与诸地区间客观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有着密切深层的联系。
从帝国学的角度分析而言，帝国的诞生、成长与维持需要足够的人口数量与技术优势（由其是军事技术优势）。那么在人类历史上那些地区能够养活产生得了“足够”的人口数量呢？！这当然是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地平坦肥沃（可发展农业生产）的温带、热带大河流域或沿海地区了，事实上人类历史早期的诸文明中心都是诞生于这些地区。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导致到人均有利生境资源空间的迅速萎缩与恶化，因此生存的竞争也必定会迅速激化起来（当然，由于生存的压力，生产技术创新也会受到更多的激励），战争也就注定随之而四起（华夏传说中当年黄帝炎帝之战就属于此种性质）。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混战的过程中，那些人口相对众多、社会政治组织能力又相对更强更优秀的部落将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进而一统“天下”（铁木真当年就成功地统一了蒙古草原上的诸部落），而那些人口相对稀少、社会政治组织能力薄弱又缺乏一流领袖人物的部落将不得不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并吞掉！
帝国就是这样在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诞生成长起来，无论是在西方的希腊（城邦时代）还是在东方的印度、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在古典时期都经历过这种“天下大乱、列国争雄”的一幕。
对于构成帝国主体的集团而言，联强并弱、合纵联横、征战四方的目的都为了争夺更多的的生存竞争优势（帝国的扩张有时是被逼、不得不进行的，当年汉帝国之所以必须开拓西域？！就是因为你汉帝国不控制占领西域我匈奴就控制占领矣。与期看着竞争对手东征西讨、越来越强大，不得已只得舍命陪君子、奉陪到底。否则的话，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最终也必将是死路一条）与经济利润；因此帝国体系天生注定就具有“主动进行帝国统治控制空间范围扩张的本能”。
关于历史上诸帝国们如何进行其帝国体系扩张的事件，诸历史典籍已经有着太多太多的详细描述，在此我就无意再一一复述了。本人在此最感兴趣的是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与及其文明文化）的持续稳定性――为什么有的帝国能够饱经沧桑、在人类历史岁月中存在得那么恒久（如华夏中国等），而有的帝国存在的时间却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如蒙古帝国等）？！为什么有的帝国能够将其统治控制扩展至无远弗界、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如蒙古帝国等），而有的帝国其统治控制的面积却始终难以大面积扩张（如古印度等）？！根源何在？！我认为这与帝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空间位置有着极大的关系。
很显然，人本身就是传承社会文明文化最佳、最优秀的一种“载体”；因此任何一个帝国、任何一种文明文化如果其所承载的人口数量越多，那么其抗灾变的能力就将会越强。自然其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系统稳定性”也将会越优秀，构成帝国核心主体的文明文化经历漫长久远历史岁月保持下来的可能性也将会越大！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不同的自然地理与气候环境决心了不同地区间所能承载养活的人口数量的极大不同------气候宜人、雨热同期又地势平坦的大河流域单位面积空间所能承载养活的人口数量是生境恶劣的沙漠、高寒草原的十倍、百倍甚至几百倍；同样道理，在农耕文明时代只使自然气候条件相同如果地理空间面积大小相差悬殊，那么帝国及其文明文化的系统稳定性也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匈奴与汉帝国，由于自然气候环境的差异，草原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中原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率；因此尽管匈奴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与汉帝国相差无几，但草原地区人口的承载量极低（相对于农耕平原地区而言），具体到实际统治控制的人口数量上匈奴帝国相对于汉帝国而言就望尘莫及了。诸单于们并非不想彻底灭亡汉帝国，事实上某些雄才大略的匈奴领袖们对汉帝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就严重威胁到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但由于匈奴人口数量的相对稀缺，从而限制了匈奴作战军队的人数规模，使得他们缺乏足够的力量与信心立即对汉帝国发动致命性、决定性的军事打击。相反，汉帝国由于拥有数量多得多的人口，自然就拥有了相对雄厚得多的兵源基础――万事具备只欠伟大的领袖人物矣；因此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走上历史舞台之时也就拉开了匈奴帝国灭亡的序幕！因为仅仅为了维持对西域的统治控制，汉帝国就可以调集高达六十万的士卒去西域垦田经营，而这一切对人口稀缺的匈奴帝国而言实在无喻于天荒夜谭！
同样道理，相对印度本土文明文化的最终命运结局而言，中国所拥有的辽阔地理空间范围同样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东亚大陆的面积空间要比南亚次大陆的面积空间至少大四倍以上）。事实上在整个人类文明史发展过程中，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所受到的外来入侵无论是次数还是规模上都没有比印度少、比印度低！可是为什么东亚的中国始终能够保持得了自身文明文化体系两千余年以来从不间断的发展传承，直至今天中国所用的文字与两千多年前秦汉时代所用的文字都没有革命性的“突变”；而印度的本土文明文化却屡受打击（甚至是灭绝性的打击），今天的印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操英语世界的一部分了呢（印度文明文化严重缺泛持续性的纵向联系）？！原因何在？！我认为这与印度次大陆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固有局限性是脱不了关系的。对于印度次大陆的本土帝国与文明文化而言，由于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狭窄，一旦面临外来强敌的入侵，抵抗不成便只有彻底屈服或彻底毁灭两条路可选择了，根本就不存在其它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相反，对于东亚的中国而言，由于拥有广阔的地理空间可以周旋，因此尽管我们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也屡次受到外来强敌的入侵打击，但“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最终还是能够“挺”得过来。而只使所有国土空间均彻底沦落入外来入侵势力之手（如元、清时代那样），但同样由于地理空间的广阔无垠、社会人口基数的庞大众多，使得外来入侵势力进行征服的时间被极大延长、进行深入统治控制的程度被极大“稀释”；以致不少外来入侵民族在征服统治中国的漫长岁月过程中，“功业未成“就反被我们所彻底地整合同化掉了（如历史上的鲜卑、辽、西夏那样）！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绝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结局与现象过程对中国、印度本土文明文化潜意识的深层影响。事实上任何一个深入分析研究过印度古文明文化的人员都会发现印度文明文化中“出世”的倾向相当严重，极端的表现就是“非暴力”思想行为的提出实施与虚无宗教幻觉的追求（如某些宗教教徒们极端的修炼行为）；相反，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潜意识里相信的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有枪就是草头王”、“成王败寇”或“修身、治国、平天下”之类的东西，“入世”的倾向极为严重（最极端的莫过于大规模殉葬行为的发生）。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中印文明文化产生如此严重的分别差异呢？！我认为其核心根源也同样出在印度次大陆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有限狭窄问题上。
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狭窄使得印度本土文明文化面临外来入侵势力的打击时，一旦失败，除了彻底屈服或彻底毁灭两条路可选择之外别无他法；每一个历史时期面对外来入侵势力的入侵打击时，最终结局均屡次证明了对外来入侵势力进行武力抵抗的绝望性与无效性，如此天长日久自然就在印度文明文化的潜意识中植下了“非暴力”与消极“出世”、回避现实思想行为的种子――开始无论如何努力抗争、最终结果却反正都是“反抗无效”，因此逃僻现实、沉迷宗教修练与自暴自弃就理所当然了！相反，对于东亚的中国而言，由于地理回旋空间的广阔无垠，历史一再印证了对外来入侵势力进行武力抗争的有效性与必要性（如抗匈奴、抗金乃至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等，尽管抗元、抗清并没有在当时就彻底地成功阻止了这些外来入侵政权的建立，但由于后来最终都重新建立了以汉族为核心的新政权，因此这些事情乃一再强化了中国人潜意识中武力抗争的“正当性、必要性与有效性”思想的认同）。因此在我们文明文化的潜意识中对武力抗争思想的认同与崇拜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化起来了！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非暴力”思想与消极出世的宗教行为则受到了强烈的遣责与批判，这也是佛教思想在中国始终不能取得帝国官方政府认同的核心根源；相反，强调“出世与治世”的儒家思想在两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则一直得到了帝国官方政府的一至认同与推崇！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固有缺憾导致到帝国统治控制体系难以恒久维持的事件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社会同样发生。毫无疑问，在人类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确屡次建立过诸多极具全球影响力的大帝国，可是为什么今天主体构成同为一个民族的阿拉伯世界却始终不能整合统一为一个政权呢？！这显然也与阿拉伯世界所处的自然地理气候有着密切的联系。
很久以来，我就对中东地区为什么直到现代居然还存在一个极具有原始社会部落称呼特征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感到奇怪。直至后来海湾战争的爆发，关于阿拉伯社会具体资料的迅速丰富，我才发现阿拉伯世界并不是如同今天的中国那样，是一个真正高度一体化的民族社会；相反，部落、部族、长老之类的东西在阿拉伯社会里远远不只是海湾阿联酋一国的“固有特产”，只使在外界看来相当“正规化、现代化”的伊拉克、贝鲁特之类国家中，那些只在非洲、美洲、大洋洲原始社会中才存在的部落、部族之类东西在阿拉伯世界依然发挥着实实在在的影响作用！原因何在？！我认为这与阿拉伯世界严酷的沙漠气候与及以游牧经济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方式是分不开的。因为对比一个真正的农业、工业社会，草原原始游牧生产方式对稳定持续的行政统治控制秩序的要求，相对而言要微弱得多；而且原始的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也无法承载养活得了数量规模庞大的社会人口。也就是说在阿拉伯社会的日常生活过程中，人们对于建立一个政治上完全统一一体化的“阿拉伯国家”的要求并不强烈急切、更不认为是生死悠关的重大紧迫问题。相反，由于地广人稀（相对而言）、石油资源丰富，地区部落、部族酋长贵族们更可以借助传统特权与宗族统治控制手段成功地“独揽、独霸”出卖石油资源所带来的绝大部分经济利益，自然就更是坚决、坚定地反对阿拉伯社会的统一与一体化了！
因此，尽管阿拉伯社会也出了数个如同伊拉克萨达姆这样力图彻底统一阿拉伯社会的人物，但奈何既没天时、亦没在人和、更没有地利（伊拉克国家的陆地面积空间狭窄、因此其人口数量也极有限，相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仅仅依赖伊拉克国家区区2000余万的人口数量如何有能力排除万难彻底整合统一得了整个庞大、四分五裂的松散阿拉伯世界？！坦率而言，自伊拉克萨达姆帝国走上军事扩张道路之时，其今天的悲剧性结局便早已命中注定！
第二章 帝国发展进化的自适应调节体系
上面已经详细描述了帝国诞生成长所需要的外部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但是仅仅拥有了优良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还不足以产生孕育出具有全球性深远历史影响意义的帝国来，否则的话我们将如何解释在人类古代史岁月中为什么美洲、大洋洲诸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诸大河流域与及沿海地区却始终无法诞生得出伟大的帝国来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注定了古代社会只有在欧亚大陆上的温带、热带大河流域与及沿海地区才能诞生孕育得出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有着巨大推动贡献作用的帝国来呢？！
关于这个原因的分析研究，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已经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描绘；但是本人在这里还是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关注“激励帝国发展进化的自适应调节体系”！
内因是基本、外因是动力，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分析探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击与竞争压力（如战争入侵、贸易竞争、移民冲击等）是如何影响着帝国体系自身发展进化的深层机理。毕竟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凡是缺乏外来刺击与竞争压力的封闭性区域文明文化体系基本上就是发展进化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文明文化体系；而帝国体系也亦同样如此，缺乏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因素与竞争压力帝国体系的发展进化也同样会止足不前！
可是为什么今天美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印度、中东诸地区的本土文明文化体系却要走到面临被西方文明文化体系从整体上彻底整合、同化、替换掉的地步了呢？！事实上对于这些地区的本土文明文化体系而言，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化发展而是生存――必须要努力想方设法在西风猛烈吹袭的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时代中首先确保自身还能“生存得下来”，否则的话其它一切免谈！当本土的语言、文字、文明文化都被英语、英文、西方文明文化所彻底地“替换取代”了之后，当本土的语言、文字都已经迅速地成为了死语言、死文字――还奢谈什么“发展进化”？！当一个区域文明文化体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系统崩溃”（如同古代西域的楼兰文明、印度的摩享-达罗文明那样），日后再想恢复重建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很显然这一切疑问就已经牵涉出另一个必须关注的焦点，那就是“文明文化或帝国体系进行自适应调节的能力极限”。当区域文明文化体系、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所面临的“灾难突变”已经超出了自身进行自适应调节能力的极限之后，系统的彻底崩溃就会随之而发生――说白了就是体系的死亡！
到此为止，一切疑问的答案就已经豁然开朗。既然帝国体系的发展进化离不开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与竞争压力，但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与竞争压力又不能过于猛烈与致命，否则的话就将会超出了帝国体系自身进行自适应调节能力的极限，从而引发帝国体系的彻底崩溃解体与灭亡。问题是帝国体系所面临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打击与竞争压力是无法（也可以说很难）进行“预设与推测”的，在交通落后、信息勾通艰难与“视野有限”的古代社会里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年代越是古老、历史越是遥远帝国体系获得进行持续成长进化的机会与可能性就越有赖于自然天成的优越地理空间与气候环境的“恩泽与支持”！正如前面所说，在古代社会里越是在气候宜人、雨热同期与地势平坦、适宜进行农业耕作的地区所诞生成长起来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由于单位面积空间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要远远超过草原、荒漠与森林诸地区，因此在这些温带、热带大河流域（或沿海地区）诞生成长起来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所具有的“自适应调节能力”、“抗灾变能力”就要远远超越在草原、荒漠与森林诸地区所诞生成长起来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
因此，尽管阿拉伯社会也出了数个如同伊拉克萨达姆这样力图彻底统一阿拉伯社会的人物，但奈何既没天时、亦没在人和、更没有地利（伊拉克国家的陆地面积空间狭窄、因此其人口数量也极有限，相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而言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仅仅依赖伊拉克国家区区2000余万的人口数量如何有能力排除万难彻底整合统一得了整个庞大、四分五裂的松散阿拉伯世界？！坦率而言，自伊拉克萨达姆帝国走上军事扩张道路之时，其今天的悲剧性结局便早已命中注定！
第二章 帝国发展进化的自适应调节体系
上面已经详细描述了帝国诞生成长所需要的外部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但是仅仅拥有了优良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还不足以产生孕育出具有全球性深远历史影响意义的帝国来，否则的话我们将如何解释在人类古代史岁月中为什么美洲、大洋洲诸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地势平坦的诸大河流域与及沿海地区却始终无法诞生得出伟大的帝国来呢？！也就是说是什么原因注定了古代社会只有在欧亚大陆上的温带、热带大河流域与及沿海地区才能诞生孕育得出对人类历史社会发展有着巨大推动贡献作用的帝国来呢？！
关于这个原因的分析研究，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已经在其《全球通史》一书中作过相当精辟的论述描绘；但是本人在这里还是决定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那就是必须关注“激励帝国发展进化的自适应调节体系”！
内因是基本、外因是动力，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分析探寻来自外部世界的刺击与竞争压力（如战争入侵、贸易竞争、移民冲击等）是如何影响着帝国体系自身发展进化的深层机理。毕竟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凡是缺乏外来刺击与竞争压力的封闭性区域文明文化体系基本上就是发展进化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文明文化体系；而帝国体系也亦同样如此，缺乏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因素与竞争压力帝国体系的发展进化也同样会止足不前！
可是为什么今天美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印度、中东诸地区的本土文明文化体系却要走到面临被西方文明文化体系从整体上彻底整合、同化、替换掉的地步了呢？！事实上对于这些地区的本土文明文化体系而言，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化发展而是生存――必须要努力想方设法在西风猛烈吹袭的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时代中首先确保自身还能“生存得下来”，否则的话其它一切免谈！当本土的语言、文字、文明文化都被英语、英文、西方文明文化所彻底地“替换取代”了之后，当本土的语言、文字都已经迅速地成为了死语言、死文字――还奢谈什么“发展进化”？！当一个区域文明文化体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系统崩溃”（如同古代西域的楼兰文明、印度的摩享-达罗文明那样），日后再想恢复重建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很显然这一切疑问就已经牵涉出另一个必须关注的焦点，那就是“文明文化或帝国体系进行自适应调节的能力极限”。当区域文明文化体系、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所面临的“灾难突变”已经超出了自身进行自适应调节能力的极限之后，系统的彻底崩溃就会随之而发生――说白了就是体系的死亡！
到此为止，一切疑问的答案就已经豁然开朗。既然帝国体系的发展进化离不开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与竞争压力，但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与竞争压力又不能过于猛烈与致命，否则的话就将会超出了帝国体系自身进行自适应调节能力的极限，从而引发帝国体系的彻底崩溃解体与灭亡。问题是帝国体系所面临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打击与竞争压力是无法（也可以说很难）进行“预设与推测”的，在交通落后、信息勾通艰难与“视野有限”的古代社会里就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年代越是古老、历史越是遥远帝国体系获得进行持续成长进化的机会与可能性就越有赖于自然天成的优越地理空间与气候环境的“恩泽与支持”！正如前面所说，在古代社会里越是在气候宜人、雨热同期与地势平坦、适宜进行农业耕作的地区所诞生成长起来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由于单位面积空间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要远远超过草原、荒漠与森林诸地区，因此在这些温带、热带大河流域（或沿海地区）诞生成长起来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所具有的“自适应调节能力”、“抗灾变能力”就要远远超越在草原、荒漠与森林诸地区所诞生成长起来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
但是更为重要、更具决定性历史价值意义的是诸大河流域由于人口的充沛、物产的丰铙、信息流动的密集与人际关系的高度复杂化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从而导致到社会政治组织的产生（如国家、思想流派的诞生等）、分化（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与及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手段艺术理论的发展、丰富、成熟与完善！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在欧亚大陆大河流域与沿海地区所发展成长起来的诸古老文明文化中心在“社会控制与政治组织方面”所具有的绝对优势是诸草原游牧民族们望尘莫及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罗马帝国，他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各自逐渐演化出一套成熟有效的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手段艺术来；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已经有学者开始对帝国统治控制手段艺术进行提纯总结与合法化论证――在东方的中国，这一类典型人物就有孔子、孟子、董仲舒等；而在西方的希腊罗马，这一类典型人物就有伯里克利、柏拉图等；事实已经表明，这些先贤们所发展归纳总结起来的东方儒家思想与西方议会民主理论不仅影响了后来两千余年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更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思维与灵魂，进而在人类文明史上永恒地“定格定局”下来！
与此相反，尽管后来众多成功地侵入大河流域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们也建立了一系列庞大的王朝帝国，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基本完整地继承了古典时代诸帝国的传统文明文化思想与进行帝国统治控制的手段理论。这在东方的中国表现得犹为明显，自秦汉以后，无论是本土的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还是由北方成功实现了入侵南下的草原游牧民族们所建立的帝国，他们均完全认同了儒家思想在维持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方面的作用意义；对于那些成功地夺取了中原地区控制权的北方南下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赖以进行王朝帝国统治控制事业的手段理论完全就是移植了中原汉民族王朝帝国那一套，如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理论。事实上这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为什么能够如此经受得起漫长岁月风霜吹袭打击始终不曾间断、中断于历史的一个重要根源。否则的话，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已经完全改信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的中国还能恒久固执地守着先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古老独特的方块汉字，还不改用拼音字母吗？！而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的埃及人、伊拉克人，今天不也是已经彻底地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文字语言而采用了阿拉伯人的文字语言了吗？！
明白这一切实在太重要了，在人类历史上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综合系统”间的竞争，而帝国学本质上就是一门真正的系统工程理论！
毫无疑问，单纯存在先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并不足以支撑诞生得出伟大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来。我个人始终认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剌激、军事入侵与生存竞争压力始终是推动区域文明文化体系（或帝国体系）不得不发展进化的核心源动力（生存的危机激励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
本人详细分析研究过中国两千余年以来诸王朝帝国政治版图的变迁，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华夏诸王朝帝国的实际统治控制范围为什么始终不能成功地俞越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的阻隔限制而在西部的咸海、北部的贝加尔湖、东部的琉球群岛与及南部的中南半岛诸地区恒久地扎下根来呢？！根源何在？！我认为这一切与农耕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固有落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帝国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寻租行为（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军事与推动文明文化、种族发展扩散诸利益）”，也就是说帝国推进统治控制范围的扩张的根本目的就是注定要“唯利是图”。但是由于社会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力的落后有限，帝国从外部世界获得利润的能力并不与帝国统治控制空间范围的无限扩张成正比关系。当帝国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超出某一临界点之后，随着地理空间距离的增加，交通运输、信息勾通的成本也将迅速增长起来，因而维持帝国对遥远地区进行有效行政统治控制的经济成本代价也会随之而急剧暴涨；也就是说帝国政治军事的过度扩张将会导致帝国统治控制体系进入“亏本运行”的危险境地。如此流血超负荷经营运行，天长日久必将会引发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整体上的“贫血与虚脱”，进而导致到帝国肌体免疫力的急剧下降与及抵御应对外部内部突发危机事件能力的迅速衰退；甚至更会因此而滑入恶性循环的险境，导致到爆炸性、并发性灾难事件的持续发生转而引发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毁灭性的彻底崩溃瓦解！
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与及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帝国对某些遥远荒凉的地区实施政治军事扩张控制，并且不惜血本恒久地将其完全纳入帝国的统治控制范围内却是不得不为之的无奈行为，如当年汉帝国对西域的开拓控制与及今天的俄罗斯对车臣的经营那样！明知在经济利益上无利可图（至少表面上如此），可为什么帝国政府还必须不惜代价血本努力维持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控制呢？！原因何在？！这就必须要在更为宏大的系统范围内进行综合计算分析了。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帝国中央政府之所以必须保持对某些特定遥远地区的统治控制，其出发点就是为了能够成功地夺得相对于外来竞争对手或入侵敌人的地缘政治军事优势；因为对这些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地区实现统治控制，将会为帝国有效抵御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至种族入侵渗透赢得极为珍贵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从而为帝国体系的生存发展、应对突发的内外危机事件留下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与时间纵深！也就是说帝国对某些遥远特定地区（相对于帝国内部的精华核心区域而言）进行政治军事的主动界入与统治控制，本质上就是帝国体系的一种“自适应调节行为”、一种谋求“先发制人”的战略运作。否则的话敌方先入为主，进而夺得了居高临下、以“四两拨千斤”的优势地位；而我方就将会主动尽失、处处受制于人，在地缘战略上处于极为被动不利的地步，从而让帝国体系蒙受了很多原来根本不必要付出的巨大政治军事甚至经济代价损失！
现代史上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年的苏联帝国对波罗的海三国谋求主权独立行为的暖昧与纵容。事实上以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与及苏联帝国强劲的实力后盾（至少政治军事上如此，北极熊有的就是足以彻底毁灭地球数次的导弹核武器，谁敢对其进行军事上的指手划脚？！惹烦了它就算“打横来”对波罗的三国的独立运动进行残酷无情的镇压，这个世界又有谁能够奈它那一条毫毛），国际社会本来就没有人指望苏联帝国会对波罗的海三国主权独立的要求会有任何的让步，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此如之奈何！那知俄罗斯居然出了个叶利钦来，居然会大肆鼓吹支持波罗的海三国主权独立的要求――此举实乃自毁长城矣！一挨波罗的海三国主权独立的追求得以成功实现，苏联帝国护卫严密的堤坝立即就被无情地撕开了一道致命的大决口，苏联帝国统治控制下诸多少数民族地区追求“主权独立”的呼声随却风起云涌、不可收拾――有如此良机谁不想好好“赌一把”啊？！赌得成功就可以立即成为“独立元勋、开国总统”，赌不成功拍拍屁股照样又是一条好汉――整个苏联帝国当时谋求独立建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单位不下一百多个，中央政府又能对区区“在下”如之奈何？！而“我”只使独立建国不成功至少也可以“扬名世界”呢？！
一旦如此，苏联帝国绝有不立即就“呼啦啦”、彻底崩溃解体之理？！与之相反，如果当年苏联帝国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波罗的海三国追求主权独立的冒险企图进行公开与明白无误的严厉镇压――“出头橼子先烂”、杀鸡儆猴――恐怕历史的发展进程又将是另一番天地了；毕竟以当时苏联帝国的实力与国际政治格局，如果不是苏联中央政府发生人为政策上的重大致命失误，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将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事实上只使是今天的俄罗斯帝国，其在经济状况上也不见得比苏联帝国时好转多少，只不过是出口自然资源与武器产品所获得的金钱投入到民生方面比例比苏联帝国时代多得多而已――国家经济产出的构成与苏联帝国时代相比根本上就没有革命性的改变（相反，今天拥有海尔、联想、TCL这样大公司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变化可以等同于脱胎换骨）。但是，在今天的普京时代，我们还能够想象俄罗斯帝国还会发生因为人为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误，从而导致到其帝国体系彻底崩溃解体事件的发生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车臣人马斯哈多夫之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只使在恐怖袭击与游击战中车臣人与俄罗斯人的死亡比例能达得到一比一（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在车臣战争中车臣人的死亡比例是俄罗斯人的3、4倍；而在美国人所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的死亡比例甚至是美国人的30、40倍，100倍），可是车臣人的人口数量还远远没有俄罗斯人的多呢！
不要以为区区恐怖袭击与游击战争就可以彻底搞垮得了现代帝国，因为历史与现实均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帝国中央政府从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进步中所获得的武力军事进步能力水平是地区分裂武装组织们所望尘莫及的；越是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帝国就越是如此，事实上这也是近代史以来为什么反政府武装（如游击队）始终无法在西欧、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里长时间存活下来的核心根源。相反，在越是落后、越是贫穷的国家里，地方反政府武装才越有希望与中央政府打成平手！原因无它，皆因帝国体系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越是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帝国中这一“系统工程”的构成就越复杂，这一系统赖以长时间健康持续运行的内部、外部支撑环境要求就越严格；也就说地区反政府武装们（对于其它的弱小国家而言也一样）就越难对这一体系进行有效的复制。因此他们也就越难以取得赖以生存发展的“系统优势、规模优势（在帝国体系里1+1的结果不会是仅仅等于2，而是等于3、等于4甚至等于30、等于40；这也是帝国体系之所能够赖以进行利益寻租与生存的核心根源，这也帝国崩溃解体后地区整体实力、影响力之所以会迅猛急剧地衰落的核心根源）”！
正是由于某些遥远地区对帝国体系的安全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价值意义，因此华夏历代王朝帝国们均极为注重对边疆地区的开拓经营，因为对于一个长期受到外来入侵异族势力重大安全威胁（由其是北方南下入侵的游牧民族）的中原农耕文明而言，积极构建一个屏护帝国核心农耕区安全的政治军事缓冲地带实乃生存的必须――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个不得不花钱来买平安的问题（而且还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呢）！由于帝国维持对遥远荒凉的边疆地区进行统治控制在经济层面基本上就是在“亏本经营”（当然，如果古代诸华夏王朝帝国拥有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力，那么他们对遥远的边疆地区进行统治控制时，经济上恐怕就不可能会是“亏本经营”，可是在农耕文明时代那就只有稳赔不赚了），也就是说帝国在遥远的边疆地带经营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缓冲体系是一个经典的“奢侈行为（但决不是浪费）”，尽管历史与现实已经表明维持如此一个政治军事缓冲体系对于帝国自身的安全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但奈何这样做可是要花费大量白花花的银子的；因此并不任何一个王朝帝国，甚至只使是同一个王朝帝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一定同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得起帝国中央政府来“玩玩”经营维持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缓冲体系这手“大游戏”的！
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帝国中央政府就多次因为政治军事与财政实力有限的原因多次放弃过对西域、蒙古高原、中南半岛与黑龙江流域地区的统治控制。如最先将中原王朝政治军事控制权扩张到西域地区的汉帝国，后来也因为国力的日渐衰弱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整个西域地区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控制权。同样道理，在清王朝乾隆时期帝国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道的叛乱在用兵的决策问题上毫不犹豫，可是到了晚清的李鸿章时期面对阿古柏的叛乱，李中堂却以财力的不第为理由而主张放弃新疆了。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大清帝国的实力在后期岁月的衰弱是何等的急剧与令人震惊（同样的事情也可以见于苏联解体之后所成立的俄罗斯帝国，想当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几十万德军也照样被强大的苏军铁壁合围、徒叹奈何；可是在五十多年之后的车臣格罗兹尼，面对车臣那一班乌合之众的反政府武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帝国居然也沦落到束手无策、被迫签订“城下之和”的地步――此实乃让人感慨万千）！
与此相反，尽管后来众多成功地侵入大河流域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们也建立了一系列庞大的王朝帝国，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基本完整地继承了古典时代诸帝国的传统文明文化思想与进行帝国统治控制的手段理论。这在东方的中国表现得犹为明显，自秦汉以后，无论是本土的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还是由北方成功实现了入侵南下的草原游牧民族们所建立的帝国，他们均完全认同了儒家思想在维持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方面的作用意义；对于那些成功地夺取了中原地区控制权的北方南下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赖以进行王朝帝国统治控制事业的手段理论完全就是移植了中原汉民族王朝帝国那一套，如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理论。事实上这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为什么能够如此经受得起漫长岁月风霜吹袭打击始终不曾间断、中断于历史的一个重要根源。否则的话，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已经完全改信伊斯兰教或者基督教的中国还能恒久固执地守着先人们所遗留下来的古老独特的方块汉字，还不改用拼音字母吗？！而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的埃及人、伊拉克人，今天不也是已经彻底地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文字语言而采用了阿拉伯人的文字语言了吗？！
明白这一切实在太重要了，在人类历史上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间的竞争实质上就是“综合系统”间的竞争，而帝国学本质上就是一门真正的系统工程理论！
毫无疑问，单纯存在先天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并不足以支撑诞生得出伟大的文明文化与帝国体系来。我个人始终认为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剌激、军事入侵与生存竞争压力始终是推动区域文明文化体系（或帝国体系）不得不发展进化的核心源动力（生存的危机激励了政治制度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应用）！
本人详细分析研究过中国两千余年以来诸王朝帝国政治版图的变迁，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华夏诸王朝帝国的实际统治控制范围为什么始终不能成功地俞越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的阻隔限制而在西部的咸海、北部的贝加尔湖、东部的琉球群岛与及南部的中南半岛诸地区恒久地扎下根来呢？！根源何在？！我认为这一切与农耕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固有落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帝国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寻租行为（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政治军事与推动文明文化、种族发展扩散诸利益）”，也就是说帝国推进统治控制范围的扩张的根本目的就是注定要“唯利是图”。但是由于社会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力的落后有限，帝国从外部世界获得利润的能力并不与帝国统治控制空间范围的无限扩张成正比关系。当帝国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超出某一临界点之后，随着地理空间距离的增加，交通运输、信息勾通的成本也将迅速增长起来，因而维持帝国对遥远地区进行有效行政统治控制的经济成本代价也会随之而急剧暴涨；也就是说帝国政治军事的过度扩张将会导致帝国统治控制体系进入“亏本运行”的危险境地。如此流血超负荷经营运行，天长日久必将会引发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整体上的“贫血与虚脱”，进而导致到帝国肌体免疫力的急剧下降与及抵御应对外部内部突发危机事件能力的迅速衰退；甚至更会因此而滑入恶性循环的险境，导致到爆炸性、并发性灾难事件的持续发生转而引发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毁灭性的彻底崩溃瓦解！
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与及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帝国对某些遥远荒凉的地区实施政治军事扩张控制，并且不惜血本恒久地将其完全纳入帝国的统治控制范围内却是不得不为之的无奈行为，如当年汉帝国对西域的开拓控制与及今天的俄罗斯对车臣的经营那样！明知在经济利益上无利可图（至少表面上如此），可为什么帝国政府还必须不惜代价血本努力维持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控制呢？！原因何在？！这就必须要在更为宏大的系统范围内进行综合计算分析了。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帝国中央政府之所以必须保持对某些特定遥远地区的统治控制，其出发点就是为了能够成功地夺得相对于外来竞争对手或入侵敌人的地缘政治军事优势；因为对这些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地区实现统治控制，将会为帝国有效抵御敌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甚至种族入侵渗透赢得极为珍贵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从而为帝国体系的生存发展、应对突发的内外危机事件留下足够的战略回旋空间与时间纵深！也就是说帝国对某些遥远特定地区（相对于帝国内部的精华核心区域而言）进行政治军事的主动界入与统治控制，本质上就是帝国体系的一种“自适应调节行为”、一种谋求“先发制人”的战略运作。否则的话敌方先入为主，进而夺得了居高临下、以“四两拨千斤”的优势地位；而我方就将会主动尽失、处处受制于人，在地缘战略上处于极为被动不利的地步，从而让帝国体系蒙受了很多原来根本不必要付出的巨大政治军事甚至经济代价损失！
现代史上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年的苏联帝国对波罗的海三国谋求主权独立行为的暖昧与纵容。事实上以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与及苏联帝国强劲的实力后盾（至少政治军事上如此，北极熊有的就是足以彻底毁灭地球数次的导弹核武器，谁敢对其进行军事上的指手划脚？！惹烦了它就算“打横来”对波罗的三国的独立运动进行残酷无情的镇压，这个世界又有谁能够奈它那一条毫毛），国际社会本来就没有人指望苏联帝国会对波罗的海三国主权独立的要求会有任何的让步，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此如之奈何！那知俄罗斯居然出了个叶利钦来，居然会大肆鼓吹支持波罗的海三国主权独立的要求――此举实乃自毁长城矣！一挨波罗的海三国主权独立的追求得以成功实现，苏联帝国护卫严密的堤坝立即就被无情地撕开了一道致命的大决口，苏联帝国统治控制下诸多少数民族地区追求“主权独立”的呼声随却风起云涌、不可收拾――有如此良机谁不想好好“赌一把”啊？！赌得成功就可以立即成为“独立元勋、开国总统”，赌不成功拍拍屁股照样又是一条好汉――整个苏联帝国当时谋求独立建国的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单位不下一百多个，中央政府又能对区区“在下”如之奈何？！而“我”只使独立建国不成功至少也可以“扬名世界”呢？！
一旦如此，苏联帝国绝有不立即就“呼啦啦”、彻底崩溃解体之理？！与之相反，如果当年苏联帝国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对波罗的海三国追求主权独立的冒险企图进行公开与明白无误的严厉镇压――“出头橼子先烂”、杀鸡儆猴――恐怕历史的发展进程又将是另一番天地了；毕竟以当时苏联帝国的实力与国际政治格局，如果不是苏联中央政府发生人为政策上的重大致命失误，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将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事实上只使是今天的俄罗斯帝国，其在经济状况上也不见得比苏联帝国时好转多少，只不过是出口自然资源与武器产品所获得的金钱投入到民生方面比例比苏联帝国时代多得多而已――国家经济产出的构成与苏联帝国时代相比根本上就没有革命性的改变（相反，今天拥有海尔、联想、TCL这样大公司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相比，变化可以等同于脱胎换骨）。但是，在今天的普京时代，我们还能够想象俄罗斯帝国还会发生因为人为政策方面的重大失误，从而导致到其帝国体系彻底崩溃解体事件的发生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车臣人马斯哈多夫之死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只使在恐怖袭击与游击战中车臣人与俄罗斯人的死亡比例能达得到一比一（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可能，在车臣战争中车臣人的死亡比例是俄罗斯人的3、4倍；而在美国人所发动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中伊拉克人的死亡比例甚至是美国人的30、40倍，100倍），可是车臣人的人口数量还远远没有俄罗斯人的多呢！
不要以为区区恐怖袭击与游击战争就可以彻底搞垮得了现代帝国，因为历史与现实均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帝国中央政府从现代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进步中所获得的武力军事进步能力水平是地区分裂武装组织们所望尘莫及的；越是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帝国就越是如此，事实上这也是近代史以来为什么反政府武装（如游击队）始终无法在西欧、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里长时间存活下来的核心根源。相反，在越是落后、越是贫穷的国家里，地方反政府武装才越有希望与中央政府打成平手！原因无它，皆因帝国体系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越是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的帝国中这一“系统工程”的构成就越复杂，这一系统赖以长时间健康持续运行的内部、外部支撑环境要求就越严格；也就说地区反政府武装们（对于其它的弱小国家而言也一样）就越难对这一体系进行有效的复制。因此他们也就越难以取得赖以生存发展的“系统优势、规模优势（在帝国体系里1+1的结果不会是仅仅等于2，而是等于3、等于4甚至等于30、等于40；这也是帝国体系之所能够赖以进行利益寻租与生存的核心根源，这也帝国崩溃解体后地区整体实力、影响力之所以会迅猛急剧地衰落的核心根源）”！
正是由于某些遥远地区对帝国体系的安全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价值意义，因此华夏历代王朝帝国们均极为注重对边疆地区的开拓经营，因为对于一个长期受到外来入侵异族势力重大安全威胁（由其是北方南下入侵的游牧民族）的中原农耕文明而言，积极构建一个屏护帝国核心农耕区安全的政治军事缓冲地带实乃生存的必须――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个不得不花钱来买平安的问题（而且还不能确保万无一失呢）！由于帝国维持对遥远荒凉的边疆地区进行统治控制在经济层面基本上就是在“亏本经营”（当然，如果古代诸华夏王朝帝国拥有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生产力，那么他们对遥远的边疆地区进行统治控制时，经济上恐怕就不可能会是“亏本经营”，可是在农耕文明时代那就只有稳赔不赚了），也就是说帝国在遥远的边疆地带经营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缓冲体系是一个经典的“奢侈行为（但决不是浪费）”，尽管历史与现实已经表明维持如此一个政治军事缓冲体系对于帝国自身的安全发展而言是极为重要，但奈何这样做可是要花费大量白花花的银子的；因此并不任何一个王朝帝国，甚至只使是同一个王朝帝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不一定同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得起帝国中央政府来“玩玩”经营维持一个庞大的政治军事缓冲体系这手“大游戏”的！
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帝国中央政府就多次因为政治军事与财政实力有限的原因多次放弃过对西域、蒙古高原、中南半岛与黑龙江流域地区的统治控制。如最先将中原王朝政治军事控制权扩张到西域地区的汉帝国，后来也因为国力的日渐衰弱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对整个西域地区维持了数百年的统治控制权。同样道理，在清王朝乾隆时期帝国中央政府对天山南北道的叛乱在用兵的决策问题上毫不犹豫，可是到了晚清的李鸿章时期面对阿古柏的叛乱，李中堂却以财力的不第为理由而主张放弃新疆了。从中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大清帝国的实力在后期岁月的衰弱是何等的急剧与令人震惊（同样的事情也可以见于苏联解体之后所成立的俄罗斯帝国，想当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几十万德军也照样被强大的苏军铁壁合围、徒叹奈何；可是在五十多年之后的车臣格罗兹尼，面对车臣那一班乌合之众的反政府武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帝国居然也沦落到束手无策、被迫签订“城下之和”的地步――此实乃让人感慨万千）！
到此，我们便能很好地理解明白华夏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的实际统治控制范围为何始终不能在西达咸海、北至贝加尔湖、东抵琉球、南达中南半岛一线恒久地扎下根来的核心根源。事实上不是不想，而是还处于农耕文明时代的诸王朝帝国们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有限，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济财政实力来支撑帝国行政体系对这些遥远的地区进行实际意义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的长时间统治控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王朝时期帝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统治控制，尽管拥有完善与维护良好的驿道系统，但只使如此那时候中央政府的军政命令从京师传达到西域边陲的伊犁还是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信息再从伊犁反遗回京师也同样还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说帝国中枢与遥远边陲的日常信息勾通都已经如此艰难勉强，那么一旦边疆发生突发危机或者叛乱，必须立即调动强力工具进行压制，劳师远征，由于地理空间距离上的遥远与路途的崎岖，恐怕仅仅是后勤保障就足以让帝国的财政体系伤筋动骨好多年了！
地理空间距离的过于遥远（相对而言）不仅造成了帝国行政统治控制步骤上难以把握一至的时间差，亦同样对帝国的社会统治控制深入程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地方土司政权现象。地方土司政权在历史上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说白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土皇帝角色，真正与帝国中央政府“分权共治天下”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还得到帝国中央政府法律上的默认。
不是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吗？！那就要什么看了。如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土司头人就是世袭化的，土司头人们对辖区内的人事就拥有生杀夺予的大权，也亦同样拥有制订税收、法律的特权……一句话，只要地方土司头人承认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的宗主权、并按时纳贡基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一手遮天与无法无天了。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真的就乐见这些地方土皇帝们的存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明清时代帝国中央政府为何要对诸土司政权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了。可是在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之前的漫长历史岁月里，诸土司政权们到底是凭借着何种手段技巧才得以在“真命天子”面前“讨得到半边天、与皇共治天下”的特权呢？！答案当然就是“天高皇帝远、猴子当大王”了，因为中国历史上诸土司政权均是存在于远离中原（王朝帝国统治控制的核心区域）的云贵高原、川康高原与蒙古高原（俗称地方王公）等地区的。
那么为什么帝国中央政府不派兵去征讨这些地方土皇帝、真正意义上一统天下呢？！不是不想，而是这样做实在不值得；我们只要想想下清帝国时期对诸土司政权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发动了多少次战争，又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代价时，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明清以前诸王朝帝国之所以明智地放弃了对些地方土皇帝发动军事讨伐进而改为施行政治经济拢络的根源――发动军事行动的经济成本实在太大了，而且只使能够取胜也无法获得值得一提的经济利益。因为诸土司政权们都处于遥远的穷山僻壤地区，无多少粮可收、亦无多少钱可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真正的鸡肋矣！因此帝国中央政府也就乐于出让部分统治控制权来换取地方土司头人们对帝国中央政府的忠诚，也就是说土司政权的存在实质上是帝国中央与地区相互妥协的一种产物。相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帝国中央政府的整体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从帝国躯体上彻底地铲除掉地方土司政权这个寄生土皇帝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至此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司制度也才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到底说了什么呢？！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决不能无限地盲目全面扩张，因为帝国体系生存的资源基础、由其是经济基础是有限的。如果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无限扩张，那么赖以支撑维持帝国体系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将会不堪重负进而发生毁灭性崩溃倒塌，从而给帝国体系其它早已暗藏的病因隐患爆炸性扩散与并发恶化带来合适的“机会条件、气候土壤”。如苏联帝国的崩溃解体就是最佳的例子，并不是说苏联帝国以前就不存在可能引发帝国分裂解体的安全隐患，而是能够导致其急剧恶化与爆炸性扩散发展的“气候条件”还没有存在。随着苏联帝国政治军事扩张过度，导致到帝国的经济支持基础不堪重负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接着弋尔巴乔夫、叶利钦们在为苏联帝国“治病”时又开错了药方、抓错了药……之如此类的错误一错再错，苏联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调节能力迅速走到了极限，最后当苏联帝国部分领导人发现大势不妙，并试图扭转挽救苏联帝国急剧恶化的发展方向时，已经回天泛力了！
地理空间距离的过于遥远（相对而言）不仅造成了帝国行政统治控制步骤上难以把握一至的时间差，亦同样对帝国的社会统治控制深入程度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地方土司政权现象。地方土司政权在历史上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说白了就是实实在在的地方土皇帝角色，真正与帝国中央政府“分权共治天下”的角色，而且这种角色还得到帝国中央政府法律上的默认。
不是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吗？！那就要什么看了。如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土司头人就是世袭化的，土司头人们对辖区内的人事就拥有生杀夺予的大权，也亦同样拥有制订税收、法律的特权……一句话，只要地方土司头人承认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的宗主权、并按时纳贡基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辖区内一手遮天与无法无天了。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真的就乐见这些地方土皇帝们的存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明清时代帝国中央政府为何要对诸土司政权实施改土归流的政策了。可是在改土归流政策实施之前的漫长历史岁月里，诸土司政权们到底是凭借着何种手段技巧才得以在“真命天子”面前“讨得到半边天、与皇共治天下”的特权呢？！答案当然就是“天高皇帝远、猴子当大王”了，因为中国历史上诸土司政权均是存在于远离中原（王朝帝国统治控制的核心区域）的云贵高原、川康高原与蒙古高原（俗称地方王公）等地区的。
那么为什么帝国中央政府不派兵去征讨这些地方土皇帝、真正意义上一统天下呢？！不是不想，而是这样做实在不值得；我们只要想想下清帝国时期对诸土司政权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发动了多少次战争，又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代价时，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明清以前诸王朝帝国之所以明智地放弃了对些地方土皇帝发动军事讨伐进而改为施行政治经济拢络的根源――发动军事行动的经济成本实在太大了，而且只使能够取胜也无法获得值得一提的经济利益。因为诸土司政权们都处于遥远的穷山僻壤地区，无多少粮可收、亦无多少钱可纳，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真正的鸡肋矣！因此帝国中央政府也就乐于出让部分统治控制权来换取地方土司头人们对帝国中央政府的忠诚，也就是说土司政权的存在实质上是帝国中央与地区相互妥协的一种产物。相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帝国中央政府的整体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从帝国躯体上彻底地铲除掉地方土司政权这个寄生土皇帝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至此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土司制度也才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到底说了什么呢？！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决不能无限地盲目全面扩张，因为帝国体系生存的资源基础、由其是经济基础是有限的。如果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无限扩张，那么赖以支撑维持帝国体系生存的经济基础就将会不堪重负进而发生毁灭性崩溃倒塌，从而给帝国体系其它早已暗藏的病因隐患爆炸性扩散与并发恶化带来合适的“机会条件、气候土壤”。如苏联帝国的崩溃解体就是最佳的例子，并不是说苏联帝国以前就不存在可能引发帝国分裂解体的安全隐患，而是能够导致其急剧恶化与爆炸性扩散发展的“气候条件”还没有存在。随着苏联帝国政治军事扩张过度，导致到帝国的经济支持基础不堪重负发生灾难性的崩溃；接着弋尔巴乔夫、叶利钦们在为苏联帝国“治病”时又开错了药方、抓错了药……之如此类的错误一错再错，苏联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调节能力迅速走到了极限，最后当苏联帝国部分领导人发现大势不妙，并试图扭转挽救苏联帝国急剧恶化的发展方向时，已经回天泛力了！
作者：高凉陈君
第三章 关注如何分配帝国“存在”所带来利益果实
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因而它的生存发展要有一个能够可持续发展运行的经济体系来支撑维持。由于帝国推进实施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寻租行为，因此帝国体系的“存在”能够带来多少利益、所带来的利益又将如何进行划分分配就直接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了。
毫无疑问，构成帝国统治控制体系顶端核心的种族、民族（直至家族、个人，如皇族、皇帝等）集团当然就是帝国体系“存在”的最重要“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拥有最多、最佳的机会与特权来优先瓜分帝国体系“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极端点甚至可以细分到择偶优先权、生存优先权等等），并且从中获得最为丰厚的份额。与之相反，处于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低端的种族、民族集团所能够划分得到的利益就要稀少得多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近代、现代史中实行全球性殖民统治控制的西方诸海洋帝国，如在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的行政官僚体系中，个人出身的种族血统就直接决定其在官场升迁的命运；因为在印度殖民地政府中绝大部分的中高级职位都是不向印度本土人开放的，也就是说那些丰厚的薪水印度本土人就没有机会去享受（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同样道理，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中一切有厚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也一概全部被英国商人们所垄断独占掉！而在北美洲新成立的美国里，帝国体系“存在”所带来的利益分享上的排他相较之大英、法兰西、荷兰诸老牌帝国同样有过之而不及。例如黑人与及其它有色人种亦同样被长期隔绝于政府、大学乃至商业公司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阶层以外，而这一切根本就与个人的实力无关，肤色血统就决定命运。
如果说处于帝国体系低端的种族、民族集团面临的不利处境仅仅是瓜分帝国“存在”所带来的利益份额上的稀少而已，我想大多数集团与个体们还是能够忍受得下去的；因为“蛋糕的瓜分”他们多少还是“有份”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帝国体系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对于他们而言帝国体系的存在还是具有建设性作用意义的），只不过所分配到的利益份额相对较少而已。相反，对于那些帝国“存在”利益的获得就是建立在其它种族、民族的利益受到无情掠夺、压制、摧残乃至人身肉体上的毁灭基础上的帝国体系而言，受害种族、民族（对于他们而言帝国体系的存在就有破坏性作用意义）不屈不挠地发动暴力反抗就是注定的命运选择。当然，在相同的一个帝国体系内每一个受到掠夺、压迫的种族、民族所受到的伤害深度都是有差异的，而且每一个种族、民族实力的强弱也是有差别的；因此进行反抗的力度与烈度也是同样有差别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的获得，如果帝国体系存在的受害种族、民族进行反抗的力度与烈度过强，那么帝国体系维持正常运行的成本代价就必然迅速剧增，甚至会导致到整个帝国体系的维持运行进入“亏本经营”的恶性循环境地，长此以往血流不止、帝国体系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最终同样会导致到帝国体系的彻底崩溃瓦解――玉石俱焚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的最终覆亡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如果能够成功地调节缓和帝国体系内受压迫、掠夺与伤害种族、民族与帝国体系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努力扩大帝国体系存在的受益群体阶层、强化增进帝国体系内部各不个种族、民族间的“利益共生”关系；努力做大蛋糕，而不是一心想着如何在蛋糕的分配份额上作手脚，细水长流而不是杀鸡取卵，那么帝国体系的生命周期恐怕就将要长得多，而帝国体系运行的稳定性与发展的可预测性也将要同样强得多。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帝国们都能真正意识得到这些帝国经略技巧手段的重要性，甚至只使是相同一个帝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些经略技巧手段的认同实施也是存在重大的差异的。一句话，历史上极度缺乏战略远见、鼠目寸光，总是推行杀鸡取卵式统治控制手段方式的暴发户式帝国多的是。可是大国的生存就有大国的法则、帝国的运行就有帝国的潜规律。无论历史上那些民族、帝国、暴君们曾经是何等的风光一时、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但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的压迫越利害反抗的力度与烈度也越利害――维持帝国统治控制的“成本代价”急剧暴涨、“要大炮不要黄油”，必将导致到整个帝国统治控制体系迅速滑入“亏本经营”的恶性循环境地；而帝国辛辛苦苦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所赚取的利润也均由此通通化为乌有――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财政支持体系收支严重失衡，长此以往必将引发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毁灭性的崩溃解体！
尽管帝国运行的控制原理如此简单，但这一切如果要想真正成为帝国日常决策与大政的核心指导原则，并在帝国实际统治控制的过程中得到明确无误的贯彻执行可就困难重重了。原因无他，皆因帝国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参与其具体运作事务的人员不计其数，而且帝国内部又政治派系林立（争功近利者与目光长远者均有）、各种思想主张“百家争鸣”（极端主义与理性思维同在）――难以调和。可是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并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转移得了的（希特勒、波尔布特们的思想主张够变态狂妄了吧，但他们最终还是逃不过彻底失败与毁灭的命运结局），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寻租行为；因此推进帝国内部的一体化与利益共生机制，做大帝国存在所能够带来的利益并努力均衡利益分配上的差异，注定就是恒久维持帝国统治控制体系长存最佳、最低成本代价的手段方式。但是决定帝国社会认知基础的是文明文化潜意识与思维定势，这就直接牵涉到帝国的文明文化体系与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如何进行“系统整合”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不同的文明文化背景出身就决定了诸帝国们世界观、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上的绝然不同，而世界观、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则又决定了帝国中央政府在实施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时所采取手段方式上的绝然不同。
为什么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会对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包括战俘与平民）们进行如此残忍无情的生命掠夺屠杀暴行？！而为什么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与及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在对战争受害者的生命掠夺行动上却要相对“宽容（仅仅是相对而言，决不是绝对）”些呢？！事实上历史与现实中美英人、法国人对落后地区国家民族的傲慢、偏见与歧视比起德意志、日本帝国而言有过之而不及，但在历史与现实上他们的傲慢、偏见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并没有促成他们无法无天地放手对被征服地区人们的性命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与贱踏（相对而言）！根源何在？！我认为这与他们文明文化上绝对的优越感与心理自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兰西人而言，他们一直以来就认定其在文明文化上所具有的领先程度、“文明程度”乃至开化程度要远远超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文明或民族，而且在近代史漫长的殖民地征服与商业开拓过程中，他们屡次轻易就能从对欧洲以外的异族所发动的征服战争中获得巨大的胜利与经济利润，这一些“成就”一再“证明、强化”了他们文明文化上这种优越感与心理自信的认同。他们甚至已经认为他们对“落后、蛮荒”的地区进行殖民开拓与统治控制是对这些地区“愚昧”民族的一种“恩赐”，是引导带领这些地区走进现代文明世界的“导师与功臣”。
这种“意识认同”一旦确立下，那么帝国统治控制精英阶层对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便急剧增进，而对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进行肆意的生命掠夺与贱踏的野蛮行径便会得到相当程度的阻止，甚至会制订相关法律对些行为进行严历的制裁。到此，帝国的政治军事殖民统治控制便开始向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控制转变――帝国的文明文化与人种、民族同化整合（一体化）阶段拉开了序幕！很显然，在帝国的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控制时期，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所获得的利益好处当然要远远比在帝国的政治军事殖民统治控制时期要多得多、而所受到的伤害苦难则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已经逐渐能够分享到帝国体系存在所带来的利益了，尽管在数量份额上也许微不足道！坦率而言，这也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与法兰西等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恒久漫长地在人类历史上维持其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于不倒的核心根源！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西方的诸海权帝国体系，也亦发生在东方的华夏陆权帝国体系。当年秦汉王朝帝国们对西域、岭南、云贵（西南夷地区）、东南、蒙古与及东北诸地区的开拓经营也经历过这么一个由政治军事殖民统治控制向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控制转变的过程；不过，由于当年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中原王朝帝国们对这些地区进行彻底的文明文化与种族层面的整合一体化事业一直拖到明清帝国时期才基本说得上大功告成（据说在清帝国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与一个来自东北满族地区的举人之类的书生交谈时发现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居然无法用满语进行日常交谈，乾隆对此“大感意外”）！
相反，在北美洲、大洋洲诸地区，荷兰、大英、法兰西诸海洋帝国们由于拥有相对于华夏中国要先进得多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因此他们在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里就彻底地完成了对这些地区进行文明文化与种族层面上的整合一体化事业。而东方的华夏中国对云贵、东北诸地区实现彻底的文明文化与种族整合一体化事业则反反复复、几乎花了整整两千余年岁月光阴时间，且整合一体化的“深度、广度”还远远比不上英法殖民者在北美的成就呢！我就非常感概，如果没有瓦特、斯蒂芬们所发明的蒸汽机与火车，没有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通，恐怕今天西雅图微软总部与加州硅谷等地区也许还是印第安人们采集射猎的天堂呢；如此，又何来今天对中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的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在此，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所谓的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本质就是帝国强势文明文化体系全球扩张整合的一体化，反过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的本质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相反，作为后起帝国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而言，由于他们成功崛起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诸海洋帝国与及沙皇俄国已经将地球上所能够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都差不多瓜分殆尽了。因此作为后来者的日德两国如果要想成功地重新打造出一个可以与诸老牌帝国们势均力敌、共享蓝天白云下的阳光与土地的地域辽阔的庞大帝国来，注定就必然与诸老牌帝国们产生严重尖锐的战略冲突了。
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战争的烈度、残酷程度与杀伤能力急剧增长。更重要、更致命的是当其它帝国已经完成从政治军事殖民扩张阶段转向实施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阶段时，拥有先进、庞大战争机器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们却才刚刚踏上实施帝国政治军事殖民扩张阶段的门槛。因此，帝国思维与其“惯性”所具有的巨大杀伤性、破坏性得到充分而残酷无情的展示。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诸海洋帝国们是拿着步枪与装着加农炮的木帆军舰去推进帝国的政治军事殖民扩张的，而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们却是操着坦克、轰炸机、战列舰、航空母舰甚至毒气弹、生物武器来推进帝国体系的政治军事殖民扩张的。同样致命的是，当诸老牌帝国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演化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支持实施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文明文化体系与手段技巧时，德意志、日本帝国们实施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控制事业的文明文化理论基础与手段技巧却还处于匈奴、亚述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德意志、日本帝国在其政治军事殖民扩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冷血、残暴，与及对人性生命的漠视、贱踏与掠夺令发指，所造成的罪行磐竹难书；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衰》一书中就讽刺阿道夫-希特勒企图要在欧洲重新建立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帝国！如此的民族、如此的帝国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时代绝有不走向彻底的崩溃与毁灭之理？！因此也可以说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是被自己文明文化根基上的落后幼稚与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手段技巧上的愚昧无知所彻底打败的；因为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可是德意志、日本帝国自身的文明文化基础并不足以维持支撑得起这一体系正常与可持续发展地长期运行，因而最终导致到他们帝国体系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角逐过程中从此走向了彻底的崩溃瓦解！
第三章 关注如何分配帝国“存在”所带来利益果实
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因而它的生存发展要有一个能够可持续发展运行的经济体系来支撑维持。由于帝国推进实施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寻租行为，因此帝国体系的“存在”能够带来多少利益、所带来的利益又将如何进行划分分配就直接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了。
毫无疑问，构成帝国统治控制体系顶端核心的种族、民族（直至家族、个人，如皇族、皇帝等）集团当然就是帝国体系“存在”的最重要“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拥有最多、最佳的机会与特权来优先瓜分帝国体系“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极端点甚至可以细分到择偶优先权、生存优先权等等），并且从中获得最为丰厚的份额。与之相反，处于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低端的种族、民族集团所能够划分得到的利益就要稀少得多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近代、现代史中实行全球性殖民统治控制的西方诸海洋帝国，如在大英帝国印度殖民地的行政官僚体系中，个人出身的种族血统就直接决定其在官场升迁的命运；因为在印度殖民地政府中绝大部分的中高级职位都是不向印度本土人开放的，也就是说那些丰厚的薪水印度本土人就没有机会去享受（详见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同样道理，在英属印度殖民地中一切有厚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也一概全部被英国商人们所垄断独占掉！而在北美洲新成立的美国里，帝国体系“存在”所带来的利益分享上的排他相较之大英、法兰西、荷兰诸老牌帝国同样有过之而不及。例如黑人与及其它有色人种亦同样被长期隔绝于政府、大学乃至商业公司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阶层以外，而这一切根本就与个人的实力无关，肤色血统就决定命运。
如果说处于帝国体系低端的种族、民族集团面临的不利处境仅仅是瓜分帝国“存在”所带来的利益份额上的稀少而已，我想大多数集团与个体们还是能够忍受得下去的；因为“蛋糕的瓜分”他们多少还是“有份”的，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帝国体系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对于他们而言帝国体系的存在还是具有建设性作用意义的），只不过所分配到的利益份额相对较少而已。相反，对于那些帝国“存在”利益的获得就是建立在其它种族、民族的利益受到无情掠夺、压制、摧残乃至人身肉体上的毁灭基础上的帝国体系而言，受害种族、民族（对于他们而言帝国体系的存在就有破坏性作用意义）不屈不挠地发动暴力反抗就是注定的命运选择。当然，在相同的一个帝国体系内每一个受到掠夺、压迫的种族、民族所受到的伤害深度都是有差异的，而且每一个种族、民族实力的强弱也是有差别的；因此进行反抗的力度与烈度也是同样有差别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益的获得，如果帝国体系存在的受害种族、民族进行反抗的力度与烈度过强，那么帝国体系维持正常运行的成本代价就必然迅速剧增，甚至会导致到整个帝国体系的维持运行进入“亏本经营”的恶性循环境地，长此以往血流不止、帝国体系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最终同样会导致到帝国体系的彻底崩溃瓦解――玉石俱焚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的最终覆亡就是最好的证明。相反，如果能够成功地调节缓和帝国体系内受压迫、掠夺与伤害种族、民族与帝国体系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努力扩大帝国体系存在的受益群体阶层、强化增进帝国体系内部各不个种族、民族间的“利益共生”关系；努力做大蛋糕，而不是一心想着如何在蛋糕的分配份额上作手脚，细水长流而不是杀鸡取卵，那么帝国体系的生命周期恐怕就将要长得多，而帝国体系运行的稳定性与发展的可预测性也将要同样强得多。
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帝国们都能真正意识得到这些帝国经略技巧手段的重要性，甚至只使是相同一个帝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些经略技巧手段的认同实施也是存在重大的差异的。一句话，历史上极度缺乏战略远见、鼠目寸光，总是推行杀鸡取卵式统治控制手段方式的暴发户式帝国多的是。可是大国的生存就有大国的法则、帝国的运行就有帝国的潜规律。无论历史上那些民族、帝国、暴君们曾经是何等的风光一时、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但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的压迫越利害反抗的力度与烈度也越利害――维持帝国统治控制的“成本代价”急剧暴涨、“要大炮不要黄油”，必将导致到整个帝国统治控制体系迅速滑入“亏本经营”的恶性循环境地；而帝国辛辛苦苦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所赚取的利润也均由此通通化为乌有――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财政支持体系收支严重失衡，长此以往必将引发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毁灭性的崩溃解体！
尽管帝国运行的控制原理如此简单，但这一切如果要想真正成为帝国日常决策与大政的核心指导原则，并在帝国实际统治控制的过程中得到明确无误的贯彻执行可就困难重重了。原因无他，皆因帝国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参与其具体运作事务的人员不计其数，而且帝国内部又政治派系林立（争功近利者与目光长远者均有）、各种思想主张“百家争鸣”（极端主义与理性思维同在）――难以调和。可是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并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改变转移得了的（希特勒、波尔布特们的思想主张够变态狂妄了吧，但他们最终还是逃不过彻底失败与毁灭的命运结局），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寻租行为；因此推进帝国内部的一体化与利益共生机制，做大帝国存在所能够带来的利益并努力均衡利益分配上的差异，注定就是恒久维持帝国统治控制体系长存最佳、最低成本代价的手段方式。但是决定帝国社会认知基础的是文明文化潜意识与思维定势，这就直接牵涉到帝国的文明文化体系与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如何进行“系统整合”的问题了。
毫无疑问，不同的文明文化背景出身就决定了诸帝国们世界观、方法论与思维方式上的绝然不同，而世界观、方法论与思维方式的不同则又决定了帝国中央政府在实施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时所采取手段方式上的绝然不同。
为什么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会对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包括战俘与平民）们进行如此残忍无情的生命掠夺屠杀暴行？！而为什么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与及今天的美利坚帝国在对战争受害者的生命掠夺行动上却要相对“宽容（仅仅是相对而言，决不是绝对）”些呢？！事实上历史与现实中美英人、法国人对落后地区国家民族的傲慢、偏见与歧视比起德意志、日本帝国而言有过之而不及，但在历史与现实上他们的傲慢、偏见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并没有促成他们无法无天地放手对被征服地区人们的性命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与贱踏（相对而言）！根源何在？！我认为这与他们文明文化上绝对的优越感与心理自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兰西人而言，他们一直以来就认定其在文明文化上所具有的领先程度、“文明程度”乃至开化程度要远远超越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文明或民族，而且在近代史漫长的殖民地征服与商业开拓过程中，他们屡次轻易就能从对欧洲以外的异族所发动的征服战争中获得巨大的胜利与经济利润，这一些“成就”一再“证明、强化”了他们文明文化上这种优越感与心理自信的认同。他们甚至已经认为他们对“落后、蛮荒”的地区进行殖民开拓与统治控制是对这些地区“愚昧”民族的一种“恩赐”，是引导带领这些地区走进现代文明世界的“导师与功臣”。
这种“意识认同”一旦确立下，那么帝国统治控制精英阶层对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所具有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便急剧增进，而对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进行肆意的生命掠夺与贱踏的野蛮行径便会得到相当程度的阻止，甚至会制订相关法律对些行为进行严历的制裁。到此，帝国的政治军事殖民统治控制便开始向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控制转变――帝国的文明文化与人种、民族同化整合（一体化）阶段拉开了序幕！很显然，在帝国的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控制时期，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所获得的利益好处当然要远远比在帝国的政治军事殖民统治控制时期要多得多、而所受到的伤害苦难则要少得多。也就是说诸殖民地与被征服地区已经逐渐能够分享到帝国体系存在所带来的利益了，尽管在数量份额上也许微不足道！坦率而言，这也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与法兰西等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恒久漫长地在人类历史上维持其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于不倒的核心根源！
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西方的诸海权帝国体系，也亦发生在东方的华夏陆权帝国体系。当年秦汉王朝帝国们对西域、岭南、云贵（西南夷地区）、东南、蒙古与及东北诸地区的开拓经营也经历过这么一个由政治军事殖民统治控制向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控制转变的过程；不过，由于当年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中原王朝帝国们对这些地区进行彻底的文明文化与种族层面的整合一体化事业一直拖到明清帝国时期才基本说得上大功告成（据说在清帝国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与一个来自东北满族地区的举人之类的书生交谈时发现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居然无法用满语进行日常交谈，乾隆对此“大感意外”）！
相反，在北美洲、大洋洲诸地区，荷兰、大英、法兰西诸海洋帝国们由于拥有相对于华夏中国要先进得多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因此他们在短短的两三百年时间里就彻底地完成了对这些地区进行文明文化与种族层面上的整合一体化事业。而东方的华夏中国对云贵、东北诸地区实现彻底的文明文化与种族整合一体化事业则反反复复、几乎花了整整两千余年岁月光阴时间，且整合一体化的“深度、广度”还远远比不上英法殖民者在北美的成就呢！我就非常感概，如果没有瓦特、斯蒂芬们所发明的蒸汽机与火车，没有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修通，恐怕今天西雅图微软总部与加州硅谷等地区也许还是印第安人们采集射猎的天堂呢；如此，又何来今天对中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的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在此，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所谓的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本质就是帝国强势文明文化体系全球扩张整合的一体化，反过来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的本质就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相反，作为后起帝国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而言，由于他们成功崛起之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诸海洋帝国与及沙皇俄国已经将地球上所能够进行殖民统治的地区都差不多瓜分殆尽了。因此作为后来者的日德两国如果要想成功地重新打造出一个可以与诸老牌帝国们势均力敌、共享蓝天白云下的阳光与土地的地域辽阔的庞大帝国来，注定就必然与诸老牌帝国们产生严重尖锐的战略冲突了。
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战争的烈度、残酷程度与杀伤能力急剧增长。更重要、更致命的是当其它帝国已经完成从政治军事殖民扩张阶段转向实施文明文化与经济殖民统治阶段时，拥有先进、庞大战争机器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们却才刚刚踏上实施帝国政治军事殖民扩张阶段的门槛。因此，帝国思维与其“惯性”所具有的巨大杀伤性、破坏性得到充分而残酷无情的展示。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诸海洋帝国们是拿着步枪与装着加农炮的木帆军舰去推进帝国的政治军事殖民扩张的，而今天的德意志帝国、日本帝国们却是操着坦克、轰炸机、战列舰、航空母舰甚至毒气弹、生物武器来推进帝国体系的政治军事殖民扩张的。同样致命的是，当诸老牌帝国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演化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支持实施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文明文化体系与手段技巧时，德意志、日本帝国们实施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控制事业的文明文化理论基础与手段技巧却还处于匈奴、亚述与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时代！德意志、日本帝国在其政治军事殖民扩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冷血、残暴，与及对人性生命的漠视、贱踏与掠夺令发指，所造成的罪行磐竹难书；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衰》一书中就讽刺阿道夫-希特勒企图要在欧洲重新建立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帝国！如此的民族、如此的帝国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的时代绝有不走向彻底的崩溃与毁灭之理？！因此也可以说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是被自己文明文化根基上的落后幼稚与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手段技巧上的愚昧无知所彻底打败的；因为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可是德意志、日本帝国自身的文明文化基础并不足以维持支撑得起这一体系正常与可持续发展地长期运行，因而最终导致到他们帝国体系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角逐过程中从此走向了彻底的崩溃瓦解！
第二部分 陆权战略 （待续）
第二编 陆权战略
第一章 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何虎头蛇尾无果而终
人类历史上诸帝国们无论是推行海权战略还是陆权战略，其实都取决于帝国体系所处的特定自然地理空间环境与及时代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水平。因为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它的存在与运行是有条件要求的、并且注定要受到各种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制约，而科学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海权帝国体系就更是如此了。
为什么明代中国郑和下西洋之壮举最终并没有导致到一个伟大的东方海洋帝国的诞生？！可是为什么达-伽马区区几条远洋巡航探险的小船却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从此导致到近代诸西方海洋殖民与商业帝国们的决第崛起，并至使西方的文明文化与种族在未来的地球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作为一位帝国学战略研究人员，我向来并不对某些孤立单一的历史事件本身多感兴趣，亦更不会费心劳神地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地点进行具体的考证；相反，我向来对导致到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宏观环境与深层根源的追根究底、分析探寻非常重视。一直以来，我都在对比研究实力庞大雄厚的明王朝帝国郑和下西洋之举为何虎头蛇尾、无果而终，而实力、财力相对微不足道的区区葡萄牙却能够随着达-伽马的足迹从此走向建立全球性海洋殖民与商业帝国的深层根源。为什么具有恒久陆地帝国体系经营岁月、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经验异常丰富老练的中原王朝帝国，并不尝试随着郑和庞大舰队的南下从而将帝国的统治控制范围扩张到其足迹所致的整个区域呢（如随后的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原因何在？！我想核心原因还是出在明帝国时期我们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有限落后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经济寻租行为；但是以明帝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得起帝国跨海越洋对遥远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控制事业。
我详细地分析研究过以农耕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热带地区发展进行农业生产所要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收益比率，分析结果却让我非常失望――在铁与铁器农具产量还极为低下的明帝国时期，人们拿什么去对付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的茂密热带丛林？！当然是火了，但是刀耕火种的生产率又几何？！我想想大家只要到海南岛的山区里看一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地区今天还是贫困区呢）。到此，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坦率而言，以明帝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跨海越洋进行殖民统治开拓本来就是没有多少经济油水可捞的事情。当然进行海洋贸易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瓷器与及丝绸之类的产品均是世界上独一的东南；西方人、阿拉伯人维持转手贸易渠道的畅通还来不及呢，根本上就不存在有可能被武力封锁，不得输出的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奢侈品”的贸易流通对帝国体系的海洋扩张并不能形成强烈有效的刺激要求，就如同今天的波音、空客，金三角的毒品根本不必担心产品的出口渠道有可能会被切断的道理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到了明王朝中后朝，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又开始对王朝帝国的安全带来了致命性的威胁，土木堡之战，甚至连明皇帝都落入了瓦剌人之手中――套句英法七年战争中法国魁北克殖民地被围、总督蒙卡尔姆向法国国防部请求紧急缓助所得到的回答“一个人主屋失火不会先去救马厩”――身在中原本土的朱家王朝帝国尚且已经到了生死悠关的极度危险时期，还能指望帝国中央政府再浪费大量银子继续推动进行根本上就是“血本无归、亏本经营”的下西洋之举？！
相反，对于随后推进海洋殖民商业贸易扩张的葡萄牙而言，其本身就是欧洲一个以航海商业贸易为主要经济生存方式的民族，长期以来就一直进行着北海与地中海间的运输与贸易，对于他们而言，长时间持续进行海上航线与贸易对象的探险本来就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要求（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预研”）。也就是说葡萄牙持续进行海上探险活动的功利目标是非常明确与坚定的，而且葡萄牙探险队的规模、人员配置的经济适宜性极为明确――数条船，百来个、至多两三百个船员，决不铺张浪费。反观明帝国时期郑和的下西洋活动，其政治性目的要远远超过经济性目的，其船队、人员规模的配置完全是出于农耕陆权帝国“宣扬国威”的目的要求来进行，损资甚巨、花钱无数，奢侈铺张之极！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葡萄牙帝国所进行海上探险的功利性目标既明确、且非常讲研经济适宜性，因此葡萄牙帝国多则数年、少则每一年都派出船队在辽阔的大西洋上进行持续的探险活动（这种探险行动此后基本上成为近代诸西方海洋帝国们的“标致”，从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延续到荷兰、大英、法兰西，有官方记录的全球海上探险活动五百年来高达上万次，而且越到后期规模越大、频率越高，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成就显著却又经济实惠，而且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一直就随着地理探险的新发现而延伸，并将其建设成为赢利性的商业贸易据点与进行新一轮殖民探险的前进基地（葡萄牙的亚速尔、安哥拉、果阿、索科特拉、澳门、东帝纹之类的殖民据点就一直维持了三四百年之久）……一句话，葡萄牙帝国的海上探险扩张事业进入了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明帝国的海上探险活动则由于缺乏经济赢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亏本经营、流血运行，最终被迫终止就是理所当然了。否则的话“硬撑”下去，就会伤筋动骨、动摇了帝国统治控制体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恐怕不必要再等到满清入关，明王朝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就已经从内部开始发生彻底的崩溃解体了！
第二章 “平台的优越”――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最终胜出的根源
导致到葡萄牙帝国海洋扩张事业得以成功的根源也是导致到其在全球海洋霸权争夺战中最终落败的根源，本土地小人也少的葡萄牙帝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其帝国体系与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这些后起帝国们进行长时间的全球制海权争夺。因为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而言，葡萄牙帝国这个“系统平台”实在太小、大单薄了，随着荷兰、大英、法兰西这些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产力更先进、更具殖民商业扩张活力，而且社会人口也更多的“帝国平台”的出现，葡萄牙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地被取而代之就是无法回避的结局。出于同样的原因，其后西班牙、荷兰两帝国的海洋霸权也相继让位于实力更强的大英与法兰西。至于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战胜法兰西帝国，从此夺取了全球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也同样是“系统平台”竞争的最终结果。
毫无疑问，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期，如果从帝国的综合实力方面来比较，英法两国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但由于法国身处欧洲大陆，其国家安全形势要远比国土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要复杂得多，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同样多得多；因此法国命中注定就要建立一支相当强大的陆军力量来随时应对国家可能面临的来自欧洲大陆上的安全威胁――这是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调节机制”所决定的，因为欧洲大陆确实强国林立，法兰西帝国所面临来自陆上的安全威胁时刻存在，没有强大的陆军作战部队法国根本就无法指望能够在欧洲长久地生存得下来；那么其它的就一切免谈了！如果仅仅是帝国的注意力、军事力量不得不“分心”、分散的原因，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未必会比大英帝国差多少，因为法国的地理面积空间要比英国大、人口也要比同期的英国要多；因此只要适当调节下军费开支的份额，法国在海军力量上未必会与大英帝国形成绝对的差距！
致命的原因在于法兰西帝国决策上的失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一书中就认为法国由于历史上的根源形成了过多界入欧洲事务的传统。那么这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关系到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扩张“成本代价”的高低与及赢利能力的强弱问题了。我在《丛林迷途――关注帝国扩张的成本代价》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在近代、现代史中帝国们推进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军事扩张事业的“成本代价”要远远高于从事海上（专指非洲、大洋洲、美洲这些地区）殖民事业扩张的“成本代价”。根源何在？！皆因亚欧大陆诸民族国家的文明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发展进化程度、先进程度要远远高于非洲、美洲与及大洋洲诸地区的原始部落社会；因此要想成功地征服这些地区所要付出的政治军事“成本代价”可就要高昂得多了！
第二编 陆权战略
第一章 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何虎头蛇尾无果而终
人类历史上诸帝国们无论是推行海权战略还是陆权战略，其实都取决于帝国体系所处的特定自然地理空间环境与及时代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水平。因为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它的存在与运行是有条件要求的、并且注定要受到各种客观不利因素的影响制约，而科学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海权帝国体系就更是如此了。
为什么明代中国郑和下西洋之壮举最终并没有导致到一个伟大的东方海洋帝国的诞生？！可是为什么达-伽马区区几条远洋巡航探险的小船却可以开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从此导致到近代诸西方海洋殖民与商业帝国们的决第崛起，并至使西方的文明文化与种族在未来的地球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地位？！
作为一位帝国学战略研究人员，我向来并不对某些孤立单一的历史事件本身多感兴趣，亦更不会费心劳神地对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地点进行具体的考证；相反，我向来对导致到这些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宏观环境与深层根源的追根究底、分析探寻非常重视。一直以来，我都在对比研究实力庞大雄厚的明王朝帝国郑和下西洋之举为何虎头蛇尾、无果而终，而实力、财力相对微不足道的区区葡萄牙却能够随着达-伽马的足迹从此走向建立全球性海洋殖民与商业帝国的深层根源。为什么具有恒久陆地帝国体系经营岁月、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经验异常丰富老练的中原王朝帝国，并不尝试随着郑和庞大舰队的南下从而将帝国的统治控制范围扩张到其足迹所致的整个区域呢（如随后的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原因何在？！我想核心原因还是出在明帝国时期我们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的有限落后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本质就是一种经济寻租行为；但是以明帝国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产力水平，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得起帝国跨海越洋对遥远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控制事业。
我详细地分析研究过以农耕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热带地区发展进行农业生产所要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收益比率，分析结果却让我非常失望――在铁与铁器农具产量还极为低下的明帝国时期，人们拿什么去对付中南半岛、马来群岛的茂密热带丛林？！当然是火了，但是刀耕火种的生产率又几何？！我想想大家只要到海南岛的山区里看一看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地区今天还是贫困区呢）。到此，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坦率而言，以明帝国时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跨海越洋进行殖民统治开拓本来就是没有多少经济油水可捞的事情。当然进行海洋贸易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瓷器与及丝绸之类的产品均是世界上独一的东南；西方人、阿拉伯人维持转手贸易渠道的畅通还来不及呢，根本上就不存在有可能被武力封锁，不得输出的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奢侈品”的贸易流通对帝国体系的海洋扩张并不能形成强烈有效的刺激要求，就如同今天的波音、空客，金三角的毒品根本不必担心产品的出口渠道有可能会被切断的道理一样。更为重要的是到了明王朝中后朝，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又开始对王朝帝国的安全带来了致命性的威胁，土木堡之战，甚至连明皇帝都落入了瓦剌人之手中――套句英法七年战争中法国魁北克殖民地被围、总督蒙卡尔姆向法国国防部请求紧急缓助所得到的回答“一个人主屋失火不会先去救马厩”――身在中原本土的朱家王朝帝国尚且已经到了生死悠关的极度危险时期，还能指望帝国中央政府再浪费大量银子继续推动进行根本上就是“血本无归、亏本经营”的下西洋之举？！
相反，对于随后推进海洋殖民商业贸易扩张的葡萄牙而言，其本身就是欧洲一个以航海商业贸易为主要经济生存方式的民族，长期以来就一直进行着北海与地中海间的运输与贸易，对于他们而言，长时间持续进行海上航线与贸易对象的探险本来就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要求（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预研”）。也就是说葡萄牙持续进行海上探险活动的功利目标是非常明确与坚定的，而且葡萄牙探险队的规模、人员配置的经济适宜性极为明确――数条船，百来个、至多两三百个船员，决不铺张浪费。反观明帝国时期郑和的下西洋活动，其政治性目的要远远超过经济性目的，其船队、人员规模的配置完全是出于农耕陆权帝国“宣扬国威”的目的要求来进行，损资甚巨、花钱无数，奢侈铺张之极！问题就出在这里，由于葡萄牙帝国所进行海上探险的功利性目标既明确、且非常讲研经济适宜性，因此葡萄牙帝国多则数年、少则每一年都派出船队在辽阔的大西洋上进行持续的探险活动（这种探险行动此后基本上成为近代诸西方海洋帝国们的“标致”，从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延续到荷兰、大英、法兰西，有官方记录的全球海上探险活动五百年来高达上万次，而且越到后期规模越大、频率越高，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为止），成就显著却又经济实惠，而且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一直就随着地理探险的新发现而延伸，并将其建设成为赢利性的商业贸易据点与进行新一轮殖民探险的前进基地（葡萄牙的亚速尔、安哥拉、果阿、索科特拉、澳门、东帝纹之类的殖民据点就一直维持了三四百年之久）……一句话，葡萄牙帝国的海上探险扩张事业进入了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明帝国的海上探险活动则由于缺乏经济赢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亏本经营、流血运行，最终被迫终止就是理所当然了。否则的话“硬撑”下去，就会伤筋动骨、动摇了帝国统治控制体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恐怕不必要再等到满清入关，明王朝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就已经从内部开始发生彻底的崩溃解体了！
第二章 “平台的优越”――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最终胜出的根源
导致到葡萄牙帝国海洋扩张事业得以成功的根源也是导致到其在全球海洋霸权争夺战中最终落败的根源，本土地小人也少的葡萄牙帝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其帝国体系与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这些后起帝国们进行长时间的全球制海权争夺。因为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而言，葡萄牙帝国这个“系统平台”实在太小、大单薄了，随着荷兰、大英、法兰西这些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生产力更先进、更具殖民商业扩张活力，而且社会人口也更多的“帝国平台”的出现，葡萄牙帝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地被取而代之就是无法回避的结局。出于同样的原因，其后西班牙、荷兰两帝国的海洋霸权也相继让位于实力更强的大英与法兰西。至于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够彻底战胜法兰西帝国，从此夺取了全球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也同样是“系统平台”竞争的最终结果。
毫无疑问，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期，如果从帝国的综合实力方面来比较，英法两国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但由于法国身处欧洲大陆，其国家安全形势要远比国土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要复杂得多，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也同样多得多；因此法国命中注定就要建立一支相当强大的陆军力量来随时应对国家可能面临的来自欧洲大陆上的安全威胁――这是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调节机制”所决定的，因为欧洲大陆确实强国林立，法兰西帝国所面临来自陆上的安全威胁时刻存在，没有强大的陆军作战部队法国根本就无法指望能够在欧洲长久地生存得下来；那么其它的就一切免谈了！如果仅仅是帝国的注意力、军事力量不得不“分心”、分散的原因，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未必会比大英帝国差多少，因为法国的地理面积空间要比英国大、人口也要比同期的英国要多；因此只要适当调节下军费开支的份额，法国在海军力量上未必会与大英帝国形成绝对的差距！
致命的原因在于法兰西帝国决策上的失误，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一书中就认为法国由于历史上的根源形成了过多界入欧洲事务的传统。那么这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关系到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扩张“成本代价”的高低与及赢利能力的强弱问题了。我在《丛林迷途――关注帝国扩张的成本代价》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在近代、现代史中帝国们推进欧亚大陆上的政治军事扩张事业的“成本代价”要远远高于从事海上（专指非洲、大洋洲、美洲这些地区）殖民事业扩张的“成本代价”。根源何在？！皆因亚欧大陆诸民族国家的文明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发展进化程度、先进程度要远远高于非洲、美洲与及大洋洲诸地区的原始部落社会；因此要想成功地征服这些地区所要付出的政治军事“成本代价”可就要高昂得多了！
很不幸的是，地处西欧的法兰西帝国真的就选择了以欧洲大陆本土作为进行帝国扩张的核心方向――这个决策甚至一直坚持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崛起，法国从此丧失掉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优势时为止。与此相反，大英帝国就要精明得多了，大英帝国从一开始就明白从事海上扩张的极端重要性；原因无他，皆因非洲、美洲、大洋洲与及亚洲绝大多数地区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均要远远落后于作为现代科学技术发源地、社会经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欧洲大陆；也就是说这些地区民族国家抵抗外来入侵异族势力的能力水平极为低下，套用秦朝司马错的话来说不过是“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详见《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章），反过来说在这些地区推进帝国殖民统治扩张事业的“成本代价”相对于在欧洲大陆而言就要低得多了，甚至可以说是“一本万利、无本净利”。
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大英帝国选择的正确性与远见卓识，我们只要看看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时期在欧洲大陆所发动的历次战争中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代价，到头来最终却得到了些什么――还不是“六出祁来无寸土”，同样一无所有？！不仅如此，法兰西帝国最终战败，拿破仑自己反被流放到大洋洲遥远的圣赫勒岛去了。与此相反，大英帝国一心专著于海外殖民与商业事业的开拓发展，只要欧洲能够保持住“均势平均”就基本放手不管了。因此无论是在非洲、美洲还是在大洋洲、亚洲均频频得手，而且帝国政治军事的扩张、殖民地体系的开拓控制的“成本代价”亦实在低得惊人（恐怕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大英帝国在所有海外战场所损失的作战人员都比不上拿破仑进军莫斯科那一次战争所损失的人员多）――真可谓赚得盘满钵满矣！
当法兰西帝国在英法七年战争中被打败、接着在“拿破仑战争”中又被决定性地打败，随后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崛起，法兰西帝国终于彻底地失去了在全球海洋上与大英帝国进行全面角逐的一切有利政治军事与经济条件基础！相反，大英帝国在这一段时间内则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殖民地体系的扩张开拓，并且大量向诸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从而将帝国的统治控制在文明文化与种族层面上永恒地“定格定局”下来――北美洲、大洋洲与及南非等地区从此均发展成为操英语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全球范围内含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基因血统的人口数量也急剧增长起来……一句话，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发展为地球上占优势的种族（数量上也许有差距，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层面上绝对如此，这种优势甚至一直维持到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英语文明文化发展为地球上最强势的文明文化的基础，都是在这一时期所打下来的。这时的大英帝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身处欧洲的帝国，而是已经逐渐演化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海洋帝国集团――历史影响力之深远恒久，在人类社会漫长文明史岁月中堪称空前！
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大英帝国选择的正确性与远见卓识，我们只要看看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时期在欧洲大陆所发动的历次战争中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代价，到头来最终却得到了些什么――还不是“六出祁来无寸土”，同样一无所有？！不仅如此，法兰西帝国最终战败，拿破仑自己反被流放到大洋洲遥远的圣赫勒岛去了。与此相反，大英帝国一心专著于海外殖民与商业事业的开拓发展，只要欧洲能够保持住“均势平均”就基本放手不管了。因此无论是在非洲、美洲还是在大洋洲、亚洲均频频得手，而且帝国政治军事的扩张、殖民地体系的开拓控制的“成本代价”亦实在低得惊人（恐怕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大英帝国在所有海外战场所损失的作战人员都比不上拿破仑进军莫斯科那一次战争所损失的人员多）――真可谓赚得盘满钵满矣！
当法兰西帝国在英法七年战争中被打败、接着在“拿破仑战争”中又被决定性地打败，随后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崛起，法兰西帝国终于彻底地失去了在全球海洋上与大英帝国进行全面角逐的一切有利政治军事与经济条件基础！相反，大英帝国在这一段时间内则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殖民地体系的扩张开拓，并且大量向诸被征服的地区移民，从而将帝国的统治控制在文明文化与种族层面上永恒地“定格定局”下来――北美洲、大洋洲与及南非等地区从此均发展成为操英语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全球范围内含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基因血统的人口数量也急剧增长起来……一句话，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发展为地球上占优势的种族（数量上也许有差距，但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层面上绝对如此，这种优势甚至一直维持到今天、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英语文明文化发展为地球上最强势的文明文化的基础，都是在这一时期所打下来的。这时的大英帝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身处欧洲的帝国，而是已经逐渐演化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海洋帝国集团――历史影响力之深远恒久，在人类社会漫长文明史岁月中堪称空前！
第三章 详解德意志、日本与及苏联帝国挑战美英海洋帝国全球海洋霸权失败的根源。
但是，帝国间实力的发展增长是不平衡的，随着德意志帝国统一的完成，挟持其人口的众多、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工业生产实力的雄厚，德意志也迅速走上了推进殖民地体系扩张与发展全球性商业贸易的帝国道路。问题是这时为止，地球上可以进行殖民统治控制的地区差不都被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与及沙皇俄国们瓜分完毕了，由其是那些物产富饶、油水丰厚的地区均早已通通落入全球海洋的霸主――大英帝国之手中了；而作为后起的帝国，德意志只不过在非洲、大洋洲与及亚洲“分到”一些残渣冷饭而已（相对而言），与大英帝国几乎占据全球陆地面积空间五分之一的庞大帝国体系相比，数量上简值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大英、法兰西帝国为核心的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早已经形成瓜分全球殖民的“不成文游戏规则”：那就是本着本先到者先得、再配以“适当”的弱肉强食法则（说白了就是大国得多、小国分少，但“到场者”人人有份）――凡是来自西方的帝国，只要“到场”都可以在殖民地的瓜分过程中分到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一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列强们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事实上以大英、法兰西帝国们实力的强劲雄厚，他们完全可以将葡萄牙、比利时之类的小国们从瓜分非洲大陆的“饭桌”上彻底地轰出去。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葡萄牙、比利时之类的小帝国都在非洲的瓜分过程中获得了相当的面积份额。不仅如此，只使是对于先前与大英帝国有仇，并有过剧烈战争冲突的西班牙、荷兰，战败后他们遍布全球的众多殖民地也绝大多数维持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从事进行全球性商业贸易的权利也没有被彻底剥夺……
明白这一切的深层作用意义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到此为止大英、法兰西两帝国显然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诸海洋帝国们事实上的当然“领袖”了（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就相当于春秋时期齐、晋两国相对于华夏列国的地位）；在英、法两强的带领下，西方诸海洋帝国们无论新老还是大小，或多或少都能够分享到从事进行全球殖民与商业贸易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好处。也就是说作为全球海洋的霸主，大英帝国已经逐渐与葡萄牙（殖民地孟买，就是作为葡萄牙公主的嫁妆带到英国的）、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与及法兰西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相互间紧密联系的“一体化共生体系”（典型的例子还有著名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成立）！
而在这一“平台体系”的有效保障下，加之社会经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制度终于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并且立即显示了其勃勃的生机与适用能力――无论是在诸西方海洋帝国的欧洲本土母国之间，还是在他们与其殖民地之间，甚至是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贸易的往来、生产的整合、商业的流通都爆炸性地发展并繁荣起来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之间经济上的横向整合与一体化共生关系，开启了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全球贸易与商业流通“平台体系”，为西方诸殖民与商业贸易帝国们带来了滚滚的经济利润。甚至连丹麦、瑞典等远离殖民统治控制事业第一线的北欧国家，都拜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推进从事全球殖民统治控制事业所摧生缔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之福，在非洲、印度与及东方的中国大发其财（详细过程请分析研究丹麦“大北公司”的经营发展史，而著名的汇丰银行成立之初也有丹麦资本的加入）！
与此相反，作为后起新兴帝国的德意志由于急剧地推进其全球殖民与商业贸易事业的扩张，与大英、法兰西、荷兰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的全球战略利益产生剧烈的冲突与矛盾，而其咄咄逼人的海外野心与行动，对所有老牌海洋帝国们的切身“既得利益”均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德意志帝国是作为一个西方全球殖民统治控制与商业贸易体系“既成游戏规则”的破坏者的形象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因此，随着德意志帝国与大英、法兰西等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在争夺全球制海权、殖民地统治控制权方面的冲突矛盾愈发尖锐，战争的阴云在欧洲大陆迅速积聚笼罩时，所有的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甚至包括新兴的美国），出于自身海外战略利益的考虑都不约如同地站到了大英、法兰西帝国这一边而对抗着势单力薄的德意志帝国！如此，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战斗力与指挥艺术都要高于、强于其对手，奈何大英、法兰西与及苏俄就是拥有丰厚得多的各种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相对于德国而言），而且还拥有源源不断的来自海外诸殖民地的物资甚至作战人员的支援。与此相反，由于地理位置的不佳与战略纵深的有限，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水面舰只战时都被英国海军无情地封锁压制于本土，与海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也均被彻底断绝！最终好汉难敌四手、蚁多困死象，德意志帝国就这样在与众多的对手所进行的“群斗”过程中被活活地拖死、拖跨――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
至于东方的日本帝国，也同德意志帝国差不多。在初期打着脱亚入欧的幌子倒也着实大赚了一笔，在西方列强们的容忍下并吞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又见风驶舵乘机夺取了德国在亚洲、太平洋上的所有殖民地。如果就此而止，也许到今天上述诸地区均演化为操日语世界的一部分也许是未定之天！自然日本人在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的世界地位也就不可同日而言了。只可惜日本利令智昏，太过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不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更直接向美英帝国集团开刀！事实上只使单单在中国战场，面对国民党漫长的阵地战、共产党广阔无垠的游击战，日本已经逐渐显露出战线过长、兵员不足的致命缺憾了。可是日本人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东袭夏威夷珍珠港、西击英属孟加拉与斯里兰卡，北侵美国阿留申群岛、南炸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全方位扩张出击自然就全方位树敌、全方位作战！以日本帝国本土区区7300余万的人口数量、程度有限的工业化规模水平，如何对抗得了“整个世界（至少是三分之二个世界）”？！加之其统治控制手段经验极度野蛮、残暴、无知又幼稚，被占领地区形形式式的抵抗活动风起云涌――维持帝国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成本代价”急剧暴涨，帝国体系内外交困、处处奔命、血流不止、伤迹累累！到了二战未期，由于油舱、货船被大量击沉（马来西亚波罗洲有的就是石油，但是日本帝国此时就是已经无法将其运回本土来进行炼制了），以至日本不得不炼松根油（即用松树的木头来提炼柴油、汽油）来支撑前线作战――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帝国真正的悲衰！
可悲的是只使到了今天，石原慎太朗之流还不知道（或者不敢正视）导致到日本帝国走向彻底失败的深层根源。他们还以为他们的日本帝国、他们的大和文明文化体系有多么的了不起、有多么的“伟大”与世界领先；根本无视了人类社会迅猛发展的全球一体化现实与趋势，还在鼓吹什么日本人种优越论、顽固排外，让参与缔造人类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机遇一次次白白浪费流逝掉！时移势迁、今时今天，日本人手上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改变得了人类历史运转方向的资本了，从人口、文明文化再到政治军事与经济，乃至方方面面，日本曾经的优势都在迅速地消逝！不要以为还有TOYOTA、SONY、HONDA日本就可以改变得了地球的运转方向，帝国学是一个真正系统工程，今天的日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均已经彻底地丧失了重建其帝国体系的内外环境与条件；因为今天日本周边国家的实力与二战之前相比均发生了“质变”，日本如果企图再次推动其帝国体系对周边地区进行政治军事上的大规模扩张，其“成本代价”就是日本帝国将准备在三十分钟内从地球上彻底地消失吧！
因此，日本帝国争夺全球海洋霸权之所以彻底失败的核心根源，说到底还是出在其帝国“系统平台”力量的单薄与基础的薄弱问题上，而且日本更缺乏对庞大的帝国体系进行成功的“整合与一体化”的能力技巧（相反，华夏中国与美英帝国集团这方面的能力水平就要高得多、杰出得多了）。因此尽管日本帝国在战争过程中凶猛异常、不入人伦，但这并不能使日本帝国豺狼般单薄的躯体迅速“突变”发展成为拥有猛虎雄狮那般庞大的身躯与力量，从而成为“百兽之王”足以处于全球政治军事食链的顶端！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日本肤浅、无知、幼稚与野蛮兽性的文明文化基因注定了日本无法发展进化出政治军事影响力足以恒久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体系来！一句话，日本帝国失败的核心根源还是“系统平台”的失败。
说到苏联，则就简单多了。22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空间尚嫌不足，还要西控东欧、东制蒙古、南侵阿富汗――“要在温暖的印度洋上洗期靴子，永远不再脱下夏装”！可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帝国并不能从这一切努力中获得什么实际上的经济利益好处，毕竟苏联帝国自身并不缺乏多少自然矿产资源，而且这些地区的自然气候环境条件也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就是说苏联在这些地区推进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扩张，实质上是在“亏本经营”。
同样道理，出于意识形态与争霸方面的考虑，苏联帝国对朝鲜、越南、古巴、安哥拉与及中东诸多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除了中东诸产油国以外，苏联帝国不惜血本进行军事援助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属于经济上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根本就无力支付得走购买这武器所需要的资金费用；因此苏联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也就白白地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金与经济资源。相反，苏联的对手美利坚帝国的盟友们绝大多数就要有钱得多了，因此美国尽管也同样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至少都能收回生产研制这些武器装备的工本费，根本就不存在亏本的问题。
至于苏联帝国同样不惜血本进行的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那就实在是多余之举了。苏联帝国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本来就极度缺乏从外部世界获得经济利润的能力，以“黑、大、呆、粗”为标致的苏联产品如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得过西方国家的产品？！苏联帝国更没有美英帝国集团那么多商业利益遍及全球的庞大跨国公司体系，也同样没有遍布全球的侨民体系需要苏联帝国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来进行保护。因此苏联帝国庞大海军舰队的建立在本质上与当年中国郑和下西洋舰队的建立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奢侈”与注定要亏本经营的浪费行为。与此相反，美英帝国集团由于拥有遍及全球的庞大跨国公司、商业利益与及殖民地体系，因此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的存在就是理所当然的问题，而且众多的跨国公司每年从海外市场所赚取的利润都不知有几千个亿美元。也就是说美英帝国集团庞大的军费支出就可以从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弥补抵消，至少“亏本浪费”的规模程度要比苏联帝国的要小得多！
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将能够很好地理解苏联帝国最终为何走向彻底崩溃解体的核心根源。坦率而言，与西方所进行的冷战与军备竞赛的确“挤占挪用”了苏联帝国大量的经济资源与社会生产力，导致到其国内民生工程的投入屡屡受到了人为的忽视，最终远远落后于人们生活发展的需求。在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们还要为买到区区的一些食品与日用品不得不在商店门口没完没了进行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这样的生活方式难道就足以证明得了苏联体体制的先进性？！
苏联时代的领导人没法解释得清楚，苏联帝国崩溃解体之后新成立的俄罗斯的领导人还是无法解释得清楚，否则的话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早应富如西方世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么根源何在？！我认为问题就是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毫无疑问，苏联帝国的科学技术（由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并非不先进，但是僵化、极度缺乏从外部世界获得经济利润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及死板、漠视对人性关怀的政治体制却阻碍了科学技术向实际生产力转变，向人民大众所急需的食品与生活用品的生产所转变――人们急需用于填肚子的面包没有，可是吃不了的导弹核武器、坦克却造了一大堆！
但是，帝国间实力的发展增长是不平衡的，随着德意志帝国统一的完成，挟持其人口的众多、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工业生产实力的雄厚，德意志也迅速走上了推进殖民地体系扩张与发展全球性商业贸易的帝国道路。问题是这时为止，地球上可以进行殖民统治控制的地区差不都被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与及沙皇俄国们瓜分完毕了，由其是那些物产富饶、油水丰厚的地区均早已通通落入全球海洋的霸主――大英帝国之手中了；而作为后起的帝国，德意志只不过在非洲、大洋洲与及亚洲“分到”一些残渣冷饭而已（相对而言），与大英帝国几乎占据全球陆地面积空间五分之一的庞大帝国体系相比，数量上简值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其时以大英、法兰西帝国为核心的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早已经形成瓜分全球殖民的“不成文游戏规则”：那就是本着本先到者先得、再配以“适当”的弱肉强食法则（说白了就是大国得多、小国分少，但“到场者”人人有份）――凡是来自西方的帝国，只要“到场”都可以在殖民地的瓜分过程中分到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一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列强们对非洲大陆的瓜分，事实上以大英、法兰西帝国们实力的强劲雄厚，他们完全可以将葡萄牙、比利时之类的小国们从瓜分非洲大陆的“饭桌”上彻底地轰出去。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葡萄牙、比利时之类的小帝国都在非洲的瓜分过程中获得了相当的面积份额。不仅如此，只使是对于先前与大英帝国有仇，并有过剧烈战争冲突的西班牙、荷兰，战败后他们遍布全球的众多殖民地也绝大多数维持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从事进行全球性商业贸易的权利也没有被彻底剥夺……
明白这一切的深层作用意义实在太重要了，因为到此为止大英、法兰西两帝国显然逐渐发展成为西方诸海洋帝国们事实上的当然“领袖”了（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就相当于春秋时期齐、晋两国相对于华夏列国的地位）；在英、法两强的带领下，西方诸海洋帝国们无论新老还是大小，或多或少都能够分享到从事进行全球殖民与商业贸易所带来的种种利益好处。也就是说作为全球海洋的霸主，大英帝国已经逐渐与葡萄牙（殖民地孟买，就是作为葡萄牙公主的嫁妆带到英国的）、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与及法兰西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相互间紧密联系的“一体化共生体系”（典型的例子还有著名的英荷壳牌石油公司的成立）！
而在这一“平台体系”的有效保障下，加之社会经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全新的经济制度终于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并且立即显示了其勃勃的生机与适用能力――无论是在诸西方海洋帝国的欧洲本土母国之间，还是在他们与其殖民地之间，甚至是殖民地与殖民地之间，贸易的往来、生产的整合、商业的流通都爆炸性地发展并繁荣起来了！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之间经济上的横向整合与一体化共生关系，开启了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全球贸易与商业流通“平台体系”，为西方诸殖民与商业贸易帝国们带来了滚滚的经济利润。甚至连丹麦、瑞典等远离殖民统治控制事业第一线的北欧国家，都拜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推进从事全球殖民统治控制事业所摧生缔造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之福，在非洲、印度与及东方的中国大发其财（详细过程请分析研究丹麦“大北公司”的经营发展史，而著名的汇丰银行成立之初也有丹麦资本的加入）！
与此相反，作为后起新兴帝国的德意志由于急剧地推进其全球殖民与商业贸易事业的扩张，与大英、法兰西、荷兰诸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的全球战略利益产生剧烈的冲突与矛盾，而其咄咄逼人的海外野心与行动，对所有老牌海洋帝国们的切身“既得利益”均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也就是说德意志帝国是作为一个西方全球殖民统治控制与商业贸易体系“既成游戏规则”的破坏者的形象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因此，随着德意志帝国与大英、法兰西等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在争夺全球制海权、殖民地统治控制权方面的冲突矛盾愈发尖锐，战争的阴云在欧洲大陆迅速积聚笼罩时，所有的西方老牌海洋帝国们（甚至包括新兴的美国），出于自身海外战略利益的考虑都不约如同地站到了大英、法兰西帝国这一边而对抗着势单力薄的德意志帝国！如此，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战斗力与指挥艺术都要高于、强于其对手，奈何大英、法兰西与及苏俄就是拥有丰厚得多的各种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相对于德国而言），而且还拥有源源不断的来自海外诸殖民地的物资甚至作战人员的支援。与此相反，由于地理位置的不佳与战略纵深的有限，德意志帝国的海军水面舰只战时都被英国海军无情地封锁压制于本土，与海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也均被彻底断绝！最终好汉难敌四手、蚁多困死象，德意志帝国就这样在与众多的对手所进行的“群斗”过程中被活活地拖死、拖跨――两次世界大战均是如此！
至于东方的日本帝国，也同德意志帝国差不多。在初期打着脱亚入欧的幌子倒也着实大赚了一笔，在西方列强们的容忍下并吞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又见风驶舵乘机夺取了德国在亚洲、太平洋上的所有殖民地。如果就此而止，也许到今天上述诸地区均演化为操日语世界的一部分也许是未定之天！自然日本人在全球一体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的世界地位也就不可同日而言了。只可惜日本利令智昏，太过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不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更直接向美英帝国集团开刀！事实上只使单单在中国战场，面对国民党漫长的阵地战、共产党广阔无垠的游击战，日本已经逐渐显露出战线过长、兵员不足的致命缺憾了。可是日本人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东袭夏威夷珍珠港、西击英属孟加拉与斯里兰卡，北侵美国阿留申群岛、南炸澳大利亚达尔文港。全方位扩张出击自然就全方位树敌、全方位作战！以日本帝国本土区区7300余万的人口数量、程度有限的工业化规模水平，如何对抗得了“整个世界（至少是三分之二个世界）”？！加之其统治控制手段经验极度野蛮、残暴、无知又幼稚，被占领地区形形式式的抵抗活动风起云涌――维持帝国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成本代价”急剧暴涨，帝国体系内外交困、处处奔命、血流不止、伤迹累累！到了二战未期，由于油舱、货船被大量击沉（马来西亚波罗洲有的就是石油，但是日本帝国此时就是已经无法将其运回本土来进行炼制了），以至日本不得不炼松根油（即用松树的木头来提炼柴油、汽油）来支撑前线作战――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帝国真正的悲衰！
可悲的是只使到了今天，石原慎太朗之流还不知道（或者不敢正视）导致到日本帝国走向彻底失败的深层根源。他们还以为他们的日本帝国、他们的大和文明文化体系有多么的了不起、有多么的“伟大”与世界领先；根本无视了人类社会迅猛发展的全球一体化现实与趋势，还在鼓吹什么日本人种优越论、顽固排外，让参与缔造人类社会一体化进程的机遇一次次白白浪费流逝掉！时移势迁、今时今天，日本人手上已经没有多少能够改变得了人类历史运转方向的资本了，从人口、文明文化再到政治军事与经济，乃至方方面面，日本曾经的优势都在迅速地消逝！不要以为还有TOYOTA、SONY、HONDA日本就可以改变得了地球的运转方向，帝国学是一个真正系统工程，今天的日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均已经彻底地丧失了重建其帝国体系的内外环境与条件；因为今天日本周边国家的实力与二战之前相比均发生了“质变”，日本如果企图再次推动其帝国体系对周边地区进行政治军事上的大规模扩张，其“成本代价”就是日本帝国将准备在三十分钟内从地球上彻底地消失吧！
因此，日本帝国争夺全球海洋霸权之所以彻底失败的核心根源，说到底还是出在其帝国“系统平台”力量的单薄与基础的薄弱问题上，而且日本更缺乏对庞大的帝国体系进行成功的“整合与一体化”的能力技巧（相反，华夏中国与美英帝国集团这方面的能力水平就要高得多、杰出得多了）。因此尽管日本帝国在战争过程中凶猛异常、不入人伦，但这并不能使日本帝国豺狼般单薄的躯体迅速“突变”发展成为拥有猛虎雄狮那般庞大的身躯与力量，从而成为“百兽之王”足以处于全球政治军事食链的顶端！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日本肤浅、无知、幼稚与野蛮兽性的文明文化基因注定了日本无法发展进化出政治军事影响力足以恒久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体系来！一句话，日本帝国失败的核心根源还是“系统平台”的失败。
说到苏联，则就简单多了。22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空间尚嫌不足，还要西控东欧、东制蒙古、南侵阿富汗――“要在温暖的印度洋上洗期靴子，永远不再脱下夏装”！可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帝国并不能从这一切努力中获得什么实际上的经济利益好处，毕竟苏联帝国自身并不缺乏多少自然矿产资源，而且这些地区的自然气候环境条件也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就是说苏联在这些地区推进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扩张，实质上是在“亏本经营”。
同样道理，出于意识形态与争霸方面的考虑，苏联帝国对朝鲜、越南、古巴、安哥拉与及中东诸多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是除了中东诸产油国以外，苏联帝国不惜血本进行军事援助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属于经济上相当贫穷落后的国家，根本就无力支付得走购买这武器所需要的资金费用；因此苏联帝国在这一过程中也就白白地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资金与经济资源。相反，苏联的对手美利坚帝国的盟友们绝大多数就要有钱得多了，因此美国尽管也同样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至少都能收回生产研制这些武器装备的工本费，根本就不存在亏本的问题。
至于苏联帝国同样不惜血本进行的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那就实在是多余之举了。苏联帝国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本来就极度缺乏从外部世界获得经济利润的能力，以“黑、大、呆、粗”为标致的苏联产品如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得过西方国家的产品？！苏联帝国更没有美英帝国集团那么多商业利益遍及全球的庞大跨国公司体系，也同样没有遍布全球的侨民体系需要苏联帝国必须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来进行保护。因此苏联帝国庞大海军舰队的建立在本质上与当年中国郑和下西洋舰队的建立是一样的，都是一种“奢侈”与注定要亏本经营的浪费行为。与此相反，美英帝国集团由于拥有遍及全球的庞大跨国公司、商业利益与及殖民地体系，因此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的存在就是理所当然的问题，而且众多的跨国公司每年从海外市场所赚取的利润都不知有几千个亿美元。也就是说美英帝国集团庞大的军费支出就可以从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弥补抵消，至少“亏本浪费”的规模程度要比苏联帝国的要小得多！
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将能够很好地理解苏联帝国最终为何走向彻底崩溃解体的核心根源。坦率而言，与西方所进行的冷战与军备竞赛的确“挤占挪用”了苏联帝国大量的经济资源与社会生产力，导致到其国内民生工程的投入屡屡受到了人为的忽视，最终远远落后于人们生活发展的需求。在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们还要为买到区区的一些食品与日用品不得不在商店门口没完没了进行长时间的排队等候，这样的生活方式难道就足以证明得了苏联体体制的先进性？！
苏联时代的领导人没法解释得清楚，苏联帝国崩溃解体之后新成立的俄罗斯的领导人还是无法解释得清楚，否则的话今天的俄罗斯社会早应富如西方世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么根源何在？！我认为问题就是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毫无疑问，苏联帝国的科学技术（由其是军事科学技术）并非不先进，但是僵化、极度缺乏从外部世界获得经济利润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及死板、漠视对人性关怀的政治体制却阻碍了科学技术向实际生产力转变，向人民大众所急需的食品与生活用品的生产所转变――人们急需用于填肚子的面包没有，可是吃不了的导弹核武器、坦克却造了一大堆！
但是为什么苏联帝国的决策阶层必须要制造那么多无用的武器（进行国防事业的投资建设本身并没有错，但决不能盲目与无限制地大规模扩充军备，“够用”就行了。做得过多、规模做得过大，边制效益就会迅速递减，甚至会进入“亏本经营、流血运行”的境地，如此反而真正危急了国家的安全）、并维持那么庞大的军队，却丝毫不关心低层百姓生活质量的改进呢？！此乃是苏联的权贵阶层出于向外界“宣示”苏联帝国依然“强大”，从而“证明”苏联体制的“优越性”；进而指望以此来麻痹苏联底层的老百姓，认为他们依然是苏联“英明伟大的领导人”；从而得以长期霸占住国家拥有种种特权待遇的各级党政高位（苏联帝国各级领导人所拥有的种种特权远非今天的中国人所能想象，在莫斯科甚至某些公路都划出“特供领导人专用的车道”，其它人只使平时也一概不能行驶，真可谓比皇帝还要无法无天矣）――享受苏联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存在”所能够带来的种种利益！到此，苏联帝国各级普遍“特权化、贵族化”的党政领导阶层就脱化为苏联帝国“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苏联帝国广大的底层老百姓们则沦落为苏联帝国“存在”的受害阶层了。
可是大国就有大国生存的法则、帝国运行就有帝国的潜规律。本来努力做大蛋糕、积极缩小帝国“存在”所带来的利益的分配差异、全力推进帝国社会内部的整合一体化共生关系就是维持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恒久长存的核心关键；可是在苏联帝国的晚期，随着各级党政机构普通的特权化、贵族化，苏联帝国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迅速尖锐激化起来了。一方面广大老百姓为了一日三餐不得不在各式各样的商店门前日晒雨淋、没完没了没希望地排着长龙（“蛋糕”人为地做得太小与太少了）；而苏联帝国的各级权贵人物则按行政等级的高低，优哉悠地出入各级“特供商店”，假日则到全国各地“特供”的、风景秀丽的度假别墅区游玩过日；除此之外，国家所余下来的经济资源就一股脑儿地投入到无谓、纯属浪费的庞大军备竞赛中去，却听任广大老百姓们挣扎于温饱之中而无动于忡……长此以往，苏联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绝有不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之理？！如果苏联帝国后期的领导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这问题严重危害性，努力削除苏联各级党政机构的特权，积极均衡帝国内部利益分配上的不均，再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开放社会，那么苏联帝国实现中国式转变并非不无可能！只可惜当年上台的是叶利钦之流人物，根本就弄不清苏联帝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些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别洛韦日森林大笔一挥就立即宣判了苏联帝国的“死刑”。可悲的是这样做依旧没能解决苏联体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只不过苏联帝国时期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特权、权贵人物现在摇身一变，变为各种各样“新式”的政治经济寡头而已！
因此，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根源看似相当复杂，但本质依然是“系统平台”竞争失败的问题。事实上从帝国学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具的优势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所无法比拟的，详情请见本人《再探苏联崩瓦解的根源――浅析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蔽端与缺陷》一文。
第四章 陆权战略――中国低成本崛起的最优化战略决择
作为后起的新兴帝国，德、日、苏（俄）三国力图打破美英帝国集团对全球海洋霸权垄断独占的努力最终最彻底失败了，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上面所提及的无疑都是最为关键的。日、德两国资源有限，对海外的依赖极大，尽管他们曾经努力争夺过，但奈何美英帝国集团的实力更为强大、雄厚与持续恒久！原因就在于美英集团经营海外事业历史悠久，先人一步深入控制了资源丰富的北美洲、大洋洲、印度与及非洲、中东大部分地区，并且牢牢地撑控了全球海洋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意义的群岛、海峡要津（如直布罗陀、新加坡、马尔他、南非与福克兰群岛等）；在从事海外殖民统治控制事业方面，远在德、日、苏三个后起帝国开始实施海权战略扩张之前就已经在全球各个角落复制克隆出一大批讲英语的社会群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极为成功出色地包融了法兰西、荷兰与及葡萄牙、西班牙之类传统海洋帝国们的海外利益，并与他们在经济上逐渐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面对美英海洋帝国集团如此雄厚的军事实力基础、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与传统海洋帝国联盟支撑体系，德意志、日本帝国又如何能战胜之？！也难怪希特勒当年曾愤怒地骂丘吉尔――“你们都可以躲到美洲去”！至于苏联帝国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的对抗，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其彻底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因为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所拥有的经济优势与及“经济体制平台”优势根本就是苏联帝国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也可说美苏冷战美国的最终胜利其实就是美国“体系平台”的胜利！
很明显，对于今天的华夏中国而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同样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进行全球性主导控制权的争夺；由其是在海洋上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决无可能长久地控制得了印度洋、太平洋，更不要说是大西洋、北冰洋了；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竞争对手不仅仅是美英集团，他们的背后还有整个西方白种人世界，还有日本、新加坡与印度这样的死党盟友呢（美英帝国集团的结盟吸引力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毕竟美英集团是一个比我们中国更强大、更有钱的主）！如果我们连至关重要的海洋运输通道都无法彻底撑握控制得了，那么我们就更无希望跨海越洋恒久地占有控制得了整个非洲、大洋洲甚至中东诸地区了！
坦率而言，与美英集团的“帝国系统平台”相比较，我们的“系统平台”根本就没有任何整体上的优势可言，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科技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与他们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帝国体系作为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我们无所作为敌人对手们就会迅速地将其政治军事统治控制体系扩张至我们的家门口，一旦他们在这些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战略价值意义的地区安顿、扎下根来时，我们日后恐怕就将不得不多付出十倍、百倍甚至上千掊的成本代价才有可能将其所带来的严重安全威胁彻底地清除得掉。这一笔账我们可必须认认真真地计算一下啊――甲午战争深远、惨痛的影响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当然，由于我们“系统平台”实力的有限与基础的单薄，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展开全球性的竞争，由其是成本代价极其高昂的全球海权战略体系的竞争。因此，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我们华夏集团绝有坐视不管之理？！我们无法控制得了遥远的海洋（因此注定不能有效地保碍我们海上贸易运输的恒久安全），但我们却绝对有能力在周边的蒙古、中南半岛、中亚与及朝鲜诸地区保持得了恒久的相对优势控制能力。毕竟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相对于美英帝国集团绝对的地理、人口与及经济政治优势。既然无望建立得了一个全球性的海权华夏文明文化体系，那么建立一个局部性的陆权华夏文明文化体系在这个地球上恐怕就没人能够阻止得了我们。只使是当今地球上实力最为雄厚的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他们也注定拿不出大量的人口移居到中亚、蒙古与及中南半岛这些贫穷、遥远与荒凉的地区来与我们长时间进行地区一体化主导控制权的争夺！
因此，我国对外交往的重心必须逐渐转移回到我们中国周边的中南半岛、中亚与及蒙古、朝鲜等地区来；毕竟只使日后不得不与美英帝国集团发生严重军事冲突，一切海上贸易往来均被彻底封锁切断，在这些地区我们还至少可以指望找得到松树头！那么如何来加强我国在周边地区的存在呢？！首要的条件当然就是必须尽快修通好我国直达各边疆地区的战略性公路、铁路网络了；由于我国拥有长达180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线，美国根本就没有彻底地封锁切断得了我国与邻国保持陆上交通贸易往来的军事能力。因此一旦日后我国的海上运输线被彻底切断，我们还有陆上运输线可以借重矣。但是这一切工作却必须尽快提前做好，否则的话临时抱佛脚可就被得多了；再说路通财通，修通好陆上边陲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还可以帮助这些僻远荒凉的地区成功地实现脱贫致富呢！其次是必须及早对诸周边地区进行战略卡位、营造合适我国进行战略性长远投资的社会政治与文明文化环境（至少什么做，方法多种多样，我就不必多言了）。第三就是必须积极推进我国与周边地区进行文明文化与种族方面的整合一体化进程。坦率而言，相对于诸周边地区我国的经济、文明文化优势是明白无误的，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远远没有利用好这一切有利资源；由其是我国愈来愈严重的社会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必须多多从这方面进行长远的策划与综合考虑！
重视周边地区的开拓并非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全面放弃在非洲、中东等地区有利可图事业的进行，但必须内外有别。由于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得全球制海权，那么我们就不应在遥远、跨海越洋的地区进行大规模、长时间才能见的战略投资了，因此一旦重大冲突战争的到来，就算我们在非洲南美开出了金山银山我们也没法冲破得了重重海上封锁线将其运回国内进行加工利用。相反，如果是在我国邻近的周边地区，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顾虑了，我们所投入的每一分钱我们都有能力确保这一分钱最终均为我们所用。但如果是在非洲、中东、大洋洲与及南美洲，这些国家就会完全有可能屈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与及经济引诱，从而我国断交、进而将我们投资的矿藏工厂收归国有或者恶意贱卖――我们又能如之奈何？！我们的海军舰队能够开得到非洲、大洋洲与南美洲去为我国“讨回公道”吗？！
因此，尽管缔造建立华夏区域性陆权战略体系还存在很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已经没有选择拖延的余地了；如果我国还不抓住今天相对和平的有利时机及早进行战略布局与深入行动，使之能及早建成、并发挥应有的作用的话；一旦我们与美利坚帝国的战略冲突矛盾迅速激化起来，我们必将处处受制于人，甚至会重渡德意志、日本被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活活困死、拖死的复辙。因此，不得不明之、慎之矣！
可是大国就有大国生存的法则、帝国运行就有帝国的潜规律。本来努力做大蛋糕、积极缩小帝国“存在”所带来的利益的分配差异、全力推进帝国社会内部的整合一体化共生关系就是维持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恒久长存的核心关键；可是在苏联帝国的晚期，随着各级党政机构普通的特权化、贵族化，苏联帝国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迅速尖锐激化起来了。一方面广大老百姓为了一日三餐不得不在各式各样的商店门前日晒雨淋、没完没了没希望地排着长龙（“蛋糕”人为地做得太小与太少了）；而苏联帝国的各级权贵人物则按行政等级的高低，优哉悠地出入各级“特供商店”，假日则到全国各地“特供”的、风景秀丽的度假别墅区游玩过日；除此之外，国家所余下来的经济资源就一股脑儿地投入到无谓、纯属浪费的庞大军备竞赛中去，却听任广大老百姓们挣扎于温饱之中而无动于忡……长此以往，苏联帝国的统治控制体系绝有不摇摇欲坠、危机四伏之理？！如果苏联帝国后期的领导人能够充分认识到这问题严重危害性，努力削除苏联各级党政机构的特权，积极均衡帝国内部利益分配上的不均，再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开放社会，那么苏联帝国实现中国式转变并非不无可能！只可惜当年上台的是叶利钦之流人物，根本就弄不清苏联帝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些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别洛韦日森林大笔一挥就立即宣判了苏联帝国的“死刑”。可悲的是这样做依旧没能解决苏联体制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只不过苏联帝国时期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特权、权贵人物现在摇身一变，变为各种各样“新式”的政治经济寡头而已！
因此，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根源看似相当复杂，但本质依然是“系统平台”竞争失败的问题。事实上从帝国学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具的优势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所无法比拟的，详情请见本人《再探苏联崩瓦解的根源――浅析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蔽端与缺陷》一文。
第四章 陆权战略――中国低成本崛起的最优化战略决择
作为后起的新兴帝国，德、日、苏（俄）三国力图打破美英帝国集团对全球海洋霸权垄断独占的努力最终最彻底失败了，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上面所提及的无疑都是最为关键的。日、德两国资源有限，对海外的依赖极大，尽管他们曾经努力争夺过，但奈何美英帝国集团的实力更为强大、雄厚与持续恒久！原因就在于美英集团经营海外事业历史悠久，先人一步深入控制了资源丰富的北美洲、大洋洲、印度与及非洲、中东大部分地区，并且牢牢地撑控了全球海洋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意义的群岛、海峡要津（如直布罗陀、新加坡、马尔他、南非与福克兰群岛等）；在从事海外殖民统治控制事业方面，远在德、日、苏三个后起帝国开始实施海权战略扩张之前就已经在全球各个角落复制克隆出一大批讲英语的社会群落！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极为成功出色地包融了法兰西、荷兰与及葡萄牙、西班牙之类传统海洋帝国们的海外利益，并与他们在经济上逐渐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
因此，面对美英海洋帝国集团如此雄厚的军事实力基础、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与传统海洋帝国联盟支撑体系，德意志、日本帝国又如何能战胜之？！也难怪希特勒当年曾愤怒地骂丘吉尔――“你们都可以躲到美洲去”！至于苏联帝国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的对抗，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其彻底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因为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所拥有的经济优势与及“经济体制平台”优势根本就是苏联帝国所望尘莫及的；因此也可说美苏冷战美国的最终胜利其实就是美国“体系平台”的胜利！
很明显，对于今天的华夏中国而言，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同样没有足够的实力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进行全球性主导控制权的争夺；由其是在海洋上我们无论如何努力也决无可能长久地控制得了印度洋、太平洋，更不要说是大西洋、北冰洋了；因为我们所要面对竞争对手不仅仅是美英集团，他们的背后还有整个西方白种人世界，还有日本、新加坡与印度这样的死党盟友呢（美英帝国集团的结盟吸引力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毕竟美英集团是一个比我们中国更强大、更有钱的主）！如果我们连至关重要的海洋运输通道都无法彻底撑握控制得了，那么我们就更无希望跨海越洋恒久地占有控制得了整个非洲、大洋洲甚至中东诸地区了！
坦率而言，与美英集团的“帝国系统平台”相比较，我们的“系统平台”根本就没有任何整体上的优势可言，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科技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与他们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帝国体系作为一个真正的系统工程，我们无所作为敌人对手们就会迅速地将其政治军事统治控制体系扩张至我们的家门口，一旦他们在这些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决定性战略价值意义的地区安顿、扎下根来时，我们日后恐怕就将不得不多付出十倍、百倍甚至上千掊的成本代价才有可能将其所带来的严重安全威胁彻底地清除得掉。这一笔账我们可必须认认真真地计算一下啊――甲午战争深远、惨痛的影响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彻底清醒过来？！当然，由于我们“系统平台”实力的有限与基础的单薄，我们的确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展开全球性的竞争，由其是成本代价极其高昂的全球海权战略体系的竞争。因此，我们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我们华夏集团绝有坐视不管之理？！我们无法控制得了遥远的海洋（因此注定不能有效地保碍我们海上贸易运输的恒久安全），但我们却绝对有能力在周边的蒙古、中南半岛、中亚与及朝鲜诸地区保持得了恒久的相对优势控制能力。毕竟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相对于美英帝国集团绝对的地理、人口与及经济政治优势。既然无望建立得了一个全球性的海权华夏文明文化体系，那么建立一个局部性的陆权华夏文明文化体系在这个地球上恐怕就没人能够阻止得了我们。只使是当今地球上实力最为雄厚的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他们也注定拿不出大量的人口移居到中亚、蒙古与及中南半岛这些贫穷、遥远与荒凉的地区来与我们长时间进行地区一体化主导控制权的争夺！
因此，我国对外交往的重心必须逐渐转移回到我们中国周边的中南半岛、中亚与及蒙古、朝鲜等地区来；毕竟只使日后不得不与美英帝国集团发生严重军事冲突，一切海上贸易往来均被彻底封锁切断，在这些地区我们还至少可以指望找得到松树头！那么如何来加强我国在周边地区的存在呢？！首要的条件当然就是必须尽快修通好我国直达各边疆地区的战略性公路、铁路网络了；由于我国拥有长达18000多公里的陆上边界线，美国根本就没有彻底地封锁切断得了我国与邻国保持陆上交通贸易往来的军事能力。因此一旦日后我国的海上运输线被彻底切断，我们还有陆上运输线可以借重矣。但是这一切工作却必须尽快提前做好，否则的话临时抱佛脚可就被得多了；再说路通财通，修通好陆上边陲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还可以帮助这些僻远荒凉的地区成功地实现脱贫致富呢！其次是必须及早对诸周边地区进行战略卡位、营造合适我国进行战略性长远投资的社会政治与文明文化环境（至少什么做，方法多种多样，我就不必多言了）。第三就是必须积极推进我国与周边地区进行文明文化与种族方面的整合一体化进程。坦率而言，相对于诸周边地区我国的经济、文明文化优势是明白无误的，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远远没有利用好这一切有利资源；由其是我国愈来愈严重的社会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必须多多从这方面进行长远的策划与综合考虑！
重视周边地区的开拓并非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全面放弃在非洲、中东等地区有利可图事业的进行，但必须内外有别。由于我们根本无法控制得全球制海权，那么我们就不应在遥远、跨海越洋的地区进行大规模、长时间才能见的战略投资了，因此一旦重大冲突战争的到来，就算我们在非洲南美开出了金山银山我们也没法冲破得了重重海上封锁线将其运回国内进行加工利用。相反，如果是在我国邻近的周边地区，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顾虑了，我们所投入的每一分钱我们都有能力确保这一分钱最终均为我们所用。但如果是在非洲、中东、大洋洲与及南美洲，这些国家就会完全有可能屈从美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与及经济引诱，从而我国断交、进而将我们投资的矿藏工厂收归国有或者恶意贱卖――我们又能如之奈何？！我们的海军舰队能够开得到非洲、大洋洲与南美洲去为我国“讨回公道”吗？！
因此，尽管缔造建立华夏区域性陆权战略体系还存在很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已经没有选择拖延的余地了；如果我国还不抓住今天相对和平的有利时机及早进行战略布局与深入行动，使之能及早建成、并发挥应有的作用的话；一旦我们与美利坚帝国的战略冲突矛盾迅速激化起来，我们必将处处受制于人，甚至会重渡德意志、日本被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活活困死、拖死的复辙。因此，不得不明之、慎之矣！
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的分析研究，一些新颖、独特的观点与思维方式早已经在脑海中形成。我发觉如果用这些观点与思维方式来从事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分析研究，最终所揭示的历史运行秘密对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具有相当独特的参考价值意义；因此尽管本人的写作技巧不佳，但是我今天还是决心将这些东西整理一下、并以书面的形式写出来。当然其中的种种不足就万望各位读者多多见谅了！
由于帝国学是一门以“功能”为核心展开进行分析研究的学科，因此本人在从事进行中国历史的分析研究时也是采用以“功能”为核心而展开探讨研究，并试图以“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进化调节机制”为框架将我的观点与视角统一集中起来。
从事中国历史的分析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核心现象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均拥有的辽阔地理空间与及所统治控制的众多人口数量――这是切入进行中国历史运行规律研究的基础与客观现实。
从功能学派的角度而言，既然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均拥有辽阔的地理空间（甚至是“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帝国中央政府所统治控制的陆地面积空间往往高达上千万平方公里）与为数众多的人口（相对于其它的几大古文明中心而言）；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诸王朝帝国要想成功地对“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实行恒久的统治控制，首先就必须要进化完善出一套“可行的”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理论思想与“可操作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在中国这就是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毫无疑问，从漫长历史岁月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东方华夏文明这一套以儒家思想与及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相结合的统治控制模式的确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因为相对于其它的古文明文化中心而言，东方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历经两千多年漫长岁月而从不间断于历史的古文明！因此，任何肆意攻击、抹杀中国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历史作用的企图都是无谓的；毕竟存在的就是正确的！
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是如何来适应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所从事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首先就要从地理空间的辽阔与分散所带来的行政统治控制困难着手进行分析。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从汉中、黄河流域去东北、长江流域、青海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与及岭南等地区在交通与经济负担方面当然已经不是大问题；但是在古代，要到达这些地区可就艰难得多了，往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来回一趟，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食宿费！只使是近至北宋时期，以当年的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欧阳修从北宋京师封开到达长江流域的宜宾上任时，也不得不在路途上奔波了一百多天，而在古代中国社会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明白这些事实非常重要，人们总是指责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始终进化不出民主政体，可是以这种程度的交通水平、经济生产力水平，你能够指望那些“议员”、“民主人土”能按规定的时间内从西域、东北、云贵、蒙古、岭南等遥远的地区按时赶往京师进行得了“国民大会”、共商国事？！而且又由于路途遥远、耗时堪久，谁来为这些“议员”、“民主人土”们提供经济与安全保障？！再说以那时人们日常的活动范围、见识水平与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最终所选择出来的“议员”、“民主人土”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全局眼光与社会诉求代表性？！而又有多少“议员”、“民主人土”是真正来自底层百姓社会阶层？！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决策”的反应速度，中国古代史长时间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现实威胁，如果帝国的决策机制为“民主政体”，恐怕还未等到帝国的“议员、民主人土”们齐集京师商议决策，匈奴、突厥、瓦剌们的骑兵早就在边疆地区攻掠一趟、满载而归了……
很显然，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民主政体根本就无法完满地回答得了这一切客观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只使是欧洲本土的希腊、罗马，当帝国最终实现大面积的陆地与海上地理扩张之后，他们的民主政体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毕竟以当年的经济交通、信息传递水平，真正的民主决策政体所能够维持正常存在的地理空间极限就是小小的城邦国家，一旦超出了这一极限，现实的交通水平与及信息传递水平就已经无法确保民主决策政体的正常运行了；而地区间人员往来的不便、信息传播反馈速度的缓慢也早已经使民主政体所带来的种种优势好处流失殆尽与“变味”！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后期会走向演化成王朝统治控制政体的核心根源！
如果说民主政体受制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古代交通水平的落后而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进化与成熟完善的话，那么王朝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显然能够相当成功地弥补民主政体的诸多缺撼与不足；毕竟王朝帝国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均可以在皇帝与大臣们会面的上朝时间内直接作出，根本就不存在人数不足而导致无法进行决断的问题！而帝国地域空间的辽阔所带来统治控制上的难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王朝政体都是同样必须面对的，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而言，强调奉献、忠诚的儒家思想要比强调权利、公平的民主（或者民本思想）思想更有利于帝国调集更多的经济与人力资源来维持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大修万里长城、汉帝国调集六十多万士卒去经营西域与及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想想下，如果在民主政体之下相对于全国总人口当时才不过四五千万的汉帝国，你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得了要调动征集全国六十多万人口（而且基本都是精壮年人口）去遥远、荒凉、寒酷的西域地区从事民屯军垦事业的“法案命令”；同样道理，隋朝时代大运河的修建工程也不可能得到开工建设――比着你，你会相信用手、用锄头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凿出一条几千公里长的大运河来吗？！而且你还身处汉中、四川平原，你根本上就无法享受得到大运河开掘所带来的种种通商经济好处便利呢！因此作为议员你会容许这样有损你的利益、你所在地区客观利益的法案通过吗？！
但是对于同时期与及日后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些决策与工程的成功实行对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却是显然易见的。没有汉帝国对西域不计成本的苦心经营，我们恐怕就没有可能取得彻底打败匈奴的胜利；没有隋王朝大运河的开掘，自北宋中国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恐怕汉族就再也无法在东北、甚至河北山东诸地区继续维持占人口总份额大多数的可能，因为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得了那么多的人口了，而大运河修通之后，南方的精食可以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从而使汉族、汉文化最终在这些地区保持住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虽然不是全部的理由，但大运河功不可没）。
以上这些事例尽管利在千秋，可是这一切均是通过“剥削、强迫”当时人们的利益、劳动与幸福追求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如果在民主政体之下这一切决没有发生的任何可能！因为民主政体下人们的决策思维方式根本就无法容忍这种事件的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事实上早在纳粹德国挑起全面战争之前，英国的丘吉尔等人就已经意识到英德大战最终爆发的不可回避性，可是在民主政体下生活的绝大多数英国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直至慕尼黑协议签订、大战爆发前一刻都无法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与追求，甚至还天真地认为纳粹德国不会对西方国家下手转而去进攻苏联，从而转嫁回避掉有可能降落到自己头上的战争灾难――民主政体面对重大危机灾难（注意是“重大”）时决策上的患得患失、妥协、懦弱与投机的本性由此一曝无遗！而面对这一切只是伟大如丘吉尔者也丝毫无能为力，因为英国人根本就不给其成功上台执政的任何机会，也就只能坐等被动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也是如此，面对日本帝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态势也是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国内孤立主义的盛行无以加复，坐视日本帝国在中国大陆频频得手而无动于衷，最终也同样自食苦果！
民主政体难以适应古代中国诸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不仅仅表现在其决策过程的冗长复杂，还存在如何维持帝国体系统一方面的重大问题。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社会，地区间缺乏必要的、持久的经济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因此古代中国诸王朝帝国均是以权力（或者说“强力”）、文明文化的认同为核心来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的，这与今天美国、欧共体等以经济利益的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为核心来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完整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发挥维持现代国家内部的统一与整合一体化的原理过程，请参考本人的《详解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蔽端与缺憾》等评论）！
由于帝国的统一与存在在民间层面上没有太多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因此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就唯有依靠军事政治上的强力来支撑了。想想下，如果是民主政体，事事都要经过投票、选举与全民公决，秦王朝、汉帝国们还能够将其的统治控制延伸到西域、岭南与东北地区诸地区吗？！毕竟对于上述地区的头人、首领与贵族等地区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安安稳稳地做着自己的“土皇帝、家天下”当然要比成为中原王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郡的太守、一个州的州长要好得多、自由得多了；由其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如果那时存在着今天所谓的“民主思想”横流的现象，云贵、青藏诸地区的土司政权们在“全民公决”过程中必定百分之一百投票选择“独立建国”。一旦如此，大明帝国、大清王朝必将立即就“国将不国”矣！
但帝国中央集权行政体系也并非可以安枕无忧、包治百病。由于帝国统治的地理空间是如此辽阔、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又如此众多，朝庭中枢之下必定要划分成多个管理地理面积空间都等同、甚至比周边诸国家还要大得多的一级行政区域（如今天的省级行政单位）。可是面对这些人口、财力、地理面积空间均相当巨大的帝国省一级行政单位，如何才能够使这些地区的行政军事长官们保持对帝国中央政府的恒久忠诚就立即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使是皇室同姓分封的地方诸候，最终起来反叛王朝中央政府的都屡不鲜见（如西汉、西晋与及明王朝时期就发生了地区分封的同姓王起来反对帝国中央政府、甚至取而代之的事件），更何况其它异姓手握实权的地区行政长官？！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岁月里，帝国中央政府如何确保对省一级行政单位与及其长官的绝对控制一直就是一个重大问题，而且直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彻底理顺。明白这一现象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汉帝国与及后来诸王朝帝国为什么要选择儒家学说来作为论证、维护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合理性、合法性思想理论的根源极有帮助；因为儒家思想在保持地区长官与臣民们对王朝中央政府的忠诚、维持帝国的统一与完整方面实在太实用、太完美了！相反，其它的诸子百家思想无论是法家、道家在维持论证王朝中央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上均存在重大的、无法回避的种种缺憾！如秦王朝在贯彻法家思想治国方面够严厉与彻底吧，可是却不过二世而亡；至于道家思想与及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均由于太过“无为”与消极避世，也始终无法获得帝国统治集团的完全认可与支持，想想下凭着念经、打坐你“打得过”、驱逐得了那些征服就意味着对生命的掠夺的北方南下游牧民族吗？！而维持自身生存与子孙的延续可是生命存在的第一要务――你佛教思想宣扬“戒杀生、禁欲主义”，连蚁子也不该打、断子绝孙，要你何用？！
与之相反，儒家思想讲求忠诚、奉献、仁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要比法家、佛教思想现实“入世”与积极进取得多了。对于王朝中央政府而言，那些指望能够成为在地区一级行政单位中任职的手执重权的封疆大吏与及镇守在帝国遥远边疆地区的军事长官们，只有在信奉、精通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受到提拔重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科举考试会最终沦落到只考四书五经之类儒家经典著作内容的核心根源！
由于帝国学是一门以“功能”为核心展开进行分析研究的学科，因此本人在从事进行中国历史的分析研究时也是采用以“功能”为核心而展开探讨研究，并试图以“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进化调节机制”为框架将我的观点与视角统一集中起来。
从事中国历史的分析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核心现象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均拥有的辽阔地理空间与及所统治控制的众多人口数量――这是切入进行中国历史运行规律研究的基础与客观现实。
从功能学派的角度而言，既然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均拥有辽阔的地理空间（甚至是“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帝国中央政府所统治控制的陆地面积空间往往高达上千万平方公里）与为数众多的人口（相对于其它的几大古文明中心而言）；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诸王朝帝国要想成功地对“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实行恒久的统治控制，首先就必须要进化完善出一套“可行的”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理论思想与“可操作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在中国这就是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毫无疑问，从漫长历史岁月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东方华夏文明这一套以儒家思想与及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相结合的统治控制模式的确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因为相对于其它的古文明文化中心而言，东方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历经两千多年漫长岁月而从不间断于历史的古文明！因此，任何肆意攻击、抹杀中国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历史作用的企图都是无谓的；毕竟存在的就是正确的！
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是如何来适应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所从事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首先就要从地理空间的辽阔与分散所带来的行政统治控制困难着手进行分析。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从汉中、黄河流域去东北、长江流域、青海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与及岭南等地区在交通与经济负担方面当然已经不是大问题；但是在古代，要到达这些地区可就艰难得多了，往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来回一趟，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食宿费！只使是近至北宋时期，以当年的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欧阳修从北宋京师封开到达长江流域的宜宾上任时，也不得不在路途上奔波了一百多天，而在古代中国社会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明白这些事实非常重要，人们总是指责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始终进化不出民主政体，可是以这种程度的交通水平、经济生产力水平，你能够指望那些“议员”、“民主人土”能按规定的时间内从西域、东北、云贵、蒙古、岭南等遥远的地区按时赶往京师进行得了“国民大会”、共商国事？！而且又由于路途遥远、耗时堪久，谁来为这些“议员”、“民主人土”们提供经济与安全保障？！再说以那时人们日常的活动范围、见识水平与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最终所选择出来的“议员”、“民主人土”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全局眼光与社会诉求代表性？！而又有多少“议员”、“民主人土”是真正来自底层百姓社会阶层？！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决策”的反应速度，中国古代史长时间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现实威胁，如果帝国的决策机制为“民主政体”，恐怕还未等到帝国的“议员、民主人土”们齐集京师商议决策，匈奴、突厥、瓦剌们的骑兵早就在边疆地区攻掠一趟、满载而归了……
很显然，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民主政体根本就无法完满地回答得了这一切客观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只使是欧洲本土的希腊、罗马，当帝国最终实现大面积的陆地与海上地理扩张之后，他们的民主政体也随之而名存实亡了！毕竟以当年的经济交通、信息传递水平，真正的民主决策政体所能够维持正常存在的地理空间极限就是小小的城邦国家，一旦超出了这一极限，现实的交通水平与及信息传递水平就已经无法确保民主决策政体的正常运行了；而地区间人员往来的不便、信息传播反馈速度的缓慢也早已经使民主政体所带来的种种优势好处流失殆尽与“变味”！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后期会走向演化成王朝统治控制政体的核心根源！
如果说民主政体受制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古代交通水平的落后而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进化与成熟完善的话，那么王朝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显然能够相当成功地弥补民主政体的诸多缺撼与不足；毕竟王朝帝国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均可以在皇帝与大臣们会面的上朝时间内直接作出，根本就不存在人数不足而导致无法进行决断的问题！而帝国地域空间的辽阔所带来统治控制上的难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王朝政体都是同样必须面对的，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而言，强调奉献、忠诚的儒家思想要比强调权利、公平的民主（或者民本思想）思想更有利于帝国调集更多的经济与人力资源来维持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大修万里长城、汉帝国调集六十多万士卒去经营西域与及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想想下，如果在民主政体之下相对于全国总人口当时才不过四五千万的汉帝国，你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得了要调动征集全国六十多万人口（而且基本都是精壮年人口）去遥远、荒凉、寒酷的西域地区从事民屯军垦事业的“法案命令”；同样道理，隋朝时代大运河的修建工程也不可能得到开工建设――比着你，你会相信用手、用锄头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凿出一条几千公里长的大运河来吗？！而且你还身处汉中、四川平原，你根本上就无法享受得到大运河开掘所带来的种种通商经济好处便利呢！因此作为议员你会容许这样有损你的利益、你所在地区客观利益的法案通过吗？！
但是对于同时期与及日后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些决策与工程的成功实行对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却是显然易见的。没有汉帝国对西域不计成本的苦心经营，我们恐怕就没有可能取得彻底打败匈奴的胜利；没有隋王朝大运河的开掘，自北宋中国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恐怕汉族就再也无法在东北、甚至河北山东诸地区继续维持占人口总份额大多数的可能，因为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得了那么多的人口了，而大运河修通之后，南方的精食可以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从而使汉族、汉文化最终在这些地区保持住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虽然不是全部的理由，但大运河功不可没）。
以上这些事例尽管利在千秋，可是这一切均是通过“剥削、强迫”当时人们的利益、劳动与幸福追求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如果在民主政体之下这一切决没有发生的任何可能！因为民主政体下人们的决策思维方式根本就无法容忍这种事件的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事实上早在纳粹德国挑起全面战争之前，英国的丘吉尔等人就已经意识到英德大战最终爆发的不可回避性，可是在民主政体下生活的绝大多数英国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直至慕尼黑协议签订、大战爆发前一刻都无法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与追求，甚至还天真地认为纳粹德国不会对西方国家下手转而去进攻苏联，从而转嫁回避掉有可能降落到自己头上的战争灾难――民主政体面对重大危机灾难（注意是“重大”）时决策上的患得患失、妥协、懦弱与投机的本性由此一曝无遗！而面对这一切只是伟大如丘吉尔者也丝毫无能为力，因为英国人根本就不给其成功上台执政的任何机会，也就只能坐等被动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也是如此，面对日本帝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态势也是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国内孤立主义的盛行无以加复，坐视日本帝国在中国大陆频频得手而无动于衷，最终也同样自食苦果！
民主政体难以适应古代中国诸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不仅仅表现在其决策过程的冗长复杂，还存在如何维持帝国体系统一方面的重大问题。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社会，地区间缺乏必要的、持久的经济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因此古代中国诸王朝帝国均是以权力（或者说“强力”）、文明文化的认同为核心来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的，这与今天美国、欧共体等以经济利益的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为核心来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完整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发挥维持现代国家内部的统一与整合一体化的原理过程，请参考本人的《详解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蔽端与缺憾》等评论）！
由于帝国的统一与存在在民间层面上没有太多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因此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就唯有依靠军事政治上的强力来支撑了。想想下，如果是民主政体，事事都要经过投票、选举与全民公决，秦王朝、汉帝国们还能够将其的统治控制延伸到西域、岭南与东北地区诸地区吗？！毕竟对于上述地区的头人、首领与贵族等地区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宁为鸡头不为牛后――安安稳稳地做着自己的“土皇帝、家天下”当然要比成为中原王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一个郡的太守、一个州的州长要好得多、自由得多了；由其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如果那时存在着今天所谓的“民主思想”横流的现象，云贵、青藏诸地区的土司政权们在“全民公决”过程中必定百分之一百投票选择“独立建国”。一旦如此，大明帝国、大清王朝必将立即就“国将不国”矣！
但帝国中央集权行政体系也并非可以安枕无忧、包治百病。由于帝国统治的地理空间是如此辽阔、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又如此众多，朝庭中枢之下必定要划分成多个管理地理面积空间都等同、甚至比周边诸国家还要大得多的一级行政区域（如今天的省级行政单位）。可是面对这些人口、财力、地理面积空间均相当巨大的帝国省一级行政单位，如何才能够使这些地区的行政军事长官们保持对帝国中央政府的恒久忠诚就立即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只使是皇室同姓分封的地方诸候，最终起来反叛王朝中央政府的都屡不鲜见（如西汉、西晋与及明王朝时期就发生了地区分封的同姓王起来反对帝国中央政府、甚至取而代之的事件），更何况其它异姓手握实权的地区行政长官？！事实上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岁月里，帝国中央政府如何确保对省一级行政单位与及其长官的绝对控制一直就是一个重大问题，而且直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彻底理顺。明白这一现象对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汉帝国与及后来诸王朝帝国为什么要选择儒家学说来作为论证、维护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合理性、合法性思想理论的根源极有帮助；因为儒家思想在保持地区长官与臣民们对王朝中央政府的忠诚、维持帝国的统一与完整方面实在太实用、太完美了！相反，其它的诸子百家思想无论是法家、道家在维持论证王朝中央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上均存在重大的、无法回避的种种缺憾！如秦王朝在贯彻法家思想治国方面够严厉与彻底吧，可是却不过二世而亡；至于道家思想与及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均由于太过“无为”与消极避世，也始终无法获得帝国统治集团的完全认可与支持，想想下凭着念经、打坐你“打得过”、驱逐得了那些征服就意味着对生命的掠夺的北方南下游牧民族吗？！而维持自身生存与子孙的延续可是生命存在的第一要务――你佛教思想宣扬“戒杀生、禁欲主义”，连蚁子也不该打、断子绝孙，要你何用？！
与之相反，儒家思想讲求忠诚、奉献、仁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要比法家、佛教思想现实“入世”与积极进取得多了。对于王朝中央政府而言，那些指望能够成为在地区一级行政单位中任职的手执重权的封疆大吏与及镇守在帝国遥远边疆地区的军事长官们，只有在信奉、精通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受到提拔重用――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科举考试会最终沦落到只考四书五经之类儒家经典著作内容的核心根源！
也许人们会认为在民主政体下一样还能够保持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对于拥有今天的交通设施、信息传播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工业国家而言也许如此；但是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经济生产手段的古代社会就万万不能如此指望了！原因无他，皆因民主思想是建立于“利益的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如果是民主政体，一挨某一地区人们觉得再停留在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内部将有损其自身利益时必将立即就会发起“独立公投”，而帝国中央政府又受制于民主思想的阻碍却对此一破坏帝国统一与完整的行为无法采取强制性军事行动；一旦如此，帝国的崩溃瓦解就近在眼前矣！更为恐怕的在于“独立公投”法则的无限适用性，既然理论上省一级地区行政单位可以利用“公投”的方法来达到实现地区独立的目的，那么省级以下的州级、县级、乃至乡级、村级单位都可以采用这一“独立公投”的手段方式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旦如此，王朝帝国绝不立即就四分五裂、天下大乱了？！
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得以成功实现的核心根源又是什么呢？！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成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横行与急剧扩展；对于英荷壳牌石油、花旗集团、埃克森-美孚、通用汽车、微软、波音、IBM等巨头而言，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美国本土四分五裂的；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在美国本土的生产、销售与研发体系就将会随着美国本土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立即崩溃瓦解矣，那么众多股东的财富、企业员工的退休金乃至工作机会就将要立即化为泡影！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度成熟的国家里很少存在公开叫嚣要闹地区独立的事情，而且只使闹也找不到多少起哄认同者；搞不好的话，那些叫嚣要闹地区“独立公投”的出头者将会被那些大资本家们叫人不声不响地“清除掉”，根本就不必要中央政府动手――坦率而言，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的一种重要“自适应调节机制”！
但是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核心经济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则不同，由于地区间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横向联系，只要有人为了地区独立或者某些个人目的打出“减税、均贫富”的口号，必定就能够立即召集到一大群追随者的起哄响应，如果此时实行“独立公投”，可以肯定将会百分之一百地获得通过！同样道理，对于那些手执重权、重兵的王朝帝国封疆大吏、镇边军事长官而言，如果是民主政体，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也会乐于策划煸动地区的分裂活动从而达到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目的；毕竟谁不想坐一回皇位，享受一下三宫六院、欢称万岁的滋味啊！而且打着公民自决的幌子当挡箭牌，也使得帝国中央政府备受束缚制约，无法进行武力讨伐征剿――否则的话你就是反民主、贱踏人权的！
也许人们会说民主政体是以法治为政体保障核心的，并不是你想称王称霸就可以永坐江山的。这就涉及到民主政体执法的“成本代价”问题了。与现代以火器（手枪、步枪、火炮等）为装备核心的政府暴力执法机构不同，对于以冷兵器为武器装备核心的农耕文明社会而言，由于制造、大规模生产武器的门槛极低，只使是任何一个乡村的打铁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大量的刀、枪（红缨枪而不是火器的机关枪）、剑与弓箭的铁箭头来；因此在农耕文明时代王朝帝国暴力执法机构与反叛、反政府与及地方割据势力（或者说是起义军）作战时所具有的装备优势是相当不明显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欧封建时代，面对那些坐守城堡、拥有大量骑士亲兵、割据一方的地区贵族，西欧诸王国政府就常常莫奈其何――武器装备、后勤供应都彼此彼此，你王室政府又能奈我其何？！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在现代热兵器时代，制造武器装备的门槛可就要高得多了，没有相当的科学技术、工业水准与自然资源基础，你能够制造得出精良的步枪、手榴弹乃至飞机大炮等武器来吗？！这一切有利条件的获得帝国中央政府显然要比地区割据势力、反叛势力要容易得多了――与地区割据势力、反叛势力相比，毕竟他们拥有多得多的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交往的经验与机会，而且所拥有的各种自然、社会资源也要充沛得多。也就是说帝国中央政府所拥有的“规模优势、系统优势”是地区割据分裂势力所无法比拟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朝中央政府就可以自由进口西洋的现代枪炮等武器装备，甚至还可以从西方国家直接进口进行武器生产的工业设施，搞出了“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等军事工业机构来；可是对于起义一方的太平天国而言，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从外国大量进口先进的洋枪洋炮等武器装备！而挟持着武器装备先进的优势，清王朝中央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所要付出的“成本价值”就要比冷兵器时代要少得多了！否则的话历史的发展进程很难预料。
也许人们会反问，既然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的差距如此之小、如此之不明显，暴力执法的“成本代价”如此之高昂，这是不论民主政体还是王朝“家天下”政体都要同样面对的，因此这并不能用来证明民主政体不合适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社会问题。坦率而言，问题就恰恰好出在这里――民主理念与儒家思想的绝然不同所导致到的帝国中央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的难易程度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
我在前面就已经讲过，民主思想讲求权利与公平、而儒家思想则讲求奉献与忠诚；因此对于帝国中央政府而言，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庞大帝国当然要比一个处处讲求民主思想的地理空间广阔无垠的农耕文明社会要好统治控制得多了！否则的话今天东北闹“独立公投”，明天云贵闹与中央分权，后天青藏地区又因地区选举作蔽而发生武装冲突……而以冷兵器为装备核心的暴力执法机构在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方面所要付出的“成本价值”又是如此之巨大……恐怕没几天民主政体中央政府就将要被各式各样、蜂涌而来的政治混乱与武装冲突搞得疲于奔命、拖跨累死了！但如果是信奉儒家思想的社会则绝然不同，因为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反叛、闹地区独立、分裂割据可是大逆不道的，是必须要受到强烈批判遣责的；因此也无怪呼现代某些学者将儒家思想称之为“愚民思想”、“奴性思想”或“洗脑思想”，这也是不无道理！但好处也是极为明显的，由于儒家思想的这种理念斥求，因此只使社会极度不公与黑暗，但儒家思想并不是鼓动你起来反叛、闹地区独立重新来建立更为公平与和谐的社会，而是企图通过“说教”让统治集团实行“仁政”来缓解社会矛盾……很显然，这种思想在暴力执法“成本代价”极为高昂的冷兵器时代（镇压一次农民起义的代价有多大？！我们仅仅从黄巾起义后西汉社会人口的锐减中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是与统治集团的口味想法、彻身利益是高度敏合的；而且也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中央政府长时间地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从而使得华夏文明文化得以不间断地延续繁衍至今天！否则的话，尽管实行了民主政体，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恐怕早就不知被诸北方南下游牧民族彻底灭亡了多少次了！
那么现代民主政体得以成功实现的核心根源又是什么呢？！关键就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成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横行与急剧扩展；对于英荷壳牌石油、花旗集团、埃克森-美孚、通用汽车、微软、波音、IBM等巨头而言，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美国本土四分五裂的；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在美国本土的生产、销售与研发体系就将会随着美国本土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立即崩溃瓦解矣，那么众多股东的财富、企业员工的退休金乃至工作机会就将要立即化为泡影！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度成熟的国家里很少存在公开叫嚣要闹地区独立的事情，而且只使闹也找不到多少起哄认同者；搞不好的话，那些叫嚣要闹地区“独立公投”的出头者将会被那些大资本家们叫人不声不响地“清除掉”，根本就不必要中央政府动手――坦率而言，这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的一种重要“自适应调节机制”！
但是在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为核心经济生产方式的古代中国则不同，由于地区间缺乏足够的经济利益横向联系，只要有人为了地区独立或者某些个人目的打出“减税、均贫富”的口号，必定就能够立即召集到一大群追随者的起哄响应，如果此时实行“独立公投”，可以肯定将会百分之一百地获得通过！同样道理，对于那些手执重权、重兵的王朝帝国封疆大吏、镇边军事长官而言，如果是民主政体，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也会乐于策划煸动地区的分裂活动从而达到割据一方、称王称霸的目的；毕竟谁不想坐一回皇位，享受一下三宫六院、欢称万岁的滋味啊！而且打着公民自决的幌子当挡箭牌，也使得帝国中央政府备受束缚制约，无法进行武力讨伐征剿――否则的话你就是反民主、贱踏人权的！
也许人们会说民主政体是以法治为政体保障核心的，并不是你想称王称霸就可以永坐江山的。这就涉及到民主政体执法的“成本代价”问题了。与现代以火器（手枪、步枪、火炮等）为装备核心的政府暴力执法机构不同，对于以冷兵器为武器装备核心的农耕文明社会而言，由于制造、大规模生产武器的门槛极低，只使是任何一个乡村的打铁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大量的刀、枪（红缨枪而不是火器的机关枪）、剑与弓箭的铁箭头来；因此在农耕文明时代王朝帝国暴力执法机构与反叛、反政府与及地方割据势力（或者说是起义军）作战时所具有的装备优势是相当不明显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欧封建时代，面对那些坐守城堡、拥有大量骑士亲兵、割据一方的地区贵族，西欧诸王国政府就常常莫奈其何――武器装备、后勤供应都彼此彼此，你王室政府又能奈我其何？！在冷兵器时代攻城所要付出的沉重代价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在现代热兵器时代，制造武器装备的门槛可就要高得多了，没有相当的科学技术、工业水准与自然资源基础，你能够制造得出精良的步枪、手榴弹乃至飞机大炮等武器来吗？！这一切有利条件的获得帝国中央政府显然要比地区割据势力、反叛势力要容易得多了――与地区割据势力、反叛势力相比，毕竟他们拥有多得多的与外部世界进行接触交往的经验与机会，而且所拥有的各种自然、社会资源也要充沛得多。也就是说帝国中央政府所拥有的“规模优势、系统优势”是地区割据分裂势力所无法比拟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太平天国时期清朝中央政府就可以自由进口西洋的现代枪炮等武器装备，甚至还可以从西方国家直接进口进行武器生产的工业设施，搞出了“江南制造局”、“汉阳铁厂”等军事工业机构来；可是对于起义一方的太平天国而言，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从外国大量进口先进的洋枪洋炮等武器装备！而挟持着武器装备先进的优势，清王朝中央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所要付出的“成本价值”就要比冷兵器时代要少得多了！否则的话历史的发展进程很难预料。
也许人们会反问，既然冷兵器时代武器装备的差距如此之小、如此之不明显，暴力执法的“成本代价”如此之高昂，这是不论民主政体还是王朝“家天下”政体都要同样面对的，因此这并不能用来证明民主政体不合适农耕文明时代的中国社会问题。坦率而言，问题就恰恰好出在这里――民主理念与儒家思想的绝然不同所导致到的帝国中央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的难易程度实际上有着天壤之别！
我在前面就已经讲过，民主思想讲求权利与公平、而儒家思想则讲求奉献与忠诚；因此对于帝国中央政府而言，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庞大帝国当然要比一个处处讲求民主思想的地理空间广阔无垠的农耕文明社会要好统治控制得多了！否则的话今天东北闹“独立公投”，明天云贵闹与中央分权，后天青藏地区又因地区选举作蔽而发生武装冲突……而以冷兵器为装备核心的暴力执法机构在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方面所要付出的“成本价值”又是如此之巨大……恐怕没几天民主政体中央政府就将要被各式各样、蜂涌而来的政治混乱与武装冲突搞得疲于奔命、拖跨累死了！但如果是信奉儒家思想的社会则绝然不同，因为在儒家思想体系里反叛、闹地区独立、分裂割据可是大逆不道的，是必须要受到强烈批判遣责的；因此也无怪呼现代某些学者将儒家思想称之为“愚民思想”、“奴性思想”或“洗脑思想”，这也是不无道理！但好处也是极为明显的，由于儒家思想的这种理念斥求，因此只使社会极度不公与黑暗，但儒家思想并不是鼓动你起来反叛、闹地区独立重新来建立更为公平与和谐的社会，而是企图通过“说教”让统治集团实行“仁政”来缓解社会矛盾……很显然，这种思想在暴力执法“成本代价”极为高昂的冷兵器时代（镇压一次农民起义的代价有多大？！我们仅仅从黄巾起义后西汉社会人口的锐减中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是与统治集团的口味想法、彻身利益是高度敏合的；而且也的确有助于维持帝国中央政府长时间地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从而使得华夏文明文化得以不间断地延续繁衍至今天！否则的话，尽管实行了民主政体，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恐怕早就不知被诸北方南下游牧民族彻底灭亡了多少次了！
因此，正是由于民主政体存在着如此众多让人无法容忍的巨大缺憾与漏洞，也就注定了其在漫长的古代历史岁月中，根本就无法在东方中国的土地上得到提出、进化与完善的任何环境机会了！
如果说民主政体在冷兵器时代因为不利于王朝中央政府长时间地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因此在中国得不到成功发展演化的历史条件，那么以儒家思想与及中央集权相结合的这一套行政统治控制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难尽人意；这就表现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始终走不王朝帝国治乱兴衰交替循环的死胡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到这一现象的发生呢？！又到底是什么原因注定了中国历史上武装起义频繁、烽烟不断的命运呢？！
坦率而言，仅仅死抱追究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固有蔽端缺憾而无视其它农耕文明时代客观环境因素上的种种不足是无法还原历史本来的真面目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耕文明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手段的局限性。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由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与及手机、互联网的横行与爆炸性发展，一个人只使十年八年足不出户也完全可以对天下大事的发展变化了如指掌！但是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落后，只使是帝国朝庭中枢在很多时候也无法第一时间获得全国各地区重大突发事件的完整详细资料。如在清王朝时期，从西域边陲的新疆伊犁河、巴尔喀什湖地区发特急报告回北京最快都要一个多月时间，而收到报告之后又要经过皇帝与大臣们的商议决策才能够将指令再次反馈发往边陲――这一决策作出所需要的时间少则数天、十数天、多则要数十天乃至半年、一年，之后指令发出又要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够到达一线官员之手上！如此一个信息上报与决策反馈的全过程最少都要两个多月时间，如果是地区武装起义暴动，也已经有充足的时间从“星星之火”发展至“燎原之势”了！要是加之某些地方官员刻意报喜不报忧、隐瞒事实真相或者干脆不作上报，恐怕区区的小祸也足以最终酿成惊天大患了！
更为重要的是，只使帝国中央政府所得到的报告及时且情况客观真实，但受制于农耕文明时代落后的交通设施水平，也使得帝国中央政府所作出的军事决策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得到落实执行！对于生活在今天拥有相当完整的公路、铁路与及航空交通设施的人们而言，我们的确很难再想象得到汉帝国北击匈奴、明王朝防卫瓦剌与及清帝国康熙、左忠棠们平定噶尔丹、阿古柏叛乱之艰难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运输全凭肩挑马驮；大军万里远征，也全凭双脚或骑马！交通水平的落后使得只要十天半月战争就能解决的问题往往不得不用半年、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来为调集粮草兵马做准备！
交通水平的落后加之帝国地理空间的辽阔也使得战时部队作战机动、战后清剿残敌所需要的时间大为延长。如解放战争结束后直至1964年，解放军在新疆罗布泊地区为原子弹试验清理爆炸场地时，居然还发现一支流落藏匿于罗布泊地区达十几年之久的马步芳残匪部队。同样道理，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所统治控制的“广阔无垠”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在内战时期也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包袱，因为这一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也将会为发动内战的另一方所利用凭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王朝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当年道光皇帝作梦也不会想得到区区白莲教居然会发展演变成为拥众高达二十多万的庞大起义军部队，以至清王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数十万大军才将其彻底地镇压下去；而太平天国运动也一样，战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清王朝政府最终也不得不花了数十年时间光阴才将其彻底摆平掉，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无计其数！
甚至连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也亦如此，从秋收起义到将国民党军队最终彻底驱逐出中国大陆，前前后后已经迈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而在这二十多年光阴岁月里，工农红军先由游击队起家出入山林，后又发展成大部队转战中国，最终进化成泱泱百万雄师解放全中国！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既有赖于中国所拥有的辽阔地理回旋空间与及基数庞大众多的人口数量所赐；也“借重”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经济交通建设的缓慢、落后与停滞！否则的话，我们能够想象工农红军在同时期的英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狭窄、人口基数相对稀少又现代工业交通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足够的时间、空间与机会来发展壮大吗？！事实上英国、德国与日本土地上的山地森林也相当茂密，但是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设施、严密的政府统治控制体系与及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别说是一支上千人的游击部队，就算是区区一个杀人犯也难以在他们的山地森林中长时间地藏匿下来！但是在中国则完全不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除了沿海某些平原地区、内陆某些铁路沿线、城市周边外，其它辽阔的内陆地区在现代交通设施方面基本上等同于一片空白。这些连汽车都无法到达的地区当然就成了各式各样反政府武装休养生息、发展繁衍的温室与天堂了；而工农红军也正是得以借重着这种“环境土壤”才实现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终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重大的军事目标的！
如果说到了西风劲吹、西学东渐的近现代社会，中国由于经济、科学技术与交通发展水平的落后还存在大量可以支持进行游击战争的地理空间面积的话，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岁月中这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也就只有更多了。因此只要到了王朝帝国未期，政府越来越腐败，社会资源分配极度失衡、民不聊生，只要有某一个英雄好汉揭竿而起，上山为寇、落草为王（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拼发性”的，只要有一个地区开了个头，那么武装起义的“病毒”在短时间内就将会迅速传遍整个帝国肌体的各个角落），那么帝国中央政府就将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与耗费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将其最终彻底镇压或招安得下去（这一“特点”可是由农耕文明社会信息传递、交通水平的固有落后所决定的）。否则的话，下一轮腥风血雨、全社会伤痕累累的改朝换代“乱世游戏”又要拉序幕了
如果说民主政体在冷兵器时代因为不利于王朝中央政府长时间地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因此在中国得不到成功发展演化的历史条件，那么以儒家思想与及中央集权相结合的这一套行政统治控制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难尽人意；这就表现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始终走不王朝帝国治乱兴衰交替循环的死胡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到这一现象的发生呢？！又到底是什么原因注定了中国历史上武装起义频繁、烽烟不断的命运呢？！
坦率而言，仅仅死抱追究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固有蔽端缺憾而无视其它农耕文明时代客观环境因素上的种种不足是无法还原历史本来的真面目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耕文明时代信息传播速度手段的局限性。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由于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与及手机、互联网的横行与爆炸性发展，一个人只使十年八年足不出户也完全可以对天下大事的发展变化了如指掌！但是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落后，只使是帝国朝庭中枢在很多时候也无法第一时间获得全国各地区重大突发事件的完整详细资料。如在清王朝时期，从西域边陲的新疆伊犁河、巴尔喀什湖地区发特急报告回北京最快都要一个多月时间，而收到报告之后又要经过皇帝与大臣们的商议决策才能够将指令再次反馈发往边陲――这一决策作出所需要的时间少则数天、十数天、多则要数十天乃至半年、一年，之后指令发出又要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够到达一线官员之手上！如此一个信息上报与决策反馈的全过程最少都要两个多月时间，如果是地区武装起义暴动，也已经有充足的时间从“星星之火”发展至“燎原之势”了！要是加之某些地方官员刻意报喜不报忧、隐瞒事实真相或者干脆不作上报，恐怕区区的小祸也足以最终酿成惊天大患了！
更为重要的是，只使帝国中央政府所得到的报告及时且情况客观真实，但受制于农耕文明时代落后的交通设施水平，也使得帝国中央政府所作出的军事决策要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才能够得到落实执行！对于生活在今天拥有相当完整的公路、铁路与及航空交通设施的人们而言，我们的确很难再想象得到汉帝国北击匈奴、明王朝防卫瓦剌与及清帝国康熙、左忠棠们平定噶尔丹、阿古柏叛乱之艰难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运输全凭肩挑马驮；大军万里远征，也全凭双脚或骑马！交通水平的落后使得只要十天半月战争就能解决的问题往往不得不用半年、一年甚至数年的时间来为调集粮草兵马做准备！
交通水平的落后加之帝国地理空间的辽阔也使得战时部队作战机动、战后清剿残敌所需要的时间大为延长。如解放战争结束后直至1964年，解放军在新疆罗布泊地区为原子弹试验清理爆炸场地时，居然还发现一支流落藏匿于罗布泊地区达十几年之久的马步芳残匪部队。同样道理，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所统治控制的“广阔无垠”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在内战时期也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包袱，因为这一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也将会为发动内战的另一方所利用凭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王朝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当年道光皇帝作梦也不会想得到区区白莲教居然会发展演变成为拥众高达二十多万的庞大起义军部队，以至清王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了三十多年时间、数十万大军才将其彻底地镇压下去；而太平天国运动也一样，战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清王朝政府最终也不得不花了数十年时间光阴才将其彻底摆平掉，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无计其数！
甚至连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也亦如此，从秋收起义到将国民党军队最终彻底驱逐出中国大陆，前前后后已经迈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而在这二十多年光阴岁月里，工农红军先由游击队起家出入山林，后又发展成大部队转战中国，最终进化成泱泱百万雄师解放全中国！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既有赖于中国所拥有的辽阔地理回旋空间与及基数庞大众多的人口数量所赐；也“借重”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经济交通建设的缓慢、落后与停滞！否则的话，我们能够想象工农红军在同时期的英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狭窄、人口基数相对稀少又现代工业交通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足够的时间、空间与机会来发展壮大吗？！事实上英国、德国与日本土地上的山地森林也相当茂密，但是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设施、严密的政府统治控制体系与及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别说是一支上千人的游击部队，就算是区区一个杀人犯也难以在他们的山地森林中长时间地藏匿下来！但是在中国则完全不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除了沿海某些平原地区、内陆某些铁路沿线、城市周边外，其它辽阔的内陆地区在现代交通设施方面基本上等同于一片空白。这些连汽车都无法到达的地区当然就成了各式各样反政府武装休养生息、发展繁衍的温室与天堂了；而工农红军也正是得以借重着这种“环境土壤”才实现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终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重大的军事目标的！
如果说到了西风劲吹、西学东渐的近现代社会，中国由于经济、科学技术与交通发展水平的落后还存在大量可以支持进行游击战争的地理空间面积的话，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岁月中这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也就只有更多了。因此只要到了王朝帝国未期，政府越来越腐败，社会资源分配极度失衡、民不聊生，只要有某一个英雄好汉揭竿而起，上山为寇、落草为王（这种事情一般都是“拼发性”的，只要有一个地区开了个头，那么武装起义的“病毒”在短时间内就将会迅速传遍整个帝国肌体的各个角落），那么帝国中央政府就将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与耗费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将其最终彻底镇压或招安得下去（这一“特点”可是由农耕文明社会信息传递、交通水平的固有落后所决定的）。否则的话，下一轮腥风血雨、全社会伤痕累累的改朝换代“乱世游戏”又要拉序幕了
可笑的是今天的中国居然会有那么一部分的学者，花费大量时间企图通过数理统计来“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分裂的时间多于完全统一的时间”的所谓“历史事实”；他们根本就无视了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客观科学技术、信息传递与交通水平的落后，所必然导致到的帝国体系在决策、社会统治控制方面与现代社会注定存在的“反应时间差”问题！他们以为汉武帝、清康熙时代王朝的军事部队可以如同今天中国陆军的快速反应部队――38军那样，可以通过铁路、空运在数天时间内就可以立即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完成军事布署！根本就无视了古代农耕文明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在信息传递与交通运输水平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客观现实！真是可笑之极！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中国历代王朝帝国始终走不出兴衰轮替、治乱循环的死胡同呢？！这显然与信奉儒家思想的历代王朝政府，始终无法对皇家与及帝国官僚阶层的权力与行为进行有力的监督约束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思想固然强调要忠君爱民与实行仁政等理念，但在具体如何保持皇家与帝国官僚阶层的活力、进取、廉洁奉公，与如何监督制约皇家、政府官僚阶层权力的滥用与腐败方面却无能为力，或者说无所作为了（尽管从唐朝时期开始以儒家思想为考核中心发展完善出进行选拔王朝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中国整个漫长的古代史过程中如何对皇家与及政府官员阶层的权力与行为进行具体的监督约束的方案体系始终无法进化发展成熟）！
毫无疑问，从长时间地保持住统治集团从事帝国统治控制的“利益寻租”角度出发，他们并非不想让王朝的统治控制能够维持千世万代、永恒不息，但是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帝国政府对臣民们讲求的是无私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忠诚与奉献”，而刻意回避莫视了芸芸众生所渴望得到的应有“权利与公平”！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古代王朝帝国统治阶层对于臣民讲求的是“利益的掠取”而不是“利益的等价交换”――王朝本质就是建立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利益的掠夺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历代王朝帝国都曾试图采取种种方式来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冲突，但这种单纯的妥协行为也不过是仅仅将两者间的彻底摊牌时间向后延缓一下而已；而根本上不能从本质彻底解决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剥削掠夺冲突”问题！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中国历代王朝帝国始终走不出兴衰轮替、治乱循环的死胡同呢？！这显然与信奉儒家思想的历代王朝政府，始终无法对皇家与及帝国官僚阶层的权力与行为进行有力的监督约束有着密切的联系。
儒家思想固然强调要忠君爱民与实行仁政等理念，但在具体如何保持皇家与帝国官僚阶层的活力、进取、廉洁奉公，与如何监督制约皇家、政府官僚阶层权力的滥用与腐败方面却无能为力，或者说无所作为了（尽管从唐朝时期开始以儒家思想为考核中心发展完善出进行选拔王朝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中国整个漫长的古代史过程中如何对皇家与及政府官员阶层的权力与行为进行具体的监督约束的方案体系始终无法进化发展成熟）！
毫无疑问，从长时间地保持住统治集团从事帝国统治控制的“利益寻租”角度出发，他们并非不想让王朝的统治控制能够维持千世万代、永恒不息，但是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帝国政府对臣民们讲求的是无私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忠诚与奉献”，而刻意回避莫视了芸芸众生所渴望得到的应有“权利与公平”！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古代王朝帝国统治阶层对于臣民讲求的是“利益的掠取”而不是“利益的等价交换”――王朝本质就是建立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利益的掠夺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历代王朝帝国都曾试图采取种种方式来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冲突，但这种单纯的妥协行为也不过是仅仅将两者间的彻底摊牌时间向后延缓一下而已；而根本上不能从本质彻底解决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剥削掠夺冲突”问题！
不仅如此，只使过去的被统治阶层被客观形势逼得再也无法活得下去的前提下，最终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原来的王朝统治阶层。但由于皇帝只有一个，所谓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某些统治者与某些被统治者间换了个位置而已，而新建立的帝国政府还是维持着“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掠夺与剥削”的客观现实――帝国体系内部利益对立的本质矛盾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一个新帝国在其建立之初就已经为其之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祸患矣！
坦率而言，这就是讲求臣民们的“忠诚与奉献而回避莫视了他们的权利与公平”的儒家思想所的固有历史局限性；而任何一个王朝帝国如果还抱着这一儒家思想作为立国宗旨，那么其最终也注定逃脱不出“王朝周期性兴衰轮替、社会治乱循环”这一中国历史死胡同的命运结局！
与之相反，要想彻底逃出这一历史怪圈死胡同，唯有彻底实行讲求尊重公民个人的“权利、义务与公平”的现代民主政体；因为这一政体无论今天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与不足，但它立国的理念基础却是完全建立于政府官员与公民“利益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在理论上民主政体的官员是百分之一百的“公民雇员阶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只为皇帝一人的利益服务打工的“皇家统治控制代理人”！当然，今天中国的内部客观现实环境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实行美英式民主政体的地步，欲速而不达，苏联帝国彻底崩溃瓦解的教训就近在眼前。但最终实现民主政体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须回避的必然选择结局，也许名字称谓日后会有所不同，但讲求公民个人的“权利、义务与公平”的核心宗旨永不变！
坦率而言，这就是讲求臣民们的“忠诚与奉献而回避莫视了他们的权利与公平”的儒家思想所的固有历史局限性；而任何一个王朝帝国如果还抱着这一儒家思想作为立国宗旨，那么其最终也注定逃脱不出“王朝周期性兴衰轮替、社会治乱循环”这一中国历史死胡同的命运结局！
与之相反，要想彻底逃出这一历史怪圈死胡同，唯有彻底实行讲求尊重公民个人的“权利、义务与公平”的现代民主政体；因为这一政体无论今天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与不足，但它立国的理念基础却是完全建立于政府官员与公民“利益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在理论上民主政体的官员是百分之一百的“公民雇员阶层”，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只为皇帝一人的利益服务打工的“皇家统治控制代理人”！当然，今天中国的内部客观现实环境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实行美英式民主政体的地步，欲速而不达，苏联帝国彻底崩溃瓦解的教训就近在眼前。但最终实现民主政体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须回避的必然选择结局，也许名字称谓日后会有所不同，但讲求公民个人的“权利、义务与公平”的核心宗旨永不变！
探寻宋明王朝灭亡于入侵外族的根源
探寻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兴衰盛亡的根源是一件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对于从事帝国学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而言，这又是命中注定必须要直面的课题；因为帝国学的核心就是人类文明学，而从事人类文明学分析研究的核心又是历史学。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就建得成的－－想要“马上就吃透”华夏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并清晰地“梳理”出华夏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兴衰盛亡的深层根源与规则来，又是谈何容易。
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沦亡的帝国各有不同！华夏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生生不己、兴亡沦替的岁月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帝国盛世的景象与根源诸君们“心目中”都是有一幅”相似的美妙图景”的，可是帝国的沉沦衰亡的景象与根源，诸君们“心目中”的那一幅图景还都“相同、相似”吗！？本人研究我们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最终衰落灭亡的结局根源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也曾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但对于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是宋、明王朝最终完全灭亡于入侵的异族之手，而同样也曾受到过来自异族重大安全威胁的汉、唐王朝却最终战胜了来自异族的安全威胁，并从此走上华夏文明史灿烂光辉的顶峰－－相似的命运境遇，断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根源何在？
帝国的生存就有帝国的法则。本人在分析研究苏联帝国最终崩溃的命运结局时就一再强调帝国的主体构成民族（帝国存在的最重要既得利益集团）的“国家的认同与历史使命观”与“帝国统治集团精英们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对维系帝国的生存与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本人在《苏联帝国崩溃警示录》中对这两个问题有详细的分析论述）----现在我也决心从这两方面入手去分析探寻宋、明王朝最终完全灭亡于入侵的异族之手的深层根源。
在华夏中国的整个文明史上，我们民族的民族、文明认同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逐渐建立（以“周礼”的认同为核心）起来了，及至后来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与汉语文字书写体系的确立，则再进一步被强化了下来，到秦汉时代“华夷有别”的观念早已在“文明认同的层面”深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述说这些就是要证明在古代的中国只要是以华族为核心所建立的王朝帝国其在“国家的认同”上是从来不存在问题的，我就从未听说过汉帝国、唐帝国、宋帝国与明帝国存在过因“国家认同”而引起过帝国的纷争与不安定的问题；相反元帝国、清帝国就存在着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清王朝的雍正帝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马来论述、论证了一番！）！至于说到古代华夏诸王朝帝国的“历史使命观”问题，以华族为核心建立的汉、唐、宋、明自不必说，只使是以异族人为核心所建立的元、清－－莫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王朝帝国的“历史使命观”！如此分析之后，宋、明王朝之所以灭亡于外来入侵的异族之手的核心根源（当然还有帝国政府内部的腐败、腐化问题）就只能出在作为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的低劣、迟钝与幼稚问题上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宋、明王朝统治集团精英们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的低劣、迟钝与幼稚呢？这还得从汉、唐帝国们说起！在汉、唐帝国时代，中原王朝帝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还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当时还远远未充分开发垦殖），汉帝国、唐帝国的首都都在长安－－明白理解这个历史事实极为重要。对于中原农耕王朝帝国而言，无论是匈奴、突厥、蒙古、满清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异族安全威胁！可是汉、唐王朝帝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都在黄河流域一带，自然汉、唐王朝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对来自于北方异族的安全威胁的“危机预知、感知能力”就要比后来经济、人口、政治重心都南移长江流域的宋、明王朝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要敏锐得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汉帝国还是唐帝国，在王朝帝国初定之时都直接地彻身体会到了来自北方的异族南下所带来的重大安全威胁。
探寻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兴衰盛亡的根源是一件非常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但对于从事帝国学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而言，这又是命中注定必须要直面的课题；因为帝国学的核心就是人类文明学，而从事人类文明学分析研究的核心又是历史学。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就建得成的－－想要“马上就吃透”华夏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并清晰地“梳理”出华夏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兴衰盛亡的深层根源与规则来，又是谈何容易。
幸福的国家都是相似的，沦亡的帝国各有不同！华夏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生生不己、兴亡沦替的岁月已经有好几千年了－－帝国盛世的景象与根源诸君们“心目中”都是有一幅”相似的美妙图景”的，可是帝国的沉沦衰亡的景象与根源，诸君们“心目中”的那一幅图景还都“相同、相似”吗！？本人研究我们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最终衰落灭亡的结局根源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也曾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但对于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是宋、明王朝最终完全灭亡于入侵的异族之手，而同样也曾受到过来自异族重大安全威胁的汉、唐王朝却最终战胜了来自异族的安全威胁，并从此走上华夏文明史灿烂光辉的顶峰－－相似的命运境遇，断然不同的历史结局，根源何在？
帝国的生存就有帝国的法则。本人在分析研究苏联帝国最终崩溃的命运结局时就一再强调帝国的主体构成民族（帝国存在的最重要既得利益集团）的“国家的认同与历史使命观”与“帝国统治集团精英们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对维系帝国的生存与长治久安的极端重要性（本人在《苏联帝国崩溃警示录》中对这两个问题有详细的分析论述）----现在我也决心从这两方面入手去分析探寻宋、明王朝最终完全灭亡于入侵的异族之手的深层根源。
在华夏中国的整个文明史上，我们民族的民族、文明认同观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逐渐建立（以“周礼”的认同为核心）起来了，及至后来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与汉语文字书写体系的确立，则再进一步被强化了下来，到秦汉时代“华夷有别”的观念早已在“文明认同的层面”深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述说这些就是要证明在古代的中国只要是以华族为核心所建立的王朝帝国其在“国家的认同”上是从来不存在问题的，我就从未听说过汉帝国、唐帝国、宋帝国与明帝国存在过因“国家认同”而引起过帝国的纷争与不安定的问题；相反元帝国、清帝国就存在着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清王朝的雍正帝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马来论述、论证了一番！）！至于说到古代华夏诸王朝帝国的“历史使命观”问题，以华族为核心建立的汉、唐、宋、明自不必说，只使是以异族人为核心所建立的元、清－－莫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王朝帝国的“历史使命观”！如此分析之后，宋、明王朝之所以灭亡于外来入侵的异族之手的核心根源（当然还有帝国政府内部的腐败、腐化问题）就只能出在作为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的低劣、迟钝与幼稚问题上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宋、明王朝统治集团精英们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的低劣、迟钝与幼稚呢？这还得从汉、唐帝国们说起！在汉、唐帝国时代，中原王朝帝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还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当时还远远未充分开发垦殖），汉帝国、唐帝国的首都都在长安－－明白理解这个历史事实极为重要。对于中原农耕王朝帝国而言，无论是匈奴、突厥、蒙古、满清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异族安全威胁！可是汉、唐王朝帝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都在黄河流域一带，自然汉、唐王朝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对来自于北方异族的安全威胁的“危机预知、感知能力”就要比后来经济、人口、政治重心都南移长江流域的宋、明王朝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们要敏锐得多了，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汉帝国还是唐帝国，在王朝帝国初定之时都直接地彻身体会到了来自北方的异族南下所带来的重大安全威胁。
汉帝国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出征匈奴时就反被匈奴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日七夜方得脱险；而唐太宗李世民在御位之前就曾在长安城南渭水桥上演了一幕“空城计”，凭一把嘴“讲理”智退了突厥骑兵。连汉、唐王朝的开国之君们尚受到了异族势力如此之屈辱威胁，自然身处王朝帝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帝国臣民们就更是受尽了匈奴、突厥骑兵南下劫掠之苦难了－－匈奴、突厥们的前锋已直逼汉、唐帝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腹地－－黄河流域、甚至国都长安了！对于当年的汉、唐帝国而言，面对来自北方异族的重大安全威胁，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唯有积累实力、奋起抗争，必须以“牺牲”掉匈奴、突厥们来为汉、唐王朝帝国们的“生存发展让路”！是以汉、唐王朝帝国的统治集团精英们君臣一意、上下同心－－誓灭匈奴、突厥之志坚不摧（汉帝国霍去病们“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与唐帝国王昌龄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代指来自北方的异族威胁）终不还”之言可不是夸夸其谈的“玩笑”－－他们都是武官，都是王朝帝国统治集团中的精英分子，并且都得到统治集团最高层的“认可与赞赏”－－汉武帝就对霍去病之言“深以为许”！），并为此而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汉帝国对内休养生息（帝国人口猛增矣）、富国强兵，并积极拓殖经营西南、岭南地区，以增加帝国的经济财政与人口兵员基数；对外则“凿空西域”，争取相对于匈奴的“地缘政治优势”。唐帝国当年也如一样如此，李世民又英武过人，其手下文臣群集（房玄龄、虞世南、徐茂公、魏征之类人物远非一般谋臣策士）、猛将如云！）－－如此，匈奴、突厥与汉、唐帝国间力量此消彼长，最终安有不败之理？！
相反，宋、明王朝帝国就差得远了。在宋、明时期古代中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正是由于有了长江流域这个新的经济、人口后方根据地，是以北宋政府统治集团在受到了辽国金国的侵略威胁后不是如同汉、唐帝国们那样卧薪尝胆，君臣一意积蓄实力以图“还我河山”；而是一心想着如何逃跑、“躲避”异族南下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并不惜残害忠良（如岳飞们）、自毁长城－－如此北宋安有能不灭亡理？！北宋灭亡之后偏安长江流域一隅的南宋就更不争气了，其统治集团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几近于无，富裕的江南要美女有美女、要美食有美食、要美酒有美酒－－美人乡自古是英雄冢，更是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控制统治事业的帝国的坟墓！是以“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了，那里还管得上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与“还我河山”！？自然军队建设战备也荒废了！当比金国辽国们要强大得多的蒙古帝国崛起并横扫了整个亚欧大陆之后，偏安长江一隅、不思进取、苟廷残喘的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命运早已是命中注定！
至于明王朝的灭亡根源也差不多如此（当然明王朝灭亡的因素中腐败要比南宋多一点），土木堡之战于谦死，盛京之战袁崇焕亡（这也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个死穴，我们的统治集团总是“逆向淘汰”有作为的精英，如此自然就更加加剧弱化了帝国统治集团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优秀的、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大局观念的精英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排挤掉了--如此恶性循环反过来又加速了王朝帝国的崩溃灭亡！），且都是死于明皇帝猜疑之手，同样是在自毁长城矣；加之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又如火如涂－－如此内外交困、将尽兵亡，明王朝回天乏力矣！而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闯王”及其将领生活上迅速腐化了，政治上矛盾则迅速地激化了－－如此倒“便宜”了满清，收买了吴三桂后，迅速入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军队，接着再乘“南明”立足未稳之机横扫整个长江流域－－一旦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区域完全落入了满清之手，就算再有100个史可法、郑成功也注定回天无力了！
作者：高凉陈君(chentian) 日期： 11-14 02:21
相反，宋、明王朝帝国就差得远了。在宋、明时期古代中国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正是由于有了长江流域这个新的经济、人口后方根据地，是以北宋政府统治集团在受到了辽国金国的侵略威胁后不是如同汉、唐帝国们那样卧薪尝胆，君臣一意积蓄实力以图“还我河山”；而是一心想着如何逃跑、“躲避”异族南下所带来的安全威胁，并不惜残害忠良（如岳飞们）、自毁长城－－如此北宋安有能不灭亡理？！北宋灭亡之后偏安长江流域一隅的南宋就更不争气了，其统治集团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几近于无，富裕的江南要美女有美女、要美食有美食、要美酒有美酒－－美人乡自古是英雄冢，更是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控制统治事业的帝国的坟墓！是以“西湖歌舞几时休，直把杭州作汴州”了，那里还管得上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与“还我河山”！？自然军队建设战备也荒废了！当比金国辽国们要强大得多的蒙古帝国崛起并横扫了整个亚欧大陆之后，偏安长江一隅、不思进取、苟廷残喘的南宋王朝的最终灭亡命运早已是命中注定！
至于明王朝的灭亡根源也差不多如此（当然明王朝灭亡的因素中腐败要比南宋多一点），土木堡之战于谦死，盛京之战袁崇焕亡（这也是中国专制政治的一个死穴，我们的统治集团总是“逆向淘汰”有作为的精英，如此自然就更加加剧弱化了帝国统治集团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优秀的、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大局观念的精英不是被杀了就是被排挤掉了--如此恶性循环反过来又加速了王朝帝国的崩溃灭亡！），且都是死于明皇帝猜疑之手，同样是在自毁长城矣；加之明王朝内部农民起义又如火如涂－－如此内外交困、将尽兵亡，明王朝回天乏力矣！而作为当时中国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李自成，占领北京后“闯王”及其将领生活上迅速腐化了，政治上矛盾则迅速地激化了－－如此倒“便宜”了满清，收买了吴三桂后，迅速入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军队，接着再乘“南明”立足未稳之机横扫整个长江流域－－一旦中国这个最重要的经济、人口、政治重心区域完全落入了满清之手，就算再有100个史可法、郑成功也注定回天无力了！
作者：高凉陈君(chentian) 日期： 11-14 02:21
苏联帝国崩溃警示录
苏联帝国的崩溃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诸多方面的根源的，要我细细说来，非得三天三夜不可；在此就只能从我个人独特的研究切入方向、观点上作一番大意概述了。
我本人向来非常重视大国、帝国的“国家历史使命”观的分析研究。我细细分析了一下苏联帝国的“国家历史使命”观的产生与发展情况，我只能非常遗憾地说苏联人这方面的“东西”是极为含糊与摇摆、飘忽无定的。相反，美英帝国集团的“历史使命”观就非常明确、恒久，并坚持不懈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就先让大家看看以下的这一段摘录：
“七年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到现时为止，欧洲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已从它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属地获得。但是，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于其周围国家的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英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正如英国自己的海上帝国声称它是北美洲的霸主和印度未来的霸主那样，英国突然远远胜过那些由于其位置仅在一块大陆内、注定要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处于较低微的地位的国家”（《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P184、英国历史学家J。R。格林对1763年的和平解决所引起的这些发展的世界性涵义作了很好的概述）。
坦率地说这就是美英帝国集团“国家历史使命”观的一种“直截了当”的表白----那就是美英帝国集团必须要永恒地保持住自已的全球霸主与帝国对海洋的统治控制地位（通过对海洋的绝对控制统治来间接、直接地实现对全球的控制）。事实上，为了长斯地实现这个目标，在一战以前，大英帝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均势欧陆，独霸大洋”，这个国策到一战暴发前为止差不多连续坚持了二个多世纪；自一战后，大英帝国实力日趋衰落，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集团的后起之秀----美国则接下了大英帝国对全球海洋进行统治控制的接力棒，并坚决压制粉碎了德国、日本、苏联等后来的“海权帝国挑战者”的所有企图（我陈天向来认为1971年美国与中国开始交好同样也是大英帝国“均势欧陆、独霸大洋”基本国策的一种变相延续，只不过将其的范围扩大到“均势欧亚、独霸大洋”，而对手则由法国、德国改为苏联而已！）。
同样，对于中国历代的皇朝帝国而言----身在儒家文明世界的核心，自然中国古代的皇朝帝国的“皇朝历史使命”观的核心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了”！
理解这一切是极为重要的，正是因为“国家历史使命观”与“国家认同”的迷乱与飘忽不定（也可说是空缺）才导致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及绝大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的解体表现出让“外人”难以理解的冷漠、麻木、幼稚与无知。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博爱、和平、自由”与及什么的“关注全人类的利益”为“卖点”的“苏联国家新思维”基本上就是“拿来主义”；而叶利钦在别洛韦日“指点江山”、“谈笑间就让苏联帝国灰飞烟灭”的“得意”之作与“豪气”就更让“外人们”感到非夷所思了----要知道俄罗斯民族才是苏联帝国的核心主体，也是事实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从苏联解体所俄罗斯人在其它加盟共和国明里暗里受排挤、被驱逐的命运与及俄语地位的急剧下降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所以“国家历史使命观与国家的认同”的迷失与错乱事实上就是苏联帝国崩溃最深刻的根源。想想看，连苏联帝国的主体与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俄罗斯人的领袖----叶利钦都支持认同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了，苏联帝国如何可能不解体？要知道苏联帝国是以沙俄帝国几百年来持续不断扩张所夺得的巨大地理版图为基础并在俄罗斯人的“主导控制”下才得以“建立”的，而且其作为世界上民族成份最多、最复杂的国家，加之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从不间断的分裂煸动与怂恿支持；俄罗斯人作为苏联帝国实际上的拥有者与既得利益者本来就应该、并要坚决、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国家的任何分裂行为才是的----事实上当初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时苏联政府如能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坚决镇压之，杀鸡敬猴，那什么其它有分裂独立苗头的民族地区必然会大为收敛的，只使要争取本民族更大的权利也断然不敢走到“闹要主权独立”的地步！谁知俄罗斯联邦居然出了个叶利钦来，居然大肆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此举实在是自毁长城矣----既然波罗的海三国能独立，其它本来就有独立念头的民族与地区绝能“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了？！因此其它一切就不管了，先“赌”一把“主权独立”再说，如果波罗的海三国能成功独立之，谁不想从州长、“地区总统”晋升为主权独立国家总理、总统（没人会歉官大）？如此骨牌效应发生了，苏联所有的民族与边疆地区的“分裂、建国、独立”活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搭。最终叶利钦、俄罗斯人清醒过来了，再放任自由下去世，俄罗斯联邦就有可能性“演化”为“莫斯科公国”的了，而叶利钦也同样开始“关注”自已“官位”、“世界权力”的大小了。是以“急刹车”开始了！
只可惜纵虎容易擒虎难！车臣这条凶悍猛虎的兽性终于逐渐被“唤”醒了、并破笼而出了----直到今天还在与俄罗斯撕咬不已，让俄罗斯人“伤迹累累”、却又欲罢不能！
到此，我们更能明白我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是何等的重大与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我们不能在台湾岛上阻止得了台湾的分裂独立，那么我们就准备在新疆、西藏、香港与及其它任何的地区来打一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卫国战争”吧！今天俄罗斯人已经在车臣的土地上战死了20000余官兵了（《参考消息》10月22日版），而平民的死伤、心理的创伤、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可事实上如果当年俄罗斯人意识得到今天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想必其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打击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活动的----只可惜卖不到后悔药了。
明天的一切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奋斗！政治家、战略研究人员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身份去策划未来、创造历史、决定命运的，是以他们必须要勇敢地去直面一切挑战，并坦然地承担起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历史责任！如果仅仅从地缘政治角度去分析，台湾独立所引起的损失也许微不足道、无所谓（当年俄罗斯人也是抱着这种态度去看待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但如果从维系我们国家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政治现实出发，台湾的独立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保不住台湾我们注定再也保不住新疆、西藏、香港----自然我们也必将注定再也无法维持得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国”的现实存在了----如果一个“前中国、原中国、地理中国”的概念成为现实----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就将是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因此，套句邓公的话----坦率在说----台湾独立不是一个可以让步、“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是一个可以“谈”的问题----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只使因此要与美国、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反正是没有了台湾就没有中国，没有了中国就没有华夏民族的未来！何去何从，这不仅仅是台湾人民要作出正确的历史决择；我们大陆的每一位公民也一样必须作出正确的、毫不含糊的决择----如果事情走到了无法挽回的那一步----我们就必须要勇敢地、坚决地拿起武器----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苏联帝国的崩溃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经济、政治、军事、民族诸多方面的根源的，要我细细说来，非得三天三夜不可；在此就只能从我个人独特的研究切入方向、观点上作一番大意概述了。
我本人向来非常重视大国、帝国的“国家历史使命”观的分析研究。我细细分析了一下苏联帝国的“国家历史使命”观的产生与发展情况，我只能非常遗憾地说苏联人这方面的“东西”是极为含糊与摇摆、飘忽无定的。相反，美英帝国集团的“历史使命”观就非常明确、恒久，并坚持不懈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就先让大家看看以下的这一段摘录：
“七年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到现时为止，欧洲国家的相对重要性已从它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属地获得。但是，从战争结束起，英国较于其周围国家的重要还是不重要，已无关紧要。英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正如英国自己的海上帝国声称它是北美洲的霸主和印度未来的霸主那样，英国突然远远胜过那些由于其位置仅在一块大陆内、注定要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处于较低微的地位的国家”（《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P184、英国历史学家J。R。格林对1763年的和平解决所引起的这些发展的世界性涵义作了很好的概述）。
坦率地说这就是美英帝国集团“国家历史使命”观的一种“直截了当”的表白----那就是美英帝国集团必须要永恒地保持住自已的全球霸主与帝国对海洋的统治控制地位（通过对海洋的绝对控制统治来间接、直接地实现对全球的控制）。事实上，为了长斯地实现这个目标，在一战以前，大英帝国的“基本国策”就是“均势欧陆，独霸大洋”，这个国策到一战暴发前为止差不多连续坚持了二个多世纪；自一战后，大英帝国实力日趋衰落，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集团的后起之秀----美国则接下了大英帝国对全球海洋进行统治控制的接力棒，并坚决压制粉碎了德国、日本、苏联等后来的“海权帝国挑战者”的所有企图（我陈天向来认为1971年美国与中国开始交好同样也是大英帝国“均势欧陆、独霸大洋”基本国策的一种变相延续，只不过将其的范围扩大到“均势欧亚、独霸大洋”，而对手则由法国、德国改为苏联而已！）。
同样，对于中国历代的皇朝帝国而言----身在儒家文明世界的核心，自然中国古代的皇朝帝国的“皇朝历史使命”观的核心也就是“治国，平天下了”！
理解这一切是极为重要的，正是因为“国家历史使命观”与“国家认同”的迷乱与飘忽不定（也可说是空缺）才导致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及绝大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的解体表现出让“外人”难以理解的冷漠、麻木、幼稚与无知。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博爱、和平、自由”与及什么的“关注全人类的利益”为“卖点”的“苏联国家新思维”基本上就是“拿来主义”；而叶利钦在别洛韦日“指点江山”、“谈笑间就让苏联帝国灰飞烟灭”的“得意”之作与“豪气”就更让“外人们”感到非夷所思了----要知道俄罗斯民族才是苏联帝国的核心主体，也是事实上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从苏联解体所俄罗斯人在其它加盟共和国明里暗里受排挤、被驱逐的命运与及俄语地位的急剧下降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所以“国家历史使命观与国家的认同”的迷失与错乱事实上就是苏联帝国崩溃最深刻的根源。想想看，连苏联帝国的主体与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俄罗斯人的领袖----叶利钦都支持认同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了，苏联帝国如何可能不解体？要知道苏联帝国是以沙俄帝国几百年来持续不断扩张所夺得的巨大地理版图为基础并在俄罗斯人的“主导控制”下才得以“建立”的，而且其作为世界上民族成份最多、最复杂的国家，加之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从不间断的分裂煸动与怂恿支持；俄罗斯人作为苏联帝国实际上的拥有者与既得利益者本来就应该、并要坚决、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国家的任何分裂行为才是的----事实上当初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时苏联政府如能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坚决镇压之，杀鸡敬猴，那什么其它有分裂独立苗头的民族地区必然会大为收敛的，只使要争取本民族更大的权利也断然不敢走到“闹要主权独立”的地步！谁知俄罗斯联邦居然出了个叶利钦来，居然大肆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三国“闹独立”，此举实在是自毁长城矣----既然波罗的海三国能独立，其它本来就有独立念头的民族与地区绝能“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了？！因此其它一切就不管了，先“赌”一把“主权独立”再说，如果波罗的海三国能成功独立之，谁不想从州长、“地区总统”晋升为主权独立国家总理、总统（没人会歉官大）？如此骨牌效应发生了，苏联所有的民族与边疆地区的“分裂、建国、独立”活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搭。最终叶利钦、俄罗斯人清醒过来了，再放任自由下去世，俄罗斯联邦就有可能性“演化”为“莫斯科公国”的了，而叶利钦也同样开始“关注”自已“官位”、“世界权力”的大小了。是以“急刹车”开始了！
只可惜纵虎容易擒虎难！车臣这条凶悍猛虎的兽性终于逐渐被“唤”醒了、并破笼而出了----直到今天还在与俄罗斯撕咬不已，让俄罗斯人“伤迹累累”、却又欲罢不能！
到此，我们更能明白我们坚决反对台湾独立是何等的重大与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果我们不能在台湾岛上阻止得了台湾的分裂独立，那么我们就准备在新疆、西藏、香港与及其它任何的地区来打一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卫国战争”吧！今天俄罗斯人已经在车臣的土地上战死了20000余官兵了（《参考消息》10月22日版），而平民的死伤、心理的创伤、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可事实上如果当年俄罗斯人意识得到今天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想必其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去镇压、打击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活动的----只可惜卖不到后悔药了。
明天的一切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奋斗！政治家、战略研究人员是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身份去策划未来、创造历史、决定命运的，是以他们必须要勇敢地去直面一切挑战，并坦然地承担起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历史责任！如果仅仅从地缘政治角度去分析，台湾独立所引起的损失也许微不足道、无所谓（当年俄罗斯人也是抱着这种态度去看待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但如果从维系我们国家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政治现实出发，台湾的独立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保不住台湾我们注定再也保不住新疆、西藏、香港----自然我们也必将注定再也无法维持得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国”的现实存在了----如果一个“前中国、原中国、地理中国”的概念成为现实----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就将是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了。
因此，套句邓公的话----坦率在说----台湾独立不是一个可以让步、“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是一个可以“谈”的问题----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只使因此要与美国、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也只能面对现实----反正是没有了台湾就没有中国，没有了中国就没有华夏民族的未来！何去何从，这不仅仅是台湾人民要作出正确的历史决择；我们大陆的每一位公民也一样必须作出正确的、毫不含糊的决择----如果事情走到了无法挽回的那一步----我们就必须要勇敢地、坚决地拿起武器----这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必须要重视帝国学的研究
在人类历史与现实中，能够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国家都是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的核心主导者，因此“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是一门真正的“大国学、帝国学”研究课目。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与帝国学有关的分析研究工作都是要受到批判与指责的，可是在美英集团中，他们所有的一流综合性大学都设有帝国学与人类历史社会学、地缘政治学这一类与“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密切相关的课程的。事实上剑桥大学的历史学研究与及出版的帝国学著作就世界闻名，而韦恩、斯塔夫里阿诺斯们的“综合全球历史”（说白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帝国学的综合巨著）学巨著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就更是望尘莫及了----这与美英帝国集团的恒久强大与可持续发展是有着必然的关系的。而在我们华夏文明史上，我们的帝国学研究也着漫长的传统与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事实上我们能挤身人类历史学巨著的《史记》、《汉书》就与汉帝国的强大与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现实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想想看，汉帝国如果不能控制统治着广大的地理空间，我们的历史学家能找得到关于西域诸国与中南半岛地区、蒙古高原地区、东北地区实实在在的历史学材料吗？因此帝国学繁荣与否就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最好佐证与标志----坦率地说不是大国、帝国的就没有修史的资格，而帝国学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
研究历史学、帝国学对于大国、帝国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因为从事帝国学研究的人员一般也是一流的战略分析家，因为没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略分析领会能力，所写出来的历史作品就注定是干巴巴、味同嚼蜡般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东西。想想下，如果翦伯赞没有深厚的地理、军事、经济领会能力能将《内蒙访古》写得如此意味深长与让人读之受益良多？同样，如果刘向没有一流的经济、军事、地理战略领会能力，其也断然不可能将《战国策》写得如此引人入胜，感误深远。到于美国人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衰》（威廉。夏伊勒），《大战略》（基辛格）与及历史学、帝国学的顶级巨著《全球通史》-----我们就更能彻身体会得到美国帝国战略、历史学家是何等的高超水准了。相反，我们又有谁知道苏联、俄罗斯出了什么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学、帝国学巨著了，这与苏联帝国的最终解体与俄罗斯今天的衰落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日本也如此，我陈天还尚未能读过任何一本是原创于日本的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学、帝国学研究著作！
事实上，苏联帝国的崩溃，日本军国主义帝国的没落与其历史学、帝国学研究的低水准从来就脱不了关系。大英帝国的首相威廉。皮特（1757年）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明白对海外领地的绝对控制统治有多么的重要，而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帝国学家们对其帝国的海权战略、帝国战略的设计分析评论报告（麦金德们），只使是今天的我们读来都极具震撼力！事实上，我总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伦三岛固有的地理空间面积缺憾（仅仅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承载能力有限），大英帝国的衰落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不少；看看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体系的美国就知道了，以大英帝国这种拥有成熟健全的帝国统治控制管理与理论体系的帝国，他们真的是有极强的自适应能力与生命活力的（只使是今天的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也是极为巨大的）。相反，苏联帝国就死于错乱迷失的“国家使命观与国家认同”，事实上文革后的中国与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那个不比解体前的苏联帝国要困难得多？可中国与当年的伊拉克却没有解体，关键是这两者的精英集团最终都没有迷失了自己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清楚地明白、理解、知道自己为“何物”，什么才是自身的国家、民族利益，并“懂得”如何来进行自身的从新“历史定位”----我们中国就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奔小康；而当年的伊拉克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分裂活动，并努力恢复国家整体上的可控秩序。
可是苏联帝国的主体与既得利益集团----俄罗斯人则完全失去了自身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了（注：“国家的历史使命观”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已”的国家之所要存在的理由----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意义又是什么。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之所----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矣，国破则家亡、家破则人亡----今天的伊拉克就是最好的证明！），自然就完全失去了自我从新进行“历史定位”的能力了----套句俄罗斯人自己的话来说，苏联与俄罗斯成了西方各种各样“理论”的“试验场”！至于日本，其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倒是“超一般的强”，只可惜日本人的帝国战略观太过狂妄自大了，远远高估了自身的实力，是《大国兴衰》中扩张过度而导致迅速败亡的典范。反观华夏古代近代诸王朝帝国一般都能存活得百多年，几百年；至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更是绝对统治控制了全球海洋达二百多年之久了，而且还远远看不到其衰落的任何苗头呢！
反观美英帝国集团，在其漫长的帝国历史过程中从来就不存在过迷失、错乱过“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的问题。他们都是的讲求“务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崇拜“利润”的重商主义民族。就拿美英帝国所经营维持的庞大海军舰队而言，由于美英帝国的殖民地与商业利益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对于其帝国体系与商业利益的统治控制与保护垄断就是必然的选择了，而且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可以从经营海外殖民地与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所赚取的利润中得到补偿构除----根本就不会对母国造成任何的“额外经济负担”（仅仅壳牌、BP、埃克森-美孚、康非、德士古-谢夫隆诸石油巨头每年就不知为母国赚回多少亿美元；而美英帝国集团的跨国公司更是多得无数！相反，苏联帝国根本上就不存在遍布全球的庞大殖民地与商业利益，而苏联出了名的“黑、大、老、粗”产品更是缺乏从海外贸易中获取利润的能力----可是苏联帝国却还在拼命扩充其的海军力量，这根本上就是在作“亏本生意”矣，如此军备竞赛法苏联帝国绝有不玩完之理？）。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英帝国集团都没有迷失其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那么今天一家独大的美英海洋帝国就更不可能如同苏联帝国般自我崩溃得了了。这也是我陈天极力主张我们华夏中国必须实行“区域陆权一体化战略”的根源；如果我们中国也如同苏联帝国般与美英海洋帝国进行“海权”的全球争夺，我们中国也必定被活活被拖死之----因为我们今天也一样缺乏能从经营海洋获取利润的能力，而且只使我们能，美英帝国集团也是会坚决地以武力阻来阻止我们这样干----以维持他们对全球海洋统治控制的垄断权的----而我们中国的海军在未来50年内有可能强大得过美英帝国集团吗？事实上美英对我们在非洲、里海进行的石油活动已经日益不安的了，而且来自其的干涉与阻挠也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我们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这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坚决主张我们中国必须要开展“帝国学”研究的根源，因为唯有以“帝国学”的视野与观察思考方法，我们才能“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也只有如此，我们华夏中国也才能不致在未来“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使命观”，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我们中国必须要永恒地主导控制中亚、蒙古、中南半岛等周边地区的一体化事业对于我们华夏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有何等极端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事实上一体化后的地球人类社会到底讲英语还是讲汉语或者是英、汉语共用----就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奋斗了。
在人类历史与现实中，能够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国家都是人类历史与现实政治的核心主导者，因此“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是一门真正的“大国学、帝国学”研究课目。遗憾的是在我们中国，与帝国学有关的分析研究工作都是要受到批判与指责的，可是在美英集团中，他们所有的一流综合性大学都设有帝国学与人类历史社会学、地缘政治学这一类与“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密切相关的课程的。事实上剑桥大学的历史学研究与及出版的帝国学著作就世界闻名，而韦恩、斯塔夫里阿诺斯们的“综合全球历史”（说白了这样的东西就是帝国学的综合巨著）学巨著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就更是望尘莫及了----这与美英帝国集团的恒久强大与可持续发展是有着必然的关系的。而在我们华夏文明史上，我们的帝国学研究也着漫长的传统与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事实上我们能挤身人类历史学巨著的《史记》、《汉书》就与汉帝国的强大与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现实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想想看，汉帝国如果不能控制统治着广大的地理空间，我们的历史学家能找得到关于西域诸国与中南半岛地区、蒙古高原地区、东北地区实实在在的历史学材料吗？因此帝国学繁荣与否就是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最好佐证与标志----坦率地说不是大国、帝国的就没有修史的资格，而帝国学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
研究历史学、帝国学对于大国、帝国而言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因为从事帝国学研究的人员一般也是一流的战略分析家，因为没有深厚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战略分析领会能力，所写出来的历史作品就注定是干巴巴、味同嚼蜡般的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东西。想想下，如果翦伯赞没有深厚的地理、军事、经济领会能力能将《内蒙访古》写得如此意味深长与让人读之受益良多？同样，如果刘向没有一流的经济、军事、地理战略领会能力，其也断然不可能将《战国策》写得如此引人入胜，感误深远。到于美国人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衰》（威廉。夏伊勒），《大战略》（基辛格）与及历史学、帝国学的顶级巨著《全球通史》-----我们就更能彻身体会得到美国帝国战略、历史学家是何等的高超水准了。相反，我们又有谁知道苏联、俄罗斯出了什么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学、帝国学巨著了，这与苏联帝国的最终解体与俄罗斯今天的衰落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日本也如此，我陈天还尚未能读过任何一本是原创于日本的有全球影响力的历史学、帝国学研究著作！
事实上，苏联帝国的崩溃，日本军国主义帝国的没落与其历史学、帝国学研究的低水准从来就脱不了关系。大英帝国的首相威廉。皮特（1757年）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明白对海外领地的绝对控制统治有多么的重要，而大英帝国的历史学、帝国学家们对其帝国的海权战略、帝国战略的设计分析评论报告（麦金德们），只使是今天的我们读来都极具震撼力！事实上，我总认为，如果不是由于英伦三岛固有的地理空间面积缺憾（仅仅只有2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承载能力有限），大英帝国的衰落的时间可能还要推迟不少；看看同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体系的美国就知道了，以大英帝国这种拥有成熟健全的帝国统治控制管理与理论体系的帝国，他们真的是有极强的自适应能力与生命活力的（只使是今天的英国的全球影响力也是极为巨大的）。相反，苏联帝国就死于错乱迷失的“国家使命观与国家认同”，事实上文革后的中国与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那个不比解体前的苏联帝国要困难得多？可中国与当年的伊拉克却没有解体，关键是这两者的精英集团最终都没有迷失了自己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清楚地明白、理解、知道自己为“何物”，什么才是自身的国家、民族利益，并“懂得”如何来进行自身的从新“历史定位”----我们中国就是要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奔小康；而当年的伊拉克则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分裂活动，并努力恢复国家整体上的可控秩序。
可是苏联帝国的主体与既得利益集团----俄罗斯人则完全失去了自身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了（注：“国家的历史使命观”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已”的国家之所要存在的理由----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意义又是什么。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我们每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之所----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矣，国破则家亡、家破则人亡----今天的伊拉克就是最好的证明！），自然就完全失去了自我从新进行“历史定位”的能力了----套句俄罗斯人自己的话来说，苏联与俄罗斯成了西方各种各样“理论”的“试验场”！至于日本，其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倒是“超一般的强”，只可惜日本人的帝国战略观太过狂妄自大了，远远高估了自身的实力，是《大国兴衰》中扩张过度而导致迅速败亡的典范。反观华夏古代近代诸王朝帝国一般都能存活得百多年，几百年；至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更是绝对统治控制了全球海洋达二百多年之久了，而且还远远看不到其衰落的任何苗头呢！
反观美英帝国集团，在其漫长的帝国历史过程中从来就不存在过迷失、错乱过“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观”的问题。他们都是的讲求“务实”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崇拜“利润”的重商主义民族。就拿美英帝国所经营维持的庞大海军舰队而言，由于美英帝国的殖民地与商业利益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对于其帝国体系与商业利益的统治控制与保护垄断就是必然的选择了，而且庞大的军费开支也可以从经营海外殖民地与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所赚取的利润中得到补偿构除----根本就不会对母国造成任何的“额外经济负担”（仅仅壳牌、BP、埃克森-美孚、康非、德士古-谢夫隆诸石油巨头每年就不知为母国赚回多少亿美元；而美英帝国集团的跨国公司更是多得无数！相反，苏联帝国根本上就不存在遍布全球的庞大殖民地与商业利益，而苏联出了名的“黑、大、老、粗”产品更是缺乏从海外贸易中获取利润的能力----可是苏联帝国却还在拼命扩充其的海军力量，这根本上就是在作“亏本生意”矣，如此军备竞赛法苏联帝国绝有不玩完之理？）。
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英帝国集团都没有迷失其的“国家认同与历史使命”，那么今天一家独大的美英海洋帝国就更不可能如同苏联帝国般自我崩溃得了了。这也是我陈天极力主张我们华夏中国必须实行“区域陆权一体化战略”的根源；如果我们中国也如同苏联帝国般与美英海洋帝国进行“海权”的全球争夺，我们中国也必定被活活被拖死之----因为我们今天也一样缺乏能从经营海洋获取利润的能力，而且只使我们能，美英帝国集团也是会坚决地以武力阻来阻止我们这样干----以维持他们对全球海洋统治控制的垄断权的----而我们中国的海军在未来50年内有可能强大得过美英帝国集团吗？事实上美英对我们在非洲、里海进行的石油活动已经日益不安的了，而且来自其的干涉与阻挠也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露骨----我们中国必须做好准备。
这所有的一切，也是我们坚决主张我们中国必须要开展“帝国学”研究的根源，因为唯有以“帝国学”的视野与观察思考方法，我们才能“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也只有如此，我们华夏中国也才能不致在未来“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迷失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使命观”，也才能更深刻地明白我们中国必须要永恒地主导控制中亚、蒙古、中南半岛等周边地区的一体化事业对于我们华夏民族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有何等极端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事实上一体化后的地球人类社会到底讲英语还是讲汉语或者是英、汉语共用----就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的努力奋斗了。
中国西部安全忧思录
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如果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时我国不能在台海地区同时开辟第二战场，伊朗现政权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彻底地分崩离析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结局！
“战胜（战争胜利）”的基础说到底来自于“政胜（政治胜利）”，无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如何不希望伊朗现政权面临迅速崩溃的命运结局（我们不希望伊朗现政权的灭亡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更合符中国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灭亡则不然），但伊朗现存的极端神权政治体系结构显然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格格格不入、相互矛盾了！毫无疑问，伊朗由于拥有丰厚的石油资源是一个真正有钱的主，仅仅依靠国家丰厚的自然资源财富伊朗就足以保证其所有的国民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日子；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如此衣食无忧的国家却不合时宜地选择了一个如此极端的宗教政权-----如果他们能同马来西亚那样选择开放国家、努力融入全球社会的道路-----以今天世界的“游戏规则”恐怕再过一千年、一万年外部强权都很难找得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借口理由（只要在大国争霸过程中随波逐流、见风驶舵就行了）！
我们不要被今天伊朗国家社会表面上的团结安定所迷惑了眼睛，因为有一个明白的无误的事实就是今天伊朗的政治、生活、思维方式已经不再能让伊朗下一代的年轻人感兴趣了（《世界知识》中就有关于伊朗年轻人狂热崇拜美国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描述文章。事实上不仅仅伊朗如此，沙特、科威特等实行极端宗教政策的国家中亦如此，坦率而言今天的伊斯兰社会正处于激烈社会变革的前夕，如同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那样，面对西方世界强劲猛烈吹袭的“西风（西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决不仅仅限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压力，更包括奠定西方世界全球优势力量基础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诸深层上的“软实力”影响冲击）”------必须好好地反思为什么西方、东方世界的强国们能够制造得了原子弹、宇宙飞船，并掌执得了全球政治的牛耳而伊斯兰世界却连一个小小的以色列都奈何不了呢？！根源何在？！实行极端的宗教政策与及努力追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难道真的就挽救得了伊斯兰世界、并让他们得以重新恢复往日的帝国荣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制造原子弹、实现军事的现代化更需要的是科学知识与及理性思维而不是肓目的宗教狂热与及没完没了的祷告！可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中有多少个国家符合这个条件、又“愿意去”实现得了这个条件呢？！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伊斯兰世界就断然无法彻底地改变得了他们痛苦卑微的全球命运地位-----毕竟决定命运的是实力而不是宗教思想上的狂热）------断层已经出现了、分歧已经出现了、追求伊朗社会变革图存、除陋求进的氛围已经出现了------如此多事的生死存亡之秋，伊朗国家面对强劲入侵外敌能够保持社会的团结一致到永远？！答案比这显然要暗淡得多了！当然，今天伊拉克的状况表明美国要想彻底征服伊朗国家没有十年八年时间、三四十万军队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伊朗的土地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伊朗相对于中国国家的安全战略意义就立即完全消失了-----这就如同今天的伊拉克那样尽管美国还没有能力彻底征服之，但相对于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意义而言伊拉克的“屏蔽作用”早已经不复存在！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连军事实力相当强大的伊朗都被美国所“摆平”，那么在中亚地区显然就没有任何国家还有实力胆敢对美国的旨意再说一个“不”字了，一旦如此美国在中东、中亚的势力范围就将完整地连成一片进而直逼中国、俄罗斯的本土边境了！以早前俄罗斯在乌克兰与西方世界所发生的激烈争夺战的表现，俄罗斯显然不会乐意、亦不会容忍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就如此被西方世界所白白地蚕食掉------让帝国的防线从阿富汗边界重新退回到奥伦堡草原；而挟持“重组”尤先科、重新控制诸自然资源公司的努力成果，一个具有“完整经济财政”实力的俄罗斯将会更坚定、更自信、更有能力地反对西方世界在俄罗斯软腹地区的任何扩张企图，而且俄罗斯帝国强大的导弹核武器后盾则注定了任何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战争都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可是，作为中亚大角逐的另一个主角-----中国又将什么办呢？！历史希望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能够好好地回答好这个问题！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发生“橙色革命”的种种社会经济条件；同样，这些国家因此而彻底地倒向西方世界的怀抱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也决不是没可能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中国断然不能取采早前俄罗斯那种以“公开插手”中亚诸国国内政治进程（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样做除了让人更反感并留下把柄祸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价值意义------我们中国应该做到的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而不是仅仅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的行事方式来实现“影响扭转”中亚国家向我们期望的方向演变；我们拥有相对于俄罗斯绝对的经济实力、经济体制、人力、文明文化优势，我们中国必须要利用好这些优势与“牌子”在新疆与中亚苦心编织下无处不在、无懈可击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共生网络体系”------我们必须要以无处不在、或明或暗的影响力、实力“告诉”某些人、某些势力------与我们作对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必要、亦没有任何前途！
坦率而言，我对我国自新疆和平解放以来这么多年还没有规划修建南疆铁路（格尔木至喀什）与喀什至西藏的硬底化公路感到忧心不已！我详细地研究过历代中原中央政府如何维系对新疆、西藏地区经营控制的资料------地域的辽远、交通的不便始终是中央政府在这里维持经营控制的最大难题！在汉武帝时期为了长久经营西域汉帝国动用了六十多万士卒屯田西域，可整个汉帝国在全盛时期其总人口数量也不过四、五千万------当东汉后期天下大乱、三国鼎立、社会人口锐减之际（三国时期由于残酷的战乱整个中国的人口数量还足1000万）中央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再拿得出足够的人力资源去维持王朝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经营控制了！同样，在近代的晚清民国时期，由于交通、地理气候的不便与恶劣，中央政府对新疆西藏经营控制的维持已经险象环生、摇摇欲坠了，阿古柏分裂势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而在杨增新统治新疆时其赖以与帝国主义、地方割据势力周旋的兵力已经不到1万！而在西藏则就更为“离奇”了------清朝的驻藏大臣有时甚至要借道英属印度通过亚东口岸才能进入得了拉萨……这显然大大“促成鼓舞”了英帝国对西藏的领土野心！只使到了1949年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率部和平起义，新疆将要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接收新疆时由于路途的遥远、交通设施条件的落后还是对哈密已经起义的国民党驻军再次哗变叛乱的行为无能为力-----等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赶到哈密时，哗变的国民党叛军早已将哈密城洗劫一空了……
历史与现实都已经一再表明，地理空间的遥远为大国、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控制增添了不少的风险与艰难；因此凡是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大国必须要具备“长远敏锐的战略眼光”与及“一流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否则的话要想恒久地维持大国、帝国中央政府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于不败之地几乎就是幻想（统治驶驭一个大国要比统治控制一个中小国家要难得多、复杂得多了，其中的差别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概括得完全的）！由于地理空间范围距离的辽阔遥远性、自然人文条件的复杂多样性、政治军事局势牵涉范围的广泛性与及演变恶化速度的爆炸性-----大国、帝国遥远的边疆地区历来都是大国、帝国中央政府统治控制神经未梢最集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同时也是统治控制“成本”最高、投资为最集中的区域（因为这些地区对大国、帝国内部的“精华地区”的安全稳定起到不可替代的“屏蔽缓冲”作用）！
另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已经彻底崩溃灭亡了的苏联帝国，无论是他们的政府还是民众们对遥远边疆地区经营控制的重要性还是统治控制成本投入高昂的“必要性”的认识都存在重大的无知与误区！在苏联帝国，无论苏联政府在其核武器库与及其它方面投入了多少钱财，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他们对高加索、西伯利亚、中亚等边远、边疆地区交通通讯、文教科技等基础设施投入的薄弱、“疏忽”都贵留下了致命的隐患-----否则的话今天的车臣分裂分子们一百几十人一支的部队还能跑得到高加索的群山密林中躲藏得起来、躲藏得住吗？！天下显然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又想少花钱又想统治控制得了更为辽阔的地理空间；过去的失误就让今天的俄罗斯人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由于车臣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帝国统治控制“神经未梢”最为集中、最为敏感的区域------放弃罢休几乎就等于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自杀！可是要想成功地彻底剿灭叛军除了必须要有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作战部队之外，亦需要有良好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条件，否则的话就将如同今天的美国人在阿富汗那样军事作战的后勤成本高得不可承受（据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每年的军费开支就高达七八百亿美元，比俄罗斯人一年的军费开支还要高得多-----直升机来直升机往，坦克来坦克往烧的难道是水？！可是如果用这些钱来修路什么的，我想就算是万里长城都修得好了，如此一比较效益的高低就立杆见影了）！更为重要的是战争行为在物质文明上注定就是破坏性的，而铺设交通、通讯线路，投资文教科技教育却绝对是建设性的------对于发动进行侵略战争的一方而言这样的“效益”可以不计，但对于致力维持大国、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一方（守业）而言这样的效益好处不懂得计算就是绝对的混蛋了！！！
同样道理，对于今天还处于国家团结、社会稳定的中国而言，我们显然必须迅速加大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与及其它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通讯与及文教科技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了！就如在新疆、西藏地区，如果我们铺设了南疆铁路、喀什至拉萨的硬底化公路，在日后危难、突发不利事件面前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就将“有所凭持”了；而在和平时期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是大有好处的！回想下我们当年为越南这个“同志加兄弟”的反骨仔所提供的大笔大笔无偿援助（总数量达两百亿美元之巨）吧，可是当我们最终不得不发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我们的大炮、坦克与作战部队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水准的“公路”拖到、走到阵地前线的（我详细研究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年广西、云南前线的很多公路根本就说不上是“路”，我们的钱财为什么不能用得更好、多做点更具深远历史价值意义的东西？！好让国家与及后世子孙们在危难时“有所凭持与回旋的余地空间呢）？！同样，当我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临苏联帝国虎视眈眈的可能入侵时，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还有那么多的钱、那多的人力物力去非洲大修那漫长的坦赞铁路？！据我所知南疆铁路设想正是此时候提出的，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些钱去大修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交通线？！
具往矣！做人做事就是要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当今天的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们还在为什么的“京沪高速铁路”、“国家大剧院”、全国各地众多的城市在地震时有可能成为地狱的地铁与及其它纯熟烧钱的形象工程中浪费掉我们宝贵有限的资源钱财时我们就不能将这些钱用在更具深远历史价值意义的地方吗？！历史只会记得住成绩、历史只会记得住成功与胜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众们在“做事思考”时务必要好好反思下我们这样做是否经得住历史时间的考验了，请不要再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的敌人还有机会来咒骂我们的无知与饥笑我们的混蛋愚蠢了！
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如果在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时我国不能在台海地区同时开辟第二战场，伊朗现政权在美国的军事打击下彻底地分崩离析几乎就是注定的命运结局！
“战胜（战争胜利）”的基础说到底来自于“政胜（政治胜利）”，无论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如何不希望伊朗现政权面临迅速崩溃的命运结局（我们不希望伊朗现政权的灭亡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更合符中国国家的长远战略利益，灭亡则不然），但伊朗现存的极端神权政治体系结构显然已经与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进程格格格不入、相互矛盾了！毫无疑问，伊朗由于拥有丰厚的石油资源是一个真正有钱的主，仅仅依靠国家丰厚的自然资源财富伊朗就足以保证其所有的国民过上相当富足的生活日子；令人遗憾的是一个如此衣食无忧的国家却不合时宜地选择了一个如此极端的宗教政权-----如果他们能同马来西亚那样选择开放国家、努力融入全球社会的道路-----以今天世界的“游戏规则”恐怕再过一千年、一万年外部强权都很难找得到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借口理由（只要在大国争霸过程中随波逐流、见风驶舵就行了）！
我们不要被今天伊朗国家社会表面上的团结安定所迷惑了眼睛，因为有一个明白的无误的事实就是今天伊朗的政治、生活、思维方式已经不再能让伊朗下一代的年轻人感兴趣了（《世界知识》中就有关于伊朗年轻人狂热崇拜美国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描述文章。事实上不仅仅伊朗如此，沙特、科威特等实行极端宗教政策的国家中亦如此，坦率而言今天的伊斯兰社会正处于激烈社会变革的前夕，如同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那样，面对西方世界强劲猛烈吹袭的“西风（西方世界所带来的冲击决不仅仅限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压力，更包括奠定西方世界全球优势力量基础的文明文化、生活方式诸深层上的“软实力”影响冲击）”------必须好好地反思为什么西方、东方世界的强国们能够制造得了原子弹、宇宙飞船，并掌执得了全球政治的牛耳而伊斯兰世界却连一个小小的以色列都奈何不了呢？！根源何在？！实行极端的宗教政策与及努力追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难道真的就挽救得了伊斯兰世界、并让他们得以重新恢复往日的帝国荣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制造原子弹、实现军事的现代化更需要的是科学知识与及理性思维而不是肓目的宗教狂热与及没完没了的祷告！可是现在的伊斯兰世界中有多少个国家符合这个条件、又“愿意去”实现得了这个条件呢？！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伊斯兰世界就断然无法彻底地改变得了他们痛苦卑微的全球命运地位-----毕竟决定命运的是实力而不是宗教思想上的狂热）------断层已经出现了、分歧已经出现了、追求伊朗社会变革图存、除陋求进的氛围已经出现了------如此多事的生死存亡之秋，伊朗国家面对强劲入侵外敌能够保持社会的团结一致到永远？！答案比这显然要暗淡得多了！当然，今天伊拉克的状况表明美国要想彻底征服伊朗国家没有十年八年时间、三四十万军队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伊朗的土地落入了美国人的手中伊朗相对于中国国家的安全战略意义就立即完全消失了-----这就如同今天的伊拉克那样尽管美国还没有能力彻底征服之，但相对于伊朗的国家安全战略意义而言伊拉克的“屏蔽作用”早已经不复存在！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连军事实力相当强大的伊朗都被美国所“摆平”，那么在中亚地区显然就没有任何国家还有实力胆敢对美国的旨意再说一个“不”字了，一旦如此美国在中东、中亚的势力范围就将完整地连成一片进而直逼中国、俄罗斯的本土边境了！以早前俄罗斯在乌克兰与西方世界所发生的激烈争夺战的表现，俄罗斯显然不会乐意、亦不会容忍自己的传统势力范围就如此被西方世界所白白地蚕食掉------让帝国的防线从阿富汗边界重新退回到奥伦堡草原；而挟持“重组”尤先科、重新控制诸自然资源公司的努力成果，一个具有“完整经济财政”实力的俄罗斯将会更坚定、更自信、更有能力地反对西方世界在俄罗斯软腹地区的任何扩张企图，而且俄罗斯帝国强大的导弹核武器后盾则注定了任何针对俄罗斯帝国的战争都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可是，作为中亚大角逐的另一个主角-----中国又将什么办呢？！历史希望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能够好好地回答好这个问题！
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毫无疑问都存在着发生“橙色革命”的种种社会经济条件；同样，这些国家因此而彻底地倒向西方世界的怀抱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也决不是没可能的事情！但是今天的中国断然不能取采早前俄罗斯那种以“公开插手”中亚诸国国内政治进程（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这样做除了让人更反感并留下把柄祸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价值意义------我们中国应该做到的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而不是仅仅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的行事方式来实现“影响扭转”中亚国家向我们期望的方向演变；我们拥有相对于俄罗斯绝对的经济实力、经济体制、人力、文明文化优势，我们中国必须要利用好这些优势与“牌子”在新疆与中亚苦心编织下无处不在、无懈可击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共生网络体系”------我们必须要以无处不在、或明或暗的影响力、实力“告诉”某些人、某些势力------与我们作对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任何必要、亦没有任何前途！
坦率而言，我对我国自新疆和平解放以来这么多年还没有规划修建南疆铁路（格尔木至喀什）与喀什至西藏的硬底化公路感到忧心不已！我详细地研究过历代中原中央政府如何维系对新疆、西藏地区经营控制的资料------地域的辽远、交通的不便始终是中央政府在这里维持经营控制的最大难题！在汉武帝时期为了长久经营西域汉帝国动用了六十多万士卒屯田西域，可整个汉帝国在全盛时期其总人口数量也不过四、五千万------当东汉后期天下大乱、三国鼎立、社会人口锐减之际（三国时期由于残酷的战乱整个中国的人口数量还足1000万）中央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再拿得出足够的人力资源去维持王朝政府对西域地区的经营控制了！同样，在近代的晚清民国时期，由于交通、地理气候的不便与恶劣，中央政府对新疆西藏经营控制的维持已经险象环生、摇摇欲坠了，阿古柏分裂势力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而在杨增新统治新疆时其赖以与帝国主义、地方割据势力周旋的兵力已经不到1万！而在西藏则就更为“离奇”了------清朝的驻藏大臣有时甚至要借道英属印度通过亚东口岸才能进入得了拉萨……这显然大大“促成鼓舞”了英帝国对西藏的领土野心！只使到了1949年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率部和平起义，新疆将要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接收新疆时由于路途的遥远、交通设施条件的落后还是对哈密已经起义的国民党驻军再次哗变叛乱的行为无能为力-----等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赶到哈密时，哗变的国民党叛军早已将哈密城洗劫一空了……
历史与现实都已经一再表明，地理空间的遥远为大国、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控制增添了不少的风险与艰难；因此凡是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大国必须要具备“长远敏锐的战略眼光”与及“一流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否则的话要想恒久地维持大国、帝国中央政府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于不败之地几乎就是幻想（统治驶驭一个大国要比统治控制一个中小国家要难得多、复杂得多了，其中的差别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概括得完全的）！由于地理空间范围距离的辽阔遥远性、自然人文条件的复杂多样性、政治军事局势牵涉范围的广泛性与及演变恶化速度的爆炸性-----大国、帝国遥远的边疆地区历来都是大国、帝国中央政府统治控制神经未梢最集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同时也是统治控制“成本”最高、投资为最集中的区域（因为这些地区对大国、帝国内部的“精华地区”的安全稳定起到不可替代的“屏蔽缓冲”作用）！
另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今天的中国还是已经彻底崩溃灭亡了的苏联帝国，无论是他们的政府还是民众们对遥远边疆地区经营控制的重要性还是统治控制成本投入高昂的“必要性”的认识都存在重大的无知与误区！在苏联帝国，无论苏联政府在其核武器库与及其它方面投入了多少钱财，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他们对高加索、西伯利亚、中亚等边远、边疆地区交通通讯、文教科技等基础设施投入的薄弱、“疏忽”都贵留下了致命的隐患-----否则的话今天的车臣分裂分子们一百几十人一支的部队还能跑得到高加索的群山密林中躲藏得起来、躲藏得住吗？！天下显然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又想少花钱又想统治控制得了更为辽阔的地理空间；过去的失误就让今天的俄罗斯人不得不付出血的代价，由于车臣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帝国统治控制“神经未梢”最为集中、最为敏感的区域------放弃罢休几乎就等于俄罗斯帝国的解体自杀！可是要想成功地彻底剿灭叛军除了必须要有装备精良、能征善战的作战部队之外，亦需要有良好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条件，否则的话就将如同今天的美国人在阿富汗那样军事作战的后勤成本高得不可承受（据说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每年的军费开支就高达七八百亿美元，比俄罗斯人一年的军费开支还要高得多-----直升机来直升机往，坦克来坦克往烧的难道是水？！可是如果用这些钱来修路什么的，我想就算是万里长城都修得好了，如此一比较效益的高低就立杆见影了）！更为重要的是战争行为在物质文明上注定就是破坏性的，而铺设交通、通讯线路，投资文教科技教育却绝对是建设性的------对于发动进行侵略战争的一方而言这样的“效益”可以不计，但对于致力维持大国、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一方（守业）而言这样的效益好处不懂得计算就是绝对的混蛋了！！！
同样道理，对于今天还处于国家团结、社会稳定的中国而言，我们显然必须迅速加大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与及其它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通讯与及文教科技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了！就如在新疆、西藏地区，如果我们铺设了南疆铁路、喀什至拉萨的硬底化公路，在日后危难、突发不利事件面前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就将“有所凭持”了；而在和平时期对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是大有好处的！回想下我们当年为越南这个“同志加兄弟”的反骨仔所提供的大笔大笔无偿援助（总数量达两百亿美元之巨）吧，可是当我们最终不得不发动对越自卫还击战时我们的大炮、坦克与作战部队是以何种方式、何种水准的“公路”拖到、走到阵地前线的（我详细研究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年广西、云南前线的很多公路根本就说不上是“路”，我们的钱财为什么不能用得更好、多做点更具深远历史价值意义的东西？！好让国家与及后世子孙们在危难时“有所凭持与回旋的余地空间呢）？！同样，当我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临苏联帝国虎视眈眈的可能入侵时，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还有那么多的钱、那多的人力物力去非洲大修那漫长的坦赞铁路？！据我所知南疆铁路设想正是此时候提出的，为什么我们不用这些钱去大修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交通线？！
具往矣！做人做事就是要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当今天的中国政府、中国民众们还在为什么的“京沪高速铁路”、“国家大剧院”、全国各地众多的城市在地震时有可能成为地狱的地铁与及其它纯熟烧钱的形象工程中浪费掉我们宝贵有限的资源钱财时我们就不能将这些钱用在更具深远历史价值意义的地方吗？！历史只会记得住成绩、历史只会记得住成功与胜利-----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众们在“做事思考”时务必要好好反思下我们这样做是否经得住历史时间的考验了，请不要再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的敌人还有机会来咒骂我们的无知与饥笑我们的混蛋愚蠢了！
将农村社会真正引入现代化的轨道事关中国生死存亡
- v/ O3 E6 z# ~% E* u4 T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本人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变迁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在《大国生存就有大国的法则------必须努力优化中国国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与共生体系》（中华网、2004、11、28）等评论中我就一再强调了今天的中国政府必须要努力地将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引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极端重要性！
/ \3 q, N, X! ^+ e' Ebbs.cqzg.cn一直以来本人都在努力探寻中国古代王朝帝国们兴衰盛亡的深层根源，为什么古代中国诸多封建王朝帝国统治的晚期总是存在着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与占山为王的山贼流寇、“梁山好汉”？！为什么古代中国诸多封建王朝帝国们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统治控制范围始终不能到达咸海、贝加尔湖、安南（即今天的中南半岛地区）、流球、库页岛等地区并长久地维持存在得下来？！为什么尽管古代的中国历经了漫长的封建帝国王朝“大一统”统治控制岁月，但王朝的中央政府却一直要拖到近代的明、清帝国时期才能对川康、湘西、云贵地区众多的地方土司世袭政权实施得了“改土归流”政策？！为什么甚至直到了晚清时期，我们的“总理各国衙门大臣”李鸿章先生还认为新疆地区是“蛮荒遥远之地、留之无用”（同时期的台湾岛上也还存在着“生番、熟番”之分别）；可是那时的大英帝国在离英国本土更为遥远的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印度等地区从事殖民统治事业甚至已经持续进行了了好几百多年之久，又在谁听说过英国人、法国人认为其政府在遥远、蛮荒的北美、澳大利亚、非洲、中南半岛等地区进行控制统治对本国而言是“无用的、有害无益”的？！相反，对于清帝国而言“近在职尺”的新疆此时为什么却在我们的“高官”李中堂们的眼里倒成了“遥远蛮荒、无用之地”？！
: s t {$ _) w3 |% G" a5 L* k" x ?军事,战略,历史,书院,文学论坛,图书,装备,游戏,投资,理财,股票,网络,证券,虚拟文学,中文论坛,春秋中文,贴图,小说,战争历史,中国历史很显然，要想探寻到这一切现象的深层根源非得引入全新的历史观与思维方式不可！
. r/ D# M! C' s: I9 Y春秋中文社区为了探寻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深层根源，我开始注意到“帝国的经济生存方式”对维持大国、帝国们内部的统一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在其后的一系列评论中努力地深入研究对比了苏联帝国的“计划经济生存方式”与美英帝国的“市场经济生存方式”对维系帝国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优缺点------那就是苏联帝国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极端缺乏从帝国外部获取经济利润与推进、强化地区乃至全球间整合一体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美英集团所推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则就具有极强的从帝国外部世界获得利润的能力、自适应生存能力与在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推进强化地区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的本能了！
$ c+ |7 V# @* Q春秋中文社区理解这个道理是明白中国古代王朝帝国们为什么老是走不出“王朝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王朝帝国政府的统治控制风摇雨摆、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成王败寇，最强者又重新平定天下建立新的王朝帝国------王朝腐败……”历史治乱循环怪圈的核心关键！而在这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里“农民起义”又是最重要的一环，一旦作为维持王朝帝国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石与最终统治剥削对象的农民阶层开始发动武装起义暴动，帝国的“食物链”开始难以为继、动摇中断之后，这个王朝帝国的死期就已为时不远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深陷“改朝换代、历史治乱循环怪圈”的深层根源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书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明白了，本文也就不再多说些什么；本文在此所要分析关注的核心就是今天的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意义上引导“传统中国”彻底地永别已经在中国延续循环了两千多年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历史循环怪圈------也就是说必须要将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真正引入到现代生活、生产的轨道上来，以彻底地粉碎消除掉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自然经济生存方式！历史与现实已经一再表明，将现代文明的生活、生产方式引入推广到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并让现代化的文明文化与生活、生产思维在农村社会“扎下根”来是彻底地解决地区割据、分裂与暴动的最重要、最有效手段方式-----如果我国广大农村的老百姓们连电灯、电话、化肥、摩托车、农业机械、公共汽车等等一切与现代文明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东西都无力、无钱、无机会接触得到并享受到其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关心中国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稳定统一了！想想下，如果我们都用不上电灯、电脑与电话，享受不到其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好处我们会真正关心在意中国电力、通讯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稳定运行吗？！很明显如果中国崩溃解体了并彻底天下大乱了，能使用电灯、电脑与电话的诸君所受到的影响肯定就要比没有能力用得上电灯、电脑与电话的那一部分贫苦人家大。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是有摩托车、汽车与农业机械的一族，我们自然就不得不极为关心中国的路况发展、柴油汽油的价格与社会治安的稳定了。同样，如果我们是公司企业里的从业人员、街头的商贬与农场里的工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计我们也不得不关注担心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与否------整个中国社会越来富裕我们也就有希望越来越富裕之，否则我们生产、贬卖的商品就将没有人买、没人要了，我的一家老小就要喝西北风了……这一切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平淡得很，可是正是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生活、生产方式这一张“利益互联网”在大家不知不觉里就悄无声息地将一个人口高达13亿的庞大中国紧密地团结联系起来了；如果今天的中国真的彻底崩溃解体了的话，13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一个将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长久好处，只使你是美国、日本们的走狗奴才-----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如果中国真的如他们之所愿彻底地玩完灭亡了你的“身价地位”也将会暴迭（最近我看《参考消息》时发现有一个原苏联帝国的叛徒者在英国政府所驻的大街上静坐示威，“抗议”英国政府支付给其的“福利待遇”太低，让他饥寒交迫！这个事实想起来真的“非常有趣”）！
+ x0 x' p! w1 y; U6 ^' F春秋中文社区很显然如果中国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经济能力那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团结统一就越有保证；因为他们都是中国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
4 z1 l1 ^1 _; X春秋中文社区既然将中国农村社会引入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中事关今天中国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如何增进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与农民们的经济收入就应该是中国政府社会施政策略的重中之重才是！遗憾的是现实状况非常让人失望与痛心------各级政府部门向农村摊派征收的杂税杂费多得难以计数，让农民们本来就不高的收成大大缩水甚至“亏本经营”------每年种那一亩三分田，养那三五头猪，十几、二十几只鸡鸭除去各种成本与杂税杂费还能“赚”多少钱？！坦率而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家庭除掉“上剿国家的（其中包括了各种杂税杂费在内）”之后一年的收成就所剩无几了，有不少地区农村的总收成不吃不喝甚至还不够“上剿各级政府部门所下达的各种杂费杂税”-------如此的状况还能再指望老百姓们用得上电脑电话、骑得上摩托车与送子女们读高中大学（要供应一个子女读完高中大学，以现在的学费、生活费对于农村家庭的经济收成而言几近于天文数字。可是老百姓们越是不读书就越无法撑握得了现代科技与文明的生活、生产方式，如此的话他们就越难改变得了他们不幸的社会处境与命运，他们也就更难从中国国家的统一与社会安定团结中得到多少好处------自然他们也就不会真正在乎关心中国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团结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中国国家维持统一与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中国社会中这一类的老百姓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处境危险矣）？！可是如果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离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他们还会关心在意中国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团结？！他们还会甘于现状、甘于不幸命运的摆布与社会地位？！ 春秋中文社区2 M! [! e& M5 h. P
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村政策的“死穴绝症”之所在，也是中国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团结的所暗藏着的重大安全隐患------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掉城乡差别与消除淡化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不能将中国的农村社会引入到现代的生活、生产方式中来------今天的中国就将很难“看得到”生机勃勃与光明的前景未来！
- v/ O3 E6 z# ~% E* u4 T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本人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变迁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在《大国生存就有大国的法则------必须努力优化中国国家内部的一体化进程与共生体系》（中华网、2004、11、28）等评论中我就一再强调了今天的中国政府必须要努力地将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引入到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的极端重要性！
/ \3 q, N, X! ^+ e' Ebbs.cqzg.cn一直以来本人都在努力探寻中国古代王朝帝国们兴衰盛亡的深层根源，为什么古代中国诸多封建王朝帝国统治的晚期总是存在着那么多的农民起义与占山为王的山贼流寇、“梁山好汉”？！为什么古代中国诸多封建王朝帝国们真正意义上的行政统治控制范围始终不能到达咸海、贝加尔湖、安南（即今天的中南半岛地区）、流球、库页岛等地区并长久地维持存在得下来？！为什么尽管古代的中国历经了漫长的封建帝国王朝“大一统”统治控制岁月，但王朝的中央政府却一直要拖到近代的明、清帝国时期才能对川康、湘西、云贵地区众多的地方土司世袭政权实施得了“改土归流”政策？！为什么甚至直到了晚清时期，我们的“总理各国衙门大臣”李鸿章先生还认为新疆地区是“蛮荒遥远之地、留之无用”（同时期的台湾岛上也还存在着“生番、熟番”之分别）；可是那时的大英帝国在离英国本土更为遥远的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印度等地区从事殖民统治事业甚至已经持续进行了了好几百多年之久，又在谁听说过英国人、法国人认为其政府在遥远、蛮荒的北美、澳大利亚、非洲、中南半岛等地区进行控制统治对本国而言是“无用的、有害无益”的？！相反，对于清帝国而言“近在职尺”的新疆此时为什么却在我们的“高官”李中堂们的眼里倒成了“遥远蛮荒、无用之地”？！
: s t {$ _) w3 |% G" a5 L* k" x ?军事,战略,历史,书院,文学论坛,图书,装备,游戏,投资,理财,股票,网络,证券,虚拟文学,中文论坛,春秋中文,贴图,小说,战争历史,中国历史很显然，要想探寻到这一切现象的深层根源非得引入全新的历史观与思维方式不可！
. r/ D# M! C' s: I9 Y春秋中文社区为了探寻苏联帝国崩溃解体的深层根源，我开始注意到“帝国的经济生存方式”对维持大国、帝国们内部的统一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并在其后的一系列评论中努力地深入研究对比了苏联帝国的“计划经济生存方式”与美英帝国的“市场经济生存方式”对维系帝国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优缺点------那就是苏联帝国所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极端缺乏从帝国外部获取经济利润与推进、强化地区乃至全球间整合一体化的能力；相比之下美英集团所推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则就具有极强的从帝国外部世界获得利润的能力、自适应生存能力与在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推进强化地区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的本能了！
$ c+ |7 V# @* Q春秋中文社区理解这个道理是明白中国古代王朝帝国们为什么老是走不出“王朝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王朝帝国政府的统治控制风摇雨摆、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成王败寇，最强者又重新平定天下建立新的王朝帝国------王朝腐败……”历史治乱循环怪圈的核心关键！而在这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怪圈里“农民起义”又是最重要的一环，一旦作为维持王朝帝国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石与最终统治剥削对象的农民阶层开始发动武装起义暴动，帝国的“食物链”开始难以为继、动摇中断之后，这个王朝帝国的死期就已为时不远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深陷“改朝换代、历史治乱循环怪圈”的深层根源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一书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明白了，本文也就不再多说些什么；本文在此所要分析关注的核心就是今天的中国如何才能真正意义上引导“传统中国”彻底地永别已经在中国延续循环了两千多年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历史循环怪圈------也就是说必须要将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真正引入到现代生活、生产的轨道上来，以彻底地粉碎消除掉维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史的小农自然经济生存方式！历史与现实已经一再表明，将现代文明的生活、生产方式引入推广到中国广大的农村社会，并让现代化的文明文化与生活、生产思维在农村社会“扎下根”来是彻底地解决地区割据、分裂与暴动的最重要、最有效手段方式-----如果我国广大农村的老百姓们连电灯、电话、化肥、摩托车、农业机械、公共汽车等等一切与现代文明生活、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东西都无力、无钱、无机会接触得到并享受到其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不会关心中国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稳定统一了！想想下，如果我们都用不上电灯、电脑与电话，享受不到其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好处我们会真正关心在意中国电力、通讯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稳定运行吗？！很明显如果中国崩溃解体了并彻底天下大乱了，能使用电灯、电脑与电话的诸君所受到的影响肯定就要比没有能力用得上电灯、电脑与电话的那一部分贫苦人家大。同样道理，如果我们是有摩托车、汽车与农业机械的一族，我们自然就不得不极为关心中国的路况发展、柴油汽油的价格与社会治安的稳定了。同样，如果我们是公司企业里的从业人员、街头的商贬与农场里的工人，为了我们自己的生计我们也不得不关注担心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人们购买力的提高与否------整个中国社会越来富裕我们也就有希望越来越富裕之，否则我们生产、贬卖的商品就将没有人买、没人要了，我的一家老小就要喝西北风了……这一切现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无处不在、平淡得很，可是正是市场经济体系与现代生活、生产方式这一张“利益互联网”在大家不知不觉里就悄无声息地将一个人口高达13亿的庞大中国紧密地团结联系起来了；如果今天的中国真的彻底崩溃解体了的话，13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一个将会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长久好处，只使你是美国、日本们的走狗奴才-----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如果中国真的如他们之所愿彻底地玩完灭亡了你的“身价地位”也将会暴迭（最近我看《参考消息》时发现有一个原苏联帝国的叛徒者在英国政府所驻的大街上静坐示威，“抗议”英国政府支付给其的“福利待遇”太低，让他饥寒交迫！这个事实想起来真的“非常有趣”）！
+ x0 x' p! w1 y; U6 ^' F春秋中文社区很显然如果中国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享受现代化生活、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经济能力那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团结统一就越有保证；因为他们都是中国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
4 z1 l1 ^1 _; X春秋中文社区既然将中国农村社会引入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中事关今天中国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如何增进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与农民们的经济收入就应该是中国政府社会施政策略的重中之重才是！遗憾的是现实状况非常让人失望与痛心------各级政府部门向农村摊派征收的杂税杂费多得难以计数，让农民们本来就不高的收成大大缩水甚至“亏本经营”------每年种那一亩三分田，养那三五头猪，十几、二十几只鸡鸭除去各种成本与杂税杂费还能“赚”多少钱？！坦率而言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家庭除掉“上剿国家的（其中包括了各种杂税杂费在内）”之后一年的收成就所剩无几了，有不少地区农村的总收成不吃不喝甚至还不够“上剿各级政府部门所下达的各种杂费杂税”-------如此的状况还能再指望老百姓们用得上电脑电话、骑得上摩托车与送子女们读高中大学（要供应一个子女读完高中大学，以现在的学费、生活费对于农村家庭的经济收成而言几近于天文数字。可是老百姓们越是不读书就越无法撑握得了现代科技与文明的生活、生产方式，如此的话他们就越难改变得了他们不幸的社会处境与命运，他们也就更难从中国国家的统一与社会安定团结中得到多少好处------自然他们也就不会真正在乎关心中国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的安定团结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中国国家维持统一与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中国社会中这一类的老百姓越来越多，那么中国的处境危险矣）？！可是如果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离现代化的生活、生产方式越来越遥远、越来越陌生他们还会关心在意中国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团结？！他们还会甘于现状、甘于不幸命运的摆布与社会地位？！ 春秋中文社区2 M! [! e& M5 h. P
这就是今天中国农村政策的“死穴绝症”之所在，也是中国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团结的所暗藏着的重大安全隐患------如果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掉城乡差别与消除淡化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不能将中国的农村社会引入到现代的生活、生产方式中来------今天的中国就将很难“看得到”生机勃勃与光明的前景未来！
如何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控制与军事反应体系
关于如何加强与优化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危机控制处理的问题本人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研究，因为这本身就是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美国发生重大恐怖袭击后就更应是如此了。坦率地说，我们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与所存在的重大漏洞隐患已经到了必须就高度重视关注与必须马上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现时最明显，最直接的国家安全漏洞隐患就是累禁不止，无处不在的走私活动--既然走私分子们连大宗大宗的货物（如汽车、成品油、食用油等）都可以“出入”国门如无人之境，视我们的海关、边防部门如无物；那么不怕死、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们要偷运走私细小得多的武器弹药入境难道要比偷运走私汽车等“大东东”还要困难？我陈天这样的忧虑担心决不是多余，早前新疆地区就多次发生过东突恐怖分子偷运武器弹药入境地问题--以我国陆地边界之漫长与边疆地理、民族民情之复杂多样，只要国内局势恶化、激化，恐怖分子、分裂分子们的武器供应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事实上，当911发生之后，我们细细回想起我们中国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倍感侥幸才是，想想下，如果当年的“赖老板（厦门大案主角）”、“李老板（湛江大案主角）”们走私的如不仅仅是汽车、成品油，还暗藏了几集装箱TNT、手雷、冲锋枪（国际地下军火市场你要多少就有多少），以当时某些海关、边防部门的混蛋、腐败的实况----易而反掌吧！？一旦这些家伙流入社会，就不知要平添多少冤魂野鬼了；更为恐怖的是如果有那么几百公斤、几千公斤、甚至一集装箱（赖昌星等走私集团的集装箱很少经过“安全检查”）的TNT在厦门、湛江甚至福州、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发生爆炸--仅仅杨前线、陈同庆等几个、十几个贪官的人头就可以向死难的国人交待得了了？（俄罗斯别斯兰事件的发生从来就不是偶然的，这与俄罗斯边防部门的无能与腐败有着必然的关系。）
连美国这样有着两洋天险、堪少陆上边界线（与加拿大的边界线可以不计，因为北美防空司令部已经监控了整个北美洲。）与有显著人种区别（与阿拉何人）的世界大国尚受到了恐怖袭击；那么有着漫长陆上边界线、众多跨境民族、又没有显著人种区别（如何从外表区别得了中亚人与新疆人？如何从外表区别得了闽南人与台独恐怖分子？）的我们--中国，就更要有紧迫感与必要及早关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整体上的安全控制与突发恐怖袭击事件的应对手段了--难道非要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死难才能完全刺击警醒得了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部门？！
从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大国政治现实出发，我们中国的地区政府长官们的职能分工设置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大国、帝国们如何进行实施对其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我发现无论是古代、近代、现代成功的大国、帝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地区最高长官（封疆大吏、总督之类）的核心职责莫不是以维护所辖地区的安全与秩序事务为主（经济事务另有官员负责，地方最高长官并不是地方经济事务的第一负责人，其职责也不是经济事务为核心。）。如华夏历代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们就如此，汉帝国的西域长史府最高长官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以维持汉帝国对西域地区的控制统治为核心要务，并且拥有随时动用军事力量的权利（班固就如此，并亲自带领士兵袭杀了匈奴使节，平息小国的叛乱；陈朝、隋朝时期岭南的洗夫人（后封谯国夫人）则统领六州兵马，拥有“便宜行事的权利”；而清朝的林则徐、左宗棠、曾国潘们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向来就是维持帝国统治控制的长存与安全，至于他们如何发展地区经济的事迹，我很少发现。）。同样，大英帝国所有海外殖民地的总督们的首要工作也是维持帝国统治控制的存在与安全，在需要时还要带军队出征打仗，如印度、美洲、大洋洲、非洲的英帝国总督就如此；某些驻守要津群岛、海角、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在和平时期还要兼任海军舰队队长，负责打击所处海域的海盗，维持海上航线的安全与畅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们驻海外领地的长官亦如此）。这些地区最高长官的权力直接来自王朝中央政府，而且也只对王朝中央政府负责，而不对地方负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最高长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王朝中央政府衰落、频临灭亡之际除外），汉帝国的西域长史府长官的任命、任期就由汉政府决定；同样，大英帝国海外领地总督的任命、任期也一样由英内阁决定人选、任期，再以国王的名义任命之！明白这样做的“玄机”实在太重要了，由于地区长官的权力直接来自大国、帝国中央政府，因此无论长官是何人、来自何民族、种族，他们只能向中央负责，除非大国、帝国将近崩溃灭亡，否则决无胆敢闹分裂的可能（大英帝国历史上就没有任何一个总督闹分裂独立成功过，美国独立的发起者也不是殖民地的总督们）；更重要的是地区长官的任命一般执行“回避制度”、“轮值制度”，而其权力也主要“设定、限定”于维护地区军事安全、社会秩序、政治稳定方面，而地区的经济、税收主管工作另由中央政府派专员负责（地区长官有领导管理、监督主管经济、税收官员们的权利，但没有处理瓜分地区税收岁入成果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坏负主要责任了）----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让地区的“治权”与“财权”分离，让地区长官无法大权独揽，进而军事割据裂，而主管经济、税收的专员更受中央与地区长官双从领导、监控，没军事武力实权，要分裂割据就更难了（当然、近代西方海洋殖民帝国还有很多拥有“帝国特让经营状”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也不对地区负责，利润也不归地区所有，这样就更进一步分化剥弱了地区的经济权力了）。
相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帝国在“治权”与“财权”分割问题上就含糊混乱得多了。由于是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蔽端就是商品的流通性、多样性、灵活性不强，使得地区最高长官必须参与地区经济建设，如果地区不按时上报本区的某种商品的需求数量与本区某种商品的产出数量----中央政府的计划经济部门的工作就没法进行了。同样由于计划经济固有的滞后性（市场经济的同步性极强，相互竞争的公司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无时不刻不在密切关注研究市场供求的平衡与新商机的出现）不饱和性，地区长官也就不得不亲自去关心地区的“柴、米、油、盐”与“衣、食、住、行”问题了（戈尔巴乔夫当年甚至还“担心”过莫斯科周围农场的萝卜收成问题呢）。如此也就力求争取国家在自己所管理地区设新工厂的指标了----所有的地区都如此，这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各地区都“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从复建议，而商品世界市场竞争却极为低下的根源（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产量就比中国所有汽车公司的总量还多，一个雀巢公司的食品产品就抵得上苏联帝国食品产量的五分之一）。
明白这些极为重要，帝国运行就有帝国的法则，地区最高长官的首要职责本来就是要考虑如何维护好本区的长远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是以注定就要培养磨练出敏锐一流的“危机感知、预知能力与处理手段”及“大局观”来，如今却被“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之类“婆婆妈妈”的烦琐事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以苏联帝国的国家领导人与及绝大多数地区的第一书记、最高长官都没有敏锐一流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最终导致到作为苏联帝国的主体与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的解体都漠不关心与麻木不仁了，甚至出了个叶利钦来--在别洛韦日“指点江山、肢解苏联、自毁长城”时还“豪气冲天”呢！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人的悲哀（当然，苏联帝国的地区长官的任命不存在“地区回避”也是致命伤--想想下，如果叶利钦在哈萨克期坦任第一书记，纳扎巴耶夫在俄罗斯任第一书记，苏联帝国的命运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相反，大英帝国的总督们就历害得多与有远见得多了，而其第一流水准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苏联帝国的地区长官们就更是望尘莫及了（《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关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的第十五章中有精辟的论述分析）。
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必须改革省级、地级市一级最高长官们（书记、“第一把手”矣）的职责分工。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反正是“一哥”的人物，表面上叫什么无所谓）必须是所在地区的反恐（台海战争与及以后岁月中各级政府新的重要责任）、地区安全（车祸、矿难、火灾、水灾与及一切突发事件危机）、社会治安、反间谍、反渗透、反颠覆反走私（从经济部门纳入安全部门管理）的第一负责人；拥有调动地区所有强力部门的直接权力（包括武警、国安，但驻军除外，要动用必须上报中央批准后方可行）。地区最高长官（省委、地委书记）由中央直接任命、并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必须实行“地区回避任命制度”；省委书记、地委书记（是什么名字不重要）不再是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等什么的第一负责人，而专职于地区安全与社会控制事务。至于地区经济事务的主管官员则由省长、市长专职负责，并最终实现地区直接全民选举，实行双重领导--中央与地区最高长官都拥有监督、领导权。如此实行“治权”与“财权”的分离----地区最高长官，反恐、地区安全、社会秩序控制管理的第一负责人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直接由中央任命，并直接向中央负责；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第一责任人是省长、市长，直接由地区选举、中央任命，由中央与地区最高长官双从领导管理。
总之，无论如何都必须将地区最高长官、地区安全与社会控制第一负责人与地区经济负责人分离开来，因为这对于反恐、打击地方走私、地方割据与黑恶势力等方面而言是极为必要的，有部分地区就将走私活动、地方割据（税收不交，补贴尽争）视为“搞活地方经济的最佳手段”----尽挖国家的墙脚、康国家的概！如果地区最高长官也是地区经济的第一负责人，叫他们如何反走私、打黑队恶法？为了他们的“发展经济的政绩”必然会明里暗里放私防私矣----如此又何反恐？又如何确保得了国家整体上的安全与社会控制？！
同样，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实行“模块化改造，扁平化指挥”。现在我们的中间指挥环节机构实在太多了--中央军委--大军区--省军区（地区海军、空军）--军--师。中间机构过多只会导致机构庞杂、官比兵多，指挥重垒滞后、相互扯皮推卸负责，战场布署机动迟缓--根本不能适应“大区域远程实时攻击作战”的新军事理念要求。从我们中国的国家长远安全战略环境分析，我们的核心军事对手就只能是美国、日本（或者还有印度）了，而与他们发生大规模陆上决战的可能性又少之又少，而发生海、空冲突对抗的可能性就现实多了。但美国的空军不存在前线布署的“军级”作战单位--最大有的只是联队（师级）；而美国的海军的航母战斗群也是以师为单位（舰长为少将军衔）；至于日本、台独们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从现实与可以预见的未来战争形式出发，我国也必须要强化以“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作战单位。
以一个整编师16000人计算（3个作战旅各4000人，师部机关与直辖部队也计40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一共可以整合为62个师（维持一支拥有100万人的陆军足矣，美国才50多万陆军呢？！）；而空军则可以整合为28个师（中国空军总人数46万，与美国空军人数相差不远，但作战实力则差远了）；至于海军、二炮则没有整合的必要，因为本身已经相当合理了。
现在最重要的设想就是撒掉八大军区的建制设置--在全球化实时攻击作战时代----中央军委的命令必须直达合成集团军、军一级前线作战司令部才有现实价值意义。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美洲防空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大西洋司令部等所指挥控制的地理面积都达上千万平方公里以上；反观我们的八军区，所指挥控制的地理空间实在大小了--连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攻击射程都可以横穿几个大军区的防空范围----如何有效整合统一指挥我们的防空系统来拦截之？难道还要进行“空中拦截接力比赛”？！
是以再维持八大军区的建制，人为地“分割”国家的地理与领空对未来的国土防卫作战极为不利，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陈天个人认为，撒消八大军区的建制，62个陆军师、28个空军师、海军三舰队、二炮部队们以师级部队为核心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控管理。在空军内部设立“国土防空司令部”由一空军副司令担任司令，直接指挥全国所有担任国土防空的空军战斗机、地空导弹部队进行日常战备值勤；而在陆军部队则以四师组成一军（三个战斗师、军部与军属部队计一个师，合计64000人）为单位进行后勤供应、开展训练与战斗值勤（全国陆军可整合为13个军），在日常训练时必须要强化与空军师、海军部队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至于部队的驻地，没有改变的必要，而征兵工作、地方武装部则由省军区与地区最高长官双重领导（事实上现在省委书记一般也兼任省军区书记了）之，国内抗洪救灾与应对突发危机的工作就由地区最高长官领导进行。
如此改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有一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实现了战斗部队的“模块化”组合，军事上的“扁平化”指挥。平时陆军部队、空军部队以师为单位分驻各地，并以师、军为单位展开日常军事训练、联合作战训练与战斗值勤；也可以将三几个陆军军与几个空军师、一两个海军分舰队、一两个二炮师、数个武警支队（合计20-30万人，用来对付周边小国，或与美国、日本打一场区域战争也足矣）集中起来进行“合成集团军”作战训练（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陆、海、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们为集团军司令官）--如此可以随意组合作战与训练，也可以自由增减参与部队的数量。而在今天我们的八大军区制度下，要想让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与从新组合训练作战就困难多了，要参与对外作战则就更难了；相反，美国在攻打伊拉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上将）就可以随时畅顺地调动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中将）、大西洋舰队的地中海分舰队（中将）、欧洲司令部的重装甲师（少将）与战斗机联队（少将）加入战斗了。但是我们能吗？！调动不会很难，但后勤与指挥整合就难多了，因为我们的师级部队还未能高度自成体系（少将）、可以随时整体跨区域远程机动，而我们有军一级（中将）前线指挥实践经验的战地指挥官就更少了（美国驻伊最高司令早前就是中将、统领十多万人，第七舰队司令也是中将），而现代作战最重要的作战单位又恰恰好是师与军！
强化省委、地委书记们地区最高长官与反恐、社会安全与控制事务第一负责人的地位与强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师级、军级、集团军级作战单位的地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将可以使我们拥有一批对国家安全与社会控制有高度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的官员、将领；而“模块化”的军事体系将使我们每一个师级部队都拥有立即可进入远距离作战调动的潜在能力，至于“扁平化”的指挥体系，这注定就是大区域远程实时攻击作战模式理念下的必然产物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中国在新时期下如何确保国家的安全的一种设想与探讨！
（本文写得非常艰难，而且语句也很不通顺，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设想（未必成熟与合理），我最后还是决心发出去，期望能引起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有不足之外、在此望各位网友多多包涵见谅了。）
关于如何加强与优化我们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危机控制处理的问题本人一直以来都在思考研究，因为这本身就是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而美国发生重大恐怖袭击后就更应是如此了。坦率地说，我们国家的国内安全问题与所存在的重大漏洞隐患已经到了必须就高度重视关注与必须马上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现时最明显，最直接的国家安全漏洞隐患就是累禁不止，无处不在的走私活动--既然走私分子们连大宗大宗的货物（如汽车、成品油、食用油等）都可以“出入”国门如无人之境，视我们的海关、边防部门如无物；那么不怕死、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们要偷运走私细小得多的武器弹药入境难道要比偷运走私汽车等“大东东”还要困难？我陈天这样的忧虑担心决不是多余，早前新疆地区就多次发生过东突恐怖分子偷运武器弹药入境地问题--以我国陆地边界之漫长与边疆地理、民族民情之复杂多样，只要国内局势恶化、激化，恐怖分子、分裂分子们的武器供应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事实上，当911发生之后，我们细细回想起我们中国自身的安全状况应倍感侥幸才是，想想下，如果当年的“赖老板（厦门大案主角）”、“李老板（湛江大案主角）”们走私的如不仅仅是汽车、成品油，还暗藏了几集装箱TNT、手雷、冲锋枪（国际地下军火市场你要多少就有多少），以当时某些海关、边防部门的混蛋、腐败的实况----易而反掌吧！？一旦这些家伙流入社会，就不知要平添多少冤魂野鬼了；更为恐怖的是如果有那么几百公斤、几千公斤、甚至一集装箱（赖昌星等走私集团的集装箱很少经过“安全检查”）的TNT在厦门、湛江甚至福州、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发生爆炸--仅仅杨前线、陈同庆等几个、十几个贪官的人头就可以向死难的国人交待得了了？（俄罗斯别斯兰事件的发生从来就不是偶然的，这与俄罗斯边防部门的无能与腐败有着必然的关系。）
连美国这样有着两洋天险、堪少陆上边界线（与加拿大的边界线可以不计，因为北美防空司令部已经监控了整个北美洲。）与有显著人种区别（与阿拉何人）的世界大国尚受到了恐怖袭击；那么有着漫长陆上边界线、众多跨境民族、又没有显著人种区别（如何从外表区别得了中亚人与新疆人？如何从外表区别得了闽南人与台独恐怖分子？）的我们--中国，就更要有紧迫感与必要及早关注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整体上的安全控制与突发恐怖袭击事件的应对手段了--难道非要国人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死难才能完全刺击警醒得了所有的国家权力机构部门？！
从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大国政治现实出发，我们中国的地区政府长官们的职能分工设置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大国、帝国们如何进行实施对其广阔无垠的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我发现无论是古代、近代、现代成功的大国、帝国，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地区最高长官（封疆大吏、总督之类）的核心职责莫不是以维护所辖地区的安全与秩序事务为主（经济事务另有官员负责，地方最高长官并不是地方经济事务的第一负责人，其职责也不是经济事务为核心。）。如华夏历代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们就如此，汉帝国的西域长史府最高长官们首要的任务就是以维持汉帝国对西域地区的控制统治为核心要务，并且拥有随时动用军事力量的权利（班固就如此，并亲自带领士兵袭杀了匈奴使节，平息小国的叛乱；陈朝、隋朝时期岭南的洗夫人（后封谯国夫人）则统领六州兵马，拥有“便宜行事的权利”；而清朝的林则徐、左宗棠、曾国潘们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向来就是维持帝国统治控制的长存与安全，至于他们如何发展地区经济的事迹，我很少发现。）。同样，大英帝国所有海外殖民地的总督们的首要工作也是维持帝国统治控制的存在与安全，在需要时还要带军队出征打仗，如印度、美洲、大洋洲、非洲的英帝国总督就如此；某些驻守要津群岛、海角、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在和平时期还要兼任海军舰队队长，负责打击所处海域的海盗，维持海上航线的安全与畅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们驻海外领地的长官亦如此）。这些地区最高长官的权力直接来自王朝中央政府，而且也只对王朝中央政府负责，而不对地方负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区最高长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王朝中央政府衰落、频临灭亡之际除外），汉帝国的西域长史府长官的任命、任期就由汉政府决定；同样，大英帝国海外领地总督的任命、任期也一样由英内阁决定人选、任期，再以国王的名义任命之！明白这样做的“玄机”实在太重要了，由于地区长官的权力直接来自大国、帝国中央政府，因此无论长官是何人、来自何民族、种族，他们只能向中央负责，除非大国、帝国将近崩溃灭亡，否则决无胆敢闹分裂的可能（大英帝国历史上就没有任何一个总督闹分裂独立成功过，美国独立的发起者也不是殖民地的总督们）；更重要的是地区长官的任命一般执行“回避制度”、“轮值制度”，而其权力也主要“设定、限定”于维护地区军事安全、社会秩序、政治稳定方面，而地区的经济、税收主管工作另由中央政府派专员负责（地区长官有领导管理、监督主管经济、税收官员们的权利，但没有处理瓜分地区税收岁入成果的权利；当然也就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好坏负主要责任了）----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让地区的“治权”与“财权”分离，让地区长官无法大权独揽，进而军事割据裂，而主管经济、税收的专员更受中央与地区长官双从领导、监控，没军事武力实权，要分裂割据就更难了（当然、近代西方海洋殖民帝国还有很多拥有“帝国特让经营状”的公司，而这些公司也不对地区负责，利润也不归地区所有，这样就更进一步分化剥弱了地区的经济权力了）。
相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帝国在“治权”与“财权”分割问题上就含糊混乱得多了。由于是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蔽端就是商品的流通性、多样性、灵活性不强，使得地区最高长官必须参与地区经济建设，如果地区不按时上报本区的某种商品的需求数量与本区某种商品的产出数量----中央政府的计划经济部门的工作就没法进行了。同样由于计划经济固有的滞后性（市场经济的同步性极强，相互竞争的公司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无时不刻不在密切关注研究市场供求的平衡与新商机的出现）不饱和性，地区长官也就不得不亲自去关心地区的“柴、米、油、盐”与“衣、食、住、行”问题了（戈尔巴乔夫当年甚至还“担心”过莫斯科周围农场的萝卜收成问题呢）。如此也就力求争取国家在自己所管理地区设新工厂的指标了----所有的地区都如此，这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各地区都“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从复建议，而商品世界市场竞争却极为低下的根源（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产量就比中国所有汽车公司的总量还多，一个雀巢公司的食品产品就抵得上苏联帝国食品产量的五分之一）。
明白这些极为重要，帝国运行就有帝国的法则，地区最高长官的首要职责本来就是要考虑如何维护好本区的长远安全与社会秩序的、是以注定就要培养磨练出敏锐一流的“危机感知、预知能力与处理手段”及“大局观”来，如今却被“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之类“婆婆妈妈”的烦琐事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是以苏联帝国的国家领导人与及绝大多数地区的第一书记、最高长官都没有敏锐一流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最终导致到作为苏联帝国的主体与最大既得利益集团的俄罗斯人对苏联帝国的解体都漠不关心与麻木不仁了，甚至出了个叶利钦来--在别洛韦日“指点江山、肢解苏联、自毁长城”时还“豪气冲天”呢！这不能不说是俄罗斯人的悲哀（当然，苏联帝国的地区长官的任命不存在“地区回避”也是致命伤--想想下，如果叶利钦在哈萨克期坦任第一书记，纳扎巴耶夫在俄罗斯任第一书记，苏联帝国的命运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相反，大英帝国的总督们就历害得多与有远见得多了，而其第一流水准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苏联帝国的地区长官们就更是望尘莫及了（《全球通史----1500年后的世界》关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的第十五章中有精辟的论述分析）。
那么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必须改革省级、地级市一级最高长官们（书记、“第一把手”矣）的职责分工。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反正是“一哥”的人物，表面上叫什么无所谓）必须是所在地区的反恐（台海战争与及以后岁月中各级政府新的重要责任）、地区安全（车祸、矿难、火灾、水灾与及一切突发事件危机）、社会治安、反间谍、反渗透、反颠覆反走私（从经济部门纳入安全部门管理）的第一负责人；拥有调动地区所有强力部门的直接权力（包括武警、国安，但驻军除外，要动用必须上报中央批准后方可行）。地区最高长官（省委、地委书记）由中央直接任命、并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必须实行“地区回避任命制度”；省委书记、地委书记（是什么名字不重要）不再是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等什么的第一负责人，而专职于地区安全与社会控制事务。至于地区经济事务的主管官员则由省长、市长专职负责，并最终实现地区直接全民选举，实行双重领导--中央与地区最高长官都拥有监督、领导权。如此实行“治权”与“财权”的分离----地区最高长官，反恐、地区安全、社会秩序控制管理的第一负责人是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直接由中央任命，并直接向中央负责；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第一责任人是省长、市长，直接由地区选举、中央任命，由中央与地区最高长官双从领导管理。
总之，无论如何都必须将地区最高长官、地区安全与社会控制第一负责人与地区经济负责人分离开来，因为这对于反恐、打击地方走私、地方割据与黑恶势力等方面而言是极为必要的，有部分地区就将走私活动、地方割据（税收不交，补贴尽争）视为“搞活地方经济的最佳手段”----尽挖国家的墙脚、康国家的概！如果地区最高长官也是地区经济的第一负责人，叫他们如何反走私、打黑队恶法？为了他们的“发展经济的政绩”必然会明里暗里放私防私矣----如此又何反恐？又如何确保得了国家整体上的安全与社会控制？！
同样，我们的军队也必须实行“模块化改造，扁平化指挥”。现在我们的中间指挥环节机构实在太多了--中央军委--大军区--省军区（地区海军、空军）--军--师。中间机构过多只会导致机构庞杂、官比兵多，指挥重垒滞后、相互扯皮推卸负责，战场布署机动迟缓--根本不能适应“大区域远程实时攻击作战”的新军事理念要求。从我们中国的国家长远安全战略环境分析，我们的核心军事对手就只能是美国、日本（或者还有印度）了，而与他们发生大规模陆上决战的可能性又少之又少，而发生海、空冲突对抗的可能性就现实多了。但美国的空军不存在前线布署的“军级”作战单位--最大有的只是联队（师级）；而美国的海军的航母战斗群也是以师为单位（舰长为少将军衔）；至于日本、台独们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从现实与可以预见的未来战争形式出发，我国也必须要强化以“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作战单位。
以一个整编师16000人计算（3个作战旅各4000人，师部机关与直辖部队也计40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一共可以整合为62个师（维持一支拥有100万人的陆军足矣，美国才50多万陆军呢？！）；而空军则可以整合为28个师（中国空军总人数46万，与美国空军人数相差不远，但作战实力则差远了）；至于海军、二炮则没有整合的必要，因为本身已经相当合理了。
现在最重要的设想就是撒掉八大军区的建制设置--在全球化实时攻击作战时代----中央军委的命令必须直达合成集团军、军一级前线作战司令部才有现实价值意义。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欧洲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美洲防空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大西洋司令部等所指挥控制的地理面积都达上千万平方公里以上；反观我们的八军区，所指挥控制的地理空间实在大小了--连一枚战斧巡航导弹的攻击射程都可以横穿几个大军区的防空范围----如何有效整合统一指挥我们的防空系统来拦截之？难道还要进行“空中拦截接力比赛”？！
是以再维持八大军区的建制，人为地“分割”国家的地理与领空对未来的国土防卫作战极为不利，是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陈天个人认为，撒消八大军区的建制，62个陆军师、28个空军师、海军三舰队、二炮部队们以师级部队为核心单位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控管理。在空军内部设立“国土防空司令部”由一空军副司令担任司令，直接指挥全国所有担任国土防空的空军战斗机、地空导弹部队进行日常战备值勤；而在陆军部队则以四师组成一军（三个战斗师、军部与军属部队计一个师，合计64000人）为单位进行后勤供应、开展训练与战斗值勤（全国陆军可整合为13个军），在日常训练时必须要强化与空军师、海军部队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至于部队的驻地，没有改变的必要，而征兵工作、地方武装部则由省军区与地区最高长官双重领导（事实上现在省委书记一般也兼任省军区书记了）之，国内抗洪救灾与应对突发危机的工作就由地区最高长官领导进行。
如此改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有一个最明显的好处就是实现了战斗部队的“模块化”组合，军事上的“扁平化”指挥。平时陆军部队、空军部队以师为单位分驻各地，并以师、军为单位展开日常军事训练、联合作战训练与战斗值勤；也可以将三几个陆军军与几个空军师、一两个海军分舰队、一两个二炮师、数个武警支队（合计20-30万人，用来对付周边小国，或与美国、日本打一场区域战争也足矣）集中起来进行“合成集团军”作战训练（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陆、海、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们为集团军司令官）--如此可以随意组合作战与训练，也可以自由增减参与部队的数量。而在今天我们的八大军区制度下，要想让部队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与从新组合训练作战就困难多了，要参与对外作战则就更难了；相反，美国在攻打伊拉克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上将）就可以随时畅顺地调动太平洋舰队的第七舰队（中将）、大西洋舰队的地中海分舰队（中将）、欧洲司令部的重装甲师（少将）与战斗机联队（少将）加入战斗了。但是我们能吗？！调动不会很难，但后勤与指挥整合就难多了，因为我们的师级部队还未能高度自成体系（少将）、可以随时整体跨区域远程机动，而我们有军一级（中将）前线指挥实践经验的战地指挥官就更少了（美国驻伊最高司令早前就是中将、统领十多万人，第七舰队司令也是中将），而现代作战最重要的作战单位又恰恰好是师与军！
强化省委、地委书记们地区最高长官与反恐、社会安全与控制事务第一负责人的地位与强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师级、军级、集团军级作战单位的地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将可以使我们拥有一批对国家安全与社会控制有高度的“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的官员、将领；而“模块化”的军事体系将使我们每一个师级部队都拥有立即可进入远距离作战调动的潜在能力，至于“扁平化”的指挥体系，这注定就是大区域远程实时攻击作战模式理念下的必然产物了--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中国在新时期下如何确保国家的安全的一种设想与探讨！
（本文写得非常艰难，而且语句也很不通顺，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设想（未必成熟与合理），我最后还是决心发出去，期望能引起大家一些理性的思考与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文有不足之外、在此望各位网友多多包涵见谅了。）
大国经略：缓冲地带的功能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大国经略：缓冲地带的功能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世界史的本质就是大国史，而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导演主角，历史上诸帝国们要想成功地维持自身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恒久、稳定运行，没有高超一流、卓越远见与圆滑老练的“帝国经略艺术”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毫无疑问，出于意识形态、民族自尊方面的分歧考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帝国中央政府对帝国国境线以外地区（有的接壤、有的不接壤）直接、间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明文化、人种诸方面上的渗透控制的行为举动向来褒贬评价不一，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由其如此！可是这种现象行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现象行为”显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界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一个核心标志！当然，本人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我是不会在乎、更不会受意识形态与及“国家主权”之类的任何条条框框所限制的-------“存在的就是正确的”------我只会关心、分析、研究“事情”之所以得以发展产生的根源与及由此而导致的种种历史与现实影响后果，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探寻、策划我们国家、民族如何更好地回避“全球、地区竞争对手挑战”所带来的种种利益损害，从而使国家、民族利益所受到的损害得以“最小化、暂时化、泡沫化”；并想方设法努力把握利用好“历史时局环境变迁”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机遇与利好因素，从而使国家、民族所能获得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永恒化、现实化（必须努力将其在人种、文明文化层面上永恒地“定格定局”下来）”！
毫无疑问，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寻租过程（帝国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面积越辽阔、人口越多，帝国政府与及主体民族集团从中所获得的赋税、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好处就越多）”-----为的就是实现从外部世界获得“生存竞争优势与经济利润”；因此，帝国体系的“经济寻租、赢利特性”就注定了其天生必然具有“努力推进现实帝国统治控制地理空间范围无限扩张的本能”！可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交通、通讯设施的简陋，官僚、军事体系控制能力的低下诸客观原因的制约，帝国中央政府要跨越漫长遥远的时空（时间空间）界限稳定、长久地维持“帝国一体化直接统治控制体系”的运行显然是困难重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整个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岁月里，帝国中央政府就始终不能恒久、稳定地维持其对帝国东部的朝鲜、西部的咸海、北部的贝加尔湖、南部的安南等地区的直接行政军事统治控制。根源何在？！这就直接涉及到了帝国进行扩张、并维持帝国统治控制所需要的“成本代价”问题了。想想下以汉、唐、明、清诸封建王朝帝国时代的科学技术、社会生产能力，诸王朝帝国中央政府能够在维持对朝鲜、咸海、贝加尔湖、库页岛、安南诸地区的统治控制中获得什么好处？！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必须要付出何等艰巨的经济军事“成本代价”？！再对比下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僻远山区与及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巨大、源源不断的财政补贴，我想大家就能够非常明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太多无奈、苦衷与艰辛！
但是，为了能够更有效、更成功地抵御王朝帝国外部世界竞争对手扩张（如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带来的致命安全威胁，更好地屏卫帝国内部的农耕精华地区，并优先夺取、布局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战略态势，只使必须付出沉重高昂的经济军事代价，华夏历史上的诸王朝帝国们还是不得不努力维持帝国对天山南北、蒙古高原、黑龙江流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及海南岛、台湾岛诸地区直接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的！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对于距离王朝帝国农耕核心精华区更遥远、并必须付出更沉重高昂的经济军事成本代价才能维持得了帝国中央政府直接长期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的朝鲜、贝加尔、中亚、安南、缅甸、琉球诸地区华夏王朝帝国中央政府就此有理由完全撒手不管不问了吗？！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帝国中央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社会安定、政权变更、外交敌对趋向还是必须保持强力控制与高度关注的，如果这些地区逐渐向对于华夏王朝帝国不利的方面发展演变，帝国中央政府的安全反应体系便被迅速动员起来-----如在汉帝国时期楼兰王依附匈奴、劫杀汉使所带来的最终结局就是被楼兰王被杀另立亲汉的新王；三国时代边远少数民族政权的背叛导致到了蜀国丞相诸葛亮、魏国总督司马懿对泸水（金沙江）与及朝鲜的远征；而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丰臣秀吉政府对朝鲜的进攻严重威胁了明王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则导致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参与援朝战争……而对于这些平时不纳入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直接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体系、但其“安全背向”却与华夏王帝国朝惜惜相关地区的政权，历史对他们与华夏王朝帝国关系的定义就是“潘属、附属关系”，并统称为华夏王朝帝国的“潘属国、附属国”！
帝国的潘属国、附属国体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妥协”的产物，正如明、清帝国时期中央政府对云贵高原、川康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政权所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那样，只要内外条件合适、只要帝国进行直接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在经济上的成本代价“划算得过来”，这些潘属国、附属国们最终都是会发展演化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控制下的省级行政单位的（如当年缅甸、尼泊尔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波罗的海三国、中亚诸国直接成为苏联帝国的省级加盟共和国那样）；毕竟将他们纳入帝国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军事统治控制体系要比维持其“半独立状态的土司代理统治控制模式”对帝国的安全保证要可靠得多、要有利得多了！但是由于客观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明、清王朝帝国时期中央政府还远远无力对所有的潘属政权实施如对西南土司政权式的“改土归流”；更令人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近代史岁月中我们诸潘属国、附属国体系全部落入西方与及日本诸帝国手中。随着潘属国缓冲体系的彻底崩溃沦丧，中国国门完全洞开，并直接暴露于诸列强帝国的魔爪之下，从而导致到对我国本土更进一步的疯狂瓜分割据，残酷的侵略战争与及由此而导致的内战一再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反复上演------破坏惨重、伤亡累累，百年国耻、磐竹难书！可是及至新中国成立、由其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国又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周边缓冲屏蔽体系，此后尽管每隔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暴发一场局部战争，但战场已经被局限于边境线上（有的战场甚至就完全存在于周边国家内部，如朝鲜战争）而不是在中国的内部腹地！
毫无疑问，将战争暴力冲突阻绝于国门之外就是帝国缓冲体系最重要的功能作用-----对于古代的中国王朝帝国如此，对于今天高度工业化的中国社会就更是如此！我们只要看看俄罗斯帝国在车臣的战场，美利坚帝国在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场就知道了；对于“系统功能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一旦受到战火的无情荡涤没有数十年时间社会经济财富的大量投入基本上就没有重建恢复的可能。因为要求重建的决不仅仅只限于交通、房屋、城市等“硬件体系”，更有行政管理机构的理顺、社会的重新整合，民族仇恨、人际仇恨（如“伊奸”被镇压后所遗留的人际、族际冲突仇恨等手尾就好长）的消除化解等等复杂得多、重要得多的“软件体系”的重建呢！象在今天的车臣、阿富汗、伊拉克土地上所发生的残酷“清剿与反清剿战”、“游击与反游击战”、“除奸与反除奸战”、“自杀性袭击与反自杀性袭击战”所造成的严重心灵创伤、民族仇恨、社会撕裂（如在美军狂轰滥炸中无辜死去的平民，在车臣恐惧袭击活动中无辜地死去的平民）------没有两代人的时间（即50年时间）绝对无法彻底抚平得了战争冲突的伤口！相反，对于美国而言由于战争是在他国进行，已经伤亡了多少就多少，只要愿意就可以立即拍拍屁股就走人，至于战争所在国其它的什么族际、人际、社会整体的撕裂与仇恨等等对美国人而言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相反，对于韩国而言尽管日本的殖民统治已经消失了50多年，但“韩奸”问题在去年还是使得不少韩国政治家中箭落马、送断了政界的前程生命；并再一次造成了社会的深层撕裂与创痛……
同样，1950年国庆节美国间谍企图轰炸天安门暗杀中国领导人的阴谋败露之后，罪犯们全部被擒-----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不仅不能造成中国社会的重大分裂，反而大长了中国人之志气；相反，1955年台湾特务为了暗杀周总理而一手策划的爆炸克什米尔号飞机事件则就再一次深深地撕裂了中国社会的伤痕，只使能够将所有参以制造策划这一事件的台湾特务全部逮捕归案，所种下的仇恨就能够立即消除得了吗？！
明白这些事实道理实在太重要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断然不能够容易缅甸、朝鲜、中亚、蒙古与中南半岛等周边缓冲地带再次沦丧敌手。因为一旦这些地区崩溃玩完、彻底落入敌手之后，今天中国的国门也同样完全洞开了，到时敌人特务间谍分子们在我国边疆地区时不时来个挑拨离间，并暗中煸动制造民族矛盾冲突，甚至社会仇杀（如解放新疆时美国驻乌鲁木齐（当年叫迪化）领事马克南就遏尽全力去煸动新疆民族、社会的冲突仇恨；详见解放新疆的相关资料，用搜索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报复与反报复”、“仇恨与再仇恨”，如此恶性循环，中国要想再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团结、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可就困难得多，成本代价高昂得多了！看看今天的格鲁吉亚就知道了，小小的格鲁吉亚议长布尔贾纳泽居然胆敢对俄罗斯叫焰出“如果俄罗斯视格鲁吉亚为敌，格鲁吉亚就视俄罗斯为敌”的话来------以俄罗斯帝国实力的庞大雄厚，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又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格鲁吉亚有资格叫焰成为俄罗斯的敌人？！如果不是仗着有美国西方世界的撑腰，小小的格鲁吉亚灭亡一百次都不止了！还容忍得了你布尔贾纳泽还有机会在此嚣张叫焰？！恐怕早就叫你这个婆娘滚到莫斯科去擦皮鞋或做三陪都未定了！奈何当年掌握苏联帝国命运的弋尔巴乔夫、叶利钦们就是如此混蛋幼稚，白白放纵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导致到苏联各地区独立建国大潮一瞬间风起云涌、不可收拾-----庞大的帝国兵败如山倒、轰然倒塌，倾刻间就灰飞烟灭、彻底崩溃瓦解-----以至到连车臣这样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地区都深受刺激鼓舞，并开始努力谋求彻底的武装独立建国，将前来镇压的俄罗斯军队乃至整个俄罗斯国家“撕咬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更为要命的是在围剿车臣叛军时由于与车臣接壤的格鲁吉亚就是对出入其国境线的车臣叛军视而不见，使得车臣叛军们往来俄罗斯、格鲁吉亚之间如入无人之境，却又绝对不能容忍俄罗斯军队界入进行封锁打击，甚至为此叫焰要与俄罗斯为敌，要买美国人的爱国者导弹来击落入侵的俄罗斯飞机-----真是可以将俄罗斯人活活气死矣！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当年就坚决阻止苏联帝国的崩溃解体，严厉打击一切分裂国家的阴谋企图、罪恶行径------俄罗斯会沦落到今天连一个小小的格鲁吉亚都胆敢向其叫板，并骑到其脖子上去撒尿的地步吗？！
因此，如果缅甸、朝鲜、中亚、蒙古与及中南半岛诸地区的政权日后不彻底倒向美国西方的怀抱，不唯美国西方世界的“命”是从，那么日后我们中国的边境地区与边境线也就会安全稳定得多；相反，如果这些地区的政权日后都彻底地倒向美国西方的怀抱，恐怕我们中国到时不想乱、不想面临蜂涌而至的残酷恐怖爆炸都几艰难-----毕竟扶持、怂恿、唆使代理人、代理势力（如达赖的分裂势力）来间接干扰、侵袭中国可要比美国政府直接赤膊上阵来与中国作战要更安全、更低风险与更有效得多！因此，如何在未来岁月中确保我国周边地区诸政权不落入盲目亲西方、狂热反华势力之手，并确保我国周边中亚、蒙古、朝鲜与中南半岛诸缓冲地带“社会的安定与政治可靠”就是事关中国国家兴衰荣辱、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至于如何设计、推进、确保我国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与渗透那就是中国的每一位战略家、政治家们不可推卸的重任
大国经略：缓冲地带的功能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世界史的本质就是大国史，而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核心导演主角，历史上诸帝国们要想成功地维持自身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恒久、稳定运行，没有高超一流、卓越远见与圆滑老练的“帝国经略艺术”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毫无疑问，出于意识形态、民族自尊方面的分歧考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对帝国中央政府对帝国国境线以外地区（有的接壤、有的不接壤）直接、间接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明文化、人种诸方面上的渗透控制的行为举动向来褒贬评价不一，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由其如此！可是这种现象行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现象行为”显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界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大国”的一个核心标志！当然，本人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我是不会在乎、更不会受意识形态与及“国家主权”之类的任何条条框框所限制的-------“存在的就是正确的”------我只会关心、分析、研究“事情”之所以得以发展产生的根源与及由此而导致的种种历史与现实影响后果，并以此为基础努力探寻、策划我们国家、民族如何更好地回避“全球、地区竞争对手挑战”所带来的种种利益损害，从而使国家、民族利益所受到的损害得以“最小化、暂时化、泡沫化”；并想方设法努力把握利用好“历史时局环境变迁”给我们带来的种种机遇与利好因素，从而使国家、民族所能获得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永恒化、现实化（必须努力将其在人种、文明文化层面上永恒地“定格定局”下来）”！
毫无疑问，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寻租过程（帝国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面积越辽阔、人口越多，帝国政府与及主体民族集团从中所获得的赋税、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好处就越多）”-----为的就是实现从外部世界获得“生存竞争优势与经济利润”；因此，帝国体系的“经济寻租、赢利特性”就注定了其天生必然具有“努力推进现实帝国统治控制地理空间范围无限扩张的本能”！可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交通、通讯设施的简陋，官僚、军事体系控制能力的低下诸客观原因的制约，帝国中央政府要跨越漫长遥远的时空（时间空间）界限稳定、长久地维持“帝国一体化直接统治控制体系”的运行显然是困难重重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整个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岁月里，帝国中央政府就始终不能恒久、稳定地维持其对帝国东部的朝鲜、西部的咸海、北部的贝加尔湖、南部的安南等地区的直接行政军事统治控制。根源何在？！这就直接涉及到了帝国进行扩张、并维持帝国统治控制所需要的“成本代价”问题了。想想下以汉、唐、明、清诸封建王朝帝国时代的科学技术、社会生产能力，诸王朝帝国中央政府能够在维持对朝鲜、咸海、贝加尔湖、库页岛、安南诸地区的统治控制中获得什么好处？！而在这一过程中又必须要付出何等艰巨的经济军事“成本代价”？！再对比下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僻远山区与及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巨大、源源不断的财政补贴，我想大家就能够非常明白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太多无奈、苦衷与艰辛！
但是，为了能够更有效、更成功地抵御王朝帝国外部世界竞争对手扩张（如北方游牧民族南下）所带来的致命安全威胁，更好地屏卫帝国内部的农耕精华地区，并优先夺取、布局更为有利的地缘政治战略态势，只使必须付出沉重高昂的经济军事代价，华夏历史上的诸王朝帝国们还是不得不努力维持帝国对天山南北、蒙古高原、黑龙江流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与及海南岛、台湾岛诸地区直接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的！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对于距离王朝帝国农耕核心精华区更遥远、并必须付出更沉重高昂的经济军事成本代价才能维持得了帝国中央政府直接长期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的朝鲜、贝加尔、中亚、安南、缅甸、琉球诸地区华夏王朝帝国中央政府就此有理由完全撒手不管不问了吗？！事实上当然并非如此，帝国中央政府对于这些地区的社会安定、政权变更、外交敌对趋向还是必须保持强力控制与高度关注的，如果这些地区逐渐向对于华夏王朝帝国不利的方面发展演变，帝国中央政府的安全反应体系便被迅速动员起来-----如在汉帝国时期楼兰王依附匈奴、劫杀汉使所带来的最终结局就是被楼兰王被杀另立亲汉的新王；三国时代边远少数民族政权的背叛导致到了蜀国丞相诸葛亮、魏国总督司马懿对泸水（金沙江）与及朝鲜的远征；而到了近代由于日本丰臣秀吉政府对朝鲜的进攻严重威胁了明王朝北方边境的安全，则导致到了中国军队第一次参与援朝战争……而对于这些平时不纳入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直接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体系、但其“安全背向”却与华夏王帝国朝惜惜相关地区的政权，历史对他们与华夏王朝帝国关系的定义就是“潘属、附属关系”，并统称为华夏王朝帝国的“潘属国、附属国”！
帝国的潘属国、附属国体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妥协”的产物，正如明、清帝国时期中央政府对云贵高原、川康地区的少数民族土司政权所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那样，只要内外条件合适、只要帝国进行直接的行政军事统治控制在经济上的成本代价“划算得过来”，这些潘属国、附属国们最终都是会发展演化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控制下的省级行政单位的（如当年缅甸、尼泊尔成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波罗的海三国、中亚诸国直接成为苏联帝国的省级加盟共和国那样）；毕竟将他们纳入帝国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军事统治控制体系要比维持其“半独立状态的土司代理统治控制模式”对帝国的安全保证要可靠得多、要有利得多了！但是由于客观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明、清王朝帝国时期中央政府还远远无力对所有的潘属政权实施如对西南土司政权式的“改土归流”；更令人遗憾的是随之而来的近代史岁月中我们诸潘属国、附属国体系全部落入西方与及日本诸帝国手中。随着潘属国缓冲体系的彻底崩溃沦丧，中国国门完全洞开，并直接暴露于诸列强帝国的魔爪之下，从而导致到对我国本土更进一步的疯狂瓜分割据，残酷的侵略战争与及由此而导致的内战一再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反复上演------破坏惨重、伤亡累累，百年国耻、磐竹难书！可是及至新中国成立、由其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国又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周边缓冲屏蔽体系，此后尽管每隔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暴发一场局部战争，但战场已经被局限于边境线上（有的战场甚至就完全存在于周边国家内部，如朝鲜战争）而不是在中国的内部腹地！
毫无疑问，将战争暴力冲突阻绝于国门之外就是帝国缓冲体系最重要的功能作用-----对于古代的中国王朝帝国如此，对于今天高度工业化的中国社会就更是如此！我们只要看看俄罗斯帝国在车臣的战场，美利坚帝国在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场就知道了；对于“系统功能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一旦受到战火的无情荡涤没有数十年时间社会经济财富的大量投入基本上就没有重建恢复的可能。因为要求重建的决不仅仅只限于交通、房屋、城市等“硬件体系”，更有行政管理机构的理顺、社会的重新整合，民族仇恨、人际仇恨（如“伊奸”被镇压后所遗留的人际、族际冲突仇恨等手尾就好长）的消除化解等等复杂得多、重要得多的“软件体系”的重建呢！象在今天的车臣、阿富汗、伊拉克土地上所发生的残酷“清剿与反清剿战”、“游击与反游击战”、“除奸与反除奸战”、“自杀性袭击与反自杀性袭击战”所造成的严重心灵创伤、民族仇恨、社会撕裂（如在美军狂轰滥炸中无辜死去的平民，在车臣恐惧袭击活动中无辜地死去的平民）------没有两代人的时间（即50年时间）绝对无法彻底抚平得了战争冲突的伤口！相反，对于美国而言由于战争是在他国进行，已经伤亡了多少就多少，只要愿意就可以立即拍拍屁股就走人，至于战争所在国其它的什么族际、人际、社会整体的撕裂与仇恨等等对美国人而言根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相反，对于韩国而言尽管日本的殖民统治已经消失了50多年，但“韩奸”问题在去年还是使得不少韩国政治家中箭落马、送断了政界的前程生命；并再一次造成了社会的深层撕裂与创痛……
同样，1950年国庆节美国间谍企图轰炸天安门暗杀中国领导人的阴谋败露之后，罪犯们全部被擒-----枪毙的枪毙、判刑的判刑------不仅不能造成中国社会的重大分裂，反而大长了中国人之志气；相反，1955年台湾特务为了暗杀周总理而一手策划的爆炸克什米尔号飞机事件则就再一次深深地撕裂了中国社会的伤痕，只使能够将所有参以制造策划这一事件的台湾特务全部逮捕归案，所种下的仇恨就能够立即消除得了吗？！
明白这些事实道理实在太重要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断然不能够容易缅甸、朝鲜、中亚、蒙古与中南半岛等周边缓冲地带再次沦丧敌手。因为一旦这些地区崩溃玩完、彻底落入敌手之后，今天中国的国门也同样完全洞开了，到时敌人特务间谍分子们在我国边疆地区时不时来个挑拨离间，并暗中煸动制造民族矛盾冲突，甚至社会仇杀（如解放新疆时美国驻乌鲁木齐（当年叫迪化）领事马克南就遏尽全力去煸动新疆民族、社会的冲突仇恨；详见解放新疆的相关资料，用搜索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报复与反报复”、“仇恨与再仇恨”，如此恶性循环，中国要想再维护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团结、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可就困难得多，成本代价高昂得多了！看看今天的格鲁吉亚就知道了，小小的格鲁吉亚议长布尔贾纳泽居然胆敢对俄罗斯叫焰出“如果俄罗斯视格鲁吉亚为敌，格鲁吉亚就视俄罗斯为敌”的话来------以俄罗斯帝国实力的庞大雄厚，格鲁吉亚在经济上又对俄罗斯的高度依赖-----格鲁吉亚有资格叫焰成为俄罗斯的敌人？！如果不是仗着有美国西方世界的撑腰，小小的格鲁吉亚灭亡一百次都不止了！还容忍得了你布尔贾纳泽还有机会在此嚣张叫焰？！恐怕早就叫你这个婆娘滚到莫斯科去擦皮鞋或做三陪都未定了！奈何当年掌握苏联帝国命运的弋尔巴乔夫、叶利钦们就是如此混蛋幼稚，白白放纵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导致到苏联各地区独立建国大潮一瞬间风起云涌、不可收拾-----庞大的帝国兵败如山倒、轰然倒塌，倾刻间就灰飞烟灭、彻底崩溃瓦解-----以至到连车臣这样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的地区都深受刺激鼓舞，并开始努力谋求彻底的武装独立建国，将前来镇压的俄罗斯军队乃至整个俄罗斯国家“撕咬得”伤痕累累、鲜血淋漓！更为要命的是在围剿车臣叛军时由于与车臣接壤的格鲁吉亚就是对出入其国境线的车臣叛军视而不见，使得车臣叛军们往来俄罗斯、格鲁吉亚之间如入无人之境，却又绝对不能容忍俄罗斯军队界入进行封锁打击，甚至为此叫焰要与俄罗斯为敌，要买美国人的爱国者导弹来击落入侵的俄罗斯飞机-----真是可以将俄罗斯人活活气死矣！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当年就坚决阻止苏联帝国的崩溃解体，严厉打击一切分裂国家的阴谋企图、罪恶行径------俄罗斯会沦落到今天连一个小小的格鲁吉亚都胆敢向其叫板，并骑到其脖子上去撒尿的地步吗？！
因此，如果缅甸、朝鲜、中亚、蒙古与及中南半岛诸地区的政权日后不彻底倒向美国西方的怀抱，不唯美国西方世界的“命”是从，那么日后我们中国的边境地区与边境线也就会安全稳定得多；相反，如果这些地区的政权日后都彻底地倒向美国西方的怀抱，恐怕我们中国到时不想乱、不想面临蜂涌而至的残酷恐怖爆炸都几艰难-----毕竟扶持、怂恿、唆使代理人、代理势力（如达赖的分裂势力）来间接干扰、侵袭中国可要比美国政府直接赤膊上阵来与中国作战要更安全、更低风险与更有效得多！因此，如何在未来岁月中确保我国周边地区诸政权不落入盲目亲西方、狂热反华势力之手，并确保我国周边中亚、蒙古、朝鲜与中南半岛诸缓冲地带“社会的安定与政治可靠”就是事关中国国家兴衰荣辱、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至于如何设计、推进、确保我国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与渗透那就是中国的每一位战略家、政治家们不可推卸的重任
详解中国古代王朝帝国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深层根源
在先前《再探苏联帝国崩溃瓦解的根源---浅析计划经济体制致命的蔽端与缺憾》等一系列评论中我已经相当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导致到苏联帝国彻底崩溃解体的“经济根源（包括经济体制）”；而在《探寻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行政管理体系与科学技术基础》一文中我也对华夏历史上诸王朝赖以维持进行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基础”进行相当程度的探讨，并详细论述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帝国经济总体实力的有限所导致到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广度、深度与严密程度的必然局限性”！
很显然，一个以“农业生产作为维系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基础”的东方陆权文明文化体系与一个以“商业贸易、工业生产作为维系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基础”的西方海权文明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帝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还是在人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与方法论”诸方面上都是存在重大的区别差异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在分析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深重灾难的深层根源时，必须要首先理解、认识、认同近代史上（但决不是整个古代史过程）华夏文明文化体系在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局限性、停滞性与落后性的客观现实，否则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理清历史本来的真面目，甚至还有重新再次陷入“落后-----受挨打-----盲目激愤-----“革命”-----“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外敌乘机入侵、各过击破----再落后-----再受挨打……”历史怪圈的致命危险（坦率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的研究几乎已经迷失了方向（当然这只是“几乎”而不是绝对，因为我们还是产生了吴思先生这样的能以“全新思维方式”去解读中国传统历史社会现象的学者），我们的学者过于注重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本身的描绘记述而缺乏深入探索研究之所以导致到这些历史现象、历史事情产生、发生的深层根源；坦率而言，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大量产生出能象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那样进行全球性、系统性历史思考与分析研究的学者我们中国也什么时候才能总体上告别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而进入到现代工商业文明社会中来）！
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中国古代的诸王朝帝国中央政府尽管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面积非常广阔但帝国的总体人口数量却非常有限（在晚清乾隆以前，古代中国的人口总数量从来不曾超过1亿，而今天中国的人口数量却高达13亿以上）！很显然，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古代王朝帝国中央政府要以比今天的中国数量有限稀少得多的人力资源、总量薄弱落后得多的经济水平与及更为原始简陋的交通、通讯、军事等基础设施来“支撑维系”帝国对甚至比现代中国的国土面积还要辽阔广袤得多的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其中的难度与及帝国统治控制深入、严密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为了获得有利的“地缘政治与军事缓冲屏卫优势”，有效地消除、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王朝帝国所形成的致命威胁；尽管维持帝国中央政府在西域、蒙古高原、黑龙江流域、青藏高原诸地区的统治控制并不能给帝国中央政府带来经济上的重大直接利益，但放弃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又由于客观不利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与及低下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内部为数众多的高原山地、水乡沼泽对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经营手段的帝国经济的贡献程度也是极为有限的。象云贵高原、大别山、大瑶山、十万大山等地区，只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里的农民也才仅仅达到温饱水平，那么在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更为落后的古代社会，这些地区对于帝国税收财政的贡献支持能力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指望硬要从这地区榨取多少的赋税这就无喻于要在鹭鸶路上剥精肉、蚁子腹里剜油脂了，搞不好的话就将会立即官逼民反、上山为寇、结寨为王，反正山高路远、林森茂密你又能奈得我何？！我研究了清帝国对西南苗族山区、新疆地区从事统治控制的历史，事实上帝国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花在镇压叛乱、安抚怀柔方面的钱财不知要比从这些地区所能搜刮到的财政赋税要高出多少倍，说白了就是在“亏本经营”！
在先前《再探苏联帝国崩溃瓦解的根源---浅析计划经济体制致命的蔽端与缺憾》等一系列评论中我已经相当深入地分析研究了导致到苏联帝国彻底崩溃解体的“经济根源（包括经济体制）”；而在《探寻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行政管理体系与科学技术基础》一文中我也对华夏历史上诸王朝赖以维持进行帝国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基础”进行相当程度的探讨，并详细论述了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帝国经济总体实力的有限所导致到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广度、深度与严密程度的必然局限性”！
很显然，一个以“农业生产作为维系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基础”的东方陆权文明文化体系与一个以“商业贸易、工业生产作为维系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基础”的西方海权文明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帝国的“经济政治体制、社会政策”还是在人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与方法论”诸方面上都是存在重大的区别差异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在分析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深重灾难的深层根源时，必须要首先理解、认识、认同近代史上（但决不是整个古代史过程）华夏文明文化体系在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上的局限性、停滞性与落后性的客观现实，否则的话我们将永远无法理清历史本来的真面目，甚至还有重新再次陷入“落后-----受挨打-----盲目激愤-----“革命”-----“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外敌乘机入侵、各过击破----再落后-----再受挨打……”历史怪圈的致命危险（坦率而言今天的中国人对历史的研究几乎已经迷失了方向（当然这只是“几乎”而不是绝对，因为我们还是产生了吴思先生这样的能以“全新思维方式”去解读中国传统历史社会现象的学者），我们的学者过于注重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本身的描绘记述而缺乏深入探索研究之所以导致到这些历史现象、历史事情产生、发生的深层根源；坦率而言，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大量产生出能象美国人斯塔夫里阿诺斯那样进行全球性、系统性历史思考与分析研究的学者我们中国也什么时候才能总体上告别传统农业文明社会而进入到现代工商业文明社会中来）！
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中国古代的诸王朝帝国中央政府尽管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面积非常广阔但帝国的总体人口数量却非常有限（在晚清乾隆以前，古代中国的人口总数量从来不曾超过1亿，而今天中国的人口数量却高达13亿以上）！很显然，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古代王朝帝国中央政府要以比今天的中国数量有限稀少得多的人力资源、总量薄弱落后得多的经济水平与及更为原始简陋的交通、通讯、军事等基础设施来“支撑维系”帝国对甚至比现代中国的国土面积还要辽阔广袤得多的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其中的难度与及帝国统治控制深入、严密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可是为了获得有利的“地缘政治与军事缓冲屏卫优势”，有效地消除、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对王朝帝国所形成的致命威胁；尽管维持帝国中央政府在西域、蒙古高原、黑龙江流域、青藏高原诸地区的统治控制并不能给帝国中央政府带来经济上的重大直接利益，但放弃却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又由于客观不利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与及低下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内部为数众多的高原山地、水乡沼泽对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经营手段的帝国经济的贡献程度也是极为有限的。象云贵高原、大别山、大瑶山、十万大山等地区，只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里的农民也才仅仅达到温饱水平，那么在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更为落后的古代社会，这些地区对于帝国税收财政的贡献支持能力就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如果指望硬要从这地区榨取多少的赋税这就无喻于要在鹭鸶路上剥精肉、蚁子腹里剜油脂了，搞不好的话就将会立即官逼民反、上山为寇、结寨为王，反正山高路远、林森茂密你又能奈得我何？！我研究了清帝国对西南苗族山区、新疆地区从事统治控制的历史，事实上帝国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花在镇压叛乱、安抚怀柔方面的钱财不知要比从这些地区所能搜刮到的财政赋税要高出多少倍，说白了就是在“亏本经营”！
明白这一切对于今天的人们理解、认识中国古代王朝帝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化发展实在太重要了。由于赖于支撑维持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济、财政赋税来源就只能高度局限于帝国内部能够进行大面积农业生产的平原地区（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可是这些地区的面积与及其所能容纳承载的农业人口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也就说这些地区所能提供的财政税收数量也是有限的------如果过度横征暴敛、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极限，这些地区也会立即上演官逼民反、农民起义这一幕的！可是帝国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庞大官僚军队集团始终是要粮食、奉禄、武器等东西来维持支撑的，而维持帝国内部交通、通讯的正常往来也同样离不开一个“钱”字。什么办？！对农业生产阶层进行横征暴敛、无限的搜刮盘剥显然是行不通的，如果如此的话最终就只能灭亡得更快！那么对外发动侵略战，“以战养战”又如何？！此路更是行不通，王朝帝国偏居世界东方一隅，周边能够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地区都已经绝大部分落入帝国的统治控制范围内了，又能够到那里找得到有进行“征讨掠夺”价值的对象呢？！同样，由于山长水远与及周边地区经济生活水平的更落后，从事对外贸易的规模显然也相当有限------依靠西域时断时续的遥远丝绸之路，西南崇山峻岭中狭窄漫长的茶马古道与及沿海地区仅限于瓷器、茶叶、丝绸等少量商品的海上贸易，帝国政府能够从中获得的经济利润也极为有限！那么余下的办法就只能从帝国内部的经济政策方面下手了------重农抑商-----努力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种植阶层人口的数量，以期增加粮食生产的规模与总量，并努力减少产品的社会流通环节，打击以流通贬卖、层层加价为生的“商人食利寄生阶层”！举一个例子，一斗盐假设成本10两银，如果每经手一个商贬加价20%（这不算多，也只有如此利润率商人们才能够继续生存得下），经一手后价钱便升至12两银，经两手后便升至14。4两银，经三手后便升到17。28两银……如此，社会的商人越来越多商品落到终端顾客手中的价钱也便越来越高，反过来说也就是帝国社会内部不事生产的寄生食利阶层越来越多！
很显然，以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帝国臣民们供养数量庞大的官僚与及军队集团就已经非常艰难了，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庞大的商人寄生阶层绝不是要将赖以维持支撑帝国生存运行的农业终端生产阶层（农民阶层）逼上了绝路？！反过说则就是商人阶层正在与维持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官僚与及军队集团“争食”了！到此一切疑问就立即明朗了，对王朝帝国而言，终端农业生产阶层与及帝国官僚军队集团都是维系王朝帝国正常生存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相反，帝国内部从事产品交易流通的商人阶层的重要性就低微得多了。如果时年好，帝国的经济状况在足够供养农业生产阶层自身与及帝国的官僚军队集团之后还有些少节余的话，那么具有便民效应、“一定数量规模”的商人阶层是能够维持存在的；但如果是恰恰逢时年大灾、社会大乱或帝国初创期，这些不事生产又与帝国官僚军事集团争食的商人阶层显然就无法存活得下去了-----帝国政府出于减少社会“不必要”的供养负担与及增加农业产量绝对值的目的肯定会严厉压缩、打击帝国内部的商人阶层，并对重要商品进行“官营卖买”-----说白了就是要“驱逐寄生、减负增效、扩大终端生产规模”！
当然，出于商人唯利是图、不惜富贵险中求的本性，无论那个朝代、那个时期，帝国内部的商人阶层始终都是存在的；因为随着居住生活的集中化、城市化，社会体系功能的复杂化所导致到需求的多样化，无论官营商业（国营）流通体系如何先进完善其都注定不是万能的，如吸毒者所需要的鸦片、享乐腐化者所需要的女色、打劫者所需要的武器等等官营商业体系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当然，这一类特殊需求的数量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
很显然，以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水平，帝国臣民们供养数量庞大的官僚与及军队集团就已经非常艰难了，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庞大的商人寄生阶层绝不是要将赖以维持支撑帝国生存运行的农业终端生产阶层（农民阶层）逼上了绝路？！反过说则就是商人阶层正在与维持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官僚与及军队集团“争食”了！到此一切疑问就立即明朗了，对王朝帝国而言，终端农业生产阶层与及帝国官僚军队集团都是维系王朝帝国正常生存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相反，帝国内部从事产品交易流通的商人阶层的重要性就低微得多了。如果时年好，帝国的经济状况在足够供养农业生产阶层自身与及帝国的官僚军队集团之后还有些少节余的话，那么具有便民效应、“一定数量规模”的商人阶层是能够维持存在的；但如果是恰恰逢时年大灾、社会大乱或帝国初创期，这些不事生产又与帝国官僚军事集团争食的商人阶层显然就无法存活得下去了-----帝国政府出于减少社会“不必要”的供养负担与及增加农业产量绝对值的目的肯定会严厉压缩、打击帝国内部的商人阶层，并对重要商品进行“官营卖买”-----说白了就是要“驱逐寄生、减负增效、扩大终端生产规模”！
当然，出于商人唯利是图、不惜富贵险中求的本性，无论那个朝代、那个时期，帝国内部的商人阶层始终都是存在的；因为随着居住生活的集中化、城市化，社会体系功能的复杂化所导致到需求的多样化，无论官营商业（国营）流通体系如何先进完善其都注定不是万能的，如吸毒者所需要的鸦片、享乐腐化者所需要的女色、打劫者所需要的武器等等官营商业体系显然就无能为力了（当然，这一类特殊需求的数量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
相反，对于西方近代从事海洋殖民与商业活动的诸帝国，商人阶层的存在与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基本上就是帝国生存运行的核心经济支柱了（详见《中国落后的仅仅是军事技术吗？》）！就拿西方从事海洋殖民商业活动的先驱葡萄牙帝国来说，他们的商人一直以来就从事进行着从北海到地中海的航海贸易，对于葡萄牙帝国政府与及帝国的普罗大众而言从事海上转口运输贸易就是他们赖于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探险活动的足迹延伸到非洲、印度之后，他们的商人也亦如影随形，并且从这些海上贸易过程中获得了极高的经济利润回报；而步葡萄牙后尘进行殖民商业扩张活动的西班牙、荷兰、大英、法兰西、德意志诸帝国也从来不存在“亏本经营”的问题（相反，我们中国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与及地理位置的不佳，我们的郑和下西洋活动与及之如此类的活动都不能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加之明朝后期倭寇的侵扰影响，帝国从事海洋贸易不仅不再有厚利可图更让部分奸商得与有机会以日本海盗相勾结从而引狼入室，严重地威胁危及了帝国的国家安全------相较之下帝国从事海外商业贸易所能获得的统经济利润就微不足道了，如此一来就干脆就实行海禁，将国门一关了之！可是今天的中国还能这样吗？！如果再闭关自守恐怕连13亿张嘴的吃饭问题就立即危机重重、难以解决了）！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世界挟持地理大发现与及生产力、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优势“独创”出了更多从海外殖民商业活动中“获取经济利润的手段方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西世界所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对于同时代的中国王朝帝国而言，我们相对于西洋、南洋地区的军事优势是明确无误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进行人口掠夺的“经济必要”-----帝国自身的人口都相当多了，已经再也没有足够的土地来容纳供养外来的人口数量。但是西方世界由于开拓殖民了南北美洲，在美洲发展起可“获得丰厚利润”的农业经济生产，并迫切需要众多“合适”的劳动力来到美洲的种植园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裁培，而非洲黑人又“恰恰好合适”从事这样的工作，因此大规模的黑人奴隶掠夺贸易就迅速地在西方世界诞生发展起来了！同样，由于工业革命的产生，西方世界原本与东方国家进行贸易时毫无竞争优越的纺织品这时由于采用机器机器制造，成本越来越低也逐渐具有了进行大规模出口外销以赚取经济利润的能力！而西方世界后来所发明制造的现代武器、机器、电器、汽车、飞机、计算机、手机、GPS等等由于其技术的领先性、功能的创新性，并带来更高、更佳的军事防卫、社会生产、日常生活诸效益，从而在国际贸易中供不应求，自然西方世界从中所获得的经济好处、所赚取的金钱利润就更是多得无法计算了……也就是说西方海洋殖民帝国们的商业活动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可持续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在这些国家里商人阶层的重要性与社会影响力不仅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更重要的是他们持续恒久、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商业活动最终孕育、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完全以他们的活动利益、生存方式为“适应核心”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来，并成功地迫使他们帝国内部的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法律政策，甚至个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与方法论”都不得不主动进行自身的变革与自适进化调整------以求使自己能在这个全新的“工商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生存发展得下去，否则的话就有可能将要在残酷无情的竞争角逐过程中彻底地被驱逐淘汰出历史舞台！
帝国"平台系统"的较量──透视日本帝国最终没落的深层根源
第一节 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有限狭窄对日本帝国体系的演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环境就决定就命运”。从帝国学的角度分析，偏居海外一隅、缺乏足够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对日本帝国体系发展进化所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性的。原因就在于帝国从事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所必须的经验技巧与手段方式的成熟完善，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不断积累、修改、总结与磨练的过程。可是由于地理空间位置的不佳与及陆地面积的相对狭窄，日本在近代成功地实现其帝国体系的扩张以前，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实际“试验、积累、磨练与完善”其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略艺术！ 与此相反，地处亚洲大陆的华夏中国，由于拥有广阔无垠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过程中就拥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来磨练、积累其从事帝国统治控制的理论经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华夏历史上著名的中央集权统治控制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早在周王朝逐渐陷入诸候割据与列国争雄的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先人们就开始努力分析探寻之所会导致到这种灾难性混战局面出现的根源，并对如何彻底地解决这种危机现象提出了种种的设想方案──这也就是当年思想研究上所谓的“百家争鸣”说法的由来！当秦帝国成功地一统天下之后，统治集团内部讨论应该采取何种手段方式来维持帝国的统治控制事业时就爆发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有的坚持继续周王朝时期的分封制，而有的则主张推行全新的郡县制。吸取了实施分封制的周王朝后期出现了天下大乱与诸候割据的悲剧性结局教训，“始皇帝”最终还是决定采纳了实现“中央集权（地区人事、军政与财税的任命、控制与调拔的最终决定权，全部收归帝国中央政府决定）”与地区垂直统治控制的郡县制。 但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不受制约，必将会导致到绝对专制暴政的出现，而帝国权力的高度金字塔化又必将导致到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更重要的是由于权力可以带来无限的“利益寻租”机会与可能性，而王朝帝国的权力最终又绝对“集中控制”于皇帝个人手上；因此出于皇帝个人对私欲利益透惑的无限追求（如历史上的某些皇帝就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甚至要努力追求实现“天下美女尽妻之”的企图──真可谓荒淫无道之极），皇权的滥用与私欲的无限澎涨对于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长治久安就将构成致命的安全威胁。毕竟帝国的经济基础与支持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皇帝本人对自身私欲的追求超出了帝国经济支持基础的承受极限，帝国从新进行自适应调节的“能力弹性”就将会损失殆尽，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系统稳定性与抗冲击能力”就会急剧下降；一旦如此，帝国内部与外部环境稍有“风呼草动”（如发生突发性社会危机等），就会迅速影响危及到帝国体系脆弱的平衡，进而引发帝国体系迈向毁灭性的崩溃瓦解！ 而秦王朝不过二世而亡的深层根源就恰恰好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不受制约的无限泛滥问题上。穷尽国力大修阿房宫、鹂山陵墓与及长城诸类浩大的“奢侈工程（只使长城是作为军事防御工事才进行修筑的，但修建长城的经济负担实在太过沉重，而且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性价比”也低得惊人；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项“奢侈工程”））”，让人口基数不过区区两千余万、当年社会经济生产力又相当落后的秦王朝帝国迅速走到经济崩溃的地步。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又从深层上动摇了帝国体系的“系统稳定性”──及至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武装暴动，秦帝国貌似强大稳固的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便立即“呼啦啦”地迅速走向了彻底的崩溃解体！ 踏着秦王朝的废墟瓦砾，汉帝国统治者们对于最终导致到秦帝国走向彻底崩溃瓦解的根源深有体会。如何才能够有效地阻遏皇权的恶性澎涨（但决不是绝对），淡化帝国内部的社会冲突矛盾，努力营造帝国内部的一体化共生联系（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真正事关帝国体系的长治久安与生死存亡）──汉帝国统治集团内部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在苦苦思索，而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仕无义”与及重说教轻刑罚的儒家思想（想想下，如果不是重说教而是重刑罚，又有谁胆敢对皇帝老子动一根毫毛了？！而且皇家阶层也绝对不能容忍选择这一种“损已利人”的法家学说来作茧自缚；否则的话“我”辛辛苦苦打下江山来最终又是图个舍？！因此法家思想理论对平民百姓的“治理管制”是有用的，但对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而言是无效的，之所谓“刑不上士大夫、法不及王子”矣！但是皇权的适当制约又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帝国体系就将会如同秦帝国那般命短了。因此醇醇善诱、开导重教，又高度强调忠君、仁政、爱民的儒家思想这时就实在太合适王朝帝国统治精英们的口味了），由于与帝国统治集团的“利益、追求与期盼”高度重合；因此从不过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的一种，迅速上升为论证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存在合法性与“万世一统、千秋万代”的核心理论与思想精神也就理所当然了！ 历史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央集权理论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在中国取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功，是构成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长时间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理论基石；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跨越漫长历史时空而从不间断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根源！因为无论是本土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还是外来入侵异族所缔造的帝国，其帝国体系要想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并长久地维持下去，除了采纳认同这一套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理论外已经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无论是客观研究还是主观认同上，日本帝国、日本人（还有朝鲜民族）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儒家思想的敬佩与认同。问题是日本帝国作为岛国先天固有的狭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本就无法提供得了足够的环境、机会与时间来让日本民族偿试从事进行一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磨练、完善与总结出一套“日本式”的有效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手段技巧与经验理论”；之后，再在此基础上演化发展出一套足以适应支撑其帝国体系长时间从事帝国统治控制事业的文明文化体系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帝国并不是不想入主东亚大陆。早在唐高宗时期日本就第一次入侵了朝鲜半岛（公元663年），但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军事实力一流的大唐帝国并非是偏居东方一隅的日本所能匹敌的,日本帝国的第一次登陆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同理，明王朝时期日本帝国（丰臣秀吉主政）第二次试图登陆入主朝鲜半岛，但依旧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兵员与经济后盾均要远远超越日本帝国的明王朝与朝鲜联军的合击下，日本帝国再一次败走麦城！ 日本帝国头两次登陆东亚大陆的行动依次失败表明，在相同的社会经济生产力与及科学技术水平下，入侵中原王朝帝国势力范围的异族势力除非恰恰“赶上”中原王朝晚期国力衰落、社会腐败内乱（如农民起义）的“良机”；否则的话就根本不存在彻底取胜的任何可能！因为中原王朝帝国所拥有的人口、经济、文明文化与及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优势均是诸外来入侵异族们所望尘莫及的。而诸入侵游牧民族们一旦恰恰好与上升中或者还处于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帝国们相对垒，并打起“持久战、消耗战”来，其结果基本上就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如匈奴与突厥）！
第二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率先积极从西方世界吸取先进的社会经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进步，东亚力量格局因此发生急剧的巨变。
可是，随着近代西方诸海洋帝国们持续不断地推进其殖民与商业体系的全球性扩张，诞生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也随之而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在世界的东方，一个致命性的差异产生了，那就是一直以来作为东方文明文化体系老大的华夏中国在接受、认同与学习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文明的速度上要远远落后于偏居东亚一隅的岛国日本。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华夏中国在接受西方新兴科技文明速度上的停滞与思想上的麻木不仁呢？！尽管现实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多得数不胜数，但我认为其中的关键，首先就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长其偏居东亚一隅（相对于全球范围而言），“与世隔绝”的岁月太久了，而且又早习惯了一家独大、“出则无外患”的日子，加之所面临的外来入侵异族威胁一般都是来自于在文明文化与科学技术水平上相对落后于我们的草原游牧民族。因此一挨大英帝国从海上用舰炮强行轰开中国的大门，帝国统治集团精英们面对如此具有完全不同文明文化基础与巨大科学技术优势的外来异族入侵威胁──显然早就丧失了应有的“危机预知与识别处理能力”，也就是说帝国体系的“自适调节机制”在突其而来的巨变面前，已经失去了立即进行自适应调节的迅速敏锐反应能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鸦片战争中某些海防要津的总兵提督之类人物居然还企图要乘着轿子上前线去“观战”（典型的冷兵器作战思维），他们根本就不能意识得到现代热兵嚣所具有的巨大远程杀伤威力，战争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事件不仅仅发生在东方的中国，在欧洲的腹地──波兰也亦同样上演过。在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的战争中，甚至发生过波兰骑兵集体冲锋德国装甲坦克集群的悲剧）！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帝国的庞大、传统文明文化根基的深层，所导致到的对帝国社会传统思维惯性进行彻底“变革转型”的艰难与反复。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林则徐等人就已经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安全挑战，但是清延守旧势力更为顽固不化、势力也更为强大，仅仅依靠区区数个先知先觉就想挽救大厦于将倾、扭转国运乾坤又谈何容易？！ 其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大清帝国已经过了全盛期。 随着帝国体系内部的腐化与堕落，帝国统治精英们早已经完全尽失前清时代诸君臣们的勃勃雄心、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及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的兴衰沦替时可以清楚地发现，但凡王朝帝国处于衰落时期、其时又恰逢遇上外来异族的入侵威胁（两者相重垒）；那么外来入侵异族势力最终成功地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强加（如蒙古人灭宋王朝、满清人灭明王朝）。原因无他，皆因随着帝国体系内部的腐化堕落中央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甚至沦落到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地步；如果此时适逢外来异族势力的入侵，其作用意义基本上就等同于在即将趴下的驼马背上再增加一根致命性的稻草而已！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川楚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就早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鸦片战争之后，规模更大、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又接着相继暴发。这些帝国内部的社会冲突矛盾着实让清政府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而且更无谓地白白浪费了大批大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及此之后，中国风雨摇摆、内忧外患接踊频至，经济发展日益停滞、社会政治秩序渐趋混乱与地方割据，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迅速滑入无尽的苦难深渊！ 第三，中国地理面积空间的辽阔与及人口数量的众多（相对而言），帝国体系重建的“成本代价”相对而言也就更为高昂与耗时堪久。 为什么中国一逢中央政府衰落与外族入侵就会那么混乱、需要那么长久的时间岁月才能够恢复帝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平静呢？！我认为这与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面积的广阔无垠（相对而言）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大多都以“中央帝国”自居？！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祖先自大、傲慢的表现。恰恰相反，在东亚这块数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毕竟的的确确生活着占地球人类总数量高达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西方诸海洋帝国实现全球性殖民统治扩张、西方白种人人数实现全球爆炸性增长扩散以前，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率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也就可以实实在在地“等同”于四分之一个以上的世界史篇幅份额！纵观整个人类史，除了中国又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有资格当之无惭地享受这一殊荣岁月光阴如此之久？！如此细细想来，“中央帝国”的自称倒也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惭矣！ 问题是大就有大的难处，既然中国历史事实上就包含了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界史份额，那么每一个中国人一旦降生于这个世上、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命中就早已经注定必须要背负起整个人类历史四分之一以上份额的“荣耀、屈辱、血泪、创伤、骄傲、沉痛、幸福乃至整个人数社会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寄望与期盼来走完整个人生历程！其中之苦甘，只有如鱼饮水自知矣！！！ 明白这一切的深层价值意义实在太重要了。正是由于国大家大、人多业大，使得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帝国历史上的诸多不幸事件方面，而辉煌成功的方面反往往不知不觉中被彻底地忽略了！如今天的中国就居然有所谓的学者“论证”出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统一的历史岁月远远比不上分裂的时间多的“结论”，并试图以此来“证明”中国人追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略方针是绝对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换个方式、换个角度来想想，这可是中国人在演绎着四分之一个以上的世界史啊！ 事实上在近代、现代史漫长岁月中只使强如大英帝国，在数百年岁月光阴里他们在非洲与布尔人、法国人冲突重重，在东方与中国人、日本人也亦时有交锋，在南亚、中亚与俄罗斯人、印度人乃至阿富汗人同样战事重重，而在欧洲本土更与西班牙、法兰西、荷兰、德意志诸帝国频频交手、烽烟不断，甚至在美洲还被美利坚这个私生的“大儿子”暴打了一顿……如此统计起来，在大英帝国称霸全球的漫长岁月里也倒没剩下多少年是没有战争冲突、是“真正定义”上的实现大一统的日子了；但是，今天的我们有资格否认历史上的大英帝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庞大全球性海洋帝国吗？！因此，钻牛角尖地追求大国、帝国什么“真正定义”上实现完全政治统一时间的长短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而言，大国史、帝国史基本上就等同于整个人类史、世界史，而小国史、地区分裂政权史只有在依附于大国史、帝国史的基础上才能够有资格与有机会在人类史、世界史上占据到片言只字的地位。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帝国学研究人员，更是绝对不应该纠缠于历史无谓的细枝未叶事件的争论上，毕竟决定历史运转方向与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且帝国学作为一门功利性与利益敏感性极强的科学，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讨论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绝不是显得太没水准与战略眼光了？！ 正是由于国家的庞大，处理国家内部的问题实在占据了帝国中央政府太多太多的时间、精力与战略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基数实在太多、地理的空间面积也相当辽阔，因此一旦暴发内乱，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在帝国内部诸多地区引发致命性的连锁反应与骨牌效应。一旦社会动乱真正在帝国内部广泛、普遍、大范围地爆炸性扩散漫延开来，没有十几年、几十年时间光阴，帝国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可能完全将社会的混乱无序“摆得平”下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金田起义到石达开大渡河全军覆灭为止，前前后后达几十年时间。此一乱让清政府筋疲力尽、元气大伤！同样道理，从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国共分裂南昌起义、再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直至新中国成立为止这几十年间，中国政治上基本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与之相反，相对于近代、现代的大英、法兰西、美利坚乃至俄罗斯帝国，他们内部社会就远远没有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岁月漫长的动乱、混战与军伐割据时期了；因此帝国中央政府在维持其帝国体系内部社会的统治控制时所花费的“成本代价”就远远没有中国中央政府这般高昂了！事实上清政府与中华民国在镇压国家内部社会的起义动乱方面所浪费的“成本”支出就要远远高于其在抵御外侮入侵方面所花费的“成本代价”。如在1935年蒋介石就曾亲自调集指挥30多万军队围攻中央红军根据地，可是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华民国真正用于守城的作战军队甚至连二十万都不到，而且都是些战斗力极为低下的杂牌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真正的历史悲衰（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甚至现代帝国中央政府在维持帝国内部社会的“一体化”与统治控制时所花费的“成本代价”为何会如此高昂，我日后将会有专门评论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探讨）！ 与之相反，中国的不幸就是日本的幸运。中国曾经的文明文化优势在已经发生了巨变的世界面前，面对如何吸纳、认同、接收现代西方先进科技与社会文明时恰恰好就变成为一种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传统惯性、思维惰性与精神包袱负累”！同样道理，日本国小人少、地理面积空间狭窄（相对而言），因此国家社会进行“整体转型”时所面临的传统势力的抵抗强度与规模就要远远小于中国社会；而且日本纵深的缺乏、面积的有限、民族成份的单一也使得帝国进行社会内部的统治控制时所花费的“成本代价”要远远低于中国，这在全球迅速“转型”的大变局时代犹显珍贵。反观同期的中华民国，由于奉行“攘外先安内”的变态方针，在内战中不惜成本代价地白白地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却放开国门、置对外侮入侵于不顾，也亦无暇顾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第一节 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有限狭窄对日本帝国体系的演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环境就决定就命运”。从帝国学的角度分析，偏居海外一隅、缺乏足够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对日本帝国体系发展进化所造成的伤害绝对是致命性的。原因就在于帝国从事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所必须的经验技巧与手段方式的成熟完善，是一个需要长时间不断积累、修改、总结与磨练的过程。可是由于地理空间位置的不佳与及陆地面积的相对狭窄，日本在近代成功地实现其帝国体系的扩张以前，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实际“试验、积累、磨练与完善”其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经略艺术！ 与此相反，地处亚洲大陆的华夏中国，由于拥有广阔无垠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因此在漫长的历史岁月过程中就拥有充足的时间与机会来磨练、积累其从事帝国统治控制的理论经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华夏历史上著名的中央集权统治控制理论的成熟与完善。 早在周王朝逐渐陷入诸候割据与列国争雄的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先人们就开始努力分析探寻之所会导致到这种灾难性混战局面出现的根源，并对如何彻底地解决这种危机现象提出了种种的设想方案──这也就是当年思想研究上所谓的“百家争鸣”说法的由来！当秦帝国成功地一统天下之后，统治集团内部讨论应该采取何种手段方式来维持帝国的统治控制事业时就爆发了多次激烈的争论──有的坚持继续周王朝时期的分封制，而有的则主张推行全新的郡县制。吸取了实施分封制的周王朝后期出现了天下大乱与诸候割据的悲剧性结局教训，“始皇帝”最终还是决定采纳了实现“中央集权（地区人事、军政与财税的任命、控制与调拔的最终决定权，全部收归帝国中央政府决定）”与地区垂直统治控制的郡县制。 但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不受制约，必将会导致到绝对专制暴政的出现，而帝国权力的高度金字塔化又必将导致到权力最终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更重要的是由于权力可以带来无限的“利益寻租”机会与可能性，而王朝帝国的权力最终又绝对“集中控制”于皇帝个人手上；因此出于皇帝个人对私欲利益透惑的无限追求（如历史上的某些皇帝就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甚至要努力追求实现“天下美女尽妻之”的企图──真可谓荒淫无道之极），皇权的滥用与私欲的无限澎涨对于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长治久安就将构成致命的安全威胁。毕竟帝国的经济基础与支持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皇帝本人对自身私欲的追求超出了帝国经济支持基础的承受极限，帝国从新进行自适应调节的“能力弹性”就将会损失殆尽，帝国统治控制体系的“系统稳定性与抗冲击能力”就会急剧下降；一旦如此，帝国内部与外部环境稍有“风呼草动”（如发生突发性社会危机等），就会迅速影响危及到帝国体系脆弱的平衡，进而引发帝国体系迈向毁灭性的崩溃瓦解！ 而秦王朝不过二世而亡的深层根源就恰恰好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皇权不受制约的无限泛滥问题上。穷尽国力大修阿房宫、鹂山陵墓与及长城诸类浩大的“奢侈工程（只使长城是作为军事防御工事才进行修筑的，但修建长城的经济负担实在太过沉重，而且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性价比”也低得惊人；因此也可以说是一项“奢侈工程”））”，让人口基数不过区区两千余万、当年社会经济生产力又相当落后的秦王朝帝国迅速走到经济崩溃的地步。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又从深层上动摇了帝国体系的“系统稳定性”──及至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武装暴动，秦帝国貌似强大稳固的帝国统治控制体系便立即“呼啦啦”地迅速走向了彻底的崩溃解体！ 踏着秦王朝的废墟瓦砾，汉帝国统治者们对于最终导致到秦帝国走向彻底崩溃瓦解的根源深有体会。如何才能够有效地阻遏皇权的恶性澎涨（但决不是绝对），淡化帝国内部的社会冲突矛盾，努力营造帝国内部的一体化共生联系（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真正事关帝国体系的长治久安与生死存亡）──汉帝国统治集团内部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在苦苦思索，而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仕无义”与及重说教轻刑罚的儒家思想（想想下，如果不是重说教而是重刑罚，又有谁胆敢对皇帝老子动一根毫毛了？！而且皇家阶层也绝对不能容忍选择这一种“损已利人”的法家学说来作茧自缚；否则的话“我”辛辛苦苦打下江山来最终又是图个舍？！因此法家思想理论对平民百姓的“治理管制”是有用的，但对帝国统治集团的精英而言是无效的，之所谓“刑不上士大夫、法不及王子”矣！但是皇权的适当制约又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帝国体系就将会如同秦帝国那般命短了。因此醇醇善诱、开导重教，又高度强调忠君、仁政、爱民的儒家思想这时就实在太合适王朝帝国统治精英们的口味了），由于与帝国统治集团的“利益、追求与期盼”高度重合；因此从不过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的一种，迅速上升为论证帝国统治控制体系存在合法性与“万世一统、千秋万代”的核心理论与思想精神也就理所当然了！ 历史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央集权理论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在中国取得了极为巨大的成功，是构成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长时间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理论基石；也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跨越漫长历史时空而从不间断于人类历史的最重要根源！因为无论是本土汉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还是外来入侵异族所缔造的帝国，其帝国体系要想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并长久地维持下去，除了采纳认同这一套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理论外已经别无选择！ 毫无疑问，无论是客观研究还是主观认同上，日本帝国、日本人（还有朝鲜民族）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儒家思想的敬佩与认同。问题是日本帝国作为岛国先天固有的狭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本就无法提供得了足够的环境、机会与时间来让日本民族偿试从事进行一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磨练、完善与总结出一套“日本式”的有效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手段技巧与经验理论”；之后，再在此基础上演化发展出一套足以适应支撑其帝国体系长时间从事帝国统治控制事业的文明文化体系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帝国并不是不想入主东亚大陆。早在唐高宗时期日本就第一次入侵了朝鲜半岛（公元663年），但是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军事实力一流的大唐帝国并非是偏居东方一隅的日本所能匹敌的,日本帝国的第一次登陆行动最后以失败告终。同理，明王朝时期日本帝国（丰臣秀吉主政）第二次试图登陆入主朝鲜半岛，但依旧因为同样的原因，在兵员与经济后盾均要远远超越日本帝国的明王朝与朝鲜联军的合击下，日本帝国再一次败走麦城！ 日本帝国头两次登陆东亚大陆的行动依次失败表明，在相同的社会经济生产力与及科学技术水平下，入侵中原王朝帝国势力范围的异族势力除非恰恰“赶上”中原王朝晚期国力衰落、社会腐败内乱（如农民起义）的“良机”；否则的话就根本不存在彻底取胜的任何可能！因为中原王朝帝国所拥有的人口、经济、文明文化与及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优势均是诸外来入侵异族们所望尘莫及的。而诸入侵游牧民族们一旦恰恰好与上升中或者还处于强盛时期的中原王朝帝国们相对垒，并打起“持久战、消耗战”来，其结果基本上就是自取其辱、甚至是自取灭亡（如匈奴与突厥）！
第二节 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率先积极从西方世界吸取先进的社会经济生产力与科学技术进步，东亚力量格局因此发生急剧的巨变。
可是，随着近代西方诸海洋帝国们持续不断地推进其殖民与商业体系的全球性扩张，诞生成长于西方世界的现代科学技术文明也随之而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开来！在世界的东方，一个致命性的差异产生了，那就是一直以来作为东方文明文化体系老大的华夏中国在接受、认同与学习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文明的速度上要远远落后于偏居东亚一隅的岛国日本。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华夏中国在接受西方新兴科技文明速度上的停滞与思想上的麻木不仁呢？！尽管现实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多得数不胜数，但我认为其中的关键，首先就是华夏文明文化体系长其偏居东亚一隅（相对于全球范围而言），“与世隔绝”的岁月太久了，而且又早习惯了一家独大、“出则无外患”的日子，加之所面临的外来入侵异族威胁一般都是来自于在文明文化与科学技术水平上相对落后于我们的草原游牧民族。因此一挨大英帝国从海上用舰炮强行轰开中国的大门，帝国统治集团精英们面对如此具有完全不同文明文化基础与巨大科学技术优势的外来异族入侵威胁──显然早就丧失了应有的“危机预知与识别处理能力”，也就是说帝国体系的“自适调节机制”在突其而来的巨变面前，已经失去了立即进行自适应调节的迅速敏锐反应能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鸦片战争中某些海防要津的总兵提督之类人物居然还企图要乘着轿子上前线去“观战”（典型的冷兵器作战思维），他们根本就不能意识得到现代热兵嚣所具有的巨大远程杀伤威力，战争结果当然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事件不仅仅发生在东方的中国，在欧洲的腹地──波兰也亦同样上演过。在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军队入侵波兰的战争中，甚至发生过波兰骑兵集体冲锋德国装甲坦克集群的悲剧）！ 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帝国的庞大、传统文明文化根基的深层，所导致到的对帝国社会传统思维惯性进行彻底“变革转型”的艰难与反复。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林则徐等人就已经预见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安全挑战，但是清延守旧势力更为顽固不化、势力也更为强大，仅仅依靠区区数个先知先觉就想挽救大厦于将倾、扭转国运乾坤又谈何容易？！ 其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大清帝国已经过了全盛期。 随着帝国体系内部的腐化与堕落，帝国统治精英们早已经完全尽失前清时代诸君臣们的勃勃雄心、敏锐的政治眼光与及危机预知与处理能力。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的兴衰沦替时可以清楚地发现，但凡王朝帝国处于衰落时期、其时又恰逢遇上外来异族的入侵威胁（两者相重垒）；那么外来入侵异族势力最终成功地入主中原、一统天下的可能性就将大大强加（如蒙古人灭宋王朝、满清人灭明王朝）。原因无他，皆因随着帝国体系内部的腐化堕落中央政府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能力已经大为削弱，甚至沦落到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地步；如果此时适逢外来异族势力的入侵，其作用意义基本上就等同于在即将趴下的驼马背上再增加一根致命性的稻草而已！ 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川楚地区的白莲教起义就早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鸦片战争之后，规模更大、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又接着相继暴发。这些帝国内部的社会冲突矛盾着实让清政府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而且更无谓地白白浪费了大批大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及此之后，中国风雨摇摆、内忧外患接踊频至，经济发展日益停滞、社会政治秩序渐趋混乱与地方割据，与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迅速滑入无尽的苦难深渊！ 第三，中国地理面积空间的辽阔与及人口数量的众多（相对而言），帝国体系重建的“成本代价”相对而言也就更为高昂与耗时堪久。 为什么中国一逢中央政府衰落与外族入侵就会那么混乱、需要那么长久的时间岁月才能够恢复帝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平静呢？！我认为这与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面积的广阔无垠（相对而言）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大多都以“中央帝国”自居？！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帝国学、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理论分析研究的战略人员，我并不认为这是我们祖先自大、傲慢的表现。恰恰相反，在东亚这块数百万、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毕竟的的确确生活着占地球人类总数量高达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西方诸海洋帝国实现全球性殖民统治扩张、西方白种人人数实现全球爆炸性增长扩散以前，中国人口数量占世界总量的比率更高）；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也就可以实实在在地“等同”于四分之一个以上的世界史篇幅份额！纵观整个人类史，除了中国又有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民族有资格当之无惭地享受这一殊荣岁月光阴如此之久？！如此细细想来，“中央帝国”的自称倒也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惭矣！ 问题是大就有大的难处，既然中国历史事实上就包含了人类社会四分之一以上的世界史份额，那么每一个中国人一旦降生于这个世上、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命中就早已经注定必须要背负起整个人类历史四分之一以上份额的“荣耀、屈辱、血泪、创伤、骄傲、沉痛、幸福乃至整个人数社会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寄望与期盼来走完整个人生历程！其中之苦甘，只有如鱼饮水自知矣！！！ 明白这一切的深层价值意义实在太重要了。正是由于国大家大、人多业大，使得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帝国历史上的诸多不幸事件方面，而辉煌成功的方面反往往不知不觉中被彻底地忽略了！如今天的中国就居然有所谓的学者“论证”出中国历史上真正实现统一的历史岁月远远比不上分裂的时间多的“结论”，并试图以此来“证明”中国人追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略方针是绝对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换个方式、换个角度来想想，这可是中国人在演绎着四分之一个以上的世界史啊！ 事实上在近代、现代史漫长岁月中只使强如大英帝国，在数百年岁月光阴里他们在非洲与布尔人、法国人冲突重重，在东方与中国人、日本人也亦时有交锋，在南亚、中亚与俄罗斯人、印度人乃至阿富汗人同样战事重重，而在欧洲本土更与西班牙、法兰西、荷兰、德意志诸帝国频频交手、烽烟不断，甚至在美洲还被美利坚这个私生的“大儿子”暴打了一顿……如此统计起来，在大英帝国称霸全球的漫长岁月里也倒没剩下多少年是没有战争冲突、是“真正定义”上的实现大一统的日子了；但是，今天的我们有资格否认历史上的大英帝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庞大全球性海洋帝国吗？！因此，钻牛角尖地追求大国、帝国什么“真正定义”上实现完全政治统一时间的长短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的；因为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而言，大国史、帝国史基本上就等同于整个人类史、世界史，而小国史、地区分裂政权史只有在依附于大国史、帝国史的基础上才能够有资格与有机会在人类史、世界史上占据到片言只字的地位。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帝国学研究人员，更是绝对不应该纠缠于历史无谓的细枝未叶事件的争论上，毕竟决定历史运转方向与人类社会发展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且帝国学作为一门功利性与利益敏感性极强的科学，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讨论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绝不是显得太没水准与战略眼光了？！ 正是由于国家的庞大，处理国家内部的问题实在占据了帝国中央政府太多太多的时间、精力与战略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人口的基数实在太多、地理的空间面积也相当辽阔，因此一旦暴发内乱，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在帝国内部诸多地区引发致命性的连锁反应与骨牌效应。一旦社会动乱真正在帝国内部广泛、普遍、大范围地爆炸性扩散漫延开来，没有十几年、几十年时间光阴，帝国中央政府根本就没有可能完全将社会的混乱无序“摆得平”下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金田起义到石达开大渡河全军覆灭为止，前前后后达几十年时间。此一乱让清政府筋疲力尽、元气大伤！同样道理，从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国共分裂南昌起义、再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直至新中国成立为止这几十年间，中国政治上基本都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与之相反，相对于近代、现代的大英、法兰西、美利坚乃至俄罗斯帝国，他们内部社会就远远没有我们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岁月漫长的动乱、混战与军伐割据时期了；因此帝国中央政府在维持其帝国体系内部社会的统治控制时所花费的“成本代价”就远远没有中国中央政府这般高昂了！事实上清政府与中华民国在镇压国家内部社会的起义动乱方面所浪费的“成本”支出就要远远高于其在抵御外侮入侵方面所花费的“成本代价”。如在1935年蒋介石就曾亲自调集指挥30多万军队围攻中央红军根据地，可是在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华民国真正用于守城的作战军队甚至连二十万都不到，而且都是些战斗力极为低下的杂牌军──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真正的历史悲衰（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甚至现代帝国中央政府在维持帝国内部社会的“一体化”与统治控制时所花费的“成本代价”为何会如此高昂，我日后将会有专门评论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探讨）！ 与之相反，中国的不幸就是日本的幸运。中国曾经的文明文化优势在已经发生了巨变的世界面前，面对如何吸纳、认同、接收现代西方先进科技与社会文明时恰恰好就变成为一种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传统惯性、思维惰性与精神包袱负累”！同样道理，日本国小人少、地理面积空间狭窄（相对而言），因此国家社会进行“整体转型”时所面临的传统势力的抵抗强度与规模就要远远小于中国社会；而且日本纵深的缺乏、面积的有限、民族成份的单一也使得帝国进行社会内部的统治控制时所花费的“成本代价”要远远低于中国，这在全球迅速“转型”的大变局时代犹显珍贵。反观同期的中华民国，由于奉行“攘外先安内”的变态方针，在内战中不惜成本代价地白白地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却放开国门、置对外侮入侵于不顾，也亦无暇顾及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丛林迷途：探寻帝国扩张的成本陷阱 美国人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了帝国的过度扩张是导致到帝国统治控制体系最终崩溃瓦解的核心根源。毫无疑问，对于德意志、日本、苏联诸后起帝国而言，保罗、肯尼迪的论点是相当正确的；但对于葡萄牙、荷兰、法兰西、大英等西方老牌海洋帝国而言，肯尼迪的论点显然就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近代、现代史上的全球制海霸权会由葡萄牙帝国之手转入荷兰帝国之手，由荷兰帝国之手转入大英帝国之手，最后再由大英帝国之手转入今天的美利坚帝国之手而不是德国、日本乃至苏联帝国之手的深层根源了！ 为什么小小的葡萄牙在近代史早期岁月里能够横行世界诸大洋，并在南美洲、非洲牢牢地各占据有一大块面积广阔的殖民地？！为什么在从事全球殖民扩张事业早期岁月里只有区区几百万人口规模的大英帝国，却能够成功地独霸全球制海权达150多年之久，并最终将北美洲、非洲大部分地区、印度、澳大利亚演化成讲英语世界的一部分？！以其所统治控制的地理空间与及人口数量规模来计算，他们难道不比后来的德意志、日本甚至苏联帝国更要“扩张过度”？！很显然，核心问题不是出在“地理面积空间的过度扩张”上而是出在“从事扩张、维持帝国统治控制成本代价的过度高昂”上！更为奈人寻味的是西方诸老牌海洋帝国们得以长久、成功地实现殖民扩张，并留下深深的文明文化、人种基因记印的地区多是在地球上僻远、落后的大陆与及群岛（如非洲、大洋洲、美洲、南太平洋诸群岛等）；而德意志、日本与苏联帝国进行其帝国统治控制势力范围的扩张最终受到沉重挫败与致命伤的方向“恰恰”就发生地欧亚大陆上……为什么推进帝国的“海权扩张”会如此容易就得手？！而推进帝国的“陆权扩张”的成本代价却会如此巨大高昂？！根源就出在社会文明文化的进步程度、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艺术技巧”与及“政治地理回旋空间的宽广问题”上！ 对于象非洲、美洲、大洋洲这些长期以来就一直被有效地“隔绝”于世界先进文明中心----欧亚大陆之外的地区而言（《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言），他们的技术能力与欧亚大陆上的其它文明中心是有着重大的差距的------装备火炮的帝国舰队与原始人的独木舟，装备步枪机关炮的帝国正规陆军与原始部落、土著王国们使用弓箭标枪的围猎式部队------差别是显然易见的！但更重要、更致命的差距的还出在社会的政治组织能力、自身文明文化的自适应进化能力与及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有限性方面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受到大英帝国的海上入侵时清王朝的军事技术并不比印度先进多少，也同样受到了军事上的沉重打击；但中国社会的政治组织能力、自身文明文化的“自适进化能力”与及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的辽阔性却是印度社会所不能比拟的。由于中国社会拥有高度一体化的华夏文明文化体系，因此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毛泽东们的革新、革命思想言论都能在中国社会拥有比印度社会里要广泛深层得多、影响回应程度多得多的人口数量基础（由于语言的不统一，印度社会里不同民族之间的勾通都很艰难，要想组织全国性的武装暴力革命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而高度一体化的中国社会反过来也相当成功有效地保持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政治组织能力上一盘散沙”的中国的文明文化继承性与国家认同；相反，社会文明文化一体化程度低下的印度面对大英帝国的军事入侵所显视出来的内部凝聚力就差得多了，几乎可以说是“一触即溃”，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外来统治者英国人可以利用印度社会内部固有的民族、文明、文化与政治宗教分裂采取“扶持一派、打击一派，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统治控制印度社会，如印度社会的廓喀尔人、傍庶普人就是大英帝国坚定的同盟者、出色的“雇用军、代理官”，今天斯里兰卡的残酷分裂、内战也同样是大英帝国这一杰出统治策略的“得意遗作”！同样，由于地理回旋空间的有限，印度人面临大英帝国的军事侵略与殖民统治时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不是屈服就是灭亡；相反，在地理回旋空间辽阔宽广得多的中国，近代、现代史的任何一个帝国都不能成功地对其进行彻底地的征服统治。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使得近代、现代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们还能拥有“不受限制、自主进行”救国救民的奋斗历程，是以无论是梁启超们的改良维新主义还是孙中山们的三民主义都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席之地，相反，在印度除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之外其它一切的抗敌救亡活动都不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印度社会“存活立足”下来（如果连社会发展进步程度如此先进成熟的印度都如此，那么非洲、美洲、大洋洲那些更为原始落后的部落、王国们就更没有希望了）！ 很显然，在不同的地区间帝国从事统治控制事业的“成本代价”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的。帝国所从事的扩张事业如果不能实现从外部世界获得“生存竞争优势与经济利润”的目的就会立即进入“亏本经营、恶性循环”的境地，长此以往“流血不止”就会被拖跨、拖死。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社会政治组织能力的薄弱、文明文化自适应进化能力的混蛋与及地理回旋空间的有限，西方世界诸老牌海洋帝国在非洲、美洲、大洋洲、印度、东南亚诸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扩张时由于当地民族抵抗能力的薄弱，帝国从事征服、统治、控制的“成本价代”是极为低廉的，反过来说就存在暴利可图（如葡萄牙人在东方的海上贸易，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探险掠夺，荷兰在西印度群岛的香料经营，英国人的奴隶的利润率都达百分之几百以上-----金钱比今天微软公司的软件开发还要好赚得多）！相反，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希特勒第三帝国对苏联的闪电袭击与及后来苏联帝国对阿富汗的侵略在总体上就得不偿失了。毫无疑问，日本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获得了丰厚的战争利润-----割占了巨额“赔款”与台湾岛，如果就此而止不再扩大对华战争与及突袭美国珍珠港从而导致到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的全面摊牌-----朝鲜半岛与及台湾就此发展成为讲日语的世界的一部分恐怕就是难以预测了，因为以当年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如果不是日本的偷袭恨恨地扇了美国人一耳光、刺激了美国强大工业基础向战争潜力的“突变”，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力量在20年内都断然强大不到足以与日本全面决战的地步；同样，如果日本不自以为是、气焰嚣张要在三个月内彻底灭亡中国，不断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的战争机器也不会深陷中国战场而不能自拨并严重地消耗日本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石油资源，进而逼使日本不得不南下入侵美英法荷西方海洋帝国集团统治控制范围内资源丰富的东南亚殖民地，从而引发与美英帝国集团发生致命性战略摊牌的连锁反应！ 而希特勒第三帝国也亦如此，由“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一系列侵苏战役显然逐渐耗尽了德国陆军的精华！毫无疑问，苏联人也为此而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但苏联的敌人不多，就只德国与日本而已，更为重要的是苏联还拥有辽阔得多的地理回旋空间、自然资源与及雄厚的盟友支持体系-----也就是说苏联的“战争摊子”要比德国小得多，而“底子”却要比德国厚得多、广得多，因此苏联的“国家系统稳定性、战争损失承受能力”就要比德国强得多了！当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受到重创、元气大伤之后第三帝国的政治军事环境就开始急转直下、急剧恶化了；尽管还没有到兵败如山倒的地步，但由于德国战线过长、实力雄厚的对手太多，加之自然地理回旋空间的有限、人口基础的薄弱（相对而言）、政治的独裁专制、残暴的种族清洗与及白色恐怕所导致的广泛敌视、刻骨仇恨-----这就注定了德国“国家的系统稳定性、抗冲击性、战略回旋性与及自适应进化能力”都极为脆弱------当纳粹德国这一池毒水好不容易被撕开了一道堤坝，纳粹德国的对手们还能再容忍德国有时间重新喘过气来之理？！因此苏联的战略大反攻、美英集团的北非战役、西西里登陆战役、诺曼第登陆战役便接绵绵不绝、接连而至，第三帝国最终彻底崩溃瓦解的命运已成定局！ 至于二战后成为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帝国，其最终也步入了战略迷途！很显然，如果苏联帝国不公然入侵阿富汗、不与美国进行无谓的全面、全方位军备竞赛，仅仅是苏联帝国辽阔地理空间所蕴含的丰富自然资源就足够苏联帝国那区区2、5亿国民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人那般好好地吃上几百年了。但是苏联帝国走借了路，远远低估了在新时代中发动军事入侵行动在“成本代价”上的高昂性-----以至白白地在阿富汗打了十多年劳而无功、伤亡惨重的“代理战”！当然，只使苏联帝国实现了其彻底征服占领阿富汗，将帝国统治控制势力范围挺进到印度洋------“实现在温暖的印度洋上洗靴子”的目标，他们也绝对没有能力能永远“不再脱下夏装”；因为在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军事入侵征服所能带来的“边际利润”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而且苏联帝国所推行的僵化、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极度缺乏从外部世界获得经济利润的能力！也就是说苏联帝国所征服统治的地理空间越广阔其所付出的统治控制成本代价就越高昂，维持起来也就艰难，离帝国“经济收支失衡”、统治控制体系崩溃瓦解的底线也就越临近！ 毫无疑问，对于今天的美利坚帝国而言也亦如此。想想下本、拉登对美国本土的袭击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多少？！间接经济损失又是多少？！美国政府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一年所耗掉的联邦预算、中央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监控追捕恐怖分子们一年的预数又是多少？！当然，这些开支也会对增加“社会的就业率与服务业的产值”有好处，但从整体上对国家的经济而言却绝对没好处。想想下有那个国家会希望自己国内的药店、医院、殡仪馆等“第三产业”高度兴旺发达的？！同样道理，美国警察机构、国土安全部、社会监控人员的迅速增加对于美国整体的影响作用与药店、医院、殡仪馆等“第三产业”的高度兴旺发达无喻。为自己“树立制造”起一个个如本、拉登般的对手之后再费尽心机精力、并冒生命的危险去逐一打倒，这与白痴无喻矣！今天的美国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懿涣四抢锶ィ≡谙衷诘囊晾嗣拦磕晁ǚ训木驴Ф疾簧儆?00亿美元，而且还要死伤差不多一万人（轻伤倒没有什么，花几个钱就了事，但断手折脚、瞎眼残废、成植物人的对社会经济的贡献作用注定就是负数了；否则世界上那个国家不希望自己国内多点车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要撒军伊拉克还不知要拖到何牛年马月！可以肯定，驻军伊拉克注定就是在做赔本生意，因为欧佩克每年原油的销售额也不过1900亿美元，伊拉克石油销售收入每年也不过三、四百亿美元，最终落入美国人手中的“驻军费”不会超过200亿。当然在德国驻军也要花钱、在伊拉克也一样，只使不打仗飞行员也要飞、也要投弹训练，坦克也要操练、开炮射击，但除去此等必不可少的开支代价美国人每年在伊拉克还是要纯亏本300亿美元左右，而且所积下的仇恨债还无法算计呢！ 更为致命的是美国当局显然不将此等损失放在眼下，现在还在策划如何攻打伊朗、朝鲜与中国。很显然，只使美国成功地摧毁了伊朗现政权，美国在伊朗除去驻军战斗费用后也断然再赚不到一分钱（地缘政治的“收入”就要看什么计法了）；而武力攻打中国与朝鲜，则根本就没有任何自然资源油水可捞，因为现在的中国连钢铁与煤炭都已经无力出口了，更何况石油乎（只使完全失去美国市场以今天中国的全球战略与科技实力也断然不会再退回到石器时代）？！也就是说武力攻打中国、朝鲜纯粹是为了试图给老虎们拨掉牙齿-----好让这些食肉猛兽们至少失去部分与美国恐龙争食的能力，如果能让这些老虎们彻底地失去捕食能力最终饥饿而死，美国佬当然就可以顺手牵羊获得一张、数张“价值不菲”的老虎皮也未定；但是虎口拨牙同样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搞不好美国恐龙恐怕也要失去一条大脚子而变得残废，甚至更有可能要玉石俱焚、共同灭绝此地球世间------这样的“成本代价”到底划不划算、值不值得，美国的鹰派战略家、政治家们还真是必须再好好三思而后行了！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决策，国家经济实力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
可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解体，中国赖以平稳有序、独立自主地推进自上而下的有步骤改革开放战略的外部环境已经悄然发生了剧烈巨变。今天，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实现国家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迅速飞跃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警惕与仇视――“必须立即遏制中国的迅速发展强大”，“不惜武力支持台湾独立、彻底肢解中国、一劳永逸地清除掉中国这个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诸如此类的主张叫嚣，在西方世界、由其是在美利坚帝国内部正堪焰尘上！
在此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有必要明白“改革开放”战略的本质是什么！坦率而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必须要搞改革开放，其核心目标就是为了让中国能够成功地如“亚洲四小龙”那般融入到由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去。通过融入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从中获得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所必须的庞大资金投入，全新的经济体制与管理技术的引入与及为中国商品的销售打开全球市场空间！
很显然，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期，出于拉拢中国加入西方世界抵抗苏联疯狂地推进其帝国体系全球性扩张的联合阵线，并试图以此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生活方式的先进性、优越性与吸引力。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从上而下、主动地推进实施国家经济体制与社会体系的改革开放是表示欢迎的！因此随着中国国门被主动打开，来自西方世界的经济投资有如涛涛的江水汹涌如入，而在中国无论是外商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还是本土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其工厂里所生产出来的各式各样产品也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就可以自由出口销往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下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各个角落！
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主导控制权却完全掌握于西方世界、由其是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之手中，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其它国家并不具有自由进入这个市场体系的“独立权力与资格”。例如萨达姆的伊拉克政权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就被美英集团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了十余年之久的严密经济制裁。同样，今天的朝鲜、伊朗、古巴与叙利亚等国家也被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理由排斥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
今天的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为何可以成功地将那些他们所“不喜欢”与敌视的国家彻底地排斥在其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呢？！这与美英集团所拥有的庞大全球经济实力、影响力与及由此而奠定带来的全球政治军事霸权是分不开的。当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必须要在美英帝国与其对手之间就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结盟交往作出决择之时，出于经济、政治、军事利益的诱惑与及自身国家安全的长远考虑，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站在“最强者”――美英海洋帝国集团的一边来！当然，如果仅仅凭借政治经济上的威逼利诱尚且无法“动员鼓励”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彻底中止与美英集团对手的经济往来，那么其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军事优势将会走上前台，美英集团将会动用军事力量对其对手进行彻底的封锁，以切断其与外部世界的一切主要经贸往来！
皇亲国戚们之所以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大臣国老们之所以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一体化共生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太监们之所以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主仆奴才关系，身为奴才的太监们必须被阉割净身，是确保对皇帝的后宫没有任何安全威胁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的！
同样道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间既不存在皇亲国戚般的血缘关系（如爱尔兰、丹麦等），也不存在大臣国老般的一体化利益共生关系（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更不存在如太监般的主仆奴才关系（如菲律宾之流等，出口一个“华府”、闭口一个“华府”，毕恭毕敬，正常人听了都禁不住起一身鸡皮）。因此，今天的中国并不能够成为美英海洋帝国集团全球霸权体系中的有机一员，更不是不可缺或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到目前为止美英集团为何还不将中国从其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彻底地排挤驱逐出去呢？！不是不想，而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最佳、最隐蔽与最有成效的手段方式而已。毫无疑问，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重新参与到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中来，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与整合共生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可是对于主导控制着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西方世界、由其是美英海洋帝国集团而言，随着苏联帝国与及东欧社会主义营阵的彻底崩溃瓦解，他们从中国参与到其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中来所能够获得的“边际效益”实际上却是在急剧地减少！
不要以为中国对外所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空间对于西方世界的诸庞大跨国公司们的商业利益与生存发展有多么的重要。的确，现实中无论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壳牌石油、通用汽车还是所罗门―美邦、摩根―斯坦利等美英大牌公司都在中国有着庞大的业务与商品利益；但是，如果设想下假若没有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或者今天的中国依旧如民国时代的中国那样军阀割据、四分五裂，那么美英帝国集团从中所获得的利益是不是更为丰厚？！至少今天被中国每年所进口消耗掉的近亿吨石油、几亿吨铁矿石的份额就不会存在了，如此世界市场上的原油、铁矿石的价钱就不会如现在这般昂贵了；自然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就能够从中节省下很多的钱来！
因此，从事帝国全球战略的分析研究，除了必须关注表面化的经济学原理之外，更要高度关注隐藏于经济学原理表象之下的帝国学原理所具有的深层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与西方世界都能够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行动中获利――中国通过加入世贸获得了进入美英帝国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入场券，而美英帝国集团的商品出口中国市场也将因为中国关税的大幅度下调与进口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中获利！可是，具有决定性价值意义的问题是中国进入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性、迫切性要远远超过美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对于波音、通用汽车、微软与英特尔等大牌公司而言，没有中国市场他们也照样能做生意，能生存得下去、死不了；可是对于中国的纺织厂、玩具厂诸类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企业而言，如果失去进入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那么最后的结局就只能够迅速走向彻底的破产！而且由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准相当低下，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完全可以将这一类产品的进口来源地转移往印度、越南等“更为听话”、劳动力价钱更为低廉的国家与地区；而我们根本上就没有任何进行讨价还价的选择余地。真是被动之极！
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美英帝国集团庞大的国民生产总销而言，每年向中国市场出口那几百一千亿美元的商品也实在太过微乎其微了，因此只使彻底中止向中国市场出口商品，对于美英帝国集团而言也不过是皮毛之损伤而已。同样道理，尽管美英集团的跨国公司们在中国也拥有巨大的商业投资，可是这些资产相对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庞大投资规模而言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仅仅是在新加坡他们的投资总额就已经远远超过50亿美元，而在中东的沙特、卡塔尔等地区也均不少于这个数目；同样，对于通用汽车、IBM等大企业而言，尽管在中国的投资数目绝对值看起来也相当巨大，可是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占他们全球资产总值的比例甚至连10%都不到！与之相反，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均保持在一千多亿美元以上，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早已经超过了10%，而且在这些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又占据很大的比率，一旦美国彻底中止进口，又不知有多少乡镇企业、手工作坊与农民工们要破产失业、丢掉饭碗了！
成也肃何败也肃何――正是由于中国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对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高度致命依赖性，不得不受制于人矣！在前文中我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与美英帝国集团之间既没有“皇亲国戚关系”也没有“大臣国老关系”；因此随着苏联帝国的沉沦崩溃，今天的美英集团显然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还对中国保持“友善与亲密关系”的必要性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强大，中国已经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从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能源与工业原材料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继发展增长，中国已经不得不开始与西方世界诸列强进行全球性“争食”了！因此，对于以美英帝国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而言，与其坐等中国迅速强大之后再费尽心机来与中国争夺全球自然资源与市场空间主导控制权；倒不如立即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将还处于迅速成长阶段的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来得更“实惠”、更“容易”与更令人“放心”！
可是如何才能够最低成本代价地实现将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的阴谋呢？！首先就是要立即遏制中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由于实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以来，中国都在致力于推行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的产品能否自由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就实实在在地事关中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更为致命的是这一经济平台体系的主导控制权又“恰恰”撑握于美英集团之手中，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美、欧、日们为何如此疯狂地对中国产品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倾销”调查与经济制裁了。
原因无他，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将中国逐渐地排挤出他们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绝大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中国企业彻底地挤跨至破产，造成中国社会产业工人、农民的大面积失业、半失业；从而为日后煸动中国发生自下而上的社会动乱、“颜色革命”营造丰厚的“社会环境与土壤”！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纺织品与家电就在美国、欧洲与日本频受“反倾销”调查狙击，乃至全面的封杀与经济制裁！由于出口不振、又内销无力，这些年来中国的纺织、家电企业销售收入水平急剧恶化，利润率大幅度下滑，不少企业、甚至整个行业都陷入亏本经营、负债累累的境地。如此的处境下我们的企业还能指望进行得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与正常科研投入吗？！能够拖得过难关，保持企业不破产灭亡就算万幸了！
其次是积极鼓励本国企业终止在中国的商业投资活动，将原本投往中国的资金调往印度、越南与及东欧等“听话”的国家。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台独教父李登辉与及某些日本报纸就一再鼓吹呼吁他们的企业应该停止在中国的投资事业，而这将资金调往印度与及东南亚等地区。随着今天美国、日本反华活动的迅速加强与长期化、实际化、表面化，一个外来投资迅速萎缩与及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时期将会很快到来。
第三、就是积极阻挠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群落户中国，全力压制中国进行经济产业升级与扩张的一切企图。在今天的中国，绝大部分的信息技术公司都以韩国三星、LG为发展榜样，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能明白帝国学的运行原理。坦率而言，韩国三星、LG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美国进口用于生产、封装半导体芯片的一切高科技生产设备；可是中国的企业有这个可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使是有着浓厚外资背景的“中芯国际”公司，从美国进口这些高科技生产设备时也尚且困难重重，更徨论其它以本土资本为核心的民族技术公司？！
可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帝国的彻底崩溃解体，中国赖以平稳有序、独立自主地推进自上而下的有步骤改革开放战略的外部环境已经悄然发生了剧烈巨变。今天，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通过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实现国家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迅速飞跃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警惕与仇视――“必须立即遏制中国的迅速发展强大”，“不惜武力支持台湾独立、彻底肢解中国、一劳永逸地清除掉中国这个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诸如此类的主张叫嚣，在西方世界、由其是在美利坚帝国内部正堪焰尘上！
在此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有必要明白“改革开放”战略的本质是什么！坦率而言，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必须要搞改革开放，其核心目标就是为了让中国能够成功地如“亚洲四小龙”那般融入到由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去。通过融入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从中获得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所必须的庞大资金投入，全新的经济体制与管理技术的引入与及为中国商品的销售打开全球市场空间！
很显然，在东西方冷战白热化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期，出于拉拢中国加入西方世界抵抗苏联疯狂地推进其帝国体系全球性扩张的联合阵线，并试图以此例子来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生活方式的先进性、优越性与吸引力。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从上而下、主动地推进实施国家经济体制与社会体系的改革开放是表示欢迎的！因此随着中国国门被主动打开，来自西方世界的经济投资有如涛涛的江水汹涌如入，而在中国无论是外商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还是本土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其工厂里所生产出来的各式各样产品也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就可以自由出口销往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下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各个角落！
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主导控制权却完全掌握于西方世界、由其是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之手中，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其它国家并不具有自由进入这个市场体系的“独立权力与资格”。例如萨达姆的伊拉克政权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就被美英集团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了十余年之久的严密经济制裁。同样，今天的朝鲜、伊朗、古巴与叙利亚等国家也被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理由排斥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
今天的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为何可以成功地将那些他们所“不喜欢”与敌视的国家彻底地排斥在其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之外呢？！这与美英集团所拥有的庞大全球经济实力、影响力与及由此而奠定带来的全球政治军事霸权是分不开的。当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必须要在美英帝国与其对手之间就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结盟交往作出决择之时，出于经济、政治、军事利益的诱惑与及自身国家安全的长远考虑，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最终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了站在“最强者”――美英海洋帝国集团的一边来！当然，如果仅仅凭借政治经济上的威逼利诱尚且无法“动员鼓励”世界上其它的国家彻底中止与美英集团对手的经济往来，那么其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军事优势将会走上前台，美英集团将会动用军事力量对其对手进行彻底的封锁，以切断其与外部世界的一切主要经贸往来！
皇亲国戚们之所以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大臣国老们之所以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政治经济利益上的一体化共生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太监们之所以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主仆奴才关系，身为奴才的太监们必须被阉割净身，是确保对皇帝的后宫没有任何安全威胁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够与皇帝“站在一起”的！
同样道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我们与美英海洋帝国集团间既不存在皇亲国戚般的血缘关系（如爱尔兰、丹麦等），也不存在大臣国老般的一体化利益共生关系（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更不存在如太监般的主仆奴才关系（如菲律宾之流等，出口一个“华府”、闭口一个“华府”，毕恭毕敬，正常人听了都禁不住起一身鸡皮）。因此，今天的中国并不能够成为美英海洋帝国集团全球霸权体系中的有机一员，更不是不可缺或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到目前为止美英集团为何还不将中国从其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彻底地排挤驱逐出去呢？！不是不想，而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最佳、最隐蔽与最有成效的手段方式而已。毫无疑问，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重新参与到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中来，对于促进人类社会的全球一体化与整合共生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意义！可是对于主导控制着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西方世界、由其是美英海洋帝国集团而言，随着苏联帝国与及东欧社会主义营阵的彻底崩溃瓦解，他们从中国参与到其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中来所能够获得的“边际效益”实际上却是在急剧地减少！
不要以为中国对外所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空间对于西方世界的诸庞大跨国公司们的商业利益与生存发展有多么的重要。的确，现实中无论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壳牌石油、通用汽车还是所罗门―美邦、摩根―斯坦利等美英大牌公司都在中国有着庞大的业务与商品利益；但是，如果设想下假若没有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或者今天的中国依旧如民国时代的中国那样军阀割据、四分五裂，那么美英帝国集团从中所获得的利益是不是更为丰厚？！至少今天被中国每年所进口消耗掉的近亿吨石油、几亿吨铁矿石的份额就不会存在了，如此世界市场上的原油、铁矿石的价钱就不会如现在这般昂贵了；自然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就能够从中节省下很多的钱来！
因此，从事帝国全球战略的分析研究，除了必须关注表面化的经济学原理之外，更要高度关注隐藏于经济学原理表象之下的帝国学原理所具有的深层影响！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面上看起来中国与西方世界都能够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行动中获利――中国通过加入世贸获得了进入美英帝国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入场券，而美英帝国集团的商品出口中国市场也将因为中国关税的大幅度下调与进口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中获利！可是，具有决定性价值意义的问题是中国进入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性、迫切性要远远超过美英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对于波音、通用汽车、微软与英特尔等大牌公司而言，没有中国市场他们也照样能做生意，能生存得下去、死不了；可是对于中国的纺织厂、玩具厂诸类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企业而言，如果失去进入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那么最后的结局就只能够迅速走向彻底的破产！而且由于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准相当低下，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完全可以将这一类产品的进口来源地转移往印度、越南等“更为听话”、劳动力价钱更为低廉的国家与地区；而我们根本上就没有任何进行讨价还价的选择余地。真是被动之极！
更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美英帝国集团庞大的国民生产总销而言，每年向中国市场出口那几百一千亿美元的商品也实在太过微乎其微了，因此只使彻底中止向中国市场出口商品，对于美英帝国集团而言也不过是皮毛之损伤而已。同样道理，尽管美英集团的跨国公司们在中国也拥有巨大的商业投资，可是这些资产相对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庞大投资规模而言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仅仅是在新加坡他们的投资总额就已经远远超过50亿美元，而在中东的沙特、卡塔尔等地区也均不少于这个数目；同样，对于通用汽车、IBM等大企业而言，尽管在中国的投资数目绝对值看起来也相当巨大，可是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占他们全球资产总值的比例甚至连10%都不到！与之相反，中国近年来对美国的商品出口总值均保持在一千多亿美元以上，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早已经超过了10%，而且在这些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又占据很大的比率，一旦美国彻底中止进口，又不知有多少乡镇企业、手工作坊与农民工们要破产失业、丢掉饭碗了！
成也肃何败也肃何――正是由于中国所实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对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高度致命依赖性，不得不受制于人矣！在前文中我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与美英帝国集团之间既没有“皇亲国戚关系”也没有“大臣国老关系”；因此随着苏联帝国的沉沦崩溃，今天的美英集团显然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还对中国保持“友善与亲密关系”的必要性了。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强大，中国已经越来越迫切地要求从外部世界获得更多的能源与工业原材料来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继发展增长，中国已经不得不开始与西方世界诸列强进行全球性“争食”了！因此，对于以美英帝国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而言，与其坐等中国迅速强大之后再费尽心机来与中国争夺全球自然资源与市场空间主导控制权；倒不如立即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将还处于迅速成长阶段的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来得更“实惠”、更“容易”与更令人“放心”！
可是如何才能够最低成本代价地实现将中国扼杀于摇篮之中的阴谋呢？！首先就是要立即遏制中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由于实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以来，中国都在致力于推行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的产品能否自由进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就实实在在地事关中国经济的生死存亡。更为致命的是这一经济平台体系的主导控制权又“恰恰”撑握于美英集团之手中，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美、欧、日们为何如此疯狂地对中国产品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倾销”调查与经济制裁了。
原因无他，其核心目标就是要将中国逐渐地排挤出他们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将绝大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中国企业彻底地挤跨至破产，造成中国社会产业工人、农民的大面积失业、半失业；从而为日后煸动中国发生自下而上的社会动乱、“颜色革命”营造丰厚的“社会环境与土壤”！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纺织品与家电就在美国、欧洲与日本频受“反倾销”调查狙击，乃至全面的封杀与经济制裁！由于出口不振、又内销无力，这些年来中国的纺织、家电企业销售收入水平急剧恶化，利润率大幅度下滑，不少企业、甚至整个行业都陷入亏本经营、负债累累的境地。如此的处境下我们的企业还能指望进行得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与正常科研投入吗？！能够拖得过难关，保持企业不破产灭亡就算万幸了！
其次是积极鼓励本国企业终止在中国的商业投资活动，将原本投往中国的资金调往印度、越南与及东欧等“听话”的国家。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台独教父李登辉与及某些日本报纸就一再鼓吹呼吁他们的企业应该停止在中国的投资事业，而这将资金调往印度与及东南亚等地区。随着今天美国、日本反华活动的迅速加强与长期化、实际化、表面化，一个外来投资迅速萎缩与及外资企业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时期将会很快到来。
第三、就是积极阻挠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群落户中国，全力压制中国进行经济产业升级与扩张的一切企图。在今天的中国，绝大部分的信息技术公司都以韩国三星、LG为发展榜样，可是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能明白帝国学的运行原理。坦率而言，韩国三星、LG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美国进口用于生产、封装半导体芯片的一切高科技生产设备；可是中国的企业有这个可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使是有着浓厚外资背景的“中芯国际”公司，从美国进口这些高科技生产设备时也尚且困难重重，更徨论其它以本土资本为核心的民族技术公司？！
第四、全力抬升全球能源与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全力增加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成本代价”。自2000年以来，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天燃气、铁矿石等能源与工业原材料的价格均大幅度上涨。表面上看起来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也因此而深受其害，可是由于全球从事能源与工业原材料生产的跨国公司绝大部分都掌握于以美英帝国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手中，而且这些公司所雇用的员工（由其是高薪高福利部分）也绝大部分为西方人，随着能源与工业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他们的工资与及股份分红也自然跟着水涨船高。也就是说全球能源与工业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经济负担在西方国家中就非常成功地被抵消于无形，可是对于中国而言却实实在在地被重创割肉！
很显然，出于对中国强大的恐惧与敌视，在以后很长的历史岁月中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都会采用上述种种手段方式来来制约、狙击与阻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中国彻底放弃了与以美英海洋帝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切抗争努力，从此沦落为一条唯西方世界之命是从的温顺哈巴狗，这样西方世界就将会非常乐于接纳与欢迎中国融入他们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来的……在当今的中国抱有此等想法的人恐怕决非少数。问题是这条路行得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拥有中国这样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与及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联帝国的最终命运结局。事实上当年以弋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体，的确是曾经诚心诚意、努力地试图将苏联帝国推进融洽到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来的。可是美英集团赖以维持其全球垄断霸权存在的核心基石――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是你苏联人想“融入”就能够“融入”得了的吗？！皇帝的后宫中可珍藏着三千多倾城倾国的绝色佳丽呢！作为男人，谁不想进入到皇帝的后宫中去风流一番、开一开眼界？！可是你“想”就有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用！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你肯被阉割净身、成为一位太监，那么你还是有机会能出入皇城禁宫、“融入”到皇帝后宫的生活中去“欣赏见识”一下皇帝三千佳丽的国色天香的！前题条件是你付得起这样的“成本代价”吗？！你能够甘心如此就被阉割净身作了太监吗？！
而苏联帝国的悲衰就在于当年主政的弋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为了使苏联帝国能够成功地“融入”到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真的就自愿选择了甘于被“阉割、净身”当太监的道路――最终导致到庞大的苏联帝国走向彻底的崩溃瓦解！更为可悲的是尽管苏联帝国已经作古，作为苏联帝国继承者的俄罗斯早已经元气大伤、“雄风不再”，可是由于其还拥有辽阔的地理空间与庞大的核武器库，因此依旧被绝对排斥于西方世界之外！当今天的俄罗斯人发觉上当、猛醒过来时，只可惜已经为时太晚了。苏联帝国早已经不复存在、失去的地理空间永不再来――“身已受阉、雄风不再”――心甘情愿以受阉太监的身份来乞求得以“融入”由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只可惜到头来还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既已净身当了太监却始终进不了皇城禁宫――真是天真可爱、幼稚可笑之极矣！
同样道理，今天中国的某些人、某些势力以为中国加入了所谓的世贸组织就以为一切均可以大功告成了，我们中国就可以成功地永远实现“与世接轨”了，就可以永恒地、幸福地融入由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了――真是同样幼稚、无知、可笑与天真可爱之极！
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从经济学原理出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确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情。可是大国生存就有大国的法则、帝国运行就有帝国的潜规律――在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中起影响作用的决不仅仅只有经济学原理，还有重要得多与隐蔽得多的帝国学原理在发挥着更为深远与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呢！
为什么中芯国际公司从美国进口高科技的芯片生产设备会如此困难重重（详见《参考消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日本开始逐渐放缓在中国的投资，甚至开始有步骤地在中国撤资？！为什么中国的纺织品、家电产品在美欧市场频受反倾销调查、罚款甚至经济制裁？！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对波音、空客与及英特尔公司的飞机、计算机芯片在中国的垄断性销售进行“反倾销调查”、罚款乃到经济制裁报复呢？！这一切事件中又有那一个是单纯按经济学原理作出与发展运行的？！
在商言商。难道美国人真的愚蠢到连大有赚钱机会的生意都不会做了、不想做了？！难道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于美国、日本的跨国公司们就真的没有丝毫吸引力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影响国家间进行经济贸易与投资往来的诸因素中还存在帝国学原理这一重要因素；而且帝国们进行长远与及全球战略策划时帝国学原理所发挥的影响力更是要远远超出经济学原理所发挥的影响力！根源就在于经济利益仅仅是帝国综合利益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远远不是全部；因此帝国进行长远战略策划时还必须要综合考虑由此所带来的对现实与及未来政治、军事、文明文化乃至人种、民族扩散繁衍诸方面利益的深层影响与损害得失。如果某一战略决策实施最终带来的经济效益要远远抵消不上由此而导致到的政治、军事、文明文化乃至人种、民族扩散繁衍诸方面既得利益的深层损害与长远流失，那么这一项战略决策就断然不能够再继续实施执行了！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对于以美英集团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而言就是如此。如果说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容许、支持、接纳与鼓励中国融入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还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政治军事利益好处的话；那么一挨苏联帝国与东欧社会主义营阵的彻底崩溃解体，再继续容忍接纳中国融入由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就不见得再能够为西方世界带来巨大的现实政治军事利益了――再继续培养中国这一具有成长成雄狮般潜质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绝不是在养虎为患？！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对海外能源、工业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更为重要、更为致命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中国甚至开始与西方世界诸跨国公司们展开了争夺全球商品销售市场空间的大战起来了――这绝不是企图“虎口夺食”？！
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美英集团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开始逐渐策划如何才能够成功地将中国排挤出其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之外的办法了，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频繁地向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与罚款。可悲的是中国某些人误以为西方世界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向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狙击战的根源就是“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市场经济国家”，幻想着中国有朝一日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了所谓的“正式市场经济国家”，从此以后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大门就将会彻底地向中国创开。他们根本就不能明白西方世界之所以要如此频繁地向中国发动反倾战、贸易战的核心根源就是为了“如何才能够成功地阻止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进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帝国学问题――就如同狼要吃掉小羊那样，我要吃掉你才是真正的目的，至于其它的一切理由、道理之类的东西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加入了所谓的世贸组织，可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罚款却有增无减、甚至发展到要大打贸易战的地步。中国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了吗？！当年所承诺的市场份额与空间又到那里去了？！说白了这只不过是一个骗局、一个陷阱而已，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自苏联帝国崩溃解体后，根本就没有再让中国更进一步融入由他们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意思与计划；因为与中国强大进步对西方世界所带来的长远战略威胁，全球性政治军事、文明文化主导权与及人种民族繁衍生存空间竞争相比较――成功地进入中国市场所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象中国、俄罗斯这种规模的国家无法融入得了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并不代表地球上其它的国家地区也无法融入，事实上韩国、台湾、新加坡、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家地区就极为成功地融入了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根源何在？！这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地理空间、人口规模狭窄稀少（相对而言）脱不了关系。对于象韩国、卡塔尔这种类型的国家地区，就算你经济上富如瑞士、军事上强如瑞典；可是有限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与及人口规模早已经注定了你与美英集团、中国、俄罗斯之类的大家伙根本上就不是同一级别档次的东西。因此，尽管韩国的三星公司、台湾的集成电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也称得上是响当当的了，甚至对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国民半导体诸公司构成了莫大的生存竞争威胁，但是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就从来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下过。原因无他，皆因这些地区在政治军事层面上是绝对依附于西方世界的，脱离了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将不复存在！
与之相反，如果三星、台积电等企业是从属于中国大陆的高技术企业，那么他们在半导体加工技术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就极有可能转化成中国军事微电子方面的优势了；而军事上的优势最终又会带来中国政治方面的优势；而中国一旦具有了政治军事方面的综合优势，又将会使得中国在地区文明文化与人种民族的繁衍扩散方面上又具有了巨大的优势……如此环环相构、重重叠叠，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内部，某一方面的突破与发展进步最终都会带来整个帝国体系综合实力上的巨大提升！可是在韩国、台湾、新加破等“小体系、小平台”里面，由于根本就无法、也无力长期保持得了“系统平台”的综合性、独立性与完整性，因此单一方面的突破与发展进步同样无法、也无力彻底（或者说很难）转变成整个综合体系平台的优势，更不会由此而带来整个系统平台实力优势上的突飞猛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瑞典的军工业，如果他们最终完全被排斥于西欧、美国的工业系统平台之外，以色列、瑞典恐怕连一枚反坦克导弹都无力制造得出来，更何况战斗机、预警机乎？！毕竟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瑞典，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独立设计、研制与生产得出一整套专门从事先进军事半导体芯片生产制造的高科技生产设备来！
明白这一切道理实在太重要了，帝国学本质上就是一门“系统工程”理论。对于象中国这种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言，只要你不“自动”彻底崩溃解体、四分五裂，以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永远都会对你保持强烈的警惕乃至敌视的心态；因为你始终保持具有深厚、完整与足够的“发展潜力与战略回旋空间”，让他们始终担心你有一天会咸鱼翻生，重新获得迅速复兴、发展强大的机会，进而危及到他们今天所垄断独占的全球霸权地位与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既得利益好处！
也许有人会反问，今天的中国不是依旧贫穷落后吗？！我们国家内部不是依旧还有数不胜数的事情要做吗？！我们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精力与有什么时间去主动挑战美英集团的全球霸权地位呢？！
表面上看来这种想法是能够成立的、是应该给予理解的，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帝国体系天生所具有的“系统优势与规模优势”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内部，只使仅仅是某一方面的突破进步，如果经过了综合帝国体系环环相构、重重叠叠的“链锁发展与进步演化”之后都会有可能导致到帝国整体实力上的巨大进步飞跃（帝国体系具有普遍国家所不具有的“放大效应）。坦率而言，在一个成熟的帝国体系内部，一加一的结果远远不止是等于二，而是有可能等于三、等于四，甚至有可能是等二十、等于三十！正是由于帝国体系的发展演变与运行规律与普通国家如此之不同，因此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发展强大保持着如此强烈的警惕与敌视的理由了；同样，我们由此也就可以明白理解西方世界为什么会越来越坚定地决心将中国排斥于由他们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苦心理由了！
因此，无论如何今天的西方世界都已经是无法容忍我们中国可以成功地彻底融入由他们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系统平台”的了；因为透过这一“系统平台”今天的中国得以成功地实现了全球自然资源与市场空间的重新整合配置与再分享，而这一切在中国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在整合的规模上还是在融入的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实际上无喻于与今天垄断占据着全球霸权优势的西方世界进行着虎口夺食！但是，路是由人所走出来的，历史也同样是由人去推动发展的。随与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贸易战、反倾销战打得越来越激烈，中国主动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前景将会变得越来越渺茫；而指望我们会如苏联帝国那般主动地阉割净身，以太监的身份来乞求“融入”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更是白日做梦！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既然我们已经无望融入得了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何不努力决心独立打造出一个由我们中国自己所主导控制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来？！我们总不能束手待毙吧！
当然，在经济迅速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想成功地打造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由我们自己所主导控制的区域经济体系来，其中的艰难与成本代价的高昂，远非我等常人所能想象得到！但是不在是沉默中爆发就只能够在沉默中灭亡！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停妥协，最终结果就只能够让我们自甘沉沦、自取其辱。坦率而言，我认为中国与东盟之类组织大签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加入所谓的世界贸易组织；毕竟主导控制着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霸主并不是我们，可是在中国与东盟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条约中，我们中国完全可以占据得了核心主导控制权，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与追求来设计、制订、完善协定条约的技术细节与任务条款，我们完全不必要因为“体系准入”的问题而受到全球太多太多的国家太多太多根本上就不必要的勒索与被迫作出让步！
与之相反，如果在东亚、中亚与及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我国所具有的经济优势是决定性的，这些国家根本就别指望可以勒索得了我们，毕竟由于地理空间距离的接近，日后我们可以进行秋后算帐的机会多的是。可是对于象美国、欧盟这样的遥远地区，别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少与他们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由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我们连日后进行秋后算帐的可能性都没有――被勒索了一笔钱就是一笔钱、而且还得打肿面赔着笑脸呢！
如只使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可是到今时今日为止，我国产品所受到的反倾销调查不减反增、贸易战依旧打得如火如涂！事实上我们为加入世贸所作出的让步、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与最终所获得的回报根本就不成比例！据说加入了世贸大家都将不得不按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可是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不将中美纺织品争端告上世贸组织（而且世贸组织是否真正可以客观公正地为中国主持公道还是个未知数）？！否则的话又何必要沦落不得不大打贸易战的地步？！原因无他，皆因世贸组织完全操控于西方世界之手中――而且又不是我西方世界邀请你中国加入的，你们中国人看不顺眼可以走人啊――真是打掉了牙齿又不得不往肚子里吞！
很显然，出于对中国强大的恐惧与敌视，在以后很长的历史岁月中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都会采用上述种种手段方式来来制约、狙击与阻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中国彻底放弃了与以美英海洋帝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切抗争努力，从此沦落为一条唯西方世界之命是从的温顺哈巴狗，这样西方世界就将会非常乐于接纳与欢迎中国融入他们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来的……在当今的中国抱有此等想法的人恐怕决非少数。问题是这条路行得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于拥有中国这样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与及庞大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联帝国的最终命运结局。事实上当年以弋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体，的确是曾经诚心诚意、努力地试图将苏联帝国推进融洽到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来的。可是美英集团赖以维持其全球垄断霸权存在的核心基石――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是你苏联人想“融入”就能够“融入”得了的吗？！皇帝的后宫中可珍藏着三千多倾城倾国的绝色佳丽呢！作为男人，谁不想进入到皇帝的后宫中去风流一番、开一开眼界？！可是你“想”就有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用！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你肯被阉割净身、成为一位太监，那么你还是有机会能出入皇城禁宫、“融入”到皇帝后宫的生活中去“欣赏见识”一下皇帝三千佳丽的国色天香的！前题条件是你付得起这样的“成本代价”吗？！你能够甘心如此就被阉割净身作了太监吗？！
而苏联帝国的悲衰就在于当年主政的弋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为了使苏联帝国能够成功地“融入”到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真的就自愿选择了甘于被“阉割、净身”当太监的道路――最终导致到庞大的苏联帝国走向彻底的崩溃瓦解！更为可悲的是尽管苏联帝国已经作古，作为苏联帝国继承者的俄罗斯早已经元气大伤、“雄风不再”，可是由于其还拥有辽阔的地理空间与庞大的核武器库，因此依旧被绝对排斥于西方世界之外！当今天的俄罗斯人发觉上当、猛醒过来时，只可惜已经为时太晚了。苏联帝国早已经不复存在、失去的地理空间永不再来――“身已受阉、雄风不再”――心甘情愿以受阉太监的身份来乞求得以“融入”由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只可惜到头来还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既已净身当了太监却始终进不了皇城禁宫――真是天真可爱、幼稚可笑之极矣！
同样道理，今天中国的某些人、某些势力以为中国加入了所谓的世贸组织就以为一切均可以大功告成了，我们中国就可以成功地永远实现“与世接轨”了，就可以永恒地、幸福地融入由美英海洋帝国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了――真是同样幼稚、无知、可笑与天真可爱之极！
毫无疑问，如果单纯从经济学原理出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确是一项值得追求的事情。可是大国生存就有大国的法则、帝国运行就有帝国的潜规律――在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中起影响作用的决不仅仅只有经济学原理，还有重要得多与隐蔽得多的帝国学原理在发挥着更为深远与更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呢！
为什么中芯国际公司从美国进口高科技的芯片生产设备会如此困难重重（详见《参考消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日本开始逐渐放缓在中国的投资，甚至开始有步骤地在中国撤资？！为什么中国的纺织品、家电产品在美欧市场频受反倾销调查、罚款甚至经济制裁？！可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对波音、空客与及英特尔公司的飞机、计算机芯片在中国的垄断性销售进行“反倾销调查”、罚款乃到经济制裁报复呢？！这一切事件中又有那一个是单纯按经济学原理作出与发展运行的？！
在商言商。难道美国人真的愚蠢到连大有赚钱机会的生意都不会做了、不想做了？！难道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于美国、日本的跨国公司们就真的没有丝毫吸引力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原因就在于影响国家间进行经济贸易与投资往来的诸因素中还存在帝国学原理这一重要因素；而且帝国们进行长远与及全球战略策划时帝国学原理所发挥的影响力更是要远远超出经济学原理所发挥的影响力！根源就在于经济利益仅仅是帝国综合利益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远远不是全部；因此帝国进行长远战略策划时还必须要综合考虑由此所带来的对现实与及未来政治、军事、文明文化乃至人种、民族扩散繁衍诸方面利益的深层影响与损害得失。如果某一战略决策实施最终带来的经济效益要远远抵消不上由此而导致到的政治、军事、文明文化乃至人种、民族扩散繁衍诸方面既得利益的深层损害与长远流失，那么这一项战略决策就断然不能够再继续实施执行了！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对于以美英集团为核心的西方世界而言就是如此。如果说在东西方冷战时期容许、支持、接纳与鼓励中国融入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还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政治军事利益好处的话；那么一挨苏联帝国与东欧社会主义营阵的彻底崩溃解体，再继续容忍接纳中国融入由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就不见得再能够为西方世界带来巨大的现实政治军事利益了――再继续培养中国这一具有成长成雄狮般潜质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绝不是在养虎为患？！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中国对海外能源、工业原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大，更为重要、更为致命的是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中国甚至开始与西方世界诸跨国公司们展开了争夺全球商品销售市场空间的大战起来了――这绝不是企图“虎口夺食”？！
因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美英集团为核心的西方世界开始逐渐策划如何才能够成功地将中国排挤出其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之外的办法了，其中的一个手段就是频繁地向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与罚款。可悲的是中国某些人误以为西方世界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向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倾销狙击战的根源就是“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市场经济国家”，幻想着中国有朝一日加入了世贸组织、成为了所谓的“正式市场经济国家”，从此以后西方世界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大门就将会彻底地向中国创开。他们根本就不能明白西方世界之所以要如此频繁地向中国发动反倾战、贸易战的核心根源就是为了“如何才能够成功地阻止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进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帝国学问题――就如同狼要吃掉小羊那样，我要吃掉你才是真正的目的，至于其它的一切理由、道理之类的东西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加入了所谓的世贸组织，可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调查罚款却有增无减、甚至发展到要大打贸易战的地步。中国不是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了吗？！当年所承诺的市场份额与空间又到那里去了？！说白了这只不过是一个骗局、一个陷阱而已，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自苏联帝国崩溃解体后，根本就没有再让中国更进一步融入由他们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意思与计划；因为与中国强大进步对西方世界所带来的长远战略威胁，全球性政治军事、文明文化主导权与及人种民族繁衍生存空间竞争相比较――成功地进入中国市场所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根本上就是微不足道的！
当然，象中国、俄罗斯这种规模的国家无法融入得了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并不代表地球上其它的国家地区也无法融入，事实上韩国、台湾、新加坡、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家地区就极为成功地融入了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根源何在？！这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地理空间、人口规模狭窄稀少（相对而言）脱不了关系。对于象韩国、卡塔尔这种类型的国家地区，就算你经济上富如瑞士、军事上强如瑞典；可是有限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与及人口规模早已经注定了你与美英集团、中国、俄罗斯之类的大家伙根本上就不是同一级别档次的东西。因此，尽管韩国的三星公司、台湾的集成电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也称得上是响当当的了，甚至对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国民半导体诸公司构成了莫大的生存竞争威胁，但是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就从来没有将他们放在眼下过。原因无他，皆因这些地区在政治军事层面上是绝对依附于西方世界的，脱离了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将不复存在！
与之相反，如果三星、台积电等企业是从属于中国大陆的高技术企业，那么他们在半导体加工技术领域所具有的优势就极有可能转化成中国军事微电子方面的优势了；而军事上的优势最终又会带来中国政治方面的优势；而中国一旦具有了政治军事方面的综合优势，又将会使得中国在地区文明文化与人种民族的繁衍扩散方面上又具有了巨大的优势……如此环环相构、重重叠叠，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内部，某一方面的突破与发展进步最终都会带来整个帝国体系综合实力上的巨大提升！可是在韩国、台湾、新加破等“小体系、小平台”里面，由于根本就无法、也无力长期保持得了“系统平台”的综合性、独立性与完整性，因此单一方面的突破与发展进步同样无法、也无力彻底（或者说很难）转变成整个综合体系平台的优势，更不会由此而带来整个系统平台实力优势上的突飞猛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瑞典的军工业，如果他们最终完全被排斥于西欧、美国的工业系统平台之外，以色列、瑞典恐怕连一枚反坦克导弹都无力制造得出来，更何况战斗机、预警机乎？！毕竟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瑞典，他们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独立设计、研制与生产得出一整套专门从事先进军事半导体芯片生产制造的高科技生产设备来！
明白这一切道理实在太重要了，帝国学本质上就是一门“系统工程”理论。对于象中国这种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国家而言，只要你不“自动”彻底崩溃解体、四分五裂，以美英海洋帝国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永远都会对你保持强烈的警惕乃至敌视的心态；因为你始终保持具有深厚、完整与足够的“发展潜力与战略回旋空间”，让他们始终担心你有一天会咸鱼翻生，重新获得迅速复兴、发展强大的机会，进而危及到他们今天所垄断独占的全球霸权地位与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既得利益好处！
也许有人会反问，今天的中国不是依旧贫穷落后吗？！我们国家内部不是依旧还有数不胜数的事情要做吗？！我们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精力与有什么时间去主动挑战美英集团的全球霸权地位呢？！
表面上看来这种想法是能够成立的、是应该给予理解的，可是问题的关键就出在帝国体系天生所具有的“系统优势与规模优势”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一个庞大的帝国体系内部，只使仅仅是某一方面的突破进步，如果经过了综合帝国体系环环相构、重重叠叠的“链锁发展与进步演化”之后都会有可能导致到帝国整体实力上的巨大进步飞跃（帝国体系具有普遍国家所不具有的“放大效应）。坦率而言，在一个成熟的帝国体系内部，一加一的结果远远不止是等于二，而是有可能等于三、等于四，甚至有可能是等二十、等于三十！正是由于帝国体系的发展演变与运行规律与普通国家如此之不同，因此在这里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发展强大保持着如此强烈的警惕与敌视的理由了；同样，我们由此也就可以明白理解西方世界为什么会越来越坚定地决心将中国排斥于由他们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苦心理由了！
因此，无论如何今天的西方世界都已经是无法容忍我们中国可以成功地彻底融入由他们所主导控制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系统平台”的了；因为透过这一“系统平台”今天的中国得以成功地实现了全球自然资源与市场空间的重新整合配置与再分享，而这一切在中国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无论是在整合的规模上还是在融入的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这实际上无喻于与今天垄断占据着全球霸权优势的西方世界进行着虎口夺食！但是，路是由人所走出来的，历史也同样是由人去推动发展的。随与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贸易战、反倾销战打得越来越激烈，中国主动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前景将会变得越来越渺茫；而指望我们会如苏联帝国那般主动地阉割净身，以太监的身份来乞求“融入”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更是白日做梦！因此在未来的岁月里，既然我们已经无望融入得了由美英集团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我们何不努力决心独立打造出一个由我们中国自己所主导控制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来？！我们总不能束手待毙吧！
当然，在经济迅速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要想成功地打造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由我们自己所主导控制的区域经济体系来，其中的艰难与成本代价的高昂，远非我等常人所能想象得到！但是不在是沉默中爆发就只能够在沉默中灭亡！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停妥协，最终结果就只能够让我们自甘沉沦、自取其辱。坦率而言，我认为中国与东盟之类组织大签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加入所谓的世界贸易组织；毕竟主导控制着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的霸主并不是我们，可是在中国与东盟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条约中，我们中国完全可以占据得了核心主导控制权，我们完全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与追求来设计、制订、完善协定条约的技术细节与任务条款，我们完全不必要因为“体系准入”的问题而受到全球太多太多的国家太多太多根本上就不必要的勒索与被迫作出让步！
与之相反，如果在东亚、中亚与及东南亚等周边地区，我国所具有的经济优势是决定性的，这些国家根本就别指望可以勒索得了我们，毕竟由于地理空间距离的接近，日后我们可以进行秋后算帐的机会多的是。可是对于象美国、欧盟这样的遥远地区，别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多少与他们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由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我们连日后进行秋后算帐的可能性都没有――被勒索了一笔钱就是一笔钱、而且还得打肿面赔着笑脸呢！
如只使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可是到今时今日为止，我国产品所受到的反倾销调查不减反增、贸易战依旧打得如火如涂！事实上我们为加入世贸所作出的让步、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与最终所获得的回报根本就不成比例！据说加入了世贸大家都将不得不按世贸组织的规则行事，可是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不将中美纺织品争端告上世贸组织（而且世贸组织是否真正可以客观公正地为中国主持公道还是个未知数）？！否则的话又何必要沦落不得不大打贸易战的地步？！原因无他，皆因世贸组织完全操控于西方世界之手中――而且又不是我西方世界邀请你中国加入的，你们中国人看不顺眼可以走人啊――真是打掉了牙齿又不得不往肚子里吞！
毫无疑问，既然以美英集团为首的西方世界已经决心逐渐将中国排挤出他们所主导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自然也同样不能容忍中国能够成功地打造出一个由中国自己所主导控制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来的。他们必定会对那些试图加入由中国所主导控制下的区域经济体系的国家进行威逼利诱、乃至进行无情的政治军事打击的。因此今天的中国必须要具有毛泽东主席时代那般坚定的政治与军事意志――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时候应该进行让步、什么时候坚决不能作出让步，！我们必须勇敢地直面美英帝国集团的一直政治军事挑战与打压狙击，甚至要不惜代价以军事手段来捍卫维护我们的地缘政治势力空间与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并且同样必须要勇敢地为我们的追随者们撑起一片宁静的天空！
好贴要慢慢看
爬过，爬过
呼呼
呼呼
你爬过,我路过 呵呵
好贴 漫漫体会~~
建议楼主把标题改得醒目、有吸引力一点，并加上[原创]的标签。要不这个标题太暗淡了，进来看之前，我差点以为这是只言片语的大杂烩。:D
难得好贴，已经收藏，慢慢看，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有大陆军的传统
果然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