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方“船坚炮利”何时形成：鸦片战争悬殊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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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09月30日 08:05中国网
中国内河停泊的水师战船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由约翰·基根主编的世界近现代海战史系列，包括《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安·兰伯特著)，《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理·希尔著)和《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伯·爱尔兰著)。作者们把世界近现代海战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虽然谈论西方海军的舰船，但对火炮技术也有涉及。如果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百多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感叹的鸦片战争“英夷船坚炮利”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有军舰(有的称“铁甲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一章专门论述“清朝的军事力量”，首先说的便是武器装备，但却没有对交战另一方做类似的论述。讲到英军的时候都说“军舰”、“轮船”，讲到清朝水师则说“战船”，这很容易让读者错误地认识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平。《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说到了鸦片战争，尽管不详细，但还是让我们知道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才是“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
十九世纪前西方战船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地中海地区就有了海战，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被称为“galley”的窄体战船。在北欧，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维京人(Viking)就建造了被称为“长船”(longship)的海盗船。这两种古代欧洲战船都是单桅横帆船，平时靠风力行驶，作战时将风帆收起，桅杆放倒，改为划桨前进。作战通常采用“跳帮”到甲板上以刀枪格斗的方式进行，当然也使用弓箭那种当时的“远程武器”。
公元六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到使用“三角帆”，十二～十三世纪又学会了源于中国的“纵帆”和“尾舵”，建造出被称为“caravel”的轻型多桅帆船。这种船通常有三根桅杆挂帆，既能有效利用风力，又比较容易操纵。1488年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航行到亚洲，1519～1522年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用的都是这种帆船。
新航线开通以后，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也导致欧洲各国在海上频频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西班牙人建造了一种名叫“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可算欧洲第二代战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船也就越造越大，起初排水量约为1500吨，到1750年2000吨的船只已很普通，而到1800年更有超过2500吨的。船壳通常选用坚实的橡木板(oak planks)，而且是双层，总厚度可以达到46厘米，这就使造船成为一件非常耗费木料的事。例如，建造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旗舰“(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需要砍伐2500株成年橡树。
在武器方面，这时战船已经使用火炮，不过在“炮弹”还只是石块或者铁丸。后来改用爆炸性炮弹，但由于使用黑火药，射程和杀伤力仍然有限。从十七世纪起，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按配备的火炮数目将战船分为六级，超过100门的为第一级， 80～100门的为第二级， 60～80门的为第三级，以此类推。火炮数目如此之多，是因为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还都造得不大，每发一炮之后装填弹药都要费很多时间。用于海战的主要是火炮60门以上的一、二、三级战船，间或也有用四级船的，它们被统称为“ships of the line”(战列舰)。火炮少于40门和20门的五、六级小型战船通常只用于护航和侦察，有“frigate”、“brig”、“sloop”等名称，分别指三帆快速战船、双桅横帆战船和单桅纵帆战船，现在只有“frigate”一词还在使用，指护卫舰。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目标大的缺点，尤其是大型战船火炮多，通常要三层或者两层甲板才安置得下，船身高，目标就更大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战景象，中国水师战船被英军明轮炮舰轻易击毁铁甲舰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Clermont)。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尽管轮船技术已经有一定改进，但仍然没有用作战船。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并不一致，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夸耀它的先进性，工程技术界则认为它并非成功的船舶类型，它在内河、湖泊尚可使用，但在风浪大的海面上航行就不稳定，常常因一侧桨轮高出水面因而失去作用。另外，蒸汽机和煤仓占去太多空间，尤其是巨大的轮桨，不但占去甲板上原来用以安装火炮的很大地盘，而且目标大，非常容易被打坏，一旦损毁，船舶就失去动力。总之，轮船不适宜于航海，尤其不适宜作战船。
蒸汽机用作船舶动力，只有在发明出螺旋桨以后才有可能。瑞典人埃里克松(John Ericsson)于1840年在美国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内河航行船“阿基米得号”(Archimedes)。1862年，埃里克松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监控号”(Monitor)。在美国内战中，这艘北军铁甲舰曾经与南军的“弗吉尼亚号”(Virginia)有过一次著名交火。后者原来是一艘木质机帆船，后来加装了铁甲成为装甲船，它的吨位比“监控号”大很多，但后者速度快，尤其是有先进的旋转装甲炮塔，二者打了个平手。这次规模很小的海战让人们看到了铁甲舰的优越性，于是西方各国纷纷建造这种军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铁甲舰已经完全取代木质风帆战船，用它武装起来的海军被称为“新海军”。帆船时代的“74炮战列舰”演化成“主力舰”(battleship)和小一点的 “巡洋舰”(cruiser)。
在战船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火炮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火炮技术经蒙古人传到欧洲。欧洲的铸炮技术在十六世纪已经有明显进步，所以明代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聘请葡萄牙技师和炮兵，学习铸造“佛郎机炮”。清初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也学习过铸造西炮，传教士南怀仁并因此获康熙加赐工部右侍郎职衔。但当天下大定以后，大清皇帝就不再想铸炮的事，只想如何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保证自己坐稳龙椅了。
十九世纪初欧洲炮术开始迅速发展。拿破仑时期，火炮的射程增大了，可以移到步兵后面实施“超越射击”。拿破仑战争距鸦片战争不过30年，可见欧洲“炮利”也还是不久的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这可从炮筒铸造与所使用的火药两方面看：一是德国人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在鸦片战争之后11年(1851年)才发明整体铸造炮筒的技术，彻底解决炮筒容易爆裂的问题；二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6年以后(1846年)一位意大利人才发明液体的硝化甘油炸药，但却无法在火炮上使用。又过了21年(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找到以硅藻土作吸收剂的办法，才生产出在工程和军事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固体炸药。炸药的爆炸力大约是同等重量黑火药的8倍，或者同等容积黑火药的13倍。另外，此前3年(1864年)，欧洲人也才开始制造“隔膜弹”，即用铁片把弹头与火药引信隔开的炮弹。解决了炮筒和炸药这两个关键问题以后，现代大炮才得以问世。
安装了现代大炮，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已经接近现代军舰。战船与火炮的革命性变化还导致了战术的彻底改变，由于使用旋转装甲炮塔，攻击用的主炮被安置在舰首，舷炮和尾炮的主要任务变成防护，口径都比较小，所以交战时总是力图以舰首对着敌方，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主炮的威力，又可使自己暴露在对方炮火下的目标减到最小。从这时起，海战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但这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中国码头的景象，基本都是小型船舶
清廷腐败，坐失良机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但却未能惊醒腐败的清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战争也惊醒了日本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洋务运动”，办造船厂，创建西式海军是其两项重要内容。但中国创建海军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才最后决定分建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而此前一年已经有日本两艘铁甲兵船闯到福建、台湾，在清廷赔款50万两白银以后才退去。虽然甲午海战期间日本和我们一样铁甲舰都是从欧洲购买的，但早在1877年他们就已经建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和横须贺、筑地两大海军工厂。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但是，1888年以后大清帝国即不再添加新舰，也不更新火炮，这样1894年海战时北洋水师10艘军舰里舰龄最少的也已6年，而日本有七艘舰龄在四年以内，其中三艘舰龄只有1年。双方军舰在动力、速度、火炮等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北洋水师平均每舰4620马力，而日舰是7803马力；北洋水师平均速度15节(每小时15海里)，最快的靖远、致远(舰龄6年)也只有18节，而日舰平均17.1节，最快的吉野(舰龄1年)达到22.5节。北洋水师10舰共有火炮161门，但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12舰共有火炮277门，其中速射炮就有155门。
军舰时代到来得更晚
甲午海战反映出清朝与日本的差距，而战后两国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在日本，造船是“甲午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三顿饭并作两顿，也要扩充海军。”1898年三菱造船厂建造的6200吨“常陆丸”钢壳船已经可以和英国船相媲美，不过直到1905年日俄海战，仍然是铁甲舰时代。那次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世人不得不感叹它已经是新的海军强国。《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对1894年中日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都有介绍。而清朝的海军显然没有“老佛爷”的“园子”重要，直到清朝寿终正寝，也没造出一艘像样的军舰来。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钢壳军舰取代木质船壳外装铁甲的军舰，海战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不能自己建造军舰。
19世纪初期在马尼拉停泊的西方船只和中国船只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博览群书 戴问天)
2007年09月30日 08:05中国网
中国内河停泊的水师战船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由约翰·基根主编的世界近现代海战史系列，包括《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安·兰伯特著)，《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理·希尔著)和《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伯·爱尔兰著)。作者们把世界近现代海战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虽然谈论西方海军的舰船，但对火炮技术也有涉及。如果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百多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感叹的鸦片战争“英夷船坚炮利”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有军舰(有的称“铁甲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一章专门论述“清朝的军事力量”，首先说的便是武器装备，但却没有对交战另一方做类似的论述。讲到英军的时候都说“军舰”、“轮船”，讲到清朝水师则说“战船”，这很容易让读者错误地认识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平。《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说到了鸦片战争，尽管不详细，但还是让我们知道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才是“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
十九世纪前西方战船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地中海地区就有了海战，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被称为“galley”的窄体战船。在北欧，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维京人(Viking)就建造了被称为“长船”(longship)的海盗船。这两种古代欧洲战船都是单桅横帆船，平时靠风力行驶，作战时将风帆收起，桅杆放倒，改为划桨前进。作战通常采用“跳帮”到甲板上以刀枪格斗的方式进行，当然也使用弓箭那种当时的“远程武器”。
公元六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到使用“三角帆”，十二～十三世纪又学会了源于中国的“纵帆”和“尾舵”，建造出被称为“caravel”的轻型多桅帆船。这种船通常有三根桅杆挂帆，既能有效利用风力，又比较容易操纵。1488年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航行到亚洲，1519～1522年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用的都是这种帆船。
新航线开通以后，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也导致欧洲各国在海上频频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西班牙人建造了一种名叫“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可算欧洲第二代战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船也就越造越大，起初排水量约为1500吨，到1750年2000吨的船只已很普通，而到1800年更有超过2500吨的。船壳通常选用坚实的橡木板(oak planks)，而且是双层，总厚度可以达到46厘米，这就使造船成为一件非常耗费木料的事。例如，建造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旗舰“(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需要砍伐2500株成年橡树。
在武器方面，这时战船已经使用火炮，不过在“炮弹”还只是石块或者铁丸。后来改用爆炸性炮弹，但由于使用黑火药，射程和杀伤力仍然有限。从十七世纪起，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按配备的火炮数目将战船分为六级，超过100门的为第一级， 80～100门的为第二级， 60～80门的为第三级，以此类推。火炮数目如此之多，是因为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还都造得不大，每发一炮之后装填弹药都要费很多时间。用于海战的主要是火炮60门以上的一、二、三级战船，间或也有用四级船的，它们被统称为“ships of the line”(战列舰)。火炮少于40门和20门的五、六级小型战船通常只用于护航和侦察，有“frigate”、“brig”、“sloop”等名称，分别指三帆快速战船、双桅横帆战船和单桅纵帆战船，现在只有“frigate”一词还在使用，指护卫舰。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目标大的缺点，尤其是大型战船火炮多，通常要三层或者两层甲板才安置得下，船身高，目标就更大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战景象，中国水师战船被英军明轮炮舰轻易击毁铁甲舰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Clermont)。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尽管轮船技术已经有一定改进，但仍然没有用作战船。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并不一致，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夸耀它的先进性，工程技术界则认为它并非成功的船舶类型，它在内河、湖泊尚可使用，但在风浪大的海面上航行就不稳定，常常因一侧桨轮高出水面因而失去作用。另外，蒸汽机和煤仓占去太多空间，尤其是巨大的轮桨，不但占去甲板上原来用以安装火炮的很大地盘，而且目标大，非常容易被打坏，一旦损毁，船舶就失去动力。总之，轮船不适宜于航海，尤其不适宜作战船。
蒸汽机用作船舶动力，只有在发明出螺旋桨以后才有可能。瑞典人埃里克松(John Ericsson)于1840年在美国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内河航行船“阿基米得号”(Archimedes)。1862年，埃里克松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监控号”(Monitor)。在美国内战中，这艘北军铁甲舰曾经与南军的“弗吉尼亚号”(Virginia)有过一次著名交火。后者原来是一艘木质机帆船，后来加装了铁甲成为装甲船，它的吨位比“监控号”大很多，但后者速度快，尤其是有先进的旋转装甲炮塔，二者打了个平手。这次规模很小的海战让人们看到了铁甲舰的优越性，于是西方各国纷纷建造这种军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铁甲舰已经完全取代木质风帆战船，用它武装起来的海军被称为“新海军”。帆船时代的“74炮战列舰”演化成“主力舰”(battleship)和小一点的 “巡洋舰”(cruiser)。
在战船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火炮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火炮技术经蒙古人传到欧洲。欧洲的铸炮技术在十六世纪已经有明显进步，所以明代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聘请葡萄牙技师和炮兵，学习铸造“佛郎机炮”。清初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也学习过铸造西炮，传教士南怀仁并因此获康熙加赐工部右侍郎职衔。但当天下大定以后，大清皇帝就不再想铸炮的事，只想如何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保证自己坐稳龙椅了。
十九世纪初欧洲炮术开始迅速发展。拿破仑时期，火炮的射程增大了，可以移到步兵后面实施“超越射击”。拿破仑战争距鸦片战争不过30年，可见欧洲“炮利”也还是不久的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这可从炮筒铸造与所使用的火药两方面看：一是德国人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在鸦片战争之后11年(1851年)才发明整体铸造炮筒的技术，彻底解决炮筒容易爆裂的问题；二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6年以后(1846年)一位意大利人才发明液体的硝化甘油炸药，但却无法在火炮上使用。又过了21年(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找到以硅藻土作吸收剂的办法，才生产出在工程和军事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固体炸药。炸药的爆炸力大约是同等重量黑火药的8倍，或者同等容积黑火药的13倍。另外，此前3年(1864年)，欧洲人也才开始制造“隔膜弹”，即用铁片把弹头与火药引信隔开的炮弹。解决了炮筒和炸药这两个关键问题以后，现代大炮才得以问世。
安装了现代大炮，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已经接近现代军舰。战船与火炮的革命性变化还导致了战术的彻底改变，由于使用旋转装甲炮塔，攻击用的主炮被安置在舰首，舷炮和尾炮的主要任务变成防护，口径都比较小，所以交战时总是力图以舰首对着敌方，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主炮的威力，又可使自己暴露在对方炮火下的目标减到最小。从这时起，海战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但这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中国码头的景象，基本都是小型船舶
清廷腐败，坐失良机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但却未能惊醒腐败的清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战争也惊醒了日本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洋务运动”，办造船厂，创建西式海军是其两项重要内容。但中国创建海军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才最后决定分建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而此前一年已经有日本两艘铁甲兵船闯到福建、台湾，在清廷赔款50万两白银以后才退去。虽然甲午海战期间日本和我们一样铁甲舰都是从欧洲购买的，但早在1877年他们就已经建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和横须贺、筑地两大海军工厂。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但是，1888年以后大清帝国即不再添加新舰，也不更新火炮，这样1894年海战时北洋水师10艘军舰里舰龄最少的也已6年，而日本有七艘舰龄在四年以内，其中三艘舰龄只有1年。双方军舰在动力、速度、火炮等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北洋水师平均每舰4620马力，而日舰是7803马力；北洋水师平均速度15节(每小时15海里)，最快的靖远、致远(舰龄6年)也只有18节，而日舰平均17.1节，最快的吉野(舰龄1年)达到22.5节。北洋水师10舰共有火炮161门，但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12舰共有火炮277门，其中速射炮就有155门。
军舰时代到来得更晚
甲午海战反映出清朝与日本的差距，而战后两国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在日本，造船是“甲午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三顿饭并作两顿，也要扩充海军。”1898年三菱造船厂建造的6200吨“常陆丸”钢壳船已经可以和英国船相媲美，不过直到1905年日俄海战，仍然是铁甲舰时代。那次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世人不得不感叹它已经是新的海军强国。《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对1894年中日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都有介绍。而清朝的海军显然没有“老佛爷”的“园子”重要，直到清朝寿终正寝，也没造出一艘像样的军舰来。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钢壳军舰取代木质船壳外装铁甲的军舰，海战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不能自己建造军舰。
19世纪初期在马尼拉停泊的西方船只和中国船只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博览群书 戴问天)
中国内河停泊的水师战船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有军舰(有的称“铁甲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一章专门论述“清朝的军事力量”，首先说的便是武器装备，但却没有对交战另一方做类似的论述。讲到英军的时候都说“军舰”、“轮船”，讲到清朝水师则说“战船”，这很容易让读者错误地认识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平。《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说到了鸦片战争，尽管不详细，但还是让我们知道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才是“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
十九世纪前西方战船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地中海地区就有了海战，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被称为“galley”的窄体战船。在北欧，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维京人(Viking)就建造了被称为“长船”(longship)的海盗船。这两种古代欧洲战船都是单桅横帆船，平时靠风力行驶，作战时将风帆收起，桅杆放倒，改为划桨前进。作战通常采用“跳帮”到甲板上以刀枪格斗的方式进行，当然也使用弓箭那种当时的“远程武器”。
公元六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到使用“三角帆”，十二～十三世纪又学会了源于中国的“纵帆”和“尾舵”，建造出被称为“caravel”的轻型多桅帆船。这种船通常有三根桅杆挂帆，既能有效利用风力，又比较容易操纵。1488年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航行到亚洲，1519～1522年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用的都是这种帆船。
新航线开通以后，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也导致欧洲各国在海上频频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西班牙人建造了一种名叫“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可算欧洲第二代战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船也就越造越大，起初排水量约为1500吨，到1750年2000吨的船只已很普通，而到1800年更有超过2500吨的。船壳通常选用坚实的橡木板(oak planks)，而且是双层，总厚度可以达到46厘米，这就使造船成为一件非常耗费木料的事。例如，建造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旗舰“(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需要砍伐2500株成年橡树。
在武器方面，这时战船已经使用火炮，不过在“炮弹”还只是石块或者铁丸。后来改用爆炸性炮弹，但由于使用黑火药，射程和杀伤力仍然有限。从十七世纪起，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按配备的火炮数目将战船分为六级，超过100门的为第一级， 80～100门的为第二级， 60～80门的为第三级，以此类推。火炮数目如此之多，是因为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还都造得不大，每发一炮之后装填弹药都要费很多时间。用于海战的主要是火炮60门以上的一、二、三级战船，间或也有用四级船的，它们被统称为“ships of the line”(战列舰)。火炮少于40门和20门的五、六级小型战船通常只用于护航和侦察，有“frigate”、“brig”、“sloop”等名称，分别指三帆快速战船、双桅横帆战船和单桅纵帆战船，现在只有“frigate”一词还在使用，指护卫舰。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目标大的缺点，尤其是大型战船火炮多，通常要三层或者两层甲板才安置得下，船身高，目标就更大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战景象，中国水师战船被英军明轮炮舰轻易击毁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Clermont)。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尽管轮船技术已经有一定改进，但仍然没有用作战船。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并不一致，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夸耀它的先进性，工程技术界则认为它并非成功的船舶类型，它在内河、湖泊尚可使用，但在风浪大的海面上航行就不稳定，常常因一侧桨轮高出水面因而失去作用。另外，蒸汽机和煤仓占去太多空间，尤其是巨大的轮桨，不但占去甲板上原来用以安装火炮的很大地盘，而且目标大，非常容易被打坏，一旦损毁，船舶就失去动力。总之，轮船不适宜于航海，尤其不适宜作战船。
蒸汽机用作船舶动力，只有在发明出螺旋桨以后才有可能。瑞典人埃里克松(John Ericsson)于1840年在美国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内河航行船“阿基米得号”(Archimedes)。1862年，埃里克松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监控号”(Monitor)。在美国内战中，这艘北军铁甲舰曾经与南军的“弗吉尼亚号”(Virginia)有过一次著名交火。后者原来是一艘木质机帆船，后来加装了铁甲成为装甲船，它的吨位比“监控号”大很多，但后者速度快，尤其是有先进的旋转装甲炮塔，二者打了个平手。这次规模很小的海战让人们看到了铁甲舰的优越性，于是西方各国纷纷建造这种军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铁甲舰已经完全取代木质风帆战船，用它武装起来的海军被称为“新海军”。帆船时代的“74炮战列舰”演化成“主力舰”(battleship)和小一点的 “巡洋舰”(cruiser)。
在战船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火炮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火炮技术经蒙古人传到欧洲。欧洲的铸炮技术在十六世纪已经有明显进步，所以明代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聘请葡萄牙技师和炮兵，学习铸造“佛郎机炮”。清初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也学习过铸造西炮，传教士南怀仁并因此获康熙加赐工部右侍郎职衔。但当天下大定以后，大清皇帝就不再想铸炮的事，只想如何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保证自己坐稳龙椅了。
十九世纪初欧洲炮术开始迅速发展。拿破仑时期，火炮的射程增大了，可以移到步兵后面实施“超越射击”。拿破仑战争距鸦片战争不过30年，可见欧洲“炮利”也还是不久的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这可从炮筒铸造与所使用的火药两方面看：一是德国人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在鸦片战争之后11年(1851年)才发明整体铸造炮筒的技术，彻底解决炮筒容易爆裂的问题；二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6年以后(1846年)一位意大利人才发明液体的硝化甘油炸药，但却无法在火炮上使用。又过了21年(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找到以硅藻土作吸收剂的办法，才生产出在工程和军事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固体炸药。炸药的爆炸力大约是同等重量黑火药的8倍，或者同等容积黑火药的13倍。另外，此前3年(1864年)，欧洲人也才开始制造“隔膜弹”，即用铁片把弹头与火药引信隔开的炮弹。解决了炮筒和炸药这两个关键问题以后，现代大炮才得以问世。
安装了现代大炮，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已经接近现代军舰。战船与火炮的革命性变化还导致了战术的彻底改变，由于使用旋转装甲炮塔，攻击用的主炮被安置在舰首，舷炮和尾炮的主要任务变成防护，口径都比较小，所以交战时总是力图以舰首对着敌方，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主炮的威力，又可使自己暴露在对方炮火下的目标减到最小。从这时起，海战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但这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中国码头的景象，基本都是小型船舶
清廷腐败，坐失良机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但却未能惊醒腐败的清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战争也惊醒了日本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洋务运动”，办造船厂，创建西式海军是其两项重要内容。但中国创建海军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才最后决定分建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而此前一年已经有日本两艘铁甲兵船闯到福建、台湾，在清廷赔款50万两白银以后才退去。虽然甲午海战期间日本和我们一样铁甲舰都是从欧洲购买的，但早在1877年他们就已经建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和横须贺、筑地两大海军工厂。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但是，1888年以后大清帝国即不再添加新舰，也不更新火炮，这样1894年海战时北洋水师10艘军舰里舰龄最少的也已6年，而日本有七艘舰龄在四年以内，其中三艘舰龄只有1年。双方军舰在动力、速度、火炮等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北洋水师平均每舰4620马力，而日舰是7803马力；北洋水师平均速度15节(每小时15海里)，最快的靖远、致远(舰龄6年)也只有18节，而日舰平均17.1节，最快的吉野(舰龄1年)达到22.5节。北洋水师10舰共有火炮161门，但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12舰共有火炮277门，其中速射炮就有155门。
军舰时代到来得更晚
甲午海战反映出清朝与日本的差距，而战后两国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在日本，造船是“甲午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三顿饭并作两顿，也要扩充海军。”1898年三菱造船厂建造的6200吨“常陆丸”钢壳船已经可以和英国船相媲美，不过直到1905年日俄海战，仍然是铁甲舰时代。那次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世人不得不感叹它已经是新的海军强国。《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对1894年中日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都有介绍。而清朝的海军显然没有“老佛爷”的“园子”重要，直到清朝寿终正寝，也没造出一艘像样的军舰来。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钢壳军舰取代木质船壳外装铁甲的军舰，海战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不能自己建造军舰。
19世纪初期在马尼拉停泊的西方船只和中国船只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博览群书 戴问天)
2007年09月30日 08:05中国网
中国内河停泊的水师战船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了由约翰·基根主编的世界近现代海战史系列，包括《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安·兰伯特著)，《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理·希尔著)和《1914～1945年的海上战争》(伯·爱尔兰著)。作者们把世界近现代海战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虽然谈论西方海军的舰船，但对火炮技术也有涉及。如果我们在这个大背景下审视百多年来国人一直都在感叹的鸦片战争“英夷船坚炮利”问题，也许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有军舰(有的称“铁甲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7艘。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7月第2版)第一章专门论述“清朝的军事力量”，首先说的便是武器装备，但却没有对交战另一方做类似的论述。讲到英军的时候都说“军舰”、“轮船”，讲到清朝水师则说“战船”，这很容易让读者错误地认识双方的军事技术水平。《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说到了鸦片战争，尽管不详细，但还是让我们知道英国远征军使用的仍然是木质战船，而不是“铁甲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才是“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
十九世纪前西方战船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十世纪地中海地区就有了海战，先是腓尼基人，然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建造了被称为“galley”的窄体战船。在北欧，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维京人(Viking)就建造了被称为“长船”(longship)的海盗船。这两种古代欧洲战船都是单桅横帆船，平时靠风力行驶，作战时将风帆收起，桅杆放倒，改为划桨前进。作战通常采用“跳帮”到甲板上以刀枪格斗的方式进行，当然也使用弓箭那种当时的“远程武器”。
公元六世纪欧洲人从阿拉伯水手那里学到使用“三角帆”，十二～十三世纪又学会了源于中国的“纵帆”和“尾舵”，建造出被称为“caravel”的轻型多桅帆船。这种船通常有三根桅杆挂帆，既能有效利用风力，又比较容易操纵。1488年迪亚斯(Bartholomeu Dias)发现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1492年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绕过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航行到亚洲，1519～1522年间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用的都是这种帆船。
新航线开通以后，海外贸易的大发展也导致欧洲各国在海上频频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为了保护自己的船队，西班牙人建造了一种名叫“galleon”的大型多桅风帆战船，可算欧洲第二代战船。十七世纪中叶以后，战船也就越造越大，起初排水量约为1500吨，到1750年2000吨的船只已很普通，而到1800年更有超过2500吨的。船壳通常选用坚实的橡木板(oak planks)，而且是双层，总厚度可以达到46厘米，这就使造船成为一件非常耗费木料的事。例如，建造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的旗舰“(皇家海军)胜利号”(HMS Victory)，需要砍伐2500株成年橡树。
在武器方面，这时战船已经使用火炮，不过在“炮弹”还只是石块或者铁丸。后来改用爆炸性炮弹，但由于使用黑火药，射程和杀伤力仍然有限。从十七世纪起，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开始按配备的火炮数目将战船分为六级，超过100门的为第一级， 80～100门的为第二级， 60～80门的为第三级，以此类推。火炮数目如此之多，是因为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还都造得不大，每发一炮之后装填弹药都要费很多时间。用于海战的主要是火炮60门以上的一、二、三级战船，间或也有用四级船的，它们被统称为“ships of the line”(战列舰)。火炮少于40门和20门的五、六级小型战船通常只用于护航和侦察，有“frigate”、“brig”、“sloop”等名称，分别指三帆快速战船、双桅横帆战船和单桅纵帆战船，现在只有“frigate”一词还在使用，指护卫舰。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但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有目标大的缺点，尤其是大型战船火炮多，通常要三层或者两层甲板才安置得下，船身高，目标就更大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战景象，中国水师战船被英军明轮炮舰轻易击毁铁甲舰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出现
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Robert Fulton，1765～1815)造成以蒸汽机为动力，使用桨轮的轮船“克雷蒙特号”(Clermont)。在鸦片战争爆发时，尽管轮船技术已经有一定改进，但仍然没有用作战船。西方人对它的评价并不一致，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夸耀它的先进性，工程技术界则认为它并非成功的船舶类型，它在内河、湖泊尚可使用，但在风浪大的海面上航行就不稳定，常常因一侧桨轮高出水面因而失去作用。另外，蒸汽机和煤仓占去太多空间，尤其是巨大的轮桨，不但占去甲板上原来用以安装火炮的很大地盘，而且目标大，非常容易被打坏，一旦损毁，船舶就失去动力。总之，轮船不适宜于航海，尤其不适宜作战船。
蒸汽机用作船舶动力，只有在发明出螺旋桨以后才有可能。瑞典人埃里克松(John Ericsson)于1840年在美国造出世界上第一艘用螺旋桨推进的内河航行船“阿基米得号”(Archimedes)。1862年，埃里克松才造出世界上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监控号”(Monitor)。在美国内战中，这艘北军铁甲舰曾经与南军的“弗吉尼亚号”(Virginia)有过一次著名交火。后者原来是一艘木质机帆船，后来加装了铁甲成为装甲船，它的吨位比“监控号”大很多，但后者速度快，尤其是有先进的旋转装甲炮塔，二者打了个平手。这次规模很小的海战让人们看到了铁甲舰的优越性，于是西方各国纷纷建造这种军舰。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铁甲舰已经完全取代木质风帆战船，用它武装起来的海军被称为“新海军”。帆船时代的“74炮战列舰”演化成“主力舰”(battleship)和小一点的 “巡洋舰”(cruiser)。
在战船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同时，火炮技术也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火炮技术经蒙古人传到欧洲。欧洲的铸炮技术在十六世纪已经有明显进步，所以明代曾于嘉靖三年(1524年)聘请葡萄牙技师和炮兵，学习铸造“佛郎机炮”。清初出于对明作战的需要，也学习过铸造西炮，传教士南怀仁并因此获康熙加赐工部右侍郎职衔。但当天下大定以后，大清皇帝就不再想铸炮的事，只想如何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保证自己坐稳龙椅了。
十九世纪初欧洲炮术开始迅速发展。拿破仑时期，火炮的射程增大了，可以移到步兵后面实施“超越射击”。拿破仑战争距鸦片战争不过30年，可见欧洲“炮利”也还是不久的事。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火炮虽然比大清帝国的好，但二者也没有什么“质”的差别，这可从炮筒铸造与所使用的火药两方面看：一是德国人克虏伯(Alfred Krupp，1812～1887)在鸦片战争之后11年(1851年)才发明整体铸造炮筒的技术，彻底解决炮筒容易爆裂的问题；二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使用的火药也是黑火药，只是配方有所改进。6年以后(1846年)一位意大利人才发明液体的硝化甘油炸药，但却无法在火炮上使用。又过了21年(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找到以硅藻土作吸收剂的办法，才生产出在工程和军事上具有实用价值的固体炸药。炸药的爆炸力大约是同等重量黑火药的8倍，或者同等容积黑火药的13倍。另外，此前3年(1864年)，欧洲人也才开始制造“隔膜弹”，即用铁片把弹头与火药引信隔开的炮弹。解决了炮筒和炸药这两个关键问题以后，现代大炮才得以问世。
安装了现代大炮，以蒸汽机为动力、用螺旋桨推动、有旋转装甲炮塔的铁甲舰已经接近现代军舰。战船与火炮的革命性变化还导致了战术的彻底改变，由于使用旋转装甲炮塔，攻击用的主炮被安置在舰首，舷炮和尾炮的主要任务变成防护，口径都比较小，所以交战时总是力图以舰首对着敌方，这样既可充分发挥主炮的威力，又可使自己暴露在对方炮火下的目标减到最小。从这时起，海战进入了“铁甲舰时代”，但这已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了。
中国码头的景象，基本都是小型船舶
清廷腐败，坐失良机
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但却未能惊醒腐败的清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战争也惊醒了日本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洋务运动”，办造船厂，创建西式海军是其两项重要内容。但中国创建海军的事一拖再拖，直到1875年才最后决定分建北洋、南洋两支海军，而此前一年已经有日本两艘铁甲兵船闯到福建、台湾，在清廷赔款50万两白银以后才退去。虽然甲午海战期间日本和我们一样铁甲舰都是从欧洲购买的，但早在1877年他们就已经建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和横须贺、筑地两大海军工厂。北洋水师1885年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排水量均为7335吨，舰首主炮口径305毫米，当时不但在亚洲是一流的，而且在九年后的甲午海战中仍然让日舰畏惧。但是，1888年以后大清帝国即不再添加新舰，也不更新火炮，这样1894年海战时北洋水师10艘军舰里舰龄最少的也已6年，而日本有七艘舰龄在四年以内，其中三艘舰龄只有1年。双方军舰在动力、速度、火炮等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北洋水师平均每舰4620马力，而日舰是7803马力；北洋水师平均速度15节(每小时15海里)，最快的靖远、致远(舰龄6年)也只有18节，而日舰平均17.1节，最快的吉野(舰龄1年)达到22.5节。北洋水师10舰共有火炮161门，但没有一门速射炮，而日本12舰共有火炮277门，其中速射炮就有155门。
军舰时代到来得更晚
甲午海战反映出清朝与日本的差距，而战后两国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在日本，造船是“甲午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三顿饭并作两顿，也要扩充海军。”1898年三菱造船厂建造的6200吨“常陆丸”钢壳船已经可以和英国船相媲美，不过直到1905年日俄海战，仍然是铁甲舰时代。那次战争以日本胜利结束，世人不得不感叹它已经是新的海军强国。《铁甲舰时代的海上战争》对1894年中日海战和1905年日俄海战都有介绍。而清朝的海军显然没有“老佛爷”的“园子”重要，直到清朝寿终正寝，也没造出一艘像样的军舰来。1914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钢壳军舰取代木质船壳外装铁甲的军舰，海战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在中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仍不能自己建造军舰。
19世纪初期在马尼拉停泊的西方船只和中国船只中国何时开始落后？
许多人认为中国在造船与航海上的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七世纪，也就是清初康熙年间，这恐怕与史实有点出入。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于1433年，而1436年登基的明英宗就停止建造大型海船，彻底闭海，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更销毁了郑和远航的所有档案资料。有明一代总的说来以海禁为主，仅偶有松弛。清初出于防范郑成功、张煌言等从海外发动反清斗争的需要，海禁更加严格，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500石合30吨，大船从此绝迹。顺治十七年(1660年)颁布“迁海令”，命令从渤海湾到广东的沿海居民一律内迁三四十里，将所有船只烧毁，寸板不许下水，违者“死无赦”。此后虽然偶有弛禁，但对商船仍附加许多苛刻限制，如每条船只许携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携带铁斧一把。清朝水师的主要用途不是防外而是安内，船虽不坚，炮虽不利，但对制服老百姓已经够用了。正是这些做法，给了中国造船业以致命的打击。和其它许多工艺技术一样，中国造船技术历来只靠师徒口手相授，鲜有文字记载，几代不造，便臻失传。
中国又长期没有海防观念，虽然很早就有“水师”，但“水师”并非海军。明代东南沿海倭寇为患，“水师”才开始有防护沿海岸港口的任务。清承明制，分设巡江、巡湖的“内河水师”和防守海口、缉捕海盗并且“巡盐”的“外海水师”。但清朝的“外海水师”其实也就相当一些国家的海岸警备队，算不上是海军。鸦片战争、包括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帝国都是只有“岸防”而没有“海防”。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直到抗日战争都没有改变。中国真正有保卫自己万里海疆的概念并为此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真正自己造军舰，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了。(博览群书 戴问天)
当时很重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啊:D
中国的海军到现在在亚洲还是不如日本和印度
文章在混淆概念,就是把30年战争时的瑞典军队拉到1840年的中国也是拥有绝对技术优势的,还说差距不大
作者大概以为所有的木船都是一回事，所有的火炮都是一回事。
至少当时中国的GDP是很高的..
这种GDP高没什么,那么多人种那么地,纺那么多布,当然高了
记得以前看过一本广东出版社的《鸦片战争演义》，上面说到，关天培率广东水师出巡，在虎门外海遇到英国舰队，关天培挺刀冲上去，大战三百回合，英舰不敌逃走云云.........:L
原帖由 张载 于 2007-9-30 21:25 发表
至少当时中国的GDP是很高的..
但是人均生产率比英国就差远了。
英国总量虽小，但可以养得起几支舰队不用生产整天在海上玩。
我国总量虽大，但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反而养不起，特别是十九世纪初。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
哈哈哈哈哈哈哈......横队.....作者大概不知道什么是纵队什么是横队.........
哈哈哈哈哈哈哈......横队.....作者大概不知道什么是纵队什么是横队.........
原帖由 雪千寻 于 2007-9-30 21:48 发表
由于火炮都安置在战船两舷，交战时不得不船舷对船舷地开火，所以“战列舰”排出的基本阵形是横队。
哈哈哈哈哈哈哈......横队.....作者大概不知道什么是纵队什么是横队.........
雪MM难得见到,抱下:hug:
按照作者的逻辑，旅大和伯克的悬殊也不大，都是钢壳，都有导弹、火炮.....;P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7-9-30 21:43 发表
但是人均生产率比英国就差远了。
英国总量虽小，但可以养得起几支舰队不用生产整天在海上玩。
我国总量虽大，但人都被束缚在土地上，反而养不起，特别是十九世纪初。
是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过去唯GDP论是很愚蠢的。经济的质量比总量更重要。
比如韩国的GDP比俄国要高的多，但谁会说韩国比老毛子强呢？
就是白刃战清兵都不是训练有素的英军对手
自己去搜索一下"祖鲁战争"
祖鲁战争——以长矛对抗枪炮的悲壮篇章
祖鲁战争指19世纪30—80年代南非祖鲁人为反抗荷兰后裔布尔人和英国殖民者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战争结果虽然是祖鲁王国灭亡，英国确立了对南非的殖民统治，但祖鲁人所表现出来的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赞，在南非人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祖鲁人是南非土著居民南班图人的一支，居住在南非的纳塔尔、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的一些地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南班图人处于原始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兴起和国家产生的社会发展阶段。1817年，南班图人部落联盟的酋长丁吉斯瓦约战死，祖鲁人恰卡（1787—1828年）成为首领。他在军事上继承和发展了丁吉斯瓦约的改革，建立了一支约10万人的军队，以长矛和盾牌为武器，采用方阵、两面包抄等战术；在政治上把3000多个分散部落约50万人统一起来，削弱各部落酋长的权力，各地由军事长官治理。
这样，恰卡建立了祖鲁王国，英国人称其为祖鲁帝国或祖鲁兰。1828年，丁干（1797—1840年）上台执政，继承了恰卡的事业，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保持了祖鲁国家的统一。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祖鲁人进行了反对布尔殖民主义者的战争。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非建立了第一个白人定居点。随着荷兰移民的增加，定居点发展成为开普敦，又以开普敦为中心扩大为开普殖民地。荷兰移民掠夺土著人的土地，建起了农场和牧场，驱赶黑人劳动，自己成为奴隶主。荷兰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意为“农民”）。1785、1806年，英国两次占领开普殖民地，1815年正式把南非据为己有。英国人在开普殖民地建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剥夺了布尔人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废除荷兰货币改为英镑，丈量土地、按地征租、废除奴隶制，所有这些措施都引起了布尔人的不满。
英国人同布尔人之间矛盾的发展，导致了布尔人的一次人迁徙。从1836年开始，布尔人赶着大车，浩浩荡荡向北和东北方向寻找新的居住地。布尔人的大迁徙一方面是对英国压迫的逃亡，另一方面却是对南非土著居民的一次掠夺性远征。布尔人远征的重要目标是祖鲁王国，这里既可夺得土著人的土地，也能占据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1837年，布尔人越过德拉肯斯堡山脉，源源不断地开进祖鲁王国，从而发生了祖鲁人反抗布尔人殖民主义者入侵的“祖鲁战争”。
1838年2月6日，为了惩罚布尔人通过欺骗手段夺取祖鲁人土地的做法，丁干下令将70多名布尔人逮捕处死。随后，祖鲁军队四处搜索、袭击已居住在纳塔尔西部的布尔人，大约有300多名布尔人被杀死。
3月，海边纳塔尔港的英国殖民者派兵支援布尔人。很快，丁干的弟弟姆潘达率军打败了英国援军。与此同时，布尔人的两支援军也先后被祖鲁人打败。布尔人遭到殖民远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实力减少十分之一，领导层出现分裂，布尔人四外逃散。
在取得对布尔人的初战胜利后，丁干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过早地偃旗息鼓，为布尔人卷土重来提供了机会。1838年11月20日，比勒陀利乌斯率领一支由464人、57辆牛车、2门火炮组成的援军从开普殖民地赶来援助。12月15日，这支队伍在恩康姆河套上摆下了作战阵式——牛车阵。丁干面对强敌犹豫不决，错过了布尔人最害怕的夜袭时机，直到16日凌晨才开始对布尔人的牛车阵发起攻击。这是30年代祖鲁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布尔人依托有利的环形牛车阵，用先进的火枪射击，而祖鲁人则手持长矛和盾牌，排成密集队形，冒着炮火和弹雨，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冲锋，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恩康姆一战，祖鲁人损失惨重，伤亡3000多人。鲜血染红了恩康姆河。现在，南非统治者把12月16日定为固定的休假日，以庆祝白人在这一战中的胜利，而南非民主力量则把它定为“丁干日”，把它看作非洲人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象征。
此后，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祖鲁人连遭失败。1839年1月，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丁干被迫将图格拉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布尔人，并交付数千头牲畜和若干吨象牙作为战争“赔款”。然而，布尔殖民者并不满足。他们勾结、收买丁干的弟弟姆潘达，答应帮助他夺取王位并承认他为祖鲁国王，姆潘达则要在称王后臣服于布尔人。1840年1月，在布尔人700名武士的支援下，姆潘达率军1000人征讨丁干军队，并在姆库齐河以北击败丁干。2月，姆潘达成为祖鲁国王，把从图格拉河以北直到黑乌姆福齐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布尔殖民者，祖鲁王国只剩下纳塔尔最北部的土地。布尔人在占领的祖鲁人土地上建立了“纳塔尔共和国”。但是，布尔人好景不长。1843年，布尔人的共和国便被英国殖民者吞并。
祖鲁人抗击布尔殖民者的斗争——19世纪30年代的祖鲁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19世纪50年代，祖鲁王国经历了一场内战。姆潘达之子克特奇瓦约反对卑躬屈膝的卖国政策，立志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获得祖鲁人的拥戴和支持。10月的一次战斗，克特奇瓦约击败以翁布齐拉为首的投降派，执掌国政。克特奇瓦约（1826—1884年）是19世纪下半叶，南非祖鲁人的杰出领袖。他在内忧外患中渡过青年时代，亲眼目睹了殖民者的侵略扩张和南班图各族人民的悲惨命运，决心重整国力，再现恰卡和丁干时代的辉煌。
克特奇瓦约实行严格的军事制度，通过各种途径搞到枪支弹药，聘请英国人约翰·丹恩训练祖鲁军队，建立自己的骑兵。不久，他建立起一支40万人、装备几百条枪，善于骑射的强大军队。此时，正值英国殖民者扩大其对南非侵略的时期。在1871年侵占金刚石产地西格利夸兰、1877年吞并德兰士瓦后，英国殖民者把下一个目标瞄向了祖鲁王国。
1878年12月，英国驻南非最高全权代表B·弗里尔向克特奇瓦约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军队，准许英国总督进驻南非并有权监督祖鲁人的行动。与此同时，还在边界上部署6个营的精锐部队。遭到克特奇瓦约断然拒绝后，英国殖民者于1879年1月11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战争。
切尔姆斯福德勋爵率领1．3万人的英国殖民军渡过图格拉河，向祖鲁王国大举进攻。1月22日，双方在伊桑德尔瓦纳山展开激战。克特奇瓦约趁夜色昏暗包围一路英军，并突然发起攻击。祖鲁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冲向敌营，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取得辉煌胜利，打死打伤英军1600余人，己方伤亡3000人，缴获步枪1000多枝、子弹50万发，并且收复了大片失地。
克特奇瓦约在胜利后，幻想通过谈判谋求和平，但事与愿违。英国拒绝任何谈判，将军队增至2万人，配备火炮36门，决心为自己的失败进行更大的报复行动。在6月1日的战斗中，祖鲁人挫败了英军的进攻，并打死了拿破仑三世的儿子路易。7月4日的乌隆迪村一战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开阔地上，5000枝火枪和数十门火炮的射击使祖鲁军无法接近敌军阵地，更不能进行擅长的白刃战，一批一批的战士倒在血泊之中，祖鲁军队当场战死3000人。这时，英军出动全部骑兵，向祖鲁军队发起冲锋。祖鲁军队遭到惨败。
这次决战失败后，祖鲁王国一蹶不振。英国占领后把它划分为13个小酋长国“分而治之”，最后于1887年正式并入纳塔尔殖民地。
祖鲁人为反抗两个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进行了半个世纪的英勇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力量对比悬殊。布尔人是荷兰后裔，继承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英国也在17世纪中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中叶又进行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祖鲁人则处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初始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极为落后，武器仅是长矛和盾牌，虽购买了一些枪支，但总体上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以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对付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初级农业和畜牧业对付大工业，以冷兵器对付热兵器，失败是可想而知的。除此而外，祖鲁人几代国王在对殖民者的斗争中怀有侥幸心理，一旦战争胜利便停止战争，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在对付先进的、占优势的敌军时，原始部落民族擅长的战争方式，如游击、袭击、伏击、夜战等优势在祖鲁战争中也没有发挥出来。
祖鲁人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给殖民军以沉重打击。
英军损兵折将数千人，耗资500万英镑，而且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保守党的迪斯累里政府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让位于自由党。以格提斯顿为首的自由党公开承认对祖鲁人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之一”。祖鲁战争成为当时欧洲各国报纸的重大新闻，祖鲁人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各国有识之士的称赞。英国保守党首相迪斯累里痛苦地承认，祖鲁人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民族啊，它打死了我们几个将军，使我们的一些主教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并‘结束’了法兰西王朝的历史”。恩格斯热情赞扬祖鲁人作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使用长矛和投枪，在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建立在密集队形基础之上的英国步兵后装枪的弹雨之下，“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
祖鲁人在伊桑德尔瓦纳山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是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军事胜利，直到15年后埃塞俄比亚人在阿杜瓦战役把意大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时，才取得了比这规模更大的胜利。祖鲁人民反抗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在非洲近代历史上、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祖鲁战争指19世纪30—80年代南非祖鲁人为反抗荷兰后裔布尔人和英国殖民者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战争结果虽然是祖鲁王国灭亡，英国确立了对南非的殖民统治，但祖鲁人所表现出来的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民族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赞，在南非人民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祖鲁人是南非土著居民南班图人的一支，居住在南非的纳塔尔、斯威士兰和莫桑比克的一些地区。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南班图人处于原始社会瓦解、部落联盟兴起和国家产生的社会发展阶段。1817年，南班图人部落联盟的酋长丁吉斯瓦约战死，祖鲁人恰卡（1787—1828年）成为首领。他在军事上继承和发展了丁吉斯瓦约的改革，建立了一支约10万人的军队，以长矛和盾牌为武器，采用方阵、两面包抄等战术；在政治上把3000多个分散部落约50万人统一起来，削弱各部落酋长的权力，各地由军事长官治理。
这样，恰卡建立了祖鲁王国，英国人称其为祖鲁帝国或祖鲁兰。1828年，丁干（1797—1840年）上台执政，继承了恰卡的事业，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保持了祖鲁国家的统一。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祖鲁人进行了反对布尔殖民主义者的战争。
16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非建立了第一个白人定居点。随着荷兰移民的增加，定居点发展成为开普敦，又以开普敦为中心扩大为开普殖民地。荷兰移民掠夺土著人的土地，建起了农场和牧场，驱赶黑人劳动，自己成为奴隶主。荷兰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布尔人（意为“农民”）。1785、1806年，英国两次占领开普殖民地，1815年正式把南非据为己有。英国人在开普殖民地建起自己的统治机构，剥夺了布尔人的行政权和司法权，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废除荷兰货币改为英镑，丈量土地、按地征租、废除奴隶制，所有这些措施都引起了布尔人的不满。
英国人同布尔人之间矛盾的发展，导致了布尔人的一次人迁徙。从1836年开始，布尔人赶着大车，浩浩荡荡向北和东北方向寻找新的居住地。布尔人的大迁徙一方面是对英国压迫的逃亡，另一方面却是对南非土著居民的一次掠夺性远征。布尔人远征的重要目标是祖鲁王国，这里既可夺得土著人的土地，也能占据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1837年，布尔人越过德拉肯斯堡山脉，源源不断地开进祖鲁王国，从而发生了祖鲁人反抗布尔人殖民主义者入侵的“祖鲁战争”。
1838年2月6日，为了惩罚布尔人通过欺骗手段夺取祖鲁人土地的做法，丁干下令将70多名布尔人逮捕处死。随后，祖鲁军队四处搜索、袭击已居住在纳塔尔西部的布尔人，大约有300多名布尔人被杀死。
3月，海边纳塔尔港的英国殖民者派兵支援布尔人。很快，丁干的弟弟姆潘达率军打败了英国援军。与此同时，布尔人的两支援军也先后被祖鲁人打败。布尔人遭到殖民远征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实力减少十分之一，领导层出现分裂，布尔人四外逃散。
在取得对布尔人的初战胜利后，丁干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过早地偃旗息鼓，为布尔人卷土重来提供了机会。1838年11月20日，比勒陀利乌斯率领一支由464人、57辆牛车、2门火炮组成的援军从开普殖民地赶来援助。12月15日，这支队伍在恩康姆河套上摆下了作战阵式——牛车阵。丁干面对强敌犹豫不决，错过了布尔人最害怕的夜袭时机，直到16日凌晨才开始对布尔人的牛车阵发起攻击。这是30年代祖鲁战争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布尔人依托有利的环形牛车阵，用先进的火枪射击，而祖鲁人则手持长矛和盾牌，排成密集队形，冒着炮火和弹雨，前仆后继，一次又一次地冲锋，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恩康姆一战，祖鲁人损失惨重，伤亡3000多人。鲜血染红了恩康姆河。现在，南非统治者把12月16日定为固定的休假日，以庆祝白人在这一战中的胜利，而南非民主力量则把它定为“丁干日”，把它看作非洲人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象征。
此后，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祖鲁人连遭失败。1839年1月，双方签订“和平协议”，丁干被迫将图格拉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布尔人，并交付数千头牲畜和若干吨象牙作为战争“赔款”。然而，布尔殖民者并不满足。他们勾结、收买丁干的弟弟姆潘达，答应帮助他夺取王位并承认他为祖鲁国王，姆潘达则要在称王后臣服于布尔人。1840年1月，在布尔人700名武士的支援下，姆潘达率军1000人征讨丁干军队，并在姆库齐河以北击败丁干。2月，姆潘达成为祖鲁国王，把从图格拉河以北直到黑乌姆福齐河之间的大片土地割让给布尔殖民者，祖鲁王国只剩下纳塔尔最北部的土地。布尔人在占领的祖鲁人土地上建立了“纳塔尔共和国”。但是，布尔人好景不长。1843年，布尔人的共和国便被英国殖民者吞并。
祖鲁人抗击布尔殖民者的斗争——19世纪30年代的祖鲁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19世纪50年代，祖鲁王国经历了一场内战。姆潘达之子克特奇瓦约反对卑躬屈膝的卖国政策，立志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获得祖鲁人的拥戴和支持。10月的一次战斗，克特奇瓦约击败以翁布齐拉为首的投降派，执掌国政。克特奇瓦约（1826—1884年）是19世纪下半叶，南非祖鲁人的杰出领袖。他在内忧外患中渡过青年时代，亲眼目睹了殖民者的侵略扩张和南班图各族人民的悲惨命运，决心重整国力，再现恰卡和丁干时代的辉煌。
克特奇瓦约实行严格的军事制度，通过各种途径搞到枪支弹药，聘请英国人约翰·丹恩训练祖鲁军队，建立自己的骑兵。不久，他建立起一支40万人、装备几百条枪，善于骑射的强大军队。此时，正值英国殖民者扩大其对南非侵略的时期。在1871年侵占金刚石产地西格利夸兰、1877年吞并德兰士瓦后，英国殖民者把下一个目标瞄向了祖鲁王国。
1878年12月，英国驻南非最高全权代表B·弗里尔向克特奇瓦约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他解散军队，准许英国总督进驻南非并有权监督祖鲁人的行动。与此同时，还在边界上部署6个营的精锐部队。遭到克特奇瓦约断然拒绝后，英国殖民者于1879年1月11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战争。
切尔姆斯福德勋爵率领1．3万人的英国殖民军渡过图格拉河，向祖鲁王国大举进攻。1月22日，双方在伊桑德尔瓦纳山展开激战。克特奇瓦约趁夜色昏暗包围一路英军，并突然发起攻击。祖鲁战士冒着猛烈的炮火冲向敌营，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最后取得辉煌胜利，打死打伤英军1600余人，己方伤亡3000人，缴获步枪1000多枝、子弹50万发，并且收复了大片失地。
克特奇瓦约在胜利后，幻想通过谈判谋求和平，但事与愿违。英国拒绝任何谈判，将军队增至2万人，配备火炮36门，决心为自己的失败进行更大的报复行动。在6月1日的战斗中，祖鲁人挫败了英军的进攻，并打死了拿破仑三世的儿子路易。7月4日的乌隆迪村一战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开阔地上，5000枝火枪和数十门火炮的射击使祖鲁军无法接近敌军阵地，更不能进行擅长的白刃战，一批一批的战士倒在血泊之中，祖鲁军队当场战死3000人。这时，英军出动全部骑兵，向祖鲁军队发起冲锋。祖鲁军队遭到惨败。
这次决战失败后，祖鲁王国一蹶不振。英国占领后把它划分为13个小酋长国“分而治之”，最后于1887年正式并入纳塔尔殖民地。
祖鲁人为反抗两个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进行了半个世纪的英勇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力量对比悬殊。布尔人是荷兰后裔，继承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英国也在17世纪中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在18世纪中叶又进行了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祖鲁人则处于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初始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方式极为落后，武器仅是长矛和盾牌，虽购买了一些枪支，但总体上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以落后、原始的生产方式对付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初级农业和畜牧业对付大工业，以冷兵器对付热兵器，失败是可想而知的。除此而外，祖鲁人几代国王在对殖民者的斗争中怀有侥幸心理，一旦战争胜利便停止战争，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在对付先进的、占优势的敌军时，原始部落民族擅长的战争方式，如游击、袭击、伏击、夜战等优势在祖鲁战争中也没有发挥出来。
祖鲁人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给殖民军以沉重打击。
英军损兵折将数千人，耗资500万英镑，而且导致国内政局动荡，保守党的迪斯累里政府成为众矢之的，被迫让位于自由党。以格提斯顿为首的自由党公开承认对祖鲁人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战争之一”。祖鲁战争成为当时欧洲各国报纸的重大新闻，祖鲁人的斗争精神赢得了各国有识之士的称赞。英国保守党首相迪斯累里痛苦地承认，祖鲁人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民族啊，它打死了我们几个将军，使我们的一些主教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并‘结束’了法兰西王朝的历史”。恩格斯热情赞扬祖鲁人作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没有枪炮，仅仅使用长矛和投枪，在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建立在密集队形基础之上的英国步兵后装枪的弹雨之下，“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
祖鲁人在伊桑德尔瓦纳山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是非洲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军事胜利，直到15年后埃塞俄比亚人在阿杜瓦战役把意大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时，才取得了比这规模更大的胜利。祖鲁人民反抗殖民者的英勇斗争，在非洲近代历史上、在世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