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人权高于主权的一个有力证据

人权高于主权的一个有力证据

范海辛

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似乎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一直困扰着国人。人权是好东西，主权也是好东西，两个好东西发生矛盾时，究竟应该谁服从谁？

鸡与蛋孰居先是个无解之题，而主权与人权的矛盾却与此不同。在理性主义看来，人权是因，主权是果。主权是人权的集合，是每个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的集合。主权只是为了保证人权而设立的，如果以主权来压制人权，那就有违主权设立的初衷。

但是在国家主义看来，国家才是终极价值，人民只是国家的工具。当然，他们心里即使这样认为，嘴上是不会承认的。他们会承认主权来源于人权，但他们会强调，主权是所有国民人权的集合。面对国家主权，所谓的人权只是部分公民的人权。主权高于人权的意义是全民人权高于部分公民的人权。

国家主义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当然不对。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不能以抽象的全体人民的名义压制具体的部分公民的人权；2）主权成为人权的集合是有条件的。现分别论述于下：

1）        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始终存在，设立法律就是为了调解此类矛盾。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与此不同，实际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公权力（主权、统治权）的不法侵害。譬如，统治者认为你们这些人要结社、办报，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予以制止。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究竟谁是谁非，要以具体的法律来评判，因为法律才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不能以统治者的自由裁量权随意而为。法律则必须符合公正的原则，必须顾及公民的宪法权利与社会稳定这双方的平衡。更不能以全体大于部分的简单算术原则代替宪法与法律。只要部分公民的权利符合法律，即使多数反对，统治者也必须保护。譬如同性恋者要游行，在异性恋者占多数的社会，多数肯定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恶心的事，但作为统治者，你就不能拿多数原则去剥夺少数人的合法权利。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原则——抽象的全体是由具体的部分所组成。如果每一个具体（或大部分的具体）都遭到抽象的全体的否定，这个抽象的全体实际也会异化或消失。

2）        主权只有在人民授权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人权的集合。人民授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在当代文明社会，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人民授权产生政权。这个人民授权的标志是一部对统治者有规制力的宪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法治（法律的统治，与法制不同）或宪政（体制）。只有在宪政法治的条件下，主权才是人权的集合，而在没有宪政的情况下，主权能否成为人权的集合，全看统治集团成员个人的忠奸贤愚了。

如果主权无条件地高于人权，那么人民的革命就是非法，人民也无权反抗暴政。依此逻辑，中共1949年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就是武装叛乱。然而，现今力主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者似乎无人敢于否定1949年的革命。既然如此，那么中共于49年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就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正义性与合法性。

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这是一场人权革命，是农民争地权，工人争生存权，知识分子争言论自由权，商人争免于官府敲诈权的革命。取代满清的国民政府曾经给予士农工商充分发展人权的许诺，然而在蒋介石的腐败统治下，国家主权变成了小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统治者成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革命是主权蜕变的逻辑结果。

主权是由人权集合而成，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宪政法治的制约，主权都不免蜕变并与人权发生对立冲突。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限权——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避免革命的周期循环。

所谓文明，就是以理性的斗争、改良和妥协来取代暴力、流血的革命，或说以低成本的方法取代高成本的方法。但这不是诅咒、谴责革命。革命是维护人权的最后手段。在强大的非理性势力面前，革命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是不可否认的，否认革命就是否认人权，同理，反对人权也就是反对革命。

2007－10－6人权高于主权的一个有力证据

范海辛

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似乎象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一直困扰着国人。人权是好东西，主权也是好东西，两个好东西发生矛盾时，究竟应该谁服从谁？

鸡与蛋孰居先是个无解之题，而主权与人权的矛盾却与此不同。在理性主义看来，人权是因，主权是果。主权是人权的集合，是每个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的集合。主权只是为了保证人权而设立的，如果以主权来压制人权，那就有违主权设立的初衷。

但是在国家主义看来，国家才是终极价值，人民只是国家的工具。当然，他们心里即使这样认为，嘴上是不会承认的。他们会承认主权来源于人权，但他们会强调，主权是所有国民人权的集合。面对国家主权，所谓的人权只是部分公民的人权。主权高于人权的意义是全民人权高于部分公民的人权。

国家主义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当然不对。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不能以抽象的全体人民的名义压制具体的部分公民的人权；2）主权成为人权的集合是有条件的。现分别论述于下：

1）        人民内部各种矛盾始终存在，设立法律就是为了调解此类矛盾。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与此不同，实际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公权力（主权、统治权）的不法侵害。譬如，统治者认为你们这些人要结社、办报，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予以制止。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究竟谁是谁非，要以具体的法律来评判，因为法律才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不能以统治者的自由裁量权随意而为。法律则必须符合公正的原则，必须顾及公民的宪法权利与社会稳定这双方的平衡。更不能以全体大于部分的简单算术原则代替宪法与法律。只要部分公民的权利符合法律，即使多数反对，统治者也必须保护。譬如同性恋者要游行，在异性恋者占多数的社会，多数肯定觉得这是一件令人恶心的事，但作为统治者，你就不能拿多数原则去剥夺少数人的合法权利。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原则——抽象的全体是由具体的部分所组成。如果每一个具体（或大部分的具体）都遭到抽象的全体的否定，这个抽象的全体实际也会异化或消失。

2）        主权只有在人民授权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人权的集合。人民授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在当代文明社会，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是人民授权产生政权。这个人民授权的标志是一部对统治者有规制力的宪法，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法治（法律的统治，与法制不同）或宪政（体制）。只有在宪政法治的条件下，主权才是人权的集合，而在没有宪政的情况下，主权能否成为人权的集合，全看统治集团成员个人的忠奸贤愚了。

如果主权无条件地高于人权，那么人民的革命就是非法，人民也无权反抗暴政。依此逻辑，中共1949年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就是武装叛乱。然而，现今力主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者似乎无人敢于否定1949年的革命。既然如此，那么中共于49年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就具有充分的正当性、正义性与合法性。

为何如此说呢？因为这是一场人权革命，是农民争地权，工人争生存权，知识分子争言论自由权，商人争免于官府敲诈权的革命。取代满清的国民政府曾经给予士农工商充分发展人权的许诺，然而在蒋介石的腐败统治下，国家主权变成了小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统治者成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革命是主权蜕变的逻辑结果。

主权是由人权集合而成，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宪政法治的制约，主权都不免蜕变并与人权发生对立冲突。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限权——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避免革命的周期循环。

所谓文明，就是以理性的斗争、改良和妥协来取代暴力、流血的革命，或说以低成本的方法取代高成本的方法。但这不是诅咒、谴责革命。革命是维护人权的最后手段。在强大的非理性势力面前，革命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是不可否认的，否认革命就是否认人权，同理，反对人权也就是反对革命。

2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