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毛泽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作者: 叶树浓
我们学院图书馆的文科书库里，设有一个鲁迅专栏。我有空的时候，便来这里找一些鲁迅作品以及一些新时期鲁迅研究资料来看。这样三年下来，一套《鲁迅全集》啃了十之八九，对那些鲁迅研究资料也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我是一边读鲁迅作品，一边读鲁迅研究资料的。这种读法的结果是使我读出了两个不能重合相容的鲁迅。在鲁迅作品里我读出的“鲁迅”是惹人喜爱的，而在很多鲁研家作品里我读出的“鲁迅”却是另外一个生硬的令人生厌的形象。这种状况是令人痛心的，韩石山先生在归结鲁研界缺乏真见价值文章的原因时，曾经不无感叹地说：谁也不怨，只怨这几十年来，没有把鲁迅研究当成真正的学术，而是当成了政治课题①。”自从鲁迅死后被“钦定”为文坛领袖以来，很多鲁迅研究者其实都在做着同一件事：炮制一个如何如何紧跟意识形态的鲁迅。可以想象，当“独立”作为学术的灵魂，被意识形态剥除之后，学术界会变得怎样的苍白无力。如果七十年代以前的知识分子是因为生存空间狭窄，话语权力被剥夺的原因逼于无奈为之，从而得到历史的原谅的话，那么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呢？在新时期鲁迅论争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打着捍卫“鲁迅”旗帜的文章，借着意识形态的威力，振振有辞，甚至是拉着大旗，画着虎皮来吓人。这些文章是固然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当这些文章像废纸一样丢进历史的垃圾桶的时候，真正“独立”的文章才会显出其珍贵价值。
　　自从40年代以来，鲁研界就缺乏一种独立的人格。少数能够凭着良知，超脱时代历史的局限去研究鲁迅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么多年来主流鲁迅研究虽然在宣传鲁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研究鲁迅本体方面是没什么实质成就的，相反对文革以前 “歪曲”“神化”鲁迅的潮流还要负上部分责任。直到新时期思想界有了一定自由倾向，一部分继承了鲁迅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才得到了有限度的话语权，近年来鲁迅研究所取得成绩无不与这些人文知识分子有关。但事实上他们的话语权是受限制的，他们的还原鲁迅之路显然是不畅通的，鲁研界仍然有很多不能涉足的禁区。可以说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庞大的主流研究体系是很薄弱的。例如，在提到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上，少数人文学者是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论述的，结果是遭来一大片的非议和围攻。在如何看待伟大人物的问题上，缺乏独立的态度是很难有全面公正的看法的，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也是如此。在毛泽东是否利用鲁迅的问题上，主流鲁研界的很多观点是我不能赞同的。例如认为毛泽东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利用鲁迅；真正被利用的不是鲁迅，而是毛泽本人，造反派利用了毛泽东的权威。这些对毛泽东过分辩护与掩饰的观点，是有违于事实的。我个人认为，不能把利用鲁迅的罪责全都放在造反派身上，毛泽东也应该负其中的一部分责任。我认为鲁迅的被变相“利用”的开端，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代。毛泽东所提倡的那个“鲁迅”跟真实的鲁迅是不能重合的。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思想中许多重要的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②。”毛泽东所剥除的鲁迅思想成分并不多，但却是鲁迅思想的精华与本质部分，失却了这些成分，鲁迅就会成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为以后的文革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把鲁迅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工具埋下了隐患。
　　独立思考，这种最能够代表鲁迅一生的思维方式，是一切鲁迅思想的继承者应该继承与发扬的。一个鲁迅研究者只有拥有了独立的思维，才能够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对待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更应该如此。
　　
　　
　　　　　　　　　　　鲁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
　　
　　
　　鲁迅是复杂的，以致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不同的鲁迅。在左派眼里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右派眼里他一位具有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立场的启蒙者。近十几年来他被各种主义阐释出来的版本不下几十种。鲁迅的复杂在给后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难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贯穿于他迅一生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这是弄清鲁迅是否被利用的首要问题。
　　在鲁迅作品的阅读中，我常常思考：鲁迅跌跌撞撞，树敌无数的一生曾经信过多种主义，然而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一生都能够独自地面对各种黑暗组织、流氓小人，伤痕累累还要“横站”着呢？跟敌人作战需要勇气，跟同人作战更需要勇气，而鲁迅做到了。他晚年跟周杨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决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思考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鲁迅是一个一生都能够用独立自由的思维去观人察事的文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鲁迅的一生的写作姿态的话，再也没有比“独立”这个词更恰当的了，五四时期与封建制度文化作战如此，晚年加入左联,成为左派也是如此。“独立”使他的批判能够超脱在意识形态与政权体制之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批判主义者。可以想象如果鲁迅活着，那时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独立的批判精神是鲁迅思想体系中最精华的部分，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其缺乏的。
　　正如钱理群先生说的那样，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③。独立的精神使鲁迅游离于体制之外。他对于任何权力体制是高度警惕的，即使对待进步革命的政党也是如此。他认为当以推翻人的奴役为宗旨的革命转化成一种体制后，同样会产生一种压迫人奴役人的力量。因此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有极度清醒的认识（可惜这种认识未能影响到此后进入左翼体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他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文艺与革命》、《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中，他的这种认识得到了清晰地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发表于1928年④，对文艺家、革命家、政治家微妙关系的精辟论述，几十年来无出其右。
　　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开篇论述到的是文艺、革命、政治的初始关系，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作为一个文艺家，鲁迅和当时进步的革命政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不安于现状，对社会的美好憧憬，要前进，不满一切奴役人的思想和制度。而政治家既执政者，角色恰好相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要维持现状的。等到社会形势变得复杂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鲁迅的分析是精辟准确的，后来他成了当时进步革命政党共产党的朋友，成了执政党国民党咬牙切齿的敌人，就是这种意识的缩影。
　　但鲁迅更清醒的地方，表现在比别人想得更深更远。他把思维伸向革命成功后，革命家变成政治家，思想变成体制之后。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早已看破了政治与革命这层微妙的关系，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能够摆脱政治集团与体制权力眼光的束缚，真正从民本主义出发。他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是不论革命前革命后，不论新社会旧社会的。相对于鲁迅的真批判，在左翼极其流行的表面在颂扬革命，其实是变相的“歌功颂德”的批判是伪批判。鲁迅在批判伪革命文学的同时，又意识到在革命成功后，以独立的姿态凭着良知说话的文人，仍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说：“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鲁迅所揭示的不仅是当时的事实，他揭示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喜欢读史的人是明了的。
　　在曼海姆、萨义德等人知识分子论中，独立性与批判性是精英知识分子所不能或缺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启蒙性、独立性、批判性是他一生坚守的人生信条。出于对进步革命的向往，他在晚年加入左联，但他对体制与权力始终是有距离的，他对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厌恶与蔑视，可以看做是他独立意识的表现。同为知识分子，周扬、郭沫若这些人跟鲁迅有着质的区别。在得到某些权力满足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可以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做政治的留声机，政党的喇叭，搞遵命文学。鲁迅晚年的左倾，可以看做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对进步政党的靠近，但他的精神品质决定了他决不会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决不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批判武器。他对现实的揭露批判，既可以指向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指向要进步要解放的革命阵营内部。他对国民性与权力者的批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他这种批判，是绝不允许在革命成功后以及革命阵营内存在的。
　　
　　
　　　　　　　　　　毛泽东给予鲁迅最高评价的背后
　　
　　
　　在鲁迅死后的几年里，毛泽东给予了鲁迅最高的评价。1938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⑤。”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给予鲁迅更详细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⑥。”这种评价有抬高的嫌疑，但对“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怒颜与媚骨，”这句评价无疑是准确的。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制定实施的文艺政策，并没有要把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现代圣人”发扬光大的意向，相反在文艺政策上他把鲁迅思想的一些精华部分相应地否定掉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⑦，这份代表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一直指导中国文艺界的经典文献，在革命特定时期起着统一文艺思想的作用。但其理论主旨跟鲁迅的思想精神是有明显差异的，作为鲁迅思想中的最精华部分，独立批判精神被无条件地剥除。《讲话》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否定了文艺的独立性，要求文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讲话》认为，文艺要以政治保持一致，是建立在为人民和为政治的一致性的基础上。毛泽东本身作为政治家，是不可能赞同鲁迅对文艺与政治的看法的。事实上，现在看来20世纪左翼知识分子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就是自己的角色位置概念模糊，对文艺、人民、政治、政党缺乏理性认识。“某某是代表党的，你批评他，就是跟党作对。”这种错误逻辑在当时的流行就说明了这点。在如何保证为人民与为政治的一致性上，中国一向都缺乏一种监督的力量。事实上，即使一个立志于为人民谋福利的进步政党都很难做到每一种行为都能够代表人民（这需要另外一种声音）。正如王福湘教授所说：“为人民和为政治，政治性与真实性，并非总是一致，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一致。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⑧。”为人民与为政治性的相对性，是文艺独立批判精神存在的基础与根源。然而这种独立批判精神在《讲话》中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在论到文艺家提出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歌颂与暴露问题时，认为应该放弃鲁迅笔法，认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敌人而不能是人民。他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与“敌人”两个概念已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划定了范围，文艺家的批判只能按照其圈定的范围进行批判，文艺家的独立自由思想被否定了。当批判失去独立的本质，就会变成一种被圈定范围的伪批判，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歌功颂德”。这种伪批判在文革时更被造反派安装在鲁迅身上，拿来做排除异己、残害善良的武器。可惜这种鲁迅所厌的伪批判，几十年来在左翼文坛蔚然流行。近些年来学界在反思文革的过激主义与破坏思维时，把部分责任归咎于鲁迅身上。我认为这是混淆了“真批判”与“伪批判”概念背后的本质区别，以致于误读了鲁迅的结果。
　　文革被打为右派的冯雪峰在跟牛汉一起住牛棚时，曾经说过：“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跟鲁迅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在批判精神的理解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毛泽东是反对 “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这些文艺观念的，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而鲁迅在跟梁实秋论战时，虽然驳斥了梁实秋否定文学阶级性论断，但并没有否认有超阶级的人性。例如贯穿于鲁迅一生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是后来被毛泽东划入资产阶级堕落思想的。例如鲁迅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权力者批判，一生都保持着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热情；毛泽东相信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我感觉到鲁迅虽在晚期对马列主义表现出兴趣，但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能站在马列主义的高度去思考问题。鲁迅写文章用的仍是“五四”那套启蒙文化意识与思维。
　　我对鲁迅思想是否真的得到认同与赞许的怀疑，还来自另外一个事实：为什么那些跟鲁迅思想一脉相传的文人在40年代以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与迫害？丁玲、萧军、王实味、胡风这些鲁迅思想继承者受到压制的开端，不是五七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代。这些人的悲惨命运，反面揭示了鲁迅思想的的命运。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这些跟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文人，是鲁迅的学生。他们的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精神是从鲁迅那里传承过来的。从他们的作品看来，他们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是要温和的。他们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和拥护，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强烈的体现。然而从鲁迅那儿传承过来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们的命运变得坎坷与惨痛。1942年《谷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揭露当时延安生活黑暗面的小说杂文，其中包括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文艺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这些小说杂文充分体现鲁迅的自由批判精神。然而在此之后，这些作家被剥夺了话语权。４０年代王实味、萧军遭到严肃批判，５０年代胡风成了右派集团首领，并被关押二十五年之久，丁玲、罗烽、冯雪峰等人也被打成右派，受到残酷迫害。可以说这些批判都是冲着他们的自由思想而去的。被毛泽东认为“思想斗争有了对象”的王实味，始终坚持文艺的独立性，面对批判毫不屈服，最后惨遭杀害。其文风无疑是左翼文坛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一个（其《政治家．文艺家》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观点相近），其骨头与被毛泽东评价为“硬骨头”的鲁迅是同样硬的；一直认为坚持继承鲁迅思想没错，文艺跟政治要有分界，并且是唯一对斗争王实味提出不同看法的萧军，40年代末被扣上“反动”“反苏”“反革命”的帽子，文革时遭侮辱殴打强迫劳动改造，而50年代初的胡风集团案以及之后的57反右斗争，更有一大批要创作自由的文人遭到残酷迫害。这些运动的发生，很难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事实证明，很多运动是他亲自领导的。而当时传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权威人物，是跟鲁迅、胡风、冯雪峰颇不同道的周扬。这位被鲁迅称为“奴隶总管”的文人，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抓旗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作者: 叶树浓
我们学院图书馆的文科书库里，设有一个鲁迅专栏。我有空的时候，便来这里找一些鲁迅作品以及一些新时期鲁迅研究资料来看。这样三年下来，一套《鲁迅全集》啃了十之八九，对那些鲁迅研究资料也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我是一边读鲁迅作品，一边读鲁迅研究资料的。这种读法的结果是使我读出了两个不能重合相容的鲁迅。在鲁迅作品里我读出的“鲁迅”是惹人喜爱的，而在很多鲁研家作品里我读出的“鲁迅”却是另外一个生硬的令人生厌的形象。这种状况是令人痛心的，韩石山先生在归结鲁研界缺乏真见价值文章的原因时，曾经不无感叹地说：谁也不怨，只怨这几十年来，没有把鲁迅研究当成真正的学术，而是当成了政治课题①。”自从鲁迅死后被“钦定”为文坛领袖以来，很多鲁迅研究者其实都在做着同一件事：炮制一个如何如何紧跟意识形态的鲁迅。可以想象，当“独立”作为学术的灵魂，被意识形态剥除之后，学术界会变得怎样的苍白无力。如果七十年代以前的知识分子是因为生存空间狭窄，话语权力被剥夺的原因逼于无奈为之，从而得到历史的原谅的话，那么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呢？在新时期鲁迅论争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打着捍卫“鲁迅”旗帜的文章，借着意识形态的威力，振振有辞，甚至是拉着大旗，画着虎皮来吓人。这些文章是固然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当这些文章像废纸一样丢进历史的垃圾桶的时候，真正“独立”的文章才会显出其珍贵价值。
　　自从40年代以来，鲁研界就缺乏一种独立的人格。少数能够凭着良知，超脱时代历史的局限去研究鲁迅的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么多年来主流鲁迅研究虽然在宣传鲁迅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研究鲁迅本体方面是没什么实质成就的，相反对文革以前 “歪曲”“神化”鲁迅的潮流还要负上部分责任。直到新时期思想界有了一定自由倾向，一部分继承了鲁迅独立思考精神的人文知识分子才得到了有限度的话语权，近年来鲁迅研究所取得成绩无不与这些人文知识分子有关。但事实上他们的话语权是受限制的，他们的还原鲁迅之路显然是不畅通的，鲁研界仍然有很多不能涉足的禁区。可以说他们的力量相对于庞大的主流研究体系是很薄弱的。例如，在提到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上，少数人文学者是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论述的，结果是遭来一大片的非议和围攻。在如何看待伟大人物的问题上，缺乏独立的态度是很难有全面公正的看法的，对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也是如此。在毛泽东是否利用鲁迅的问题上，主流鲁研界的很多观点是我不能赞同的。例如认为毛泽东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利用鲁迅；真正被利用的不是鲁迅，而是毛泽本人，造反派利用了毛泽东的权威。这些对毛泽东过分辩护与掩饰的观点，是有违于事实的。我个人认为，不能把利用鲁迅的罪责全都放在造反派身上，毛泽东也应该负其中的一部分责任。我认为鲁迅的被变相“利用”的开端，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代。毛泽东所提倡的那个“鲁迅”跟真实的鲁迅是不能重合的。正如林贤治所说：“鲁迅思想中许多重要的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②。”毛泽东所剥除的鲁迅思想成分并不多，但却是鲁迅思想的精华与本质部分，失却了这些成分，鲁迅就会成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这为以后的文革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歪曲”鲁迅，把鲁迅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斗争工具埋下了隐患。
　　独立思考，这种最能够代表鲁迅一生的思维方式，是一切鲁迅思想的继承者应该继承与发扬的。一个鲁迅研究者只有拥有了独立的思维，才能够发出真正有价值的声音，对待毛泽东与鲁迅的问题更应该如此。
　　
　　
　　　　　　　　　　　鲁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
　　
　　
　　鲁迅是复杂的，以致每个人的眼里都有不同的鲁迅。在左派眼里他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右派眼里他一位具有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立场的启蒙者。近十几年来他被各种主义阐释出来的版本不下几十种。鲁迅的复杂在给后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一个难题：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贯穿于他迅一生的精神实质是什么？这是弄清鲁迅是否被利用的首要问题。
　　在鲁迅作品的阅读中，我常常思考：鲁迅跌跌撞撞，树敌无数的一生曾经信过多种主义，然而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一生都能够独自地面对各种黑暗组织、流氓小人，伤痕累累还要“横站”着呢？跟敌人作战需要勇气，跟同人作战更需要勇气，而鲁迅做到了。他晚年跟周杨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决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是什么精神力量使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在思考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鲁迅是一个一生都能够用独立自由的思维去观人察事的文人。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鲁迅的一生的写作姿态的话，再也没有比“独立”这个词更恰当的了，五四时期与封建制度文化作战如此，晚年加入左联,成为左派也是如此。“独立”使他的批判能够超脱在意识形态与政权体制之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批判主义者。可以想象如果鲁迅活着，那时他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独立的批判精神是鲁迅思想体系中最精华的部分，是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最其缺乏的。
　　正如钱理群先生说的那样，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也就是反对对于人的奴役。他对任何奴役人的思想、意图都有高度的警惕③。独立的精神使鲁迅游离于体制之外。他对于任何权力体制是高度警惕的，即使对待进步革命的政党也是如此。他认为当以推翻人的奴役为宗旨的革命转化成一种体制后，同样会产生一种压迫人奴役人的力量。因此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有极度清醒的认识（可惜这种认识未能影响到此后进入左翼体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他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文艺与革命》、《革命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文章中，他的这种认识得到了清晰地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篇在上海暨南大学的演讲发表于1928年④，对文艺家、革命家、政治家微妙关系的精辟论述，几十年来无出其右。
　　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鲁迅开篇论述到的是文艺、革命、政治的初始关系，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作为一个文艺家，鲁迅和当时进步的革命政党的立场是一致的，不安于现状，对社会的美好憧憬，要前进，不满一切奴役人的思想和制度。而政治家既执政者，角色恰好相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要维持现状的。等到社会形势变得复杂时，“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鲁迅的分析是精辟准确的，后来他成了当时进步革命政党共产党的朋友，成了执政党国民党咬牙切齿的敌人，就是这种意识的缩影。
　　但鲁迅更清醒的地方，表现在比别人想得更深更远。他把思维伸向革命成功后，革命家变成政治家，思想变成体制之后。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早已看破了政治与革命这层微妙的关系，反映了他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能够摆脱政治集团与体制权力眼光的束缚，真正从民本主义出发。他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是不论革命前革命后，不论新社会旧社会的。相对于鲁迅的真批判，在左翼极其流行的表面在颂扬革命，其实是变相的“歌功颂德”的批判是伪批判。鲁迅在批判伪革命文学的同时，又意识到在革命成功后，以独立的姿态凭着良知说话的文人，仍摆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说：“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鲁迅所揭示的不仅是当时的事实，他揭示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这条规律喜欢读史的人是明了的。
　　在曼海姆、萨义德等人知识分子论中，独立性与批判性是精英知识分子所不能或缺的，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纯粹知识分子。启蒙性、独立性、批判性是他一生坚守的人生信条。出于对进步革命的向往，他在晚年加入左联，但他对体制与权力始终是有距离的，他对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厌恶与蔑视，可以看做是他独立意识的表现。同为知识分子，周扬、郭沫若这些人跟鲁迅有着质的区别。在得到某些权力满足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可以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做政治的留声机，政党的喇叭，搞遵命文学。鲁迅晚年的左倾，可以看做是从民粹主义的角度对进步政党的靠近，但他的精神品质决定了他决不会放弃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决不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批判武器。他对现实的揭露批判，既可以指向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指向要进步要解放的革命阵营内部。他对国民性与权力者的批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事实上他这种批判，是绝不允许在革命成功后以及革命阵营内存在的。
　　
　　
　　　　　　　　　　毛泽东给予鲁迅最高评价的背后
　　
　　
　　在鲁迅死后的几年里，毛泽东给予了鲁迅最高的评价。1938年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⑤。”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给予鲁迅更详细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⑥。”这种评价有抬高的嫌疑，但对“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怒颜与媚骨，”这句评价无疑是准确的。然而，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制定实施的文艺政策，并没有要把这位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现代圣人”发扬光大的意向，相反在文艺政策上他把鲁迅思想的一些精华部分相应地否定掉了。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⑦，这份代表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一直指导中国文艺界的经典文献，在革命特定时期起着统一文艺思想的作用。但其理论主旨跟鲁迅的思想精神是有明显差异的，作为鲁迅思想中的最精华部分，独立批判精神被无条件地剥除。《讲话》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否定了文艺的独立性，要求文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讲话》认为，文艺要以政治保持一致，是建立在为人民和为政治的一致性的基础上。毛泽东本身作为政治家，是不可能赞同鲁迅对文艺与政治的看法的。事实上，现在看来20世纪左翼知识分子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就是自己的角色位置概念模糊，对文艺、人民、政治、政党缺乏理性认识。“某某是代表党的，你批评他，就是跟党作对。”这种错误逻辑在当时的流行就说明了这点。在如何保证为人民与为政治的一致性上，中国一向都缺乏一种监督的力量。事实上，即使一个立志于为人民谋福利的进步政党都很难做到每一种行为都能够代表人民（这需要另外一种声音）。正如王福湘教授所说：“为人民和为政治，政治性与真实性，并非总是一致，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一致。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⑧。”为人民与为政治性的相对性，是文艺独立批判精神存在的基础与根源。然而这种独立批判精神在《讲话》中遭到了否定。毛泽东在论到文艺家提出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等歌颂与暴露问题时，认为应该放弃鲁迅笔法，认为“暴露”的对象只能是敌人而不能是人民。他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人民”与“敌人”两个概念已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划定了范围，文艺家的批判只能按照其圈定的范围进行批判，文艺家的独立自由思想被否定了。当批判失去独立的本质，就会变成一种被圈定范围的伪批判，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歌功颂德”。这种伪批判在文革时更被造反派安装在鲁迅身上，拿来做排除异己、残害善良的武器。可惜这种鲁迅所厌的伪批判，几十年来在左翼文坛蔚然流行。近些年来学界在反思文革的过激主义与破坏思维时，把部分责任归咎于鲁迅身上。我认为这是混淆了“真批判”与“伪批判”概念背后的本质区别，以致于误读了鲁迅的结果。
　　文革被打为右派的冯雪峰在跟牛汉一起住牛棚时，曾经说过：“讲话的基本精神与‘五四’精神和鲁迅的基本精神恰恰是相反的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跟鲁迅不同的地方，不但在于在批判精神的理解方面，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毛泽东是反对 “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这些文艺观念的，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而鲁迅在跟梁实秋论战时，虽然驳斥了梁实秋否定文学阶级性论断，但并没有否认有超阶级的人性。例如贯穿于鲁迅一生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是后来被毛泽东划入资产阶级堕落思想的。例如鲁迅相信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权力者批判，一生都保持着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热情；毛泽东相信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在我的阅读经历中，我感觉到鲁迅虽在晚期对马列主义表现出兴趣，但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洗礼，能站在马列主义的高度去思考问题。鲁迅写文章用的仍是“五四”那套启蒙文化意识与思维。
　　我对鲁迅思想是否真的得到认同与赞许的怀疑，还来自另外一个事实：为什么那些跟鲁迅思想一脉相传的文人在40年代以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与迫害？丁玲、萧军、王实味、胡风这些鲁迅思想继承者受到压制的开端，不是五七反右，也不是文革，而是延安时代。这些人的悲惨命运，反面揭示了鲁迅思想的的命运。丁玲、萧军、胡风、冯雪峰这些跟鲁迅有过亲密接触的文人，是鲁迅的学生。他们的独立思考，自由思想的精神是从鲁迅那里传承过来的。从他们的作品看来，他们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是要温和的。他们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和拥护，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强烈的体现。然而从鲁迅那儿传承过来的独立批判精神，使他们的命运变得坎坷与惨痛。1942年《谷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批揭露当时延安生活黑暗面的小说杂文，其中包括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文艺家》，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这些小说杂文充分体现鲁迅的自由批判精神。然而在此之后，这些作家被剥夺了话语权。４０年代王实味、萧军遭到严肃批判，５０年代胡风成了右派集团首领，并被关押二十五年之久，丁玲、罗烽、冯雪峰等人也被打成右派，受到残酷迫害。可以说这些批判都是冲着他们的自由思想而去的。被毛泽东认为“思想斗争有了对象”的王实味，始终坚持文艺的独立性，面对批判毫不屈服，最后惨遭杀害。其文风无疑是左翼文坛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一个（其《政治家．文艺家》与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观点相近），其骨头与被毛泽东评价为“硬骨头”的鲁迅是同样硬的；一直认为坚持继承鲁迅思想没错，文艺跟政治要有分界，并且是唯一对斗争王实味提出不同看法的萧军，40年代末被扣上“反动”“反苏”“反革命”的帽子，文革时遭侮辱殴打强迫劳动改造，而50年代初的胡风集团案以及之后的57反右斗争，更有一大批要创作自由的文人遭到残酷迫害。这些运动的发生，很难与毛泽东脱离关系，事实证明，很多运动是他亲自领导的。而当时传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最权威人物，是跟鲁迅、胡风、冯雪峰颇不同道的周扬。这位被鲁迅称为“奴隶总管”的文人，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抓旗人，深得毛泽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