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的委屈：遭朝臣唾骂还得心平气和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就说“这是老套子！”即使有臣子直言指责，全不动怒，很平静地说：“这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许多文臣叹服皇帝的宽宏大量，而吏部尚书宋纁听到后大为揪心地说：对时事得失，言官做过激的评论，正要皇帝动心。宁愿皇帝对言官动怒，毕竟说明皇帝还有儆省。若一概置之不理，就如痿痹的疾病，全无痛痒，无药可医。


这位宋尚书很有先见之明，他说这番话，大约是雒于仁骂皇帝以后两年的事情。万历帝到了晚年，再来几个雒于仁这样的奏疏，也惹不怒他了，皇帝和他统治的帝国，真的得了无药可医的癌症。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就说“这是老套子！”即使有臣子直言指责，全不动怒，很平静地说：“这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许多文臣叹服皇帝的宽宏大量，而吏部尚书宋纁听到后大为揪心地说：对时事得失，言官做过激的评论，正要皇帝动心。宁愿皇帝对言官动怒，毕竟说明皇帝还有儆省。若一概置之不理，就如痿痹的疾病，全无痛痒，无药可医。


这位宋尚书很有先见之明，他说这番话，大约是雒于仁骂皇帝以后两年的事情。万历帝到了晚年，再来几个雒于仁这样的奏疏，也惹不怒他了，皇帝和他统治的帝国，真的得了无药可医的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