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机构捧着铁饭碗 怎会做慈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7: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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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日,有则新闻炒得沸沸扬扬,这则新闻说,襄樊五名贫困大学生受资助而不感恩,被取消了受助资格。在人们议论受助者是否要感恩、施助者是否可以要求受助者的时候,这则新闻又有了后续:五名受助者中有一女生的父亲是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的副局长杨洪圣。

  看到这个消息,大家可能都会气愤。杨洪圣副局长夫妻两人都有工作,每月收入近三千元。而2006年襄樊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仅1092.75元,在这样一个城市,一个副局长的女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贫困生”的。

  但为何这样一个非贫困生却获得了受助资格呢?这中间的问题就出在襄樊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上。

  首先,樊城区总工会副主席声称,市总工会给樊城区下达了一个资助指标。由于城管工作人员收入较低,区总工会就把指标给了城管局。襄樊是个什么样的城市?襄樊属于三线城市,有大量的下岗工人和农民,难道城管工作人员比这些下岗工人和农民更贫困?工会如此分配资助指标是否不妥!

  其次,申请资助必须有相关的证件,至少应有下岗证、低保证、身份证等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核把关。很难想象,杨洪圣副局长的女儿是如何通过这一关的,难道申请资助也有暗想操作?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鲜见。很多人都说,有需要的人从来都得不到资助,而得到资助的人多是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国,做“慈善”的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不是民间机构。

  如果是民间机构,在分配资助名额时,会去调查这些贫困者的申报资料是否属实,因为这种机构需要对资助人负责,如果出现丑闻,这个机构将名誉扫地,也无法再生存下去。

  而官方机构或者半官方机构呢?他们是吃财政饭的,即便出现丑闻,也不会影响他们的饭碗。而且,和他们有利益关系的,恰好是同是吃财政饭的人,如果有好处,当然是先给这些“同类”。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靠边去!由这种机构所做的“慈善”,只能是福利而不是真正的慈善。

  要想真正让慈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放低设立民间慈善机构的门槛。让更多有实力、有道德感的人用市场行为做慈善事业。只有如此,才能让每一分善款都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是给那些非贫困者买花戴。(文/ 星岛环球网 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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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日,有则新闻炒得沸沸扬扬,这则新闻说,襄樊五名贫困大学生受资助而不感恩,被取消了受助资格。在人们议论受助者是否要感恩、施助者是否可以要求受助者的时候,这则新闻又有了后续:五名受助者中有一女生的父亲是襄樊市樊城区城管局的副局长杨洪圣。

  看到这个消息,大家可能都会气愤。杨洪圣副局长夫妻两人都有工作,每月收入近三千元。而2006年襄樊市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仅1092.75元,在这样一个城市,一个副局长的女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贫困生”的。

  但为何这样一个非贫困生却获得了受助资格呢?这中间的问题就出在襄樊市总工会对贫困学生的审查程序上。

  首先,樊城区总工会副主席声称,市总工会给樊城区下达了一个资助指标。由于城管工作人员收入较低,区总工会就把指标给了城管局。襄樊是个什么样的城市?襄樊属于三线城市,有大量的下岗工人和农民,难道城管工作人员比这些下岗工人和农民更贫困?工会如此分配资助指标是否不妥!

  其次,申请资助必须有相关的证件,至少应有下岗证、低保证、身份证等以及相关部门的审核把关。很难想象,杨洪圣副局长的女儿是如何通过这一关的,难道申请资助也有暗想操作?

  其实,这种事情并不鲜见。很多人都说,有需要的人从来都得不到资助,而得到资助的人多是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中国,做“慈善”的是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不是民间机构。

  如果是民间机构,在分配资助名额时,会去调查这些贫困者的申报资料是否属实,因为这种机构需要对资助人负责,如果出现丑闻,这个机构将名誉扫地,也无法再生存下去。

  而官方机构或者半官方机构呢?他们是吃财政饭的,即便出现丑闻,也不会影响他们的饭碗。而且,和他们有利益关系的,恰好是同是吃财政饭的人,如果有好处,当然是先给这些“同类”。其他真正有需要的人?靠边去!由这种机构所做的“慈善”,只能是福利而不是真正的慈善。

  要想真正让慈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必须放低设立民间慈善机构的门槛。让更多有实力、有道德感的人用市场行为做慈善事业。只有如此,才能让每一分善款都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是给那些非贫困者买花戴。(文/ 星岛环球网 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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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款根本就不能交到地方政府那里,跟把肉包子交给狗保管一样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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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历来提倡行善,但很多时候行善是不见得能得到“好报”的。北京女子于洪芳先后资助了九个学生,但自己却进了监狱,因为她在无钱资助他人的时候,写信敲诈北京6家医院120名医生,让这些医生出钱资助学生。

  于洪芳的行为让人感觉可悲,虽然她敲诈的初衷是为了助人,但她却违了法。在这个过程中,于洪芳犯了三个错。其一,她利用自己知道的医疗行业的内幕来敲诈医生,首先就是知情不报。其二,勒索是违法的,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其三,她这样做的结果是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在她失去自由之后,这些被她资助的学生怎么办?这个问题于洪芳当初恐怕是没有考虑到的。

  于洪芳的“遭遇”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个例,中国慈善界曾经出现过或者正在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在资助人没有资助能力之后,被资助人骂资助人不道义;比如很多被资助人拿着别人资助的钱挥霍……这些事例都凸显出一个问题:中国人还不会做慈善。

  慈善是什么?慈善的定义是: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为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

  那要怎样才算慈善呢?对于施善者来说,就是把自己多余的钱或者不急于用的钱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必须保证自己的生活不受影响,而不是要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在这方面,中国的宣传有失偏颇。中国人敬佩那些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人,问题是这种慈善不是会将本来生活无虞的人变成生活困难的人吗?这不是会滋生社会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吗?正如一个地方发生洪灾,我们是呼吁大家每人捐出五十元,还是捐出五百元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捐出五十元并不会影响生活,但捐出五百元就得缩减开支,如此一来,如果要求捐五十元,就有一万人捐钱;如果要求捐五百元,大概只有一百人捐得出来了。

  在慈善问题上,不仅施善者的做法有失偏颇,接受者的心理也不太健康。慈善是救急不救穷,是帮人渡过难关,而不是把某些人养起来,让这些人不劳而获。某些人在碰到难题之后,首先就将手伸向社会,在得到资助之后,就指望着资助人的钱过活,一年、两年……如此等待下去,就没有试过自己努力改变现状。

  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慈善需要机构,需要一个健全的机构来将人们的善心施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健全的慈善机构,在中国尚有待建立。(文/ 星岛环球网 付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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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满腔热忱致力慈善事业的人,母亲却被逼得吐血,这样的报道,又一次把国人置于生存与毁灭的矛盾漩涡之中。

  南京个体户邵建波,23年来累计捐款300余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并利用自己的生意资源帮助2000多名下岗职工创业致富,被南京市政府评为“爱心大使”。邵建波的故事见诸媒体后,岂料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已有300多人找上门来向他索要捐款,索取金额从5000元到100万不等,让这位“凡人慈善家”不得不怀着”索捐”之痛四处“躲债”。5月7日上午,10多名索捐者找到邵建波索捐不成,一齐跑到独居的绍母黄老太家中去索捐、吵闹,并屡次发生口角冲突,黄老太在焦虑之下食管胃底大出血。邵建波可以救助众多不相识的弱者,却无力保护自己的母亲。在冷冷清清的医院,看着病床上不能说话的母亲,辛酸的眼泪奔涌而出:“我捐助过那么多人,现在又有谁肯来医院看看她呢?!”

  与邵建波同期被曝光的另外一个捐款100万元资助学校的赵雪定,两天之内就遭遇176人上门“索捐”。而赵雪定承包的一个电影院因为没钱雇人干活,不得不自己打扫厕所。一家子挤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过着清淡的生活。再清楚不过,邵建波与赵雪定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得到国人的理解。那些蜂拥而至的索捐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了媒体的蛊惑。媒体在报道邵建波、赵雪定居于平淡而慷概捐助的善举时,不惜使用“慈善狂人”与“捐款疯子”这样的字眼,这岂非在绑架慈善家?

  青岛的慈善家王明殿,本来有5家企业,默默行善15年,累计金额超过百万。而一旦被媒体曝光,就再也没有安生日子过了,来自全国的索捐者络绎不绝,他不仅被各地的求助者骂为骗子,而且受到黑社会的勒索、恐吓,以至于5家企业因此而倒闭。慈善家成了典型的弱势群体。

  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还不习惯与高尚的精神为伍。

  慈善本来是一种心境,是内生的精神需求。当一个人在自己并不富足的情况下,却知道奉献自己而慷概施与时,受到的却是媒体文字的嘲弄和庸众失去理智的索捐!今天的社会太过浮躁,社会心理太过功利、太过现实,邵建波与赵雪定阳光使命遭遇的尴尬,表征出这个时代的尴尬!

  遭遇尴尬的还有发布中国慈善榜的国际媒体。《福布斯》两周前正式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中国慈善榜。这是《福布斯》为中国富豪排名8年来,取消的第一张榜单。据《福布斯》中文版的官方说法,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成熟,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不愿公开其在慈善领域的贡献,增加了数据调查难度。

  中国慈善榜真正的尴尬在于:真正捐出巨款的却常常处事低调,不求闻达;把生命献给慈善事业的人因为善款少,而又无法称量;慈善榜上的慈善家往往会成为一般困顿无助的人索捐的对象,有的还成为政府官员关联学校团体的私人钱袋;每年拿出一定善款却道不清来源的人,又要以慈善的名义赚取更大的利益。许多捐款往往要的是慈善家这块招牌。这块招牌有时会形成比广告还要强势的品牌知名度,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慈善的根基在人心和精神。美国 1999年慈善机构获得的捐款总额为1900亿美元,其中85%的捐款来自普通民众,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而中国中华慈善总会每年的捐赠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我认识一个青年,节假日都奔忙在穷乡僻壤,为那里的孩子们去寻找生命的机会。他没有多少钱,但是他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救助需要救助者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光彩的。那些还在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而奋斗的人们,那些还在把自己的生命献身于慈善事业中的人,他们光彩照人。慈善是一种全民精神丰度的指示器。当慈善偏离了这个宗旨,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交换。

  在许多层面,中国慈善榜遭遇的尴尬,与中国富豪榜遭遇的尴尬事相类似。可是,《福布斯》并没有因为财富统计的不真实而放弃富豪榜。看来,《福布斯》放弃发布中国慈善榜可能另有原因。中国慈善事业既然是中国人精神丰度的指示器,就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和媒体机构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全身心投入以期提升中国人的福利层次。从这样的视角看,《福布斯》暂停发布中国慈善榜,有点短视了。

  德操在命运的抗争中更趋坚定。邵建波母亲被逼吐血住院,非但没有毁灭邵建波投身慈善事业的热情,反而让他更坚定投入的具体方向。或许,中国慈善精神正是需要在凌辱、磨难和挫折的比对和考验中生长发育。 (作者:王育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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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美国福布斯杂志日前宣布,由于慈善事业还未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共识,今年起取消中国富豪慈善排行榜。有观察指出,福布斯的措施比较委婉,事实上,由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中国人对慈善机构信任不够,一份调查显示,有近七成民众的捐赠方式甚至是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

  这是福布斯为中国富豪排名八年来取消的第一份排名。1999年福布斯杂志进军中国,推出首张中国富豪榜,一炮而红。2004年起,福布斯为中国慈善家排名。截至目前为止,已推出三张中国慈善家排行榜。

  《重庆商报》日前引述福布斯中文版市场总监张晓华说,中国慈善事业不如外国成熟,很多富豪捐赠方式隐秘,不少企业家保持低调,不愿公开对慈善事业的贡献,增加数据调查难度。

  张晓华表示,“我们认为,慈善事业还未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共识,气候不成熟。”海外捐赠比较透明,但一些中国企业家怕露富,不愿对外公布具体捐赠额。

  中国经济学专家梁小民认为,取消慈善榜是件好事,说明外国人对中国富豪排行榜“回归了一些理性”,外国慈善家如比尔盖茨等,都是在企业达到相当规模后开始做慈善事业。

  梁小民说,目前中国多数企业家需要将精力放在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家有了钱,可先考虑投入技术改造,让企业有规模,再考虑从事慈善事业。

  不过有观察指出,由于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中国慈善事业无法获得社会大众普遍信任,普通人对慈善机构信任不够,有近七成民众的捐赠方式甚至是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

  有学者称,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慈善事业这个被称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有力工具,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所熟悉和认同。但是,只有通过慈善组织做慈善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低,一般民众对慈善机构不太信任。

  由于慈善机制不健全和监管不到位,经常出现腐败现象,有人曾说:“赚钱不容易,宁可不捐,也不能把钱捐给腐败分子!”北大教授夏业良认为,捐款者应该能够查询到自己捐出的钱在哪里。“现在是靠政府的强制力量管着,不像国外的基金会,每一笔捐款都及时地放到网站上。”“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评价。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05/t20070508_533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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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民间慈善胡曼莉日前被审计部门揭发财务作假,涉嫌将孤儿作为发财工具敛财人民币一百多万元,云南丽江市政府将接管由胡曼莉主持的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现的51岁的胡曼莉是中华绿荫儿童村的创始者,因为抚养数百名孤儿而被称为“中国母亲”。

  胡曼莉于1999年以“美国妈妈联谊会”代理人的身份赴云南丽江,支持当地的孤儿学校。但近八年来,孤儿学校的管理尤其是对捐款的使用,被外界多次质疑。

  关于外界对她财富来源的猜测,是不是由于挪用了捐款,胡曼莉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她表示,她挣钱的途径是很多的,比如在瑞丽开的玉器加工店,一块玉的价格从毛石到成品可以翻无数倍。一直帮助她打理玉器生意的徐之江也拿出一块雕成佛手的玉坠介绍说,这块玉是他只花了100元钱淘到的,而现在至少卖到 3000元。

  胡曼莉还说,早期她就收购了不少红豆杉做的杯子,那时满大街都是,每个只要两三百元钱,但由于资源稀少,而且可以防治癌症,现在就是出一万元钱她都不会轻易卖。此外,她还利用朋友关系卖虫草、藏红花等,“当出现亏空的时候,我就只有拿自己的钱补进去,这就是我为什么有200多万元投资在孤儿学校的原因”。

  “为什么做慈善就必须要受穷?为什么就不能有小汽车?”胡曼莉对此很不解,“我不想做苦行僧。假如别人误解你,你就是打扮得像个乞丐人家也会说你是在装穷!”她表示,不管外界说她是天使还是巫婆,她都不在乎,惟一在乎的就是这些孩子。“我大不了就是名声臭了!臭就臭了,无所谓。最大的伤害是大部分孩子对社会不信任,他们一直在动摇和犹豫中长大。”据她介绍,媒体的报道出来后,许多捐助人都停止了捐助,最惨的时候账上只有300多元。“但我们总算熬过来了,就像政府给我们的评价一样,外面乱但里面没乱,学校还在正常运转”。

  但是,在云南丽江市政府日前审查丽江孤儿学校成立后的财务收支时发现,胡曼莉将约33万元社会捐款讲成是自己的个人捐款,不据实列出开支的数额也达33万元;在孤儿个人账户上仅凭存褶复印件提取资金近10万元;在支出中应按固定资产核算而未核算的资金40万元。审计还显示,在没有合法票据的情况下,丽江孤儿学校凭一般通用收据、付款证明单、商品调拨单等票据支出的金额达42万元。

  报道指出,云南丽江市政府将接管由胡曼莉主持的丽江民族孤儿学校。负责处理胡曼莉问题的一名丽江市政府官员表示,孤儿学校胡曼莉大权独揽,无人监督她,连负责财务的会计陈斌也是胡曼莉养大的孤儿。因此,当地审计部门无法肯定胡曼莉在审计前做甚么手脚。


  有分析称,中国民间尽管已有不少致力于慈善事业的人们,但政策的限制、法律的滞后、经验的缺乏、信用的不足仍使多数民间慈善组织处于比较幼稚的状态,更有一些居心叵测者借机混水摸鱼。

  这正如云南省侨联副主席李巨涛在分析胡曼莉事件时所说:“我宁愿相信胡曼莉在一开始养孤儿是出于好心,但是当媒体追捧她,当社会资源在她的手里越聚越多,又缺乏必要的制度监督时,个人的欲望就会被手中巨大的社会资源所唤起、催化,甚至失去节制。”

  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善款能得以善用,仍是慈善立法的一个重要价值追求。在这方面,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曾透露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两点新思路:慈善资金的使用必须体现捐赠人的意愿,要对慈善资金的使用效果进行考核。

  但中国目前的捐款免税制度手续繁杂,多头管理,鼓励作用有限,更遑论借此来监管了。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曾做过试验,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500元钱,尝试个人慈善申请免税,结果经历了十道程序、两个多月,才拿到了当月50元的免税证明。所以,改革慈善捐赠中的免税制度,应是慈善立法中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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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中国慈善,许多人都在质疑中国富豪们没有社会责任感,但鲜少有人去监督慈善基金。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日前就爆出一笔糊涂账,基金会宣布自己 2005全年只接受了8208元捐赠款。但有公司惊呼:不可能,光我们公司就捐了10万!基金会表示,那10万是管理费,不是捐赠款。

    同时,民政部数据显示,该基金会2005年有62万余元的现金流入。一年募捐仅八千却花掉62万,专家都觉得“不太正常”了。

    据新华网报道,浙大博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驻京负责人蔡晓在民政部网站上看到基金会一年只接受了8208元捐赠款后,向公众出示自己2006年12月从基金会获得的捐款收据,收据上写明,杭州浙大博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05年12月8日,向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捐赠10万元,用于“健康指导计划”。蔡晓指责基金会“这属于隐瞒捐款,我们不知道捐出的钱到哪里去了。”

    但基金会随后出面否认,基金会承认在2005年从博康公司收到十万元钱,但他们当时给蔡晓开具的是管理费的收据,而不属于捐款性质,基金会并出具收据存根,该存根内容为:“今收到浙大博康公司交来管理费十万元。”

    蔡晓手中的捐赠收据,则是他去年12月直接找到基金会的财务人员,说捐款后没有捐赠的发票,财务人员在没有询问基金会领导的情况下,直接给蔡晓开具了捐赠收据。基金会认为蔡晓时隔一年后才前去开具捐赠收据的做法是报复之举。但蔡晓坚持自己当初的十万元就是捐款,“要是管理费,他们怎么可能会给我开捐款的收据?”

    双方各自坚持,但根据民政部网站上公开的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该基金会2005年度有62万多元的“其它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这六十多万元基本上都是类似蔡晓管理费的收入。”基金会的财务人员称。

    从基金会的办公人员表上看,大约有十五名办公人员。基金会监事、秘书处主任主任说,这些员工都要开支,基金会的办公场地也是租来的,每年也需要不少钱。 “我们是纯公益性的组织,国家没有投一分钱,2005年我们亏蚀了数十万元,但我们为青少年的健康捐出去三十万元。”

    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夏业良就表示,8208元捐款、62万元其它现金,“这明显不太正常”。夏业良说,捐款者应该能够查询到自己捐出的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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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网讯】中国慈善事业无法获得社会大众普遍信任,北京一项调查报告发现,近79%的受访者曾经行善,但并非透过慈善机构,因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普通人对慈善机构信任不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由于中国慈善机制不健全和监管不到位,经常出现腐败现象,有人曾说:“赚钱不容易,宁可不捐也不能把钱捐给腐败分子!”北大教授夏业良认为,捐款者应该能够查询到自己捐出的钱在哪里。“现在是靠政府的强制力量管着,不像国外的基金会,每一笔捐款都及时地放到网站上。”

  据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慈善事业这个被称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有力工具,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民众所熟悉和认同。一项针对近五千人的调查指出,71.9%的受访者认为慈善事业人人有责,但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低,普通人对慈善机构信任不够。根据一项2006 年中国慈善榜统计显示,中国慈善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从2003年迄今,榜上排在前五十位的企业家,已经累计捐赠近人民币51亿元,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突发性灾难事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项目。

民众参与最多慈善方式是单位组织捐款

  但调查发现行善方式并非透过慈善机构,中国公众参与最多慈善的方式,是单位组织的捐款捐物占70.8%,其次是“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占67.6%和“买福利彩票”占54.7%,此外还有28.6%的人表示自己曾通过“捐献血液/骨髓”的方式表达过爱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对慈善二字给出了解释。他说,只有通过慈善组织做慈善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低,一般民众对慈善机构不太信任。这次调查印证了这种不信任,只有21.5%的人曾主动向基金会/公益组织捐款,64.5%的人甚至表示,如果手头有闲钱想用于慈善事业,他们宁可自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通过基金会。

社会不缺善心 缺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评价。

  民政部17日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各级民政部门共接收捐赠款35.2亿元,共有1922.4万人次受益。从统计数字看上去很乐观,近些年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邓国胜表示,中国所有慈善组织一年募集的善款总额,还比不上美国的一个福特基金会。他认为,造成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相对滞后、普通人对慈善组织信任不够等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慈善组织缺乏监督、善款用途不够透明,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上的定位,不是通过倡导的方式,而是利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慈善事业的发展。他说,比如很多单位都有对口扶贫的任务,这很容易让人厌烦。这不仅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会让普通人对慈善活动产生逆反心理,把做好事当做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一样应付过去。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在中国普通人做慈善比做投资更难,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方便地参与。他表示,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每个公民都能依照法律成立慈善组织,但目前在中国这还不可能做到。中国的慈善组织必须找到一个“婆婆”,挂靠在一个政府机构下面,才能成为合法组织。杨团指出,有些已经存在二十年的非政府组织(NGO)至今还无法注册,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愿意接收自己的主管部门。“哪里有那么多行政部门愿意管理一个慈善组织,为慈善组织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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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高速成长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滞后,中国每年募集的慈善资金不到100亿元人民币,还不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1%。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批中国民众目前缺乏慈善热情,但有分析人士认为,问题应归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与税收体系极大禁锢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美国之音称,慈善事业一向被视为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尺之一。在胡锦涛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发展慈善事业更是一个中国社会财富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扶助弱势群体的有力途径。

  中国SOS儿童村协会会长白益华说,中国政府对他们这个非盈利慈善组织给予扶助,提供建立儿童村的土地以及工作人员的工资,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儿童村发展到现在的九个。不过,他们的主要资金仍然依靠设在奥地利的总部,也有一些中国民众捐助的善款。

  白益华说:“比如说今年,我们就接到一个人的捐款,他看到儿童村的网站以后就给我们捐了三万块钱。另外还有不知名的。我们在北京的一些商店里设有捐助箱,也给我们捐助一些。另外像中国国内的一些企业也给儿童村捐助孩子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和用的东西。”

民众缺乏慈善热情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民众目前缺乏慈善热情,中国每年募集的慈善资金不到100亿元人民币,还不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1%,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慈善捐款比例。

  北京独立政治评论人士余杰说,这并不说明中国民众缺乏慈善为怀的文化。他说,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乡绅在灾荒年间舍粥赈灾是一种传统,但是这个好传统在1949年后被摧毁掉了,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主要从事慈善事业的宗教与非官方组织严加防范。

  他说:“当代中国缺乏宗教信仰,而且现在对中国宗教团体采取高压态势,而我知道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部份西方国家做慈善事业,宗教团体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中国的非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有相当大的一部份跟慈善事业有关,但是中共当局对这些组织也是采取防范、监视,非常害怕它们的发展。”

缺乏合理税收体系

  多年来致力于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胡佳说,他参与的慈善组织“爱源”就是一个帮助贫困乡村孤儿的非盈利组织。他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慈善捐助精神淡漠的原因之一是缺乏相关系统。

  他说:“中国在慈善捐助方面没有一个很好的政策体系,比如说个人慈善捐款和企业慈善捐款的打税问题,就会影响一些企业和个人在捐款方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着慈善捐助的流向。”

政府严控慈善捐助流向

  胡佳说,中国官方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儿童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国有基金会,并规定海外的大额捐款必须通过这些机构来运作。但是这些官方垄断的慈善机构往往官僚作风严重,善款没有用到实处。他还说,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诚信,希望工程的一些高层官员利用善款炒股,这一丑闻给中国的慈善事业造成极大的信任危机。

  中国富裕阶层迅速成长没有能够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捐赠物资80%来自海外,只有20%来自国内。中国富人拥有社会财富80%以上,但是他们对慈善事业捐赠所占的比例却少于15%。

富人无法捐献不义之财

  不过,批评人士表示,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之一,标价1188万元的宾利轿车和法国高挡葡萄酒在中国的销量最大。富人在住房、穿戴、捧明星,甚至包二奶、豪赌时一掷千金,但是却不愿意救助穷人。

  余杰说,除了中国缺乏相应机制,急待建立慈善捐款免税减税的税收制度之外,中国富人不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份人不是像西方的企业家那样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经营获取的财富,因此他们无法光明正大地把手中的不义之财作为善款捐献出去。

http://www.singtaonet.com/china/200702/t20070201_452879.html
到现在还相信官方机构,气死活该~~~~~~~~~~~~~~~
在中国没有关系,你就是穷死也没人理.