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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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７月１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党的主要创始人有密切往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与鲁迅有过更为亲密的交往，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高的认识，及至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领导人，虽未曾与鲁迅谋面，但充分认识鲁迅的价值，盖棺论定，给予极高评价。
在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创作实绩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甚至在当时已经是——共产党领袖：即所谓“南陈北李”。陈独秀极赞赏鲁迅的创作才能，在给人的信中说对鲁迅“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则对李大钊印象很好，说他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一种主义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十几年前，鲁迅在东京就默默地译介俄国东欧的文学作品了。他的着眼点不在革命运动，而在于同情被专制政府压迫的人民，同情被异族欺凌的弱小国家。他关心俄国，研究苏联革命，为的是借鉴邻国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谋生路。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北京军阀政府倒行逆施，迫害进步人士，南方国共合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于是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实地考察革命形势。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他见到不少共产党人：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前来迎接陪同他的就有共产党员应修人，广东党组织也积极想办法接近鲁迅 。
经共产党员、中山大学学生毕磊引见，鲁迅会见了陈独秀之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延年。鲁迅亲切地说延年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也尊鲁迅为“父执”。鲁迅凭多年斗争经验，敏锐指出革命运动中存在的弊端，对前途表示了忧虑。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发生了国共分裂，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杀的惨剧，使鲁迅极为失望，遂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出于对革命的同情，也出于对新时代的热切盼望，鲁迅仍然关注苏联的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状况。他阅读并翻译了多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团结和领导广大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面对当局的文化围剿，他用犀利的文笔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左联”五位进步青年作家，因参加党的会议被当局逮捕杀害，鲁迅义愤填膺，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五烈士遇害后，他在避难中写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诗感情真挚，读来感人至深。熟知鲁迅诗作的毛泽东在纪念鲁迅诞辰８０周年的诗中盛赞鲁迅的大无畏精神：“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１９３１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鲁迅就接纳秋白夫妇在自己家里避难将近一个月，直到一个深夜由地下党组织派陈云同志把他接走。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总结了鲁迅思想的四个特点：一，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二，韧的战斗；三，反自由主义；四，反虚伪的精神。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臣贰子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爱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知识界进步人士呼吁当局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释放瞿秋白，俾其从事著译。但政治斗争不像这些人想像的那么仁慈，反而越是人才，就越要戕害。秋白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当红军将领方志敏被捕，从狱中来信托孙夫人和鲁迅营救时，鲁迅鉴于瞿秋白事件的教训，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搞营救运动，可能对他不利，反而回加速他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方志敏听从劝告，在狱中写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好作品。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陈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陈赓到上海治病。他给上海地下党讲了很多战斗故事，鲁迅闻知后，非常感兴趣，通过他的学生、党的地下工作者冯雪峰把陈赓请到家里，热情款待。他们一共谈了两次，给陈赓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鲁迅最关心的是苏区人民的生活，问到苏区的土地改革、地主怎样反抗、人民怎样支援红军等情况，说到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事迹，及红军司令员坐在田边地头和农民一起抽烟谈家常的情景，鲁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陈赓边说边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着，他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但后来因为觉得资料不十分熟悉，怕写不好而没有动笔。
鲁迅最关心人民疾苦，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他都敬佩和拥护。他看重的是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以，当红军北上抗日，共产党提出全国联合抗战时，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纵观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就赞成它，也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里有他几位好朋友就亲近它，他要看实际行动，要看这个组织所做的事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鲁迅本人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为中国的进步和民众的解放拚命工作，死而后已。上海民众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的写有“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是对他一生业绩的最贴切最中肯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也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鲁迅逝世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电全国表示哀悼，并致电民国政府，要求实行国葬。毛泽东还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在他倡导下，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鲁迅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毛泽东非常喜爱读鲁迅的文字。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根据地，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五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颂好多首鲁迅的诗。当得知为他治疗眼疾的主治医生的名字叫“由之”时，他立即吟颂起鲁迅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一点上心灵相通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强调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说：“鲁迅的作品，是永远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思想宝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繁重的国内建设与改革任务，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７月１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党的主要创始人有密切往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与鲁迅有过更为亲密的交往，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高的认识，及至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领导人，虽未曾与鲁迅谋面，但充分认识鲁迅的价值，盖棺论定，给予极高评价。
在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创作实绩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甚至在当时已经是——共产党领袖：即所谓“南陈北李”。陈独秀极赞赏鲁迅的创作才能，在给人的信中说对鲁迅“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则对李大钊印象很好，说他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一种主义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十几年前，鲁迅在东京就默默地译介俄国东欧的文学作品了。他的着眼点不在革命运动，而在于同情被专制政府压迫的人民，同情被异族欺凌的弱小国家。他关心俄国，研究苏联革命，为的是借鉴邻国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谋生路。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北京军阀政府倒行逆施，迫害进步人士，南方国共合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于是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实地考察革命形势。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他见到不少共产党人：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前来迎接陪同他的就有共产党员应修人，广东党组织也积极想办法接近鲁迅 。
经共产党员、中山大学学生毕磊引见，鲁迅会见了陈独秀之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延年。鲁迅亲切地说延年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也尊鲁迅为“父执”。鲁迅凭多年斗争经验，敏锐指出革命运动中存在的弊端，对前途表示了忧虑。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发生了国共分裂，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杀的惨剧，使鲁迅极为失望，遂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出于对革命的同情，也出于对新时代的热切盼望，鲁迅仍然关注苏联的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状况。他阅读并翻译了多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团结和领导广大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面对当局的文化围剿，他用犀利的文笔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左联”五位进步青年作家，因参加党的会议被当局逮捕杀害，鲁迅义愤填膺，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五烈士遇害后，他在避难中写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诗感情真挚，读来感人至深。熟知鲁迅诗作的毛泽东在纪念鲁迅诞辰８０周年的诗中盛赞鲁迅的大无畏精神：“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１９３１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鲁迅就接纳秋白夫妇在自己家里避难将近一个月，直到一个深夜由地下党组织派陈云同志把他接走。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总结了鲁迅思想的四个特点：一，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二，韧的战斗；三，反自由主义；四，反虚伪的精神。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臣贰子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爱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知识界进步人士呼吁当局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释放瞿秋白，俾其从事著译。但政治斗争不像这些人想像的那么仁慈，反而越是人才，就越要戕害。秋白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当红军将领方志敏被捕，从狱中来信托孙夫人和鲁迅营救时，鲁迅鉴于瞿秋白事件的教训，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搞营救运动，可能对他不利，反而回加速他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方志敏听从劝告，在狱中写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好作品。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陈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陈赓到上海治病。他给上海地下党讲了很多战斗故事，鲁迅闻知后，非常感兴趣，通过他的学生、党的地下工作者冯雪峰把陈赓请到家里，热情款待。他们一共谈了两次，给陈赓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鲁迅最关心的是苏区人民的生活，问到苏区的土地改革、地主怎样反抗、人民怎样支援红军等情况，说到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事迹，及红军司令员坐在田边地头和农民一起抽烟谈家常的情景，鲁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陈赓边说边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着，他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但后来因为觉得资料不十分熟悉，怕写不好而没有动笔。
鲁迅最关心人民疾苦，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他都敬佩和拥护。他看重的是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以，当红军北上抗日，共产党提出全国联合抗战时，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纵观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就赞成它，也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里有他几位好朋友就亲近它，他要看实际行动，要看这个组织所做的事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鲁迅本人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为中国的进步和民众的解放拚命工作，死而后已。上海民众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的写有“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是对他一生业绩的最贴切最中肯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也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鲁迅逝世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电全国表示哀悼，并致电民国政府，要求实行国葬。毛泽东还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在他倡导下，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鲁迅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毛泽东非常喜爱读鲁迅的文字。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根据地，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五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颂好多首鲁迅的诗。当得知为他治疗眼疾的主治医生的名字叫“由之”时，他立即吟颂起鲁迅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一点上心灵相通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强调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说：“鲁迅的作品，是永远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思想宝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繁重的国内建设与改革任务，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
2001年７月１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党的主要创始人有密切往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与鲁迅有过更为亲密的交往，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高的认识，及至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领导人，虽未曾与鲁迅谋面，但充分认识鲁迅的价值，盖棺论定，给予极高评价。
在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创作实绩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甚至在当时已经是——共产党领袖：即所谓“南陈北李”。陈独秀极赞赏鲁迅的创作才能，在给人的信中说对鲁迅“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则对李大钊印象很好，说他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一种主义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十几年前，鲁迅在东京就默默地译介俄国东欧的文学作品了。他的着眼点不在革命运动，而在于同情被专制政府压迫的人民，同情被异族欺凌的弱小国家。他关心俄国，研究苏联革命，为的是借鉴邻国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谋生路。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北京军阀政府倒行逆施，迫害进步人士，南方国共合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于是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实地考察革命形势。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他见到不少共产党人：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前来迎接陪同他的就有共产党员应修人，广东党组织也积极想办法接近鲁迅 。
经共产党员、中山大学学生毕磊引见，鲁迅会见了陈独秀之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延年。鲁迅亲切地说延年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也尊鲁迅为“父执”。鲁迅凭多年斗争经验，敏锐指出革命运动中存在的弊端，对前途表示了忧虑。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发生了国共分裂，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杀的惨剧，使鲁迅极为失望，遂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出于对革命的同情，也出于对新时代的热切盼望，鲁迅仍然关注苏联的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状况。他阅读并翻译了多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团结和领导广大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面对当局的文化围剿，他用犀利的文笔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左联”五位进步青年作家，因参加党的会议被当局逮捕杀害，鲁迅义愤填膺，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五烈士遇害后，他在避难中写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诗感情真挚，读来感人至深。熟知鲁迅诗作的毛泽东在纪念鲁迅诞辰８０周年的诗中盛赞鲁迅的大无畏精神：“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１９３１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鲁迅就接纳秋白夫妇在自己家里避难将近一个月，直到一个深夜由地下党组织派陈云同志把他接走。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总结了鲁迅思想的四个特点：一，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二，韧的战斗；三，反自由主义；四，反虚伪的精神。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臣贰子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爱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知识界进步人士呼吁当局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释放瞿秋白，俾其从事著译。但政治斗争不像这些人想像的那么仁慈，反而越是人才，就越要戕害。秋白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当红军将领方志敏被捕，从狱中来信托孙夫人和鲁迅营救时，鲁迅鉴于瞿秋白事件的教训，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搞营救运动，可能对他不利，反而回加速他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方志敏听从劝告，在狱中写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好作品。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陈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陈赓到上海治病。他给上海地下党讲了很多战斗故事，鲁迅闻知后，非常感兴趣，通过他的学生、党的地下工作者冯雪峰把陈赓请到家里，热情款待。他们一共谈了两次，给陈赓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鲁迅最关心的是苏区人民的生活，问到苏区的土地改革、地主怎样反抗、人民怎样支援红军等情况，说到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事迹，及红军司令员坐在田边地头和农民一起抽烟谈家常的情景，鲁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陈赓边说边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着，他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但后来因为觉得资料不十分熟悉，怕写不好而没有动笔。
鲁迅最关心人民疾苦，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他都敬佩和拥护。他看重的是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以，当红军北上抗日，共产党提出全国联合抗战时，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纵观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就赞成它，也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里有他几位好朋友就亲近它，他要看实际行动，要看这个组织所做的事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鲁迅本人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为中国的进步和民众的解放拚命工作，死而后已。上海民众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的写有“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是对他一生业绩的最贴切最中肯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也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鲁迅逝世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电全国表示哀悼，并致电民国政府，要求实行国葬。毛泽东还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在他倡导下，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鲁迅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毛泽东非常喜爱读鲁迅的文字。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根据地，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五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颂好多首鲁迅的诗。当得知为他治疗眼疾的主治医生的名字叫“由之”时，他立即吟颂起鲁迅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一点上心灵相通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强调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说：“鲁迅的作品，是永远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思想宝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繁重的国内建设与改革任务，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７月１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鲁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鲁迅就与党的主要创始人有密切往来，后来党的领导人如瞿秋白等与鲁迅有过更为亲密的交往，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较高的认识，及至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领导人，虽未曾与鲁迅谋面，但充分认识鲁迅的价值，盖棺论定，给予极高评价。
在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以创作实绩确立了文学家和思想家的地位。在《新青年》杂志同仁中，有两位后来——甚至在当时已经是——共产党领袖：即所谓“南陈北李”。陈独秀极赞赏鲁迅的创作才能，在给人的信中说对鲁迅“五体投地的佩服”；鲁迅则对李大钊印象很好，说他儒雅，质朴，诚实，谦和，对李大钊因信仰一种主义惨遭军阀政府杀害深表愤怒，在为《守常文集》写的序言中，盛赞李大钊的革命精神，称其文集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实，在十几年前，鲁迅在东京就默默地译介俄国东欧的文学作品了。他的着眼点不在革命运动，而在于同情被专制政府压迫的人民，同情被异族欺凌的弱小国家。他关心俄国，研究苏联革命，为的是借鉴邻国的经验，为中国人民谋生路。在这一点上他的想法与共产党人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北京军阀政府倒行逆施，迫害进步人士，南方国共合作，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于是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实地考察革命形势。在革命策源地广州，他见到不少共产党人：他到黄埔军校演讲，前来迎接陪同他的就有共产党员应修人，广东党组织也积极想办法接近鲁迅 。
经共产党员、中山大学学生毕磊引见，鲁迅会见了陈独秀之子、时任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的陈延年。鲁迅亲切地说延年是他的“老仁侄”，陈延年也尊鲁迅为“父执”。鲁迅凭多年斗争经验，敏锐指出革命运动中存在的弊端，对前途表示了忧虑。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发生了国共分裂，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杀的惨剧，使鲁迅极为失望，遂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出于对革命的同情，也出于对新时代的热切盼望，鲁迅仍然关注苏联的情况，特别是苏联的文艺状况。他阅读并翻译了多种苏联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团结和领导广大进步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面对当局的文化围剿，他用犀利的文笔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左联”五位进步青年作家，因参加党的会议被当局逮捕杀害，鲁迅义愤填膺，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等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迫害进步人士，屠杀青年作家的罪行。还写了著名的纪念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五烈士遇害后，他在避难中写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诗感情真挚，读来感人至深。熟知鲁迅诗作的毛泽东在纪念鲁迅诞辰８０周年的诗中盛赞鲁迅的大无畏精神：“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
１９３１年，鲁迅结识了瞿秋白。瞿曾任党的总书记，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被排斥打击，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和文化工作。瞿秋白精通俄文，早年作为记者游历苏联，采访过苏联各界人士，也见过列宁，著有《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社会情况，他翻译了大量苏联政治文艺论著，是中共高层领导中难得的熟悉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人；他很有文采，长于写政论时评。鲁迅和他认识之前就读过他的文章，还托人请他翻译过长达两万字的论文，称：“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译笔了。”
秋白对鲁迅倾慕已久，他在读了鲁迅从日文转译的苏联小说《毁灭》后，写信给鲁迅，就翻译理论、中国语文改革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译文中的几个欠妥之处。他的语气很诚恳：“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班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得信，非常高兴和感激，立即回信，虚心接受了瞿秋白指出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通信拿去发表在刊物上。经过这样认真诚恳的商讨，两人的距离拉近了。鲁迅感到自己找到一个知音。所以他们认识后不久，鲁迅就接纳秋白夫妇在自己家里避难将近一个月，直到一个深夜由地下党组织派陈云同志把他接走。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瞿秋白系统阅读了鲁迅的作品，了解鲁迅的思想品格，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长篇序言，高度评价鲁迅在文化战线上的业绩，总结了鲁迅思想的四个特点：一，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二，韧的战斗；三，反自由主义；四，反虚伪的精神。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叛臣贰子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鲁迅一直把瞿秋白当朋友和同志看待。他们一起商量写文章，编书刊，瞿秋白甚至模仿鲁迅的文风写杂文，署上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编杂文集，特意把这些文章收入，作为他们战斗友谊的纪念。鲁迅书古人联句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达了对这位共产党友人的爱重。
后来瞿秋白告别鲁迅，到中央苏区工作。红军长征开始，留守苏区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不幸被捕入狱。他化名林其祥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设法营救。鲁迅立即参加了营救活动。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快就暴露了。知识界进步人士呼吁当局从爱惜人才的角度出发，释放瞿秋白，俾其从事著译。但政治斗争不像这些人想像的那么仁慈，反而越是人才，就越要戕害。秋白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鲁迅闻讯，极为悲痛，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同时也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愤恨：“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直到去世，鲁迅对秋白的死都不能释怀。他花钱把秋白的书稿从书局赎出，编辑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抱病校对，并且不惜工本，拿到国外印刷，出了皮脊麻布面金顶的纪念本。
当红军将领方志敏被捕，从狱中来信托孙夫人和鲁迅营救时，鲁迅鉴于瞿秋白事件的教训，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搞营救运动，可能对他不利，反而回加速他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方志敏听从劝告，在狱中写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好作品。
在鲁迅结识的共产党人中，还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陈赓。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陈赓到上海治病。他给上海地下党讲了很多战斗故事，鲁迅闻知后，非常感兴趣，通过他的学生、党的地下工作者冯雪峰把陈赓请到家里，热情款待。他们一共谈了两次，给陈赓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鲁迅最关心的是苏区人民的生活，问到苏区的土地改革、地主怎样反抗、人民怎样支援红军等情况，说到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事迹，及红军司令员坐在田边地头和农民一起抽烟谈家常的情景，鲁迅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陈赓边说边随手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势图。这张图鲁迅一直保存着，他准备写一部作品来反映红军战斗情况，但后来因为觉得资料不十分熟悉，怕写不好而没有动笔。
鲁迅最关心人民疾苦，凡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他都敬佩和拥护。他看重的是中国的“脊梁”：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所以，当红军北上抗日，共产党提出全国联合抗战时，他在文章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纵观鲁迅与共产党人交往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不仅仅因为共产党有高远的理想和响亮的口号就赞成它，也不仅仅因为共产党里有他几位好朋友就亲近它，他要看实际行动，要看这个组织所做的事是不是真正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
鲁迅本人就是民族的“脊梁”，他为中国的进步和民众的解放拚命工作，死而后已。上海民众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的写有“民族魂”三个字的旗帜，是对他一生业绩的最贴切最中肯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也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鲁迅逝世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电全国表示哀悼，并致电民国政府，要求实行国葬。毛泽东还列名于治丧委员会。在他倡导下，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鲁迅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实际交往。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曾到八道湾拜访，但那天鲁迅不在家，只见到鲁迅的弟弟。周恩来也曾到北京请鲁迅到天津演讲，也不巧鲁迅外出，结果把鲁迅的弟弟请去讲了一课。
毛泽东非常喜爱读鲁迅的文字。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延安根据地，他多次同鲁迅的学生冯雪峰交换读鲁迅著作的心得。他购置的一套《鲁迅全集》经常摆在案头，便是在敌军兵临城下、机关撤离延安时，也舍不得丢掉。他在多篇报告和演讲中引用过鲁迅的文字。在延安一次纪念大会上，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一连用了五个“最”字论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熟悉鲁迅著作，能背颂好多首鲁迅的诗。当得知为他治疗眼疾的主治医生的名字叫“由之”时，他立即吟颂起鲁迅的《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并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默写出来，赠送给这位医生。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读鲁迅的杂文。他晚年曾说，他的心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鲁迅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一点上心灵相通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也强调了继承和发扬鲁迅精神的重大现实意义，说：“鲁迅的作品，是永远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的思想宝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繁重的国内建设与改革任务，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